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在现代家庭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了，它的应用应该注意什么？
1.注重明代家具的材质创新。
明式家具可以与现代室内设计完美结合，但需要在建筑材料上创新应用。由于明式家具材料多为珍贵木材，制造成本增加，会对普通人的消费造成一定压力。因此，明式家具需要创新材料，现代技术合成的新材料不仅可以减少资源浪费，还可以降低成本。此外，不同材质设计的家具效果不同，表达的意义和情感也不同。比如临摹明式家具时，可以采用不锈钢等材料，使家具表面充满金属光泽，保留明式家具的美感，同时提高家具的牢固性，让明式家具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大放异彩。在明式家具的现代工艺设计中，应适当融入新的元素，并结合西方设计理念，提高明式家具在现代住宅设计中的作用和地位。
2.改变家具的风格。
在现代住宅建设中，要合理利用明式家具的优势。根据明式家具简约美观的独特风格，在创新室内造型风格时，要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既充满现代气息，又能增添民族文化特色。它不仅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而且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在现代设计中的明式家具创新中，可以利用明式家具的特点进行设计，简化局部设计，提高人们的生活品味。比如有别于传统设计的明式圆背椅，可以加入坐垫，提高舒适度，保证其透气性，增加实用性。此外，椅腿的设计也可以稍加改变，通过厚顶薄底的设计，提升其美感和现代气息。
3.创新家具陈设方式。
明式家具的陈设不能一成不变。新时代背景下，布局要紧跟时代潮流。明清时期，家具陈设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同的陈设方式可以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些传统家具已经不再适合现代住宅的设计，从而被人们所抛弃。目前，人们在室内家具陈设上有了很大的创新，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不过，一些老式家具还是可以适当摆放，增加时代感，提升文化氛围。比如在现代的房子里，在合适的位置放置一些香薰，不仅可以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还能让房间有一种不一般的美感。
现代家居装饰中应用如下：
1.明式家具和现代生活空间的空间条件应用。当装饰一个现代家庭时，我们必须考虑到现代家庭区域和过去之间的差异，从区域到照明。明式家具由于选材的问题，往往色彩厚重。如果室内空间过紧或采光条件差，家具会变得极其沉闷，室内条件会变得更暗。明式家具通常尺寸相对较大，往往需要室内相对较大的空间才能保持其最佳的审美价值。因此，想要在现代家居设计中应用明式家具，就需要保证室内面积、门窗面积充足，让室内光线与窗外风景相得益彰。最后，在屋内安装明式家具时，要选择合适的位置，保证家具不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产生额外的影响。如果选择的明式家具是单件的，可以放在角落位置，这样可以体现明式家具内敛含蓄的美感，填补房间的角落，避免了空角落的设计问题。
2.明式家具的特点应用。明式家具通常由珍贵的硬木制成。目前一些从中国传下来的明式家具通常存放在国家博物馆，在实际的家具设计中基本看不到。所以我们能应用的明式家具基本都是仿品，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保证家具设计与明式家具的契合度。只有真正了解明式家具的特点和设计要点，模仿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对家具所反映的世界的思考，并根据现代美学的变化和应用要求进行一些创新和改进，才能真正将明式家具的精髓与现代家居装饰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明式家具在世界家具设计史上具有代表性。它真正将中式家具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充满了实用性和美观性。装饰安装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工匠精神和积极探索的精神。时间久了，明式家具在现代社会的家居装饰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给了我们无限的新设计思路和高品质的借鉴。
然而，纵观时下家具市场，虽然对新中式家具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绝大多数所谓的中式家具只是从形式上简单地复古，材料上也要么是红木要么与现代中式家具的期望相差甚远。
1. 图案及其母题
图案是为达到—定目的而进行的设计方案和图样。装饰图案不仅具有使用上的功能更具有精神上的功能。图案作为附属于物品外的装饰纹样，跟随着人类发展的脚步，能反映时代特色及人们生活的方式。图案装饰在其造型和色彩上，更强调或代替物品所有发挥的协调性和对比性。尤其是图案本身的造型，色彩所表达的某种意境，能使物品平添情趣，使用者获得丰富的精神享受。
1.1 图案的“母题”
老—辈工艺美术国设计家和理论家、原中央工艺美术院院长雷圭元在《图案的母题》一文中曾提出：“古今中外的图案，无疑不是母题来决定其外貌的”；“母体是一个民族的标记，是人民意志集中的表现，也是时代的精神，我们应该研究它，重视它，发扬它。”因此，对于器物装饰图案的设计和运用决不会是点、线、面、图形、色彩的简单组合，它的主体和内容决定了图案的气韵和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具装饰图案的设计与运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要体现出一种文化经社和气质。
1.2 明式家具装饰图案与现代中式家具装饰图案的母题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明代并不及汉、唐的辉煌鼎盛，但明代却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完善的阶段，也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随着明帝国的建立，元朝遗留下来的“胡风”旧被—洗殆尽，汉唐衣、冠、文、物得以重新恢复确立；同时在制度上与文化上出现了诸多创新。科举制度日臻完善，政府放松了对入学及科举资格身份的限制，这就使得读书人群体的扩大和文化的下移，大量在科考中遭遇坎坷的知识分子沦落民间，反过来提高了大众的品位修养和审美水平。明朝初年的中央高度集权又导致了明朝中期开始的思想文化变革，反而打破了社会文化和人的思想趋于一致的与保守的格局。
简而言之，明代的社会文化独具特色，既蕴含了汉、唐以来的民族传统，又有对传统的叛逆，体现出新颖的—面。
正因为明代的社会文化有这样的特点，反映在明式家具创新上，既体现了唐、汉时期的恢宏豪放大气，又体现了当时的繁华、开放的一面。所以明式家具可以作为现代家具的装饰图案的母题与现代思想的有机结合，是现代中式家具蕴含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2.对于明式家具图案的总结
对于明式家具图案的总结，前人已经作过大量工作，在此笔者只是作一个简单的复述：
明代家具装饰手法多种多样，装饰用材也很广泛。但是不贪多堆砌，也不曲意雕琢。而是根据整体要求恰如其分的局部装饰。虽然已经施以装饰，但从整体上看仍不失朴素与清秀的本色可谓适当得体、锦上添花。
就表现技法而言，明式家具装饰图案以木雕为主辅以壤嵌、绘画、五金件装饰等多种表现手法。
就内容而言，明式家具装饰活泼大方于明代家具造型风格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装饰纹样。款式极其丰富、应有尽有。主要有如下几个大类：植物纹样图案、动物纹样图案、几何纹样图案、器物纹样图案、人物纹样图案等。各种纹样受民俗、艺术、文学、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影响被赋予不同的寓意与意境。
值得注意的是明式家具中的装饰图案纹样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简单的祈福，只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实质上是—种文化情趣的体现，是对当时人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反应。在通过借鉴传统进行现代设计的过程中，这才是我们需要抓住的精髓。
3.运用明代家具装饰图案风格进行现代中式家具设计
对于明式家具的装饰图案进行了学习之后，笔者作了一些不是很成功的设计，结合当代一些成功运用明式家具图案风格创作的案例进行分析与研究，得出以下体会与热时，这些人士对于现代中式家具设计中合理运用传统元素应该是共通的。
3.1 对传统文化要有一定的认识
要想从明式家具装饰图案获得对现代中式家具设计思维启发，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传统冈格和文化底蕴，首先要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明式家具图案的构造规律，才能在设计中熟运用。决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作品要么只是简单的复古；要么流于形式，缺少亮点，设置会打破作品的整体统而造成杂乱无章的感觉
3.2设计中恰当地对传统元素直接引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和审美需求在发生着变化，但在这些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中，总可以在传统元素中找出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并加以直接引用，把传统元素与现代造型有们结合。
3.3 对传统元素进变形归纳
