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GDP，为何始终不如成都武汉？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人问 杭州经济那么强，为什么GDP始终被武汉、成都压一头？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隐约中问出了杭州的一个软肋。
01
要说经济发展势头，最近五年来，中国最当红的城市，除了深圳就是杭州了。
在很多指标上，杭州有着谜之实力，比如上市公司数量、富豪人数、独角兽数量、民企500强、数字经济，不要说武汉成都远不是对手，就连京沪深也要忌惮三分。
然而我们又发现，杭州这些气势如虹的指标似乎没有反映到GDP上，观察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还真看不出杭州有什么特别之处，自2012年被成都、武汉反超之后，它的GDP一直在这两座城市之后。
在GaWC、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等国际机构的评级上，杭州也远非广州、成都的对手。
2020GaWC世界城市排名（图片来自“城市进化论”）
有人说GDP不重要，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误解。GDP的统计模型虽然有很多缺陷，比如它在反映“经济质量”方面有诸多不足，但在反映 “经济总量 ”方面，仍然是全世界最公认的一个科学指标。
其实很多时候， “数量”甚至比“质量”还重要 ，例如财富杂志的《世界500强》就是按照销售额来排名的，而不是按照利润来排名的。再比如，要说经济质量，中国不如很多欧洲小国，但我们的优势是数量大、规模大，我们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比它们大得多。
所以，杭州的经济质量没有人怀疑，但它输在数量和规模上了。如果只有质量没有数量，那杭州在北上广深眼里，就永远只是个小而美的一流城市，而不是那种雄霸一方、引领全国的一线城市。
杭州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更上一个台阶，就必须把数量和规模做上去。
具体怎么做？我们先来看看杭州的短板是什么，通过研究杭州的各项经济指标后，我总结出一句话，叫做 塔尖而底不厚 。
02
什么意思？就是杭州的确有一些很拔尖的东西，比如大企业、大老板、独角兽，这些塔尖的东西都很厉害，但它的塔基不行，
一个体现是人口数量， 杭州的常住人口去年才刚刚过千万，而武汉、苏州等城市早已超过千万，成都是1600万，广州深圳实际管理人口更是超过2000万。
每个人口都是一个生产单元或者消费单元，人口越多，“赚钱机器”就越多，所以GDP竞赛首先就是拼人口。杭州想把经济总量拉上去，仅仅靠提升质量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口基数。
第二个体现是人口结构 ，要说老板数量，杭州绝对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但要说到中高端的白领、金领数量，杭州就不行了。
为啥？杭州既没有北京、上海的直辖市地位，也没有广州、成都这样的大区中心城市，所以杭州在国企、外企的数量上远不像广州、成都、武汉那么多，它主要靠民企来提供就业岗位。
而在中国，除了互联网行业的头部民企（比如阿里、腾讯），绝大部分民企提供的就业岗位、薪酬待遇都是比不上央企、外企的。所以，杭州虽然在企业家这类“塔尖”人群上很出色，但在以白领为主的“塔腰”群体上并不占优势。
第三个体现是产业结构。 要说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经济部门，杭州都是很拔尖的，但作为实体支柱的制造业，杭州最近10年来可节节败退，有逐渐“空心化”的倾向。
2019年杭州GDP为1.54万亿，制造业的比重只占31.7%，远远低于深圳、武汉、南京、苏州等城市。对一个既非金融中心也非门户城市来说，这很不应该。
而在2009年，杭州第二产业的比重一度还高达50%，10年过去，杭州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18.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仅次于天津。天津GDP这两年的缩水幅度之大，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杭州GDP排名迟迟不见上升，很可能和制造业的空心化有关系。要知道，制造业可是刷GDP和税收的利器啊，杭州在这个最容易得分的学科上失分，挺吃亏的。
而且，制造业还是提供中低端就业岗位的大户，没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市就承接不了海量的就业人口。深圳、武汉、苏州的实际管理人口之所以远超杭州，和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不无关联。
换句话说，杭州虽然老板多、富豪多，但无论是中高端的白领、金领人群，还是中低端的蓝领人群，和同类城市比，都不占优势，这不就是典型的 “塔尖而底不厚”吗？
03
坦白说，杭州既不能像上海、深圳这些金融中心城市可以捧着金饭碗吃饭，也不能像广州、成都这些大区中心城市可以吸引海量的央企和外企分支机构。
它必须自力更生，始终守住制造业这个基本盘，否则就永远只是一个偏科的特色城市，而不是一个全能的中心城市。
