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已失传，它里面写的是什么？
由于《乐经》的失传，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很大变化，本来讲究礼乐相须的文化变成了专讲等级秩序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很大不幸。幸好我们从一些其他记载还能追寻到当初《乐经》的一些大体情况。不过，我们只能凭借猜测来推断一下。
首先，《乐经》可能必然有关于音乐官署（司乐机构）的情况，论述掌管音乐的官员的职责。在《周礼·春官》有一大段文字，讲大司乐的职责：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祗。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祗，再变而致裸物及山林之祗，三变而致麟物及丘陵之祗，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祗，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祗，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其次，还应该有用乐制度，规定各种音乐的使用等级（天子、诸侯、三公、大夫的级别不同则使用不同的音乐）、使用方法（针对不同的事情采用不同的音乐）等，如《大司乐》所说：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徴，姑洗为羽，雷鼓雷[上兆下鼓]，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钟为宫，大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便[上兆下鼓]，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祗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吹[上兆下鼓]，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率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诏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凡日月食，四镇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大札、大凶、大灾、大臣死，凡国之大忧，令驰县。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大丧，莅[上广下钦]乐器；及葬，藏乐器，亦如之。
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舞，有[左巾右犮]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乐仪，行以《肆夏》，趋以《采荠》，车亦如之。环拜，以钟鼓为节。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凡乐，掌其序事，治起乐政。凡国之小事用乐者，令奏钟鼓。凡乐成，则告备。诏来瞽皋舞；（诏）及彻，帅学士而歌彻；令相。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钟鼓，令相，如祭之仪。燕射，帅射夫以弓矢舞。乐出入，令奏钟鼓。凡军大献，教恺歌，遂倡之。凡丧，陈乐器，则帅乐官；及序哭，亦如之。凡乐官，掌其政令，听其治讼。
再次，《乐经》中应该包括对前代音乐经典作品的记载。如所谓“六代之乐”。其中包括黄帝创制的《云门》（又称《云门大卷》），帝尧时代的音乐《咸池》（又称《大咸》），虞舜时代的音乐《大磬》（又称《大韶》、《箫韶》），大禹时代的音乐《大夏》，商汤时代的音乐《大濩》，周武王时代的音乐《大武》。“《诗经》中还保存了古代著名乐舞《大武》和《大濩》的歌词。《大武》是歌颂周武王伐纣灭商故事的乐舞。舞蹈分为六成（段），各段表现了不同的情节。……六段的情节不同，而已考定的五篇歌词的内容和格式也不同，这就可以推断这六段的曲式和舞蹈也不相同。它们所组成的《大武》是一首相当复杂的大曲。……《大濩》是歌颂商汤的乐舞。学者曾指出：《商颂·那》篇即《大濩》的歌词。《商颂》是春秋时代宋国公室祭祖的乐歌，其中可能有商族世代相传的祭祖乐歌的一些片断。……《烈祖》也应当是《大濩》的歌词。”（阴法鲁等先生主编《中国文化史》）《诗经》中的六篇有目无词的“笙诗”似乎也应该是纯粹的音乐作品。
其四，还应该包括音乐理论及其与治国的关系，也许《礼记》中的《乐记》当初是属于《乐经》的内容之一部分，见上章所附《礼记》节选。
《乐经》，书名，《六经》之一。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秦火；一是认为，《周礼·天官》之《大司乐章》为《乐经》；一是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第一种说法，即《乐经》已亡于秦火，较为可信，采纳的人也最多。
七十年前的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而在事变发生时，在陕西省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与世人擦肩而过，又一次陷入了湮没。这是笔者在研究《西京民报》时新近发现的。
《四书五经》相传原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乐经》六部，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便从此失传。
《西京民报》由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时于1936年6月出资创办。1936年12月12日的《西京民报》第四版刊登了在旬邑县发现了《乐经》的经过，标题为：《乐经》旬邑古庙发现竹简飞云洞中只余今文。副标题是：书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内容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成为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渊泉。自经秦火后，六经遗失，及汉除挟书律，齐鲁诸生，得默写原经，但谨成诗、书、礼、易及春秋五经。而《乐经》一书，无复能记忆而写出者，是以三千年来我国的六经缺一，成为莫大的遗憾。倾本省在旬邑县发现《乐经》，实为稀世奇珍，文化界又得一至宝，兹将发现经过略述於后：明末清初时，本省旬邑县直道村内，有布衣隐士文平人又名应熊字梦叶，号抱怀子其人者，年十六岁时，一日雨后，往村外一古庙散步，庙历史不可考，有竹简狼藉地上，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文君遂检藏家中。逾二十年后，文君已学有根底，参阅诸书，始将竹简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为《乐经》全文，遂写释为今文，酌加注解，并另著《周易》蠡测解，无字易义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经载入旬邑县志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经二百余年兵燹，竹简已失。遗著散佚各处，现存之今文《乐经》系平人先生族中后人文尔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没，于十年前送交萧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萧之葆君，字筱梅，为逊清名翰林，现年六十九岁，曾修旬邑县志。志成由县长呈省府拨款付印，萧趁机愿将十余年来保存之《乐经》赠借付印，以广流传。