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沃成链条有限公司怎么样

不合理，但可以理解。

上海男子和确诊病例在同一微信群被认定为次密接，这种做法不合理，但在疫情肆虐的今天，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上海出现的这个确诊病例是在KTV中发现的，而KTV属于娱乐场所，他在疫情防控中有很强的特殊性，涉及到的人员比较多，而且杂活动轨迹特别广，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又无法锁定他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因此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只能采用这种比较极端的说法。

上海确诊病例是在KTV中发现的，这个场所存在疫情传播风险而且很难查清，有没有接触史？为了阻止疫情扩散，保障其他居民的身体健康，疾控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也是有情可原的，虽然把与确诊病例同在一个KTV微信群中的人都作为次密接不太合理，但这也是阻止疫情传播的最好做法，牺牲小部分人可以换来更多人的健康与安全，所以当地疾控部门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

如果在同一个微信群中，但有证据能证明自己没有与确诊病例有过密切接触，更没有去过出现疫情的KTV，可以先居家隔离进行健康监测，经过排查以后确定没有风险能恢复正常生活。虽然对微信群中的很多人并不公平，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但为了配合流调工作的进行和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这些人应该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当地疾控部门针对这个事件也给出了明确的回应，就是为了尽快锁定疫情传播链条，防止病毒引进传播，更为了配合流调工作进行，采用了这种方法锁定风险人群。对微信群中的所有居民进行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以后，确定没有病毒感染的可能就会对他们解除管控。对于确定没有接触风险的人会尽快排除，但对于那些确实接触过KTV或者确诊病例的人还要升级管控措施，尽量防止疫情扩散。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英、法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侵略利益。因为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战争，所以被英国人称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又称“英法联军之役”（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中英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同时因为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两次战争的本质目的相同)，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并掠夺珠宝、将其焚毁。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并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成为最大的赢家。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和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镇压了太平天国，维持统治。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战争经过：

广州城战役：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可拆分为“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与“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6年战争爆发到1858年联军抵达天津附近海域为止签订《天津条约》，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是从1858年爆发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到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为止。

1856年，英国借口广东水师在广州黄埔捕捉中国船“亚罗”号上的海盗，派兵进攻广州。法国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被杀，亦出兵入侵中国。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此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  。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等地区的爱国志士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四国公使却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孤立无援，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6月13日，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

①公使常驻北京；

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③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

④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

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于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一次的胜利。

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进犯京师：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火烧圆明园：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1860年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并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

1860年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军全军覆没。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清朝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英法联军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付之一炬。清廷派奕欣为全权大臣议和，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联军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10月24日、25日，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沙俄侵略：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加紧蚕食和非法占领黑龙江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许多战略要地，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想用条约的形式把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固定下来。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