从大的方面说，当今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也基本都在制造业领域，半导体、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这些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必须攻克的难关。作为中国经济的优等生，杭州没有理由舍弃制造业。
幸好，杭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软肋，正表现出重拾制造业的决心。
2019年9月，杭州发布《关于实施“新制造业计划”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
杭州西湖夜景（图片来自新华社）
然而，重拾制造业何其难？ 随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杭州也不可能回到十几二十年前从傻大黑粗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干起，要重拾制造业，杭州必须另辟蹊径，找到新的突破口。
今年9月，浙江自贸区扩容，杭州有37.51平方公里片区被纳入自贸区，这意味着杭州终于被国家纳入高规格对外开放的平台了。而且，就在自贸区获批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便考察了阿里巴巴犀牛工厂、连连集团、创业慧康等工厂，这意味着杭州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新制造”。
这个概念和近两年流行的”新零售”师出同门，都是阿里巴巴“五新战略”中的成员。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前几年有个很流行的词叫做“工业4.0”，是德国人鼓捣出来的一个风靡全球的概念，它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制造业从大规模批量生产转向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
“新制造”和工业4.0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要改变传统制造业的逻辑链条。简单来说，传统制造是从“供给”到“需求”，先生产再销售，而新制造是从“需求”到“供给”，通过消费洞察实现“按需生产”。
举个例子，传统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相同的产品”，而新制造是要实现“1分钟生产2000件不同的产品”。
04
为什么要搞新制造？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消费时代下，年轻一代对批量复制的标准件有抵触情绪，他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品质消费。
面对这种变化，传统制造业是很难适应的。
以服装行业为例，由于人们的穿衣需求越来越个性化，这个行业出现两大痛点：
一是提前生产多了卖不掉（潮流变化太快），库存带来的浪费占到全年销售的20%到30%，企业一不小心就败给了库存。二是临时生产的小单、急单没有工厂愿意做（订单太少连机器电费都不够）。
“1000件以下，没有工厂愿意接单”、“提前2个月备货1万件，谁能保证到时一定能卖掉呢？”、“眼看着卖爆了，却无法及时追单。”中小商家的痛点，传统制造商是爱莫能助。
这种时候， “按需生产”的新制造，就可以发挥优势了。
杭州西溪湿地
以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平台“犀牛制造”为例，它就是从服装产业切入新制造，做到了“100件起订、7天交付”，让中小商家实现“小批量高频上新，快速滚动补货”。
在传统制造业看来，“个性化定制”和“批量化生产”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犀牛制造”这个新制造平台，二者可以兼得，这是怎么实现的？
本质上是一种 “数字指导生产” 的实践。
还是以“犀牛智造”为例，它可以提前从淘宝天猫洞察消费需求，在生产前就为品牌商提供商品设计建议和销售预测，让“按需生产”成为可能。
而在生产端，“犀牛智造”还可以通过工厂“智慧大脑”调度、物联网布局，让生产线具备 柔性制造能力 ，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出不同的衣服，并且能快速转换款式。
传统制造业如果都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做，那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就大大缓解了，中国商品的内循环机制就可以更畅通了，中国经济何愁没有新的增长点？
05
这就是杭州的机会。
要知道，“新制造”要真正普及，最重要的是要有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工业大脑这些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杭州有一个优势是阿里巴巴。现在的阿里巴巴早就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而而是中国数字新基建的重要搭建者，杭州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优势。
今年4月，阿里云就宣布未来3年投资2000亿元到新基建，扩招5000人，增加200万台服务器，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
