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风格的古建筑有什么特点

现在来说汉唐风不是指唐风，既然说汉唐也就是汉代和唐代有相似的某些元素就比如欧美风，它并不是指作风。是指服装、服饰的一种风格汉唐风也是如此，它指的是唐代在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衣冠服饰。这里汉唐风主要是当时的服饰风格并非专家，仅当参考

气魄宏伟，严整开朗。汉朝和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建筑技术和艺术也有巨大发展。汉唐时期建筑的风格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开朗。建筑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包括彩绘和雕饰。

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建筑虽然在单体建筑的技术和造型上日趋定型，但在建筑群体组合、空间氛围的创造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

中国历代都建有大量宫殿，但只有明清的宫殿——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现存的古城市和南北方民居也基本建于这一时期。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北京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民居则是中国民居最成功的典范。坛庙和帝王陵墓都是古代重要的建筑，目前北京依然较完整的保留有明清两代祭祀天地、社稷和帝王祖先的国家最高级别坛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北京天坛，至今仍以其沟通天地的神妙艺术打动人心。

明代帝陵在继承前代形制的基础上自成一格，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制度。明十三陵是明清帝陵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

以往的建筑历史研究者，常常因明清时期单体建筑艺术性的下降而贬低明清建筑。实际上，明清建筑不仅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建筑技术上也取得了进步。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从而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

明清建筑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其间，中国普遍出现的无梁殿就是这种进步的具体体现。 总之，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并非一味地走下坡路，它仿佛是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依然光华四射。 明清建筑

元朝严酷的统治终被推翻，中国又恢复了汉人掌权。但一心想恢复汉唐雄威的明朝皇帝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另一次辉煌——封建制度没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在明朝，中央集权发展到极点，宰相被废除，皇帝成为官僚之长。特务政治也发展到极至，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十分发达。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但此时的儒学早没有了先秦时的朝气，其消极因素越来越显现出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在中国萌出了芽。但面对儒学强大的势力，这芽始终没萌起来。此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出现了最后一个高峰，——近代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宋应星作《天工开物》。明末对农民严酷的剥削引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清朝统治者南下夺取了革命的果实，延续明之君主独裁。他们歧视汉人，对汉族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但怀柔与高压并行，鼓励醉心利碌的奴才思想，且大兴文字狱，使学术发展受到阻碍。在经历了短暂的“康乾盛世”后，国势陡转，八旗子弟的弓箭长矛终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迫终结，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建筑方面，明清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标准化，在清朝政府颁布了《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民间则有《营造正式》、《园治》。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的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在园林艺术方面，清代的园林有较高的成就。 城市建设 1.帝都北京 2.一般城市

明清时期，城市数量迅速增加，都市结构也趋复杂，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因各种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军事据点，交通枢纽，而兴起的各类市镇，如景德镇，扬州，威海卫，厦门等，此时大小城市均有建砖城，护城河，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皆各有规则。现存保存比较完好的是明西安城墙。它始建于明洪武三至十一年(1370—1378年)，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明隆庆四年(1570年)又加砖包砌，留存至今。

明西安城的西、南两面城墙基本和唐长安皇城的城垣相同，东、北两面墙向外扩移了约三分之一。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城呈长方形，南垣长4255米，北垣长4262米，东垣长1886米，西垣长270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四面各筑一门，每座城门门楼三重：闸楼在外，箭楼居中，正楼最里，为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与围墙连接形成瓮城。在城墙四角各筑角楼一座。城墙上相间120米还有敌台(马面、墩台)98个，台上筑有敌楼，供士兵避风雨和储存物资用。城墙顶部外侧还修

有雉谍(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和文口，供射箭和了望用，内侧修有女墙无垛口，以防行人坠落，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整个城墙气势雄伟，构成一个科学严密的古城堡防御体系。 钟楼座落在西安市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处。楼上曾有大铁钟一口，每晨击钟报时，故名钟楼。高36米，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原在西大街广济街口，明万历十年（1582年）移建于此。钟楼从下向上由基座、楼身和楼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呈正方形，四面开券洞门，由地平至楼顶通高36米。楼深广各五间，环以回廊，凭栏四望，可饱览古城全貌。楼分两层，三重檐四角攒顶。楼檐四角如凤展翅，绿琉璃覆盖的攒顶上为金色宝顶，一层墙壁刷白，显得雍容华贵，似唐风尤存。 建筑组群

