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十大粤菜酒楼 味国厨房上榜 看看你已经打卡几家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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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好。味道正酒家（九鼎国际店）在同等价位的酒楼中，环境很好，空调很凉快，环境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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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子祭祀和吃饭要用九个鼎八个簋，鼎相当于现在的盘子，而簋相当于现在的碗。簋是中国古代一种很重要的食具，以偶数组合，它各配合使用。在古代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春秋公羊传》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卿大夫用“七鼎六簋”，诸侯用“五鼎四簋”，”三鼎二簋”。

一言九鼎就是这么来的，鼎最早就是用来放煮熟的肉的方形器皿，而簋则是盛放熟食的粮食为圆形器皿。后再演为礼器了。在商朝到东周的时候最为广泛。

鼎为盘，分为三种，它们分为三种。分别是羞鼎、升鼎、镬鼎这三样。羞鼎是配合正鼎使用的，来放置调味品的，正鼎一般放的是牛、羊、鱼等等荤菜，据说鼎内存放的东西会跟着当时各诸侯国的习惯发生变化，多种多样。镬鼎是特别大的，是用来煮用的，在古代也是一种很残酷的酷刑。

簋为碗，曾有诗词说道：“於粲洒埽，陈馈八簋。”指的就是这簋。里面盛放的分别是稻、黍、稷、梁、麦、苽。黍是指的一种草本植物，煮熟后可以酿酒和糕点等，稷是一种禾本科植物，有治疗热毒、解苦等等功效，菽是豆子的总称。

九鼎八簋样貌的九鼎是形状和纹理相同，但是大小是依次递减的，八簋也是一样的，为了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才会有的九鼎八簋，这就是制礼作乐的由来，同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自誉礼乐之邦。天子在祭祀和宴请的时候必须使用，诸侯都是依次顺序，不能越级。