传统元素中很多东西已不适合现代审美情趣的需要，在现代中式家具设计中，—方面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传统团造型、色彩上的原貌，另一方米那要在此基础上精心抽象、归纳、简化或是延伸、丰富、夸张。例如：在图案造型上继承传统，色彩上不拘泥于传统，而是进行归纳、简化使之更现代感。深圳嘉浩何室实业限公司开发研制的简爱系列产品就是对传统云纹与花草纹进行了归纳与演绎。
3.4 结合新工艺、新材料运用传统元素
传统繁琐的工艺与日趋稀少的用材显然已不适合现代家具工业的发展，所以在现代中式家具产品设计过程中，应该结合材料和制造工艺的不同设计出繁简不同的图案、自由灵活或规整严谨的构图、丰富或简明的色彩。例如在木质材料上的简单镂铣、雕刻图案；在玻璃材料上则可以设计复杂一些的蚀刻图案，对于人造板还可设计出一些色彩丰富细腻的拼花贴皮和覆膜图案。库卡波罗大师于1999年设计的图腾椅就是根据中国传统龙的图案纹样有机结合吸纳代家具材料、工艺进行抽象再没计的成功案例。
3.5 可以只引用传统元素中的文化情趣
在使用传统元素进行现代中式家具设计的过程中，注意表现形式美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扬图案中所包藏蕴涵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在对传统元素中的文化内涵提炼以后随即抛开这些元素，结合现代精神加以演绎，只将传统元素中的优美寓意、情趣引入现代设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再现于现代生活，这样也能使产品具有更多的“文化附加值”，提高产品的档次。
当下，“简约”正是家具风格的大趋势，以简洁为首要特点的明式家具装饰图案对现代中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学习传统文化，研究传统图案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学以致用。创造是基于历史的创造，基于传统的过程。面向世界的中国，更需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这正是我们今人重新正视五千年古老文明，重拾古代灿烂瑰宝的目的。
明代是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黄金时期.明式家具多采用硬木,以黄花梨,紫檀木最为常见.结构采用小结构拼接,使用榫卯,造型上注重功能的合理性与多样性,既要符合人的生理特点,又富贵典雅,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明式家具极少漆,也没有过多的装饰,突出木色纹理,体现材质美,形成清新雅致,明快简约的风格。
明式家具以黄花梨木为主，极少使用其他木材。而黄花梨木家具，又以桌椅、橱柜较多，没有镶嵌和雕镂，只有极少雕刻。明末清初由于黄花梨木匮乏而改用紫檀木加工制作。紫檀木家具大件甚少，木材宽一般不过八寸，木材材质好，雕刻的较少，不做镶嵌。据行家介绍，紫檀木木种就有十几种，根据不同的材质，其价格差别较大，最昂贵的为金星紫檀。
另外，也可以从选材、线脚、雕刻、镶嵌等装饰手法上来判断。明大量采用硬木制成家具，更是充分利用了它的美丽花纹。在不少家具珍品中可以看到最好的材料通常用在家具最显著的部位，例如：面心板、门心板、抽屉脸及靠背板等部位，都是用美材来取得装饰效果。
清式家具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品种及造型上追求创新。清式家具的品种可谓繁多，许多家具都具有前代所没有的风格和特点。比如，清代的李渔就主张几案多设抽屉，橱柜多加搁板，从而开清式书案、多宝格之先河。据史载，生炭火避寒的暖椅，贮冷水祛暑的凉炕，都是李渔的创造。清式宫廷家具更喜标新立异。比如有一种木床，床上不仅有帽架、衣架、瓶托、灯台、悬余架，甚至还有可以升降的痰桶架。此外，清式家具的造型也变化多端。多年来，海内外的博物馆及收藏家虽搜集了难以计数的清式家具，但至今仍不时发现前所未见的清式家具的奇特品种，有些家具竟难猜测其为何物。
其二、用材上视野广阔。在用料选材上，清式家具推崇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珍贵硬木，尤以紫檀为首选。清中期以前的宫中家具，选料最为讲究。如用料讲究清一色，或紫檀或红木，各种木料互不掺用，有的家具甚至用同一根木料制成；选材时要求无疖无疤，无标皮，色泽均匀，稍不中意，就弃之不用，绝不将就。在制作上，为了保证外观的色泽和纹理的一致，也为了坚固牢靠，往往采用一木连做，而不用小材料拼接。如有的床榻为鼓腿澎牙结构，尽管腿足曲率极大，也多采用一木挖成而不是拼接。不少宫廷紫檀家具透雕的花牙，往往与腿足和牙条一木连做。这样一来，用料很大，浪费极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中国传统家具”，中国传统家具发展到明代中期，已趋完备，因此一般来说，明式家具和中国传统家具几乎可以划上等号。当然，乾隆之后的清代家具也是中国传统家具，但是由于太堆砌，最终僵化，因此我们还是以明式家具为代表。 什么叫“中国传统家具”呢？《江苏工艺美术》99年10月第6期对明式家具的定义是：“明式家具指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至乾隆年止)，前后二百多年间生产的，以黄花梨木、鸡翅木、铁力木、紫檀木、酸枝木等优质硬木为主要用材的家具。”根据此定义，其他时期、其他材料制作的“明式”家具，都不可以视为明式家具。然而，关于“明式”的含义，我的理解是“明代的式样”，是明代至清代前期的家具式样。我们现在再生产(re-production)这类家具的款式，也应该属于“明式”。
2．为什么要现代化
所谓现代家具，就是以新材料、新技术为基础，适应当时当地的需求而开发出来的新设计。工业革命之后，中产阶级产生，家具因而面向大众，新机械使生产从作坊手工式变成工业化的大量生产，产品以价格低，加工容易为主，人们开始以功能为追求的目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像爆破的大楼一样，一下子坍塌下去，连辉煌一时的传统家具，在用料、做工、设计等都逐渐衰落，宫庭家具更是衰败不堪，光绪皇帝大婚及亲政的家具，都得从民间，甚至到广州、香港去采购，这时候不管是京作、苏作或广作家具，都是笨拙、粗陋和堆砌的。
鸦片战争过去一百六十年了，中国的文化好象并未完全恢复过来，至少家具业是如此。今天，世界前一百名设计师之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中国的家具市场充斥着欧美日设计的现代家具。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人会逐渐恢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通过这一追求而挤身世界一流，假如中国继续以每年6%以上的经济成长发展下去，不出30年，中国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的家具，理由是：
2-1．假如我们相信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此之上有一个政治与法律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 的一部分，经济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在未来20-30年之内，会达到西方70-80年代的生活水 平，因此中国人也会有这样追求，这是民族觉醒、民族复兴的结果。
2-2．以功能为主的简单的现代家具，是在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物资缺乏时期的情形。人们只为了满足基本的物资要求，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兴起，人们开始怀疑现代主义理论的永恒性，批判现代主义过于理性，过于机械化，产品千篇一律，忽视人的个性需求，家具缺乏人性味，主张家具与环境密切相联，注意文脉，运用必要的装饰，使家具“人性化”，具有地方特色，还要有个性，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家具不仅要“重理”，而且还要“有情”。
3.现代化的内容
中国传统家具的现代化，应该包含三个方面，即材料、设计和制作工艺。
3-1．材料：
现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在红木和中国传统家具(红木家具)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将两者相提并论，视为一体，这样子是否妥当？是否具有科学性？我们必需先搞清楚这个问题。
其实，古代的中国家具是以榆木、松木、榉木、楠木等国产材为主要材料的，苏州太湖边的大片榉木林，造就了苏州成为明式家具的生产中心。后来榉木逐渐匮乏了，人们开始寻找新材料，刚好明代手工业发达，与东南亚贸易频繁，紫檀等原木源源不断地运来，才造就了明式红木家具的辉煌。
明末由于当时被视为高档的黄花梨、鸡翅木和铁力木日渐匮乏，所以在作为压舱使用之后被丢弃的紫檀木才开始被人们试用，终而成为“新贵”。
到乾隆年间，紫檀木也越来越少了，于是人们又开发了新材种红酸枝木，就是上海人惯称的“老红木”，之后又引进泰国的酸枝木，到清朝末年，人们开始采用花梨木。
从上述中国传统家具的用材历程来看，其实中国人是就地取材的，使用东南亚的红木，也是基于“可轻易获得的资源”的原则，今天海内外红木等资源日渐匮乏，我们一样可以开发出新材料来取代，这是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的。
改革开放之后，红木家具的内销市场突飞猛进，需求使小作坊、小工厂越开越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业者开始弄虚作假，人们争论不休的不是家具的质量和设计，而是所用的材质是不是所谓的红木。
因此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于2000年8月1日正式颁布了GB/T18107-2000(红木)的国家标准，来规范市场，但从来没有人去做完整的定量分析，去测定所有红木的物理力学性能，到底红木有多好，是否适用于中国传统家具的制作等等问题，都只停留在定性的描述上。
