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之谜的故事的含义。不深奥吧这提问！
斯芬克斯之谜的故事的含义是认识自己是最难的，因为斯芬克斯谜题的谜底是人，而人类自己却无法答出。
斯芬克斯之谜故事：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长着狮子躯干、女人头面的有翼怪兽。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向过路人出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如果路人猜错，就被害死。
然而俄狄浦斯猜中了谜底是人，斯芬克斯羞惭跳崖而死。斯芬克斯后来被比喻作谜一样的人和谜语。
扩展资料：
斯芬克斯与狮身人面像的关系：
除了金字塔之外，最能作为埃及象征的就数守卫于三大金字塔之下的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了。
关于斯芬克斯的传说早已是家喻户晓，而有关狮身人面像的建造者究竟是谁然扑朔迷离。传统观点认为，狮身人面像是在4500年前由法老哈拉按自己的面貌所建，因为位于雕像两爪之间的石碑上就刻着这法老的名号。
然而，同样根据石碑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400左右，图坦莫斯王子曾在梦中受到胡尔·乌莫·乌哈特神的托，将它的雕像从黄沙中刨了出来。照此看来，此座雕像应该是胡尔神的神像。而另外一些传说中也提到，早在胡夫法老统治的时期，狮身人面像就已经存在了。
参考资料：斯芬克斯之谜 （《俄狄浦斯王》寓言） 百度百科
进化论（演化论）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伪科学。它和中世纪的“地心说”一样只是人类认知水平局限性造成了一些伪科学理论占当时主流地位，是典型人类愚昧的产物。波普尔早年根据爱因斯坦对自己《相对论》态度，真正的科学理论都富有冒险性的预测，承担被证伪的风险。于是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已经尖锐地指出，科学理论必须要具备“可证伪性”（即：能被经验反驳/存在被证伪的可能性）。而当一套理论，其信奉者总是保护它不被批判时，它就是伪科学。科学理论，不是宗教圣典，不须要人们供奉和膜拜，而是要容许被批判和反驳。
我们现在来看看进化论这套伪科学对于宏进化，生命起源，器官形成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一个能有证据，且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的漏洞和缺陷，却被信奉者当成教条灌输给我们。
实际上进化论（演化论）对于生命起源早就走进了死胡同。进化论这套伪科学，碰到“生命起源”问题时，其荒唐性暴露无余。这也是当今进化论者不敢涉足的“雷池”。他们极力狡辩声称进化论不涉及生命起源问题（实则是因为害怕这个问题）。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进化论为何如此害怕涉及到这个关键问题。进化论既然能解释生物进化（虽然宏进化解释不通，但至少还能向人们扯蛋一下），为何就不能解释生命起源？150年来，经过无数所谓“科学家”，挖空脑子的臆想。仍然对这个课题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一句生命就是莫名其妙地了现了。
其实逻辑思维严谨的人思考一下就明白其中的奥秘。我们知道，进化论的核心论点是建立在生物可遗传变异的基础上，再加上自然选择导致了优良的特性被保留下来。这里可遗传是进化论最大的前提。而在生命未形成之前，非生命的物质不具备可“遗传”性，不会生育繁殖后代。因为遗传复制本身就是生命的特性。那非生命物种如何进化成生命的，可遗传，变异都不存在，自然选择就无从谈起了？而进化本身依赖生物可遗传这个大前提，于是在逻辑上陷入了死循环。整个进化论思想在解释生命起源最关键一步时完全崩溃。
关于生命起源的探究，进化论顶多也就止步于上世纪中叶的米勒实验。结果是令进化论鼓吹者大失所望，不要说生命，连最基本的蛋白质都没法自然形成。进化论鼓吹者，对生命起源如此胆怯也在情理之中了。至今对于生命起源先有蛋白质，DNA，RNA都是一筹莫展，争论不休，事实上先有哪个都不可能存在生命。