此时期建筑组群采用院落重叠纵向扩展，与左右横向扩展配合，以通过不同封闭空间的变化来突出主体建筑，其中以北平明清故宫为典型，此时的建筑工匠，组织空间的尺度感相当灵活敏锐。

★详见北京故宫 单体建筑

明清建筑具有明显的复古取向，官式建筑由於形式上斗拱比例缩小，出檐较短，柱的生起，侧脚，卷杀不再使用梁坊的比例沈重，屋顶柔和的线条轮廓消失，故不如唐宋的浪漫柔和，反而建立严肃，拘谨而硬朗的基调，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但也有极少数特例，如北京故宫线条复杂的角楼。

★明清官式建筑详见北京故宫 飞云楼在万荣县解店镇东岳庙内，相传始建于唐，现存者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重建。楼面阔5间，进深5间，外观三层，内部实为五层，总高约23米。底层木柱林立，支撑楼体，构成棋盘式。楼体中央，四根分立的粗壮天柱直通顶层。这四根支柱，是飞云楼的主体支柱。通天柱周围，有32根木柱支擎，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平面正方，中层平面变为折角十字，外绕一圈廊道，屋顶轮廓多变；第三层平面又恢复为方形，但屋顶形象与中层相似，最上再覆以一座十字脊屋顶。

飞云楼体量不大，但有四层屋檐，12个三角形屋顶侧面，32个屋角，给人以十分高大的感觉。各层屋顶也构成了飞云楼非常丰富的立面构图。屋角宛若万云簇拥，飞逸轻盈。此楼楼顶，以红、黄、绿五彩琉璃瓦铺盖，木面不髹漆，通体显现木材本色，醇黄若琥珀，楼身上悬有风铃，风荡铃响，清脆悦耳。

飞云楼楼体精巧奇特，像这样造型繁丽的建筑在宋元绘画中出现很多，但实物保存极少，所以它具有重要的价值。 广西容县真武阁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建在容县东门的古经略台上。阁三层，楼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底层扩展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观三层檐，歇山顶，高13.20米，屋檐挑出很大而柱高甚低，感觉比一般楼阁的出檐节奏加快，使得真武阁不象是一座三层建筑，倒很像是一座单层建筑而有三重屋檐，有强烈的韵律感和动势，但又较一般重檐建筑从容和层次鲜明。再加屋坡舒缓流畅，角翘简洁平缓，给全体增加了舒展大度的气魄，非常清新飘逸，是充分表现中国建筑屋顶美的杰作。底层平面比上二层大出很多，也使轮廓更显生动。真武阁不以浓丽华贵取胜，而以轻灵素雅见长。全阁用了近3000条坚如石制的铁黎木构件，全部外露木面，一律为灰黑色，三重屋面则是绿瓦灰脊，色调极淡雅柔和。登阁远望，隔着南岸广阔的平原，东南山岭巍然矗立，气势雄壮。阁本身高13米，加上台高近20米，也是周围区域观赏的对象。

在楼层有四、五根金柱，贯穿二、三层，其柱脚悬空，下离二层楼面5至25毫米，形成此建筑的一个特点。 宗教建筑

现存的佛寺，多数为明清两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数千座，遍及全国。汉化寺院显示出两种风格：一、位于都市内的，特别是敕建的大寺院，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规范单一，总体规整对称。大体是：山门殿、天王殿，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鼓二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东配殿常为伽蓝殿，西配殿常为祖师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门、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称寺。此外，法堂、藏经殿及生活区之方丈、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设在两侧小院中。如北京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刹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规整中有变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台、庐山等山区的佛寺大多属于此类。明清大寺多在寺侧一院另辟罗汉堂，现在全国尚存十多处，尚有新建重者。为了便于七众受戒，经过特许的某些大寺院常设有永久性的戒坛殿。明、清时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和华北一带，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已相当汉化，但总是保留着某些基本特点，使人一望而知。

