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的漆器有什么特点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 白色最好裁，所以等级低，是庶人的衣着

导语：

秦文化瓦当图案多样、内涵丰富，自春秋时期在雍城遗址就已发现大量瓦当，到战国中晚期的秦咸阳宫、始皇陵及各处宫殿建筑遗址都发现不同图案瓦当，在其中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瓦当——“兽纹瓦当”，兽纹瓦当的定名一般以当面所绘动物为准，如常见的马、鹿、鱼、鸟、虎、豹等；如果是组合图案则先叙述主要动物，再叙述次要动物，如猪鹿纹瓦当，或是对动物形象与动态进行简单描述，如豹逐雁纹瓦当。

除常见的可辨识动物外，还有一些难以辨识的动物，当前学术界或对其动物种属存在争议、或般冠以“四兽纹”或“兽纹”进行指代。随着研究深入，结合文献及动物学特征来看，或可将这些之前难以辨识的“兽”进行分析归类，辨清种属。本文选取两枚前人定名为“兽纹”的瓦当进行研究，结合文献、出土时间和同时期相似瓦当图案进行推断，试图辨清动物种属，并对图案内涵进行解读。

四（怪）兽纹瓦当

该瓦当当面直径14cm，当厚3-4cm。瓦当中心装饰植物纹，植物纹由圆形外框环绕，外框向四周延伸出四条直线与瓦当边轮相接，将当面分割成四个界格，每界格内分饰一兽。整体上看，四兽首尾相接呈逆时针排列。

（一）、“四兽”为虎豹形象辨疑

在《陕西地区秦汉云纹、动物纹瓦当纹样研究》中将其定为“四兽纹”瓦当，也有学者认为是四兽是“虎豹”类动物，认为瓦当图案描绘了虎（或豹）穿行于山林间。但有以下两点矛盾之处：一是画面形象与秦文化传统瓦当“虎”、“豹”相差巨大。

在今发现的秦文化动物纹瓦当中，不乏虎豹图案，该图案盛行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如凤翔铁沟村采集虎纹瓦当、虎噬雁瓦当、咸阳出土豹纹瓦当等，这些瓦当的当面图案特点皆为侧面形象的抽象表达——即以侧面投影的角度进行二维化处理后展现动物的主要特点，没有一例采用“俯视图”来进行艺术表现。

二是该图案与今所见的秦文化中虎豹纹图案形象相去甚远，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铜虎纹金箔片、虎形青铜器，其形象与该瓦当上的“四兽”没有共同之处。

三是该俯视动物的形态与虎豹行走的动态形象不符，从正面向下看，一种动物的投影。身躯呈S形，行走时顺侧一边足向前，随后另一侧的顺侧足再向前，显然不是猫科哺乳动物的走路形态，猫科哺乳动物行走时一般前右侧与左后侧足同时运动，奔跑时则前、后双足交替跳跃。

秦人对常见动物观察仔细，瓦当图案虽然抽象简化，但描绘精确，如双鹿马雁龟纹瓦当中俯视角度的乌龟图案前两足向前后两足向后，这与乌龟划水运动的状态一致，所以推知此图案并非是猫科动物中虎豹图案。

（二）、“树纹”图像辨疑

原报告认为中间是“树纹”。迄今所见的秦文化瓦当图案中有许多树纹图案，如雍城出土鹿雁蛇树纹瓦当、树纹瓦当等，其最大特征就是“顶小底大”呈三角形，抽象的表现出枝繁叶茂的树木形态。但从未有于此相似的“树纹”图案。此外，关中关中植被丰富、树木众多，其名木有栗、檀、柘、竹等，《史记·货值列传》：“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汉书·地理志》：“﹝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但从未有上下粗细相同的树木存在，所以初步推测该瓦当图案中间的“树纹”并非是某一种“树”。