去年在红木标准颁布之后，我找出标准中的八种红木的七项物理力学性能，这七项性能是：气干密度、干缩系数、顺纹抗压强度、抗弯强度、硬度、冲击韧性和顺纹抗剪强度(这些性能和家具比较有关系，有些数据是由现有资料中换算出来的，有些是我在北京林业大学的实验室里进行测试后所获得的数据，详细数据都收在拙作〈中国传统家具现代化的研究〉之中)。从这些数据中，红木的数值都较高，除了其中干缩系数较大，会造成干燥比较困难之外，其他的数据都显示红木的质量都优于我们俗称的白木。
不过问题在于，我们的家具的用材，需要那么重、那么强、那么硬和那么韧吗？我们都知道，家具的最终质量不单单只靠木材的性质，其实家具的设计和结构，都应该配合特定的材质，换句话说，我们采用什么材质，在设计和制作时，都得考虑进去。
我还特地选用材质较一般的楸木，来进行试验，我用楸木来设计并制作一套中国传统家具，然后由上海市家具质量监督检验站来进行质量测试，结果全部合格(详细见拙作〈中国传统家具现代化的研究〉)，甚至许多项目还超标。
3-2．设计：
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继承与改善，我认为至少应从两方面着手：
a）设计现代家具，要有本民族传统的神韵，为了方便叙述，我称之为民族的现代家具；
b）保留传统的设计，将传统的优秀设计元素保留和重组，改善部分是为了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生产方式，一样是为了方便，我称之为“仿古家具”(re-production Furniture)。
刚才我提到后现代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不但反对设计简单化，反对“少就是多”(less is more)，认为“少就是单调”(less is bort)，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也反对在设计上的全球化，反对国际式风格的功能主义，这给我们发展中国传统家具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分为两派：
——先锋派：刚好符合我们发展民族的现代家具理念，以曼菲斯(Memphis)为代表的先锋派，反对固定模式，反对条条框框，认为设计是感性的偶得，而不是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
——经典派：和我们的仿古家具的想法相似，以文丘里(RobertVenturi)为代表，主张从古典中拾回民族性的、个性化的东西，将传统形式、历史风格搜寻出来，用在新的设计中。我们的设计师并未充分地理解这些理论，至少还少有人根据上述的理论发展出民族的现代家具，或仿古家具，倒是丹麦的设计大师威格纳(Hans Wengner )做了非常成功的尝试。
我以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派为基础，尝试将明式的罗汉床及牛角式搭脑嵌大理石太师椅中的一些基本元素找出来，设计现代形式的仿古家具——床头。
我从清代中期的一张“牛角式搭脑嵌大理石太师椅”得到灵感，取出其两端下弯的搭脑和端头的雕云头如意纹，加上靠背三隔挡板这些设计元素，重新组合。太师椅椅面大理石板心，我把它换掉，并加宽加长，其中贴上浮雕螭虎灵芝纹，是从明代的罗汉床取得的。这片板心就成了整个设计的“主导”（Dominance），床脚上的云头如意纹就让它于整组家具中“重复”（Repetition）。背板两边兜接对称凹字形，镂空，使床头不会显得那么沉重，而更有灵气，更多变化。材料选用中纤板及楸木，我这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设计师，从不同方向来开发我们的民族的现代家具和仿古家具。
3-3．制作工艺：
中国的传统家具，在十九世纪时没有赶上欧洲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机械化生产，终于随满清帝国的没落而没落。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家具也逐渐引进一些机器设备，比如：钻、刨、锯、镂、铣等，但由于没有接受欧洲工业革命时的新思潮，没有彻底地利用现代工艺技术来让传统艺术获得新生。中国人现在还在争论，还在排斥机械化，以及新材料、新技术的采用，因此他们的产品不能面向大众，甚至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现在正生产着的中国传统家具的作业方式，我称之为“近代传统家具的作业方式”，因为现在的这类工厂，已能用部分机器，已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手工，估计手工占70-75%，机器占25-30%左右。
欧洲生产传统家具，他们在设备、设计、生产工艺，管理等，都有异于中国目前的情况。我参照他们的方式，替中国传统家具的生产工艺的改善与创新，订下70-75%的机械化，25-30%手工的目标。
拙作《中国传统家具现代化的研究》中，以此目标规划了一系列工序与作业流程，这一生产模式，基本概念分以下几点：
——材料：采用实木、薄木（veneer）和人造板混合使用，还使用了现代的胶粘剂、五金件、螺丝、圆棒榫等。
——备料：中国传统家具的旧生产方式从备料开始，就注定是手工的，我将这种方式的加工流程概括如下：
明式家具改良型备料加工流程
要点：1.干燥为自然干燥或土法干燥；
2.开大料时就要锯出不同厚度规格的板材；
3.开板材和配料包含着相当高的技术因素
过程：
这种备料方式是“精耕细作”，不但慢，而且家具难以贩卖到其他地方去，其中主要原因是干燥有问题。我的改善与创新的备料方式如下：创新的备料方式，可以全部机械化，要求工人的技术水平较低，速度快，一组12人一天可以处理3-5m3的木材，比传统的备料方式快7-8倍，更重要的是创新的备料方式，木材更稳定，质量更可靠，木材的利用率和传统的“精耕细作”差不多。
——机加工也采用机械化，使产品零件化、部件化，且达到部分标准共用。同时，依据现有的生产条件对流程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使生产中工序的分支不多，多数为共同工序，普遍流程如下：
明式家具改善与创新型备料流程图
要点：1.调准机器精度；
2.大括号内为长大于600mm的料需有的开齿、接齿过程
过程：
a）切料-开齿--打孔-零件组装-铣线--部件组装
b）切料-划样-带锯成型-镂铣-磨-零件组装-修线-部件组装
——在结构设计方面，着重考虑了几个关键技术的改善与创新：
a）用指接或直接在木板上粘钉成型薄木来代替开45°角量旧式复杂的榫结构，提高加工速度，使产品结构更加稳定；
b）在台面的构成上，以双包镶或MDF实木封边双面贴薄木来代替旧式的背面开槽插条的实木拼板或实木与实木板用木榫留伸缩槽，降低加工难度和成本，克服变形，使质量稳定，提高了生产力；
c）连接的辅材则用圆棒榫、螺丝、胶粘剂代替旧式的熬费脑筋的木榫，使加工容易，结合稳定；
d）通过自制的小型起线机来克服旧时手工起线的费时费工的作业。
——使用聚氨漆代替大漆（即生漆），使整个工序可控制，且将施工时间大大缩短。
3．结论：
4.1我于两年前在新加坡及上海进行过一次市场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有57.9%的人很喜欢或喜欢红木家具，但只有14.6%的人说红木家具不贵，同时，有56.1%的人认为红木家具不一定要用花梨木等名贵木材。
可见，传统的红木家具，在中国仍至于华人世界，还是有市场的，而且今天人们的消费观念已改变，买家具已不太考虑保值了。这56.1%的人，追求的是款式设计和制作工艺，而不是材质，这和我们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
这56.1%的人之中，有15.2%的人很喜欢红木家具，这意味着有100亿人民币的潜在市场，而42.7%的人喜欢红木家具，这就是280亿人民币的待开发市场。
4.2在上述调查中，只有14.6%的人说红木家具不贵，因此，红木家具的价格必需降下来，才能面向广大市场。
根据我对材料、设计及生产工艺的改善与创新，并建立起的模式来进行生产，然后和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以大衣柜来计算：
——材料成本方面比传统的降低了112%；
——备料、砂磨、油漆的总工资成本降低了81.4%；
——机加工降低了72%；
——批量化生产（100件以上）效率提高了168%。
这几方面的数据显示，改善与创新之后的中国传统家具，在价格方面，能被更多的消费的接受。
4.3当然，对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不单单这些，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上，提取设计元素，设计出具有中国韵味的现代家具，更可面向世界市场。过去丹麦的威格纳，他的椅子，很多是以中国的明式家具的设计为原型转化而来的。今天芬兰的库卡波罗教授（Prof. Yrjo Kukkapuro），亦想从中国传统家具中取得灵感，去设计现代家具，他的努力方向其实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现代家具占世界家具市场90%以上，只有设计出具有中国韵味的现代家具，才有大市场，中国才能出现世界级的设计大师。
人体工学办公椅在现代社会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座椅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主要功能从最初的休息功能，演变为书写功能，再到如今的电脑操作功能，前后经历了约5000年的漫长的发展历史，那么最初的座椅是什么样子呢？历史上又出现过什么有趣的座椅？座椅又是如何逐渐演化成现在的样子呢？小编与您一起回顾座椅的发展演变史。
最早的椅子记载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图1：公元前的古埃及座椅雕塑
这件文物碎片的年代大致上是公元前712年，那时座椅的基本形态已经与现代座椅基本一致，为四个椅腿、一个椅面和一个靠背。这种倾斜椅面的椅子在当时的埃及早已存在了千年之久，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了用微妙的角度来帮助支撑身体。在古埃及座椅并不是仅仅被用来休息，而是从事一些体力工作，椅面带有前倾凹陷的功能设计是为了让锤锻工在弯腰使用锤子等器具时更加方便。