老欧洲们，把王冠、权杖，视作象征最高权力的“国之重宝”。古代中国，由“和氏璧”精雕而成的“金镶玉玺”，则代表执掌皇权的合法性。俗话说：“私凭文书官凭印”，你说你是真命天子，凭什么？只要一拎那颗价值连城的金镶玉玺就得了，上面刻得清清楚楚：“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有这玩意儿垫底，泥鳅也敢当蛟龙。当然，“传国玉玺”的权威性起于秦汉之后。那么，战国之前，王室、诸侯最看重的“权力信物”是什么呢？说来好笑，居然是体态笨重的铜锅——鼎。（下图：大禹收天下之金，铸造了代表九州的“天子九鼎”） 东汉学者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说得好听，“宝器”。干嘛用呢？“和五味”，其实就是厨房里东西。鼎，这种古代烹饪的厨具，就是“套锅”，要么炖煮，要么盛肉。大大小小，形制不同。既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比如周鼎，大约分三大类：“镬鼎”、“升鼎”和“羞鼎”。镬鼎，体形硕大，很多没有盖，这是用来煮生肉的。升鼎，也叫“正鼎”，是盛熟肉的。羞鼎，则是盛放佐料，和升鼎配套使用，它还有个别名叫“陪鼎”。这些铜锅，为什么从厨房里跑上大殿了呢？还得从两个大人物说起，一位是黄帝，另一位是大禹。传说，黄帝曾取首山之金，铸造了三尊大鼎，三尊大鼎分别铸了“天、地、人”纹饰。大禹也曾收九牧之金，在荆山脚下铸造了九尊大鼎，希望这九口造型奇特的“铜锅”象征天下九州。据《春秋左传》记载：夏朝初年，大禹把天下版图划分为“九州”，分别是：冀州（河北、山西、辽宁）、衮州（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青州（山东、辽宁一部分）、徐州（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扬州（淮河以南，东南至大海）、荆州（湖北南部、贵州、广西）、豫州（河南、湖北北部）、梁州（陕西南部、四川、云南、贵州北部）、雍州（陕西、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这九个州的长官纷纷向中央进献青铜，大禹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尊大鼎，工匠们将天下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在铜鼎身上。为了让人们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地生活，九鼎表面，还刻意铸造了“魑魅魍魉”的狰狞形象。其中的潜台词很明显：惟有对这些神秘的图腾提防、敬畏，才可顺风顺水，远祸全身。大禹“九鼎”，名气很大，这套青铜器，标志着中国结束了荒蛮时代，步入了文明时代。鼎，由此从厨房里跳出来，登堂入室，变成了极具象征意义的“传国重器”。九鼎铸成，立刻被集中到夏朝都城。从夏朝，到商朝；从商朝，到周朝……每逢王权兴替，“天子九鼎”都追随最大的“政治赢家”，这就是“定鼎”一词的由来。（下图：商朝铸造的“司母戊大方鼎”、“父戊方鼎”、“史鼎”和“刘鼎”） 《墨子·耕注》说：“九鼎既成，迁于三国。”这里的“三国”，指夏、商、周三朝。宝鼎多情：国在鼎在，国灭鼎迁。夏灭商兴，九鼎迁于商朝的第一个首都——亳京；商灭周兴，又迁鼎周朝国都——镐京。周代礼制森严，对于“鼎”的使用，也有严格规定。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这些神秘的铜器随即成为象征社会地位、政治身份和尊卑长幼的标志。当然，规格最高的铜鼎，还是大禹铸造的“天子九鼎”——一套九件铜器，代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王权。谁赶窥伺这些国之重宝，天下诸侯势必群起而攻。不过，也有野心家贼眉鼠眼地打量“九鼎”，《左传》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公元前606年，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羽翼丰满，为了讨伐外族入侵，他带兵跑到洛阳，在周朝天子直辖的领地检阅军队。周朝王室随即派王孙满亲往犒劳，想不到，口无遮拦的楚庄王居然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又生气又害怕，他非常艺术地回答说：“政德清明，鼎小也重。国君无道，鼎大也轻。”显然，“天子九鼎”是犯忌讳的话题，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自代的意思——这明摆着是造反呀！后来，“问鼎”便成了颠覆政权、谋篡天下的代名词。秦朝以后，取材于“和氏璧”的玉玺横空出世，鼎的象征意义，才慢慢地消失了。

九鼎复原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科学家郑光先生在揭幕仪式上表示：中华九鼎系大禹时期所铸，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复原中华九鼎一直是全球炎黄子孙多年的夙愿，九鼎复原专家委员会，先后查阅资料2000多万字，整理各门类专家手稿500多万字，历时数年论证，终使九鼎得以重见天日！ 揭幕仪式现场的历史学家王老向记者介绍：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 据悉在国外考古学界，中国的“鼎”一直都是学术热点，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司母戊”大方鼎、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等，都是享誉世界的“华夏瑰宝”。 同时，由于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鼎也因此更加身价不凡，成为比其他青铜器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美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青铜器以其“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周志强介绍：目前国内号称“华夏第一、中国第一的鼎也有很多：如灵山大佛脚下的神州第一鼎、殷墟内的中华第一鼎--司母戊鼎、以及落成黄帝故里的“天下第一鼎”等等。 而九鼎重现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必然以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而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成为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并同国家博物馆目前的四大“镇馆之宝”：全世界最重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最精美青铜器“四羊方尊”、最著名唐三彩“骑驼乐舞俑”，和最昂贵的“金缕玉衣”一道，让中国国家博物馆未来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祖庙圣殿，十三亿炎黄子孙的精神家园，而倍受景仰。

九鼎的象征意义大于实物意义，它们象征着对一个国家的统治权。不过很可能九鼎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而没有实物，因为无论是从考古还是当时的技术条件或者概率论的角度来说，九鼎其实就是一个传说。

