纳粹是如何折磨战俘的？
折磨的是日本人，德国人只是杀而已一般用毒气至于书上说的犹太多苦，多瘦....你也想想自己都照顾不好（德国资源贫乏）会好好待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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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从精神上摧毁了德国医学界
古往今来，身披白色长衫的医生护士，始终以救死扶生为天职，成为倍受世人尊敬的楷模之一。谁曾想到，20世纪30年代像瘟疫一般席卷德国的纳粹主义，以其有史以来罕见的异端邪说，摄取了数千万德国居民的灵魂，使他们沦为跟在纳粹侵略战车后面狂奔的炮灰。更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积极追随希特勒的大屠杀国策，甘心为虎作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大屠杀的方方面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可悲的是，其中就包括大批医生护士在内。
1933年1 月底，在德国全部52000 名获准开业的医生中，有2786名是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的正式成员。以后，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壕中的德国医生日见增多。纳粹统治后期，大约有 45 ％的德国医生，参加了纳粹党；10％左右的医生是党卫军的成员；三分之二的女护士加入纳粹党或其妇女组织——全德少女同盟。那么，究竟有多少德国医务人员堕落成为战犯呢？大致看来，有1000多名医生（其中350 多人曾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参与了“挑选”、死亡注射与活人试验；600 多人参与了“种族卫生”与“无痛死亡‘）和2000多名护士。
从犯罪行为看，他们大都参与了与”种族卫生“有关的各种罪恶活动。种族理论是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雅利安民族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才华，他们具有领导全世界的神圣职责，是不容置疑的统治民族。而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卑劣、无耻、恶毒。贪婪、淫荡的民族，他们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是必须立即加以根除的败类。吉普赛民族对人类的危害只比犹太人稍好一些，可以缓期执行死刑；斯拉夫民族不具备任何创造力，只有在雅利安人管理下，才不会对世界发生负面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只配当奴隶。世界上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种族间的不负责任的混交，德国妇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性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因此，纳粹的理论家告诉德国的医生护士，他们的首要任务还不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维护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
因此医务人员中的忠实党员应当不遗余力地从事以下四大任务：一是确保种族卫生，限制和缩小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最终使用医药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二是研究各种科学高效的杀人手段，尽快推进”最后解决“；三是对那些暂时还需要他们的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和苏军战俘、异族劳工，必须对他们实施强制绝育，确保他们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四是利用犹太人、茨冈人和斯拉夫人进行新技术、新疗法、新手术、新药品的实验，哪怕这些劣等种族在试验中死去。
上述3000多名医生护士，就是以上4 类非人道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参加者。”种族卫生“科学研究的全国性总负责人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他对雅利安民族的极端盲目崇拜，促使他于1935年创立了遗传研究基金会，作为全国各个相关研究单位的领导和协调机关。希姆莱自任基金会主席，秘书长则始终由党卫军上校沃尔弗洛姆·希维尔斯担任；最关键部门一科研部，由忠实的纳粹党徒、党卫军准将瓦尔特·乌斯特担任，他也是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大学校长。他们依靠一个由相关学术领域内第一流学者、专家组成的顾问班子提供咨询和参谋。以研究种族卫生为主旨，立时使该基金会在党卫军内部处于中心地位，该基金会也是党卫军内部最机密的机构，进入其本部和下属各个研究所工作的成员均须经过特殊审查，并进行忠诚宣誓。即使到了21世纪之初，该系统究竞从事过多少罪恶勾当，世人也未必全部知晓。遗传研究基金会成立不久，又建立了“人种研究中心”，它拥有50个分支研究机构，在其学术研究骨于中，大学教授和讲师占了很大比重，该中心的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214 名男性和179 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81名男性和141 名女性研究人员。这还不包括党卫军武装部队、三军以及私人工业企业部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战争爆发后，遗传基金研究会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又成为进行军事科学特别是军事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心。