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二位皇帝最后的去向

宣德炉由于其仿古代名器造型制作和器物中掺入名贵金属而闻名，所以是历代工艺匠热衷仿制的对象。世上的真炉和仿品随着年代的推移，后人已经难以判别，并经朝代更迭，战乱和外国殖民者的入侵，散失和销毁了大量的器物，留存于世的已经不多，越发显得珍贵。

有传说：现在已没了真品，留下的质量好的多是明中期到清中期三百年之间制作的仿品。反正笔者是没见过真的，没比较；甚至有人都怀疑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几件国宝都是假的，现藏于大英帝国博物馆的几件藏品也是假的，这笔者就不敢苟同了。现在世面上假的多了，真的也变成假的了，这就印证了“假似真来，真亦假”这句话。难到蒋介石什么家当都扔了，就舍不得这几斤铜吗？难到英国殖民者看到中国人用铜香炉拜佛，也叫英国铜匠做几个出来拜拜圣母玛丽亚？

现在的世道，说假话不上税，说真话要负责任。专家对古董的判别只要说假的，大多数人都赞同，因为他们没有，这是妒忌；只要说真的，就要召来非议，有损专家形象，或者被人疑为“翘边”。质量差的，说成是假的，质量好的，说成是仿的，反正你也没见过真的，如果见过，也不会拿来鉴别，这就是玩古玩的窍门。

今天笔者要以一种比较科学的说法来改变人们对宣德炉真伪判断的观点：即科学的密度检测法，并辅助两点配合判别。

一﹑密度检测法

宣德炉是用铜铸成，铜这种物质的密度为8.9，溶点1184℃。宣德炉是否为纯铜铸成，回答肯定是不，那么纯度是多少呢？没人测定，高于95%还是低于95%，或者更低，它肯定还含有金属锡﹑锌﹑铅﹑铁等元素，那么它的密度一定不到8.9。

我们的先人早在3000多年前就知道用金属锡溶入铜溶液中，生成青铜做器皿，用金属锌溶入铜溶液中，生成黄铜。金属锡的密度为5.75，溶点为232℃，金属锌的密度为7.14，溶点为419℃。而青铜合金的密度因掺合的比例不同而不同，溶点大约在摄氏700～800℃之间，黄铜的溶点也在1000℃左右。

据史记载，宣德炉所用之铜是从暹逻国而来，共31650斤，添加了黄金640斤，白银2880斤，一批制作了3000件器物。在这批器物的制作过程中，对铜的钝度要求是比较高的，经6炼或12炼才得以铸制，也就是说先把原料加热到250℃，把溶点低的金属锡溶液沥掉（史书记载用铁筛网，铁的溶点为1535℃），把原料再加热到450℃，把金属锌溶液沥掉，以此类推，把溶点低于铜溶点的其它金属溶液全部沥掉，再加热到1200℃左右时滤掉（把不要的液体清除称沥，把不要的固体清除称滤）比铜溶点高的金属。而得到比较纯的铜。但这种解释要有个前提，从暹逻国进口的是铜矿粉而不是铜材，经12炼之后只得4成就能说明原料的优劣（我国从赞比亚进口的选精铜矿和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选精铁矿的出铜和出铁率都在65%以上），何况明朝前期的冶炼术，还只能冶炼铜合金，不能还原铜合金，就是现代溶炉冶炼技术，要把某些元素从溶液中分离出来也还是很困难的。

但是笔者在此要说明的不是明朝前期的冶炼术，而是31680斤风磨铜经12炼后只得4成，也就是12672斤。我们现在假设这组数字的铜都是100%的纯铜，密度都为8.9（事实是不可能的，4个9的黄金还含有万分之一的铜元素），那么计算出的铜﹑银﹑金合金的密度分别为9.10和9.36。笔者据此提出一个新的论点，凡测得宣德炉密度在8.9～9.36之间的和底下铭款注有宣德年制的炉，都是真品，考虑到以上三种单质的原有纯度，笔者可大胆推论，凡密度接近8.9的炉，如密度在8.85以上的，都可视为真品。