如果这些技术率先在杭州突破，那么杭州就能在新基建、新制造上享受“时差优势”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实现制造业的大规模再造，从而推动城市综合能级的再一次提升。
杭州西湖美景（作者/培疯）
而且， 杭州搞制造业，还有一个客观优势，那就是腹地广阔。
杭州市域面积达到16853平方公里，超过2.5个上海、8个深圳，这意味着杭州建设用地充足，制造业拓展的空间大，产业转移的压力也远没有上海和深圳那么大。
杭州目前的地均产值大约为0.9亿/平方公里，而深圳的地均产出是13.5亿元/平方公里，只要杭州的地均产值能达到2亿元/平方公里（不算多吧？），GDP总量就能达到深圳的数量级了。
要提高地均产值最高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人口，而要实现人口倍增，制造业是关键。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量首次超过50万，增量居全国第一，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而且， 有“新制造”的赋能，新增人口的人均生产力也会大幅提升。
同样一个产业工人，在传统制造业，Ta的产出如果是1，在新制造领域，产出可能就是2甚至3。因为“新制造”可以实现按需生产，可以接的订单更多了、库存压力也更小了，人均产值当然会增加。
举个例子，跟其他生产模式相比，“犀牛智造”能够缩短75%的交货时间、降低30%的库存，减少50%的用水量。
人口数量增加，人均生产力也在增加，这样的杭州，GDP倍增只是时间问题。
在中国主要城市中，没有哪一个像杭州这样，和这个城市最大的企业之间形成强有力的共振效应。
平心而论，正是阿里巴巴的创新，把杭州推到了“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地位。过去阿里用互联网改造了商业，现在它要用新技术来改造制造业。
在实体经济受到空前重视的新格局之下，阿里巴巴的“新制造”和一系列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正在成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范本。
在此意义上，杭州不仅要做中国经济数字化的样板间，还有望借由数字化重拾制造业，在中国城市的GDP排位赛上重新发起进击，武汉、成都、苏州会紧张吗？
黑幕一 霸王合同
真相 长年签约没收合同
合同问题必然要涉及持有超级女声品牌的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天娱是由湖南广电集团全资控股，2004年5月24日在上海注册成立的公司。它负责超级女声的全程运营，代理超女相关产品的开发。对超女选手来说，第一次知道天娱这个名字，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
超级女声规定，晋级的选手都必须和天娱签约，从分赛区20强开始，选手就必须和天娱乐签订协议或合同。而每个赛区前10要和天娱签的合同长达8年。合同中规定，如果超女违约私下与别的公司签约，要支付500万的违约金，就算超女今年用超级女声名义私自参与其他演艺活动，也要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而如果要解约，就必须答应解约后永不踏入娱乐圈。但在报名时，几乎没有选手被告知这一事项。
更离谱的是据一位已经签约的选手透露，在一次彩排之后，就有工作人员拿出合同要她们签订，不签就不能继续比赛，参加比赛的选手大多是想往前走的，所以只好签了。而这份合同只有一份，选手签完后就被收走了。虽然天娱的合同签完就走，但还是有记者拿到了合同的影印件，这份名为“经纪人代理合约”的文本共6页，分11个条款。从违约责任看来，如果事实上是天娱违约的话，超女同样也可以索要赔偿500万元。但一位不具姓名的“超女”告诉记者，“那个合同里并没有承诺给我们投资多少，也没有提到什么时候发唱片，拍多少电视剧以及其他，你很难说他们违约。”
对目前很多没有到长沙参加决赛的超女来说，她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相当尴尬，天娱至今没有想要包装她们的意图，而这些超女，有的在参加比赛之前就常常拍广告或接演，暑假正是她们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和天娱的这一纸合同反而约束了她们的发展。
实录 实力派意外遭淘汰
杭州赛区的韩真真在进入20强当天和10强当天，都被天娱要求签一份协议，只不过，20强的协议到今年底自动失效。“我那时估计若进前10至少要跟天娱签5年，我参加比赛就是谋发展，如果和天娱签下合同，我还怎么发展？”最终韩真真并没有签这个协议，结果，她在20进10的比赛中PK输给纪敏佳。
当时，实力超群的韩真真，以一首《叶子》获得强大的支持率，却因一两个“走音”被淘汰。事实上超女现场偶尔出现走音数不胜数，评委黑楠的解释是：“‘实力’派不允许走音，偶像派可以。 ”
幕后得利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天娱没有包装、制作、发行方面的雄厚实力，如果将每一个签约选手包装的话，50位选手的包装费用将超过2000万元，天娱很难一下拿出那么多资金来，实际上，目前低迷的国内流行乐坛也无法在一年中消化50个新歌手。那天娱今年为什么仍会这么赤裸裸地要求这么多超女和他签霸王合约？
这么做原因只有一个，去年超女决赛前三名中，天娱走了眼，没有签第三名张含韵，将之转卖给天中公司，结果天中公司今年把张含韵做得红红火火。同时，也有一些音乐公司派出他们的签约歌手参加超级女声，利用这个节目炒出人气，然后一走了之。这让天娱坚定了一个信念，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让一人漏网。超女经过比赛，已经形成了明星效应，天娱通过这个活动，就是要将超女所有可能的商业价值榨出来，这样，拥有超女的合同，不好包装的，可以以收“转会费”的形式卖给其他公司；能见到成效的，马上出唱片、接演出；对于特点不鲜明，实力又不强的选手，就干脆不管，反正合同是天娱定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受到损失。
