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宫殿那么繁华，为何皇帝的卧房只有十来平米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包括彩绘和雕饰。

彩绘具有装饰、标志、保护、象征等多方面的作用。油漆颜料中含有铜，不仅可以防潮、防风化剥蚀，而且还可以防虫蚁。色彩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明清时期规定朱、黄为至尊至贵之色。彩画多出现于内外檐的梁枋、斗拱及室内天花、藻井和柱头上，构图与构件形状密切结合，绘制精巧，色彩丰富。明清的梁枋彩画最为瞩目。清代彩画可分为三类，即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建筑虽然在单体建筑的技术和造型上日趋定型，但在建筑群体组合、空间氛围的创造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

中国历代都建有大量宫殿，但只有明清的宫殿——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现存的古城市和南北方民居也基本建于这一时期。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北京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民居则是中国民居最成功的典范。坛庙和帝王陵墓都是古代重要的建筑，目前北京依然较完整的保留有明清两代祭祀天地、社稷和帝王祖先的国家最高级别坛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北京天坛，至今仍以其沟通天地的神妙艺术打动人心。

明代帝陵在继承前代形制的基础上自成一格，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制度。明十三陵是明清帝陵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

以往的建筑历史研究者，常常因明清时期单体建筑艺术性的下降而贬低明清建筑。实际上，明清建筑不仅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建筑技术上也取得了进步。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从而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

明清建筑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其间，中国普遍出现的无梁殿就是这种进步的具体体现。 总之，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并非一味地走下坡路，它仿佛是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依然光华四射。 明清建筑

元朝严酷的统治终被推翻，中国又恢复了汉人掌权。但一心想恢复汉唐雄威的明朝皇帝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另一次辉煌——封建制度没落的颓势已无法挽回。在明朝，中央集权发展到极点，宰相被废除，皇帝成为官僚之长。特务政治也发展到极至，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十分发达。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但此时的儒学早没有了先秦时的朝气，其消极因素越来越显现出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在中国萌出了芽。但面对儒学强大的势力，这芽始终没萌起来。此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出现了最后一个高峰，——近代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宋应星作《天工开物》。明末对农民严酷的剥削引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清朝统治者南下夺取了革命的果实，延续明之君主独裁。他们歧视汉人，对汉族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但怀柔与高压并行，鼓励醉心利碌的奴才思想，且大兴文字狱，使学术发展受到阻碍。在经历了短暂的“康乾盛世”后，国势陡转，八旗子弟的弓箭长矛终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被迫终结，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建筑方面，明清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标准化，在清朝政府颁布了《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民间则有《营造正式》、《园治》。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的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在园林艺术方面，清代的园林有较高的成就。 城市建设 1.帝都北京 2.一般城市

明清时期，城市数量迅速增加，都市结构也趋复杂，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因各种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军事据点，交通枢纽，而兴起的各类市镇，如景德镇，扬州，威海卫，厦门等，此时大小城市均有建砖城，护城河，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皆各有规则。现存保存比较完好的是明西安城墙。它始建于明洪武三至十一年(1370—1378年)，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明隆庆四年(1570年)又加砖包砌，留存至今。

明西安城的西、南两面城墙基本和唐长安皇城的城垣相同，东、北两面墙向外扩移了约三分之一。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城呈长方形，南垣长4255米，北垣长4262米，东垣长1886米，西垣长270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四面各筑一门，每座城门门楼三重：闸楼在外，箭楼居中，正楼最里，为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与围墙连接形成瓮城。在城墙四角各筑角楼一座。城墙上相间120米还有敌台(马面、墩台)98个，台上筑有敌楼，供士兵避风雨和储存物资用。城墙顶部外侧还修

有雉谍(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和文口，供射箭和了望用，内侧修有女墙无垛口，以防行人坠落，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整个城墙气势雄伟，构成一个科学严密的古城堡防御体系。 钟楼座落在西安市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处。楼上曾有大铁钟一口，每晨击钟报时，故名钟楼。高36米，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原在西大街广济街口，明万历十年（1582年）移建于此。钟楼从下向上由基座、楼身和楼顶三部分组成，基座呈正方形，四面开券洞门，由地平至楼顶通高36米。楼深广各五间，环以回廊，凭栏四望，可饱览古城全貌。楼分两层，三重檐四角攒顶。楼檐四角如凤展翅，绿琉璃覆盖的攒顶上为金色宝顶，一层墙壁刷白，显得雍容华贵，似唐风尤存。 建筑组群

此时期建筑组群采用院落重叠纵向扩展，与左右横向扩展配合，以通过不同封闭空间的变化来突出主体建筑，其中以北平明清故宫为典型，此时的建筑工匠，组织空间的尺度感相当灵活敏锐。

