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问题：原子弹爆炸时发生的链条式反应是 ，核反应堆中发生的链条式反应是 。

是由于原子弹需要耗费掉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运用到很多的高精尖技术，一些国家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造不出来；也就是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加上需要用到的矿石和武器级燃料的获取难度比较大。

【图文由「 ”中国科学家”（ID：Chinses_Scientises）公众号原创，转发请申请授权。】 「 ”千古楷模，科苑笃耕喜获硕果累累；万世师表，杏坛放歌乐见桃李芬芳”，这是学生谢晓明对他最真切的怀念和追思。 「 ”他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平易近人的作风，几十年如一日、不倦地耕耘在科研第一线，切实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而深受大家的尊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对他的高度评价。 他是吴自良，浙江浦江人。材料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吴自良 自立当自强，热血少年志 吴自良生于书香门第，但幼年丧父，由母亲兄姐抚养成人。名「 ”自良”，是父母希望他通过自强不息成为贤良方正之人。 受门第家风的影响，他从小在家接受私塾教育，并由此培养了远大的人生志向。以私塾先生讲授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格言为起点，开始了他的梦想探索与追求之路。 1926年，吴自良入浦江县立浦阳小学读书，后又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随着少年时期的学习，他开始接触到自然科学知识，天下种种新奇事物都激发了他去认识和了解的求知欲；同时他学会考虑起社会问题和国家大事，并逐渐明白科学对家国富强的重要意义。 1932年，他进入杭州高级中学，不断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在这个时期，他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养成了良好的治学习惯。 高中校友录档案 1935年吴自良被天津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的矿冶系录取。在矿冶系学习一年后，恰逢「 ”航空救国”的热潮，大家普遍认识到航空事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胸怀报效祖国的热忱之心，吴自良也凭着优异的成绩转入航空机械系。 1939年大学毕业后，他受学校推荐在云南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设计科任设计员。当时，他主要的工作是根据图纸用购买来的原材料和零件装配战斗机和教练机。怀着极大的热情，他苦学专业知识、苦练英文能力，并虚心向厂里的美国工程师请教飞机制造中的各项技术。 但是事情的成败往往还需要依靠时势，他的航空救国之路遭遇太平洋战争，戛然而止。1942年后，日军大举进攻缅甸，地处西南的中央飞机制造厂遭到日本飞机的毁灭性轰炸。在这样的紧急关头， *** 官员却利用工厂搬迁的机会大肆挥霍，他在现实下明白当时的体制注定会让自己的「 ”航空救国”之梦难圆。 艰难回国路，赤诚爱国心 受战乱影响，1943年，吴自良在当医生的大姐的资助下，自费赴美留学。 在留学之前，他曾有过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当时有关方面在组织航空厂的重建工作，通知他可以通过加入 *** 重新开始他的航空救国大业。但是亲眼目睹过 *** 腐败及恶行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绝前来通知他的人：「 ”宁死也不加入 *** ！”。之后 *** 航空委员会就以「 ”逾期不报到”为由将他除名，并宣布永不录用。自此，他的航空梦完全断送。 吴自良青年时代 既然学航空不得，他只好寻本溯源，捡起了初入大学时报考的矿冶专业。由于平日表现优异，中央机器厂厂长推荐他到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学习冶金。 留学期间，他师从物理冶金学家C.S巴瑞特（C.S Barrett）教授和物理学家R.斯莫洛柯夫斯基（R.Smoluchowshi）教授，悉心钻研物理冶金学。 1948年，他完成题为《片状铝单晶中滑移机制和内耗的关系》的学位论文，获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卡内基理工学院金属研究所作博士后研究。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他激动万分，面对新中国的召唤，毅然放弃在美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极具发展前途的工作，着手准备回国。 但受国际环境制约，他的回国之路历尽艰辛。在坚定的信念和不停的努力下，终于在1950年冬，他突破重重阻挠，离开美国，取道日本转途香港回国，并于1951年初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任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 甘做「 ”链条人”，科技兴家国 1956年，新中国处于建设用人之际，在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第一个远景规划的时候，国家部署了原子弹的研发任务。研制原子弹，是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抵御帝国主义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核讹诈、核垄断的有效途径。 