当然进化论（演化论）是当代最大的伪科学，这点毫无疑问。他们除了肆无忌惮地伪造证据以外，玩弄最多的伎俩便是“循环论证”。按常理说，生物分类学，比较解剖学，群体遗传学和进化论都是独立的学科。进化论应当只是生物分类学的一个分支学说，进化论本身就是以生物分类学生物“相似”的生理构造，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么进化论以“相似”做为推理的前提，却偏偏又要用“相似”做为依据。这就犯了循环论证错误。因为生物的相似性，所以生物有共同祖先，生物是演化来的。因为生物是演化来的，所以生物有相似性。进化论的论证手法是把结论，当成推论的前提复述了一遍。表面上看这句没有任何错误，但在逻辑学上这种“循环论证”是“恒真命题”的一类。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论证意义的。它只是在围绕一个点在做循环自证，是诡辩术的一类。
我们看“比较解剖学”是如何给进化论源源不断提供“证据”的呢？就是在比较生物的生理“相似”性。现代进化论者往往不直接了当地宣称：“因为生物的相似性，所以生物是演化来的。因为生物是演化来的，所以生物有相似性。所以“相似”就是进化论的证据”。因为这样做，显然骗不了一个智力正常的人，这是直接玩单次循环论证，极易被识破。于是他们就费尽心机地套上“比较解剖学”这个马甲。玩障眼法，避免了进化论直接拿“相似”做为自己理论的论据暴露于公众面前。骗子们拐弯抹角地玩循环论证。
“同源器官”同样也是进化论采用“循环论证”炮制出来的伪概念。因为生物有相似的结构，所以生物是演化来的；因为生物是演化来的，所以这种在“胚胎原基”相同部位发育出来相似的功能的器官，是同源的（源自于共同的祖先/为何有共同的祖先？就是因为进化论）。同源器官是玩了一次“循环论证”得出来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却又一次当成了进化论的“证据”在使用。因为相似的胚胎原基发育来的器官它们是同源的，所以进化论是正确的。整个过程中玩了两次“循环论证”。逻辑思维不严谨的人，已经被进化论这种论述已经骗得不知所云。
但事实上，以“相似”作为推理前提的进化论，如果再用这个前提当立论的“证据”。根本不须要煞费苦心的找“证据”。满世界都是进化论的“铁证”。乌龟长有4条退，兔子长有4条退，猎豹长有4条退。这种相似功能的器官就是同源，兔子经乌龟跑得快，猎豹比兔子快。瞧这不就是进化论的“铁证”嘛。人长了个脑子，猪也长了个脑子，器官居构造相似，功能相似，是同源的。人脑比猪脑聪明，这又是进化论的“铁证”。但知道这种诡辩述的看到这里就会发笑，但进化论玩弄“生物分类学，比较解剖学，群体遗传学，同源器官”这些学说和伪概念时，就是采用了这种滑稽的循环论证方法。
用生物分类学，比较解剖学，群体遗传学观察到生物相似器官，他们就便急不可耐得出进化论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这些学说是如何支持进化论的。这种拙劣的诡辩术，充斥着现代进化论鼓吹者们一次次的谎言中。
同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是采用循环论证欺骗智商不高的人的诡辩术。本质上是一句的屁话。
什么是生存下来的生物？本来就是适应环境的生物。整句话完整表达就是适应环境的生物生存了下来。等于什么也没说明，只是自己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把自己要证明的结论，当成前提在使用，这种循环式诡辩术贯穿着整个进化论伪科学。
把适应下来的生物定义为适者，再用适者生存提出自己的理论。这就好比，射手先打了一枪，然后再根据弹孔位置画靶标，岂能不是百发百中的神射手。进化论就是这样一套不讲逻辑的无赖理论。
最后说一下，器官形成难题。同样进化论这套伪科学对此是一筹莫展。
我们对于科学理论，不能只下个结论就了事的。还要知道推演原理，和具体溯源细节的描述。这个过程不必一定符合事实，但一定要有。可惜的是进化论，只负责下结论，不负责向你说明具体细节。这不光是正翅膀形成的问题。还有鳃呼吸如何进化成肺呼吸的。你让它们解释解释看。它们除了掩耳盗铃以外，别无它技。
事实上自然选择说到底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力量。它只能在已有的性状基础上作出一些大的选择，淘汰到畸形和残次品或者不适应某些环境的性状。而当年达尔文就是以这种有限的事实。作了无限制的推论。认为自然选择具备有强大的创造能力。具有创造全新器官和演化新生物的而能。进而推论到了世界上所有生物都是由一个原初的细胞生物演化而来。而这两项至今未能找到证据支持。更要命的是，前者如果深入思考，一定会出现悖论。
现今进化论最尖端的学者，它们也只能靠脑补这种荒唐的结论。比如道金斯《盲目造表匠》中关于翅膀形成的解释。“一部分树栖爬行动物，经常需要快速攀爬有斜度的树干，在这个过程中骨骼与肌肉逐渐产生了相适应的变化，具备了在树与树之间华翔或短途飞翔的能力。”