有人会提出，后人仿制也掺入重密度的金属，也能以假乱真。这有没有可能呢？会，但可能性很小，以两点说明：①高密度的金属只有铅廉价，但铅铜合金的铜材表面氧化后会发黑，一看便知，蒙不了人；②除了皇帝老儿肯一掷千金的把金银混入铜中铸器之外，别人是舍不得的。仿造还是作假，都是为名利而来，为名：那些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皇孙贵族如果要仿，也是少量的，真的添加了金银，那器物就不亚于宣德年的制品，从明中期到末期的仿品制作工艺来看，远远超过宣德年间。为利：作假者在制品中决不会添加金银，否侧不是亏了吗？

因第一批3000件含金银器物得到宣德帝的肯定（平均每件器物重4斤），同年被令加铸（史料记载）15000件。此批器物大多数是大型的，都是实用型的，不含有金银，但添加了从日本进口的13600斤锌，6400斤铅，800斤红铜（比较纯的铜），640斤锡，溶炼成黄铜浇铸。这两批18000件就是有名的宣德铜器真品。到现在是不是都遗失了呢？笔者认为还大量存在，特别是大型器物，因仿的人少，存世的真品就多，象炉这种小件，因从成本上﹑工艺上容易仿，相比较真品就少。

如果您有宣德炉，不仿用排水法求其体积，除以重量得到密度的方法判别一下。 二﹑色质判定法

人们都知道，按照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排列，金属铁是易氧化物，铜是难氧化物，金是不氧化物。铁在空气中能被氧化成三氧化二铁或四氧化三铁，形成铁锈，铁锈疏松透气，导至铁继续氧化，而铜和铝一样，它表面氧化后会形成致密的保护层，阻止空气和铜继续接触，金不和空气氧化，甚至不被强酸氧化。铜和元素周期表前面的金属生成的合金，易氧化，和后面的金属生成的合金不易氧化。

宣德小件铜炉的材料，经6炼到12炼之后，基本接近纯铜，所以颜色为紫红色的，虽添加了金银材料，因数量较少，并已充分溶解在铜溶液中，形成合金，对制成品的色质改变不大。这就是为什么在明中期或后期官仿或文人铸炉中不把金溶入铜料中的原因，而把金材料用洒金﹑鎏金﹑错金﹑割金等工艺装饰在炉表面，达到美观的效果。

宣德铜炉表面经长时间的氧化，会形成栗红色的氧化层，这就是判别真假宣德炉的基本色调。由于每炉铜原料在冶炼过程中，因冶炼技术水平局限和手工操作，其它金属成份数量的剥离不尽相同，使铜溶液的合金成份不同，会造成宣德炉材料颜色有差异，也导致这些铜合金表面的氧化层颜色的差异。但万变不离其中，笔者认为：真宣的表面颜色与栗红色相差无几。

因此，要从表面颜色上判别真假宣德炉已经很清楚了。如铜炉表面氧化层颜色显黑色或黑色带绿，那是铜材料中含铅太高，不属纯铜；如铜炉表面生成绿锈，那是含锡太高，已接近青铜合金；如铜炉表面一擦就黄烂烂的，氧化层不致密，那是含锌太高，是黄铜合金。从表面质地上看，如被氧化的粗糙﹑不平，或者能见到砂眼等，那是黄铜合金铸造或是粗铜铸造。从重量上看，炉直径12厘米的，重量大约在1千克以上，炉直径15厘米的，重量大约在1.7千克以上，炉直径18厘米的，重量大约在3千克以上，在考虑炉壁厚度相同情况下,近似半圆球环的体积。