研制原子弹，首先必须要有核材料，而核材料生产线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心脏”——一种叫做「 ”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元件。它的作用在于将铀-235和铀-238这对「 ”双胞胎”同位素分开，提炼出高浓度的，可用于发生核裂变反应的铀-235。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随着苏联专家的撤离，中国亟需自主研制这项技术。 「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抱持着这样的信念决心，吴自良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全新的会战之中。他担任了由上海冶金所及原子能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的第十研究室主任，主持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 ”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研制工作。 吴自良在做实验 条件困难，他们不退缩不抱怨，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在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后，甲种分离膜于1964年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的蘑菇云在我国西北升起的那一刻，这位攻克它的功臣，在祖国的天空下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从此，中国开始拥有保家卫国、捍卫和平的核力量。 「 ”甲种分离膜”获奖证书 后来在病榻上的他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写就的回忆文章《‘链条人’日记》中这样说道：「 ”80岁以前，我是根‘链条’，被‘挂’上了多项任务。每项任务我都超额完成了，堪称是优质‘链条人’了！” 作为材料科学家，吴自良一直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关键实用材料的研制工作，以及有关材料科学的基础研究。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金属、半导体和氧化物超导体等各个方面。 40多年来，他和他所指导的研究集体，硕果累累，成绩卓著：50年代率先完成的苏联低合金钢40X 的代用品的研制，对建立中国自己的合金钢系统起了推动作用；60年代自力更生研制成分离铀同位素的核心部件甲种分离膜，打破了核垄断，为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作出了重大贡献；70年代提出和指导了大规模合成电路用硅材料品质因素的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 天助自助者，严师出高徒 吴自良一生除了刻苦攻关完成国家的科研任务，还十分重视指导和培养年轻的科技人才。「 ”天助自助者”是他的座右铭，他也以这句话来教育他的学生。 吴自良院士题写人生格言：天助自助者 因为对学生论文的要求十分严格，注重成果创新和写作质量，反对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和低水平重复，更反对粗制滥造的文章，他被称为「 ”难发文章的大家”。但正是他的严要求，让他的学生终生受益。 他的学生，原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究员张宏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暑假，他看到吴老师在家里穿着汗衫短裤，在电扇下挥汗为一位学生修改英文撰写的论文。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国外权威期刊上，引用率相当高，这与吴老师的重视和努力分不开。 吴自良在八十华诞及从事科研教育工作五十周年座谈会上 另一位学生，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谢晓明则说，1988年他将自己辛苦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兴冲冲地交给吴自良后，吴自良召集参与这项工作的学生们，长达几个月一遍又一遍地讨论、核实、分析、修改。当时学生们还都暗自责怪老师太过认真、速度太慢，但将近十年后的一场国际会议上一位意大利同行对这篇文章高度认同和赞誉后，他才真正认识到那篇浸透吴先生心血的文章的分量。 吴自良一直告诉学生，只有自信地生活，并积极地行动，上天才会给你「 ”格外”的关照；如果受到挫折就放弃自己，上天也会放弃你。他始终秉承着「 ”自助者天助之”的信念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攻坚克难，奋战在科研第一线。 2008年5月24日19时45分，吴自良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同年，他被中科院研究生院授予「 ”杰出贡献教师”荣誉称号。 干惊天动地事，做纯粹科研人，他是新时代的我们铭感于内的标榜。 吴自良 （1917.12-2008.5） 材料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参考文献： 《聚焦｜「 ”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为第一颗原子弹装上「 ”心脏”》，中国之声国防时空 [2]《百年人生路|科学大家吴自良的光辉人生》，科学人生百年 [3]《吴自良：科研路上的追梦人》，教育导报 [4]《攻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心脏”》，中国科学报 [5]本文图片来源中科院网络化科学传播平台、中国科普博览网、杭州高级中学