（三）、图案应为“鼍”在水中的形象

现从俯视动物身躯呈S形、行走时左侧足与右侧足交错划行前进的状态来看，当为一种两栖或爬行类动物的特点；而瓦当中心植物纹上下一样粗细且叶对生，这符合水生植物特征，所以这是一种水中动物的行走状态。《礼记·月令》：“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名责任纳材苇。”

《吕氏春秋》载：“地大则有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则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则有蛟龙、鼋鼍、鳝鲔。”对应文献可知瓦当中心的图案当为“材苇”一类水生植物，而周边四条水生爬行动物当为“鼍”，即鳄鱼，爬行动物，吻短，体长二米多，背部、尾部均有麟甲。穴居江河岸边，古人曾经圈养鳄鱼，并利用皮蒙鼓。鳄鱼与古人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瓦当图案绘制“鼍”的图案合情合理，应定名“鼍纹”瓦当。

四（豹）兽纹瓦当

该瓦当出土于宝鸡地区，当面呈圆形（残），直径14厘米，当厚3厘米。当心为一不规则图案，四周环绕四兽，呈顺时针排列。有边轮，四兽向下伸出一爪，爪抓边轮。《周秦汉瓦当》一书中将其定为“四兽纹瓦当”，而毛磊《陕西地区秦汉云纹、动物纹瓦当纹样研究》一文中将其定名四豹纹瓦当。

（一）、“豹纹”图像辨疑

原文中将该图案定为“豹”纹，主要是依据卷曲的尾部和攀附瓦当边轮的爪，但该图案与迄今已发现的秦文化“豹纹”瓦当图案相去甚远，且缺乏最重要的皮毛特征——花斑；其次，图案描绘的该种动物只展现出一爪，如缺乏四足（爪），秦人对虎豹图案描绘准确，一般都会有四（或）二足，所以该图案不应该是豹纹。

（二）、兽纹图案分解辨析

现将这四个图案单体进行研究，每一个“兽”都可分辨出头、身、尾、足四部分。当是一种鸟类。其中顶部不规则形状为头与冠、向前突出的三角形为嘴，中部向后卷曲部分为卷尾，下部独立图案为爪，爪形图案又可辨清有四趾，其中三趾向前、一趾向后。与雉鸡类休憩时呈现出独脚攀附（金鸡独立）树枝的状态一致，《诗经·君子于役》：“鸡栖于埘，牛羊下来。”《吕氏春秋》：“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雉。”按其所载，该瓦当图案当定为“雄雉（鸡）”纹瓦当。

（三）、秦人与“雄雉（鸡）”

秦文化瓦当中出现“雄雉（鸡）”图案并非偶然。首先，鸡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家畜之一，鸡为古人提供肉食，《孟子》：“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其次，鸡在早晨会“打鸣”，可以用作报时，《孟子》：“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在古人看来非常神秘，以至于对“雄雉（鸡）”产生崇拜。

在《搜神记》中，记载了一个秦穆公时关于“雉”的神异故事，“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为媪。常在地，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陈仓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子化为雉，飞入平林。陈仓人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雌。又化为石。置之汧、渭之间，至文公时，为立祠陈宝。其雄者飞至南阳。今南阳雉县，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仓祠时有赤光，长十余丈，从雉县来，入陈仓祠中，有声殷殷如雄雉。其后，光武起于南阳。”

故事中的雌雄双雉（鸡）名为“陈宝”，因为秦穆公得到雌雉所以才称霸中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西汉末期汉光武帝刘秀得到“雄雉”才统一天下成为皇帝，而秦穆公因获得“若石”而设立陈宝祠到汉代仍是国家官祭的祠庙。

《史记·封禅书》:“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陈宝祠作为秦文公在千渭之会建立的祠庙，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它“享祀之久，海内无二。”该瓦当或可看作是一个探寻秦汉“陈宝祠”的文物线索。