此时期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这反映了明朝以来砖产量的增加，使早已应用在陵墓中的砖券技术运用到了地面建筑中来。五台山显通寺内的无量殿为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的建筑，高20.3米。这座殿分上下两层，明七间暗三间，面宽28.2米，进深16米，砖券而成，三个连续拱并列，左右山墙成为拱脚，各间之间依靠开拱门联系，型制奇特，雕刻精湛，宏伟壮观，是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无量殿正面每层有七个阁洞，阁洞上嵌有砖雕匾额。无量殿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无梁建筑中的杰作。

明、清佛塔多种多样，形式众多。在造型上，塔的斗拱和塔檐很纤细，环绕塔身如同环带，轮廓线也与以前不同。由于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带有自己风格意蕴的塔，民间也造了一些风水塔(文风塔)、灯塔。在造型、风格、意匠、技艺等方面，它们都受到了佛塔的影响。广胜寺飞虹塔为例介绍。 飞虹塔在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广胜上寺，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阁楼式琉璃塔。塔身外表通体贴琉璃面砖和琉璃瓦，琉璃浓淡不一，睛日映照，艳若飞虹，故得名。塔始建于汉，屡经重修，现存为明嘉靖六年（1527

年）重建， 天启二年（1622年）底层增建围廊塔平面八角形，十三级，高47.31米。塔身青砖砌成，各层皆有出檐，塔身由下至上渐变收分，形成挺拔的外轮廓。同时模仿木构建筑样式，在转角部位施用垂花柱，在平板枋、大额枋的表面雕刻花纹，斗拱和各种构件亦显得十分精致。形制与结构都体现了明代砖塔的典型作风。该塔外部塔檐、额枋、塔门以及各种装饰图案(如观音、罗汉、天王、金刚、龙虎、麟凤、花卉、鸟虫等),均为黄、绿蓝三色琉璃镶嵌，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形成绚丽繁缛的装饰风格，至今色泽如新，显示了明代山西地区琉璃工艺的高超水平。塔中空，有踏道翻转，可攀登而上，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金刚宝座式塔是一种群体塔，俗称“五塔”。它源于南亚次大陆，以佛陀迦耶大塔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曾有出现。但未被推广。藏传佛教大量采用此种五塔形式，作为宇宙模式的一种表征。除藏、蒙地区外，明清时代华北也修建了一些这类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区为多。北京地区著名的有明代真觉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真觉寺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始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修，为避雍正帝胤祯讳，更名大正觉寺。因寺内建有五塔，故俗称五塔寺。明永乐年间(1413年左右)，印度僧人班迪达来到北京，献上金佛5尊和印度式“佛陀迦耶塔”图样。永乐帝下旨建寺造塔，成化九年依所献图样建成。

金刚宝座塔由宝座和石塔两部分组成。宝座为7.7米的高台，系砖和汉白玉砌成，分6层，逐层由下而上收进0.5米，外观庄重。最下一层为须弥座，其上5层，每层是一排佛龛，每个佛龛内刻佛坐像一尊。宝座顶上平台，分列方形密檐式石塔5座：中央大塔13层，高约8米，象征毗卢遮那佛；四角小塔各11层，高约7米许，东塔象征阿辁佛；南塔象征宝生佛；西塔象征阿弥陀佛；北塔象征不空成就佛。5塔所象征的佛称五方佛。各塔均由上千块预先凿刻好的石块拼装而成。宝座南北正中辟券门，塔内有石阶44级，盘旋而上，通向宝座上层平台。台上还盖有下方上圆琉璃罩。塔座和塔身遍刻佛像、梵文和宗教装饰。中央大塔刻一双佛足迹，意为“佛迹遍天下”。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以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印象。