要造原子弹，就必须先制造出“甲种分离膜”这一提炼浓缩铀的核心元件。周恩来总理要求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和北京原子能所4家单位开展研究工作，不惜一切代价在五六年内攻克难关。研制“甲种分离膜”对外称“真空阀门”项目，但当时因为4家单位力量分散、工作重复、交流不便而妨碍了研制的进度。总理亲自找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中科院领导交代了任务，中科院将该研制任务集中下达到上海冶金所，通知其他分离膜研究小组携带设备于1961年春节后到上海冶金所报到。于是，60多名专家在上海冶金所组成了第10研究室，对外称7支部。时任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的吴自良任室主任、技术总负责。7支部下设3个组，各个组分工合作，联合攻关。

想到当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引起的轰动，现在有机会为制造自己国家的核燃料和原子弹出力，吴自良感到无尚光荣。他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会战之中。3年多的时间里，他基本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每天检查各组的进展，随时解决各种问题。那时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过年过节也不休息。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吴自良和同志们一道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几天难见“荤腥”。1963年，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特地来到上海来听冶金所的工作报告。二机部则经常派人来查看工作进展。1963年年底，上海冶金研究所正式报告：“‘心脏’被攻克，能在中等规模的工厂批量生产；元件性能良好，超过了苏联的元件；造价仅为原来估算的黄金价格的1%！”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了美、英、苏以外第4个独立掌握浓度铀生产技术的国家，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中国的核武器和核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北的罗布泊上升起了第一朵“蘑菇云”，这一天，吴自良终身难忘。 吴自良属蛇，离马年只差二十几天。他说：“我更愿意自己属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晚年，他还孜孜不倦地投入到高温超导氧化物中氧的扩散行为等的研究中。就算躺在病榻上，吴先生还是不停地在想着实验室里的事情。住院期间，只要学生去看望他，他就会用虚弱的声音要求学生提供文献资料、希望组织人员继续进行住院前的科研……

课题组曾将一种很经典的材料物理研究方法用于当时刚刚发现、非常热门的高温超导体的微结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实验结果，想马上发一篇文章。但吴自良却与课题人员反复讨论，从实验装置到实验结果、从结果分析到提出物理模型，并得出最终结论，前后改了五六稿，几个月后，由吴先生亲自执笔的文章终于定稿，与初稿相比已经面目全非。这篇论文1989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很快获得国际同行的关注，至今还保持着相当高的单篇论文引用率。

在科研攻关的同时，他还开授了多门课程，呕心沥血、辛勤培养中青年科技人才，满腔热情地关怀青年人的成长，为中国学科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吴自良，浦江县前吴人，著名国画家吴茀之是他的堂兄。在浦江念完小学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杭州第一中学，后又考入杭高。1937年，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程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

1943年，吴自良参加工作后不久，由于战乱，他所在的工厂解散了。有关方面通知他，要想重操旧业，必须加入国民党。吴自良宁死不愿加入国民党。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就以“逾期不报到”为由，将他除名且“永不录用”。吴自良在当时当医生的大姐资助下，计划自费赴美国留学，打算到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然而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对他“永不录用”后，他只好改行。吴自良经他原来所在的中央机械厂厂长的推荐，以助教的名义经印度来到了那位厂长的母校———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物理冶金专业研究生。

在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苦学4年后，1948年，吴自良获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他出任美国锡林腊丘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直至1950年底回国。 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院士虽然和金属物理材料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可依然“凡心”未改，童心未泯。晚年的吴老，完全出于好玩，不惜花20元“巨资”，从自由市场上买回一只“叫哥哥”，也就是蝈蝈。老伴一听他买这么个小东西，竟用去一两斤猪肉钱，当即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这个小东西，别人用2元钱就能买到的啊！”然而，能搞原子弹的老科家却孩子般得意地笑着：“20元不贵，这小家伙叫起来可好听呢！”

叫哥哥叫挺欢，声音也十分好听，老两口都喜欢这个小东西，争着喂它吃毛豆。谁知过了几天，这原本叫得挺欢的叫哥哥竟然渐渐地不叫了！吴自良认真地望着在笼子里用两只前爪抱着一颗毛豆、一声不吭地大嚼大咽的叫哥哥，观察着。

“老头子，你不是连原子弹都研究过吗？”站在一旁的老伴半开玩笑地说，“这蝈蝈为啥不叫的事，怎么说也比你那原子弹简单得多。你就给研究研究嘛！”

照常理说，这老伴的话是完全不必当回事儿的。充其量再花20元去买一只嘛！吴自良却叫起真来。他仔细观察，并试着控制小东西的进食量，竟一下子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原来，这蝈蝈的胃口挺难伺候，吃少了不肯叫，吃多了也懒得再叫的。经过反复试验，他得出了一条规律：“一天喂一颗毛豆太少，一天喂三颗毛豆太多，一天喂两颗毛豆正好。”