关于九鼎最早的文献记载应该始于《左传》，大家都知道，《左传》是一部特别有意思的史书，堪称春秋时期的娱乐八卦杂志汇总。在《左传》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故事，可以透过它来研究春秋时期整体的生活风貌，但是要说多少史实，那就要甄别了。

九鼎这个记载跟楚庄王有关系，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一度带领出国走向强大，因此野心勃勃，甚至想着取周天子而代之。《左传》中关于这个鼎是这么记载的：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昬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段说出了楚庄王的野心，他带兵到了周王朝国都边郊，周天子有点害怕，就派王孙满招待楚庄王，楚庄王就假装问鼎的重量，王孙满是个聪明人，他一看楚庄王这么问就知道楚庄王野心很大。于是他就发表了一番言论，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鼎的重量不是你楚庄王这个诸侯可以随便打听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交代了九鼎的来龙去脉，先是归夏所有，后来归商，然后归周。而且他着重强调了一点，鼎在谁那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德行，如果无德，就算得到了鼎，也守不住这个天下。

不得不说，王孙满说得很有道理，也道出了统领天下的真谛，九鼎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并不是一统天下的核心关键。这就跟后世的传国玉玺是一个道理，传国玉玺主要是象征意义，并不是说谁得到了传国玉玺就一定可以一统天下。不过有了《左传》这个典故，九鼎以后就象征这国家的统治权，问鼎中原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九鼎到底存不存在呢，现在来看，起码传说中那套硕大的九鼎是不会存在的。现在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是商代的后母戊鼎也就是以前的司母戊鼎，重达八百多公斤，而九鼎有多重呢。有种说法是当年周天子讨伐商纣以后，曾经搬迁九鼎，其中一个鼎就要九万人才能拉得动。很显然，这种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并不靠谱，就算真有这么大的物件，如何组织起九万人来同时拉动一个东西呢。而且如果真的有这么大的东西，那也就不会一直没有发现了。

根据夏朝出土的青铜器来看，一般都是比较小的，连像司母戊鼎那样大的都不会存在，何况是要九万人拉动的呢。即便真的有大禹铸造了九鼎，可能也只是很小的青铜器，主要是取它的象征意义而已。由于个头小，那么在流传的过程中被损害遗失也就比较正常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压根就不存在九鼎，所谓周天子的九鼎，有可能是周天子自己找人铸造的，然后为了展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故意拿传说中的大禹做靠山。当然了，就算是周朝青铜器工艺已经十分娴熟，要打造个九万人拉得动的大鼎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九鼎这事 ，主要还是看它的象征意义就好了，不要指望真的有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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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作为中国文明时代入口处的一块里程碑，已经遗失了2000多年，它们能否突然破土而出呢？这是人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古代青铜工艺高度发达，传下了许多稀世之宝。然而就历史价值而言，却没有一件比得上夏朝的九鼎。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为“定鼎”，就是因为三代以来，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象征的缘故。关于铸造九鼎，《墨子·耕柱》曰：“昔日夏后开（启）......九鼎既成，迁于三国。”三国指夏、商、周。根据《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的记载，夏朝初年，令九州州牧贡铜，铸造九鼎，事先将全国各地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形，然后分别刻于鼎身。九鼎铸成后，陈列于宫门之外，使人们一看便知道所去之处，有哪些鬼神精怪，以避凶就吉，据说此举深得上天的赞美，因而夏朝获得了天帝的保佑。九鼎一出世，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其实，透过神话因素，就不难看出它的政治价值。再以九州之铜铸成九鼎，再以九鼎象征九州，无非是要表明自己乃九州之主，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九鼎便成了三代传国之宝。夏亡之后，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周成王正式定鼎于郏（今河南洛阳境内），表明天命之所归。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力量的衰落，强大的诸侯对九鼎便产生了觊觎之心。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整饬内政，兴修水利，厉行改革，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兴兵攻击陆浑之戎，逼近雒邑的郊外，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庄王“问鼎小大轻重”，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从此，后人将争夺政权，称之为“问鼎”。