19世纪50年代，美观性在与舒适性的较量中仍占上风图2：Thomas E.Warren设计的Centripetal Spring Armchair，1949年
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全球工业的大发展，但是英国的复古美学思想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设计的方向和人们的思想，也同样深深影响着大洋彼岸的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大多数座椅仍然在乎好看与否，用沉重的木材复杂的工艺制作一把把精美却不舒适的座椅。不过同时也有少部分美国的工程师开始尝试通过坐姿和身体活动的研究，来探索怎样的椅子是更健康和舒适的。
如图所示，由美国人Thomas E.Warren设计的Centripetal Spring Armchair在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首次公开露面，这张由铸铁和天鹅绒构成的椅子能以任意方向旋转和倾斜，巧妙的设计让参观者感到惊艳。这张椅子除了可调节的腰部支撑外几乎具备现代办公椅的一切特点，成为座椅设计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设计。尽管如此，以英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这张椅子的评价却是莫名其妙的负面评价。有人专门撰文指出，它实在是太舒服了，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没有任何辅助的板正笔挺的坐姿，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意志力以及相关的品格。
这是工业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解决的方法只有依靠人们思想的改变，或许这一切只有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才能做到。
19世纪90年代，座椅设计大变革的繁荣时期图3：Frank Lloyd Wright 的 Larkin Building Executive Chair，1904年，收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进入90年代，尽管舆论对反传统的新奇设计的椅子仍持怀疑态度，但十九世纪末依然成为了座椅设计大变革的繁荣时期。工程师和医生们凭借对人体的研究，设计出了许多让缝纫、外科手术、理发以及牙科等工作变得舒适的椅子。在这段时期里，座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可调节的靠背、座椅高度，座位倾斜张力，以及其他人机工程学方面的显著特点，这些方面的进步远大于过去一个世纪的总和。
Frank Lloyd Wright设计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椅子，但是和其他设计椅子的建筑师一样，他对装饰的兴趣远大于让椅子适应人体。但有些时候，他也不得不承认适应人体的重要性。1904年，他为一栋大楼所设计的给行政人员使用的椅子，至今仍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办公椅之一，它是一把带有转环机构的可调节高度的椅子，在当年的座椅中简直成为神器一般的存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推动人机工学办公椅的发展图4：Aluminum Group Chair，Charles and Ray Eames，Herman Miller，1958
战争既是毁灭的代表，也是科技发展的契机。人机工程学在二战期间得到迅速发展，研究者们运用人机工程学的原则，改进了驾驶员座舱的设计，提高了工厂的生产效率，不仅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并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随着战争的结束，一系列关于产品和人体关系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再欣赏那些宏大且繁复的欧式设计，转而青睐由光洁圆润的线材、塑料和木头组成的具有人机工程学考虑的新式家具。
George Nelson为Herman Miller设计的MAA Chair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款椅子靠背和椅面的倾斜角度是相互独立的，由此创造出了全新的肢体活动范围。
20世纪七十年代末，美学渗入到人机工程学办公椅之中图5：The Ergon Chair. William Stumpf. Herman Miller, USA 1976.
1974年，现代制造业的权威Herman Miller邀请一直在威斯康星大学Madison环境设计中心里做人体坐姿研究的Stumpf将自己的研究投入实用以开发新款的椅子，并于1976年发布了Ergon Chair。这张椅子没有用于移动的部件，但它对定型海绵的运用却是难得一见的。在某些关键性的姿势支撑上，Ergon Chair的设计设法使操作更简便。人机工程学专家们并不怎么认可这款椅子，但是却一致肯定了它将人机工程学带入大众视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图6：The Vertebra armchair, 1974-1976. Emilio Ambasz and Giancarlo Piretti.
Ergon Chair在工程学上是具有革命性突破的，但在美学上的建树却不足。相比之下，Vertebra Chair就更像一件艺术品了。这件由出生于阿根廷的设计师Emilio Ambasz于1976年设计的座椅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称为“第一把会自主调节的办公椅”，它被设计成可以主动适应用户姿态的同时还保证了舒适度和支撑力。这把椅子赢得了1977年的卓越设计ID大奖。可见美学正在与人机工程学紧密交融在一起。
1994年的Aeron Chair: 腰部支撑闪亮登场图7：The Aeron Chair, Williams Stumpf and Donald Chadwick, Herman Miller, USA, 1994.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电脑逐渐成为办公室的主角，每年因电脑使用而招致的劳工伤害纠纷越来越多，这使得人们渐渐看清了人机工程学座椅的优势所在。人机工程座椅开始迎来井喷式的发展。
1994年由Herman Millers发布的Aeron Chair大概是唯一一把能被业外人士叫出名字的人机工程学椅子。这张椅子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对下背部（或者说是腰部）的支撑，它使用了一整块特制的曲面来作为座椅的靠背。腰枕的出现让人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把腰部挺直得以实现，从而使腰椎的损害大大减小，而且这把椅子可以支撑你各种各样的姿势，不管是斜躺着打电话还是探前身去打字，这在当时是非常另人心动的设计。
21世纪初，人体工程学办公椅飞速发展随着以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大规模使用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开始，人机工程学座椅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进入2000年，人机工程学的鼻祖美国仍然走在了全球科技和制造的前列，但是日韩、欧洲、乃至台湾、大陆群雄并起，在吸取美国座椅的设计和生产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试制、快速迭代，各种样式和功能的人机工程学座椅相继面世。
图8：达宝利人体工程学电脑椅
以达宝利人机工学电脑椅为例，现代人机工学电脑椅设计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是人来适应座椅，而是座椅自动调节来适应人体的需求。所以高档的人机工学电脑椅针对人体有相当多的调节功能，除了常见的可移动滑轮椅脚、座高调节、座垫旋转、腰枕之外；还加入了座垫深度调节、座垫倾角调节、扶手高度调节、扶手垫3D调节、椅背高度调节、头枕2D调节、背垫倾仰功能、背垫倾仰弹力调节；更是增加了便于使用者休息的可折叠式固定躺舒宝（腿垫），以及便于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固定在扶手上的笔电支架。几乎人们可想到的一切有关办公椅的功能全部具备。
图9：萨利人机工程学马鞍椅
办公椅的形态也从延续千年的正座椅开始发生了各种方向的演化，比如达宝利销售的萨利两瓣式马鞍椅，仿造的就是人们在骑马时腰身挺直的状态，它与传统的座椅相比，不仅更加保护生殖系统，而且更容易使人们的腰身保持挺直，正在逐步被人们认可为更适合操作电脑的办公椅。
2010年后，除了坐之外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图10：左图：由Dr.Jerome Conleton设计的早期立式办公桌。右图：石头立式办公桌
随着平板、手机等电子设备的进一步普及，人们发现自己坐的时间或许已经远远超过8个小时，再好的座椅也让人们感觉到疲惫不堪，于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逃避久坐”的运动开始了，正如某些运动员放弃鞋子选择光脚跑步一样。有些设计师顺应这个趋势，开始设计一些同时适合坐和站的工作环境。
时至今日，坐站交替办公已经逐渐成为主流。顺应身体的生理需求，坐累了就站着，站累了就坐着，避免单一工作姿势给肌肉和骨骼带来的持续伤害，正在成为越来越受到“电脑病”困扰的白领们的共识。
图11：达宝利人机工程学升降电脑桌
创新无止境，办公椅的发展仍然会持续下去，变得越来越完善和舒适。但是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而言，光靠座椅是解决不了的，针对主流的电脑办公方式，还需要人机工程学升降桌、显示器支架、手肋托、脚踏等一系列办公家具的共同配合才能够实现。
