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艺设计和现代工艺设计有什么异同之处？
手工艺设计是在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手工制作为主、以简单工具为辅的艺术设计类型，通常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的特性以及单件制作、设计与制作不相分离等特点；而现代工业设计则建立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基础上，以机器大生产为主体，由近现代科学技术所武装。一方面，现代工业设计与传统手工艺设计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它是传统手工艺设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手工艺设计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它建立于现代工业大生产的基础之上，采用批量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在设计者与制作者间出现了明确的专业分工，设计更多关注科技性、标准化、社会性与商业性。
日本古代的手工艺设计极为发达，和其整体文化艺术的发展相一致，它在借鉴、吸取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面貌、风格与体系。具体而言，日本古代手工艺设计的特色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岛国的地理环境和单一民族风格对艺术设计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小岛和大洋的独特地理环境，使日本美术与设计既能长久保持自身的本色，又能随时融入世界大潮。围护四周的大洋构成了阻挡外来侵略的天然屏障，又形成向外学习、向外扩张、向外贸易的坦途。同时，弹丸小国以及单一的民族结构又造成了日本民族高度的内聚力和文化艺术发展的惊人的延续性。
首先，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文化发展模式，造成了古代美洲大陆手工艺设计领域与众不同的面貌与特色。由于处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古代美洲文明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一方面，古代美洲的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为整个人类文明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农业方面，美洲的印第安人最早开始种植玉米、花生、马铃薯、向日葵、烟草等作物；在医药方面，他们首先发现了金鸡纳、毛地黄、藿香等药物；在天文历法方面，他们制订的太阳历甚至优于同时的欧洲历法；在建筑方面，他们兴建的道路、金字塔、神庙规模宏大、气势雄壮，其规模、质量以及技术性、艺术性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此外，他们在金属铸造、陶器制作以及纺纱编织方面所显示出的卓越技艺，几乎可以媲美于古代的任何一个民族。但是，另一方面，古代美洲文化的发展又是相当不完整的，他们不懂铸铁，不会使用陶轮，不能制造有轮的马车，不知运用建筑中的拱券结构，甚至除了饲养羊驼之外，畜牧业在这里尚未形成。文化的畸形发展，必然在手工艺设计领域留下深刻的印迹，表现为制陶、金工、纺织设计方面的高度发展以及其他很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艺设计门类的单薄与空白。正是这种不均衡性使得我们在惊叹于古代美洲某些门类手工艺设计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的同时，也深深为某些方面的幼稚与落后而感到迷惑不解与惋惜。当然今天人们之所以会对古代美洲手工艺设计的发展产生疑惑与陌生感，也和15世纪末以来美洲充满血与火的悲壮历史有关。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在疯狂屠杀美洲原住民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毁灭了古代美洲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大量的历史遗物与艺术珍品被付之一炬，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古代美洲设计的原作无不是这场文化浩劫的幸存者。这种情况，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古代美洲手工艺设计的全貌与真实状况作出一个完整而又科学的判断。
其次，和古代多数的奴隶制文明一样，宗教在古代美洲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中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文化、美术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宗教需要服务。因而古代美洲的手工艺设计的发展受到宗教信仰、宗教仪式的重大影响与束缚。在手工艺设计的对象中，宗教祭品占有相当的比重；在设计的观念上，实用功能经常被置于次要的位置，宗教功利性才是重中之重；在装饰的题材上，日常的人类生活、自然世界并非最重要的来源，而基于自然崇拜基础上形形色色、造型千奇百怪的神祇、精灵才是设计者最为青睐的母题；在艺术手法与装饰风格上，对人物、动物、植物形象的描绘与刻画，具有高度夸张、简化与变形的特点；在艺术气质上，那种源于自然崇拜的惶恐惊栗、出于宗教信仰的神秘诡谲、出自宗教仪规的庄严肃穆以及受制于阶级统治需要的森严狰狞，是古代美洲手工艺设计的重要特色。当然以上只是古代美洲手工艺设计中相比较而言较为显著的特色，并不意味着一切设计门类、一切设计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事实上与该地区宗教神秘、恐怖色彩更为浓重的建筑、雕塑、绘画相比，古代美洲的手工艺设计还在相当程度上显露出淳朴、善良、天真的民族个性与生活气息。这是因为，除了为奴隶主——主要是祭司贵族阶层服务外，这种设计造物活动毕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和吸取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与艺术创造，它与民间文化、民间风俗、民间艺术存在一种款曲相通的内在联系。