《战国策》开篇东周策一《秦兴师临周求九鼎章》就记载了秦要侵略周夺取九鼎的故事。周人颜率有谋略，先鼓动齐国帮助驱秦，答应把九鼎给齐国，齐国来要，颜率便问齐王走哪条路，结果都不合适，还说九鼎九个，一个要用九万人，九九八十一万人方全能拉走，颜率又说：“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就不再提拉九鼎的事了。从这里看九鼎真够重的，不过一定有夸张，但从这个文献看，九鼎一定很重，还是九个。

《史记·周本纪》：“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史记·孝武本纪》：“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后亦以九鼎借指国柄。

南朝 宋谢瞻《张子房诗》：“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

宋 杨万里《读严子陵传》诗：“早遣阿瞒移九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一回：“寡人闻大禹铸有九鼎，三代相传，以为世宝，今在雒阳。不知鼎形大小与其轻重何如？寡人愿一闻之！”

清龚自珍《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诸经有《法华》，王者之有九鼎，家业之有总帐簿也。”

三国魏曹丕《与钟繇五熟釜书》:昔有黄三鼎﹐周之九宝﹐咸以一体﹐使调一味。详九鼎。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於九鼎大吕。”司马贞索隐：“言毛遂至楚，使赵重於九鼎大吕，言为天下所重也。”

宋黄庭坚《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声名九鼎重，冠盖万夫望。”

明张煌言《怀古》诗：“人定能胜天，一言重九鼎。”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其基本形制大家或可不太陌生，立耳、圆腹、三足或立耳、方身、四足。它的基本功能或用途是在礼仪活动中盛装敬献给上天和祖先的祭品——牺牲（另有醴和稻粱）。准确地说，青铜鼎是主要的牺牲盛器。

由于当时交通天地、祭祀祖先的权力，为社会上层的贵族阶级独有，因此用鼎的大小、数量便成为贵族身份、等级和地位的标志。商周时期用鼎数量规定严格，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不同身份地位，不仅鼎的数目不同，所盛的牺牲也不一样。九鼎分盛牛、羊、豕（猪）、鱼、腊、鲜鱼、鲜腊等“九牢”；七鼎分盛牛、羊、豕、鱼、腊等“七牢”；五鼎盛羊、豕（猪）、鱼、腊、肤称“五牢”；三鼎分盛豚、鱼、腊，一鼎盛豚，分别称“三牢”和“一牢”。

由于天子独尊 特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牢大礼，因此鼎就很自然地成为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并进而成为传国之宝器。《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夏)远方图物 贡金九枚 铸鼎象物……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帝王世纪》记载：“汤即天子位，遂迁九鼎于亳。”《左传·桓公二年》亦记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故《史记·周本纪》讲：“此鼎定社稷存亡，故为王者必争。”于是就发生了历史上非常着名的“问鼎”的故事。

所谓的“问鼎”，实际就是指夺取王位。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戎，领军驻洛阳，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无奈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楚庄子别有用心地问起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十分清楚庄王的用意，便义正辞严地对楚庄王说，立国的根本在德而不在鼎。这段故事固然反映了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史实，但更说明了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据《战国策》记载，战国时秦国亦早觊觎周王室的九鼎，竟挺军想夺取九鼎，十分恐慌的周王，采用大臣颜率的计策，求助齐国帮助击退秦国，允诺事后存九鼎于齐国。齐国出兵将秦军击退，便向周王索取九鼎，见此颜率问道，如果把九鼎交给你们，你们将如何搬运回国，齐王说要经过大梁。颜率说，魏国早已企图谋取九鼎了，如路经大梁，魏一定会扣留九鼎。齐王说，那我们改经楚地。颜率说，楚国更是求鼎心切。齐王问，那应该走哪条路呢？颜率便慢条细语地给齐王讲了一段当年周灭商搬迁九鼎的故事，说当年周王为运九鼎，竟动用了九九八十一万人之多。齐王这时终于明白了颜率的用意，只好作罢。这里颜率的用意实际很清楚，即各国都在贪图九鼎，如果你齐国真的把九鼎运走，其结果势必会终日不得安宁。