它与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为党卫军内部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其基本任务就是经常性地使用并非自愿的活人（主要是集中营囚犯和战俘）进行罪恶的非人道医学试验，而完全不考虑接受试验者的基本权利。纳粹的研究人员甚至设计出许多“终极试验”，即这些试验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试验对象死亡。纳粹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30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于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变得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
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人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个医生带领10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1000名妇女作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一霍斯特·舒曼。他使用爱克司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门格尔等纳粹医生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于到第三帝国覆灭。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国再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服务的：直至二战爆发前夕，德国始终未能研制出具有广泛开发前景的避孕药剂，而全靠从英国进口。
战争开始后，有眼光的德国垄断资本家发觉，开发研制国产避孕药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因此，他们不惜花费重金，委托许多纳粹医生和专家学者们积极进行开发。上述克劳贝格医生和门格尔医生都是直接的接受委托者。第二类医学试验的目的在于为纳粹德国的军事作战服务，并且是在武装部队或党卫军医学部门指导下由纳粹空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的高压仓和人体忍受低温极值的试验；纳粹海军在达豪集中营进行活人饮用海水可能性的试验。武装党卫军在布亨瓦尔特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伤寒、霍乱、天花。白喉以及黄热病的疫苗，同时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试验抗传染性黄疽病疫苗。党卫军的医生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利用女囚的身体试验治疗外伤的新手段，他们在试验对象身上故意制造创伤，再使用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从而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党卫军医生的试验还包括测试骨骼、肌肉、神经组织的再生能力以及接骨和骨骼移植；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测试人体抗御芥子气和碳酸氯气的方法，在布亨瓦尔特试验治疗黄磷烧灼人体和毒气弹损伤的新疗法。他们的试验当然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为此惨死，其中一些囚犯直至被烧成焦炭。因此，党卫军的医务人员被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生物学战士”。
党卫军的医生大部分在武装党卫军各正规部队供职，只有350 名左右被分配到各集中营工作，统归党卫军上校厄诺·罗令调遣使用。上述研究直接置于希姆莱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柏林，负责指导全国“科研”工作的是帝国卫生部专员卡尔·勃兰特和党卫军卫生处主任医师卡尔·格布哈特；协助此二人工作的是武装党卫军柏林卫生研究所所长约阿西姆·姆鲁果弗斯基。英美等盟国专司调查纳粹战犯罪行的机构提供的报告表明，参与纳粹集中营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共计350 人左右，他们进行“挑选”——把老、弱、病、残、孕等不适合劳动的囚犯挑出来，送往毒气室杀害；他们监督毒气室内的处决情况，发现有幸存者，则提醒有关党卫军把他们干掉；他们使用注射器直接杀害重病人和刚出世的犹太儿童；他们利用男女囚犯的身体，从事各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在所有的供职于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医生中，只有威廉·明希是一个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难得好人，他宁可受到党卫军处分，也断然拒绝参加“挑选”、死亡注射和活人试验
战后，几十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囚犯，听说他被美军占领当局列人战犯名单，急忙联名致信有关方面，坚决把他保释出来。而那另外的349 人，恐怕都是战犯或犯有罪责的人。除此之外，战犯还应包括那些虽不曾在集中营工作，但积极支持上述医生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医生，例如门格尔的恩师一奥特马尔·弗许尔。由于人们对白色工作服的传统理解，大致有半数左右的罪行达到战犯标准的纳粹医生逃脱了法网，至少是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受到应有的惩罚。