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1860年10月）

百度百科-第二次鸦片战争

向实践转化，也就是理论回到实践、指导实践，同时也是理论接受检验、修正和进一步丰富发展。这几者是统一的过程，实质上它们是一回事。比起从实践向理论转化而言，这个从理论向实践转化是意义更加伟大的飞跃。因为不经转化为实践，则理论就没有现实的意义；再好的理论如不经转化是回不到实践的。教学论工作者对这一点体会是深切的。许多具有实践性和适度超前性的教学理论，由于这个转化环节没有解决好，以致未能回到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检验和进一步发展，更有甚者因此而怀疑到这些教学理论本身不好。我们认为，在教学领域，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的议论，相当一部分是由此而生的。所以，当哲学工作者提出这个转化环节研究薄弱、应该注意和加强研究的时候，就引起了教学论工作者极大的兴趣，愿意而且一定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这个转化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显然，像魔术师变魔术那样是不行的；像黑格尔那样在纯思辨中进行也是荒谬的。我们借助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总结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初步获得一些线索。1．理论要“掌握群众”理论要回到实践，首先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要使这个理论为人所掌握，为群众所掌握。某种教学理论要指导教学实践，首先要靠广大教师以及教学管理工作者，学习、理解、掌握这种教学理论。如果没有这一条，那么，再好的教学理论也永远只是理论，不会回到实践，不能指导实践，永远脱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理论是不是脱离实践，这个主动权和决定权，操在教学实践者手里。在现实中，既可以看到教学理论本身有问题从而脱离教学实践；也可以看到有些理论脱离实际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教师和教育行政工作者没有很好地学习、理解、掌握相应的教学理论。这是不能否认的，把理论脱离实际的责任一味地或完全地归诸教学理论，是不合事实的，不公正的。教学理论工作者在这里的责任是，除了尽量使理论具有科学性而外，还要对理论多做传播工作，特别是通俗化的工作，以便广大教师易于学习、理解和掌握。2．要经历几个环节广大教师对某种教学理论有所学习、理解和掌握，这还不等于自然而然地会回到实践，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在有关的研究中，对此概括和表述不尽相同，约有以下几种说法。两阶段说。①以思维为主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目的、模式、计划、决心)；②以行动为主的行动过程(试验、推广)。三阶段说。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①理论、目的的提出和计划、方案的制定；②计划、方案的实施；③实践的结果。另一种说法：①实践目的；②制定实现实践目标的具体方案；③典型试验。四阶段说。①提出目标；②制定方案；③选择方法；④分析结果。这些划分和描述，从不同角度着眼，各有优越之处，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地全面地认识问题。在教学领域，一般常见的过程大体是：①提出教学目的；②制定教学方案；③展开教学活动；④分析教学结果。大而言之，中小学整个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前前后后的全过程是这样；小而言之，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的一节课前前后后的情况也是这样。展开一些说，就是：我们学校的教学目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和教学基本理论而制定的。这些理论是教学目的的前提，没有这些理论就提不出这种目的；可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提出教学目的，那么这些理论即使再好也不能转化为教学实践。因为目的是实践的出发点和动力。所以广大教师必须把学习、理解、掌握的某些理论与当前现实情况结合，经过分析和综合研究，提出教学实践目的。这是教学理论向教学实践转化的第一步。停留于教学目的这一步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具体化为行动方案、计划，或观念模型、模式，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师生关系以及它们在时间、空间上怎样互相交错配置。每位教师上课都要写和会写教案，就是做的这一步工作。教学的方案、计划或模型、模式，是教学理论走向教学实践的桥梁和结合点。教学科学的追求之一，从实践这一头来说，就是希望教师们的教案日益具有理论自觉性、科学性；而从理论这一头来说，就是希望书本上的东西能真正变成教师们的教案。但是，到此为止，还没有超出思想、认识、精神范畴，还未真正回到实践，所以第三步是要将教案付诸行动、活动、实施。一方面坚持实施所设定的目的和既定方案；另一方面排除各种无关或不利因素的干扰。这才算真正回到了实践。不过，教学实践也和人类其他一切实践活动一样，不同于动物本能活动，也不只是形体动作或物质变换活动，而是寓有理性和社会意义的活动。这种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目的，所依据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合乎实际、合乎科学，还要视其结果来确定，所以教学效果的分析与评价，也是理论回到实践的一个必经环节。特别是理论回到实践，不仅为了指导实践，而且还要接受检验，进而修正和进一步发展理论自身，这就更要经过评价这个环节。3．要重视教学实验、教学模式的研究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个结论。不难理解：教学理论向教学实践转化，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修正和进一步发展等等活动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近年来热烈讨论和实行的教学改革实验，同时也就是教学模式的生成过程。只不过我们一些同志一方面兴高采烈地赞赏和参与教学实验，一方面却又在那里消极议论：教学理论还脱离着实际。而没有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没有意识到：教学实验的兴起和教学模式研究的开展，正在切实地解决教学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我们试对国内外任何一个教学实验分析一下，无不体现了理论向实践转化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例如，规模很大的自学辅导实验，就是根据教师指导学生学习书本知识的理论，学生应该作为教学主体的理论，学生学习具有个别差异的理论等，第一步提出教会学生自己读书以达到培养自学能力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第二步接着设计特殊教材或自学提纲、课的类型、教学方法，以及教师和学生活动的安排。第三步付诸实施。最后，对学生学业成绩和能力进行分析评定。这样，有关的教学理论不仅转化为实际活动，指导教学获得实际效果，而且生成了自学辅导教学模式。又例如，我国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实验，根据两种理论，分别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识字教学模式。这是大家熟知并称道的。其一，主要从汉字本身的特点，如严谨的结构、形音义之间有规律性的联系等，运用分析的方法，采取识字、阅读、写作分步走的教学结构，于是而有“集中识字”的教学实验；其二，主要着眼于语文学习的整体性，利用汉语拼音以克服汉字表音差的弱点，运用综合的方法，采取识字、阅读、写作同步的教学结构，于是而有“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这两种教学实验实际效果都很好，也都证明各自依据的理论回到了实践，指导了实践。