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博物馆建筑的设计者是谁

广州泛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2016-11-28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马路二横路9号全栋自编1217房(仅限办公用途)。

广州泛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440101MA59GCYY9K，企业法人曾伟星，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广州泛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计算机房维护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机批发计算机零配件批发软件批发办公设备耗材批发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批发通讯终端设备批发电气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批发办公设备批发电子产品批发电线、电缆批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设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软件开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

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看广州泛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更多信息和资讯。

　一、住宅排水管道堵塞的原因 （一） 设计方面 1、设计图纸与施工现场不符 在旧城改造中，有很多地下隐蔽工程缺少技术资料，而设计人员对此又缺乏详细了解，故设计图纸上往往出现与实际现场管道交叉的矛盾，虽图纸注明视情况予以调整，但施工单位的技术素质未能及时做到，当发现问题时木已成舟，造成隐患；另外，管道基础处理不好，在荷载与地下水位变化下土壤下沉，使管道相应下沉，局部出现堵塞。 2、管径的无原则放大 根据GBJ14-87“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第3.2.9条规定:污水管最小管径为Dg200。但是，有的设计人员迁就建设单位的不合理要求，认为管径越大越保险，无原则地放大管径，使流速过低造成沉淀堵塞。 3、取消跌水井的不合理设置 在保证管道埋设深度的前提下，将管道的标高差尽量消耗在增大水力坡度上，而不设置跌水井。这样可提高流速，污物不易沉淀，防止管道堵塞。 4、管道连接和水流转角不符合规范 规范第3.3.1和3.3.2条规定，不同管径宜采用水平或管顶平接和管道转弯、交接处其水流转角≮90°的要求，否则极易滞留而堵塞。 （二）施工方面 1、施工单位为减少土方量，擅自提高管道标高，达不到最小覆土厚度，以致外部荷载的作用损坏污水管道。造成管道堵塞。 2、施工过程中室内排水管道多由安装单位施工，而室外部分则由土建单位施工。一旦标高出现误差，二者又难以协调，导致室内排出管的管底低于室外检查井的井底，使用后很快产生堵塞。 3、管沟回填时不是分层夯实，甚至根本不夯实。有时碎砖等杂物也被回填进去。造成管道的不均匀沉降而堵塞。 4、检查井不按标准图砌筑，甚至根本不做井底流槽，井盖不符合设计要求。在外部荷载作用下，盖破井塌，污物进入或工程交工前不认真清理检查井而发生堵塞。 （三）正确使用加强管理做好卫生设施正确使用和下水道不是什么都可以排的宣传教育，以减少卫生设备及污水管道堵塞的可能性。有关部门应定期清除管道或窨井淤积的污泥，保持畅通。 二、为防止管道堵塞，在施工中应采取的措施 为了避免交叉施工中赞成管道堵塞现象，在管道安装前，除应认真疏通管腔，清除杂物，合理按规范规定正确使用排水配件；安装管道时，应保证坡度，符合设计要求与规范规定及排水管口采用水泥砂浆封口等措施外，还必须采取如下多种技术措施以防止管道堵塞： （一）由于建筑结构需要原因，当立管上设有乙字管时，根据规范要求，应在乙字管的上部设检查口便于检修。 （二）当设计无要求时，应按施工及验收规范规定，在连接2个及2个以上大便器或3个及3个以上卫生器具的污水横管应设置清扫口，在转角小于135°的污水横管上，应设置检查口或清扫口。 （三）为了防止存水弯水封破坏，而造成卫生器具内发生冒泡、满溢现象，严重影响使用，应采取如下措施： 1、正压现象：污水立管的水流流速大，而污水横支管的水流流速小，在立管底部管道产生的压力大于大气压（正压值），这个正压区能使靠近立管底部的卫生器具内的水封遭受破坏。为此，污水管安装时，连接于立管的最低横支管与立管底部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当建筑层数为4层以下（含4层）时，其距离为≥450mm；当建筑层数为5层、6层时，其距离为≥750mm； 2、负压现象：卫生器具同时排水时，而引起管内压力波动，在存水弯的出口处产生局部真空，当污水立管排流量较大时，在立管上部短时形成负压的抽吸作用，而造成水封破坏。为此，约束污水立管内产生的负压，污水立管宜采用粗糙管，对水封的保护是有利的； 3、自虹吸现象：自虹吸对存水弯水封的破坏是卫生器具排水时产生虹吸作用的结果。实践证明，增大污水横支管的坡度，有利于水封的保护。为此，污水横支管安装时，对于排水铸铁管宜采用国家《采暖与卫生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规定的“通用坡度”，不宜采用“最小坡度”；对于排水塑料管宜采用“标准坡度”，不宜采用“最小坡度”； 4、毛细管作用：在存水弯的排出口一侧因向下挂有毛发类的杂物，由毛细管作用吸出存水弯中的水，使存水弯水封受到破坏。为此，存水弯安装完毕后，应采取临时封堵措施、防止存水弯内部被杂物堵塞。 （四）排水管道安装时，埋地排出管与立管暂不连接，在立管检查口管插端用托板或其他方法支牢，并及时补好立管穿二层的楼板洞，待确认立管固定可靠后，拆除临时支撑物，此管口应尽量避免土建施工时作为临时污水排出口。在土建装修基本结束后，给水明设支管安装前，对底层及二层以上管道作灌水试验检查，证实各管段畅通，然后用直通套（管）筒将检查口管与底层排出管连接。 （五）排水管道施工中，待分段进行排水管道充分胶襄灌水度验合格后，在放水过程中如发现排水流速缓慢时，说明该水平支管段内有堵塞，应及时查明水平支管被堵塞部位，并将垃圾、杂物等清理干净。 （六）为了保证楼面地漏及屋面管口免受黄砂、石子、垃圾等掉落入排水管内。所有地漏及伸出屋面的透气管、雨水管口应及时用水泥砂浆封闭，并经常检查封闭的管口是否被土建工人拆开，一旦发现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管道堵塞。 （七）卫生器具就位时，先拆除排水管口的临时封闭件，检查管内有无杂物，并把管口清理干净。如有条件可用自来水连续不断地冲洗每个排水管口，直至水流通畅为止。应认真检查卫生器具各排水孔确实无堵塞后，再进行卫生器具的就位。 坐式大便器就位固定后，应将便器内排水口周围杂物擦拭干净，并用一至二桶水灌入大便器内，防止油灰粘贴甚至堵塞污水管口。便器安装后，将排水孔封闭，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免污染，造成便器堵塞。 （八）土建在砌筑小便槽时，污水管口应用木塞堵住，防止土建使槽抹水泥砂浆或装修瓷砖面层时，砂浆及垃圾掉入污水管同,余款泛道通水能力试验后，再装罩式排水栓并加以防护措施。 （九）在土建进行水磨石地面施工时，应积极配合土建确定临时排水措施，避免排水管道作其排水通道。 （十）排水栓、地漏等处存水弯塞头在交叉施工中暂不封堵，待通水试验前冲洗后再行安装。 施工过程中采用以上防堵措施，可有效地避免排水管道发生堵塞现象。但是，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优质为用户服务，在工程竣工验收前，还必须按规范对室内排水管道作通水能力试验。 总之，室内排水管道在施工过程中采用行之有效的防堵技术措施及进行通水和通球试验，对检查和治理管道堵塞，搞好管道安装与土建密切配合施工，提高工程质量起着极其重要的保证作用。