影片简介：2009年，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全世界流传。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又称「死亡天使」(the Angel of Death)的纳粹集中营医生，可能已经成功创造出金发碧眼的优秀人种。一名历史学家表示，他有证据证明，怪诞惊人的双胞胎实验也许并未在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画下句点。门格勒逃亡到南美洲，可能成功培育出亚利安(Aryan)优秀人种。在巴西内陆人口稀少的小镇中，竟出现了38对双胞胎，全是金发碧眼。据说在1960年代有一名德国医生四处游走医治病人，谣传他到处蒐集血液样本，在镇上女人身上做实验。根据当地人的说法，这些实验包括注射药剂、服药丸，甚至还有人工受精。
2、历史回顾及现况： 用生物制剂作为武器打击对手的概念可以追述到远早于19世纪产生的细菌致病理论以前的古罗马古希腊和波斯文明时代及中世纪时代。那时人们以为疾病与恶臭气味及其播散有关，故在战争中将腐败有恶臭的动物尸体扔入水中，企图通过污染对方饮水系统而导致对手患病，十二世纪意大利人巴巴罗沙甚至用腐败的人尸体污染敌方饮水源。而这一古老的方法直到19世纪美国内战时期仍被采用。到中世纪时，人们开始用因病死亡的人体抛弃到敌方城里以播散疾病而求得胜利，最著名的例子是14世纪塔塔尔人围攻Kaffa（现今的乌克兰境内的港口城市Feodossia）时将患鼠疫死亡的己方战士尸体扔入城内，有记载城内暴发了鼠疫，守军被迫弃城撤离。史学家推测，此后因染病逃亡的人们及患鼠随船外逃至其他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如威尼斯，Genoa及Constantinople等地从而导致14世纪中叶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第二次欧亚大陆鼠疫大流行。但有流行病学家对此结论存质疑。而确有年史纪录的则是18世纪（1754－1767）大不列颠北美总司令JeffreyAmherst勋爵建议使用天花来“消除”与之对抗的北美印地安人部落的敌对战斗力。1763年1月24日，联队长Ecuyer率所属部队故意将己方患天花病者使用的毛毯、手绢散发留弃给北美印地安人部落，其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这能达到预期效果”。不久在俄亥俄河谷区域的印地安人部落确实发生天花流行。在此时期，法国军队也曾采用类似方法对付过印地安人。这些可能是最早的有明确目的及具体方法手段并达到其目的生物战实例，也是西方文明史里的无耻黑暗一页。
19世纪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微生物学的开创、 细菌致病理论的建立、致病菌的分离培养技术的开创，使人们对疾病发生的病因尤其传染病的发生有了正确的认识，为后来的疾病防治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给心术不正之徒开了方便之门。生物武器的开发正式始于20世纪初一次大战时期，德国曾使用霍乱菌和鼠疫菌试图引发传染病，用炭疽及马鼻疽杆菌感染生畜并出口到俄国、罗马尼亚、美索波塔米亚和法国等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细菌和病理研究所就分离出德国所用的菌种，证实其使用生物制剂于战争。
一次大战结束后，鉴于化学及生物武器的应用带来惨烈可怖的结果，各国通过外交努力以求限制生产和使用大规模杀伤和毁灭性武器。于是有了1925年多国签署的日内瓦条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及其他毒剂以及细菌武器。但此条约并未触及对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储存，并且无国际间监督检查机制，而许多国家甚至还要求修改条款保留报复性使用的权力！签署此公约但仍进行细菌武器研制的国家有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波兰、及前苏联。而美国直到1975年才签署该公约。
在两此世界大战之间进行细菌战研究最积极且臭名远扬的要数日本的由细菌学专家军医Ishii Shiro领导负责的731细菌战部队及研究所了。其在中国东北的范平县建立了由150座建筑物群5个卫星小区，多达5000研究人员构成的大本营，并在长春、南京等地有分部。有资料显示在1932－1945年间，731部队用中国军人俘虏及平民囚犯做有关炭疽、脑膜炎、伤寒、霍乱和鼠疫等细菌的活体试验，至少杀死10，000多人！被苏联红军俘虏的该部负责人员交代曾在中国11个城市进行过12次大规模范围实地细菌战试验，手段包括直接喷洒霍乱菌污染水源、飞机播撒释放携带实验室培养的含鼠疫杆菌的跳蚤，每次空袭播撒含菌跳蚤多达1千5百万只！据当年报导资料，在1941年常德地区的细菌战试验，导致10，000以上中国人及日军自己部队人员约1700人伤亡，多数死于霍乱。
据说希特勒曾颁布命令禁止细菌武器研制，但在一些高级纳粹官员支持纵容下，德国一些科学家确实进行过细菌武器研制，尽管直到纳粹灭亡其也未能实用化。当时其主要目的尚不象日本是要在战争中作为主要武器使用，而主要是研究立克茨氏体及其他细菌的致病机理以及研制相应疫苗和磺铵药物。一些纳粹医生分别在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对犹太人和战俘注射立克茨氏体、甲肝病毒、疟原虫等病菌然后观察疫苗及试验药物的作用效果。仅有的一次战术应用生物武器是1945年5月德军对Bohamia西北的一个水库进行过投掷垃圾废物进行污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盟军却为防止德军生物战进攻而进行报复使用的生物武器开发研制，英国在苏格兰Gruinard群岛进行的投掷含炭疽杆菌芽孢细菌弹试验造成了该岛严重污染，英政府后来耗费巨资及人力，用了280余吨的福尔吗林液及2000多吨海水进行消毒，从1979年一直进行到1987年才彻底清除该岛土壤的炭疽污染！
