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自昌与“梅花墅”

曾著录过他的一种著作。这样一个人，在万历时期生活活动于长洲甫里一带，有不小的影响，往来交游几乎网罗了当时著名的文士，可是他的生平却极少为人所知，确是有些奇怪的。

近三十年前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册书，是两种诗集的合订本，万历刻，分别用白棉纸黄棉纸印。卷中朱墨累累，校跋极多。这是我第一次买到许自昌的集子。

《咏情草》一卷，“茂苑许自昌玄伯父”撰。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前有辛丑（一六零一）九月太原王调登序，辛丑八月安国钱希言题辞，皆手书上板。

后卧云居士许自昌自识。

《卧云稿》一卷，许自昌撰。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万历壬寅（一六零二）季秋之望婆罗道人屠隆序，万历壬寅季冬望后友人陈继儒序，万历壬寅季秋既望郡人钱允治题，皆手书上板。

这两册书中有许氏四世藏书印记，“许自昌印”、“许元方印”、“许虬私印”、“许心衣印”。此外还有“靠玉轩”（自昌斋名）、“万山楼”（许虬斋名）

、“竹隐”（虬）、“丹臣”（心衣）、“高阳葵园藏书”‘（心衣印）、“东吴”、“结缘”、“美人兮天一方”。“吟诗一夜东方白”、“半亩梅花”等印。

《咏情草》中有许元方崇祯乙亥（一六三五）跋一通，许心衣跋二通。《卧云稿》中有许心衣手跋五通。

就在买到这两种诗集以后不久，我又在上海徐家汇一家旧纸铺中得到明末抄本的《百花杂咏》，《黑玉轩草》也是许自昌作，有许心衣图记。据说这是船上装来的，此外还有一大堆破烂书，其中就有许自昌所刻的《皮陆倡和集》等，卷前都有许自昌的名印。

这以后不久，苏州文学山房给我送来许自昌诗三种，却不肯说出书的来路，它们是：

《唾余草》一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写刻。前有万历庚申（一六二零）中秋残月下朗道人沈颗小引，手书上板。

《秋水亭诗草》二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邢炯序、王耦登序、万历壬寅屠隆序。此书卷首有“玄拓”、“许自昌印”二印。

《格斋诗草》二卷，万历刻，八行十八字，白口单边。前有邢炯序（沈永昌隶书上板）、陈继儒序。

这无疑也是同出一源的甫里许氏世守之书。这以后，文学山房又给我送来了万历刻的许氏墓志信状一册，内有《明故四川龙安府照磨怡泉许公墓志铭》（陈继儒撰）、《行状》（长洲钱允治撰）、《先考恰泉府君行略》（许自昌撰）、《许公元配沈孺人墓志铭》（董其昌撰，赵宦光篆盖）、《行状》（陈继儒撰）、《先母沈太孺人行略》（许自昌撰）。

最后买到的是《甫里许氏家乘》十卷二册，也是文学山房送来的。题“三望斋藏本”，“长洲甫里许之先人华甫手辑，兄许王伊季酌甫同较，侄孙许时乘龙友氏增订”，有许时乘印记，又“高阳许氏藏书”印。《家乘》有刻有抄，都在康熙中，板心下或刻“梅花墅”或题“笑读轩”，最后的“世系”还没有写完。有许心衣跋，于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重新抄写整理，最晚的纪年是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零七）。

以上是我在两三年中间，在不同场合买到的许自昌家的遗书。可以断定，这些书是从一个地方流散出来的，而且都是作为废纸论斤秤出的。

这批书藏的数量是很可观的，但保护得很不好，水湿虫蛀比比皆是。好像没有什么较旧的版本，但下限则在康、乾之际，更新的版本是没有的。这个结论是我偶然在上海的地摊上发现了另一批书以后得到的。那真是一堆破烂书，但却很有特色，一看就知道是同一书藏之物，水湿虫蛀的样子宛然如一。一打听，知道是昆山叶家的东西。再问是否还有什么较完整的书，回答是已经秤光了。过了几天，又找来了几本，只记得其中有明刻残本《词林逸响》一册、康熙刻《红等轩词牌》一册而已。