从有人认为鲁提辖拳头“暴力血腥”，到《背影》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从喧嚣一时的“鲁迅作品大撤退”到地动仪引发的“舆论震动”；从民间研究团体对小学语文教材的质疑，到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画的一套老教材受热捧，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教科书”的热议不断，引发社会各界的深入思考。

“你从父母那里学到爱，学到笑，学到怎样走路。可是一打开书本，你会发现你有了翅膀。”教材，助力学生成长，但也问题与争议不断，是一副沉重的“翅膀”。如何理性认识教材的现状与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在当前的市场机制、教育体制和文化环境下，给孩子们编写更好的教材，使之成为更加轻盈有力的成长之翼，我们能切实做些什么？我们的教育观念需要作出怎样的转变和调整？本期“时事观察”，我们就这一问题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先生进行访谈，并汇聚各方观点进行探讨。

找准问题与出路——

最大的缺失在于缺少“梯度”

关于教材的争议，焦点常集中在语文课本上。有人认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甚至有人认为，现行教材充斥了虚假、说教、篡改，应予以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如何客观评估现行教材的成绩和问题？

温儒敏：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前50多年的中小学教材都是全国统编的，最近几年，才开始实行一纲多本，即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组织编写，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才可以发行。而各地区或学校采用哪个版本教材，原则上他们是有选择的主动权的。现在新编并通过审查批准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有十多种，初中语文有8种，高中语文有5种。

事实上，各种教材编写体例、选文都有差别，使用覆盖面以及受欢迎的程度也很不一样。有些媒体批评语文教材往往都比较笼统，顶多是“举例说明”，很少对多种教材做全面调查，也没有量化分析，难免以偏概全。说“现行教材充斥了虚假、说教、篡改”，有失公允。说现有语文教材是“经典的缺失”，也不太符合事实。拿新编的5种高中和8种初中语文教材来说，采用经典作品的比重全都在半数以上，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采用经典的课文占到70％。你可以批评说“这还不够”，或者可以建议哪些经典可上或可下，但总不宜笼统批评说是“经典缺失”。目前有关机构正在组织对通行教材使用情况的大面积调查，据我所知，多数一线教师对教材配合课程改革的努力还是肯定的。

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哪些新的变化？对现行语文教材的得失，您有怎样的总体评价？

温儒敏：和以往教材比，现有的语文教材普遍注重突出人文性，尽量考虑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比如问题探究（思考题）设计就注意多样选择，贴近学生语文生活，培养开放性思维，每一课还有阅读链接或拓展书目，供有兴趣的学生课外探究。这些都是新的变化，体现了课程改革的精神。

但另一方面，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媒体的有些批评是中肯的。特别是某些版本的小学教材，其选文以及问题的设计，包括教师用书编写，对儿童心理照顾不够，导读和问答题设计过于说教，所谓思想性的体现也往往生硬表面，甚至有泛道德化倾向。还有的课文删改过于随意。社会上批评语文教材的意见大都是围绕课文的选择，哪些作品可以选，哪些不一定选，都可以讨论。

我认为目前语文教材编写最大的缺失，不在选文，而在普遍缺少“梯度”。过去的教材一般注重“梯度”，每一学段、年级，甚至一个学期的前、中、后期，课文、知识点和练习的安排，都依照深浅程度形成一条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线索。而现有的多种新编语文教材体例都变了，就是采用“主题单元”的框架结构，以主题来牵动整个课程计划。比如有的初中教材三年6册，费尽心思分列出诸如“家国情怀”“亲情歌吟”“生命礼赞”“品行善恶”“艺术感悟”“亲近自然”“时政聚焦”“科学之光”等二三十个单元，每个单元三四篇课文，都是按照主题类型来安排的，选文自然也主要从主题需要考虑，各单元之间本来应有的语文学习的逻辑递进关系，就难于照顾了。现在通行的高中语文必修课教材也大都采用主题单元框架，有的甚至把初中已经有过的部分“主题”重复一遍，加上必修课时间缩短到一个多学年，更谈不上“梯度”了。用主题来划分教学单元或板块，往往顾此失彼，很少考虑难度系数和教学适用度，也难体现语文教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规律。这是迫切需要改进的。

辨明历史和现实——

教材编写需要“守正创新”

最近，一套开明国语课本颇为流行。“老课本”的走俏，反映了社会上对好课本的需求，也反照出当前教材存在的问题。“老课本”给今后的教材编写带来怎样的启示？

温儒敏：《开明国语读本》是叶圣陶先生上世纪30年代初编写的一套小学教材，也是民国时期最出色的教材之一。这套教材尊重儿童的天性，内容适合孩子，丰子恺先生的插图充满童趣，少有成人化的说教，课文和设计循序渐进，有梯度，遵循语言习得的认知规律。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教材编写者学习。但那毕竟是70多年前的课本，适合那个时代孩子们的学习，如今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孩子们从小就要接受很多以往可能没有的新事物新知识，教材肯定要满足当今时代的需求，不能照搬这套教材的编法，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育。

重读《开明国语读本》，还有《国文百八课》等，我们对叶圣陶先生那一代教育家的胸怀、志趣、学识深表仰慕，同时感到今人编教材困难比过去大，束缚也比过去多。叶圣老编教材基本上就是民间自发行为，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教育理念，出版后让教师和学生去选择，让社会去作评价，外在的干扰是较少的。当时的教育规模也很小，教材却放开出版，完全是自由竞争，社会对教材编写不会形成太大的舆论压力。而现今教育规模巨大，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动辄就是“政治问题”或“公众事件”，教育部门不得不严加管理，即使一纲多本，编教材基本上也还是“官方”行为，而并非个人著述。社会的期望，教育部门的要求，加上出版社商业利益竞争的挤压，编写组拥有的自由度其实是非常小的，很多情况下只能做平衡的工作。这是体制性的问题，是国情，从根本上制约着教材编写质量，尽管很难解决，但总要不断推进改革，为教育理论探讨及教材编写逐步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