美国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开发计划始于1942年，是由位于马里兰州的CampDetrick＾T（1956nian 重新命名为Fort Detrick）的非军方机构战争储备署（War ReserveService）领导进行的，生产基地在印地安纳州，试验基地在密西西比和犹它州。先后进行过炭疽、布氏杆菌细菌弹试验。但由于生产环节的安全措施不利，造成多次泄漏污染，难以大规模生产，使得美军未能在二战中实施，尽管当时已装配了约5千枚含炭疽芽孢的细菌弹。二战结束后该工厂关闭转为民用药厂，但基础研究和开发仍旧在马里兰进行。而且731部队人员如Ishii Shiro等因向美军交代有关细菌战技术资料而免于战犯起诉。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生物战研究开发计划得到发展，在阿肯色州Pine Bluff新建了具良好生物污染保护措施的得以大规模生产、储存及武器装配生产基地并于1954年正式生产。同时，相应的反生物战计划包括军队的防护生物武器袭击的疫苗、抗血清及抗生素生产也一并上马。用”自愿者“进行人活体试验始于1955年。陆军并采用无毒或低毒的普遍存在于环境的常见菌种在纽约、旧金山等城市进行过气溶胶播撒试验以研究在大范围条件下其效果及自然环境（如阳光中紫外线、不同气象条件）对气溶胶内菌种的影响。在这些地区，一度曾报告有可疑的常见菌种引起的感染率增高，并有死亡病例发生。被媒体暴光后，民众反应强烈，国会召集听证会，导致军方受到严厉指责并中止相关试验。从1943至1969年间，Fort Detrick共发生456 例与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相关的职业病例，3例死亡（2例为炭疽，1951和1958年，1例病毒性脑炎，1964），另有48例其他生产基地发生的职业病例但无人员死亡。这里不能不提到有争议的关于50年代初朝鲜战争时有关美军使用细菌战的问题。 中国、前苏联和北朝鲜都曾指控美军曾对中朝军队使用了细菌武器袭击， 并得到有关国际科学委员会（ISC）的调研和支持，但其报告为北朝鲜和中国政府严加控制予以发表的。而美国当时承认有进行生物战的能力但否认使用过细菌武器，并要求进行公正的调查。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曾介入提出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组进行调查，但从未得到中、朝政府回应，WHO的提议并被认为是欲进行间谍活动的企图。结果美国及其他15个国家向联合国提议组成一个中立的调查团进行调查，但此提议被前苏联否决。此后的冷战时代，美苏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口水战，相互指控对方进行过细菌战。如美国对加拿大爱斯基摩人试用过鼠疫菌、对古巴、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及越南等使用过进攻性细菌武器，苏联在阿富汗也用过用细菌武器等等。但所有的指控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或是所谓的证据相互矛盾。直到1969－70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美国中止进攻性生物武器研究开发计划的总统令，研究计划严格地仅限于防御性范围，如针对生物武器袭击的诊断试剂、疫苗、及治疗药剂。所有的生物武器包括储备的制剂及投放设施在联邦政府农业部、卫生总署、以及阿肯色州、科罗拉多州、和马里兰州政府有关部门的主持监督下与以销毁。
早在冷战时代之前的二十年代，列宁已认识到生物武器的战略价值，前苏联自那时即已开始进行实验研究，并于二次大战后建立了现代化的生物武器研究开发工业。其在一秘密部门BIOPREPARAT领导由国防部直接控制，以民用生物工程研究机构为掩护进行活动。领导人为科学家身份出现的尤利。卡里宁将军，有5－6万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科技人员，其总经费的85％用于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开发生产。其保密程度甚至超过核武器研制部门。研究方向是应用基因工程生物技术改变增强致病菌的致病毒力、产生毒素的能力、对已知抗菌素的抵抗力、及在储存和气溶胶状态下的生存力。并研制了可由巡航导弹投放的设备。其甚至研究制备出新的嵌合体菌种，如天花和依波拉病毒的杂交毒株！前苏联生产了约30余吨炭疽芽孢，20余吨天花病毒。据悉，其可进行天花和鼠疫的战略性细菌战攻击。70年代前苏联KGB曾多次使用过由形似雨伞的刺杀装置发射致死性毒素蓖麻碱谋杀叛逃或旅居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保加利亚人乔治。马尔克夫即被害死，而弗拉基米尔。科斯妥夫幸免于难，据信另有六起谋杀案与此类似。前苏联生物武器计划的可怕内幕的暴露是由于1979年4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现今EKATERINBURG，俄国）上风头4公里外的生物武器工厂过滤系统障碍导致大量炭疽芽孢气溶胶雾泄漏，引起该市发生至少79例炭疽病，其中68例死于吸入性肺炭疽病。而距工厂远至50公里处也有大量牲畜发病死于炭疽。苏联当局对外宣称是由于食用污染的肉制品所致，直到10多年后的1992年，俄国前总统叶利钦才公开承认是意外泄漏事故所致！虽然叶利钦曾宣称要中止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开发，但其真实程度无人知晓，1995年美海军情报分析部门认为俄国还至少有2－3万人仍在从事生物武器研制开发。1999年，一位叛逃到美国的前BIOPREPARAT高级负责人肯。阿历伯克出版了一本题为“Bioharzard：The chilling True Story of The Largest CovertBiologicalWeaponsProgram，Told from the Inside by the Man Who Ran it”（蓝灯书屋）进一步揭开了铁幕后的可怖真面目。其声称1988年，戈尔巴乔夫就签署命令将携带有炭疽芽孢及其他生物制剂弹头的SS－18 洲际弹道导弹瞄准美国的纽约、洛杉矶、西亚图和芝加哥。其研制开发生产出多种具广泛抗药能力的炭疽芽孢，以及鼠疫菌、兔热杆菌、马鼻疽杆菌、天花病毒、森林脑炎病毒等，并声称在阿富汗试用过马鼻疽杆菌。前苏联解体后，过去的BIOPREPARAT依然在俄国当局保护下继续进行生物武器研制开发和生产。然而由于俄国经济崩溃，其必然也受严重影响。美国克林顿政府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为防止其研究人员和技术及武器外流到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手里，为俄国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助其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系统的安全维护和人员的稳定。但这些经济资助是否又转眼用于进一步武器研制开发，谁也不敢肯定说不，甚至有情报分析认为尤利。卡里宁将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经费用于在外层空间进行生物武器研制。所以，美国国内从国会、军方、学术界及普通民众都颇有置疑，认为为俄国经济输血是养了一条毒蛇。