最后，虽然我们说古代美洲的手工艺设计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设计思想、艺术风格、生活态度就很难为其他民族所了解与接受。事实上，面对古代美洲的手工艺精品，我们中国的观众，除了新鲜与好奇感外，往往也能体会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与认同感。这并非完全出于巧合，而是存在某种客观依据的。很多专家与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古代美洲的艺术设计与古代中国的类似性。古代美洲艺术风格与中国先秦时代的艺术存在惊人的相似，特别是那种悲壮奇谲、狰狞肃穆的装饰纹样与装饰风格，与中国先秦的青铜艺术如出一辙。近一百多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美洲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与来自中国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虽然关于这一点，国际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但这种艺术设计领域的相似性却是无可辩驳的一个事实。
1820～1850年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相继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初步完成，工业革命对传统手工艺设计的巨大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之下所形成的艺术设计的严重危机，终于暴露了出来。
首先，在工业化大生产的冲击之下，部分手工艺设计被纳入了工业体系之中，手工艺人成为了熟练工人；部分手工艺设计日益萎缩，大量作坊关闭，工匠失业，技艺失传，工艺门类濒临灭绝；部分手工艺设计退居穷乡僻壤，凭借乡村交通的闭塞、资讯的阻滞、经济的落后、生活的单一、观念的保守而得以留存；部分手工艺设计为了与工业产品设计拉开距离，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实用性质，大力发展其非凡的技艺性和高度的艺术观赏性，由生活必需品向生活点缀品转化。
其次，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设计与制作活动相分离，导致了设计专业化的出现。传统手工艺中的设计与制作活动是一体的，心中所想，应手而为之。工匠作为器物的设计者与创造者，比较了解实用中的各种条件与需求，同时又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艺术技能，因而具有较强的创造性。而机器大生产割裂了设计与制作的内在统一关系，工人长期重复单调划一的机械性操作必然导致创造性的衰退。不仅如此，艺术与技艺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艺术家沉迷于自己的象牙塔，不屑于从事日用品的设计工作，而工厂体系中的设计者、制作者又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与艺术技能。
最后，工业革命动摇了具有较高文化艺术素养的优游自在的贵族阶层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很难继续充当手工匠人和设计者艺术趣味引导人的角色。同时，工业大生产也造就了一批新兴资产阶级，许多出身微贱、粗浅无知的暴发户为了改换门庭，虽也想附庸风雅，但终难摆脱其市侩、伧俗的作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得整个社会的审美水准普遍下降。
玛雅的手工艺设计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陶器与手抄本装饰。
玛雅的陶器设计与制作的黄金时代是公元3～9世纪。在玛雅，壁画艺术极为繁盛，大量的壁画作品表明玛雅人的绘画水平要远远高于古代美洲的其他民族。正是由于这种杰出的绘画才能，玛雅的陶器设计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装饰风格，这就是融陶艺之美、绘画之美为一体，一件彩绘陶器就是一幅具体而微的壁画。为了突出绘画性的装饰，陶器的造型一般较为简单，多呈直筒形，其上不加任何附加结构，简洁、明快、实用。在橘黄的底色之上，工匠们用流畅的线条描画出风格写实的人物与故事，画面构图饱满，内容丰富，尤其偏爱人物众多的神话题材。此类陶器彩绘的艺术性极为突出，因而往往被专家视为“玛雅艺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绘有跳舞的神灵的陶罐，就充分展现了这种装饰风格。除最为常见的彩绘陶器外，玛雅的陶器还以浮雕手法见长。装饰有战士形象的浮雕陶瓶就是一件极为珍贵的玛雅后期的浮雕陶瓶。在色泽、质地近似中国紫砂陶器的胎壁上，制作者娴熟地雕刻出一个全副武装的玛雅战士的形象，敌人的首级被武士骄傲地挂在胸前，反映出古代印第安民族剽悍尚武的性格。