据说，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但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时，九鼎已不知下落。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所以秦始皇出巡此地时，曾派千数人潜水打捞，结果徒劳一场。从楚庄王到秦始皇，九鼎故事虚虚实实，正暗示着此间社会的动荡。

总之，鼎在当时人们心里确有无以取代的地位。所以郑人“铸刑书于鼎上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 ”；“晋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作刑书，特示尊重而又为传之久远（《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得齐兵铸鼎”，销兵制鼎，特示和平安定（《吕氏春秋》）等等。直至今天，与鼎有关的词汇，一般均有显赫、高贵、盛大或昌胜之意。鼎运、鼎命、鼎祚喻帝王之位或国家之命运；以鼎阀、鼎族、鼎贵、鼎甲指显赫高贵之门弟；鼎业指帝王之大业；鼎喻指皇帝之旨意；鼎赐指极重之赏赐；鼎气指国运昌盛之兆；鼎味喻国政，鼎定指建国，鼎论喻大治之策等，其他则还有鼎盛、鼎重、鼎具、鼎兴、鼎助、鼎鼎大名等等，不胜枚举。

追根溯源，本来鼎不过是一种日常烹煮食物的炊器。最初是用陶烧制的，初型是容器下按设三足，下加柴燃火炊煮食物。这种器物起源很早，中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已出现钵形和盆形鼎。长江流域大溪文化遗址出土有罐形鼎。以后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良诸文化都出土有各种形式的陶鼎。

正是由于鼎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离之的重要炊具，特别是鼎本身“不炊而自烹”；即集灶与炊具为一体，并有站立稳定等形制上的优点，进入青铜朝代之后，其地位便获得了提升，即终于成为贵族宴乡和祭祀上天与祖先的礼器。《说文解字》讲：“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韩诗外传》讲：“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 可见，进入夏商周三代之后，有双耳的青铜鼎恐怕大多已不再担当炊具的使命，而被堂而皇之地用为调五味之重要盛具。我们知道，青铜是铜与锡或锌的合金，而锡、锌均为熔点很低的金属，不耐高温。至于新出现的四足方鼎，如再视之为炊器就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目前我们所最早的青铜出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为双立耳深腹、圜底，下设三锥状空心足，四壁薄，形制比较原始，很接近龙山文化的陶鼎

早商时代青铜鼎的铸造技术有了明显进步，器壁加厚，也较均匀，器表普遍饰以兽面纹等复杂的纹饰。腹仍较深，一般为圆锥状空心足。新出现的方鼎为空心柱状足，商代中晚期的青铜鼎壁已普遍较厚重，形体多硕大，造型更向成熟方向发展。足大多为柱状足，纹饰趋于细密缛丽。

1938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一个大方鼎，当时轰动全国，这就是着名的司母戊，其通高133cm，口部长110cm，宽78cm，重量达832.5公斤，为目前所见世界上最重的鼎，堪称中国青铜文化奇观，其形制亦可视为晚商方鼎之代表。试想，如果当时熔铜的坩锅容量以12.5公斤计，那么，铸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同时需要70余坩锅协力操作，如每个坩锅需要三、四个人，那么浇铸时至少需要250人同时工作。如再加设计、制模、翻范、组范及拆范、修整等工序，其制作场面可想而知。

商代的青铜鼎出现的数量很多，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东至山东半岛，北到冀北，西至陕中，南跨长江，偌大区域内均有发现。着名的人面纹方鼎就是在湖南宁乡发现的。

周初鼎的形制较之商并无明显变化，由于周人吸取商人酗酒误国的教训而禁酒，食器鼎的地位便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周人终于建立起一套以鼎为首的重食器的青铜礼器体制。出现了一批形体伟岸，下腹硕大，柱足粗壮的大鼎，《大盂鼎》可视为当时鼎之典型代表。