这段话中有两个疑问，具备滑翔能力的前肢已经不是一个小的突变。它仍然要长期积累小突变形成。而这个功能没有实现前，它是不具备这个优势，自然选择也就不起作用了。
其二，动物生存的环境有很大的机动性（变动性）。一个爬行动物生下来，不可能一生只在树上攀爬，而当前肢慢慢成变有翅膀形 状这种过程中。这种增生的“半翅膀”非但不能飞行 ，反而对于前肢的关节屈伸产生障碍，就算不能严重阻碍前肢活动，也至少是一个附加的累赘。
从而使动物失去原有灵活的攀爬能力。而这个过程中恰恰是这类生物最难以生存时期，它们并不会被自然选择所保留。进化论就是建立这种荒唐的逻辑悖论上的结论。一但把问题深入描述细节。它的伪科学性是暴露无疑的。所以掩耳盗铃，是现代进化论者保护他们理论不至垮台的法宝。
进化论这套学说，在伪科学的道路上已经是没有回头路，一但信奉者们放下包袱，就是它宣告破产之时。它和中世纪的“地心说”一样。仅仅只是人类愚昧的产物。
其实，尽管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者往往认为，科学的知识是一种精确的、非个人的并通过遵循严格、明晰的规则来获取的知识体，它仅仅以观察数据为基础，而不涉及观察数据之外的任何假定实在，认知主体也不对知识作出任何贡献，研究者仅仅服从证据，这种证据也有能力促使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在同样程度上认同；相反，如果在科学的探究中渗入个人的想象、信念、判断或认知，那么就会因主观主义而损害知识。然而，既然科学体现为主体对（自然的或社会的）现象的认知，那么，它本身就必然包含了主体的经验和信念。例如，波兰尼就认为，科学的整个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它是关于实在的，所有的知识都依赖于个人的整合、判断和承诺行为，正是这些行为指向了真理以及我们所知东西的正确性；同时，由于知识中渗入了人的认知过程，是被个人所支持和认可的，因而必然是不精确的，科学只能部分地被系统阐述，根据研究者的个人判断而被运用、修整和补充。在波兰尼看来，基于数据的经验主义往往不能证实科学陈述的有效性，相反，科学的有效性往往以人们的感觉经验以及持有的某些信念为基础，这些信念包括（1）部分由一般的传统逐渐灌输给我们并被现代人深信不疑的，（2）部分被科学家作为科学传统的要素而接受，（3）部分作为个人预感而形成，或者（4）被认为是我们内心意识的指示。因此，现在主义方法论不能、也不应该带给我们它所承诺的那些东西，因为科学知识和其他个人知识没有太大的差异；相反，它只不过建立了“一种关于有效意义的堂.吉诃德式的标准，如果严格地执行这些标准，相当于我们自愿变成了低能儿”。
然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式逻辑的长足发展，逻辑学家们开始探究建立形式语言的可能性；在形式语言中，逻辑关系是精确的，日常语言的模糊性可以被清除掉，从而把语言中的“语法性质”和它的意义或者说“语义性质”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科学理论必须用逻辑学发展出的某种形式语言加以表述，从理论的公理出发，所有的定理在形式上都能以纯粹形式推导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逐渐从人文性学科向构建纯理论的方向发展，并经过边际革命的冲击而逐渐朝数理经济学转变。特别是，这种实证主义发展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那里，又进一步得到了“科学的”和“哲学的”强化；因为按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他所提出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凡是不能被证实或反过来被证伪的理论判断，均是非科学的，或言应该被归结为形而上学问题而被排除在“科学”之外。正是在这铺天盖地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浸染下，当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起这样一种“想出一个研究题目→做出几个假设→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得出结论→再进行理论推测或提出政策建议”的“科学论证逻辑”功夫来了.