明中期左右，也是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期，欧洲工业已相当发达，技术已相当领先。随着郑和下西洋的航海业发达，从阿拉伯世界带回了先进的冶铜术，如在硫化铜铁矿中，用硫酸先把铁置换出来，再用熔炉冶炼纯铜；在硫酸铜矿中，先让其生成硫酸铜溶液，再用铁置换铜。包括制模翻砂技术的提高，明中期后的铜制品质量越来越好。

在文人制炉的历史中，造出了很多铜炉精品，如用洒金花工艺，在炉的外面或内外面错落有至的镶嵌碎金花，达到装饰效果；用错金和割金技术，在炉的外面绘有云龙文饰﹑连枝文饰或人物山水图案，使之不但成为一件精美的铸器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绘画，这是真宣德炉没有的。

特别要提到的是明末清初，有一位叫石叟的僧人，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冶炼专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雕塑艺术大师，一位画家，他所铸的铜炉有他的特点，他不仿宣德炉的式样，自成一体，他制的铜佛像栩栩如生。在他制作的铜炉上，都用银割丝绘有精美的图画，连枝文饰等，他用银割丝把佛像上的衣裙装扮的生动活泼。英国收藏家这样评价到：石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艺术家。目前在英国博物馆内还收藏着石叟制的铜炉和铜佛像。现在石叟制的铜炉和铜佛像传世极少，价格不菲。由于石叟制的铜器异常精美，后人也有仿制，但由于技术原因很容易识别，石叟在铜器上的银割丝细而匀称，且石叟制的铜器中含有金属镍，表面的氧化层颜色呈佛经纸色。

因此，从质量和制作工艺上说，宣德三年制的铜器质量远不及明中期后制作的仿品，真宣德炉只在器物造型和材料中含有金银而闻名，难怪专家在真伪之间难下定论。 三﹑铭文识别与判断

自明朝以来，好的手工艺品都留有铭文或字号，这是手工艺人对自己作品的自信。宣德铜炉和瓷器一样，也留有印记。如何来识别和判断呢？这要从当时的习惯﹑规定等情况考虑，也可以用现代人运用的常理进行推测。

我们现在的产品，如是内销的，有生产地址和厂名，如是出口的，有中国制造和相应的英语标识，不可能同时出现国名﹑地名﹑厂名等繁索的标识，这是常识，我想明朝也一样。

宣德炉查明的款识一共有四种，即一字﹑二字﹑四字﹑六字款，图形有方形和圆形。宣德帝制炉时没考虑到出口，他的制器官坊也就不必要把国号和年号同时打印在炉上，因此笔者认为：四字年号款是真宣德炉的识别款，一字和二字款是民坊制品，六字款是清朝的仿品。因为自清朝后，大多数手工艺品才出现国号﹑年号一起上的款识，此外，清朝的制品中还出现年号与人名号一起上的假货，如“大清乾隆年制”石叟款，石叟可是明代人，又来了一出”关公战秦琼”。

另外还有一个鉴别误区，就是有的专家把宣炉底下注明朝代年号﹑皇帝年号﹑和人名的器物断为仿制，笔者认为不妥，宣德三年制的炉是真品，妇孺皆知。要仿就仿真品，仿个假品算什么？再说，从历代到当今，制假贩假不是死罪，仿真品才利厚人皆共知，就是死罪，那更要仿真品。举个例子：强盗知道抢劫是死罪，他会去抢平头百姓吗？财主和钱庄相比较，肯定去抢钱庄。例子虽不恰当，但笔者认为是一种常理。

用宣德炉的监造官吴邦佐名字做铭文的炉也很多，笔者认为：那些炉基本上和宣德炉同年代出品，肯定是非官方制炉。铜在我朝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控购原材料，明朝也一样，宣德年国泰民安，铸炮用不了多少铜，一些有门路的民间作坊弄到铜，苦于没有朝庭批准不能买卖铜制品，只得挂靠臣官吴邦佐，适时宣德炉在民间广受欢迎，作坊得利，吴邦佐也得到孝敬，何乐而不为。就象现在掌管大型基建项目的权力人物，让工程队多挂靠几支，项目再拆细点，大家有饭吃，红包多收点一样道理。所以把有这些铭文的炉断为清仿，很难认同。