这样我才知道这批书并不出自甫里，而是从昆山叶家流出的。许心衣妻是昆山叶国华的孙女，“高阳葵国藏书”就是他们的藏书印。他们所藏的善本早就流散了，缨基孙编《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中曾经著录过不少。许氏遗书后来是由心衣寄藏在昆山外家的。叶九来的半茧园，可能就是藏书之所。这是我的推测，以后也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

就在这前后，我在上海修文堂孙氏还得到过两册书，名目十分特别，是《烟花小史》，共八种。其中有清云王路的《花史》，但并非曾见著录的《花史左编》，又有秦淮四微的诗集，唐薛涛的诗集，……是万历刻本，卷中有收藏印记不少，其中也有“高阳葵园藏书”印。修文堂见告这书是从苏州文学山房得来的，索价极昂，我用艺芙精舍旧藏的元刻《伤寒论》四册换得。

追查所有的目录，都不见《烟花小史》这名目。八种书的行款、板式也不尽同，但可以确定是同时所刻。《秦淮四微集》收郑如英、朱无暇、马湘兰等四人之作，每人不过寥寥数叶。她们是秦淮名妓中的前辈。“四微”这种名色，大抵在万历中就出现了，曾一代代地传下去，“江山代有才人出”，原非某四位女士的专用头衔。而加以品评，搜罗诗作，刊刻行世的则是当时的才子，和后来上海的才子们评选“花榜”的把戏是一样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中曾经讲过清末上海滩上才子们的业绩，正是暗云王路等人的嫡派，一些都不错的。八种之中就收有某明代才子（可惜我已忘却他的名字）缠绵排恻的情诗和情书之类，确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人物。一个是明末，一个是清末，每逢“世纪末”，大抵总要产生这样的事物。我看这就是《烟花小史》这样的书的价值所在，因为它的确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某一时代社会的面貌，虽然只不过一个侧面。

也是文学山房送来的一册《枝山先生柔情小集》，同样是值得珍重的作品。不过时代更早，作者也更有名。这也是明刻本，看样子是刻于万历以后的了。开板是草率的，是所谓“坊刻”，和家刻的《祝氏集略》不可同日而语。书只四种，名目是《窥帘集》、《醉红集》，……每集都各属一个笔名，如“异香仙椽”，绝不见“祝允明”三字。这也难怪，书中所收全是狭邪投赠之作，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是少有如此勇气坦率承认曾经写过这种不正经的文字的。在这一点上，祝允明就比不上他的晚辈。其中有诗有词，有文章，有小曲，……就艺术水平而论，比起王路之流是高明得远了。祝枝山相与的都是苏州的青楼女子，他的“风流事迹”几百年来是与唐寅齐名的，过去只能从《三笑》中得其涯略的，现在就能直接接触他自己的文字记录，不能不说是十分难得的。而且这也绝非伪作，在《千顷堂书目》中是有著录的，不过全书应该有七种，而现在则只剩下了四种。

当我陆续买到许自昌的多种遗书以后，才恍然大悟，文学山房的这些书原来同样出于许氏。不过原本大抵都已残缺不完，书店则剔去了序目或残断的痕迹，重新装潢。为了说明是全书，还各刻了一张“扉叶”，什么《烟花小史》、《枝山先生柔情小集》，全是新刻的，但字体仿照明刻体式，纸也用了旧纸，一时不易辨识而已。《小集》的扉叶，还特别刻上四种名目，下面加上一个葫芦形的牌记，中题“四全”二字，这就直截了当地露出了作伪的马脚。同样的书我还见过一部《陈大声三种》，是万历刻的陈大声的散曲，那扉叶也同样是新刻的。这书没有能买得，因为已经预先卖给北京碧第馆傅氏了，据说郑西谛还因没有能得到此书而极不高兴。