民居 北京四合院作是北方合院建筑的代表。它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院内，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其乐融融。由于院落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造景。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

影壁是北京四合院大门内外的重要装饰壁面，绝大部分为砖料砌成，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大门内外杂乱呆板的墙面和景物，美化大门的出人口，人们进出宅门时，迎面看到的首先是叠砌考究、雕饰精美的墙面和镶嵌在上面的吉辞颂语。通过一座小小的垂花门，便是四合院的内宅了。内宅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垂花门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封建社会，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称作“一颗印”,适合于南方的气候条件.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适于起伏不平的地形。南方民居多用粉墙黛瓦，给人以素雅之感。在南方，房屋的山墙喜欢作成“封火山墙”，可以认为它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南方一些城市，这种高出屋顶的山墙，确实能起到放火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

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客家人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的汉民族，1900多年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被迫南迁。在这漫长的历史动乱年代中，客家人为避免外来的冲击，不得不恃山经营，聚族而居。起初用当地的生土、砂石和木条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多层的方形或圆形土楼，以抵抗外力压迫，防御匪盗。这种奇特的土楼，后来传布到福建、

广东、江西、广西一的带客家地区。从明朝中叶起，土楼愈建愈大。在古代乃至解放前，土楼始终是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的楼堡。

此外，我国其它地方的民居也都很有特色。总之，民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法式”、“则例”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卧室贴什么画好什么好 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起源问题，现存的文献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字研究以及文字的起源中得到某种启发。汉字最初叫做“文”，像经纬交错的织纹。上古陶器多以织纹作为美饰，“文”字便引申出了美饰的含义，如古汉语中的“文饰”、“文身”等。古人用具有美饰含义的“文”来给汉字定名，说明汉字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美饰，具有艺术化的倾向。由此可推断：书法艺术的历史与汉字一样古老，书法艺术的起源与汉字的起源是同一个问题。考古发掘的资料与实物表明：早在商朝后期，我国就出现了相当成熟的汉字系统——甲骨文。其书体风格绚丽多彩，表现了不同的审美范畴，或端庄雄伟、或纵横奇崛、或工整精细。由此可推测：在商代，人们就已经有意识地将汉字书刻得美观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它推动上升为一种艺术。所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在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后期，中国就产生了实际上的书法艺术。诚然，甲骨文是用刀契刻在龟甲和兽甲上的文字，但甲骨上的痕迹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甲骨文是先用毛笔书写成字样，然后再进行契刻，完成契刻后还要用毛笔再进行填朱或填墨。所以，书法和文字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的。从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到封建社会的汉唐，再到宋、元、明、清，书法艺术日益发展，成为具有深厚内涵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勤劳朴实、充满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商周甲骨文、两周金文、秦篆、汉隶以及魏晋南北朝到唐宋的楷、行、草书，可谓书体繁复、流传众多，铸就了名副其实的书法艺术宝库。而且，汉字的演变促进了书法艺术以各种不同的优美形体来展现，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天地。当然，反过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时也推进了汉字的演变。

所谓汉唐遗风是指一种中华名族所特有的民族魂，简单来说就是“侠义”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是最为强盛的时期，尚武之风最为盛行，游侠众多，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市井布衣，皆多轻生敢死重义之士，可惜至唐以降侠义尚武之风日衰，直到清末民初，各地革命志士蜂起，多为慷慨轻死的豪杰。

这要细说：

汉唐文化有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共同特质——博大。在这博大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华夏儿女的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有威武神明地指点江山的汉帝唐宗；有“心中有丘壑，笔底起波澜”的文人雅士；也有或驰骋沙场或孤守边关的兵将；还有技艺精湛的工匠；更有身负国税耕耘在田间地头的农人。“九层之台起于垒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汉唐文化精神正是在前代的有利基础和当时的国人的努力下崛起于东亚热土之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物质文化方面,汉唐文化精神的基础是百姓的勤劳与智慧。中国古代无论疆域如何广阔，国力如何雄厚，都始终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作为衣食父母的土地是作重要的无论是对于整个国家和所有的百姓都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命力所在。这也是汉唐两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农业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革新关乎一个国家的基石。而汉唐在农业方面都较前朝有长足的进步，如：汉代牛耕的普遍使用和铁农具的革新与推广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到唐代农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犁耕技术方面出现了曲辕犁。