结语：

经以上两块瓦当图案分析可见，秦文化瓦当中的“怪兽”纹并非空穴来风，第一枚瓦当图案描绘的是鳄鱼的形象；第二枚瓦当则抽象描绘“雄雉（鸡）”的形象，这两种动物都与秦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也足以证明在先秦时期秦文化艺术仍遵循写实主义风格，仅仅是对某一种常见动物形象进行艺术抽象化处理，并不会凭空臆造一些本不存在“神兽”或“怪兽”图案。

直到到秦代与汉初，随着帝王追求长生，由方士主导的“求仙”活动逐渐发展，才逐渐产生自然界中本不存在“龙”、“玄武”等“神兽”，瓦当上的动物图案也才开始出现此类“怪兽”、“神兽”的艺术图案。

秦兵马俑的雕塑艺术，标志著明器雕塑创作上产生了一个重大飞跃。它规模大，数量多，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力求逼真，表现物件的写实风格。每个秦俑的形象虽无雷同，均通过人物动作刻画，各自神态表现的生动传神。注重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汉承秦制”汉代明器雕塑的制作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形体上虽不如秦代高大，但表现物件上却比秦代丰富。人物的塑造比秦代富於动感，姿态也有了较多的变化，东汉明器雕塑在题材内容，制作材料，以及分布地区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出现了大量形形色色，表现各种生活劳动场景的俑，以及楼、坞、堡等模型，在题材内容上更趋於生活化，更真实广泛，具体表现各种生活场景。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间风貌，如体现巴蜀风情的身背竹箆劳动妇女俑与袒博赤足、抱鼓，眉飞色舞表演的《说唱俑》。

霍去病墓大型石雕群，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纪念性雕刻艺术珍品，是西汉时期强盛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象徵。它的艺术特点表现为注重寓意，善於运用象徵的手法表现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建造上，“为冢似祁连山”，以纪念他的不朽功勋。配置竖石和多种动物雕刻，独创的综合群体，成功展示了深山野林猛兽出没的艺术意境，《马踏匈奴》是整组石雕中的象徵中心。并巧妙地运用“因势象形”的表现手法和灵活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的表现手法综合运用。

这一时期的建筑雕塑也很有特色。“秦砖汉瓦”将建筑、雕塑、书法结为一体的奇妙结合，是我国建筑雕塑艺术的一大特色。画像砖和画像石以砖石将绘画与雕塑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变化多样，同样独具民族特色。

秦国有悠久的石刻艺术传统，在凤翔西村春秋时代的秦宫陵园中,曾出土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代，秦昭王在咸阳兴建横桥,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镇水石牛。秦始皇时期，玉石雕刻有了显著的进步,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加固扩建横桥时，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营建骊山陵园时，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之先河。

青铜纪念雕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贾谊《过秦论》亦有“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之语。参考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架形象，可知秦代铸造“钟□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阳宫中两具曲尺形双层编钟架上使用的人形铜立柱。

另据《汉书·五行志》、《西京赋》、《水经·河水注》及《三辅旧事》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铸造12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即12个身着“夷狄服”的大铜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铜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写的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见彩图铜车马(秦)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

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随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种材质的偶人车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马俑及圉师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两种。前者集中发现于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园附近；后者于1978年发现于河南泌阳县官庄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浑圆丰满,俑表施彩绘,作拱手侍立状,造型甚古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着手穿治骊山；在他去世前，陵区内已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园东北隅的临潼县焦家村附近，曾陆续出土一种高约70厘米的圉师俑（马□），作跽坐姿态，造型质朴优美。

1974～1976年,在陵园东垣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南,地处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出土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高的兵马俑，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王权的极度威严，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

汉代雕塑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秦代雕塑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

建筑装饰雕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凭借高度集中的人力与物力,大兴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阳北坂上营造六国宫殿；其次,加固扩建了跨越渭河的横桥,并在渭河南岸营建新朝宫——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骊山北麓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进行装饰美化。