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当即派省府秘书郑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县长）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县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记者昨赴省府晤郑秘书详询接洽情形，据云：萧君住飞云洞中，洞在旬邑县东二十余里之山谷内石崖上，石崖高约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层全为人工凿成，洞之历史业有千余年，据史载唐末彬宁节度使王行瑜称兵犯阙，盘踞此洞，后为李克用所败逃窜宜君一带，又元末御史萧元义在此洞隐居十三年。后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县尹朱纯真统兵据此，后为明许达兵所战败，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为义崖洞。洞之形势奇古已极，自崖下内进一小洞，小洞上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开有窗，此洞为萧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为大洞，为藏书室，再升六丈为最上洞，是厨房，萧君全家均住洞内，每日饮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车运至上洞，萧君每日出入，亦须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将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虽千万人马，亦难闯入。故《乐经》全书被萧君藏在此处颇为牢固，去岁地方不靖，原书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萧君家庭共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长子学业普通，次子文学颇佳，萧君修旬邑县志时，因年迈眼花，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为操觚。萧君在石崖下，仅有地二十亩，每年收粮不过数石，维持一家生活颇为不足，时感断炊之虑。萧君即为名翰林，又保存古书，社会人士对萧君应爱护而救济之。萧君所藏之《乐经》内容既系蚪文译释而来，故内容均人未所见，全书共三册，每册约百页，为清初时最上纸料，书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为帝曰（即指黄帝）下为师曰（乐师名吕），再下为孔子、颜子解释等等。
从当年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为明末清初当地一位隐士根据一座古庙里的竹简整理译释而来，传至前清翰林萧葆君，再通过他修旬邑县志的途径使此消息为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获悉，邵力子当即派秘书郑自毅将《乐经》共三册从旬邑县萧葆君手中接收。这篇报道是《西京民报》分别于1936年12月12日、13日两天由《西京民报》独家刊出的，从报道看《乐经》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没变，而副标题却改成了：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但不管怎么说，省政府马上要将《乐经》印刷出版了，记者称发现《乐经》是“文化界得一至宝”。可就在这个当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乐经》印刷出版的事从此便没了下文。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与南京政府来西安的大员一块儿被张杨两位将军关押，邵力子于事变五天后辞去省主席职务，西安事变解决后，邵力子也离开了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使《乐经》的印刷出版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宝”的消息成了泡影，《乐经》至此又一次与世人擦肩而过，《乐经》原版也从此神秘失踪，成了文化界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部行将付梓的《乐经》原版到底去了哪里，笔者作了这样的猜测，根据《西京民报》12月12日的报道，“《乐经》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变发生时《乐经》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变邵力子被关押，后辞职而离开陕西，《乐经》原版极有可能被邵力子带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报》又改口说“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使得《乐经》原版到底在谁手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果按照第二天报纸的副标题分析，说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将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书郑自毅肯定知道《乐经》印刷出版的事是怎么安排的，《乐经》原版在谁手里他自然最清楚。郑自毅据《西京民报》12月19日：“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氏到事以后，积极召集原任各原属，督促推进凡各事务，连日已均大体入范，每日照常办公，所有各科长及秘书与会计方面各职员，一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动”的报道分析，《乐经》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没受影响，报纸原称：“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行将付梓”。西安事变发生后，省主席易人，《乐经》印刷出版的结果也就成了至今难以破解的谜团。
关于《乐记》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历来有两种说法：
1.《乐记》一书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
2.此书是汉儒采用先秦诸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
《乐记》一书讨论了音乐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1.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它认为：
“凡音而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乐记》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2.关于音乐于政治的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认为：
“使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此理论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