海湾战争之前美情报部门就认为大约自1974年以来，伊拉克已开始积极进行生物武器的研制开发并达到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程度，其大量生产产品包括炭疽芽孢、气性坏疽梭状杆菌芽孢2种细菌，肉毒杆菌毒素、蓖麻碱毒素等4种生物毒素，及5种病毒和1种霉菌。据估计自1989年大规模生产开始已制备：8千升炭疽芽孢溶液（含炭疽芽孢109／ml），其中6千升已武器化（即填装于运载武器弹头内，50枚400磅R－400弹头）；生产了340升气性坏疽梭状杆菌芽孢溶液；2千2百升黄曲霉毒素（7枚R－400弹头）；2万升肉毒杆菌毒素，其中1万2千升已武器化（100枚R－400弹头）。所有弹头分两处储藏可随时启用。伊拉克并用苏制射程300公里的SCUD导弹改造成射程达600公里可携带投射生物弹头的运载工具其中13枚带肉毒杆菌毒素，2枚带炭疽芽孢，10枚黄曲霉毒素生物弹头。另有数目不详的可发射生物弹头的火箭炮。1991年1月伊拉克还进行了改装的可携带2200升气溶胶罐进行远程生物战攻击的米格21战斗轰炸机模拟（用非致病菌）播撒试验。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没敢使用生物武器有多方面因素，如恐惧美国核报复、其气象台站尽数被摧毁无法预测气象条件尤其风向风速等参数以指导伊军进行生物战攻击，还有其武器系统的安全稳定性并不可靠等等。虽然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在联合国特别检查委员会及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监督下被迫销毁其已拥有的生物弹头及运载工具，但在此过程中其做了不少手脚，并未完全按要求程序进行销毁，有转移隐藏其制造设备和装置的极大嫌疑。目前联合国特别检查委员会及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及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拉克仍在进行大规模杀伤武器研制开发计划，只不过隐藏的更深，在核子、化学和生物武器中，大概后者最有可能第一个重新恢复达到海湾战争之前水平，而其所需时间大约仅仅6－12月之内。
近10余年内已知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有：1984年9月美国Oregon，Dalles镇发生的宗教极端分子在2个餐馆的沙拉台里播撒了沙门氏伤寒杆菌导致该镇751人患急性肠炎，其／中45人需入院治疗。此行为目的是为阻止该镇镇民投票表决否定该组织在镇里建立该教派总部！另一起是1996年10月在德克萨斯州某大医学中心的一个实验室12个工作人员发生食物中毒，经化验检查是志贺氏2型痢疾杆菌污染食品柜内点心所致。根据各方面调查研究认为是一起人为的生物袭击报复行为，此事至今仍未破案。还有一起著名的案件就是由麻原为首的奥姆邪教在日本东京地铁进行的沙林毒气袭击，在此事件中及之后，其同时在东京8处地点播撒了炭疽芽孢，但由于不明原因，炭疽芽孢并未造成伤害后果。在其后警方的搜查中令人惊讶地发现该邪教确拥有炭疽芽孢等生物制剂并已制定了生物恐怖袭击的行动计划和具体实施手段。
盖世太保驻荷兰的最高首领汉斯·罗德，正是在他的直接命令下，《安妮日记》的作者、一位年仅14岁的犹太天才少女安妮·弗兰克及其一家被抓进集中营，并因非人待遇被折磨致死，只有其父一人死里逃生。其次，在组织和领导令人发指的纳粹灭绝营的战犯中，奥地利人也曾大显身手：波兰总督区内三大灭绝营——特列勃林卡、索比堡和贝乌泽茨的总指挥，就是奥地利人格罗波赤尼克，经他一手策划和亲自指挥，至少有125 万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犹太居民惨遭杀害。
上述特列勃林卡灭绝营，是纳粹建立的十几个灭绝营中最大的一个，在二年左右时间内，竟有70万犹太人被赶人毒气室杀死，仅有9 人因种种意外幸免于难。其司令官是奥地利纳粹分子弗兰茨·施坦格尔。还有一个嗜杀成瘾的奥地利纳粹头目——伊姆加德·埃贝尔。他学的专业是医学，职业是医生，但实际于的却是杀人勾当。他担任特列勃林卡灭绝营司令官期间（系施坦格尔的前任），仅在1942年8 月，就下令屠杀了21．5 万名囚犯。以后担任贝恩堡灭绝营长官时，又指令纳粹医生和护士用毒气和注射毒剂的手段，杀死了大约5 万名重病人。在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罪恶行动中，第一线总负责人是艾希曼，而他的第一助手阿洛伊斯·布鲁纳就是奥地利人。从1938年到1944年底，他追随艾希曼或亲自到被占领各国驱逐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经他本人驱赶的犹太人，至少达到128500人。再有一个是曾被第三帝国吹捧为传奇英雄的奥托·斯科尔兹内。他是党卫军上校，中央保安总局高级官员。
有三件事突出地反映出他的过人才于；对盟国而言，当然也就是他的严重罪行。
其一，他曾受希特勒本人的重托，率领一支由18人组成的精悍小分队，乘坐直升飞机，于1943年9 月12日中午避开意大利军队的多重防线，制服了看守监所的250 名意大利士兵，从设在亚平宁山主峰大萨索峰上悬崖峭壁之间的关押室内救走了纳粹德国的头号盟友墨索里尼。
其二，1944年10月，当希特勒秘密获悉他的匈牙利伙伴霍尔蒂准备背叛轴心国，与苏联签定停战协定时，他再一次召见了自己的奥地利老乡斯科尔兹内。后者果然又一回不辱使命，他暗中潜人布达佩斯，在几乎一枪未发的情况下，生擒了霍尔蒂及其子米克洛什还有他们在军队中的台柱子一第一军团司令鲍伊考，并把他们押送回德国；从而使匈牙利在纳粹德国的战车上继续驱驰了4 个月。
其三，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战役中，他带领一支近千人的精通英语的别动队，身着美国军装，冒充美军在各个交通要道指挥交通，并散布谣言、制造事故，造成美军大量兵员和物资走人歧途，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德军在战役初期的顺利推进。战后，美军执法部门将他抓获。出于对特工才干的爱惜和争取，并未给予他应有的惩罚。出狱后，他进行了整容手术，人们长期未能发现他的踪迹。