同时，它们也都不同程度地检验、丰富了我国语文教学理论乃至汉字语言理论。其他，如赞科夫的教学实验，正是他关于教学与发展理论，转化为实践，回到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布鲁纳的教学实验，包括他亲自在一些实验学校小型实验和60年代初美国的课程改革运动，也正是他的“结构一发现”的理论转化、回到、指导教学实践并受到严格检验的过程。布卢姆的教学实验，则是他关于教学目标分类学、形成性评价和掌握学习等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活动；如此等等。他们也都使各自的理论通过实践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学体系实即教学模式。由此可见，教学实验的开展和教学模式的生成，正是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桥梁，正是教学理论转化、回到、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重要形式和结果。令人欣喜的是，我国近年来教学实验蓬勃发展起来，教学模式的理论研究也应运兴起。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而且在队伍上也体现了这种结合。就是说，教学实验和教学模式的研究，把教学理论工作者和教学实际工作者包括广大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联系到一起。可以认为，教学实验的兴起和教学模式研究的开展，使传统上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大变化。我们应该及时地觉察到这种变化，及时把握这种变化，积极参与教学实验和教学模式的研究。这种变化不仅使理论向实践转化这一飞跃过程具体化了(本文重点讨论的是这一方面)；而且对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过程，也加深了理解。对于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路线，不能误解为：从头做起，走着瞧，等待自然的恩赐；而理论先行，进行教学实验，生成教学模式，进而上升为理论，乃是有效的途径。4．要全面看问题，防止简单化对于教学理论向教学实践转化问题，通过以上论述可以说具体化一些了，但严格讲还是简单化了的。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特别要提到以下几点。第一，教学理论对教学实践的指导具有间接性，不是直接实现的。例如，要通过人，借助物质力量，要经过几个环节，采取一定的形式；等等。这从上边的叙述中已经看到了。第二，间接性还表现出层次性。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联系呈现出一种链条或阶梯的形态。苏联赞科夫等人在其《教学与发展》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得很有道理，合乎事实。他们说：从实践、实验基础上产生的教学论原则，“以后会离开教师现实日常活动、每个学科的特点、掌握学科内容的程度以及学生发展的特点等等，而发挥指导调节作用，那时，以产生直接效能为特征的教学法，便在其推行的过程中，不断地具体指导教师的工作。实验体系的指导思想及其教学论原则，就是靠教学法才得以在教师日常活动和学习中得到贯彻。”这就是说，理论一旦产生就“离开”了实践；它再回到实践和指导实践，要途经教学法这个中间层次的学科。其实按照我们在本文开始所讲，中间学科还更多。它们与实践之间“离开”的程度和“结合”的路线、方法各不一样，显出很多的层次。如果我们不建立起层次性概念，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看成一次到位的事，对于不同的学科等量齐观，那就未免简单化了。第三，整体性。这在前边论述时暂且搁置和舍弃了未谈，因为它是一个总的问题，需要集中讨论。所谓整体性，就是教学理论向实践转化，虽然一般可以说具体的某一理论指导了实践，但严格讲这是形而上学的说法，是把它从整体中抽出来孤立静止地加以考察的。事实上，没有什么某一孤立的教学理论单独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而是已有的理论的全部总和起作用的，并且呈现出一条历史长河。例如，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理论通过实验、指导实践，一方面可以说五大原则是主要的具体的起作用的理论，但另方面又应当说是纵横多学科历史成果的总和在起作用，而且也只是无尽之流中截取的一段。又例如，我国上海青浦县的数学大面积提高质量的教学实验，总结出四条基本原理：情意原理、序进原理、活动原理和反馈原理。这固然是相当好的抽象概括，也突出了重点。但如果更仔细地看一看，我们认为这是在中外传统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总和中突出了某些固有的成分，添加了某些新的成分，主要是加强了探索、活动、情感、反馈、回授等因素，从而引起了指导理论整体的改组和质的变化。正是这种理论的整体发挥着指导作用，而不单是某几条脱离整体的原理径直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理论指导实践是整体效应或整体与重点相结合的效应。理论与实践的对应，只是在极有限的范围极个别的问题上，可以相对地看到简单的一对一、线性因果联系。我们在一个时期中曾对此有所误解：所谓“学一点，用一点”“用什么，学什么”“现学现用”“学了就用”……大家都知道，林彪把这些说法发展到极端。这从哲学认识论来说，就是经验主义，甚至是白板论。它既否定了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也曲解了实践的真正含义。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实践是社会历史实践，只包括而不局限于个体、当前的实践。而所谓的理论，其产生和发挥作用，也决离不开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总和。最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社会学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上面论述时暂时撇开了的。这就是说，上面的分析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进行的，而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特别是未涉及价值观。列宁曾经指出过：“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学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遇到反驳的。”现实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一切围着升学考试转，极大地阻碍了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贯彻。教学实验遇到极大的困难，在临毕业的班级(高三、初三)几乎无法进行。即使是最好的教学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策略技术，只要和升学考试不合拍，都只会搁置一边。因此，教学理论向教学实践转化，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包括正确的社会动机和良好的社会环境。综上所述，教学领域“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的确正在受到重视和较认真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实质开始进行理性的思考，同时，具体地探讨向实践转化的各种条件和运行机制。这就比停留于一般议论、批评和号召，前进了一步。但是必须看到，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毕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以上所说的教学实验和教学模式，只是其中具体化形式化的一途。事实上理论和实际的联系要广泛、深刻得无比，并不能都具体化、形式化。所以还要继续研究下去。无疑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