★详见北京故宫 单体建筑

明清建筑具有明显的复古取向，官式建筑由於形式上斗拱比例缩小，出檐较短，柱的生起，侧脚，卷杀不再使用梁坊的比例沈重，屋顶柔和的线条轮廓消失，故不如唐宋的浪漫柔和，反而建立严肃，拘谨而硬朗的基调，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但也有极少数特例，如北京故宫线条复杂的角楼。

★明清官式建筑详见北京故宫 飞云楼在万荣县解店镇东岳庙内，相传始建于唐，现存者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重建。楼面阔5间，进深5间，外观三层，内部实为五层，总高约23米。底层木柱林立，支撑楼体，构成棋盘式。楼体中央，四根分立的粗壮天柱直通顶层。这四根支柱，是飞云楼的主体支柱。通天柱周围，有32根木柱支擎，彼此牵制，结为整体。平面正方，中层平面变为折角十字，外绕一圈廊道，屋顶轮廓多变；第三层平面又恢复为方形，但屋顶形象与中层相似，最上再覆以一座十字脊屋顶。

飞云楼体量不大，但有四层屋檐，12个三角形屋顶侧面，32个屋角，给人以十分高大的感觉。各层屋顶也构成了飞云楼非常丰富的立面构图。屋角宛若万云簇拥，飞逸轻盈。此楼楼顶，以红、黄、绿五彩琉璃瓦铺盖，木面不髹漆，通体显现木材本色，醇黄若琥珀，楼身上悬有风铃，风荡铃响，清脆悦耳。

飞云楼楼体精巧奇特，像这样造型繁丽的建筑在宋元绘画中出现很多，但实物保存极少，所以它具有重要的价值。 广西容县真武阁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建在容县东门的古经略台上。阁三层，楼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底层扩展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外观三层檐，歇山顶，高13.20米，屋檐挑出很大而柱高甚低，感觉比一般楼阁的出檐节奏加快，使得真武阁不象是一座三层建筑，倒很像是一座单层建筑而有三重屋檐，有强烈的韵律感和动势，但又较一般重檐建筑从容和层次鲜明。再加屋坡舒缓流畅，角翘简洁平缓，给全体增加了舒展大度的气魄，非常清新飘逸，是充分表现中国建筑屋顶美的杰作。底层平面比上二层大出很多，也使轮廓更显生动。真武阁不以浓丽华贵取胜，而以轻灵素雅见长。全阁用了近3000条坚如石制的铁黎木构件，全部外露木面，一律为灰黑色，三重屋面则是绿瓦灰脊，色调极淡雅柔和。登阁远望，隔着南岸广阔的平原，东南山岭巍然矗立，气势雄壮。阁本身高13米，加上台高近20米，也是周围区域观赏的对象。

在楼层有四、五根金柱，贯穿二、三层，其柱脚悬空，下离二层楼面5至25毫米，形成此建筑的一个特点。 宗教建筑

现存的佛寺，多数为明清两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数千座，遍及全国。汉化寺院显示出两种风格：一、位于都市内的，特别是敕建的大寺院，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规范单一，总体规整对称。大体是：山门殿、天王殿，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鼓二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东配殿常为伽蓝殿，西配殿常为祖师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门、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称寺。此外，法堂、藏经殿及生活区之方丈、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设在两侧小院中。如北京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刹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规整中有变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台、庐山等山区的佛寺大多属于此类。明清大寺多在寺侧一院另辟罗汉堂，现在全国尚存十多处，尚有新建重者。为了便于七众受戒，经过特许的某些大寺院常设有永久性的戒坛殿。明、清时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和华北一带，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已相当汉化，但总是保留着某些基本特点，使人一望而知。

此时期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这反映了明朝以来砖产量的增加，使早已应用在陵墓中的砖券技术运用到了地面建筑中来。五台山显通寺内的无量殿为用砖砌成的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的建筑，高20.3米。这座殿分上下两层，明七间暗三间，面宽28.2米，进深16米，砖券而成，三个连续拱并列，左右山墙成为拱脚，各间之间依靠开拱门联系，型制奇特，雕刻精湛，宏伟壮观，是我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无量殿正面每层有七个阁洞，阁洞上嵌有砖雕匾额。无量殿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国无梁建筑中的杰作。

明、清佛塔多种多样，形式众多。在造型上，塔的斗拱和塔檐很纤细，环绕塔身如同环带，轮廓线也与以前不同。由于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带有自己风格意蕴的塔，民间也造了一些风水塔(文风塔)、灯塔。在造型、风格、意匠、技艺等方面，它们都受到了佛塔的影响。广胜寺飞虹塔为例介绍。 飞虹塔在山西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广胜上寺，为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阁楼式琉璃塔。塔身外表通体贴琉璃面砖和琉璃瓦，琉璃浓淡不一，睛日映照，艳若飞虹，故得名。塔始建于汉，屡经重修，现存为明嘉靖六年（1527