因为竹子内空，这样有一个吸力，可以把巷道内的有毒气体排除，不仅仅是瓦斯。

煤矿内的气体主要有：

(1)一氧化碳(CO)：是一种无色、无味、无臭的气体它可燃烧，当含量在13%～75%时，遇火能引起爆炸一氧化碳极毒，当其含量达0.4%时，人在短时间内就可中毒死亡。《规程》规定其最高容许浓度为0.0024%。

(2)硫化氢(H2S)：是一种无色、微甜、有臭鸡蛋味的气体，易溶于水，遇火后能燃烧及爆炸硫化氢极毒，它能使血液中毒，对眼睛及呼吸系统的粘液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规程》容许其最高浓度为0.00066%。

(3)二氧化硫( SO2)：是一种无色、有强烈硫磺味及酸味的气体，同呼吸气管潮湿表皮接触能产生硫酸，刺激并麻痹上部呼吸气管的细胞组织，使肺及支气管发炎。《规程》规定其最高容许浓度为0.0005%。

(4)二氧化氮(NO2)：为红褐色，易溶于水，是剧毒气体，对人的眼睛及呼吸器官有强烈刺激作用。《规程》容许其最高浓度为0.00025%。

(5)沼气(CH4)：沼气是煤矿常见的有害气体,化学名称叫甲烷，无色、无味、无臭、无毒它比空气轻常聚集在巷道上方，当其在空气中含量高时可降低氧含量，引起窒息它具有爆炸性，爆炸浓度一般为5%～16%。《规程》中对沼气容许浓度因在井下各点不同，后面详述。

(6)氨气(NH4)：是一种无色气体，有似氨水的剧臭它极毒，能刺激皮肤和上呼吸道并能严重损伤眼睛。《规程》规定其最高容许浓度为 0.004%。

7)二氧化碳(CO2)：是一种无色、微毒、稍有酸味的气体，它不助燃，也不维持久的呼吸，它比空气重，常聚集在巷道的下方及通风不良的下山尽头易溶于水，生成碳酸，对人的眼、鼻、喉的粘膜有刺激作用。《规程》规定其最高容许浓度为0.5%。

竹子就是用来排除这些有毒气体的，而且可以增加巷道内的氧气，防止工人中毒！和发生瓦斯爆炸。

扩展资料：

《天工开物》哲学观点

《天工开物》主要根植于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天工开物取自“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理学相异。

这种异端化的思想趋势，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和时代取向。但是，个人的思想可以有异于主流，却不能超脱于时代。古代素以农业作为重中之重，所以宋应星的文章中也处处体现出贵五谷轻金玉的思想。

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提到《天工开物·作咸》及《论气·气声五》都说“天有五气，以有五行”，认为水火土金木五行由相应的气而生，不是万物的最原始本原，又对五行或五气逐个分析，认为水火二气是较基本的。

宋应星在剖析水火土金木相互关系及过渡层次，即解决了“亦气亦形”这一物质过渡层次与形的物质过渡层次间相互关系及过渡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万物生成之理。

《天工开物·陶埏》指出：“水火既济而土和。万室之国，日勤千人而不足，民用亦繁矣哉。”这是说靠水火对粘土的交互作用，烧结成陶瓷，供民日用。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宋应星论述生命自然界万物的生成机制，将生物分为植物与动物两大类，而在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中，植物即草木之属较为基本。他将动物按发展序列再分为虫鱼、飞禽、走鲁，最后是“万物之灵”的人。

他认为动物是从植物演化并生成的，而植物又是从无机物演化与生成的，归根到底是通过水火与土木交互作用而产生。宋应星写道：“气从地下催腾一粒，种性小者为蓬，大者为蔽牛干霄之木，此一粒原本几何？其余皆气所化也。”草木借水、土及火质（可燃的有机肥料）而成长。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述各种植物如稻、麦、麻、豆、桑、棉、葛、草本染料、油料植物、甘蔗、竹、构树及各种树木的种植，都是根据这一道理而进行的。