凡此种种都可以列人《书林逸话》，但我看也并非全无意义，它确曾使我增长了一些知识。书坊的这些把戏也的确有些可恶的，特别是因为它为了作伪，破坏了文献资料的完整与真实。但估人能从甫里许氏这种旧家论秤而出的“废纸”中间，拣选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也还不能不说是做了好事。

二

虽然买到过许自昌的六七种诗集，但我却不想研究他的诗。坦率地说，那不是很高明的。这只要看《咏情草》和《卧云稿》两种卷中都有许虬（竹隐，自昌孙）

朱墨笔大量的批抹改定就可知道。许竹隐自己的诗也同样的不高明，他的删改也不见得就胜于原作。他的儿子许心衣在题跋里就表示了意见：“丙申年七月十六日，紫逊弟申刻来靠玉轩诵之，云照原稿刊。”许自昌的曲本，原刻未见，《古本戏曲丛刊》中有影印本，可惜不在手头了，也无从研读。只记得一直流传在昆曲场上的《借茶》、《活捉》就出于《水游记》，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此外他还有一种笔记《樗斋漫录》，应该是值得一读的，不过我没有见过。翻阅《家乘》，大量出之于同时名辈的传状诗文却提供了许多珍贵材料，可以从中认识许自昌和他的家族的概貌，这倒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许自昌是一个很阔绰的地主。他的祖辈“以积箸起家”，后来曾一度中落，到了自昌的父亲朝相“用计然策，家渐振”，终于成为吴中巨富。“吴役最巨者，增郡城，修郡学，豪有力者皆逊谢不敢当，……公锐身骄剧，役竣而损势不贷，公无几微见颜色”。能经办修耷城池、郡学这样的工程，没有雄厚财力是不行的。朝相自然是一个极精明的商人，“握算不假筹籍，能腹贮之，即日月辎昧无爽”。朝相加意培养自昌，希望能改换门媚，说“是当亢我宗，乃延大儒课督之”，鼓励他和名人来往，“公倚屏幕间听其议论……私心且喜且语曰：”儿不意倾天下士如此。

‘“对自昌的”广募刻规氏“刻书，非常高兴，说：”捐数千金藏书万卷，何如肩金穴中，散之六博、格五，而更付于展转不可知之子孙乎！“自昌四上公车都失败了，归家请罪，朝相毫不犹豫让他进京纳资，”拜中书舍人“。（以上俱见陈继儒《怡泉许公墓志铭》）

从这些记叙中，可以看出许自昌是生长在一个大商人兼地主的家庭里，他有一个一心摆脱商人地位、挤入上层统治圈子的“雄心壮志”的精明的父亲，十分醉心于地主阶级的文化，尽力培养儿子这方面的兴趣并予以赞助。

关于许自昌，陈继儒为他写的行状里说：“玄信不屑问家人生产，而部署家政，会计内外上下吉凶出人之数，皆犁然且有案检。”可见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继承并经营着父亲的事业，这是主要的一面。自然，他也十分“风雅”，这是许多名人尽力称说渲染的。举陈眉公的话为例：

“玄格好闲适，治梅花墅于宅址之南。广池曲廊，亭台阁道，石十之一，花竹十之三，水十之七，弦索歌舞称之。而又撰乐府新声，度曲以奉上客。客过甫里不访玄拓不名游，游而不与玄佑唱和不名子墨卿；玄格亦以榻不下、辖不投，不十日平原饮不名主人；主人能具主礼而不登骚坛，则主客皆怆父，不名天下土。”

许自昌的生活面貌，这里已经写得十分清楚。《梅墅诗》中有蒋钦所作一律，诗题云“癸亥上元前四日，许中翰张灯梅花墅，岩阿竹树、庭谢廊庑，悬缀皆满。

檄两部奏剧，昼宴夜游，极声伎灯火之盛。予适归里中得与斯会，腊月先闯剧场，并及之“。癸亥是天启三年（一六二三），自昌即于是年卒。这一诗题所透露的地主生活豪侈之状，实在是可惊的。其时距朱明覆亡，不过二十年。