年）重建， 天启二年（1622年）底层增建围廊塔平面八角形，十三级，高47.31米。塔身青砖砌成，各层皆有出檐，塔身由下至上渐变收分，形成挺拔的外轮廓。同时模仿木构建筑样式，在转角部位施用垂花柱，在平板枋、大额枋的表面雕刻花纹，斗拱和各种构件亦显得十分精致。形制与结构都体现了明代砖塔的典型作风。该塔外部塔檐、额枋、塔门以及各种装饰图案(如观音、罗汉、天王、金刚、龙虎、麟凤、花卉、鸟虫等),均为黄、绿蓝三色琉璃镶嵌，玲珑剔透，光彩夺目，形成绚丽繁缛的装饰风格，至今色泽如新，显示了明代山西地区琉璃工艺的高超水平。塔中空，有踏道翻转，可攀登而上，为我国琉璃塔中的代表作。

金刚宝座式塔是一种群体塔，俗称“五塔”。它源于南亚次大陆，以佛陀迦耶大塔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曾有出现。但未被推广。藏传佛教大量采用此种五塔形式，作为宇宙模式的一种表征。除藏、蒙地区外，明清时代华北也修建了一些这类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区为多。北京地区著名的有明代真觉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真觉寺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外，始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大修，为避雍正帝胤祯讳，更名大正觉寺。因寺内建有五塔，故俗称五塔寺。明永乐年间(1413年左右)，印度僧人班迪达来到北京，献上金佛5尊和印度式“佛陀迦耶塔”图样。永乐帝下旨建寺造塔，成化九年依所献图样建成。

金刚宝座塔由宝座和石塔两部分组成。宝座为7.7米的高台，系砖和汉白玉砌成，分6层，逐层由下而上收进0.5米，外观庄重。最下一层为须弥座，其上5层，每层是一排佛龛，每个佛龛内刻佛坐像一尊。宝座顶上平台，分列方形密檐式石塔5座：中央大塔13层，高约8米，象征毗卢遮那佛；四角小塔各11层，高约7米许，东塔象征阿辁佛；南塔象征宝生佛；西塔象征阿弥陀佛；北塔象征不空成就佛。5塔所象征的佛称五方佛。各塔均由上千块预先凿刻好的石块拼装而成。宝座南北正中辟券门，塔内有石阶44级，盘旋而上，通向宝座上层平台。台上还盖有下方上圆琉璃罩。塔座和塔身遍刻佛像、梵文和宗教装饰。中央大塔刻一双佛足迹，意为“佛迹遍天下”。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各部分比例匀称，给人以坚实而不可动摇的印象。

民居 北京四合院作是北方合院建筑的代表。它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对外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非常适合独家居住。院内，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其乐融融。由于院落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造景。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

影壁是北京四合院大门内外的重要装饰壁面，绝大部分为砖料砌成，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大门内外杂乱呆板的墙面和景物，美化大门的出人口，人们进出宅门时，迎面看到的首先是叠砌考究、雕饰精美的墙面和镶嵌在上面的吉辞颂语。通过一座小小的垂花门，便是四合院的内宅了。内宅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垂花门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封建社会，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年节时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称作“一颗印”,适合于南方的气候条件.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适于起伏不平的地形。南方民居多用粉墙黛瓦，给人以素雅之感。在南方，房屋的山墙喜欢作成“封火山墙”，可以认为它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南方一些城市，这种高出屋顶的山墙，确实能起到放火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

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客家人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的汉民族，1900多年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被迫南迁。在这漫长的历史动乱年代中，客家人为避免外来的冲击，不得不恃山经营，聚族而居。起初用当地的生土、砂石和木条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多层的方形或圆形土楼，以抵抗外力压迫，防御匪盗。这种奇特的土楼，后来传布到福建、

广东、江西、广西一的带客家地区。从明朝中叶起，土楼愈建愈大。在古代乃至解放前，土楼始终是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的楼堡。

此外，我国其它地方的民居也都很有特色。总之，民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法式”、“则例”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P238-P258专门介绍秦汉时室内陈设：家具内型包括箱柜类家具，座榻类家具，几案类家具，寝具，屏障类家具和杂类器具。（秦汉人喜欢坐在榻上，榻可以坐，也可以睡觉，榻和今天的茶几差不多高。又秦汉人特别注重建筑的风水，甚至高过了建筑本身的实用价值。又秦汉时建房一般都一厅二室，不和其他的房连接在一起修建。）