古西亚手工艺设计发展的特色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古西亚居民所创造的高度的科技文明，为手工艺的发展、成熟创造了有利条件。古西亚居民在冶炼、纺织、制陶、建筑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制造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由他们所首先发明的陶轮、车轮、铁器制造以及拱券建筑结构技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科技发明史，而且对世界范围内手工艺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古代西亚陶瓷设计、金工设计以及建筑装饰设计领域的辉煌成就正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对，两大特点是：
一是由于生活水平和生活形式的限制，手工艺设计的产品大都是功能简单的日用品。
二是由于设计、生产、销售一体化，使设计者与消费者彼此非常了解，这就在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使设计者有一种对产品和使用者负责的责任心，因而产生出了优秀的手工艺产众多品。
从古代埃及留下来的大量雕刻和绘画可以看出，古代埃及人的特征是：高身材，黑头发，低额头，密睫毛，黑眼珠，直鼻子，宽脸型，阔肩膀，黑皮肤，体魄健壮。他们的体形、外貌与古代的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不同，也与古代的亚细亚人不同，而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文明的发生 --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它经历了自己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埃及的新石器文化（三角洲西部边缘的梅里姆达文化、中部埃及的法雍文化、塔萨-巴达里文化等）都是农牧业混合型的文化。
虽然埃及的农业起源于何时何地尚有争论，但公元前6000—5000年代，其农业文化已相当发达，并已使用铜器，这为其文明的较早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其后的埃及前王朝Ⅰ时期，即涅伽达文化Ⅰ时期（又称阿姆拉特时期，约公元前4000—3500年），埃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关系的萌芽。
在属于这个时期的一些墓穴里发现的陶器上，刻有一些符号；各个墓中都有其自己的统一符号，这大概是其私有权的记号。在这个时期之末，涅伽达地方1610号墓中的一个黑顶陶罐上，发现了作为王权标志之一的红冠形象（以眼镜蛇作为其标志）。在属于涅伽达文化I时期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之交的一个墓中（涅伽达1540号墓）发现的一块陶片上，画着一个象征王衔符号的荷鲁斯鹰神的形象（这也是王权的标志之一）。这说明王权也已萌芽。在狄奥斯波里•帕尔弗，还发现一段城墙的模型，这表明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长，甚至战争的存在。
到前王朝Ⅱ时期，即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又称格尔塞时期，约公元前3500—3100年），在埃及，私有制逐步确立，阶级逐渐形成。
从这时的墓葬情况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阶级分化十分激烈。在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两地，发现了与普通人的十分简陋的墓极不相同的画墓。如希拉康波里的画墓，用砖坯砌成，在墓墙上有绘画，其内容是有关战争（水陆战）的场面，可能反映了墓主人（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国王）生前的某些活动。
从格伯林发现的一块纺织品残片上的绘画，也反映了阶级分化的情况。这块纺织品上画了一些船，一些人在划桨，还有一人端坐于其上，此人显系贵族。在蝎王权标头上，国王头戴象征王权的白冠（以鹰为其标志）、腰系牛尾，其形象比普通人高大得多。这时留下来的象牙板上有被捆着双手的战俘的形象，这些战俘将沦为奴隶。在蝎王权标头上，还有奴隶劳动的情景。此权标头上的旗帜上吊着的田凫，学者们认为是表示平民的表意符号。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出现了文字，不过还很原始。
在涅伽达文化Ⅱ后期，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阶级的形成，在埃及出现了国家。这时的国家很小，人口也不多，埃及人称这种小国家为斯帕特，其象形文字符号为 ，表示一块灌溉渠道交织的土地。在当时的埃及，这样的小国家有若干个。在这些小国家里，有一个以政府机关、王宫、神庙为中心的城市，其象形文字符号为 。它表示城市建在交通要道上，由城墙围护起来，成为一个要塞。反映这个时期存在战争的雕刻和绘画不少，除了上面提到的画墓中的水陆战图外，还有阿拉克出土的象牙刀柄上的水陆战图、战场调色板等。这时，王权已经形成，象蝎王权标头上的蝎王，可能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军事首领，并兼任祭司长，主持祭祀，领导农业，兴修水利。不过，这时埃及国家刚刚形成，贵族的势力必定还很强大，国王的权力大概还要受到贵族的约束，国王还不是专制君主。
在希拉康波里，发现了前王朝末期两个国王蝎王和卡王的文物。关于蝎王，在北方今开罗附近的图拉也发现了有他名字的文物。结合蝎王权标头上的图刻内容，学者们推测，他可能对北方进行过征伐，甚至可能控制了这个地区，这是最早的有关埃及统一的证据。
附：前王朝埃及考古文化表
按：学者们对前王朝时期埃及各文化的年代有不同看法，此表根据霍夫曼《法老前的埃及》一书绘制。见该书第16页。