3.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乐记》主张使用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制，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它认为：
“乐再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张有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礼、乐、邢、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
“是故先王之政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
4.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有比较深层的论述。它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它认为：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估嗲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乐经》，书名，《六经》之一。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秦火；一是认为，《周礼·天官》之《大司乐章》为《乐经》；一是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第一种说法，即《乐经》已亡于秦火，较为可信，采纳的人也最多。
七十年前的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而在事变发生时，在陕西省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与世人擦肩而过，又一次陷入了湮没。这是笔者在研究《西京民报》时新近发现的。
《四书五经》相传原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乐经》六部，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便从此失传。
《西京民报》由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时于1936年6月出资创办。1936年12月12日的《西京民报》第四版刊登了在旬邑县发现了《乐经》的经过，标题为：《乐经》旬邑古庙发现竹简飞云洞中只余今文。副标题是：书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内容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成为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渊泉。自经秦火后，六经遗失，及汉除挟书律，齐鲁诸生，得默写原经，但谨成诗、书、礼、易及春秋五经。而《乐经》一书，无复能记忆而写出者，是以三千年来我国的六经缺一，成为莫大的遗憾。倾本省在旬邑县发现《乐经》，实为稀世奇珍，文化界又得一至宝，兹将发现经过略述於后：明末清初时，本省旬邑县直道村内，有布衣隐士文平人又名应熊字梦叶，号抱怀子其人者，年十六岁时，一日雨后，往村外一古庙散步，庙历史不可考，有竹简狼藉地上，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文君遂检藏家中。逾二十年后，文君已学有根底，参阅诸书，始将竹简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为《乐经》全文，遂写释为今文，酌加注解，并另著《周易》蠡测解，无字易义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经载入旬邑县志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经二百余年兵燹，竹简已失。遗著散佚各处，现存之今文《乐经》系平人先生族中后人文尔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没，于十年前送交萧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萧之葆君，字筱梅，为逊清名翰林，现年六十九岁，曾修旬邑县志。志成由县长呈省府拨款付印，萧趁机愿将十余年来保存之《乐经》赠借付印，以广流传。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当即派省府秘书郑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县长）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县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记者昨赴省府晤郑秘书详询接洽情形，据云：萧君住飞云洞中，洞在旬邑县东二十余里之山谷内石崖上，石崖高约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层全为人工凿成，洞之历史业有千余年，据史载唐末彬宁节度使王行瑜称兵犯阙，盘踞此洞，后为李克用所败逃窜宜君一带，又元末御史萧元义在此洞隐居十三年。后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县尹朱纯真统兵据此，后为明许达兵所战败，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为义崖洞。洞之形势奇古已极，自崖下内进一小洞，小洞上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开有窗，此洞为萧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为大洞，为藏书室，再升六丈为最上洞，是厨房，萧君全家均住洞内，每日饮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车运至上洞，萧君每日出入，亦须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将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虽千万人马，亦难闯入。故《乐经》全书被萧君藏在此处颇为牢固，去岁地方不靖，原书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萧君家庭共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长子学业普通，次子文学颇佳，萧君修旬邑县志时，因年迈眼花，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为操觚。萧君在石崖下，仅有地二十亩，每年收粮不过数石，维持一家生活颇为不足，时感断炊之虑。萧君即为名翰林，又保存古书，社会人士对萧君应爱护而救济之。萧君所藏之《乐经》内容既系蚪文译释而来，故内容均人未所见，全书共三册，每册约百页，为清初时最上纸料，书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为帝曰（即指黄帝）下为师曰（乐师名吕），再下为孔子、颜子解释等等。