进入汉朝时期，整个汉朝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第一个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建筑，工艺家具产生显著进步，汉朝家具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汉朝除了大规模建造宫殿，坛庙，陵墓外，贵族官僚的苑囿私园也出现，它们的兴建兴起共同推动了家具的发展。既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又一个繁荣期，也是我国低型家具大发展的时期。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汉代漆木家具杰出的装饰，使得汉代漆木家具光亮照人，精美绝伦。此外，还有各种玉制家具、竹制家具和陶质家具等，并形成了供席地起居完整组合形式的家具系列。那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家具一般为低矮型，如：席子、漆案、漆几等。随用随置，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可视为中国低矮型家具的代表时期。这一时期家具的主要特点是：　(1)大多数家具均较低矮。(2)始见由低矮型向高型演时的端倪。(3)出现软垫。　(4)制作家具的材料较为广泛。具体来说，秦汉时期室内陈设格局风格和家具的设计，制作，用材的特点有：

1 以床塌为中心的起居形式

住宅内各种房间的基本功能与家具的陈设格局，我们在许多汉代的住宅建筑明器、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都能够看到。从许多住宅明器上的板门、交棂窗、窗内的帷幕、院中的晒衣木架，及墓室壁画和画像石上有描绘住宅内生活的场景，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住宅室内的功能与家具陈设。

大约东汉后期，随着对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北方少数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打破了各国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胡床逐由西城输入，渐受欢迎。所谓胡床，就是可张可合，携带便捷，可以折叠的马扎。以后被发展成可折叠马扎、交椅等，更为重要的是为后来人们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益都耆旧传》中有"锯胡床，垂足而坐"之说。据《太平御览》记载："灵帝好胡床。"

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仅供坐用，后衍化演变成可坐可躺。刘熙«释名，释床，帐»说："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卸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床榻在秦汉时期得到很大发展，床开始向高型发展。«益都耆旧传»中说："刺史每自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于地。"

榻也有大者。《三国吴志鲁肃传》载：“周瑜荐肃与孙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乃独引肃还，合榻对引密议天下事”。

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

《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徐）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主记史”和“主簿”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

陕西绥德大瓜梁汉墓出土的石刻门楣，主要端坐小榻，前有人跪拜。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汉墓画像石上，都有一人独坐榻上，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有三人跪拜，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875毫米，宽720毫米，高190毫米，腿足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

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也”。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暑，夏施蚊帐避蝇。

秦汉时期的屏风常与床榻配合使用。侧有屏风，烘托有序，配合建筑隔断，起挡风，屏蔽，分割，美化室内空间的作用，而构安静，稳定的空间区域氛围和效果。　榻屏是屏与榻相结合的新品种，标志汉代新兴家具的诞生。东汉李尤有一首《屏风铭》：“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则端直，处必廉方，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非常。“简短数句，描述了当时屏风的状态。

从汉代铜镜的装饰图形中看出汉代的屏风多为两面形和三面型。（《西京杂记》里记载有：”......云母屏风,琉璃屏风,列宝帐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中的侧宝屏风”等。

唐时期的室内陈设，和今天电视上看到的日本传统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样的，唐人会客喜欢直接跪在地板上，有唐人会客饭前饮茶，饭后饮酒，如果不是吃饭时间，只会给水果或点心，不会给茶的。

《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P177-P231专讲唐人建筑与室内陈设。因隋唐时的坊市制度，因而，隋唐与汉不同，唐人都热衷于建四合院，且喜欢采用中轴线和左右对称分布。唐人建房迷信的同时，还注重养身，例如：“何为安处，曰非华堂邃宇，重茵广榻之谓也。在乎南向而坐，东首而寝，阴阳适中，明暗相半。”

唐人家具有很多，富人和穷人是不一样的。重要的有：帘，帷，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遮蔽物，屏风。地上有地衣，茵褥装饰地板（估计这样跪下来才不会那么疼）。室内有绳床（可以躺下来得那种靠背椅），椅子。灯烛（唐人特别看重这玩意，社会上喜欢用蜡烛炫富。）其他的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等基本都家家具备。还有特备重要的是几案，唐人都喜欢跪在几案前，几案有大有下，有贵有贱，用途也大不相同。

隋唐家具仍分七大类，即坐具、卧具、承具、凭具、庋具、屏具和架具。

图11三彩陶塌（西安唐墓）2独坐小榻（墩煌）3四出头官帽椅（敦煌）4圈椅（杨耀据唐《宫中图》复原）5三彩钱柜（西安唐墓）6椅（西安唐墓壁画）7圈椅（唐《纨扇仕女图》）8纨扇仕女图（月样杌子）9方凳（卫贤《高士图》）10长桌及长凳（墓高窟第473窟壁画）11屏风、案、桌、扶手椅（五代王齐翰《勘书图》）12方桌（墓高窟第85窟壁画）13住宅内的床（墓高窟第217窟壁画）14桌、靠背椅、凹形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坐具