实际上，教材也一直在顺应时代中发展变化。比如环保话题，20多年前的教材中没有涉及，在2000年的人教版语文教材修订中，就增加了关于环保的课文。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教材怎样才能既适合教学，又满足现实需求，兼顾稳定与变化？

温儒敏：教材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宜老是改来改去，变动太频繁。一线老师使用新的教材有一个适应和准备过程，变动太多，会给他们造成很大困难。当然，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教学实践的反馈，及时和适当地做某些修订。教材编写需要不断积累，需要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又能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革新和变通。“守正创新”这句话我看可以作为当前教材编写修订的准则。而那种鼓吹要“对抗语文”的颠覆一切的思路，以及“翻烧饼”的做法，是不可行的，也不能解决问题。语文课程的改革难度很大，现在最需要的是扎实的调查和科学细致的研究，而不只是印象式的批评。在中国喊喊口号或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改革就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还是多结合实际来提建设性意见为好。

打通教材和教法——

走出功利化与技巧化误区

从教育实践看，如何使用教材、采取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方法也很重要。许多孩子对语文课程的厌烦与逃避，很大程度上与不科学的教学方法很有关系。怎样转变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方法，促成教材和教法的良性互动？

温儒敏：如果把教材比喻为菜谱，那么教师就是课堂上的“厨师”。“菜”做得不好倒胃口，不能总是怪罪于菜谱，而应看看“厨师”的烹饪手法有无问题。根据我对语文课堂多年观察研究，“厨师”合不合格，对教学效果非常关键。所以现在国家加大投入，推行教师全员培训的“国培计划”，我是非常赞成的。现在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修订教材，另方面则要提升教师的素质与教学水平，改革教学理念与方法，尽可能用好教材。

我们谈论教材问题，不应该忘记目前语文教学存在严重的功利化倾向。为何不讲梯度？除了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功利化心态。一切瞄准考试，便很功利，很焦躁，都在搞“提前量”，随意增加教学难度。过去高考的紧张从高二之后才出现，现在高一就进入紧张备考了。连初中生也总被提醒如何准备考大学，某些高中的课就搬到初中来学了。这种紧张还波及小学，甚至幼儿园、学前班，都在搞“提前量”。有的学前班就要求孩子认识3000汉字，“拔苗助长”现象相当严重。鉴于此，这次语文课程标准修订，重新强调了教学的梯度，也意在抑制功利化焦躁症。这是很值得关注的。看来“梯度”不完全是教材和教学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基础教育的全局性问题。如何贯彻语文课程标准的精神与要求，尊重教育规律，不急功近利，这是难题，整个社会都应当面对。

语文教学的另一不良倾向，是技术化。表现主要有：备课很程式化，讲授多，涵咏少，讲课过于琐碎，美文鉴赏变成冷冰冰的技术性分析，甚至沦为考试技巧应对；太过偏重文笔技巧的训练，而不在引导审美与表达方面下功夫；作文教学全都瞄准中考高考，进行以范文分析为核心的文体“套路”的练习，“文艺腔”盛行，“宿构作文”成风，等等。

技术化其实是教育竞技化的结果，只面对考试，就远离了教育的本义，不可能着眼长远，也没有耐心去关注学生整体素养的提升。从教育的角度，则是无视学科自身规律和学生主体性。语文教学最需要而眼下最缺少的就是“涵泳”，是浸润式习得。教材和教法都应当追求这种最佳的境界，引导“涵泳”，让阅读成为学生的习惯与生活方式。

实事求是地看，目前完全抛开中考和高考来谈课改是不现实的，课改和考试也并非水火不容，需要走出应试教育泥淖，在素质教育基础上实现新的平衡：让学生既考得好，又不至于被题海战术败坏胃口，不会把脑子“搞死”，兴趣搞没了。知易行难，只要理性对待、讲究规律、尊重学生、潜心改进，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众 论】