此外，唐代还发明创造了连筒、筒车、水轮等一系列新灌溉工具，还出现了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机汲”。这些农业设施的改进在现代人眼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而这在农业发展史上都是技术性的飞跃，大大地提高了农业耕作效率。尤其是在饱经战乱的人民在朝代之初休养生息之后以极大的积极性投入生产中。元结云：“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集中体现了汉唐时期农民的勤劳与智慧。

在制度方面，破旧立新的革新精神是为汉唐文明灿烂助力。汉唐也都对前代的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这是就汉初的基本制度而言的，并不是照办秦制。事实上 ，汉之与秦，是有因有革的，即使在刘邦立国之初，戎马倥偬之际，也并不是全袭秦制；后世诸帝也各因时变，而秦始皇所定各项制度因此才得到发展完善。例如，中央集权制度的因袭和巩固，三公九卿官制的变化，刺史一职的设立以及察觉和征召的人才选拔方式等等。而唐朝最为有名的科举制度也是在隋炀帝设定的基础上完善的。展现了汉唐时期在科技文化上，汉唐人不满足于因循守旧，大胆的探索、创新，这种革新精神是的这个时代的勇敢者们在一次次的失败后推动历史向前飞跃。具体来说，技艺方面，东汉蔡伦改进了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工具。到了唐代四大发明都已展现在了世人面前。马克思评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这一千多年前的四大发明时至今日还是国人的荣光。另外，漆工艺、造船技术、冶铸、纺织、染色、制陶、制瓷等技艺都有很大的改进和突破。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证明了汉代套染技术的先进，而唐代也出现了工镂板印花法。是玄宗的一位妃子名为刘氏，封为婕妤她的妹妹嫁给赵氏,后发明了用工镂板刻出杂花图案，然后加色印于布位上，制成了花纹生动、美丽的新款式布样。初仅流于宫中，后印法为外界所知，社会上多效尤，渐为推广，形成了独特的印花法，为士民所爱。时代的自由无形中解放着人们的思想。

天文历法上，汉代制订了《太初历》。《九章算术》。且《淮南子》上有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以及《汉书五行志》上有最早最明确的彗星记录。 医学上，汉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唐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医学的发展，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文明进步性。

人文艺术思想上，儒释道三家各为一家，思想自由、包容性强。汉赋汪洋恣肆、气贯长虹；唐诗挥毫泼墨、指点江山。汉代有千古绝的唱司马迁《史记》，别样精彩的班固的《汉书》，唐朝更是毫不逊色的为后人留下万首韵诗。汉有《太初历》唐有《大衍历》。汉唐之初都以《老子》为理论基础，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唐形成儒释道三家鼎力的思想格局。大时代，大背景下的自由、开阔在这里崭露无遗。

对外格局上，更显汉唐兼容并蓄、宏大威武的精神气魄。汉唐之初和每一个新政权一样内忧外患。统治者采用征伐与和亲相结合的方法。汉初在武帝之前，对匈奴采取防御办法，派汉家公主和亲，又是与于匈奴互市，但这均不能杜绝匈奴的侵扰。武帝时期开始征伐匈奴但也未彻底解除匈奴对边关的侵扰，却为汉宣帝时匈奴单于的投降奠定了基础。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形成丝绸之路。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唐朝初年北方单于多次骚扰边境、攻城略地。直到唐太宗统治后期时才大败劼利，呼和邪单于归顺大唐，后文成公主入藏，局势全面稳定。丝绸之路的以绵延千里。 除了和匈奴的交流摩擦外，汉唐对外更多的是表现为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貌。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是和大月氏建立邦交关系与贸易往来。丝绸之路更是使得东亚和西亚的以交通和互市贸易。除了丝绸之路所连接的西亚国家，在东方汉唐与新罗、日本等国也有密切往来。。一时间，长安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体现了汉唐人锐意进取的时代风貌。