隋唐五代坐具十分丰富，并出现不少新品种。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的时代，继续发展的坐具和新出现的坐具主要是为了适应垂足，如凳类、筌蹄、胡床、榻以及椅类等。

凳类坐具如四腿八挓小凳，见于敦煌壁画。方凳见于章怀太子墓壁画和五代卫贤高士图。敦煌唐代壁画嫁娶图还绘有宽体条形坐凳，供多人同坐。还有一种圆凳，圆形坐面，下有凳腿，为西安西郊唐墓出土的彩陶说明唱俑所坐。这时新出现一种平面呈半圆形称为“月样杌子”的垂足坐具，在唐画如《纨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宫中图》和《捣练图》上皆可见到（图2）。

筌蹄用竹藤编制，圆形，在南北朝时已出现在佛教活动中，隋唐流行于上层家庭。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持镜俑就坐在这样的筌蹄上，作腰鼓状，上下端及腰部都有绳状纹。筌蹄至五代演变为各式绣墩（图3）。

胡床即马扎，在隋唐继续流行。众多出土模型和壁画显示，隋唐的独坐式小榻多为壸门式。还有一种可坐多人的长榻，唐代称“长连床”，如敦煌莫高窟第196窟所绘二僧共坐一榻即是。

在两晋南北朝时已透露出若干消息的椅子，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经流行。当时多称“绳床”，特别为僧尼修禅讲经所必备。白居易诗云：“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李白诗也说：“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这种可坐可倚的坐具实际就是椅子。稍晚在五代顾阂中《韩熙载夜宴图》中有靠背椅。《旧唐书.穆宗本记》载：“长庆二年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此种皇帝专用的大尺度绳床，可能就是宝座。

圈椅出现于中晚唐，造型古拙，可从《纵扇仕女图》、《宫中图》中见到。

卧具

隋唐卧具仍以床和炕为主。

四腿床是一般的床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长2900毫米、宽1000毫米，高500毫米，用当地红柳制成，上铺柳条。敦煌唐代经卷本着色佛传图（藏大英博物馆）描写病者与死者灵魂升天情景，上绘一四腿床，与新疆出土的木床一样。

壸门床为高级床，是隋唐家具的代表类型。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徐侍郎夫妇共坐在一张壸门床上。床后立屏，两侧侍女侍立，床前有直栅足杌，二人倚斑丝隐囊，观看杂戏舞蹈。其壸门空朗，上部曲线作小连弧形，连接两侧陡泻的弧线，弯转有力。床框厚实，下部托泥轻巧，造型很有韵味。壸门床至唐代更为成熟，壸门曲线简洁有力，整体造型更趋匀称舒展。莫高窟唐第217窟得医图，绘一贵妇坐于壸门床上，旁立侍女抱幼婴等待医士诊病。敦煌着色佛传图上绘有摩耶夫人夜梦佛乘象入胎，夫人即卧于壸门床上。壸门床面积很大，占据室内很大空间，生活活动都在床上进行。《唐书.同昌公主传》载：“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制水晶，火齐、琉璃、玳帽等床，悉支以金龟银堑。”《隋唐佳话》:“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起绕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使用的都应是壸门床。

黄河以北，冬季寒冷，东北犹甚，多不用床而用炕。《旧唐书.高丽传》载：“冬月皆作长坑，下燃温火以取暖。”记载虽短，却具有普遍意义。炕燃煤或禾，既取暖又用以炊事。

承具

隋唐承具处于高、低型交替并存时期。低型承具继承两汉南北朝已臻成熟的案、几。高型如高桌、高案，处于产生和完善的过程中，数量尚不多。

低型承具供席地坐时用，较低，约高350～500毫米，隋唐时仍广泛使用，如低案、翘头低案等（图4）。

高型承具为垂足坐或站立时所用，较高，约650～880毫米，隋唐时有所创造和发展，新品种如桌类，同椅类家具一样，对以后造成很大的影响。

莫高窟晚唐第85窟壁画楞伽经变绘有两张方桌，结构形式相同，均为方形桌面，四隅各一腿，直接落地，腿间无牚，造型简朴，没有任何装饰，注重功能。从图中屠师和狗的比例来看，桌高约800毫米，是迄今最早的方桌形象。