另一个罪不容诛的刽子手头目是爱德华·罗施曼，1908年8 月25日生于奥地利的格拉茨城，同样是奥地利人。其父是一位酿酒工人。从格拉茨的中学毕业后，未能通过进入法律学院的考试，只好在其父的工厂里当一名酿酒工人。1937年他参加了当时处于被取缔状态的奥地利纳粹党和党卫军。一年以后，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罗施曼作为一名老党员受到迅速提升的犒赏。1939年二战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武装党卫军，并被送往德国接受军事训练。1940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后，他在武装党卫军驻法国的一支部队中服役。1940年12月，他从法国被调回柏林。1941年1 月，罗施曼奉命调至帝国保安总局三局保安勤务处。1941年7 月，根据帝国保安总局的派遣，罗施曼抵达里加，在此建立了驻拉托维亚的第一支特别行动队特遣支队；同年8 月，他出任里加犹太区司令官，直至1944年10月回柏林党卫军总部工作为止。在此期间，他至少应对8 万名来自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犹太人被杀害负有直接的责任。故此，他被囚犯们冠以“里加的屠夫‘的绰号。从1943年秋天开始，按照帝国保安总局的命令，罗施曼又着手销毁罪证，他强令数千名犹太囚犯日夜加班地把被枪杀的8 万具犹太人的尸体挖掘出来，架在木柴上焚烧或者用生石灰铺在尸体上面，把尸体烧成骷髅。1944年春天，当这项工作基本完成后，罗施曼又下令毁灭里加犹太区，居住在里面的3 万名犹太人绝大部分被枪毙，只有极少数人被押送到德国西部的那些集中营。1945年春末，罗施曼化装成一个德国陆军下士，潜回家乡奥地利。战后，东欧好几个国家将他列人战犯名单。
影片直到结束都是没有公布答案。
医生自言自语地重复了谜语的最后一句“鸭子”之后，失望地用拳头重重地打在桌上，蜷曲的身影满怀深深的痛苦与无奈,在纳粹巨大阴影下的渺小的无奈。
鸭子——纳粹党、鸭嘴兽——犹太人、嘎嘎嘎——德语。
扩展资料：
1、圭多（演员：罗伯托·贝尼尼）
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但心地善良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来到阿雷佐小镇，途中邂逅多拉，两人终成眷属。但是好景不长，圭多和儿子因犹太血统被强行送往集中营。圭多不愿让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悲惨的阴影，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他骗儿子这只是一场游戏。他以游戏的方式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自己却惨死在纳粹的枪口下。
2、多拉（演员：尼可莱塔·布拉斯基）
多拉是一位美丽的意大利女教师，圭多使用各种方式希望追到她，而多拉则是已经有了婚约，不过圭多仍在多拉的生活中添加了许多惊奇，多拉也渐渐爱上圭多，两人结婚后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但是不久后，她的丈夫和儿子就被抓进集中营做苦役，多拉则因是女人而被送到女子集中营。最后美军抵达，多拉与儿子重逢。
3、乔舒亚（演员：乔治·坎塔里尼）
他乖巧可爱，原本和父母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来因为有犹太人的血统而与父亲一起被送往了集中营。在德军投降的前一晚，父亲为了不让乔舒亚受害，编游戏让乔舒亚躲到箱子当中，慢慢等待美军的到来，乔舒亚照做了。翌日，美军抵达，乔舒亚按照与爸爸的约定从箱子中出来，他见到了美军的坦克，并且也与母亲重逢。
4、鲁道夫（演员：Amerigo Fontani）
多拉的前男友。多拉很讨厌他，因此常和圭多在一起。鲁道夫一厢情愿地举办和多拉的订婚晚会，圭多巧妙地使多拉摆脱了鲁道夫的纠缠，之后鲁道夫与多拉分手。
参考资料：美丽人生——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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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纳粹医生
作者：[美]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译者：王毅
豆瓣评分：8.3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6-10
页数：700
内容简介：
《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作者简介：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Robert Jay Lifton 是约翰·杰伊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著名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他广受好评的众多著述中包括《生中之死：广岛幸存者》(美国国家图书奖)、《断裂之联结：死亡与生命的延续》、《多变之人》和《毁灭这个世界来拯救它》。
德军前期还是在占领区“军民分别”的。但是慢慢就不行了，譬如德军在乌克兰，因为魔头希特勒认为斯拉夫人是低下种族，而且禁止德军士兵强暴当地人，因为按希特勒的理论，他不希望日耳曼人的血统受到他所谓“斯拉夫人的污染”。
反观苏军，他们不止是在德国，而是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烧杀抢奸无恶不作。因为在他们眼中德国是战败国，而其他国家是苏军帮忙“解放”的，所以我取得一些回报是“理所应当”的。
当然是日本人。
您说概念非常正确，是“纳粹屠杀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屠杀犹太人”。在二战中，真正犯下累累罪行的往往是纳粹党成员。而您可以查查当时的德国元帅中有几个纳粹党成员。而真正负责屠杀犹太人的部队基本上是党卫军。
看过《兄弟连》么？当时的描述的很真实。当时纳粹对犹太集中营的事儿保密做得非常好。当美国将集中营的真相暴露在世人面前时，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和武装部队的反应是——震惊、羞愧。因此才发生了勃兰特总理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为德国的在二战中的罪行下跪一幕。而且直到今天，德国对其在二战中的罪行供认不讳，始终对周边受到其侵略的国家持有一颗赎罪的心。因此，才这么快地和法国、比利时等周边国家打成谅解。
我尊重德国人，打仗谁也打不过他们，经济谁也超不过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整体国民的理性。