真正开始垂足高坐从宋代，各种配合高坐的家具也应运而生。元、明、清各代，对家具的生产、设计要求精益求精，尤其是明清两代，成为传统家具的全盛时期。
中国历代家具的特质，在于它不仅仅通过各历史时期的演变，完善其服务于人类的使用价值，同时还凝集出在其特定环境里形成的不同的艺术风格。在现存的位数众多的明清家具中，比较集中的体现出精湛的工艺价值、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沉重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就使家具成为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并珍视的文化遗产之一。
宋代以前的生活方式起居习惯都与后来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今天几乎无法见到宋以前的家具实物。宋以后的千年当中，人们习惯于垂足高坐，并产生大量既美观又实用的家具，明清家具是家具的黄金时代，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及清代前期家具制造业空前繁荣，大致上可归于两个原因，一是城市乡镇的商品经济普遍发达起来，社会时尚的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刺激了家具的供需数量；另一个原因可能与海运的开放有关，硬质木材大量涌入，使工匠们有发挥的空间，竟相制造出在坚固程度和美观实用等方面都超越了前代的家具。
人类脱离洞穴生活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部落纷争、城邦混战的徘徊时期。中国在商代进入青铜文明时期，从现有的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高超的铸造技术和不凡的审美趣味。在先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祭祀活动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寄托于上天的佑护。礼器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其中也有一部分器物可视为早期的家具，起到置物、储存等作用。比如“俎”，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屠宰牲畜的案子，并把宰杀完的祭品放在上面；再如“禁”，是商周时期放酒器的台子，造型浑厚，纹饰多为恐怖的饕餮纹。
此外，商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并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从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上，可以看到丰富的纹饰，在红地黑花之外，还镶嵌象牙、松石等，其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春秋时期，奴隶社会走向崩溃，整个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大有提高，人们的生存环境也相应地得到改善，与前代相比，家具的制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现了象鲁班这样的技术高超的工匠，不仅促进了家具的发展，而且在木构建筑上也发挥了他们的才能。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炼铁技术的改进给木材加工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出现了丰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等等，为家具的制造带来了便利条件。相传锯子就是由鲁班发明的，工艺的改进也促进了家具的改进。
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其中木制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饰，一则为了美观，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则是对木材起保护作用。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
床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木材埋于地下，受潮受压，容易***；使用过程中也容易受到水、火的损害，所以我们很难见到那时的实物。在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大床，是极其难得的物证，可以看出楚国的家具制造情况，亦可依此推断它的前身。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使用屏风的记载，它起到分割空间、美化环境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其制作和髹饰都已相当精美。
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规模庞大的阿房宫是秦始皇大兴土木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当时的辉煌都随着战火和天灾付之一炬，豪华的陈设和恢宏的殿堂都无处找寻了，我们只能借助于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来想象当时的境况。
汉代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生活以床、榻为中心，床的功能不仅供睡眠，用餐、交谈等活动也都在床上进行，大量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都体现了这样的场景。床与榻略有不同，床高于榻，比榻宽些。设置于床上的帐幔也有重要作用，夏日避蚊虫、冬日御风寒，同时起到美化的作用，也是显示身份、财富的标志。
几在汉代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玉几，公侯用木几或竹几，几置于床前，在生活、起居中起着重要作用。案的作用相当大，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用案作为饮食用桌，也用来放置竹简、伏案写作。
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就在此时传入我国，这是一种形如马扎的坐具，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
从魏晋六朝至宋元时期，前后千年有余。中国社会此期间出现过激烈变动，魏晋南北朝连年战乱，李唐王朝太平盛事，宋代市井生活日益繁荣，元帝国疆域辽阔，史无前例。这些剧烈的变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对雄伟壮丽的东方帝国赞颂有加，东方文明的光芒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中国人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家具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席地而坐”是魏晋以前中国人固有的习惯，从东汉时期开始，随着东西各民族的交流，新的生活方式传入中国，“垂足而坐”的形式更方便、更舒适，为中国人所接受，这种坐姿的传入与佛教的传入有直接关系，尤其到魏晋南北朝以后，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态开始了。
尽管汉末至六朝这一段时间政治混乱、战争频仍，但其间的精神生活却很自由很开放，艺术创造充满热情。在战乱中疲于奔命的人们对佛教所描绘的来世充满幻想，而超脱凡俗的高士放浪形骸，隐居山野，陶渊明、竹林七贤，就出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佛教的日益盛兴，促进了大规模地建设庙宇、石窟，其中的陈设、用具也都受到外来影响，出现了墩、椅、凳等高型家具。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见到当时家具的实物，参考资料只能借助于同时期的壁画、石刻、文字记载或其他工艺品的仿制品。从唐代的绘画中可以看到椅、凳、双人胡床、墩等家具，但这些家具仅限于上层社会或者僧侣所使用。这与承袭前代席地而坐的习惯有关，或许是当时的人们把床、榻都理解为高的地面。在装饰方面，浮雕配件或绘画图案，都与佛教有很大关系。
隋朝只维持了37年，在家具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真正的繁荣时期是在唐代。唐代初期就出现了蓬勃进取的精神风貌，长时间的战乱和流离失所在江山统一后，人们的生活热情得以爆发。“贞观之治”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文化上的空前繁荣。唐代的家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显现出它的浑厚、丰满、宽大、稳重之特点，体重和气势都比较博大，但在工艺技术和品种上都缺少变化。豪门贵族们所使用的家具比较丰富，尤其在装饰上更加华丽，唐画中多有写实体现。这一时期的家具出现复杂的雕花，并以大漆彩绘，画以花卉图案。
从唐代敦煌壁画上除了可以看到鼓墩、莲花座、藤编墩等，还可以见到形制较为简单的板足案、曲足案、翘头案等。文人士大夫们多追求素雅洁净，所以这一时期的立屏、围屏多素面无饰。床榻类无多变化，因袭上代形制，以箱式床、架屏床、平台床、独立榻为主。