汉唐的建筑物颜色儒雅，风格简约大气。汉代的瓦当，唐代的宫殿，无不体现着这种风格。

社会风俗习惯上，汉唐时代有很强的开放性，大量的引入食材、物种和器物，唐朝时胡服、胡乐、胡舞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中原人的生活习惯。

【汉瓦风格】

四神瓦当中的白虎瓦当

汉代是瓦当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瓦当做工精细，新出现了装饰有篆体文字的瓦当，这些文字瓦当多为小篆书体，排列组织和谐匀称，布局讲究，显示出汉代质朴浑厚的艺术风格。文辞多为一些祈福的吉语，其艺术观赏性可与精致的印章相媲美

汉代瓦当以动物装饰最为优秀，除了造型完美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以外，兔、鹿、牛、马也是品种繁多。

汉代的瓦当纹饰更为精进。王莽时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形神兼备，力度超凡，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各种动物、植物等纹样，如龟纹、蚊纹、豹纹、鹤纹、玉兔纹、花叶纹等，汉代瓦当中，以文字瓦当的数量最大，特点是在形制上分区划界，中心是乳钉与联珠，给铭文安排一个固定模式，在此范围内作上下左右的变化。文字数目不定，最长可达十多字，例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万寿无疆"、“永受嘉福”等，字体有小篆、鸟虫篆、隶书、真书等，布局疏密相间，用笔粗犷，成为中国陶制品中独具魅力的珍藏。

汉代的瓦当继承了秦及以前的瓦当的形制有半圆形和圆形两种。半圆形瓦当流行于汉初，圆瓦当的形制变化是：汉初与秦代瓦当风格近似，武帝以后特点较为明显。制作实现用模子将瓦面印好，再附在瓦筒坯上，因此一般是瓦面变大，背面光平，没有切痕和棱角，瓦当边轮较宽且平整，质地明显较秦瓦好。陶色为灰色或浅灰色。

西汉素面瓦当较为少见，所见者多为饰纹瓦当和文字瓦当，其饰纹瓦当亦可分为图像画和图案画两类，图像种类繁多，据《陕西金石志》记载有麟凤、狻猊、飞鸿、双鱼、玉兔、蟾蜍等数十种，构图巧妙，独具匠心。值得注意的是，与秦图像瓦当取材于现实生活不同，汉代瓦当图像多是取材于现实而又经过了高度艺术夸张的超脱于现实生活的珍禽异兽，通过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构思、细腻而不繁琐的线条勾勒，将汉代质朴浑厚、走有奔放、气势磅礴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汉瓦类型】

云纹瓦当

根据瓦当纹饰的区分，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图像纹瓦当、图案纹瓦当和文字瓦当三种。

◆图像纹瓦当

代表作品：

龙纹瓦当 西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直径19.5厘米，边轮较宽，当面为一鼓目长髯，张牙舞爪的盘龙形象，龙身饰细密的鳞甲。

蟾蜍玉兔瓦当 直径18厘米，边轮主齿轮状。当面主纹是蟾蜍和玉兔，蟾蜍圆目鼓腹，身后有短尾，四肢屈张作跳跃状，玉兔鼓目长耳翘尾，作腾空奔跃状，周围衬以蔓草纹，盖取一于民间传说月宫里的蟾蜍、玉兔形象。

四神纹瓦当 由各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的四种瓦当组成，分施于东、习、南、北不同方位的殿阁之上，汉长安城遗址多有出土。

◆图案纹瓦当

代表作品：

云纹瓦当 云纹瓦当是西汉瓦当中数量最大的一类。其花纹特征是：当面中心多为圆钮，或饰以三角、菱形、、分格形网纹、乳钉纹、叶纹、花瓣纹等。云纹占据当面中央大面积的主要部位，花纹变化十分复杂多样。据主纹云纹的主要变化，大致分为卷云纹瓦当、羊角形云纹瓦当等类别