幕后二 熟人评委
真相 大众评委没自主权
超级女声决赛进行到现在，三个评委中，竟然有两个是湖南卫视的员工，一个是连常宽都说不熟悉的黑楠，“我在音乐圈22年了，从不认识黑楠，从没听过他制作的歌曲或者包装的歌手。”而且，决赛前声称要轮换评委的决定也临时变卦。至于决定PK胜负的大众评委，实际上也并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可以投票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
实录 工作人员上台投票
一位曾在杭州赛区20进10被招募并连续两场担任大众评委的男士在网上撰文说，在10进7的现场，当丁叮与周杨PK以9：0领先时，现场有人指挥大众评委开始将票投给周杨。而在决赛时叶一茜和林爽的PK赛上，当两人的票数相近，甚至有工作人员顶替大众评委上台投票。
在杭州赛区三甲的比赛中，电视观众们发现郑靖文和林爽PK结果公布前居然插播了长达10多分钟的广告，而纪敏佳的短信支持率也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从最后一位升至第一位。这也引发了许多人的联想和质疑，决赛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幕后得利
选择什么样的歌手进入下一轮关系着电视收视率能否保持，所以，淘汰那些人气不高的，不听话的就是电视台必须要考虑的事情，什么样的选手进入下一轮对收视最有利，他们就会选什么样的选手。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通过评委和大众评委是很好解决的，就算是短信票数，在关注度不高的分赛区都被质疑包含水分。
幕后三 疲劳赛程
真相 拉长赛程增加赛时
超级女声给湖南卫视带来的不仅仅是品牌的提高，更是丰厚的财富。目前，湖南卫视每周五超级女声的广告价格已经超过央视黄金档的广告价格。为了赚钱，湖南卫视考虑的不再是观众希望结果早早出来的心理。超级女声比赛时间长达3个多小时，实际上，有些环节完全就是为了拉长时间而设定的，从比赛之初淘汰一个选手到下一个选手的淘汰，时间长达2个小时，而这段时间，无非又是歌手再演唱一次，评委重新评价一次而已。
案例 5场决赛拖疲超女
到了决赛，人数只有15人了，比赛却拖得相当长，先是让5个分赛区的第2名和第3名共10人来了两场10进7和7进5的比赛，然后这5人又和5个赛区的冠军再来一次10进8、8进6、6进5、5进3和冠军比赛5场比赛，比分赛区的比赛次数整整增加了一倍。主办方考虑的不是超女身体和精神能否吃得消，而是增加一场数以百万的广告收入和短信收入。
幕后得利
时间越长，广告时间才会越多，短信投票的观众才会越疯狂。增加节目长度和次数，就是增加一捆一捆的钞票。
幕后四 低龄选手
真相 大量学生逃课参加
“超级女声”选手的低龄化是引人注目的一个重要焦点。去年，年仅15岁的张含韵一夜成名，成为无数同龄少女的偶像。每个赛区在报名时都有大量学生逃课参加。有关专家认为，“超级女声”直接侵入“未成年人”与“教育”这两个向来被社会视为“必须固守”的领域。这个节目锁定15岁至17岁的女孩为参赛主体，是制造“美国偶像”的福克斯公司不可想象的，因为美国的法律有严格的规定，未成年人不得参与商业性演出活动，即便我国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权利也必须受到监管和保护。
实录 小朋友获得直通证
今年超级女声仍有不少小朋友前来参加，在成都赛区的海选中，一位只有几岁的小朋友甚至还获得直接通行证这样的鼓励，鼓动更多小朋友参加。目前在超级女声决赛舞台上的，绝大部分都是学生，她们的社会经验少，对外界的判断很容易出现误差，如果这样，对她们的心理伤害将是巨大的。
幕后得利
因为10多岁的青少年缺乏的是理性，只有针对这个年龄层，才有狂热的FANS，他们才会不择手段地发短信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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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行者无疆
-- 发布时间：2005-8-10 1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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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声”点中你我哪个穴？
“我喜欢‘超级女声’，我支持何洁！”说这话的是一位已届不惑、有着博士学位、喜欢古典音乐的大学男教授。
这不禁让记者有点瞠目结舌——原以为“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所吸引的观众顶多只是一群喜欢流行音乐的少男少女们。
“超级女声”的红火反衬着传统传播学的寒碜，同样显示了在互联网时代大众对媒体的巨大反哺力量。2005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上周五(8月5日)已经决出六强，选手李宇春在新浪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172万票，位居第一。Google上搜索出的“超级女声”有82.4万条，加上许多人误写的“超级女生”，24.6万条，“超级女声”已经吹起了今夏比台风“麦莎”更猛烈的流行风。