最好的教材是“文为学生而作”，是写出来的，不是编出来的。

——首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郑晓龙

语文教材编写需要打破框框，让具有语言创造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好作品放到语文教材里来。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语言发展规律，需要找到合适的文体来对应。

——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 李庆明

社会转型期，我们的科技、经济在发展，心却没跟上。这个时代需要养心的教材。

——辽宁沈阳市教育专家 于永昌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文观，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方式。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问题，水平不高可以集思广益，良知不够则难以修补，《开明国语课本》70多年后成为新闻，给我们上了一课。

——南京师大附中教师 吴 非

老教材走红一方面是它本身的开放性和文学素养引起了社会关注，也表达了人们对现在教育和教材的看法。另一方面，网上炒高价位，与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制造“印刷紧张”的嫌疑。

——凤凰卫视策划人 胡野秋

目前教材选文视野还不够开阔，缺少体现时代特点的美文、切合现实生活的实用文、反映前沿科技新成就的科普文。

——人教版第十套小学语文教材主编之一 蒯福棣

教材也是书，第一要务就是要吸引人，让孩子喜欢读，能理解。文章选择一定要有意义、有趣、真实。不用把所有问题都讲透，应留给教师发挥的空间。

——乌鲁木齐市教研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员 谭 莹

文以载道，寓教于文，古今中外的教育，以不同形式体现着这一点。关键是，什么样的“文”才能切实承载和有效传播孩子成长需要的“道”。如果课文本身不过硬、面目可憎，教育作用就无从谈起。

——人民网网友 子应语

1、《带好队伍用好人：中层管理者执行力9法则》

本书重点解读了管理者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包括树立团队成员的规则意识、有效沟通、有效授权、有效奖惩等。本书借助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案例以及融合心理学知识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各种管理问题的处理方法。

2、《卓越管理者的辅导与激励技巧》

2009年0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世维。本书主要介绍了管理者激励和辅导员工模式的技巧。

拥有图书版和视频版本，用生动典型的实例和诙谐幽默的语言，帮助管理者打造自己的辅导与激励模式，使之成为更优秀、更全面的企业管理人才。很多企业的管理者或许知道怎样去领导自己的员工，却忽略了管理者还肩负着辅导与激励员工的责任。

3、《企业绩效与激励机制：战略的观点》

本书介绍了激励和激励机制的基本概念、现代企业产生激励问题的原因、主要的激励理论以及各种激励方式等问题，就企业绩效考核、薪酬管理、年金福利、员工持股、股票期权以及非物质激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介绍。

4、《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政策与案例》

在原来课题基础上增加了对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激励政策和实践的分析研究，尤其是对某大型国有技术服务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机制的个案研究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政策与案例》实证研究的深入有很大帮助。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政策与案例》还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分析部分，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及政府职能定位进行了分析。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政策与案例》还补充了一些企事业单位、典型个人案例及问卷调查，希望能够在理论和实践的方面给予读者更多启发。

5、《人际关系学》

《人际关系学》是由曾仕强，杨丹编写，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人际关系学的独特之处是对人的本性的基本论点，简单地说，他们认为职工是“社会人”。

这种假设认为人不但有经济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求需要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人有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需求需要得到满足。

正是基于对人的本性的这种认识，人际关系学说认为，要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就应该使职工的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人际关系学说的提出，完全地改变了管理理论发展的进程，现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带好队伍用好人：中层管理者执行力9法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卓越管理者的辅导与激励技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企业绩效与激励机制：战略的观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机制:政策与案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际关系学》