以下资料来源于《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纳粹战犯史鉴》该书（2002版）：
二战期间，盟国战俘特别是苏联战俘也早于犹太民族而遭到系统的大屠杀，这类的集体屠杀始于1941年夏。
整个战争期间，惨遭纳粹分子毒手——直接杀害或蓄意谋害致死的盟国战俘，数量大约150 万以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580 万苏军官兵遭到合围。突围失利后成为德军的战俘。由于苏联政府未曾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纳粹当局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不肯给予苏军战俘以应有的战俘待遇。多方面的档案材料已经证实，无论是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还是党卫军、盖世太保当局，均曾下达秘密指令杀害不肯屈服就范的苏军战俘。1941年3 月，纳粹德国对苏进攻前夕，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秉承希特勒的意图，制定了“特殊纲领”，其中规定：对苏军战俘中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政委，一经发现即可就地处决。1941年11月9 日，盖世太保的总头目海因利希·密勒对其部下发布指示：苏军战俘中凡明显不能干活或不能进行短暂行军者，今后不必送往集中营处死，允许对其就地处决。1942年初，德军大本营战俘事务局在柏林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由该局局长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主持，议题是讨论如何处置那些因病弱伤残而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苏军战俘。许多出席该会议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医生均声称，应该把这样的俘虏集中在营地或战地医院，并且把他们毒死。根据会议精神，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下达命令，把丧失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战俘处死，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医务人员。至迟到同年夏天，“毒死俄国战俘的办法已经被付诸实施”。此举给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官兵对苏军战俘大开杀戒提供了堂而皇之的依据，导致无数起虐待、折磨、拷打、杀害苏军战俘的事件。仅在白俄罗斯，就有70多万战俘被德军以各种方式虐杀。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德国陆军驻白俄罗斯部队司令官古斯塔夫·弗雷海尔将军、纳粹中央保安总局驻白俄罗斯警察长官爱德华·瓦格纳将军和盖世太保驻明斯克地区首领盖奥尔格·豪泽尔。
纳粹分子大肆杀害盟军战俘特别是苏军战俘的罪恶行经，大部分是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内完成的。在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苏军战俘作为极端的异己势力被蓄意大量杀害。1941年9 月3 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部门负责人、党卫军上尉弗利奇，在主营进行新型毒气奇克隆—B 的功能试验。他挑选出来的试验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600 名苏军战俘和250 名波兰重病囚犯。集中营当局还故意加重苏军战俘的劳动强度，削减其营养标准，甚至只因轻微的过错，就把他们作为对抗当局、破坏营内秩序的罪名送往政治部严刑拷打，直至大批处决。从1941年8 月到1945年初，仅在奥斯维辛一处，非正常死亡的苏军战俘即多达15万人以上。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纳粹医生还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简便易行且不易为受害者觉察的日常杀人方法，专门以苏军战俘为对象：每天，都有一批苏军战俘接到通知，要求他们逐个进入医疗所测量身高。一进入指定房间，站好位置后，医生就开始按电钮。不过，落到他们头顶上的不是卡尺，而是一块急速下降的下端极为尖锐的圆锥型大铁块，一经扎人脑颅，就造成测量者当场毙命。党卫军护士只需拉走尸体，再擦去少许溅在墙上、地上的血迹，就笑盈盈地叫喊下一个受害者进来接受检测。每天，受害者的数量都往往在5 人以上。
在斯莫棱斯克，德国军医舍姆、盖特勒、米勒、奥特、施泰芬、瓦格纳，在其他军医部门人员协助下，在给予新药的幌子下，对被俘的苏军官兵肆意进行各种医学试验。其后，又通过注射砒霜和羊角拗质等剧毒制剂将他们杀害。驻扎在斯莫棱斯克的德军第551 战地医院卫生员莫迪什，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段杀害了24个苏军伤病战俘。此外，他还从6 —8 岁的苏联儿童身上抽取大量血液输入到德军伤员体内，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大量因过度失血死去。在1944年8 月开始的华沙起义中，不少德军军医也对战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德军在华沙切尔尼亚科夫斯卡大街的奇特罗恩工厂俘获了一个起义者的医院，德国军医舒尔策发现了两名需要立即进行手术的重伤员。然而，他不但拒绝给他们做手术，反而掏出手枪将2 人击毙。至于德军枪杀被俘的盟军医院军医和护士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在德国三军对被俘人员实施人体试验的罪行中，空军是最积极、参与最广泛的一家。在空军医务系统内，上至空军元帅米尔希、医务总教授希普克博士，下至军医中尉奥斯卡·施罗德，许多医生、教授、博士都参与了使用集中营囚犯进行高压仓试验和冷冻试验的残暴行为，他们的“科学研究”直接造成至少数以百计的战俘痛苦不堪地死亡。
