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的“三先生”是指哪些人

清初出现了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与民主色彩的先进知识份子，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就是其杰出代表。他们被并称为“清初三先生” ，均曾参加过反清复明的爱国活动，失败后，拒绝同满清权贵合作，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三先生或息交绝游，闭门著书，或隐居山中，笔耕不辍，清初三先生给后世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大胆地向君权挑战，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清初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有这样激进的思想是可贵的。他的思想完全没有外来思想的影响，空前绝后，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最先从“民主”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卦名，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2）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自从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稳定下来了。但是，还有一点叫康熙帝不大放心，这就是怕有些明朝留下来的文人心里不服。于是，他采用一个办法开“博学鸿词科”，命令各地官员和朝廷大臣，把有学问的文人推荐给朝廷，马上封他做官。这一招果然很灵，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文人应召到京城，做起官来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明朝的臣民，到清朝做官是丧失气节的事。他们宁愿冒杀头的危险，也不肯应召。其中有一个是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人想推荐他应博学鸿词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个什么？欠缺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事。”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影响，从小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下决心放弃科举，通读历代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都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二十一天后，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斫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的继母），听到清兵攻破常熟，就绝食自杀，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说：“我虽然是个女子，以身殉国也是理所应当的。希望你不要做清朝的臣子，我死后也可以团上眼睛了。”顾炎武痛哭一场，葬了他的继母，离开了他的家乡。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还没有去成，鲁王政权已经覆灭了。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没能成功。 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什么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昆山有个官僚地主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买通顾家的仆人，诬告顾炎武通海。叶方恒还把顾炎武抓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顾炎武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下江南的时候，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他愿意保顾炎武出狱。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不肯那样做，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还不可。朋友不肯讨还，他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经过朋友们的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在江南他是呆不下去了，决心到北方去游历。顾炎武到北方去，一来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来也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他在那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里，并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箱。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丰富了。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来回奔走，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住在旅店里。他还曾经和朋友一起，在雁北开垦荒地。到了晚年，才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 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书被公认为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3）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在衡阳石船山，故称“王船山” 、“船山先生” 。王夫子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总结与发展了我国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唯心主义的理学、心学进行了彻底批判。 王夫之自四岁起就在家从父兄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十四岁考入衡阳县学。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十五岁时考取湖广壬午科第五名举人。此时，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大军正纵横驰骋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明王朝危在旦夕。王夫之沿着一般封建士子通过科举走向官场的路被堵死了。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张献忠起义军攻克衡阳。因倾慕王夫之的学何和才能，执其父，逼使王夫之入幕襄赞军务。王夫之自伤其体，往见张献忠，坚不从命。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缢死。五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王夫之闻此巨变，五内俱焚。悲愤莫名。他自动投到唐王政府，思效铅刀一割。1646年（清顺治三年），他到湘阴，上书司马监军章旷，建议募兵筹粮，调和南北督师的矛盾，团结一致，协力抗清。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唐王政府也于是年垮台。王夫之只得返回故里。1648年（清顺治五年），清军进至湘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在衡山组织义军，英勇抗击清军。