孟子提倡效法先王，是为了推行其“仁政”和“王道”，与当时某些国君的“虐政”和“霸道”针锋相对。他竭力鼓吹效法尧舜，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也还主张效法周文王，说：“文王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他把当时的制度安排，分别为“霸道”和“王道”两种，“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任何制度思想的基础是其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孟子的“性善论”为其“仁政”制度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为"四端"；此"四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孟子·告子上》）而它们正是仁、义、理、智"四德"的基础。这即是孟子的"性善论"。对统治者来说，正因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推行到实际的统治中，与人民同其忧乐；办每一件事情，都想着人民的疾苦--"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统治也变得举重若轻了。统治者若真能行仁政，将无敌于天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孟子·离娄上》）为政须行“仁政”，否则就只能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人性善良，特别是那些统治者的善性，仁政的实现才有了一定的可能性。对庶民来说，虽然孟子所处的时代世道衰微，仁、义、礼、智"四德"沦丧，但这只是暂时的。由于人的本性善良，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他所倡导的“仁政”与“王道”，实质上就是其制度思想的内核。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渊源于孔子的“仁爱”精神，而依托于“性善论”；将孔子的“内圣”推及为“外王”。本文仅将“仁政”制度思想中涉及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相关内容简述如下：一．等级制度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 （《孟子•尽心下》）这便是著名的“民贵君轻”说，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西周"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突破。姑且不论其说之合理与否，这里“丘民、天子、诸侯、大夫”的等级排序是显然的。尽管“民贵君轻”是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倒置描述，但其孟子把等级制度的存在视为天经地义。可以说，等级制度的观念是孟子“仁政”制度思想的“绝对理念”。辅之于“民贵君轻”说，他还提出“劳心、劳力”说，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孟子·滕文公上》）”。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同上）“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他欲以此效仿周公“制礼作乐”，试图设计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君臣，臣民”上下等级制度。（详见《孟子·万章下》）这是一种驾驭与被驾驭，统治与被统治的人际关系。如果此说仅就制度安排和社会管理的现实层面而言，应该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但是，“周公制礼”，“分封列国”；是建立在宗法观念上的等级制度，而时代进入战国时期，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已经呈现，“礼崩乐坏”已是时代潮流。此时此刻，他欲追随孔子“克己复礼”，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被讥讽为“迂腐”也就不足为奇了。二．产权制度把政治制度的设计与经济制度的安排有机地集合起来，这是对孔子的“克己复礼”，“吾从周”的“德治”制度思想的一种超越；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儒家制度思想的内涵。尤其是“制民恒产”思想的给出使得儒家制度思想从诱致性的制度安排导出了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变迁的路径。恒产、恒心与产权界定：产权制度是保证各项经济制度运行的基础，也是先秦儒家实施“仁政”的基点。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经界既正，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在古代农业社会，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的制度；孟子从界定土地入手，可谓一语中矢。在战国世代，诸侯割据，战火纷飞；国际关系以崇尚武力来掠夺经济资源，国不堪国，造成天下大乱。孟子提出的“正经界”，虽不合时宜，却也是为实现“仁政”制度思想上的体现；因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同上）这里也道出了儒家为国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裁判员的定位。此外，在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里，对政府要取信于民尤为强调。这也是对孔子“德治”制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还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子贡》）政府的诚信或信用，是社会诚信体系中的重中之重；进而把诚信视为立国之本：“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基于儒家的君子人生，孔子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宪问》撇开人生修养的道德层面，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倘若人人如此，各自均可达到博弈均衡而获得合作红利，进而形成社会和谐。三．土地制度“井田制”是相传中国殷周时代实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因其把土地划成井字形，故得名。井田制度还可以还原出来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可以将它定义为：井田制度是建立在以井田作为一种有效的产权供给制度为基础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制度结构安排的总体描述；同时也可以解释为微观经济活动如何与宏观价值构造相结合以实现资源包括资源资源与社会资源兑现率最大化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始见于《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诗·大田》上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其他古籍如《周礼》、《汉书·食货志》、《左传》、《韩诗外传》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基本内容与孟子所记大致相同。根据记载的史料，有的学者认为井田制纯属虚构，但多数学者则认为西周确有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甚至在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制度，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春秋以来，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井田制开始瓦解，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变法，“开阡陌”、“除井田”，井田制才彻底崩溃。而孟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继续呼唤“井田”显然是逆水行舟的。四．农本制度孟子对梁惠王解释了“仁政”制度在农业方面的实施问题："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缛；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垯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孟子将伦理秩序视作政治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目标，鲜明体现了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点。进而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个理念在“以农为本”是农业社会里是有过人之处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而不征，法而不，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孟子·公孙丑上》）此处的"王道"实际上就是仁政的目标。孟子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并以此为准衡量统治的优劣。减轻人民负担，按自然规律办事，人民就能够丰衣足食，养生丧死无憾，只有达到这个水平，才可以说是“仁政”制度的落实。孟子在其“仁政”制度思想中提倡“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有可贵的“民贵”、“民本”内容，体现了孔子的仁爱精神。“为仁由己”，“推己及人”，“扩而充之”；施之个人的修身养性未尝不可。但是欲“以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籍此来要求当时的统治者成为“圣君明主”，并“施仁政于民”，“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显然是期望值过高，无异于缘木求鱼。况且，他的“民本、民贵、君轻”之说也有本末倒置之嫌。既然“君轻”，何以终其一生，惶惶不可终日，周游列国，游说君王，而不似墨子游走于臣民之间呢？