◆文字瓦当

文字瓦当在汉代最具时代特色，占有突出的地位，内容丰富，词藻极为华丽，内容有吉祥颂祷之辞，如“长生无极”“长乐未央”“长生未央”“富昌未央”“千秋万岁”“延年益寿”“与华无极”等，也有宫苑、陵墓、仓庾、私宅等，如“长陵东当”“长陵西当”“冢上”等等。文字瓦当绝大多数为阳文，字数从一到数十不等。

代表作品： 卫字瓦当 ，传世很多，大都出自汉长安城遗址。当面为一“卫”字，通常占满当面。有的“卫”字较小，字外有一周网纹。有的当面或涂朱色，或涂白垩。如在陕西淳化县凉武帝村甘泉宫遗址的一件，直径15厘米，边轮宽1.2厘米，当面为隶书的“卫”字，从出土地点来看，应属汉甘泉宫卫尉官署所用之瓦。

文字瓦当是汉代的主流，其内容之丰富自不必说，其高妙的书法价值更被历代文人墨客推崇备至。书画同源，书法是中国独有的艺术种类和审美对象，它已经化了的线条美，比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更为自由的和多样化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的气势力量，终于形成中国独有的线的艺术。

【美术特征】

汉景帝时期的上林瓦当

汉代瓦当集绘画、浮雕、工艺美术、及书法于一身，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装饰手法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个极具特色的艺术种类，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

◆瓦当纹饰的取材美

汉代瓦当纹饰的题材是十分丰富的，瓦当纹饰的取材几乎囊括了天上、地下、神话世界和人间生活的各个部分。从幻想中的猛兽饕餮、龙凤、四神图腾，到自然界各种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房屋、人物、云彩以及各种抽象的几何线条，组成的图案和文字表达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情感等等，描绘出了一个龙飞凤舞、鹿奔虎啸、鸟飞鱼跃、祥云缭绕、无杂陈的极为丰富饱满、充满着非凡活力和旺盛生命力的异常热闹世界。以艺术特有的敏感触觉，在极其有限的空间内容纳社会生活中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思想的、宗教幻想的各种内容。

◆纹饰瓦当的造型美

瓦当艺术也是一种造型艺术，除瓦当自身体积的造型外，更重的是纹饰的造型。中国古代瓦当一般都是半圆形和圆形，圆弧是一种富有动感和韵律美的造型，作为纹饰造型的背景和映衬，能更加突出整个画面静中有动，方圆结合的呼应和统一，增强艺术形形象的整体性的美感。

汉代艺术的浪漫色彩在瓦当的造型上被很好的贯彻，融汇进去了。它以大幅度的动作，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颇具野性动势的塑造出一个个飞扬流动而又古朴可爱的艺术形象。如四神翼虎、蟾蜍与玉兔纹瓦当，完全是粗线条、粗轮廓的大手笔，不做任何细部的直接描绘，长短不合的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看起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但这一切却增加了它们力量、气势的美，构成汉代艺术古拙质朴的风格，简而不俗，夸而不饰，饰而不诬。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天真狂放的气势，那种征服世界的自信的力量，毋宁说更多的呈现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精神。

◆瓦当纹饰的结构美

瓦当是兼实用与装饰为一体的建筑配件。这就决定了瓦当必须在相当高度的屋顶、檐头的位置上，在有限的面积上，再仰视和远视的重重局限下，尽可能以最为醒目突出的构图形式来实现自己的装饰性。古代瓦当纹饰不论是中轴线对称结构，辐射圆旋结构还是任意灵活性结构，却力图作到主题突出，结构均衡，并顾及装饰效果的最大发挥，在这一点上是破费匠心的。

中轴对称结构：大多数瓦当纹饰是讲究对称的。这种对称结构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特色。

辐射圆旋结构：图案瓦当主要采用这种结构，以圆心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伸出辐射线，如太阳纹。