战败兵溃后，王夫之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越南岭，赴肇庆，1650年（顺治七年）至梧州投效南明永历政权，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王夫之看到在清兵压境、南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是奸臣当道，佥壬误国，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王夫之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上书，弹劾奸佞王化澄，几遭不测。全赖忠贞营统帅高必正营救，幸免于难。他见永历政权事不可为，乃于1652年（顺治九年）屏迹幽居于姜山之麓。此时，清王朝已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不少原明政府的官吏和文人学士纷纷投效，以猎取官位和利禄。王夫之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徙居常宁（令湖南常宁县）西南多西庄源，变姓名为瑶人，在难以想象的艰苦困难条件下，夜以继日，读书写作，开始了对整个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总结。1657年（顺治十四年），他徙居衡阳续梦庵，1660年（顺治十七年）再徙金兰乡茱萸塘。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暴发了吴三桂等起兵反清的“三藩之乱”。第二年吴军攻占湖南。这时，王夫之曾寄希望于吴的恢复故国。但吴三桂分裂割据的面目很快就暴露了，1678年（清康熙十七年），吴三桂称帝于衡阳，胁迫王夫之写《劝进表》。王夫之认清了吴的丑恶面目，严辞拒绝，遁入深山，写了著名的《祓禊赋》，其中的“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表明他正满怀信心地翘盼着民族光复的春天。从1675年（康熙十四年）起，王夫之在衡阳曲兰石船山麓筑茅屋，名“湘西草堂”。 他晚年的最后十七年就在这里度过，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也大部分在这里写成。相传王夫之住在这里，一般很少出门，有时不得已而外出时，元论晴雨，总是张雨伞，着木屐，表示自己是明代遗民，头不顶清朝的天，足不踏清朝的地。石船山是一十“良禽过而不栖”的突山恶水的地方，赭色的山冈，稀疏的草木，干涸的溪流，四周杳无人烟。如此恶劣的自然坏境，王夫之安之若素。他的儿子王描述他潜心著述的情况说：“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朱（熹）、张（载）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篡注。”（《姜斋公行述》）然而，王夫之面对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坏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而且述有清朝暗探的严密监视和迫害。有一年的冬天，朔风怒号，王夫之居室的北窗户，新湖的窗纸被密探用尖刀全部划破。王夫之愤怒挥笔，列举十大罪状，对歹徒进行义正辞严的讨伐：“何物潜窥，似托微踪于草际；竟同叵测，欲施锋刃于窗间。”（《勘破窗纸者爱书》），转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王夫之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终生不剃发，拒绝清王朝的威胁利诱，不应聘，不做官，终日孜孜矻矻，刻苦自励，完成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著作，为祖国的思想文化增添了新的瑰宝。 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一代哲人的王夫之，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在湘西草堂溘然长逝。他的子孙根据其遗嘱将他埋葬在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麓。在王夫之自题的《明遗臣王夫之之墓》的墓石上，还刻着他自写的两句话：“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这是他一生政治上和学术上抱负的写照。王夫之的著作很多，据说有一百多种、四百余卷。可惜由于当时条件太差，他的有些著作是写在从友人借来的账本上不能及时刻印，散失较严重。流传至今的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俟解》、《黄书》、《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 王夫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伟大的博大精深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以宏伟的体系，严密的逻辑，坚实的论证，把中国旧学中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推上了高峰。王夫之认为，广阔无垠的宇宙充满着物质的“气”，这种气在“阴阳二体”的矛盾对立中不断地运动变化，使世界的万事*万物经历着它的聚、散、成、毁。这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气一元论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王夫之解决了从宋代以来思想史上聚*讼纷纭的理与气的关系问题：“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张子正蒙注。太和》）气是充塞宇宙的物质，理是宇宙间物质运动的总规律。理从属于气，没有气也就不存在理。这既批判了朱熹的“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论，也批判了陆王“心即理”的主观唯心论。王夫之进而还解决了道与器即规律与事物的关系。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系辞上传》）他论证说：“洪荒元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多矣。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壁币、钟磬、管弦而礼乐之道。则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同上）这样，王夫之关于道器关系的论述，已经接触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领域，朦胧地猜测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是相当完整而深刻的。他较好地解决了动和静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运动是绝对的，“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周易外传•系辞下传》）。静止是相对的，“静者静动，非不动也”（《思问录内篇》）。动静就好象闭（阖）和开（辟）的关系一祥，由开到闭和由闭到开都是运动。既不开也不闭的绝对静止的“废然之静”是根本不存在的。由于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事物始终处在“日新之化”的发展变化之中。他也接触到量变和质变的规律：“质日代而形如一，……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即古水。灯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事物的发展，有些是人们可以觉察到的，有些则是不易觉察到的。如爪发日生而旧者消，人们容易知道。肌肉日生而旧者消则不易感到。这里，他所讲的形变是我们今天讲的质变，他所讲的质变则是我们所讲的量变或部分质变。当然，王夫之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他把德与化分开，认为“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外篇》），还把事物的发展看成“始于合，中于分，终于合”的循环往夏，没有反映由低级向高级的螺旋式上升。纵使如此，王夫之的唯物论和辩征法所达到的高度已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