听其言，观其行；庶几近之矣。纵观中国历史，“暴君、昏君”史不绝书，而“圣君明主”却凤毛麟角。孔孟之道对于统治者的“性善”寄予厚望，而对其“兽性”却过于低估；殊不知，没有约束的的制度或权利必然导致专制与滥用。这种泛道德化和道德先验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本体预设，将人性之善的可能性推导为必然性，将使然视为当然；无不令人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及。对此，另一位儒家大师，“性恶论”的首倡者—荀子也是颇不以为然的：“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荀子·性恶》）这便是荀子的以“性恶论”为基础的“礼制”思想。更有甚者，孟子这种“推贤与能，贤者在位”之类的“官本位”意识形态对后来中国社会官僚等级制度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消极影响。对中国历史经验的体验告诉我们，在位者未必是“贤者、能者”，而“奸者、庸者”在位者却也是史不绝书的；这种所谓的“贤者、能者在位”的官僚等级制度思想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因此，无论是“素王”还是“亚圣”，只能被历代帝王，尤其是那些“圣君明主”供奉在寺庙里吃“冷猪肉”了。孟子“仁政”制度思想的提出是对当时社会的“虐政”、“暴政”的一种反动，却与现代社会还政于民的“宪政”制度相去甚远。况且，这种把统治者“圣化”，甚至“神化”的制度思想与近代“市民社会”的“民主”、“民治”制度安排与框架构建也是不相适应的。他把治理国家的权利(power)托付给了君主，而漠视了人民的基本权力（right）；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志色彩，而缺乏“社会契约论”的客观理性存在。无论是“民本”还是“民贵”，无不需要“奉天承运，皇恩浩荡”所致。要使这种垂直的，或者说是金字塔式的制度设计得以所谓的“自我坎陷”（牟宗三先生语）是无法当下落实的。“春秋无义战”，霸道盛行，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无法行之有效，甚而被当时的国君们视为无稽之谈，故“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条件下，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更是无法得到制度保障的。汉宣帝的儿子曾设想实施“仁政”，就被其父怒斥道：“汉家自有制度，一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仁德教、用周政乎？”这种“仁政”对于历代帝王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一代权臣桑弘羊就一针见血地说：“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盐铁论·论儒篇》）然而，钱锺书先生说：“革命的成功乃是革命理论的失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倒是可以解读为制度安排的失败是制度思想的成功了。康德曾说，只有经验的感知而没有理论的抽象是盲目的，而只有理论的抽象却没有经验的感知是空洞的。那么，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历经漫长的岁月而从未成为正式的制度安排，莫非是对其“性善论”的一种证伪乎？问题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有时提出问题要比解决问题还要伟大；我们对孟子提出的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制度思想似可当作所如是解。眼下，人们对“大国崛起”津津乐道，众说纷纭。然而，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后发之泱泱大国，避免后发劣势，着眼后发优势；因此，笔者不惴冒昧，斗胆地对孟子的“仁政”制度思想作了一番粗略的梳理，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蒋庆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儒家的构想》中主张“恢复儒教古代 “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以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合法性的基础。”进而言之：“仁政是儒教政治的基本形态，王道政治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大同理想是儒教政治的最高形态。”如果中国欲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崛起于当今之世的话，那么，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仁政”是否能成为我们与世界接轨的感召力，抑或一面旗帜呢？此说未免有点理论上的悖论，可是对理想的追求与对现实的承受似乎也永远是个悖论；恰似穿美丽衣裳的女人未必是美女，但女人还是喜欢穿美丽的衣裳。“人活着不能没有面包，却又不能只是为了面包。”存在主义者如是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归。”（《孟子·离娄上》）“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①。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②。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③。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①。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洪水“汜郡十六”②，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③，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④。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⑤，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①。又宋景佑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②。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佑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②。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④。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⑤。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①，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②。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③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④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据胡渭的记述是：“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⑤。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①。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②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③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④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⑤，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⑥，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⑦。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⑧。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⑨。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①。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

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

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①。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②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③。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④。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洪水决溢日益频仍。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⑤。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①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②。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当时翁同■、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③。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①；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②。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①，改为入河。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入河。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