早王朝时期 据曼涅托（生活于公元前4—3世纪之交的一个埃及祭司）记载，古代埃及国王美尼斯创建了第一王朝，此后，埃及经历了31个王朝（到希腊人征服以前）。近代的埃及学家又将古代埃及历史划分为若干时期，每个时期又包括了曼涅托的若干王朝。其中早王朝时期包括第1—2王朝，时间约为公元前3100—2686年。
据曼涅托记载，美尼斯不仅是第一王朝的建立者，而且是埃及国家的建立者和统一者。他在南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征服了北方的三角洲地区。为了巩固对北方的统治，他在河谷和三角洲交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要塞城市——孟斐斯（原名白城，孟斐斯是希腊人对该城的称呼），其守护神是普塔赫神（世界创造者、艺术和手工业的保护神）。现代考古学未发现有关美尼斯存在的任何物证。因此，现代埃及学家常把有文物证据的纳尔迈或阿哈与美尼斯视为一人，也有的学者怀疑美尼斯存在的真实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希拉康波里、阿卑多斯等地进行的发掘，本世纪30—50年代初在开罗附近尼罗河西岸的萨卡拉进行的发掘，为研究早王朝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物资料。这些资料反映了埃及的统一和君主专制的建立是逐步完成的。在希拉康波里发现的纳尔迈调色板和纳尔迈权标头，反映了纳尔迈国王对北方三角洲进行过胜利的战争，带回了大批战俘和其他虏获物（包括牛、羊等）。如在纳尔迈权标头上刻着他从北方俘获了12万人、40万头大牲畜和142万头小牲畜。还有一个利比亚贡赋调色板，反映了纳尔迈对利比亚进行过胜利的战争。在纳尔迈调色板的正面，这位国王头戴象征上埃及王权的白冠，在调色板背面，他又戴着象征下埃及王权的红冠，也表示了他对南部和北部的统治权力。但是，纳尔迈实际上并未完成对北方的征服而完全统一整个国家。
在纳尔迈以后的第一王朝其余诸王留下的文物中，有一些是与他们进行过统一战争有关的。例如，阿哈国王的一件文物上刻着俘虏的场面，并有“得到上下埃及”的铭文；阿哈还在三角洲地方建立了一个为舍易斯诺姆所崇拜的涅特女神的神庙。又如，第一王朝第五个国王登统治时期的雕刻中，国王登的头上同时戴着象征上下埃及王权的白冠和红冠，还第一次采用了象征上下埃及王权的双重王衔，他大概是想以此表明他已是上下埃及之王。但是，直到第二王朝末期，一位名叫哈谢海姆的国王雕像的基座上，还刻着他杀死“北方的敌人47209人”和“48205人”的字样，表明了对北方战争的巨大规模和残酷性。大概他通过这些战争，才最后征服了北方，统一了全国。因此，他的继承者哈谢海姆威（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国王是一个人）才采用了“荷鲁斯和塞特”双重王衔，他的较完整的名字后都附加有“在其中的两个神和睦相处”，这显然意味着埃及传说中的两个部分（以塞特为代表的上埃及和以荷鲁斯为代表的下埃及）的统一。 统一是当时埃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统一使尼罗河成为加强埃及南北交流的纽带，也有利于在更大的规模上利用尼罗河、发展灌溉农业，从而大大促进埃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帕勒摩石碑》中对尼罗河水每年涨水情况的记载就是一个证据。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原来小国寡民的国家机器过于薄弱，已远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在早王朝时期，埃及新设置了许多国家机关。这些新设立的国家机关明显地是以国王为中心的，这表明了王权的逐步加强。君主专制在逐渐形成：王位世袭制出现了，王权神化明显加强了，国王聚敛了大量土地和财富（在国王阿哈的墓中，发现有一个王室地产模型可以为证），组成了王室经济。现代学者一般把第一王朝及其以后的埃及国王称为法老（不过，有的学者认为，严格地说，可能要到新王国时期埃及的国王才称为法老），即把他们视为专制君主。
二、古王国时期和第一中间期
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时间约为公元前2686—2181年，建都于孟斐斯。金字塔的修建开始于此时期，而且最大的金字塔也修建于此时期，所以，古王国时期又被称为金字塔时期。
古王国时期是古代埃及的奴隶制经济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水利灌溉系统在更大范围内的修建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后代在埃及种植的所有主要作物（如大麦、小麦、亚麻、葡萄、无花果等），在古王国时期都已种植。在农具方面，奴隶主的经济中使用了由两头牛牵引的重犁，这比用简单的木犁耕地要先进得多。从贵族墓中的画里可以看出，农业技术总的来说还很原始，但因尼罗河泛滥后沉积下来的淤泥十分肥沃，粮食产量仍可供养古王国时期庞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广大的手工业者。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建筑、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造 等等都很发达。近年来在第五王朝国王乌舍尔卡弗的金字塔入口处发掘出的数百尊青铜雕像表明，古王国时期的手工业水平很高，可能这时埃及已进入青铜时代。金字塔及其附属建筑物（神庙）不仅说明了这时建筑业的高超水平，而且说明了采矿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从西奈地方留下的古王国时期一些国王的名字可以看出，至少在这时，埃及人已到西奈开采铜矿。以饲养猪、羊、牛、驴为主的畜牧业，在古王国时期的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特别是在水草丰美的三角洲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有着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