他更详细叙述了将这些植物借水火及金木石的交互作用而制成植物油、糖、衣料、染料、纸张、车船等产品以及木器、榨油器、糖车、纺织机、各种农具、蒸煮锅等工具及日常用品。

虽然谷物种植主要靠水、土及金木，但没有火气配合也还不行，这里火气以日照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阳光（阳气、火气）而阴雨（阴气、水气）绵绵，便会减产。

至于谷物加工及食品制造，离开水火与金木也是不行的。由于五气的交互作用，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植物及其加工制品，象无机界万物一样，供民日用，也归根到底由元气→亦形亦气→形这这物质层次而生成的。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详细叙述了从动物体制成各种产品的技术。根据他的哲学观点，动物界虽然比植物界属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但究其物质本原仍不外是从元气、亦形亦气、形及草木这些物质层次而逐步生成、演变的。

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完成这些过渡。他在论述动物、植物及矿物界在构成上的物质统一性时，还谈到物质世界多样性的原因。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由于水火、土、金木这些物质要素相互间作用是千变万化的，故而产生众多的物。正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所述，许多自然物通过人工作用后，又产生难以数计的、自然界本身没有的物。用他的话说便是“或假人力，或由天造”（《作咸·盐产》）。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提到，在谈到物质世界事物多样性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写道：“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大意是说，大地之间，事物以万计，通过各种变化而形成完美无缺的世界，这恐怕不全是人力所能办到的。

他的“形万变而不穷”的哲学命题，现在可理解为有限元素原子以其万变无穷的结合方式构成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现代物质构造理论还证明一无论物质观是正确的，因为宇宙万物最终都由原子构成。

潘吉星在《宋应星评传》中认为，宋应星在发展万物生成及演变的自然哲学时，把他的哲理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用《天工开物》中所述30 种技术过程的实例来支持并解释他的哲学思想。这不但是中国历史中其他哲学家作不到的，而且象李时珍那样的大科学家也未能作到这一点。

他在阐述从最根本的元气经过亦气亦形及形再逐步过渡到无机世界和生命自然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万物生成与演变的图景，其基本过渡层次为：元气→水火→土→金木→无生物→草木（生物）→动物（高级生物）。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从无生物到生物这一质的转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天工开物

综观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从四千年前我国出现铜镜以后，各个时期的铜镜反映了它的早期（齐家文化与商周铜镜），流行（春秋战国铜镜），鼎盛（汉代铜镜），中衰（三国、晋、魏、南北朝铜镜），繁荣（隋唐铜镜），衰落（五代、十国、宋、金、元铜镜）等几个阶段。

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是三个最重要的发展时期。

商周铜镜：

商代铜镜均为圆形。镜面近平或微凸，镜身较薄，背面中央有一拱起的弓形（或称桥形）钮。西周铜镜也都是圆形的，镜面平直或微凸，镜身较薄，镜钮有弓形、半环形、长方形多种。又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

这时以素镜为主，到西周中期出现了有纹饰的铜镜，到晚期镜背的纹饰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动物纹饰，打破了传统的风格。

素镜：指镜的背面没有纹饰。

重环纹镜：镜面微凸，背面有弓形钮，饰重环纹。

鸟兽纹镜：镜身平直，背面有两个平行弓形钮。在钮的上方用鹿纹，在下方有展开双翅的鸟纹。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是一个成熟和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由稚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的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为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

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在三代（夏、商、周）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全面发展。无论是铜镜的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

齐家文化和商周时期，铜镜以光素无纹饰者居多，有纹饰者也以几何纹为主。到了春秋战国，纹饰已达15个大类，并且出现了各种特殊工艺装饰艺术，如涂朱绘彩图案、金银错图案、透空雕图案等。初起时期简陋、粗糙的铜镜，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创造和修饰已臻美轮美奂的境地。