敦煌唐代壁画弥勒下生经变嫁娶场面常绘有宴饮情状：帷幄中置一条形桌，四面垂帷，桌上布陈杯盘匙筷，男女分坐左右，从所绘尺度，桌长约2500～3200毫米。此桌与条凳共用，已为垂足坐式，为高型长桌，但因有桌幄腿部结构不得见。但有的壁画所绘长桌结构十分清楚，桌下立四条直腿，腿间无牚，其简朴情况与壁画所绘方桌一样。唐代尚无“桌”字，当时可能称为“台盘”。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记云：“油画台盘二．一方五尺，一方八尺。素小台盘一。”唐尺一尺约合300毫米，则上述之桌一为1500毫米、一为2400毫米，似指长度，应属长桌。

莫高窟盛唐第103窟维摩诘经变绘维摩诘坐在拔高的带斗帐和围屏的壸门小榻上，手持麈尾，倚弧形凭几。榻前置一几颇高，为与低型几案区别，姑且名曰高几。此高几画得相当仔细，几面由四块木板拼成，上绘清晰的褐色木纹，两端安翘头。几两侧曲形栅足上曲下直，排列较密，下有贴地横柑。此图形象说明几案是随坐具的加高而加高的。唐代高几国内尚无实物，但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了一件相当于唐代的高几，与敦煌莫高窟第103窟不同的是直形栅足，不排除是遣唐僧从中国携归之物。

传世绘画《宫乐图》绘出唐时宫庭宴乐场面，当中置一壸门大案，两侧各有两位妇女坐在月样杌子上，还各有两个空置的月样杌。案面长方，漆成方格网状，有大边和抹头，转角为委角，饰以铜角花。案正面有壸门三洞，从人数看侧面应有六洞，近地处有交圈的托泥。在受力构件上作出壸门曲线，说明受力构件与牙板尚未分离。因是宫中使用之物，造型和漆饰颇富丽豪华。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的壸门大榻，与此大案结构、造型相近。

壸门大案从东汉和南北朝的坐榻及床演变而来，在唐代发展成熟。从绘画及壁画可知，带有壸门的家具在唐代使用很广，不仅用在承具如大案、小案、双层案上，也用于坐具与皮具，五代仍有延续，至宋则为新的、更简便和省工省料的梁柱结构所代替。

凭具

隋唐凭具沿习两汉南北朝，有直形凭几、弧形凭几和隐囊。

河南安阳隋张盛墓出土有直形凭几模型，几身截面梯形，腿和底村连成一体呈“山”字形，并在中部饰两道弦纹。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与此大体相类。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木质凭几（考古报告误为琴几），上绘漆画，是目前为止国内仅有的隋唐凭几实物。几面一字形，两端抹成弧状，木胎加彩漆绘并嵌螺锢，面上界分为七块，两端漆饰已脱落，中央五块尚清楚可辨，绘团花、折枝花和腾飞小鸟。双腿中部较细，上下两端扩大为方形，腿下有底村。底村两端抹圆，与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凭几造型几乎全同。

弧形凭几产生于东汉末，多流行于长江下游，隋唐仍在使用，但已近尾声。河南隋代张盛墓出土一件陶质弧形凭几模型，弧形扶手截面梯形，三曲足为兽腿。山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唐开元七年（719）石雕天尊像，右手执扇和拂尘，左手扶曲形凭几，几腿为弧鹄，可见其使用情况。敦煌莫高窟初唐203窟壁画维摩诘图，维摩诘坐于壸门式小榻上，上覆斗帐，右手执麈尾，前置弧形凭几，几腿亦为兽腿形。

隐囊即巨形靠枕，隋唐上承南北朝“斑丝隐囊”，无大变化。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壁画绘有墓主徐侍郎夫妇坐于壸门式床上，其妇身后即倚靠一件隐囊，其体量、造型都与唐孙位《高逸图》一样。《高逸图》绘山涛、王戎、刘伶、阮籍四人。山、阮都倚着隐囊。王维（酬张諲）诗也提到隐囊：“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普通百姓使用的隐囊比较简单，称“布囊”。《续玄怪录》卷四云：“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

(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银案)

庋具

南方庋具多用竹材，如笥、橱、箱、笼；北方多用木材，如箱、柜、匣、椟。因选材不同，加工工艺也不一样，造型也有差异。

唐代箱有木质、竹质、皮质三种，且有长方形和方形盝顶之别。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八重宝函（银箱），外几重皆为盝顶式（图5）。

苟以竹或萑苇为之，是用以盛衣物、书画、饭食的矩形盛器。《大唐新语》卷四谓：“则天朝，恒州鹿泉寺僧净满有高行，众僧嫉之。乃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藏于经筒，令其弟子诣阙告之。”《隋唐嘉话》记虞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筒。”