他把自已的“研究成果”告诉老伴，两老口都严格照此办理，那叫哥哥不仅真得又重新叫了起来，而且还比以前叫得更欢、声音也更加好听了！

于是，这享誉国内外的金属物理材料专家，便又获得了一个“蝈蝈专家”的美称。 吴自良在病榻上写的回忆文章《‘链条人’日记》中写到：“80岁以前，我是根‘链条’，被‘挂’上了多项任务。每项任务我都超额完成了，堪称是优质‘链条人’了！”他在回忆研制“甲种分离膜”那段经历时写到：“毛主席当年找来了科学元帅聂荣臻，亲自布置了要制成原子弹的任务，当时这个任务叫‘两弹一箭’。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口袋里装满了完成这个大工程的各个‘链条’”。“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腾，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总算完成了‘链条’人光荣的使命。”“此举在国外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尼克松也‘打着白旗’来投降，毛主席脸上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人生一世，有此足矣！”

吴自良为人非常谦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由于研制“甲种分离膜”属高度机密，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从未向外界吐露过。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吴自良是上海市惟一的受勋人员。获得奖励后吴自良多次表示，要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给所里。他说，荣誉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个代表人物。2008年5月29日，其夫人徐仁及儿子吴康琪、吴丹琳完成了他的夙愿。

目前人类的科技发展已经到达了很高的程度，而且科技发展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核武器作为人类科技发展一种代表性产物，它具有十分强大的威慑力。人类在上个世纪就研发出了核武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无法制造出一粒米。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生产一粒米和制造一粒米是不同的，生产是种下种子之后有所收成，而制造是直接通过技术来创造。目前人类已经实现了许多方面的“人造化”，例如人造卫星、人造潜艇等等，但是在生物技术上实现人造化十分困难，所以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人造米”出现。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研发核武器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技术性的工作了，但或许在核工程师看来并非如此，因为核武器的制造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技术人员只需要谨慎地按照复杂的步骤进行，经过大量的工作之后是有可能造出核武器来的。但是想要造出生物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生物体内还有比核武器内部更复杂的结构存在，例如DNA。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人类能够造核武器而无法造出一粒米，是因为前者是无机物而后者是有机物。虽然现在人类已经基本掌握无机物世界和有机物世界的规律，但是相比起无机物来说，有机物的规律更加难以掌握，实际上地球上最复杂的物体并不是无机物，而是生物。我们都知道凡是生物都会有遗传物质，就连病毒也是如此，更别说稻谷了。                    

水稻作为一种真核生物，它的遗传物质储存在DNA中。DNA中文名为脱氧核糖核酸，虽然它的分子结构极其小，但它可以说是整个生物体中最为复杂的结构之一。正常的DNA由两条螺旋的链条通过核苷酸连接起来，生物体的遗传信息就储存在这里面。所以如果要永远地改变一个生物的性状，就必须从它的基因入手，创造一种生物也是如此。

                   

因此如果人类想要创造出一粒大米，首先得完全了解大米含有的所有基因。不仅如此，还要掌握这些基因的排列方式，是如何组成的。                

       

沙皇核弹是通过核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大量的能量，使得浪花被炸出海平面的。

自从人类发明了火药以来，生产力和改变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炸药的发明更是让人类的破坏能力突飞猛进，沙皇核弹就是目前人类最强力的武器。

1、什么是沙皇核弹？

沙皇核弹其实就是氢弹，是冷战时期苏联的产物，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国和苏联互相搞军事竞赛，苏联不安于原子弹的力量，于是发明出了终极炸弹武器也就是沙皇核弹。沙皇核弹一共生产了两颗，其威力巨大到将欧亚大陆的板块平移了9毫米，要知道地核有几千公尺深厚，我们按照岩石的密度为每平方米2吨计算，那么沙皇核弹爆炸至少释放了2.1×10^17焦耳 的能量。

苏联当时在试验的时候就知道沙皇核弹威力巨大，在引爆的时候采用空投的方式派出了两架苏联轰炸机，并且沙皇核弹上挂载了降落伞以延缓爆炸。然而即使从10500米的高空投下，轰炸机急速飞出45公里依旧被沙皇核弹的冲击波追上了，轰炸机在冲击波中犹如雨打浮萍一般无助，最后机组人员只有50%幸存。