春秋铜镜的风格，既继承了西周铜镜的传统，如仍以素镜为主，钮制没有定型，还是多元化的形式。而同时，春秋铜镜又有了许多重要的发展。

它打破了铜镜仅有圆形的格式，出现了方形镜；并一改早期铜镜纹饰仅用阳线勾勒，构图简朴的手法，铸出了透雕繁缛的图纹；从纹饰的表现形式上看，春秋铜镜已赶上了青铜器的发展步伐，纹饰内容更具时代特色。这给战国铜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期出现和流行的镜类有：素镜（全素镜、单圈、双圈凸弦素镜）、纯地纹镜（方形的很少，图案都有地纹，但没有铭文）、花叶镜、四山镜、多钮镜等。镜多数为圆形，同时也出现了方形镜。

一般镜身材料薄，多有边沿。整个造型规矩，给人以轻巧、典雅之感。镜钮主要为弓形钮，但钮顶部多饰有1至3道凸弦纹，所以又称“弦纹钮”。镜背面光素无纹饰者，除早期外已消失。纹饰刻画纤细，并多有地纹。

战国中期，铜镜的种类繁多。铜镜的纹饰也有所变化，如花叶镜中的叶纹镜从简单的三叶、四叶到八叶，还出现了云雷纹地花瓣镜、花叶镜。

四山镜的山字由粗短变得瘦削，在山字间配有花瓣纹、长叶纹、绳纹，相当繁缛。还出现了五山镜、六山镜。这时出现的镜类有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金银错纹镜、彩绘镜等。

战国晚期至秦未出现了四叶蟠螭镜、蟠螭菱镜，有三层花纹的云雷纹地蟠螭连弧纹镜。

汉代铜镜：

汉代除了继续沿用战国镜外，最流行的铜镜 有：蟠螭纹镜、蟠虺纹镜、章草纹镜、星云镜、云雷连弧纹镜、鸟兽纹规矩镜、重列式神兽镜、连弧纹铭文镜、重圈铭文镜、四乳禽兽纹镜、多乳禽兽纹镜、变形四叶镜、神兽镜、画像镜、龙虎纹镜、日光连弧镜、四乳神镜、七乳四神禽兽纹镜等。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其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中期。

西汉前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直到 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流行起来了。这些新的镜类对后世铜镜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汉代铜镜的特点是圆形、薄体、平边、圆钮，装饰程式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指西汉初期至中期、末期。这时期的铜镜用平雕手法，镜面较平，花纹平整，镜边简略，装饰性强。汉初沿袭战国铜镜的装饰作风，多采用底纹与主纹相结合的重叠式手法。

战国盛行的云雷纹地的蟠螭纹镜继续流行，镜背中心作圆形成矩形，有的加铸铭文，通常如 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 等言语。西汉中叶，即武帝前后，铜镜的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

三弦纹桥形纽经过伏兽纽，蛙纽及连峰状纽后，普遍变成半球状圆纽，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或匀称分为四区，当时除流行简化蟠螭纹镜外，还流行星云纹镜和草叶镜。星云纹实际上是由蟠螭纹演变而来，因乳丁甚多，星云纹镜又称百乳镜。

草叶镜的纽座为方形，四周饰以对称的草叶，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叶片，外缘用十六个内向连弧纹作边缘。这类铜镜因流行时间长，在汉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约从宣帝开始，又出现了有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圈铭文的日光镜和有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 二圈字铭的昭明镜，间以绳纹，连弧纹，作同心的重圈组织，均是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

第二时期指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这时期主要流行规矩镜。王莽铸镜为炫耀其政绩，曾制作了一批华美而精巧的作品，汉镜以王莽时期最为精美。

规矩镜：因其铸造雕镂都非常精细规矩，镜纹有规则的TLV形装饰格式而得名，外国学者也称之为TLV镜。其程式相当标准，一般均划分镜背而为若干装饰区，从纽座起，以圆纽为中心作为一个单独装饰单位，纽座的外形有圆形、方形、覆萼形几种。