瓦当是强烈反映时代艺术风格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咸阳市东郊窑店镇附近的秦宫遗址，曾出土浮雕着鹿、鸟、昆虫纹的圆瓦当；西安市西郊巨家庄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圆瓦当骊山秦始皇陵区，出土夔凤纹大瓦当；皆以饰纹华丽、风格清新而著称。

此外，在咸阳故城秦宫遗址还出土两种大型空心砖，其一是刻画着龙纹、凤纹、水神纹的空心砖，其二是模印着回纹、菱格纹的空心砖，皆铺砌在宫殿阶基地面上，由此可见秦代建筑装饰雕塑的发展概貌。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秦代的瓦当纹饰多种多样，有动物纹、昆虫纹、飞禽纹、植物纹等。例如：夔纹、鹿纹、四兽纹、豹纹、飞鸿纹、凤纹、蝉纹、云纹、树纹等。瓦当文，是指瓦当上饰有的文字。瓦当字体通常用秦篆和廖篆，也有隶书。字体富于变化，多随意弯曲，挺拔遒劲。瓦当上的字数多者十余字，少者仅一个字。文字瓦当在汉代占主要地位，大致分两类，一是建筑物专用的，如甘泉宫瓦当“长生未央”。汉武帝兰田行宫瓦当“鼎湖延寿宫”等。再有就是赞颂与吉祥语文字瓦当最多。如“千秋万岁”、“长生无极”等。使用四个字的瓦当较多，文字最多的可达12个字。

秦汉瓦当的纹饰美观大方，形象生动活泼，构思精巧。瓦当纹饰设计精心，文字布局精巧。在圆形或半圆形的画面之中，动物显得自然活泼，神态天真，栩栩如生，文字的合理摆布，疏密得当，安排合理，显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天才和智慧。秦汉瓦当又以它独特的风格，千姿百态的造型艺术风格，更具有装饰性。

出土于陕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四神瓦当更具特色，而且风格统一，成组配套。

龙纹瓦当，直径为18．6厘米，边轮宽约2厘米。表面构图半浮雕饰一条青龙，身躯健壮，龙口大张，气势非凡。龙在古人的心中至高无上，龙又是神灵和权利的象征，历代的皇帝称之为“真龙天子”等。

虎纹瓦当，直径19厘米，边轮宽2．1厘米，雄壮的虎身躯，围绕着中心圆，姿态威武，口张目瞪，利齿露出，首与爪前后对立，虎尾弯曲向上，正巧填补了多余的空间，协调了整个画面，使其构图均衡。

朱雀纹瓦当，直径15．8厘米，边轮宽2厘米。朱雀是古人想像中的吉祥物。它是由孔雀、锦鸡、绶带鸟等类飞禽的综合体。它带有浓郁的色彩，它又由于时代的变动形象也在不断的变化。瓦当中的朱雀口衔宝珠，昂首直立，尾翘卷起，更显得威严凶猛。

玄武瓦当，直径18．5厘米，边轮宽2．1厘米。瓦面构图为龟作爬伏状态，为了谐调空间，蛇弯曲盘绕着蛇身，使呆笨的龟与灵敏的蛇成为龟蛇合体。这样一来使多余的空间参差错落，使整个画面紧凑而不呆滞，而却显得活灵活现了。此种瓦当除在建筑物上表示方向外，还当玄武阙所用。

秦楚两国宫殿并不是风格各异的，两国的建筑有相似之处，文化互通表现在很多方面。

如：战国晚期至秦代的秦宫建筑，一反从前的多重院落式宫殿建筑风格，而出现高台建筑和巨型的建筑组群，在气势方面追求上扼天穹，下压黎庶的崇高博大富丽堂皇的效果。

高台巨殿，丽堂华厦是楚宫建筑的传统，在文献中有关楚宫的描述和章华台等楚宫遗址的考古发现便清楚可知。秦宫风格的变化或许就受到了楚宫建筑的影响。

秦朝和楚国的文化同化

在法律上，秦朝也受到楚地的影响颇多。虽然秦朝的法律多沿袭魏法，有法家的典型特征。到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的《秦律杂抄》、《法律问答》、《语书》、《日书》等来看。秦人在关中实行的法律并不像文献记载的这样烦苛，尤其是《日书》中的记载更是说明了。