从当年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为明末清初当地一位隐士根据一座古庙里的竹简整理译释而来，传至前清翰林萧葆君，再通过他修旬邑县志的途径使此消息为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获悉，邵力子当即派秘书郑自毅将《乐经》共三册从旬邑县萧葆君手中接收。这篇报道是《西京民报》分别于1936年12月12日、13日两天由《西京民报》独家刊出的，从报道看《乐经》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没变，而副标题却改成了：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但不管怎么说，省政府马上要将《乐经》印刷出版了，记者称发现《乐经》是“文化界得一至宝”。可就在这个当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乐经》印刷出版的事从此便没了下文。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与南京政府来西安的大员一块儿被张杨两位将军关押，邵力子于事变五天后辞去省主席职务，西安事变解决后，邵力子也离开了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使《乐经》的印刷出版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宝”的消息成了泡影，《乐经》至此又一次与世人擦肩而过，《乐经》原版也从此神秘失踪，成了文化界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部行将付梓的《乐经》原版到底去了哪里，笔者作了这样的猜测，根据《西京民报》12月12日的报道，“《乐经》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变发生时《乐经》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变邵力子被关押，后辞职而离开陕西，《乐经》原版极有可能被邵力子带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报》又改口说“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使得《乐经》原版到底在谁手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果按照第二天报纸的副标题分析，说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将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书郑自毅肯定知道《乐经》印刷出版的事是怎么安排的，《乐经》原版在谁手里他自然最清楚。郑自毅据《西京民报》12月19日：“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氏到事以后，积极召集原任各原属，督促推进凡各事务，连日已均大体入范，每日照常办公，所有各科长及秘书与会计方面各职员，一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动”的报道分析，《乐经》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没受影响，报纸原称：“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行将付梓”。西安事变发生后，省主席易人，《乐经》印刷出版的结果也就成了至今难以破解的谜团。
可见不是一样的。
简单的说法，四书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种著作；五经指的是＜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典籍。
虽然这些经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是作为经典来遵奉的，但其实也有时代的不同，我们今天把儒家学派的经书统称为十三经是源于南宋时代，而在之前又分几个时期，不同的时期对经书有不一样的说法， 这是要加以注意的。
其中，礼经在汉朝是指仪礼，主要讲士大夫阶层的礼仪，在汉朝时叫＜士礼＞，晋朝时始称＜仪礼＞，同时还有两部讲礼的：＜周礼＞和＜礼记＞。至东汉时，学者郑玄为这三部礼书作注，合称三礼，唐以后都列入经书。
另外我们最容易错误的是春秋一书，＜春秋＞本是鲁国史书，我们称春秋一般是指它的注解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东汉以后左传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通常情况下我们说春秋就是指左传。
四书在先秦前就存在的，当时尚无四书之说，其中＜论语＞孔子死后汇编的孔子言行录，＜＜孟子＞是记述旧中国时代孟轲的政治思想的书，而＜大学＞与＜中庸＞本来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讲作学问和修身之道的，到南宋时，学者朱熹把它们分别独立出来加以注解，并且和＜论语＞、＜孟子＞合编为一套丛书，作为学习儒家经典的初级入门教材，叫做＜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也叫四子书，此外还有个别称叫“学庸论孟”。
另外，我要给大家讲的是这四书五经内容涉及面广，包括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伦理、道德、天文地理、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
儒学最初的课程有四门功课，是儒生的必修课，它们是诗、书、礼、乐，时称为四术，约相当于今天的文学课、古代史课、政治课及音乐课。后来增设了易和春秋，相当于当时的哲学课和近代史课，这已经是孔子晚年的时期了，后人称之为“六艺”，也叫六经。其中因为古代没发明乐谱而致使乐经在战争中失传，到汉朝时只剩下了其他五经，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各经学博士至武帝时代完成系统学府，五经之说至此流传至今。
而所谓国学中儒学的十三经一说，则是在唐朝的科举发明以后，前面提到的礼分三礼，春秋分三传，分开计算则是九经，唐太学里作为标准的经文由前九经再加＜孝经＞、＜论语＞、＜尔雅＞，最后到宋朝时崇文抑武又把孟子列入经书，共十三种，以后再没增加，但十三经名字的由来更晚，大致在明朝汇刻＜十三经注疏＞和＜十三经古注＞才正式有了现在通用的十三经之说。
最后提提尔雅，该书实际上是汉朝人在战国时代学者们积累的训诂资料的基础上编定的一部按意义分类解释的古典字典，因为对读古经（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人一直在读古书）很有帮助，所以被尊为经书。
古代有个对子：三星日月光，四诗风雅颂。其中风指国风，诗经的一种，雅是大雅小雅的统称，颂也诗书中的一种载体。关于此节，将在以后论及对联的艺术一节谈及。乐经》，书名，《六经》之一。关于《乐经》的流传，有多种说法。一是认为，《乐经》已亡于秦火；一是认为，《周礼·天官》之《大司乐章》为《乐经》；一是认为，本来就没有《乐经》这部经。第一种说法，即《乐经》已亡于秦火，较为可信，采纳的人也最多。
七十年前的１９３６年１２月，西安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而在事变发生时，在陕西省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与世人擦肩而过，又一次陷入了湮没。这是笔者在研究《西京民报》时新近发现的。
《四书五经》相传原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和《乐经》六部，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便从此失传。