紧接着纽座的幅面为内区，是主要花纹的部位。花纹中的TL 形，常常是在铜镜内区的四面，对称地排列于主花中，起着穿插作用。再向外为外区，多装饰上由卷草纹或鸟兽纹以及几何纹组成的带状图案。最后的外缘区，有全素的，有作简单联弧纹的，也有加饰绳纹、锯齿纹花边的。

内外区之间多加饰上铭文带。其分成五个区域，布局严谨端正，但机械呆板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规矩镜在东汉前期还在流行，但发生了一定变化。

这时期的铜镜多在内区主花位置铸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谓四神，有的还在纽座边加上十二生肖铭文，或 左龙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 的字句，所以也称规矩四神镜。

TLV 实系古代六博的棋局，山东费县曾出土石六博盘，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全套博具，其棋局上均有TLV纹。规矩镜在汉镜的发展中，是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也是汉镜中最为优秀的一种。

第三时期指东汉中期至末期。这时期镜面微凸，便于照出面形的全形，符合科学原理。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与第一时期相反，连弧形多在内区。

这时期铜镜布局也更为活泼，区域划分简单，通常带有 长宜高官 或 长宜子孙 、 位至三公 等吉祥语作为铭文。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浮雕式作法，纹饰较高，主要的有双夔纹镜、蝙蝠纹镜、画像镜、方铭镜（神兽镜）等。

双夔纹镜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纽座为中心的内向或外向的放射式手法，而运用了对称的格式，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蝙蝠纹镜实际上是柿蒂纹的变形和扩张，纹样抽象化，形式美观；画像镜是以浅浮雕形式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和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作风趋于一致。

此类镜大多出土于浙江绍兴，几乎占90%；方铭镜也称神兽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多表现神仙禽兽的题材。

方铭镜也称神兽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多表现神仙禽兽的题材。浙江绍兴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该地铸造的重列神兽镜和画像镜标志着铜镜纹饰的新发展。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除神兽形象外，还有歌舞、车马、历史人物及传说故事等浮雕图象。

汉代后期的神兽镜还出现一种新的图案排列形式，即作一方向的阶梯形排列，类似木雕的散点透视，称为阶段式镜，流行于建安时期（公元196- 220年），又称建安式。

三国两晋南北朝：

根据考古发掘出土铜镜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铜镜的类型有以下几种比较流行：

神兽镜类：重列式神兽镜、环绕式神兽镜、画文带佛兽镜。

变形四叶纹镜类：变形四叶驾凤镜，变形四叶佛像鸟凤镜、变形四叶兽首镜、双菱纹镜、瑞兽镜。

这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神兽组合成纹饰主题内容。这时的铭文由于文字难以辨认．虽发现一些铭文镜，但能辨认清楚的很少。

吴镜中发现纪年铭文最多，有黄龙亦鸟、建兴、五凤、太平、水安、甘露、凤凰等孙吴年号，三国、两晋、南北朝出现新的镜型不多，主要沿袭汉镜的样式。这时铜镜的种类不多，类型集中，创新极少。这时神兽镜流传最广。

变形四叶纹镜中以变形四叶八凤镜居多。从铜镜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个时期处于停滞衰落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

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铜镜，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份，在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既美观又适用。

在铜镜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用前代的圆形、方形之外，又创造了菱花式及较厚的鸟兽葡萄纹镜。并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吉祥、快乐的画面应用到镜上，如月宫、仙人、山水等。并出现了题材新颖，纹饰华美，精工细致的金银平脱镜、螺钿镜。

这是盛唐高度艺术水平的产物，充分显示出唐代铜镜的特点。

隋唐铜镜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隋代和唐初年间，铜镜的主题纹饰以瑞兽为主，瑞兽镜比较盛行、瑞兽镜是隋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类型。它除了继承中国古代铜镜的传统，又有了新的创新。瑞兽葡萄镜是唐镜引人注目的镜类，它揭开了唐代镜主题纹饰的序幕。