梅花墅是许自昌精心建造的私家园林。陈继儒撰有《许秘书园记》，钟惺撰有《梅花墅记》，祁承业摆有《书许中秘梅花墅记后》，描写极为细致生动。钟伯敬说：“园于水而稍异于三吴之水者，则友人许玄佑之梅墅也。”祁承业更就吴越造园的区别加以论列：

“要以越之构园，与吴稍异。吾乡所饶者，万壑千岩，妙在收之于眉睫；吴中所饶者，清泉怪石，妙在引之于庭除。故吾乡之构园，如芥子之纳须弥，以客受为奇；而吴中之构园，如壶公之幻日月，以变化为胜。”

祁承业不只揭出了许氏家园的特色，也说出了一些造园的意匠。林云凤有《梅花墅二十二咏》，历记园中梅花墅（董玄宰书）、花菊斋、映阁（林乐善书）、浣香洞、小西洞、招爽亭（李长藤书）、锦淙滩、在涧亭（文震盂八分书）、转翠亭（李流芳书）、流影廊（陈继儒书）、碧落亭（娄坚书）。维摩庵（钱允治八分书曰“三止庵”）、漾月梁（严澄书）、得闲堂（赵宦光篆书）、竟观居、浮红渡、鹤亭、蝶寝、涤砚亭（文震孟书）、湛华阁、莲沼、滴秋庵（王犀登书）诸景。

得闲堂是此园的主要建筑，陈眉公记云：“同爽弘敞，槛外石台，广可一亩余，虚白不受纤尘，清凉不受暑气。每有四方名胜客来集此堂，歌舞递进，畅咏间作，酒香墨彩，淋漓跌宕，红绢于锦瑟之傍，鼓五挝、鸡三号，主不听客出，客亦不忍拂袖归也。”许自昌的家乐演出自作传奇，也就在这里。

《梅墅诗》一卷，收陈继儒、钱允治、钟惺、管珍、庄严、僧大止、蒋铉、朱之藩、薛采、（以下皆自昌晚辈）侯峒曾、陈子龙、徐济、张采、郑敷教、陆坦等人作。薛谐孟以下四人所作都是题《梅花墅图》的诗，其时自昌已逝，名园也已渐露衰象了。侯广成诗有“浮白奏来天上曲（先生有家乐，善度新声），杀青搜尽世间书（先生雅好刻书，行世甚多）”的句子。薛谐孟（采）一诗写得最有感慨：

“展卷犹疑捧杖徐，锦霞队里驻柴车。家风剩有名园记，水树惟藏国士书。地僻昔曾罗竹肉，时艰今暂注虫鱼。钓船茶具寻常供，斗鸭疏狂尚未除。”

三

许元符字孟宏，号鸿公，是自昌的长子。崇祯庚午（一六三零）应天举人，出熊开元门下。他是个书呆子，“多收辑遗书，每过市井，辄命奚奴囊贮青蚨以随，见则随收。然缥湘难探非所好，每于残缺废简中留意搜阅，是以往往得奇书，蓄储既富，多世人所未见也，遂自号日‘千卷生”’（卢统撰墓志）。他又是应社、复社的重要成员，和徐勿斋、杨维斗、张西铭、张受先都是知友。他立高阳社，选辑《古文佚》，张采、张博作序。但他对经营商业田产则全然外行，“视河干惬室、仰面折腰，一切户展外事，若尴螫堤溃，力窒远趋，虑不及也”（桐庵郑敷教撰《小传》）。许氏的衰败，就从他手里开始并完成，先后不过二十年左右。郑桐庵说：“时四宇不靖，吾地议募兵、议蓄了，群暖如猖，公独无语，退与余私忖成败，无不悉中。”说他料中了成败，不过是事后的夸饰。事实上是书呆子遇到了非常的事变，束手无策，呆若木鸡，比起他的祖父的担任修城的气魄、才干来，相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雄据一方的富豪乡宦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一齐崩坏了。最后，“世变后，以梅墅作灵隐下院，名海藏庵”。卢绶说得更为详尽：