隋唐的柜多为木制，以板作柜体，多横向放置，外设柜架以承托，有衣柜、书柜、钱柜等不同称谓。柜与箱、匣的不同在于体积较大。《开河记》云：“大业中，诏开汴渠。开河都护麻叔谋好食小儿。……城市、村坊之民有小儿者，置木柜，铁裹其缝，每夜置子于柜中，锁子。全家秉烛围守。”《朝野佥载》与《酉阳杂俎》都记有柜中藏人的类似故事。

书柜也称“文集柜”。白居易《题文集柜》诗曰：“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自开自锁闭，置于书帷前。”有的书柜用珠宝玉石装满，《杜阳杂编》曰：“武宗皇帝会昌元年渤海责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唐尺有大、小尺之分，据《唐六典》，日常用尺为大尺，一尺约合296毫米，三尺方柜长宽各约890毫米。

文献中也有关于钱柜的记载。《唐书》记：“王伾茸无大志，唯务金帛宝玩。为大柜，上开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寝止其上。”能容两人睡卧其上，可见甚大。“上开一孔”就是在柜的上面开投放钱币的小孔。西安王家坟唐墓出土一件三彩釉的钱柜，由六块板组成。两侧板略高了柜面，两端有三角形翘起为饰。上板前沿中间设一小门，靠里端开有一个足可以投抛钱币的一字孔。小门可以抽开，门板侧面钉钮头锅。前面立板也钉钮头，可以锁住。柜架于四角呈矩尺形的柜托上，悬空防潮，不使钱币锈蚀。在柜体和托架上都有帽钉状凸起装饰。柜体正面设两个圆形兽面，柜体两侧也各设一个，除装饰外，似乎还示意辟邪（图6）。

橱也供贮食藏物，一般为竖向，并常设抽屉。《癸辛杂识》曰：“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橱十枚，每橱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云仙杂记》：“许芝有妙墨八橱，巢贼乱，瘗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墨已不见，惟石莲匣存”，是藏墨之橱。《广舆记》：“庾易，……长中袁录慕其风，赠以鹿角，书格，蚌盘，牙笔，易将连理几竹书格报之。”此云“书格”，即书橱。

具

隋唐屏具有座屏、折屏两种，不仅挡风，还能分隔空间，衬托主体。在屏风上作画题字更可衬托气氛。

隋唐已大量用纸，屏风扇一改过去在实板上作画的做法，而以纵横木梃形成田字框架，在两面糊纸，再在纸上作画题字，正如白居易《素民间谣》所云：“尔今木为骨兮纸为面”。迅速发展中的隋唐山水、花鸟画，自然会用之于屏风，于是，张藻松石、边鸾花鸟都成了屏风画的热门，与汉晋南北朝屏风画的人物故事和或纯装饰的漆屏不同。

折屏无下座，由多数扇组成，互成夹角立于地上。屏扇都取双数，盛唐后多为六扇，即所谓“六曲屏风”，李贺诗云“周回六曲抱银兰”。扇与扇之间用丝绳或称为“屈戍”、“屈膝”、“交关”等（即今所称“折铁”、“合页”或“搭钩”）的金属件相连。唐墓壁画和日本正仓院所存“羽毛篆书屏风”、“羽毛文书屏风”、“羽毛少女屏风”及“唐草夹撷屏风”等实物，都是唐代六曲屏风。折屏一般较矮，约高1200~1650毫米，先用较宽的木条作出四个边框，框中用木格做成日、目或田字格，再于其上糊纸、绢、纱或夹缬织物，或单面或双面。

座屏以下有底座，不折叠，与折屏有别，因需空面居中，故扇数多为奇数。《唐书.魏征传》云：“征上疏有言疏奏。帝曰：‘联今闻过矣，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通典》：“太宗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州郡无不率理。”《唐书旧记》：“元和四年秋……，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于屏。”这些大多是座屏。莫高窟盛唐第217窟壁画得医图和第172窟壁画净土变都有座屏，前者为独扇独幅屏芯，后者为独扇三幅

架具

隋唐架具有衣架和书架。

隋唐衣架基本形象是高植两腿，中连以赏，上方有长形搭脑承架衣服，或木或竹。唐贞元十三年《济读庙北海坛祭器碑》有谓：“竹衣架四，木衣架三。”沈铨期诗云：“朝霞散彩羞衣架，晚镜分光劣镜台。”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也绘有衣架。

书架大致是四腿落地，中连数层搁板，上存书籍、书卷。白居易《书香山寺》诗云：“家酲满缸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唐.杨烱《卧读书架赋》云：“两足山立，双钩月生。从绳运斤，义且得于方正。量枘制凿，术乃取于纵横。功因期于学术，业可究于经明。不劳于手，无费于目。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连翠竹。”唐代书架的形象见于山西高平海华寺壁画，修行的草庐内有一个书架，四腿落地，中横搁板，上搁书卷和僧人日用什物，下为壶门立板，类似以后的博古架。