西周中期，周人的青铜礼器制度完整建立起来，鼎在其中的地位已更为稳固，形制更趋稳重。比较重要的如《毛公鼎》（见图九）。西周晚期流行的形制是立耳、圆底、矮兽蹄足，如《多友鼎》。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大动荡的时期，随着人文大觉醒，祭祀文化终于开始步入老年，鼎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由于礼崩乐坏，诸侯纷争，青铜器体系逐渐解体，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出现了明显的地域性特点，鼎此时基本可以分为南北两大系：北系以三晋为代表，形制是圆盖、圆腹、高足或矮足；南系以楚式为代表，深腹、平底、平盖，外撇式三高足。二是大量出土仿铜陶礼器，尤其陶鼎最为常见。

随着铁器与牛耕的出现，随着领主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官僚专制体制的创建，青铜礼器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这种曾有着长期辉煌的礼器，日渐走入历史的博物馆，西汉之后，便基本绝迹。

我们提到《左传·宣公三年》载，王孙满回答楚庄王那段话“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夏王绘制远方各种物象，用九州所献贡金铸鼎，而把所图之物铸在鼎上，实际披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青铜器表所饰花纹图案是有特定内容和特殊意义的。

我们可以从王孙满下面一段话得以进一步的证实。王孙满接着讲：“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意思是说，青铜器上饰以图象，天下各地的物象得以齐备，旨在使国民辨识何为神祗，何为奸恶。这样国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不致遇不顺的事，山精水怪都不会遇到。

以此使社会上下平安协和，承受上天所赐之福。所以在以鼎为首的商周青铜礼器上我们看到如此富丽华贵，绚丽多姿的图案花纹。如兽而纹、龙纹、凤鸟纹、火纹、蝉纹、蚕纹等象形纹，窃曲、波折、勾连雷纹等几何纹等等，丰富多彩。这些花纹尤其是龙、凤、蝉、蚕等都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意义和内涵。简单地说，关于龙纹《考工记》讲：“龙以水”其显然是中国农业文明的特有产物。

最后我们不能不谈到青铜鼎器内壁的铭文。青铜器出现铭文是从晚商开始的。最初只是作器者的父、祖、母或兄长的称号以至族徽而已，以后发展为三、四十字的称颂功德性质的较长铭文。如《乃孙作祖已鼎》，十一字。西周青铜器与商代青铜器最大的区别是之一便是出现了大量长篇的述史性质的铭文，如记载康王大举征伐鬼方史实的《小盂鼎》；记载康王诰诫臣盂以殷亡和周兴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大盂鼎》等。又如《献侯鼎》、《作册大方鼎》、《卫鼎》、《师汤父鼎》和《颂鼎》等，都有长篇铭文。

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的铭文竟长达499字，为迄今了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这些铭文无疑可补历史文献之不足。对于西周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至春秋战国，长篇铭已较少见，如台北故宫所藏《曾诸子鼎》、《芮公鼎》等，铭文仅四、五十字，无非是乱世诸侯大夫铸鼎以祈求长寿安康的意愿等。

中国文化是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中国古人哲人以“默而识之的观点态度去体验宇宙间发生的秘密。”（泰戈尔语）这种秘密就是节奏与和谐，而节奏也就是秩序，就是礼的基本精神；和谐则是乐的精神。中国人不仅把此一精神渗透进现实生活，便进而把此装饰到了日常生活所用器皿，而使形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

对最现实的器具，赋予崇高的意义，赋予优美的形式，使之不仅仅是实用之器，而且可以同人对话，同人情思往还，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历史上，本极为平常，而后来又极度辉煌的鼎便正是这样一种集中体现出节奏、和谐，基于天人合一的文化产物。因此它在今天即使早已褪出历史的舞台，但作为中国文化的直接载体却在现实社会中，在国人心目中光辉永存，永远发挥着一种无以替代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