“甲申值鼎革，乙西南中尚未竣，师旅旁午，所居迁徙不常，资悉耗散，妇若子范我失所依。先生惟挚图书数筐，随所至无少离。……从此家业益落。或劝曰：‘梅花墅去而复还，已见君志。今若再售，尚可支朝夕，何乃坐而食贫耶？’先生曰：”吾先人一生心力悉注于此，何忍弃之。‘爱仿虎丘短簿例，施园为寺，肖先人象相之，延有行僧为主持，铃铎声彻四外，以最胜闻。今甫里之海藏庵，即梅花墅旧址也。

看这光景，和山阴祁氏后人的将寓山园舍为寺，肖彪佳像相之的办法如出一辙，正是甲乙之际南中旧家巨族的典型出路。所不同者，祁氏子孙还曾作过最后挣扎，受祸也更烈，许孟宏则是默默地接受了必然的命运而已。不过他到底还是不忘故明的，归元恭（庄）作《许孟宏先生六十寿序》说：

“先生先朝所取士，……顷遭世故，惨淡悲凉，殆不可言。高天厚地，无所容足，此其情宜何如者，而颂大年、介眉寿，亦何心哉。或以先生怀才积学，老不得一试，比多无妄之灾，家业日记，是以忽忽不乐，为此言者浅之为丈夫耳。……昔年与先生同时之友，有擢巍科受异数，回翔馆阁十余年而不难，一旦反面，居然高位，方以为荣而不知耻。先生未尝立朝，乃能不忘故国，虽享高年而不以为乐，悬弧之日，不召客，不设宴。嗟乎，贤不肖之相去，岂不远哉！”

归元恭不愧是明遗民中的佼佼者。他用民族意识这个当时的最高标准衡量了士大夫的不同表现，痛斥一大群新贵，表彰了许孟宏。此文收入《家乘》，是抄本。

大概是许丹臣在整理时所校改的吧，有些字眼如“而不知耻”、“反面”都涂去了，“故国”两字则在一侧画了方框，可能是拟改而没有想出适当的字眼。三百年后，看到这些去而未尽的遗痕，犹凛然感到文字狱的阴寒气息。大概这也是版本之学不可不讲的理由之一吧。

归元恭文中还提到“无妄之灾”，那详细已经无从考索，总之不外乎在清师铁蹄之下的种种苦难。凡可讲的，大抵也都讲了，如许孟宏在离乱之中遇到散兵，藏书尽失之类。此外，更多的则是不可讲的，就包括在“无妄之灾”四字之中，我们应该感到它的分量。

《家乘》中还刻有郑敷教给许孟宏拟的《许孝文先生溢议》，时在“皇清顺治十四年丁酉”。有趣的是“公溢姓氏”，首列“年家眷弟”钱谦益、王时敏等四人，次“年眷弟”吴伟业、杨廷鉴、杨枝起、蒋芬等八人，“年眷侄”宋德伊等四人，“年家眷侄”宋实颖、尤侗、徐乾学、徐访、计东、侯玄访、叶方恒、钱陆灿、盛符升等二十八人，“门下晚生”八人。这是一张合二而一的名单，收罗了当时三吴的一大批名人，连归元恭所痛斥的一些“两截人”也一起收了进去，而元恭却没有列名。自然，这也是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家乘》共十卷，计分“碑记”、“三节文诗”。“著述刻书序”、“梅墅诗文”、“黄杨诗”、“寿祭文”、“尺牍”、“投赠诗文”、“敕辞词碑”等部。

这些文献起于万历中叶，讫于康熙中，共一百年左右。文献作者除前文已引者外，我还想抄下一份名单来：

李维帧、焦羧、管珑、范允临、袁之熊、夏禹锡、张大复、夏之鼎、黄汝亨、曹文衡、王志坚、钟震阳、尹珩、钱希言、张献翼、胡汝谆、陆培、王志长、顾有孝、李宜之、张峡、顾于玉、颜茂献、曾文饶、陆运昌、黎遂球、余日登、陆符、刘曙、朱魄、萧大亨、诸寿贤、陈仁锡、沈几、姚希孟、刘锡玄、张立廉、马万、姜元衡、张埙、宁云鹏、陈履端、申时行、马玉麟、钱朗、邓云霄、冯时可、陈解。