《西京民报》由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时于１９３６年６月出资创办。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的《西京民报》第四版刊登了在旬邑县发现了《乐经》的经过，标题为：《乐经》旬邑古庙发现竹简飞云洞中只余今文。副标题是：书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内容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成为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渊泉。自经秦火后，六经遗失，及汉除挟书律，齐鲁诸生，得默写原经，但谨成诗、书、礼、易及春秋五经。而《乐经》一书，无复能记忆而写出者，是以三千年来我国的六经缺一，成为莫大的遗憾。倾本省在旬邑县发现《乐经》，实为稀世奇珍，文化界又得一至宝，兹将发现经过略述於后：明末清初时，本省旬邑县直道村内，有布衣隐士文平人又名应熊字梦叶，号抱怀子其人者，年十六岁时，一日雨后，往村外一古庙散步，庙历史不可考，有竹简狼藉地上，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文君遂检藏家中。逾二十年后，文君已学有根底，参阅诸书，始将竹简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为《乐经》全文，遂写释为今文，酌加注解，并另著《周易》蠡测解，无字易义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经载入旬邑县志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经二百余年兵燹，竹简已失。遗著散佚各处，现存之今文《乐经》系平人先生族中后人文尔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没，于十年前送交萧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萧之葆君，字筱梅，为逊清名翰林，现年六十九岁，曾修旬邑县志。志成由县长呈省府拨款付印，萧趁机愿将十余年来保存之《乐经》赠借付印，以广流传。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当即派省府秘书郑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县长）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县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记者昨赴省府晤郑秘书详询接洽情形，据云：萧君住飞云洞中，洞在旬邑县东二十余里之山谷内石崖上，石崖高约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层全为人工凿成，洞之历史业有千余年，据史载唐末彬宁节度使王行瑜称兵犯阙，盘踞此洞，后为李克用所败逃窜宜君一带，又元末御史萧元义在此洞隐居十三年。后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县尹朱纯真统兵据此，后为明许达兵所战败，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为义崖洞。洞之形势奇古已极，自崖下内进一小洞，小洞上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开有窗，此洞为萧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为大洞，为藏书室，再升六丈为最上洞，是厨房，萧君全家均住洞内，每日饮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车运至上洞，萧君每日出入，亦须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将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虽千万人马，亦难闯入。故《乐经》全书被萧君藏在此处颇为牢固，去岁地方不靖，原书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萧君家庭共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长子学业普通，次子文学颇佳，萧君修旬邑县志时，因年迈眼花，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为操觚。萧君在石崖下，仅有地二十亩，每年收粮不过数石，维持一家生活颇为不足，时感断炊之虑。萧君即为名翰林，又保存古书，社会人士对萧君应爱护而救济之。萧君所藏之《乐经》内容既系蚪文译释而来，故内容均人未所见，全书共三册，每册约百页，为清初时最上纸料，书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为帝曰（即指黄帝）下为师曰（乐师名吕），再下为孔子、颜子解释等等。
从当年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１９３６年在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为明末清初当地一位隐士根据一座古庙里的竹简整理译释而来，传至前清翰林萧葆君，再通过他修旬邑县志的途径使此消息为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获悉，邵力子当即派秘书郑自毅将《乐经》共三册从旬邑县萧葆君手中接收。这篇报道是《西京民报》分别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１３日两天由《西京民报》独家刊出的，从报道看《乐经》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没变，而副标题却改成了：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但不管怎么说，省政府马上要将《乐经》印刷出版了，记者称发现《乐经》是“文化界得一至宝”。可就在这个当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乐经》印刷出版的事从此便没了下文。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与南京政府来西安的大员一块儿被张杨两位将军关押，邵力子于事变五天后辞去省主席职务，西安事变解决后，邵力子也离开了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使《乐经》的印刷出版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宝”的消息成了泡影，《乐经》至此又一次与世人擦肩而过，《乐经》原版也从此神秘失踪，成了文化界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部行将付梓的《乐经》原版到底去了哪里，笔者作了这样的猜测，根据《西京民报》１２月１２日的报道，“《乐经》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变发生时《乐经》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变邵力子被关押，后辞职而离开陕西，《乐经》原版极有可能被邵力子带走；但１２月１３日的《西京民报》又改口说“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使得《乐经》原版到底在谁手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果按照第二天报纸的副标题分析，说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将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书郑自毅肯定知道《乐经》印刷出版的事是怎么安排的，《乐经》原版在谁手里他自然最清楚。郑自毅据《西京民报》１２月１９日：“省府秘书长杜斌丞氏到事以后，积极召集原任各原属，督促推进凡各事务，连日已均大体入范，每日照常办公，所有各科长及秘书与会计方面各职员，一概仍如故撤，未稍更动”的报道分析，《乐经》印刷出版的事好像没受影响，报纸原称：“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行将付梓”。西安事变发生后，省主席易人，《乐经》印刷出版的结果也就成了至今难以破解的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