2、沙皇核弹的原理是什么？

沙皇核弹其实是热核弹的一种，其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利用原子能引燃氢的同位素氘 ，通过氘的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的一种核武器。爆炸的过程我们可以近似看为先裂变然后聚变最后再次裂变，氢弹爆炸产生的放射尘埃特别多，所以是一种比较肮脏的核武器，其爆炸中心温度甚至可以达到太阳温度的10000倍。

3、沙皇核弹的危害有哪些？

沙皇核弹的危害主要是辐射，首先在沙皇核弹的爆炸范围之内的生物根本不可能幸存，55公里内的一切建筑物将被抹平，随后会出现珠峰10倍高度的蘑菇云，放射性尘埃将飘散100公里左右。之后所有被放射尘埃感染的生物将受到辐射。

这种辐射犹如非常细小的子弹命中人体，由于太细小了我们没有感觉，不过他们会损坏我们的细胞中的DNA链条，导致我们的细胞失去活性。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一旦细胞失活人体的各项生理机能会全部丧失，只能等待死亡的到来。

愿世界上再无战争。

最近，美国政府提议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 似乎是有意把中国大陆排除在半导体供应链体系之外。

5月24日，《和文化录·中国和力》第二季的节目中，主持人杨澜与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教授一起回顾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探究中国科学 探索 、技术创新和弘扬科学精神等问题。

刘亚东说，“芯片不是一种产品或者一种产业，而是一个产业链。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本地化的产业链，它一定是国际合作的产物”“目前中国 科技 界存在问题的最本质原因是科学精神的缺失，批判质疑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和核心”。

访 谈：刘亚东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科技 日报》原总编辑

杨澜 资深媒体人

编 辑：米丽萍 来 源：正和岛

杨澜： 大家好，我是杨澜，本期节目荣幸地为大家邀请了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教授，和刘教授一起梳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探究中国科学 探索 、技术创新和弘扬科学精神的共进之和。您好刘院长。

刘亚东： 您好。

杨澜： 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这些年老百姓都可以看到，咱们国家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诸多的成就，像载人航天、火星探测、深海研究等。

刘亚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许多高新技术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报告里，中国位列全球第12位，比2020年前进了两位。事实上从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9年，在这个排行榜里稳步上升，势头还是非常好的。

杨澜： 这也预示了一种后劲，发展的后劲。

刘亚东： 对，说明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势头还是很好的。

刘亚东： 大家知道半导体产业，链条是很长的，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和测试，等等。所以美国对咱们的封堵包括Chip4，实际上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半导体芯片的制造环节，我认为它是在这个环节对中国实行围堵和打压。

杨澜： 芯片的确是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当然它并不是能源，但是它的确是在各地方都要用得上，比如说新能源 汽车 和手机，以后万物互联，其实样样东西上面可能都有芯片。

刘亚东： 缺了石油或者石油的衍生品，我们的 社会 根本就没有办法运转了，芯片更是这样。我们国家去年原油进口是5.1亿吨，进口金额大概是2500亿美元。就半导体芯片来说，我们从2018年开始，进口金额就突破了3000亿美元，此后一路飙升，到2021年，我们国家进口芯片达到了4400亿美元。

杨澜： 已经超过石油了。

刘亚东： 超过太多了，芯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美国才集中力量，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实施围堵和打压。

但是Chip4，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在美国国内，很多美国的企业跟中国都有很深入的合作。 比如说Intel公司，它已经在中国扎根快40年了，跟中国的合作关系也很好，像类似这样的公司，你不让人家赚钱了，它一定会有巨大的反弹，所以这个政策在美国国内实行起来也是有巨大的阻力。

其次，像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那更没有百分之百听命于美国的义务。 比如说像韩国的三星公司，它在西安建了一个很大的存储器工厂，那是三星公司在海外建的唯一一个闪存的工厂，据说占三星存储器产值的一半以上，所以你说让三星因为听美国的命令，这个业务就不要了，我觉得不会这样。

杨澜： 真正实施起来，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相当难度的。

刘亚东： 事实上和其他部分相比，美国在半导体制造方面也是它的短板。因为就半导体芯片的制造而言，美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也只占了12%，所以现在拜登政府也采取各种手段来试图提升美国在半导体制造这一块的短板。

杨澜：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芯片制造之难，难过原子弹”，这怎么解释，跟老百姓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明一下？