这张名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一百年中间，许自昌家族社会接触面之广。陈眉公说，自昌“凡可为不朽亲行者，捐台无所悔”，他为了请名人给父母写寿序、祭文、墓志、行状……是花了大量的“稿费”的。照黄宗羲的说法，钱牧斋身后的丧葬……费用，就靠了他为人写的三篇文字的稿费。大致可以估计许自昌和诸子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此外，在梅花墅中、得闲堂上，日夜大排筵宴，演戏招待了无数达官贵人、山人名士，他们的名字也在这张名单中出现，当然不可能是全部。

四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一篇《隐士》，鲁迅先生尖锐地指出了古今隐士的实质、真相，并提到陈眉公，作为标本。和许自昌关系最为密切的名人，要算是眉公了，他为梅花墅所写的记、为自昌父子所写的墓志碑版，都是非比一般的“力作”。自昌死后，他和许元恭仲谦（自昌次子）来往很密，《家乘》尺牍一卷中就保存了陈继儒给自昌、元恭的十六通手札。这中间，就很透露了一些隐士的秘密。眉公是广交天下士的，这中间有达官贵人、地主乡宦、骚人墨客、女史细流。在众多对象中间，必然更有重点。像许自昌父子这样富而好风雅的人物，无疑是重点的对象，道理是明明白白的。

《家乘》所收的陈眉公的十来封信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与许自昌在刻书中的关系。从许多迹象看来，许自昌刻了许多书，而陈眉公则是他的顾问。此外、许自昌大量刻书，是纯属风雅好事，抑或另有目的，这事实也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吾兄既居甫里，何不刻《陆鲁望集》？集不下数卷，并其传刻之，又得觅《皮日休集》附于后。曾读皮陆唱和诗，二公真劲斗，晚唐之奇思险字，不逊玉川子也。此集若行，发幽阐秘，犹胜为李杜拈一瓣香耳。吾兄谓何？”

这说明，许自昌的刻皮陆集是出于眉公的建议，出发点则是表彰乡贤遗著。后来谈到有关刊刻《唐类函》的问题时，着眼点就不同了：

“其书局促不甚利益，弟半置之高阁。即使篆续，雅俗参半，前后读杂，操翰之人反多措击，不如姑止之。即刻不行，即行不广。”

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编书、刻书必须顾到读者的趣味、需要，以及能否畅销。因而也就解除了人们的一大误会，以为陈眉公大刻其《宝颜堂秘籍》，许自昌大刻其李杜集……，都是雅人韵事，捐了家赀来流传文化的。其实，“秘籍”云云就带有浓重的广告宣传气味。《秘籍》中所收，多数并非罕秘，倒往往是无聊之作，而校刻草草，底本欠佳，为了节省刻资而割裂删削，更是所在多有。过去不能理解，以为陈眉公所以刻了坏书，无非是由于“山人好名”之过，现在明白，还是经济因素起了决定作用的。

中国的雕版印刷事业，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质。五代时刻历本，就因为它是广大人民需要的日用书。北宋、南宋都有专营出版的书铺，到了明代，营业性的出版商就更大量地出现，人们所熟知的建安余氏就是规模甚大、历史悠久的书坊。但对一些藏书家或山人名士的刻书，却总是另眼相看，不列入书商一类，现在看来这看法是错误的。著名如毛子晋，人们看到汲古阁刻行的书，知道那是营业性的，但遇到毛氏的“珍藏秘本”，就充满敬意地尊为藏书家。其实藏书家的毛子晋，同时也就是出版商毛子晋。他搜求了那许多善本，其目的是为了翻版，正与商务印书馆和涵芬楼都属于同一个老板的情况相同。