文化的多元性与张扬的个性
“看到这群年轻人在舞台上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处处彰显个性，散发魅力，我非常感动。”那位教授解释道。
“许多中年观众喜欢这个节目可能是希望从中找到他们年轻时的已经错过的‘放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孙玮如此解释“超级女声”令中年人痴狂的原因。
20年前，当那位教授还是如今“超级女声”们的年龄时，谦逊、收敛成为中国整个社会所推崇的品格。“那时候个人的性格和想法习惯性地受到压抑，整个社会是非常沉闷的。”孙玮说。
20年后，芙蓉姐姐出现了，博客作家出现了。中国社会对不同的文化现象，不同价值观的包容度不断上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已经成为年轻一代自主和独立的宣言。
“社会对个性、个人奋斗和个人成功的赞同和追求为“超级女声”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孙玮说。
另外，这些年中国的文化产品也不断多样化，电视节目从单一的新闻发展到如今的肥皂剧、情景喜剧、综艺节目、体育直播、脱口秀、相亲栏目、才艺比赛以及“超级女声”这样的真人秀等。“中国内地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走着一条依托功能扩张来提高差异化程度的道路，以满足人们对文化多元化的需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表示。
相反，这样的节目在香港和澳门等地不会引起很强反响“这类节目需要一定的地域和市场，不管人与人差别多大，一部分观众总可以在某个选手身上看到自己可以认同的地方。”孙玮说。
全球为娱乐而疯狂
“超级女声”其实只是全球电视全程直播的平民选秀节目热潮的一部分。其电视形式与如今风靡全球的Idols电视模板非常相似。
2002年2月9日，当WillYoung和GarethGates在英国独立电视台PopIdol总决赛上狭路相逢时，有1400万的观众在电视机前为他们呐喊助威，占当时收视观众的57%，而其中16到34岁青年观众的收视份额更是达到了72%。
那天晚上在两个小时内有900万个电话参与偶像投票，刷新了英国电话投票历史纪录。
其他国家也正遭遇着Idol“飓风”的侵袭。目前已经有3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Idols模版特许，拥有全球1.1亿电视观众和超过15亿张观众选票。美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捷克、土耳其、克罗地亚、斯洛伐克、法国……Idols同样所向披靡，当地收视纪录频频被刷新。
“超级女声”瓦解了权威，展示了最草根的凡俗真实。“不限年龄，不限地域，不限职业，不限长相”的零门槛让平民百姓有了上电视的机会，表演欲望得到满足，同时还有可能签约唱片公司，名利双收。
在英国的那场比赛Will Young成为冠军并获得了价值100万英镑的唱片合同；而同年，亚军Gareth Gates也因一首Unchained Melody登上了英国排行榜冠军，并获得了英国音乐奖最佳电视表演奖，还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超级女声”冠军安又琪签约天娱传媒有限公司，两个月后就推出同名专辑《安又琪》，创下2004年国内最快签约及发行唱片纪录。
对观众而言，这样的节目类型新颖，互动性强。“投票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能够让她留下继续参赛，这让观众有‘当家作主’的感觉，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电视观众总是‘被迫接受’编辑内容。”孙玮说。
另外，观众像看球赛一样，在娱乐性节目中看到了不确定性。短信投票的变化，让每位观众期待结局。“我无法预测比赛结果，这里悬念很多。这也吸引着我看每一场比赛——到底谁这轮会被淘汰？”观众陈婧告诉记者。
裁判的争议性也成为节目的看点之一。英国Pop Idol的评委之一Simon Cowell就是因为言语刻薄不留情面而闻名。
在新浪网上“超级女声”专题里，有关争议裁判柯以敏的评论达到170万条。一位电视制作人告诉记者，“这样的节目制作时通常有意造成裁判的争议性，一些唱红脸，一些唱白脸，而且可以因为民意而调节，始终把握一个比较好的度。”柯以敏自海选以来一直以评论尖刻而饱受观众的非难，但自总决赛以后又改变态度，以激情鼓励为主。8月3日，柯以敏又辞去“超级女声”评委职务，一度又成为新闻焦点。
同时，投票结果的争议性也让这个节目的人气不断上升，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会让每一个观众都赞同，这就引发许多猜测，而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又为他们提供了讨论的场所。日前有关“超级女声”黑幕传闻在民间流传，甚至有人声称知道比赛结果是内定，这使得许多观众带着考证的态度去观看节目。
回归电视的大众性
“‘超级女声’为什么会这么火？”记者问起这一问题时，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说：“这说明中国电视回归了大众媒介的本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研究中心主任鲍晓群也表示：“电视文化就是大众文化。‘超级女声’现象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只是媒体对它的态度有些偏离了方向。”