刘亚东： 好的，从技术上来讲，原子弹它当然有难度，但实际上更多地是一个经济难题。提取一公斤的武器级的浓缩铀，大概需要200吨的铀矿，造一颗普通的原子弹，大概需要15公斤的浓缩铀，就需要3000吨的天然铀矿。那你有没有这么多铀矿另说，即使有，把它提纯出来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杨澜： 那这听上去已经足够难了，为什么说芯片更难呢？

刘亚东： 芯片跟造原子弹完全不一样。 芯片不是一种产品或者一种产业，而是一个产业链。 这个小小的芯片，可能小得就像手指甲盖那么大，但它是全体人类迄今为止工业文明的一个集大成者，涉及到很多行业，比如机械、电子、冶金、化工、材料等。

就拿半导体芯片制造环节所用到的一台设备——光刻机来说，做光刻机做得最好的是荷兰ASML，它做的极紫外光的光刻机，全球只此一家。虽然极紫外光刻机是在荷兰制造，但是有两千多家厂商给它提供零部件，这两千多家厂商是来自世界各个发达国家的顶尖企业，我们管它们叫“隐形冠军”，或者叫行业翘楚。

所以你就看出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本地化的产业链，它一定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杨澜： 所以其实您也提到，不要用举国体制的办法来实现芯片的发展。

刘亚东： 举国体制是我们中国 社会 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制度呈现，它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不是说不能用举国体制，而是说以往的这种举国体制，不适合用于发展半导体芯片。

杨澜： 为什么呢？

刘亚东： 举国体制可以做的事情是在路径比较清晰的情况下，比如运动员夺金牌，有一些运动，我们国家明明不普及，但是在举国体制下可以迅速提高成绩，甚至夺金牌。 夺金牌可以，造原子弹也可以，为什么呢？原子弹不是商品，它不存在产业化的问题，也不存在成本的问题。

但是芯片不一样，芯片是商品，比如人家做芯片10美元做出来了，你做出来不要说100美元，就是20美元，做出来也没用，因为市场不接受，等于做出来是个垃圾，没有用，所以我说以往的举国体制不能用于发展芯片。

举国体制要不断地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我们要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必须在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杨澜： 它不是靠一时地动员所有的资源，不计成本地投入就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要打造一种机制。

刘亚东： 没错。

杨澜： 谈到 科技 我们常常是把它混为一谈，比如我们会说高 科技 、 科技 创新，但是从研究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科学和技术并不能够被混为一谈，能不能在这方面您为大家做一下梳理呢？

刘亚东： 对，因为科学和技术，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它们之间有联系，科学帮助我们认识和发现自然，技术帮助我们征服和改造自然。

咱们汉语里边合二为一地简称 科技 ，就是给人造成了很多误解。比如我们讲 科技 创新，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技术可以创新，科学不能创新。

因为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的奥秘、宇宙的本质，它的那些真理、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分开， 科技 创新是不对的，可以说技术创新，科学只能是发现。

杨澜： 是，有时候语言自身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混淆。

刘亚东 ：不是说在咬文嚼字，如果大家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都很清楚，只是一种表达，那倒无所谓了。

但问题是你在提有这些错误说法的时候，实际上反映出你对科学和技术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并不了解。

杨澜： 在2022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名单当中，我们发现有35家来自日本，18家来自美国，中国大陆只有5家企业入选，这告诉我们还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差距和发展的空间？在开放合作和自主创新之间，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和而不同的关系呢？

刘亚东： 实际上还是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比较薄弱。 我们说科学无国界，技术从来都是有国界的。 虽然我们现在国际环境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险恶，中美关系现在还没有看到回暖的迹象。

但全球化最终还是要深入发展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每项技术上都做到世界第一，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有的创新难题。

所以我想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正确地做一个梳理，哪些产品、哪些技术我们合作开发，哪些东西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哪些我们今天引进、明天实现国产替代，还有哪些要自己开展攻关，最终取得突破。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制衡和交换能力，而不是在技术上对其他国家形成一个单方面的依赖， 所以我说中国自主创新之路是一条既要强调自主，又要强调合作的知易行难之路。

杨澜： 在2018年的时候，《 科技 日报》就推出了一个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这也是国内媒体首次非常细致来梳理了一些亟需攻克的技术难题。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题和专栏的设计，能不能说说您的想法？