自昌逝世之后，次子许元恭仲谦继承了父亲开创的刻书事业，和陈眉公交往更密（元恭次女，嫁眉公孙陈仙觉，陈、许遂为亲家）。提供素材，指点门径，眉公着实出了不少主意。

“小孙经书已完，今读《化书》。字字皆灵，句句皆有益于身心家国。此学士大夫未尝教儿读者，节短转快，此举业之径路，容寄老亲家刻之。盖出于《道藏》，不甚流通也。”

《国策选》觉是举业书，非好古者所贪购也。叙文亦同请政，借此书并惜此序，一笑。“

“承惠《读书后》，又得闲仲重校跋之，妙甚。但目录须列在前，使读者一览，见所未见，生故艳心，千万即易之。”

“久望《读书后》，得教，刻板极精，当走天下。第多刷数千，一日而发之，纸贵无疑。目录悉列于前，观者艳其多，寻者乐其易，跋语姑置后可也。有装订成书者，乞惠二十册，以便寄远，且长其声价耳。”

“《读书后》以校正差落数次者奉览，乞编前后刻之。……尚可抽其论经、论史者共为一部，则远可行、久可传，只恐翻版耳。”

如非旧抄仅存，人们是很难想象这些信札是出自山人隐士陈眉公之手的。为了吸引买主，连目录如何安排都考虑周到，千叮万嘱。陈眉公对读者的心理摸得十分清楚。所谓《读书后》，其实是从王世贞的遗稿中凑集成书的。还不满足，更进一步计划抽出其他著作论点，更编一书。已经十拿九稳，书必畅销，只怕翻版了。连出版界的用语也和晚近一般无二，实在是极好的史料。晚明此种书一板可以刷印数千部，这也是不见旧记绝难想象的。许自昌的成为巨富，和经营出版事业必有关系。

陈眉公披着山人的华衣，是讳言其留心举业的。连写一篇叙也痛感是一种牺牲，惟恐玷污了“山人”的招牌。但在教孙儿读书时，却又极精明地选择了《化书》这样的课本，并认为无妨一刻，理由是罕见流传，可以吸引买客。

看了这些手札，使人恍然如见三百多年前一个出版商人的精心算计，简直和旧日上海滩上的书商毫无二致。剽窃名人著述，改头换面，大作广告，意图骗取读者的金钱，还提防着同业的翻版竞争。不仅贩卖古人的名著，也不放过当时的“教科书”（所谓“举业书”）的生意，因为这到底是畅销的货色。对长期销行和应时品种，都有全盘周密的考虑。如此看来，陈眉公不仅是马二先生之流的先辈，而且手面、眼光都要好得远。特别是能拉住许自昌这样的豪有力者作为经济支柱，那手腕就更非马二先生所及了。

“弟一病百余日，今虽强起食瞰，犹人腊耳。且客履笔砚相通而至，未免力疾应，气爆燥无静时。承远使捧币，名药代医，非义敦金石者，何以有此岁寒之书问哉。感切。”（致自昌书）

此外，就又有官方临时委托的编纂任务，《与仲谦书》云：“写尊公状，日夜在心。缘两日有当路见咨荒政，因入山简考古今可行之事，条缕而折衷之，渐已成阶，非荒唐迂腐之谈，得谕正合鄙心，读之真一卷《流民图》也。”可见所谓“山人”，有时正是统治者的“智囊”。眉公在这里发表了他的政治见解：

“旧水未消，新水复横，正如旧赋未足，新赋复征。东南民力之苦，未有甚于今日者，若枵腹之事与横目之徒相挟而起，且将莫知所竟。巧妇无米，廉吏额尘，须破格接救一番，于拯溺救焚之中，寓防微杜渐之意。大约饥民必济，乱民必斩，八字以外，无荒政矣。”

“山人”是并不超然于政治的。眉公入山数日，鉴古按今，为荒政作了八个字的总结，实在说尽了漫长封建时代统治者治术的精髓，其实也还是“王霸之道杂之”的老谱。对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山人”多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则不能说不是意外的收获。

一九七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