苏军战俘尤其是其中的女战俘，还被大量用于代替豚鼠作为惨无人道的活人试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布纳分营，纳粹的医生、药剂师和化学家，使用苏军女战俘进行新药和新型制剂的试验，每次被试验人数都在100 人以上。此前，这些新药和新试剂往往未经任何动物试验，因此带有极大的风险。从战后盟国人员掌握的部分材料分析，至少有三批接受注射荷尔蒙新型制剂的苏军女战俘在经过注射后数日内全部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50 人、170 人和200 人。另有确凿证据证实，至少有数十名年龄在26岁以下的苏军被俘女官兵，被送进奥斯维辛主营出号楼，接受舒曼和克劳贝格医生的绝育试验手术，并在多次试验后，因不再具有试验价值，而被驱赶到比克瑙分营的几个毒气室杀害。在布亨瓦尔特、达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苏军女战俘在经历其他种类的医学试验后，又被特列宾斯基等纳粹医生注射毒剂杀死灭口。有些面貌出众的女战俘，还被集中营当局选中，强迫她们在营中妓院充当营妓。其中染上性病的不幸者或被迫怀孕者，最后依然逃脱不了被毒杀的悲惨命运。
1944年11月，纳粹德军奉命将手中的所有苏军战俘移交给盖世太保。此举进一步加快了苏军战俘被杀害的规模和速度。
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希姆莱对其手下肆意杀害苏军战俘的行为持纵容和支持的态度。1944年9 月，他竟亲临毛特豪森集中营视察，观赏集中营司令官特意为他安排的一场“处死50名苏军军官的精彩表演”。到战争结束，被纳粹德军俘虏的580 万苏军战俘中，除100 多万人参加了卖国贼安德烈·弗拉索夫的伪军——俄罗斯民族解放军或充当纳粹集中营看守外，只有100 多万人幸存，另外的300 多万人全部被有组织地杀害或死于疾病与饥寒交迫。
美、英以及西欧国家落入纳粹德国手中的战俘，其生活待遇一般来讲要明显优越于苏军战俘，但也多次遭到被杀害的结局。突出的一例是47名美、英、荷兰被俘飞行员的悲惨境遇。1944年夏天，上述47名飞行员在对德国的一次轰炸中飞机被击落，跳伞后被俘。他们全部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并押送到素以杀害战俘闻名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执行死刑。集中营司令官马克斯·齐莱斯认为，无论使用枪决还是绞刑，都对飞行员们太便宜了。他于是采用了一种让他们吃尽苦头的处决办法，送他们去采石场做工，让不堪忍受的苦役和毒打把他们慢慢地折磨死。他们惨死的情景是后来由幸存的战俘讲述的：毛特豪森集中营的采石场是一个巨大的盆地，从地面上有一条用80块粗糙的大岩石块垒起的阶梯通往盆地底部。这47名空军战俘，每天光着脚，只穿衬衣和短裤，有的光着膀子。他们抱着或扛着25公斤到30公斤重的石块，沿着石台阶往上走，时不时地饱尝拳打脚踢，甚至被有意投下的石块砸伤。搬到地面还来不及放下，就又被赶下去，强迫他们搬一块比前一回更重的大石块。这样折腾了一天，到晚上收工时，已有21人活活累死。次日，党卫军又用同样的手法对付还活着的人。到第二天晚上，就只剩下一个活人了。
闻知战友们惨遭杀害，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萨冈分部“3 号空军战俘营”的数百名美英飞行员决定越狱。他们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挖通了1 条越狱隧道。1945年3 月24日，80名英国飞行员越狱成功。希特勒闻讯大怒，亲自下令杀害敢于逃跑的飞行员。3 月26日，盖世太保总头子缪勒下命令给布雷斯劳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突击队中队长沙尔贝文克，要他执行杀害重新被捕的飞行员的任务。尽管不少纳粹大员出面做希特勒的工作，还是有50名飞行员被杀害。这就是二战中有名的萨冈事件。战后，这两起惨案的罪魁祸首、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官马克斯·齐莱斯及其主要帮凶，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在布亨瓦尔特集中营，几十名文身的法国年轻战俘被集中营司令官汉斯·科赫的妻子伊尔丝挑选出来。她以注射防疫针的幌子给他们注射了致命的毒剂。其实，这些法国青年完全是无辜的，伊尔丝之所以杀害他们，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剥取他们的人皮，去制作各种工艺品，以满足自己酷爱“艺术”的嗜好。
在纳茨维勒集中营，汉斯·罗德等纳粹医生甚至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抓获到盟军的女官兵，一律使用注射毒剂的办法处死。为此，战后盟军法庭曾对这些沦为战犯的纳粹医生进行过严正的审判，直至判处死刑。这就是闻名欧洲的纳茨维勒集中营罪犯审判案。
另外所谓的“国军优待日军俘虏”是不准确的。
真实情况如下：
抗战期间除了八路军、新四军有战俘纪律以外，其余的国军部队，对待日军战俘一点都不比苏联红军逊色，经常是一次会战下来抓住的俘虏只有区区几人或者数十人。日军士兵信奉“武士道”死战不降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即使有日军战场缴械投降，常常也逃不脱被就地处决的命运。很多时候，国军士兵抓到日俘后，就地砍头、剖腹、活埋、火烧，直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滇西反攻中，日军的负隅顽抗使国军蒙受极大伤亡，国军士兵恼怒万分，将活捉的日俘全部脱光衣服，挑断手脚筋，用荆棘缠身，钉在树上。他们以为那些日本人会死了，结果没死，然后就挖出眼睛，割掉鼻子和耳朵，把嘴巴打上洞，用树枝穿过去上下嘴唇缝起来；还没死，就开始剥日本人的脸上的皮，即使这样，那些日本人往往也要六七天左右才死。。。史沫特莱在《中国在反击》一书中记述，国军士兵在武汉保卫战中，对举手投降告饶的日军从来不喊“交枪不杀”，而是高喊“杀----”一个活的也不留。台儿庄会战，我军俘虏了30多名日本士兵。为了让老百姓见识一下日军的狰狞面目，蒋委员长命令押送到武汉，拴在电线杆子上示众。后被愤怒的市民乱石砸死。1941年冬天，我廖磊部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鸡公山，端了日军一个野战医院，日本女护士被国军QJ后干掉。日本伤兵被杀掉。日军在中国很少主动投降的。除了武士道精神毒害以外，中国军队不接受其投降，也是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