二家具的装饰

大体有出木类和漆饰、镶嵌等类，有淡雅和富丽两种不同取向。

出木类即在木面饰以桐油，或索性白茬，朴素无华，多为平民施用，士大夫追求返朴归真，也常用此，称“素几杖”，白居易《素屏谣》曾有描写。“素几杖”也包括单一色漆。

唐代家具漆饰继承两汉南北朝，又吸收各族及异域文化，从而形成开朗、豪迈、富丽的风格。其花纹前期以忍冬纹、折枝花和鸟纹为主，还有联珠纹、双兽纹。后期为之一变，忍冬纹很少见而流行团花和缠枝花等花鸟图案。唐代漆饰手法则有彩绘、螺嵌、平脱、密陀僧绘等，并新创了雕漆工艺。

金银平脱是从汉代贴金银片发展而来，做法是用极薄的金银片剪成图案，贴于器上，然后涂二三层漆，经研磨使金银片显露，成为闪光的纹饰。金银平脱是唐代工匠的创造，盛行一时，成为帝王享用的高级器物。《酉阳杂俎》曾记曰：“安禄山恩宠莫比，赐赍无数，其所赐品目有：金平脱犀头匙筋、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平脱食台盘。又贵妃赐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碗。”

螺锢应用于漆木器，在唐代有很大发展，有的在螺锢上加浅刻，增加表现层次。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一件嵌螺锢木双陆局，长28厘米、高7.8厘米，曲尺形腿，腿间开壶门光洞，下有托泥。盘两长边中间为月牙形城，左右各有六个螺锢花眼。盘中间有纵、横格线各两条，围成画面，上嵌云头、折枝花和飞鸟螺锢，总体与日本正仓院藏双陆局相似。

雕漆是唐代新创的装饰技法，是在木胎上先平涂薄漆数十道，再雕刻漆层成形。战国有类似做法，但是先在木胎上雕刻成形，然后上漆，与唐代不同。

彩绘是漆饰的主要技法，为历代普遍使用，唐代亦然。唐代家具上的彩绘可从传世唐画如《宫中图》、《宫乐图》、《纨扇仕女图》、《捣练图》上的壸门大案、月样杌子和圈椅等家具上看到。

到宋代，以汉人为主的社会，就和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古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样的了，高屋建瓴，立式家具，桌子，椅子，凳子。

《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P157-P200专讲宋代建筑和室内陈设，宋代首先是梁柱式框架结构取代了隋唐史的箱型壶门结构。宋代家具有：被褥和幄（相当于现代在床四周支起来的罩子），枕席（枕头），席子，灯和蜡烛，扇子，镜子，唾壶，溺器，暖水瓶，暖足器，各种香（熏香），扫帚，地衣等等。

又宋及以后的朝代家具都有专书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年 邵晓峰著《中国宋代家具》。

古代皇帝，是人间最有权力的代表，承接"君权神授"理论，被称为"天子"的他们，信任上天安排，讲究风水，以此保国家昌运，所以按照风水学中"藏风聚气"的理念，人体散发出来的能量，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气。当一个人用了那么多的能量去填充一个大房子的空间时，它对于身体的损害是可想而知的。身体能量消耗多了，自然体质变弱了，人本身而言，该阳的时候就要阳，该阴的时候也要阴，这才能与自然生命规律相融合，简单来说，该活动时候活动，该休息时候就休息。这就引出了关于卧室的说法。

而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需要太大卧室面积的——反而卧室面积越大，越难达到安静、气流稳定、温度均衡、藏污纳垢的边角更少这些要求的。

实际上皇帝卧室小主要是为了保暖，在明清时期，冬天的北京温度都在零下10摄氏度，为了抵御严寒避风沙，北方的房子都设计得低矮狭小。不像现在的北京，冬天有暖气供应。皇帝的家那么大，卧室却要造的那么小，就以明清的故宫来说，规模非常大，可卧室依然非常小。

因为古人认为，屋子太大人太少，人的阳气容易被屋子吸收，而阳气一旦少了，人的身体就会生病，所以房子大了不但要多花钱，还不利于健康。冬天非常寒冷，虽然紫禁城规模宏大，皇帝的活动场所也非常宽阔，但是睡觉的地方就没有必要太大了，毕竟太大的地方，以古代的取暖条件实在不方便，还是小一点好。

住在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房间里，会生不出孩子，也许这不是绝对真理，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其实这也就是人体能量消耗太多，身体素质下降，影响了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