虽然秦朝在楚地推行一系列的文化措施，企图让楚地文化与秦文化同化，但楚地文化仍然以深厚的历史基础在秦朝扎根。如秦在江汉地区的统治并没有使当地人民放弃自己的历法，而用秦朝的历法，只能让秦国迁就使用楚地传统的历法。

鲁迅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曾说过：“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

雕塑作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富有艺术气息的观赏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带给人们观赏价值以及象征意义。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人，就已经开始出现雕塑（泥塑和陶塑）。

在如今的生活中，雕塑也演绎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俨然已成为了一门艺术。但纵观封建时期的历朝历代，许多雕塑作品被政治所左右，政治推动雕塑的发展、同时也对雕塑的题材有很大的限制；另外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每个朝代的雕塑有着不同的风格，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汉时期的雕塑，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而强大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秦汉雕塑虽然也被政治左右，但也同时反映出古人的生活轨迹以及更深层面的信仰，包括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

一、雕塑的起源以及秦汉时期雕塑产生的背景和艺术特征

早在中国远古时期，雕塑便已经存在，在新时代时期后期，原始农业逐渐发展，群居生活让人们创造出无数的生活用具，而陶器便由此而来，这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雕塑作品。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秦汉雕塑又是如何产生，它有哪些特征呢？下面来具体谈谈！

01秦汉时期雕塑产生的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兴盛繁荣的时代。秦汉时期疆土统一、国力强盛，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我国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加强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也比较重视艺术的发展，那时候的雕塑便成为宣示王权、满足统治者个人需要的一种手段。例如：秦朝的青铜雕塑、兵马俑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弘扬个人政绩。

02秦汉时期雕塑的艺术特征：崇尚写实、制作精良

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秦朝在秦始皇的带领下，步入了辉煌时期，所以秦朝时期的雕塑作品大多是气势恢宏壮大，力量浑厚。比如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可见当时的秦朝能工巧匠不计其数，足以见秦朝时期的雕塑工艺发达，政治运用广泛。

而“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初得天下，社会极需安定与发展，于是以黄老之学治理天下。包括后来的汉文帝、汉景帝，都采取无为而治，实行轻徭薄赋，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破坏。正因为在这样的大社会环境下，汉朝统治者采取的政治措施，也对汉朝雕塑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伴随着雕塑工艺技术的成熟，汉朝雕塑的雕刻越发细腻，人物塑造也越来越生动形象，更注重原材料的形态神似。比如西汉前期玉雕精品，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纹路高低起伏，虚实相生繁而不乱，包括后来出土的圆雕玉人，浮雕玉剑具等等，都是如此。

秦汉时期作为中国雕塑的第一个高峰，标志着大型纪念性雕塑的出现、以及标志性明器的诞生。这一时期的雕刻水平较高，所雕刻出的工艺作品质量较为精良，无论是雕刻的植物、动物或是人物，大多力求逼真，生动传神。

尤其东汉时期的明器雕塑，大多喜欢表现生活题材，出现了许多表现各种生活劳动场景的俑，以及楼、坞、堡等雕塑模型。总体来说，秦汉时期雕塑作品规模宏大，但又十分崇尚写实，并且生动细腻，个性鲜明。

二、 秦汉时期的雕塑大多为满足统治者个人需要、为统治者服务，以及被政治所左右

秦朝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刚刚建立，根基不稳、社会不安定，统治者急需通过雕塑艺术作为其宣扬功绩、以及王权权威的有利形象工具；而到了汉朝，汉武帝需要开拓疆土、抗击匈奴，将领们立下的杰出军功便以雕塑的形式弘扬，其本质上都是为政治服务。