刘亚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还是非常快的，GDP总量增长也特别快。到2021年，我们国家GDP总量是114万亿人民币，合17.7万亿美元，美国的GDP达到了23.04万亿美元，这样的话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已经接近美国的3/4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举国上下都洋溢着一种自豪感。

但是不可避免地一些人也并发了自大症，2018年的时候，针对一些 社会 舆论和非理性的思潮，我们开辟了这个栏目，叫“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既要充分地肯定我们的成绩，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差距和不足。

国家实力之间的竞争，往往体现在一种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的掌控能力上， 这些才是重要的。

杨澜： 不要盲目自大。

刘亚东： 对，只有认识到差距，你才有可能弥补差距。

杨澜： 你去年有一篇文章在很多企业，包括华为内部都是广为流传，任正非先生也特别推荐，就是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还缺什么呢？

刘亚东： 2018年6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演讲在网上流传得很广。在那次演讲里边我提出了3点，实际上我想缺的东西还远远不止这3点，当时我谈了这3点： 缺乏科学的武装，缺乏工匠精神，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去年9月份，我看到 社会 上的一些现象以及一些企业的做法，觉得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提出“卡脖子”问题已经3年了，但是许多人还不明白，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

过去在外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往往忽视了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在外部环境不好，比如中美关系走下坡，这个时候又出现另一种倾向，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优势，所以我们不靠他们，什么都能自己做，什么都能自己来。

比如说造芯片，2020年，全国有13000多家企业蜂拥而至搞芯片， 芯片不是这么搞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寂寞的长跑，赚不了快钱。 很多中国企业的那种心态，不适合搞芯片。包括地方政府批了很多，给了很多政策，给了土地给了钱，结果很快出现了破产潮，一地鸡毛，没有人为它承担责任。所以我觉得很着急，想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还要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

杨澜： 您刚才还提到了工匠精神，这让我想到我们有很多所谓传统的生产领域，比如说酿酒这样的传统工艺，现在也非常讲高技术的使用。

刘亚东： 对，大家一提高技术这些东西呢，往往都想到了高楼大厦、机器设备，实际上农业方面的科学含量、技术含量是极高的。比如说种子，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种子，都是国外来的，而且国外种子是用粒来衡量的，很贵。虽然国外的种子那么贵，农民还是愿意买国外的，为什么？它产量高，这就是市场的选择。

杨澜： 性价比的问题，市场的配置。

刘亚东： 对，如果说这些东西还觉得离自己生活比较远的话，那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病。大家都去过三甲医院，现在中国所有的三甲医院用到的医疗和检测设备，95%都是进口的，这很容易了解，也离你的生活很近。

我说这些东西呢不是要唱衰我们国家，也不是要给大家泄气，就是我们既要看清成绩，也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不能盲目乐观。

杨澜：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确也要看到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这些年我们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刘亚东： 对，当然。

杨澜： 哪些领域的突破让您感到特别兴奋呢？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 高铁技术 ，虽然我们的技术是向西门子、日本等学来的，但是我们后起之秀，可以说高铁技术我们现在做得也是很好的。

另外比如 超级计算 ，我们超算曾经连续10年蝉联世界冠军，“神威·太湖之光”超算这个机器我也去看过，做得是相当好，而且有两次获得了超算应用领域的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取得的很好的成就。

杨澜： 2018年在世界 科技 创新论坛上，您也说，1919年的时候，人们说中国缺少科学精神。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依然还是缺乏科学精神，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个观察。

另外您觉得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之间，这种 健康 融合的关系是怎样的？

刘亚东：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科学，包括科学精神它是一个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1916年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写过一篇文章，叫《科学精神论》，这是中文文献里第一次提到科学精神。

到1922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上，梁启超先生做了一个演讲，他在这次演讲里面说， “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实际上科学精神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人类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一方面它能约束科学家，使科学家在他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功；另外一方面它又能渗透到公众的意识深层。

虽然对科学精神的定义，个人有个人的理解，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大家公认的。比如说科学精神它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可以说求真务实、批判质疑、不懈 探索 、勇于创新、兼容并蓄、宽容失败等，这些可能都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