显然，这种数理化倾向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界表现得尤其明显、突出，以至所有涉及规范性问题的研究——如思辨哲学、伦理学等——都被贴上了“玄学”（形而上学）的标签而被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所以，韦森就写道，“在当代经济学在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和繁盛发展的同时，也生了一些非常令人值得深思和反省的现象，那就是在唯科学主义的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致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言几乎所有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没有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论证和证明形式，任何经济学论文都会被蔑视为是‘非科学的’，是一种‘storyteller’，从而从事这类研究和以这种‘storyteller’形式写文章的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几乎不能发表出文章，不能出版书籍，进而不能继续保留大学的教职，更难能争得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机会”。
不过，尽管主流经济学很快就皈依了逻辑实证主义，但科学哲学领域的专家们也很快意识到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的复杂，如上面所述的波兰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尽管波兰尼的上述见解就来源于对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思索，但这一见解也早已为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如韦伯、凡勃伦、荣格、阿德勒、奈特、西蒙、豪斯曼、罗森伯格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人所阐述。例如，荣格就指出，“绝大多数自然科学都在企图纯客观化地表述它们的研究成果，似乎这些成果的得出毫无人的参与和观察，似乎在这些成果的产生过程中，人的精神——一种为科学研究所须臾不可缺少的因素——的合作可以视而不见”；再如，阿德勒强调，“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经历的事物，并不时抽象的，而是从人的角度来体验的。即便是最原始的精力，也受限于我们人类的看法。……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感受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事实上，正如豪斯曼指出的，“支持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看法的当代哲学家可谓廖若晨星。理论并不能以实证哲学家臆想的那种方式被形式化。而且，把理论首先看作是语法对象的看法，对于理论的创立和应用也并不恰当”。
逻辑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学领域之所以存在如此严重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任何社会现象的深入探究和人类行为的实质性探讨都需要涉及到人的动机和意图；进一步地，动机和意图也不是人类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根本因素，而是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就不是独立的，不但存在事物与认知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还存在着认知主体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因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现象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关系，其内在的规律也是内生演化的。例如，根据奈特就认为，动机或目标“不应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原因’。因为，如果用动机或目标来解释行为，那么它也应当被先前的事件或状态解释。而这意味着动机成为多余的了，行为完全可以由先前的事件来解释。动机不应当被视为自然事件。自然中的因果关系与人类行为的目标和手段之间最本质的不同，来源于待解释的问题所给予的事实的性质。如果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努力、意外以及更重要的——谬误，就几乎不可能提出什么关于人的真实问题”；为此，他强调，“为了解释人类行为，必须至少引入三个因素。典型的人类行为，部分可由自然因果律解释；部分可由意图或愿望解释，作为行为的绝对依据，它们是‘事实’，尽管不是自然事件或自然状态；部分可由对实现‘价值’的渴求来解释，它不能划归实际的欲望，因为这种渴求没有可以用文字描述的对象”。
显然，如果说波兰尼、荣格、阿德勒和奈特等人的认知能够适合于一般科学的话，那么，它将更为适合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一方面，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很少有人会否认，在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中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仅限于对问题和方法的选择，即社会学的解释在过去至少两三个世纪里没有挑战科学发现的‘客观真理性’。这种‘客观真理性’也许可以、甚至正在受到挑战，但不能只是根据命题提出者的社会地位来判别它的真伪，而只能从其他方面提出质疑。……即，逻辑性、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基本上和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无关，实际上也与历史变化无关……但社会科学则不具有这种优势。……对社会科学的发现不仅可以用质疑所有媒体的基础的方法进行质疑，而且可以质疑它们紧紧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经济学正是采用奈特所讲的上述第二种解释原则——实际的欲望——来解释实际问题，而这“也许是三种之中最为脆弱的。任何欲望的‘绝对性’都值得怀疑，我们怀疑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欲望，它的完成不需要改变意义和价值的系统”；实际上，也正如熊彼特指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自己的科学任务变化并不满意，而屈从于公共责任的要求和为国家、为时代服务的欲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个人的政见和政策主张——包括直至心灵追求的整个道德人格都带进了他们的工作”。