01 秦朝时期的雕塑用以歌颂帝皇的个人伟绩以及秦朝军事力量的强大

秦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刚平定天下，天下不稳，时局动荡，秦始皇急需宣扬政绩，稳定时局。因此，文化是他宣传不可缺的元素之一，而雕塑，就是尤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所以这也导致雕塑变得空前兴盛和发达。

《史记·秦始皇本纪》曾有记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口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

意思是收集天下中所有的兵器，并汇集在咸阳城内进行销融，然后铸造成十二个钟口金人，每一个都有千石之重。

同时，这十二座金人铜像胸前都刻有李斯所撰写的歌颂秦始皇统一大业的铭文，可见其政治作用和赋予的政治思想：即注重宣扬帝皇个人成就。

而秦朝最著名的雕塑作品代表便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规模十分宏大，秦始皇陵兵马俑一经发现，便以其恢宏的气势和高度写实的手法震惊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三个俑坑共有陶俑、陶马八千余件，这些塑兵马俑数量庞大，布局十分严谨，队列整齐，再现了秦朝军队一统天下的威武气势，也象征着秦朝强大的军事力量。

秦汉雕塑兵马俑形体高大，最高的有2米，最低的也有1.75米，都是按照真人雕塑，这绝对是秦朝力量的象征。包括面部表情、造型装饰也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组成威武雄壮的军阵，充分展示了秦始皇宏伟气魄，实则也是对秦始皇的另一种歌颂！

02 汉朝雕塑更多是作为一种统治者拉拢人心，纪念有巨大贡献的功臣的工具

而在汉朝前期，一些军功显赫的将领，诸侯王也会通过陶塑兵马俑随葬，以此来向后辈炫耀其生前的地位与权利，统治者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收拢人心，为了激励更多的人为国效力、做出贡献，从而得到这份荣耀，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的陵墓前都有这些石雕群。

雕刻作品在汉代最突出的代表作便是大型纪念性石刻——霍去病墓石刻。它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作品，它们全部用花岗岩雕成，这些雕刻作品是汉武帝为表彰霍去病而雕刻的。霍去病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武帝为了表彰其显赫战功，不仅给予陪葬茂陵的荣誉，并起坟形似祁连山，而在霍去病陵墓前石雕群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

这匹马神情庄重，姿态庄严，透露着饱满的刚毅，而在马蹄之下就是一个缩着身子的匈奴士兵，一匹骏马将一个匈奴士兵脚踏底下，俨然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马踏匈奴”如此栩栩如生、充满气魄，这也体现了西汉帝国的强大和对匈奴侵略者的征服，且这块雕塑也是赋予了政治思想—对外宣扬汉朝国力强盛、军功显赫，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再者，霍去病墓前石雕群都是用整块石头雕刻而成，雕刻工匠将雕、浮、线刻等技法融合在一起，“依山造势，因石施刻”，将写实对象雕刻的淋漓尽致，也表现了雕刻作品的豪放和雄伟气魄，成为西汉雕塑史上光辉的一页。

因此在秦汉时期，雕塑成为了王权与政治的有力工具。但无论是秦朝的兵马俑，还是汉朝的霍去病陵墓前的“马踏匈奴”，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个人需要，也是对自己国力强大的一种炫耀，被政治左右。

三、秦汉时期的雕塑作品风格差异，取决于秦汉两朝采取不同的政治思想

艺术源于生活，从来都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雕塑亦是如此。秦朝采用法学思想治国，实行轻罪重罚，用严刑峻法来镇压臣民的反抗，用横征暴敛的方法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最终激起农民反抗，所以雕塑作品大多都是神情凝重。而汉朝不一样，汉朝是以仁孝治国，儒家思想为主，于是雕塑作品便显得更为活跃轻快。

秦篆改变了甲骨文，大篆的书些难度，统一了文字。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陶塑 兵马俑多用陶冶烧制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先烧后接，有的先接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