晚唐至五代，士大夫和名门望族们以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为时尚，许多重大宴请社交活动都由绘画高手加以记录，这给我们研究、考察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极为可靠的形象资料。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画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五代时期家具的使用状况，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墩等等。完整简洁的形式也向我们预示了明式家具前期形态，为中国历史家具的最完美阶段打下了基础。
从10世纪中晚期开始，宋王朝展开了它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的画卷。
宋时高座家具已相当普遍，高案、高桌、高几也相应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固定的姿势，中国历史上的起居生活变革由坐姿而定。城镇世俗生活的繁荣使高档宅院、园林大量兴建，打造家具以布置房间成为必然，这给家具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宋代以及稍后的辽、金历时300余年，家具发展经历了一个高潮时期，高档家具系统已建立并完善起来，家具品种愈加丰富，式样愈加美观。比如桌类就可分为方桌、条桌、琴桌、饭桌、酒桌以及折叠桌，按用途愈分愈细。宋代的椅子已经相当完善，后腿直接升上，搭脑出头收拢，整块的靠背板支撑人体向后依靠的力量。圈椅形制完善，有圆靠背，以适应人体曲线。胡床改进后形成交椅。几类发展出高几、矮几、固定几、直腿几、卷曲腿几等各种形式。宋代家具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挺拔、秀丽的特点，装饰上承袭五代风格，趋于朴素、雅致，不作大面积的雕镂装饰，只取局部点缀以求其画龙点睛的效果。
相对而言，元代立国时间也比较短，统治者采用的政策是汉制，所以，不仅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沿袭宋、辽、金各代，家具方面亦禀承宋制，工艺技术和造型设计上都没有大的改变。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抽屉桌，抽屉作为储物之匣方便开取，是一大发明，它更大程度地加大了家具的使用效果。而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也许更多地归功于民族交流和文化交融。
从魏晋六朝至宋辽金元这千余年间，中国王朝不断更替，其中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社会取向一直沿着封建儒家的统治路线运行。当西方正在黑暗的中世纪苦苦摸索，力图走向新的启蒙之时，中国的封建王朝又在不断更替，元代也即将结素，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更世俗，更多样化的新时代。
16世纪末至17世纪，西方世界的巴洛克艺术占据主导地位。东方的中国正经历着明朝市井文化繁荣时期，社会都很不稳定，政治***，农民起义。而离战乱较远的南方地区，却出现了苏作家具和广作家具的造型艺术高峰时期。直到明朝灭亡以后，这一高峰还一直延续下去，至清代雍正、乾隆朝才开始出现典型清式家具的特征。
所谓明式家具，一般是指在继承宋元家具传统样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由明入清，以优质硬木为主要材料的日用居室家具。根据有关文字资料，它起始时被称之为“细木家具”，或者“小木家伙”。
起初，这种“细木家具”在江南地区主要采用当地盛产的榉木，至明中期以后，更多地选用花梨、紫檀、等品种的木材。当时人们把这些花纹美丽的木材统称为 “文木”。特别是经过晚明时文人的直接参与和积极倡导，这类时髦的家具立即得以风行并迅速以鲜明的风格形象蔓延开来。细木家具具有经久耐用的实用性和隽永高远的审美趣味，它以一种出类拔萃的艺术风貌，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中一颗艺术明珠。这种家具产生于明代，时代特色鲜明，故称其为“明式”。
明式家具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的地域范围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从传世家具实物以及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地区的明式家具持续着鲜明独特的风格。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生产，但从产品不难看出只有苏州地区的风格特点和工艺技术最具底蕴。这种风格鲜明的江南家具，得到广泛喜爱，人们把苏式家具看成是明式家具的正宗，也称它为“苏式家具”，或称“苏做”。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不安，可家具的发展并未因战乱而停滞。崇祯年间的家具不见什么创新，但从形制、工艺、装饰、用材等各方面都日趋成熟。大量进口硬木木料如紫檀、花梨、红木都得到上层社会和文人雅士的喜爱，其中色泽淡雅、花纹美丽的花梨木成为制作高档家具的首选材料。国产的木材如南方的与黄花梨接近的铁力木、榉木，北方的高丽木，核桃木等大量柴木也得到广泛使用，另外，还有用于装饰的黄杨木和瘿木以及专做箱柜的樟木等都被广泛使用.在装饰上有浮雕镂雕以及各种曲线线形,既丰富又有节制,使得这一时期的家具刚柔相济,洗练中显出精致；白铜合页、把手、紧固件或其它配件恰到好处地为家具增添了有效的装饰作用，在色彩上也相得益彰。
在家具的种类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丰富，而家具又根据使用者在不同场合的需要进一布细分，不仅有桌、柜、箱类，也有床榻类、椅凳类、几案类、屏风类等等，其中最为集中地出现当在清朝初期。精品当数紫檀，也有少量花梨和红木。根据不同的工艺特点，做法上明显不同，可划分为紫檀作、花梨作、红木作以及柴木作等等，相互有所区别。清初的柴木家具是明代家具中的精品，许多柴木家具风格淳厚、造型敦厚，体现出来自民间的审美情趣。在柴木家具当中，以晋作为最优，河北、山东也不乏佳作，精品不绝。
清初之时，尽管在家具上的创新不多，但在开国之初，统治者以既开明又保守的姿态面对一切，体现在家具上就出现了尺寸扩大，形式守旧的特征；但随着政治的稳定，社会的繁荣，统治者体现到家具上的追求，一是体积加大，二是装饰一味趋细趋腻。
纵观整个家具史，明末至清初这一段时间，苏式家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流传至今的许多明式家具实物，多数是清代早期苏州一带所生产的。随着社会的演变，又出现许多新品种，它们都是在“明式”家具基础上的变体，总体风格依然是“高雅”和“典雅”。
清代中叶以后，清式家具的风格逐渐明朗起来，苏式家具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与风行全国的京式家具相互影响，又各自保留着自身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在清代各种不同风格的家具中独树一帜。
此时的西方世界早已进入***，频频发生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而中国依然沉浸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闭关自守，自我满足。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被迫打开国门。接二连三的灾难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观。
从家具的工艺技术和造型艺术上讲，乾隆后期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个时期片面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以多求胜，物极必反，过多的奢华达到极至之后，衰落已露出迹象，乾隆时期的家具已经告诉人们对未来的茫然，除了复杂细密的装饰，已无更多的标新立异，而是不知所措。嘉庆时期曾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从当时皇家造办处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量的减少，家具生产日益衰落。这一时期的民间家具多以仿宫廷风格为主，只是更简陋更粗糙，毫无创新可言。
道光年间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国遭受着外国列强的任意宰割。家具业也随之结束了它曾光辉灿烂的岁月，连光绪皇帝大婚的家具也都交由民间木器作坊随意制造，其粗俗、简陋令人难以置信。民间家具以京作、苏作、广作为主。尽管京城集中了大批能工巧匠，但所制出的家具却呆板乏力；苏作家具一扫往日的高雅朴实，而变成僵硬、程式化，江南一些有名园林中所保存的硬木家具便是这一时期的产品；广作家具更多地受到外来家具的影响，狮爪脚、贝壳饰、卷草纹等在广作家具中多有出现，但仍免不了产生堆砌、罗嗦的感觉，而且做工粗糙。
arts and craf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中国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其文化艺术上承宋、元，继续发展，不断提高。同时，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点，对汉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某些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明清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在输出的同时，亦引进了一些阿拉伯和欧洲的工艺，加以模仿、吸收、消化，为明清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灌输了新的血液。 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前后经历了549年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时代面貌。