“电视的任务首先是娱乐，然后是教育和信息。很多观众看电视就是为了消遣。电视文化就是一种流行文化，‘超级女声’的流行说明中国电视正在回归到娱乐性和大众性的本质上来。”胡正荣说。
“超级女声”已经成为了一个大众的娱乐场所。“我就是通过看海选才喜欢上‘超级女声’了，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太好玩了！”观众胡晓峰说。
Idols在国际上都取得了成功；而如今的严肃文化在过去都曾作为流行文化风靡一时。“站在国际的环境看电视，站在历史的长河看文化，‘超级女声’的红火也就不足为奇了。”胡正荣说。
除去“超级女声”，其他一些电视台也推出了类型相似的音乐选秀节目，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关注度比起“超级女声”稍逊一筹。
“原因非常简单，它们做得不够大众呗！”胡正荣笑道。
“过几年后回顾‘超级女声’，它对中国电视的影响堪与‘焦点访谈’相媲美。在历史上，有哪个电视台敢用4个小时直播一档综艺节目，除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鲍晓群问道。
“比起‘全控制’的春节晚会，湖南卫视正在制作一档创造历史的电视节目。”孙玮表示。
湖南卫视靠“玫瑰之约”、“快乐大本营”等娱乐节目起家，收视率一度排行全国第一，黄金时间广告定价甚至超过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产生了令传媒界瞩目的“湖南电视现象”。
1999年电广传媒上市，湖南卫视引进社会资本，拓展产业链条，发展了影视会展、有线网络、房地产等相关产业。“但由于投资战线过长，许多连带产业经营不力，2002年湖南卫视的广告收入只相当于鼎盛期的一半。”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2003年，湖南卫视调整投资战略，重新定位于以娱乐产业为核心竞争力，进行全面改版，推出“快乐中国”的呼号。“仅2003年，湖南卫视的广告收入就上升一倍。”该知情人士表示。
“超级女声”在享受着万人追捧的同时也遭受了许多非议：庸俗、黑幕、不利学校教育……7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两期节目都谈到了电视节目庸俗化，矛头直指“超级女声”。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有关部门已派专家进驻“超级女声”，并且希望能够停缓播出该节目。“‘超级女声’所体现的通俗文化以及个人权利欲望的表达可能会平移到社会其他方面。”一位社会学教授告诉记者。
“超级女声”比起网络上的其他信息更可怕吗？封杀之声是否小题大做？更多人不就是看了就看了，然后一笑置之？业内人士指出，“超级女声”背后隐含的不仅是大众对说教的厌恶，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润，取消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10 17:09: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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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行者无疆
-- 发布时间：2005-8-10 17: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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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超级女声”的评价亦褒亦贬，但总的评价倾向于负面。
站在曾经的媒体工作者角度看，“超女”首先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媒体策划，代表了当下电视大众化、娱乐化的潮流，居高不下的收视率本身足以回应那些吃不着葡萄反说葡萄酸的批评。
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超女”在整体运作模式上无法摆脱湖南卫视的一些痼疾，作秀的方式全盘照搬西方和港台，但在作秀背后太多的暗箱操作又反过来破坏了应有的娱乐规则，娱乐就变成了愚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如同把省里所有正处级以上干部拖出去枪毙，基本没一个冤枉的；而把正科级干部排好队，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冤枉的却也有漏网的，所谓的“超女”前20名、前10名，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概念。另外，“超女”在客观上具有对未成年的错误舆论引导，这也是毋庸质疑的，里面的道理不言自明。
另：中央电视台不惜动用两期王牌节目“焦点访谈”来射影含沙批判“超女”，我认为是不智和令人不屑的，当然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贯处事方式，他们总是妄图用自己的观点强奸电视观众，典型例证远到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宣传导向，近到中国男篮比赛中斗殴中央五套切换画面。用最专业的设备做最不专业的新闻和电视，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