任意性结构：动物图像纹饰主要是这种任意结构，画面舒展自由，不拘一格。都有一个主体纹饰满幅而来。

◆文字瓦当的艺术性

瓦当文字多为篆书，也少见隶书，在圆这一特定范围内，以圆就势，促长行短。互为辟就，不取方正。充分发挥了篆文书法的装饰艺术效果。据统计，瓦当篆文的变化就有120种之多，可谓奇丽壮观。篆书之美是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状结构之上，即在于它们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瓦当书法正是利用有限的空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美，达到了与印章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

此外，瓦当文字还有少量运用美术变体如鸟虫篆书的，如“永受嘉富”瓦当，秀丽茵蓐，遒劲苍茂，尤为奇特。

瓦当始制于西周中晚期，是中国古代建筑遗址中常见的遗物，是了解当时建筑规模、性质、工艺的实物资料。瓦当艺术告别了战国、秦汉以来的辉煌，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的唐代形成了发展的一个小高峰。唐代，佛教影响进一步扩大，与中国主流文化日益融合，受到皇室的尊崇。莲花是佛教的圣物，以莲花为原形的艺术被广泛采用，大明宫遗址历年来出土的瓦当以莲花纹瓦当为主，有少量连珠纹瓦当。

遗址展览馆内陈列的6枚瓦当均采自大明宫遗址范围内，其中5枚为莲花纹瓦当，1枚连珠纹瓦当。

莲花纹瓦当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这种纹饰发展得相当成熟。其构图分为三重：内重象征花蕊，有莲蓬状、宝珠状、同心圆状、柿蒂状等；中层是莲瓣，为主题纹饰，可分为复瓣和单瓣；外层附饰，有突棱纹和连珠纹两种。

唐代的瓦当在其他地方也有出土，以洛阳出土的最多。洛阳出土的唐代瓦当尺寸、大小大致如下：直径9.1～ 18.5厘米，边廓宽度0.7～2.8厘米，厚度0.9～2.8厘米。这6枚大明宫瓦当大致直径9.4～18厘米，边廓宽度1.1～2.8厘米，厚度1.3～1.9厘米。从这些数据上看，大明宫遗址内出土的瓦当堪为唐代瓦当典型。

6枚瓦当中，宝珠式复瓣莲花纹、莲蓬式复瓣莲花纹、柿蒂式单瓣莲花纹、连珠纹这几种瓦当，在洛阳也有出土。而同心圆式复瓣莲花纹和宝珠式单瓣莲纹这两枚瓦当在其他地方尚未见到，两枚瓦当均采自含元殿遗址。

含元殿是大明宫内第一座正殿，据记载：“含元建名，《易乾坤》说，曰：含宏光大，又曰：元亨利贞，括万象以为尊。”高宗于龙朔二年（662年）四月迁入大明宫（此时称蓬莱宫），两月之后为大明宫各门、殿、亭取名。这时大明宫内诸多殿宇显然不能满足高宗和武后对宫廷各种盛大活动场所的要求，宫内还没有可以代表大唐威严与强盛的大殿，含元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含元殿始建于龙朔二年，次年四月建成，历时一年。在经过实地勘察选定龙首塬南坡后，朝廷即下令征调数以万计的工匠大兴土木。据李华《含元殿赋》中描写：“命征盘石之匠、下荆杨之材、操斧执斤者万人。涉碛砾而登崔嵬，择一干于千木，规大壮于乔枚。声坎坎于青云，若神培而颠摧。”终于建成了这座“进而仰之，骞龙首而张凤翼；退而瞻之，岌树颠而萃云末”的巍峨大殿。这座殿宇一直作为大唐国力的象征，是举行冬至、元日的朝贺及登基、册封大典等重要仪式的场所，沿用至唐朝末年。

作为大明宫内的标志性建筑，含元殿修筑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上升时期，建筑材料有别于其他，规格等级更高，其遗址内出土的精美瓦当，当为唐代瓦当之极品。

这两枚采自该处的瓦当，莲瓣饱满、生动，与其他几枚相比，纹饰更精美，做工更细致，当为建造含元殿特别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