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铜镜装饰上出现的新形式、新题材、新风格，使铜镜进入富丽绚烂的时代。

唐德宗至晚唐、五代时期，主要流行对鸟镜、瑞花镜、盘龙镜。

唐代镜最大特点之一是艺术样式或艺术手法的多样化。铜镜艺术也呈现出浓郁“盛唐气象”。

宋辽金铜镜：

中国铜镜在唐代以前，以圆形为主，极少有方形的。到宋代后除继承过去的圆形、方形、葵花形、菱花形外，葵花形、菱花形镜以六葵花为最普遍。它们的棱边与唐代有所不同，有的较直，形成六边形镜。此外还有带柄镜、长方形、鸡心形、盾形、钟形鼎形等多种样式。

并出现了很多花草、鸟兽、山水、小桥、楼台和人物故事装饰题材的铜镜，还有素面镜，窄边小钮无纹饰镜，这些题材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此外，还有一些神仙、人物故事镜和八卦镜等。

金代铜镜从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金代铜镜来看，其主体、纹饰也是十分丰富的。虽有不少是模仿汉、唐、宋各代的铜镜做工，但也有一些别开生面的图纹。

常见的有双前镜、历史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兽镜、瑞花镜等。金代铜镜纹饰，一是仿造汉、唐、宋三代铜镜的图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纹样，又创造出一些新式图样。以双鱼镜、人物故事镜较为多见，特别是双鱼镜、童子攀枝镜最为流行。

元代铜镜：

元代铜镜，多采用六菱花形或六葵花形式，但纹饰已渐粗略简陋。这时铜镜有缠枝牡丹纹镜、神仙镜、人物故事镜、双龙镜、“寿山福海”铭文镜，素镜、至元四年龙纹镜。

明代有洪武年款的龙纹镜及大明宣德年制铭文镜（铭文在钮上），还有明末起义首领李自成时创制的大顺三年镜（铭文在钮上）。到明代以后，铜镜就逐渐被玻璃镜取而代之了。

元明之后铜镜：

元明以后，铜镜制作更见衰势，除传统式样外，双鱼纹、双龙纹、人物故事如柳毅传书等是较新颖的式样。但这时的铜镜制作粗糙，较多的只有纪年铭文而无纹饰。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仿造汉镜和唐镜的风气很盛，所仿铜镜多数是汉代的六博纹镜和唐代的瑞兽葡萄镜，仿制铜镜一般形体较小，纹饰模糊不清，已无汉、唐铜镜的昔日风采。

扩展资料：

仿制的手法：

仿镜一般有三种方法，即用早期镜直接翻模、用摹本仿照制模和碎镜拼接法。

第一种方法简单，制作较为容易。原镜花纹、铭文清晰、线条流畅，而直接翻模镜，虽然镜型相同，但往往纹饰、铭文模糊，线条不流畅，显得板滞。但是有些真镜，由于年代久远，制作不精，铭文、纹饰也较模糊。在镜型、纹饰、铭文相同的情况下，还需注意铜镜的铜质、镜体厚重。

用原镜作摹本仿照制模的，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全按照原镜纹饰图案、铭文仿刻于模范上，铸成的铜镜虽然型有异，但铭文、纹饰大同小异。

二是虽然以原镜为摹本但铸镜匠师又加刻纹饰和铭辞，铸出来的镜子有的纹饰与铭辞时代不合，如明明是汉镜却加上明代镜中常见的铭辞；有的形制与纹饰不等。

还有一种既碎镜拼接法：即粘补铜镜，铜镜出土时完整的很少，多数都是破碎或缺损的，作伪者将破碎零片焊粘成一个整体，其缺损之处，则另用铜锈补上，凡其镜面不光滑而有绿锈的地方，都是添补之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