但是我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东西还是批判质疑。我说 批判质疑，是科学精神的精髓和核心， 弘扬科学精神，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杨澜： 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些科学家需要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是一种精神状态，应该是全民全 社会 都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杨澜： 在我看来，科学精神发源于人的好奇，我们不断地去认识自然界、认识 社会 ，也认识我们自身，正是好奇心驱动了人类，不断地去发现真理，去追寻真理。在我看来，科学精神中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它呼唤我们 社会 形成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鼓励不同观点的表达，同时也包容失败和挫折。

作为一个媒体人，你也反复强调，“不唯上，不唯书”，从不“哩根儿愣”，也就是说要有明确的自己的主张。那么您一直崇尚的科学精神，在作为媒体人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亚东： 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陈云讲的。

实事求是它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无论在过去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后来和平建设年代， 无数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成功，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会遭遇挫折。

杨澜：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当时网上也有一种声音，说她是“三无”身份，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没有院士头衔，进而质疑科学界的一些，像荣誉、职位、学位和称号等一些评定的价值。

那个时候您有一篇评论——《别拿屠呦呦说事儿》，对这样的一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态度，这篇评论获得了第26届中国新闻奖的三等奖。但听说评奖过程并不是非常顺利，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遇到的情况。

刘亚东：当公众都在哭泣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太悲伤，当公众在大笑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忘乎所以，我想这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媒体人应该做的事情。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以后，当天晚上，网上出现了一面倒的声音，就是以屠呦呦所谓“三无”身份来彻底否定中国现行的科研评价和奖励体系，提出了很多的质疑，所以当时作为《 科技 日报》的总编辑，我觉得我也有必要发声，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但是可能这个奖报送了以后，有一些评委可能也认同网上的那些观点，说文章里边指出了两个地方有问题，所以第一轮就给否了，但是可以提出申诉。本来我知道，中国新闻奖一旦被否了以后，你再申诉翻盘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但是我又觉得特别不甘心，我觉得我的那些想法、那些做法是对的。

杨澜： 你在这个时候提供另一个视角的看法是有必要的。

刘亚东： 对。对评委提出的质疑，我认为它站不住脚，尽管我认为翻盘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也要死马当作活马医，还是要把自己的一些感受给写出来。

杨澜： 是这个奖对于您特别重要吗？

刘亚东： 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个人已经获得过10次中国新闻奖，多一个少一个，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

杨澜：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申诉？

刘亚东： 就是我认为我自己说得对，你说得不对，而且明显你站不住脚，所以我就要把这个道理跟你说清楚，就是这么一个冲动。

结果还真是翻盘了，翻盘了以后，还有读者说，这个奖不应该得三等奖，应该获更高的奖，我就讲此三等奖非彼三等奖，我说翻盘已经很不容易了。

另外后来听有的评委跟我讲，说你的申诉书写得比那篇评论本身还要好。

所以由此我也想到怎么样写出好文章，我想其实就是两个字，想写，你在想写的时候就很容易写出好文章，你在不想写的时候，有时候就很难写出好文章。

杨澜： 有所表达。其实这件事情对您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可能也就是在于一个媒体人相对客观和冷静的这种立场，和另一种声音的展现，对于公众的整体的思考都是有帮助的。

刘亚东： 对，就是不能走极端，你不能说以前我们这种科研体制、评价体制无懈可击，这样的观点也是不对的。但是屠呦呦她作为一个比较边缘的科学家，得了奖以后，你说我们现有的体制一无是处，给全盘否定了，我觉得也不客观。

排版 | 余心丰 审校 | 一 一 轮值主编 | 徐悦邦

很显然，从爆炸产生的当量来决定一个战术核武器的威力的话，氢弹的威力要远远大于中子弹。

在中子弹的爆炸威力上，比起其他的核武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能达到和手雷相当的地步。

但它在爆炸中会产生大量的粒子流，这些要放大几千万倍才能被人看见的粒子会以极快的速度从人体中穿过，击碎人的DNA链条，致人死亡。

而因为中子弹产生的粒子流主要是中子组成的，因此中子弹才被叫这个名字。

而氢弹实际上算得上是一个大号的原子弹，因为它杀伤人的方式和原子弹几乎如出一辙。

但不同的是，氢弹的爆炸威力比原子弹要大得多，一瞬间产生的高温能达到太阳表面的水平，要制造氢弹，就必须先学会造原子弹，因为氢弹的“雷管”就是一颗原子弹。

这一样一来堪比太阳表面的氢弹爆炸，可以说是人类掌握的最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