当然，尽管流行的观点往往把意识形态视为偏见的根源，认为它会“导致某些不正当行为，研究者会为了使事实或来自事实的推论符合某种理想或利益而不惜对它们进行歪曲”，但是，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这种不当行为和研究者展开论证的‘价值前提’或辩护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辩护并不意味着欺骗”；即使研究者的思想中存在先入之见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也）并不就是谎言，它们是以个人对它所见的所有事物的真实陈述”，更不要说，“每个其他的社会群体都（会）发展出一套保护性的意识形态，假如这些意识形态不是真诚的，那就什么也不是”。事实上，任何经济学的政策含义都不是像工程学结论的含义那样是客观的，相反，任何政策建议都是技术推演的结果与价值判断或偏好的结合；因此，经济学本身根本离不开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考虑，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立场和特定的价值信念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尽管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的，但是，一个具体社会关系的理性行为本身就受到其道德规范的限制，因而任何经济行为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会涉及到整个社会伦理的影响；例如，豪斯曼和麦克佛森就指出，“虽然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某类社会现象的‘实证’科学，经济学却是建立在理性的规范理论基础上的学问，且和政策制定有着特殊的关系”。
由此可见，经济学本身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一方面，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而不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因而主体对经济现象的认知也不是脱离自身的经验和感觉的，即经济学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是应用不可变更的原理，相反是试图对不合理的现状进行改造以促进人类社会更为良性地发展，从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身具有强烈的规范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之理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主观性和规范性：主观性体现了个体的私人知识和传承的社会习惯，规范性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关怀和立场视角；因此，经济学不但不能满足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那种科学标准，也根本达不到自然科学的“科学”高度。实际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客观和科学，但正如麦克洛斯基指出的，“经济学家很少遵循他们确立的方法论原则，很多冠冕堂皇的方法论并不是经济学家科学信念的基础”；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更宽泛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他们的真正的、日常的修辞方法，他们在头脑里和研讨室里论辩的方式，与官方的修辞学大为不同”。
也正是由于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特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它必须考虑人的主观因素。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模仿物理学和生物学而采用所谓最大化的极值策略，但是，正如罗森伯格指出的，“经济学家对极值理论的痴情，在经济学与物理学和进化论的反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要极值策略研究纲领在经济学领域内取得哪怕是一丁点儿它在别的领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济学家实际上就大有理由坚持这个研究纲领，但是，200年来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既没有产生如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那样的新发现，也没有产生像牛顿力学指导下的控制机械运动的机器那样的新技术。经济学家在其领域内也并未取得可以匹敌生物学对‘大进化’及其内在的适应和遗传机制的理解那样的深刻洞见。经济理论没有能够取得和其他领域内的极值理论的应用相媲美的成就。”同样，爱因斯坦也强调，“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其实，主流的实证经济学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并从19世纪的物理学中抽象出了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信条：（1）科学的目标在于预测与控制，（2）只有可观察的推论才能决定一个理论的真伪，（3）可观察性要求客观的、可重复的实验，（4）当且仅当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被证明是虚假时，这一理论才能被认为是假的，（5）应该珍视可观察性，主观的“观察”或内省不是知识，（6）开尔文（Kelvin）的箴言，当你不能用数字表达某事物时，你的知识还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7）把科学推理与非科学推理、实证的与规范的区分开来正是方法论的任务。但显然，这种“标准观点”只不过是逻辑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假说-演绎科学模型的大杂烩，因而只有很少的当代哲学家相信这些命题中的半数，而越来越多的主要的少数哲学家则根本不相信这些东西。事实上，尽管启蒙运动之后，西方自然科学界逐渐采用了笛卡尔和孔德等发展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路线，它认为“只有无可怀疑者才是真实的”，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也继承了笛卡尔式的怀疑原则；但是，自杜威、维特根斯坦对笛卡尔的怀疑主义研究纲领提出评判开始，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对这种狭隘纲领的反思已经席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图尔敏、费耶阿本德、罗蒂、波兰尼、佩雷尔曼等人。
不过，尽管“作为一种科学或经济学的方法论，现代主义可以说错误百出”，但是，自J.N.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以来，经过哈奇森、弗里德曼等人努力，经济学就逐渐被认为是一门研究“是什么”客观科学，而且，迄今为止实证主义的地位在经济学依然坚如磐石。究其原因在于，“尽管有些经济学家有哲学倾向，但经济学家阅读的专业哲学数量，大概就像哲学家阅读的专业经济学作出一样，深为有限。因此，毫不奇怪，现代主义衰落的消息并没有传到所有人的耳朵里”。而且，尽管已有由一些经济学流派如奥地利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都对实证主义作为经济学基础的某些部分作了批判，即使属于主流阵营的奈特也对开尔文的箴言评论说，“是的，而且当你能够用数字表达他时，你得知识仍是贫乏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依旧像有恋尸癖一样坚持实证主义，充满了对经济学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臆想。