陶瓷工艺 江西景德镇窑的官、民窑生产均迅速扩展，产量激增，并有重大创造，几乎垄断了全国城镇瓷器消费市场。地方各窑则大都愈加衰落，仅有建窑、广窑和宜兴窑的生产略有进展。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已达顶峰。永乐宝石红、甜白，宣德宝石蓝都是永、宣两朝瓷器获得巨大进步的标志。成化官窑瓷器又有创新，别开生面。青花瓷质细而坚，釉肥腻而色幽雅，斗彩的烧成标志着景德镇窑彩绘瓷进入釉上彩的新时代，但仍离不开釉下青花的配合。嘉靖时的五彩包括红、黄、绿、紫等釉上彩，亦有多彩之意。万历时的五彩描金则别出新裁。弘治的黄釉瓷、黄绿彩和正德的孔雀蓝釉也是新兴的瓷器。清代青花、斗彩、五彩及单色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属于新创的有粉彩和珐琅彩，均始于康熙、成于雍正而盛于乾隆。粉彩是将玻璃白调入彩料，呈不透明色，柔媚鲜艳，类似清代花鸟画家恽寿平所创花鸟画派的工笔画。珐琅彩是将珐琅料绘在瓷胎上，烘烧而成，瓷胎系由景德镇窑烧成后，运抵北京，交造办处珐琅作彩绘烧成。此即御窑珐琅彩窑，由皇室独享,而不外溢。康熙时的单色釉瓷,色彩丰富艳美,为前所未有,如豇豆红、胭脂水、珊瑚红、豆绿、翠绿、鹦鹉绿、蟹壳青、茶叶末等数十种新釉色。乾隆时的象生瓷、斑斓彩、转心瓶等也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与乾隆官窑大量生产精美瓷器的同时，也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危险倾向。嘉庆以后，景德镇窑转入低潮，且每况愈下。虽然不无可寓目者，但康、雍、乾三朝瓷器的盛况，却如大江东去。景德镇民窑在官窑影响下也有了巨大发展，留下了无数件质朴可爱的制品。福建德化窑也是明清两代的地方名窑，所产瓷器，胎质致密。其中白釉温润，多仿犀角杯。何朝宗为德化窑最著名的瓷塑艺术家，其代表作为《达摩过海像》。江苏宜兴紫砂茶壶系由明末金山寺僧人首创，经时大彬加工改进，有着单纯朴素、典雅淳厚的美感。另外，像宜兴仿钧釉瓷也是成功之举，而广东石湾窑仿钧瓷，粗犷朴拙，具有岭南地方的特殊风趣。
[清代五彩鹭莲尊]
纺织工艺 明、清时期的丝、 麻、棉、毛的纺织、印染和刺绣等，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衣着，故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织绣遍地开花,在这一雄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织、染、绣等行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其生产中心为苏州、江宁（今南京市）和杭州等地。苏州、江宁多生产重经或重纬的彩色提花丝织物——织锦。苏州织锦，图案多仿宋代锦纹，格调秀丽古雅，亦称宋锦。江宁织锦,质地厚重,以金丝勾边，彩色富丽，气势阔绰，采用由浅至深的退晕配色方法,犹如绚丽的云霞,故有云锦之誉。清代织锦，花纹更加繁缛精美，配色愈趋富丽隽雅,退晕更迭、变化无穷,显得愈加辉艳而又和谐。浙江以素织为著，苏州以妆花见长。妆花系采用“挖花”工艺，可随时换色，多达20余种。改机为明弘治年间福建机杼工林洪缎织,可能是4层缎机所织双层中空袋状织物。缂丝在明代已有凤尾戗等多种技法，清代以苏州缂丝最为有名，除仿缂名人书画作品外，还缂作服装、围幔、屏风、靠垫、包首等。双面缂丝难度较大，为偷工减料，乾隆时缂丝竟用笔勾勒细部，结果适得其反，断送了它的艺术生命。明清刺绣业迅速发展，形成不同地方特色，出现了顾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京绣。顾绣始于明嘉靖年间的上海顾名世家，故名，顾绣以绣绘结合著称，所织物品深得当时名流董其昌等许多书画家的赏识和推崇，以唯一的文人绣派闻名当时并影响后世。苏绣以针脚细密，色彩典雅为其特点，其工艺讲究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图案多采用分面推晕的方法，具有浓郁的装饰性。湘绣于清代后期形成独立系统，作风写实,以猛兽为题的作品最具特色,其针法多用施针，同时间以双印、四印、齐、柔等一系列针法，所绣物象富有真实感。粤绣以百鸟、鸡等为题，花纹繁缛，色彩浓艳，具有独特的效果。蜀绣以成都为中心，以用线工整厚重，设色明快，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京绣以皇室绣作为中心,以皇家为服务对象,绣品精巧富丽。另外，像北京洒线绣及山东、河北的衣线绣等也颇具地方风采。印染业在此时已遍及全国城镇,工艺发达,色彩丰富，主要有染经绸、夹缬、蜡染、蓝白印花布、油彩印花布、滚筒印花布、浇花布等品种。毛质毡毯以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盛行，均富有本民族特色。苏州则以善仿织洋毯著称。少数民族的纺织、印染、刺绣、编织等大都完成于妇女之手，因多数是自己使用，故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壮族的壮锦，维吾尔族的回回锦、和阗绸、金银线地毯，藏族氆氇，苗族蜡染，黎、、哈萨克等族的刺绣都是各民族手工艺的瑰宝。
[清代五彩织成锦《极乐世界图》（局部）]
玉器工艺 明代玉材来自西域地区的火州、吐鲁番、撒马尔罕、于阗等地首领的进贡。但是堪用者不多，故明代传世玉器中羊脂白玉极少，大多为青白玉。明代制玉中心为北京和苏州,后者尤以技巧取胜,涌现出一批诸如陆子刚等的名玉工。明代玉器的制作，除簪、珠、坠、环等佩外，还有杯、碗、瓶、壶、盆、洗、盂、花插等各种日用器皿。明代前、中期玉器碾琢较精工自然，后期趋向琐碎粗糙，也残留一些铊痕。明代玉器虽用途广泛，品种较多，但仍不外乎仿古玉、时作玉两类。仿古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时作玉颇有新意。清代玉器初期近似明代，至乾隆中晚期由于新疆年贡质地精良的玉材4000余斤，同时由养心殿造办处，苏、扬、宁、淮、长芦和凤阴八处为内廷碾玉，因而使乾隆玉器，玉色尚白，碾琢认真，工艺完善，器形规整,图案繁密,渗透到宫廷生活的各个角落。乾隆年间特别盛行碾字玉器，最大工作量，一次可碾满文8000字，汉文4000字。《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乾隆玉器的代表性作品，玉重达7吨,耗时10余年,综合应用阴刻、 阳刻、隐起、起突等多种技法于一器，形文并茂，气势壮伟。清廷仿古玉为了追求先秦及秦汉古玉的古朴风韵，采用优质玉材，致残烧古，适可而止，效果颇佳。民间厂肆为追求高值，其仿古玉鱼目混珠，以假冒真。乾隆晚期莫卧儿玉进入宫廷，皇帝命造办处仿制，并影响到京师、苏州、扬州等地的玉器。苏州玉器制作精巧，而扬州则以制作大型玉器见长。
[清代碧玉仿古觥]
漆器工艺 明清两代髹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并由实用转向陈设装饰领域。进入了以斑斓、复饰、填嵌、纹间等技法为基本工艺的千文万华的新时代。明代雕漆，初以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塘张成、杨茂为榜样，由张成的儿子张德刚与包亮主持内廷果园厂官办漆作的生产。成化、弘治年间内廷雕漆，器胎变薄，花纹疏朗，标志西塘派雕漆已进入尾声。云南大理为另一雕漆产地，名漆工现仅知王松一人。至嘉靖年间，云南雕漆始进入内廷,大展技艺,终于取代西塘派，使内廷雕漆为之一变。其特点为，刀不藏锋、棱不磨熟。明末清初雕漆失传,至乾隆四年由雕竹名匠封歧刻样,苏州织造漆作仿制成功，宫廷用雕漆亦大多由苏州制做。扬州雕漆有螺钿、百宝嵌等品种，以螺钿最富特色，其中尤以点螺最为精巧，所制漆器花纹纤细，五彩缤纷。名工有王国琛、卢映之、夏漆工等，后者尤善制仿古剔红漆器。苏、扬两地漆作毁于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战中。福州漆器以脱胎见长，色泽华美，器体轻巧是其特色。系由名工沈诏安用传统夹法所创。清末北京由修补雕漆发展到仿永乐、宣德和乾隆雕漆。莳绘漆为日本名漆，明代宣德年间漆工杨氏受命赴日学习莳绘漆，回国仿制，其子杨埙从学，所制足以乱真。另有漆工蒋回回也善仿莳绘漆,清代苏州仿莳绘漆极盛,金漆辉映，富丽堂皇。明末清初出现的软螺钿则是螺钿的新品种。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方信川钿嵌堆、扬州卢葵生砂钿镶嵌漆均名震一时。戗金、脱胎等漆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金属工艺 明代金银器工艺的特点是与宝石镶嵌结合。内廷设银作局，专为皇家打造金银器。其代表有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和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器物等。清代内廷金银器由养心殿造办处制造。康熙五十四年造双龙钮金编钟一套16件，共重460余公斤。 乾隆年间最大的金塔高约5.33米,用金11119余两，现存的弘历皇帝母崇庆皇太后金发塔，通高1.47米，用金3000余两。银器作为金器的代用品，制成首饰、器皿，通行全国城乡。铸铜工艺获得了特殊发展，最著名的是铸于永乐年间，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金刚华严钟，通高6.94米，外径3.3米,重约46.5吨，为国内现存最大铜钟。钟内外铸有《华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共22.7万余馆阁体楷字。字体典雅严谨、端庄秀媚。宣德鼎，因产于宣德年间，又称宣德炉，以后历代均有仿制。据文献记载，是以外国的铜、铅、锡、砂、紫、胭脂石、安澜砂等原料，经多达十二炼后成器，以充庙宇供器或室内案头陈设。因其名贵异常，传世稀少，故内廷与厂肆仿制成风。铸铜名家胡文明、张明歧、石叟等皆有制品传世。紫禁城内的铜狮、铜炉、铜缸、铜龟、铜鹤等陈设足以代表乾隆年间铸铜工艺的水平。
金银工艺是铁器的装饰，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盛行。多层镂空金银铁碗套是藏族铁金工艺的精华。清初安徽芜湖铁工汤鹏，创铁画，锤锻铁块，制成多种书画作品，别具一格。锡器作为银器的代用品而通行民间，明末清初归复善制锡壶，继之者有朱坚、陈鸿寿等人，所制锡壶颇受文人赞美。
玻璃工艺 明代玻璃生产的中心仍在山东益都颜神镇（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洪武初年内官监于该地，设御用玻璃作坊,生产玻璃“青帘”,用作坛庙窗帘。颜神镇民间炉行主要生产簪珠。清代玻璃产于颜神镇和广州、苏州等地。雍正十二年于颜神镇设博山县治，此后所产玻璃，世称博山琉璃，其产品行销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山东总督胡廷干于博山东柳杭设玻璃公司,聘德国人为技师，传授欧洲平板玻璃技术。北京料器业从博山购买玻璃料条，以灯火烧制各种禽兽花卉等料器。康熙年间，创“套料”，即“白受采”或“兼套”。晚清又创内画壶，有名家周乐元、叶仲三等。广州是清代南方玻璃的主要产地，与西方玻璃有着密切联系，自称“广铸”,亦有以欧洲玻璃残器为原料的再熔玻璃,与进口玻璃相对，亦称“土玻璃”。苏州玻璃称为“苏铸”，似不及“广铸”。在此基础上清宫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了皇家玻璃厂，初期从广州召募玻璃匠进内廷烧造玻璃器，雍正以后以博山吹玻璃匠取代广州匠人。乾隆初年欧洲传教士玻璃匠汪执中、纪文两人进内廷烧造玻璃器，完成了圆明园西洋楼吊灯等巨大工程。现存玻璃厂产品有炉、瓶、罐、盆、钵、盘、碗、鼻烟壶及肖生等器物。颜色有涅白、砗磲白、浅黄、娇黄、雄黄、亮茶、亮茶黄、月白、宝蓝、空蓝、亮浅蓝、亮深蓝、豆青、亮深红、亮玫瑰红、亮宝石红、珊瑚红、豇豆紫、浅紫、亮深紫、桃红、绿、粉绿、翡翠绿、水晶、茶晶、黑等20余种。另有金星料、绞丝、夹金、夹彩等复色玻璃，并使用描彩、描金、泥金、珐琅彩、套料、隐起、阴刻等装饰手法。古月轩据传是以珐琅书写乾隆年制款、题诗印章和彩绘图案的玻璃器，但迄今未见传世之物。道光年间，玻璃烧造技术下降，从咸丰起内廷仅制素玻璃器，1911年随清亡而告终。
珐琅器工艺 明代景泰蓝（即掐丝珐琅）工艺在元代大食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内廷御用监设厂生产，专供皇家享用，以宣德年制，御用监造款的云龙盖罐为代表。而景泰年间内廷作坊所制仅能维持前代水平而略有变化。此后历朝几乎均有产品传世,万历掐丝珐琅器,以其掐丝短促放纵、釉色鲜艳热烈为其特色。为珐琅器的一大变革。民间掐丝珐琅器产于北京、云南，专供妇女闺阁中用，不入文房。清代景泰蓝，内廷与民间均极盛行，其掐丝与珐琅料也有别于明代。产地有北京、扬州、九江与广州等地，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晚清仅有北京民间厂肆维持生产。錾胎珐琅明代遗物极少，而清代却广为盛行。这与广州錾铜工艺的发达有关。清朝内廷珐琅厂也做錾胎珐琅，然数量甚微。画珐琅一说始于明代，现存实物自清代康熙始。康熙画珐琅有试制和规格化的两种产品。据估计，清代最早的画珐琅可能于开海禁之后,西欧画珐琅器传入广州,先由广州工匠试制烧成。但内廷珐琅厂也经历过独立试烧的过程，传教士中的珐琅匠是晚于广州珐琅匠数年才进入内廷的，故在传播烧造画珐琅的技术上所起作用不大。画珐琅的最大产地是广州,不仅有规模巨大的画珐琅行业和作坊,且还向内廷输送画珐琅匠人，提供广州生产或进口的珐琅料及数量庞大的成品。但在作工、风格上却互为殊异，有“恭造”与“外造”、 皇家与地方之分。 艺术上也既互相联系、又互为区别，泾渭分明。晚清广州画珐琅绝迹，仅北京民间作坊尚在生产，但质量低下，已非昔日面貌。透明珐琅几乎只广州独家生产，而烧蓝则在全国城乡首饰楼均可烧造。
木竹牙雕工艺 即有机质材料雕刻的统称。 除竹、木、 牙外还包括甲、角、 骨等材料。有机质材料雕刻，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至明始受文人墨客垂青而登上工艺之坛，工匠们才得以留下姓名及作品，而免遭泯灭无闻。明代后期出现金陵、嘉定两大竹雕流派。前者创始人为濮仲谦,他善于选用盘根错节的竹根,略作雕琢，颇得造化之趣。后者由朱鹤开派，创凹凸浅深、可达五六层的深峭镂空雕法而有别于前者。朱鹤之子朱小松、孙朱三松均能承其家传而又过之。清代吴之、封锡爵、封锡禄等均系嘉定传派名家。封锡禄及侄封歧曾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内廷效力。竹黄工艺，去青留黄压平刻镂，兴于江浙、盛于苏州市。木雕分为杂木、硬木及软木3种。 杂木雕刻用于建筑和家具装饰，以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最为著名。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广州木雕为其重要流派。因潮广常髹以金漆，亦名金漆木雕。广州硬木雕刻居全国之首，苏州则以精工过人取胜，但规制气势远不及前者。广州牙雕镂刻深峻，加以茜色，多层透雕的绣球和楼阁、龙凤船等是其名作。牙丝编织也是广州牙雕业特技之一，象牙席和牙丝团扇可反映其成就。清宫造办处牙作，从苏州、广州招募施天章、叶鼎新、陈祖章、李裔唐、萧振汉、黄振效、杨维占、顾彭年、陈观泉等名工为皇家服务。象牙雕《月曼清游册》是其代表。明代犀角雕刻简古朴拙，清代则工整细致，多染色烫蜡，唯内廷犀角杯不加染烫，保留本色。犀角雕刻名家有鲍天成、濮仲谦、尤通、尤侃等人。康熙年间尤通善制犀角杯，人称“尤犀杯”。
[清代黄振效：象牙雕《渔乐图》笔筒]
镶嵌工艺 以金银、 玉石、玻璃、珐琅、竹、木、牙、骨等材料，雕刻镶嵌于硬木器物，以加强其装饰效果,是雕刻工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木胎嵌金银纹,清内廷称为商丝，多用于硬木器或台座，苏州、北京较为盛行。运用多种珍贵材料雕刻并镶嵌于一器，呈现斑斓多彩的镶嵌，称为百宝嵌，为镶嵌工艺的杰出代表。明末扬州周翥是百宝嵌名师，他善用金、银、宝石和玛瑙等贵重材料，雕成山水人物、树石楼台等嵌于硬木和漆器之上，呈现出难以言状的光色陆离的艺术效果。另外像明末江千里及清乾隆时的王国琛、卢映之，嘉庆、道光时的卢葵生等对百宝嵌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广州用金属或象牙做骨格地子的镶嵌工艺较为发达，苏州则擅长以紫檀、红木、木为地，用金银丝或玉石嵌成各种图案和画面。明代百宝嵌单纯醒目，清代则日趋繁缛，应用于一器的镶嵌材料，品种丰富，图案构图饱满、形象生动、色彩斑斓、益臻妙境。金属镶嵌有铜胎错金银、 铁金等工艺，特点鲜明、别有韵致。
家具工艺 明代家具基本上沿宋式家具而作损益。一般城乡人们使用杂木家具， 富有者多用紫檀、 红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和楠木家具或髹漆家具。小至踏，大至屏，其形制、式样以便于生活并富于美感为原则。比例权衡更为科学、合理，附加饰件和雕饰都较为简单。苏州家具,亦称苏式家具,全国各地多有仿制。北京家具也较驰名，其形制、样式较接近于苏式家具。清代康熙以前，仍沿用明式家具，以髹漆或螺钿家具为主。清代家具形成于乾隆年间。此时苏州、北京的硬木家具发生了不少变化。苏州家具装饰繁复，硬木家具往往与髹漆、玉器镶嵌结合，制造雕漆、 雕填、描金、彩漆、金漆、仿莳绘及文竹、竹黄、斑竹等家具，与明代家具已相去甚远。广州家具已进入内廷，打破了原有家具的权衡格局,改变了苏式家具一统禁城的局面,在内廷屋宇陈设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造型、图案、装饰、用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扬州家具也不可忽视，其风格介乎于苏、广之间，具有折中色彩。尤以周翥百宝嵌家具最为名贵，为其特点之一。北京家具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吸收苏、扬、广式家具的手法,也有显著的变化。内廷家具由造办处油木作、 广木作制造及苏、 扬、广、长芦等地进贡，而成为全国家具的总汇。清代乾隆年间家具京式、苏式、扬式和广式4式并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此时家具特有的典雅与华贵的总趋势。晚清苏式、扬式家具虽在战乱中复苏，但仍日趋衰落。京式、广式家具也失去18世纪那种工精料实、繁华富丽的时代气氛。此时，上海、天津等口岸已输入欧洲、日本家具，因而出现了仿洋家具或中西折中的不伦不类的“新型”家具。
文房四宝工艺 明清两代文房四宝，除注意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外，尤强调其装饰、玩赏、陈设等审美功能，工艺水平已达高峰。其中笔仍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所产毛笔最为驰名。内廷御笔有宣德、嘉靖和万历等年号款识。以羊、 狼等毫扎成竹笋头、 兰花头或葫芦头。杆饰黑漆描金云龙纹，或用玉杆。清代笔杆多以玉、漆、象牙、硬木、文竹、香妃竹、玳瑁、剔红、金漆等材料和工艺制做，以提高笔的装饰美。墨的装饰性、鉴赏性也大为提高，制墨名家辈出，明代以程君房、方于鲁两人为其代表，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传世。入清后，曹素功墨名大振，传十三代后迁至上海，继续营业，盛名不衰。集锦墨盛于清代，康熙年间名家吴天章所制集锦墨形制翻新，雕镌精工，色彩斑斓，装潢典雅，多为文人珍藏。刘源监制国宝墨以及职贡图、耕织图等墨，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制墨的精品。明清两代纸、绢的最大成就,是宣纸的改进及对纸、绢的第2次艺术加工。以染色、粉、蜡、洒金、描金、掐丝及版水印等技法装饰纸、绢，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砚仍以端、歙两砚备受重视。苏州顾二娘是康熙年间江南制砚名手。内廷以松花石制御用砚。地方名砚尚有苏州澄泥砚、山东矶石砚、红丝石砚、宁夏贺兰山石砚、甘肃洮河石砚及湖南菊花石砚等，在全国均有一定声誉。另外还以各种材料、工艺制做砚滴、笔山、墨床、镇尺、臂搁等数十种附属性文房用具，其形制玲珑小巧，装饰精致倩美，不失为工艺珍品。
此外，尚有衣冠带履、车轿鞍鞯、武备仪器、盆景、钟表、珠宝、 玳瑁、竹黄、匏、天然木等器，竹、草、藤、纸等编织以及各地民间及各民族的手工艺等，都是工艺美术的独特领域和重要专业，是明清工艺美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工艺水平和制作技术，亦应还其本来面貌并给与一定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