当然，这种科学主义方法论与芝加哥学派具有密切关系，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的文章都为芝加哥学派定下了基调，而它的后继者们则作了更为极端的解释，并且随着芝加哥学派地位的提高而成为整个经济学的主流，这可以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数中以见一斑；所以，麦克洛斯基感慨地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一个在大多数方面让其他经济学家头痛不已的经济学流派，居然在官方方法论方面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弗里德曼方法论的一个弱化版本，居然成为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智力装备之一——对他们来说，弗里德曼式的论证几乎可以不经大脑，冲口而出”。芝加哥学派在中国当前学术界尤其受到青睐，因而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更是受到几无任何批判的选播和应用；正因如此，韦森感慨地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很少有时间去回顾并审视一下从近代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到孔德的原初实证论、再到卡尔纳普新实证主义的演变历史和潜在的问题，很少有人去花时间阅读从20世纪30年代的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到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到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再到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方面的哲学文献，更没有多少人去啃读从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这些早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到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大哲学家奎因和戴维森的深邃艰深的理论文献了”。
总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根本上体现在其强有力的思辨性上，逻辑实证主义希望把科学理论和“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分离开来也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这不仅是因为以实证主义方法处理理论与观察间的关系问题往往困难重重，而且因为任何理论的发展首先需要经受得起逻辑一致性的检验，譬如，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那个被任何客观差的事实支持吗？事实上，尽管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的客观性，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也没有任何不涉及价值观的和不以政策建议为目的的“科学”的理论建构；相反，只有存在一定的理念和价值观，才可以提出相对应的政策主张，因为任何政策都涉及到利益分配，都涉及到人类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因此，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一丝不苟地按照它（现代主义方法论）要求的去做，那就会狭隘到荒谬的程度。……如果经济学家（或物理学家）把它们局限在经济学（或物理学）的命题范围内，严格地按照现代主义的步骤行事，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了……现代主义承诺，知识应当是确定无疑的，独立于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的；其实，它带给我们的是一套科学家们的形而上学、道德律和个人信念，只不过改了名字叫做‘科学方法’而已”。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科学本身就不可是客观的，因而理论的发展往往都不是建立在结论被证实的精度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学派演变就证明了这一点。麦克洛斯基就指出，“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科学方法论规定的那套原则，经济学中就根本不会有凯恩斯革命这回事。直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凯恩斯主义的洞见仍然不能转化为统计命题来表述，然而这时大批的年轻经济学家已经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尽管在统计检验中屡战屡败，但流动性陷阱和投资的加速数模型仍然被当作科学的常规事实，进入了经济系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现在主义的方法论可以在1936年就把这一切结束掉：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客观的、可检验的、可控制的证据在哪儿呢？”同样，“如果按照现代主义的方法论行事，那么货币主义的反革命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尽管到了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方法论已经有力地影响了经济学家，特别是货币主义者，他们是最激烈地为现代主义辩护的。但是，实际上，货币主义的实验非常粗糙，著作又很冗长，但他们却因为这些取得了胜利……在这场（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争论中，货币主义真正说服人们的，完全在于他们书本的巨大篇幅——它包含了丰富而机智的论证，尽管多数论证都和主要论题无关”。特别是，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理论认为，理论越精致就越远离真实世界，那么，这种理论有什么意义吗？也正因如此，科兰德强调，在实证经济学和应用政策经济学之间应该有个清楚的界限，当我们把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具体社会实践时不能简单地利用实证分析的结果，而是要把“实证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转化成能够实现社会目标的真实世界的政策，并考虑到真实世界的制度因素，以及政策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