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美两国经济结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区别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美国一直是QE2，宽松的货币政策，自格林斯潘到现在一直是。而财政政策每年有些许变化，你自己去查阅资料

2比较中美我看没有这个必要，首先中国的货币政策或多或者受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美国宽松就会印钞票，而中国就要买国债，进而中国也是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2008金融危机以来，中美都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比较没什么意思啊，那个白痴会让你比较这个。。

从国家利益出发，协调中美货币政策，需要超越货币政策，全面审视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全过程需要超越对GDP的崇拜，从国家财富增长目标出发，促进出口适度增长和出口结构调整。100年前美国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经济，2010年美国多方利益集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以巨大压力。2015年美元强势回归，大批资金撤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政策?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一个大问题。

美国货币政策不仅曾经影响了中国经济，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0年前后。“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中国上海股市崩盘。而由于中国股市中特有的官商勾结、官场争斗、制度糜烂等诸多要素，这场单纯的市场危机不但危害程度被无限放大，而且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违规入市且损失惨重的川汉铁路陷入资金困境，并且就损失款的补偿问题与中央持续发生矛盾，引爆了‘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人为地抬高银价，使世界银价大大高于中国国内银价。如果从中国装运白银到伦敦或纽约市场出售，所获的利润非常可观。国内白银纷纷外流，冲击了当时中国货币制度――银本位制，而且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3]，并直接导致中国银本位制的崩溃。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吴丽丽认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PPI持续走高，最终造成中国财富流失。

从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汇率、利率和流动性等角度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使中国贸易顺差增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投机趋利性资金流入、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上升、通胀压力增大。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汇率及名义利率均没有显著影响，却对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和中外利差影响显著。张曙光测度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函数和进出口函数及其汇率弹性，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引起出口贸易数量减少，但在几个季度以后，升值的影响近于消失，认为长期内人民币升值不会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状况。李增来和梁东黎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进口、出口、净出口和总产出的动态影响。其贡献在于利用方差分解，将政策冲击分解为长短期两个方面，不过未考虑影响机制，也未考虑汇率、利率在其中的影响作用。王朝晖从资产证券化、居民融资渠道的变化、金融合并等因素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可见，因为金融创新，与M1、M2比较，M3能更好地反映美国货币供应量。宾建成等研究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中国短期资本大量流入。该文选择美国货币供应量M1、中国与美国利差等变量，讨论其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入额的影响。不过M1作为美国货币政策的代表指标失之偏颇。刘锐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中国贸易顺差和GDP，使中国通胀压力增大，对中国外汇储备固定收益资产有重大影响。不过，该文局限于理论论述，缺少实证分析。张作云认为，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此外，在如何应对美国货币政策问题上，余云辉[12]指出，在中美货币政策较量中，应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握发展经济的主动权和制定政策的主导权。中国货币政策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围绕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把国内利率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之一，把汇率政策作为保卫中国经济成果、保卫中国经济版图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汇率政策应该服务于利率政策、为实施正确的利率政策让路，不应该让汇率政策约束利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实施自主的货币政策，迫使美国调整自身货币政策，形成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环境。余力[13]认为，“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问题，美国主流学界也心知肚明，中国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些判断立意新颖，却未被实证检验。总之，研究人员多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对某一方面的影响，很少讨论影响机制，即使偶有讨论也缺少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M3作为美国货币政策指标，在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物价和进出口基础上，讨论其作用机制，包括汇率、利率在该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并检验了开放转型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要素管制传导媒介假设，即在改革开放和国内要素价格管制条件下，美国扩张货币政策导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扩张，最终促使国内利率、物价上涨及进出口增长。

如何减小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本身蕴含着政府希望实现怎样的调控目标。目标有两种：一是GDP增长二是财富增长。对转型国家来说，在全球化历史条件下，要素价格管制加大了GDP与国民财富增长之间的非一致型。在开放环境下，过低的要素价格和过快的出口甚至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调控目标的选择将直接决定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以GDP为根本目标，中国的政策非常成功。美元贬值引起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价格过快上涨、PPI和CPI长期偏离、出口高速增长及GDP增长。不过在此过程中，中国资源被最大化利用，高耗能和资源型产业持续扩张，中国经济结构不断恶化，中美经济失衡继续扩大，在美国等国家反倾销过程中，中国在国际利润中分配的份额越来越少，甚至是财富流失。只要美国继续实施美元贬值战略，这个循环将持续下去，中国继续以占全世界较少的资源满足更多的外部需求，直到资源枯竭如果以国家财富增长为目标，而非单纯地追求GDP增长，则出口贸易应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博弈。将财富增长作为经济调控根本目标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出口产业，更应如此。面对强劲的外部需求，中国需要主动采取措施抑制部分行业出口过快增长。

白宫消息，当地时间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逾2万亿规模基础设施计划。 周三美股收盘走势分化，道指跌0.26%，纳指涨1.54%，标普500指数涨0.36%。美股大型 科技 股集体上涨，苹果涨1.88%，亚马逊涨1.27%，奈飞涨1.61%，谷歌涨0.78%，Facebook涨2.27%，微软涨1.69%。

美国经济或升温

工业股和材料股或成基建法案最大受益者

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周三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计划不仅能够打破美国过去20年里“低增长、低通胀”的大环境，还能让美国经济恢复到一个更正常的状态。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我们处于一个不平衡的陷阱。” 斯蒂格利茨说，“不平衡意味着人们没有需求，需求缺乏意味着我们不去投资，我们一直处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循环中。所以，我很乐观，这（基建计划）将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强劲增长的新时期。”

自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处于约2%的增长区间，经济学家也总在讨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是否因为美国国债不断增加、经济不平衡一再加剧、投资减少或其他可逆转因素，还是因为美国的老龄化和自然因素。

斯蒂格利茨表示，如果拜登的基建计划被签署成为法律，美国经济会因此升温。

此外，分析师们认为，工业股和材料股可能是基建法案的最大受益者，还有美国小型股，这些股的销售与美国资本支出周期高度相关。

具体到个股来看，策略师们对1986年以来标普500指数成份股公司进行了筛选，以找出对美国私人非住宅固定投资组成部分销售增长最敏感的公司。

对于非住宅固定投资敏感度最高的公司包括：能源基础设施公司金德摩根、油田设备运营商NOV以及医疗地产投资信托芬塔公司等；对于技术设备投资敏感度最高的是制药公司因塞特医疗、微芯片设备制造商拉姆研究、电力公司中点能源等。

此外，对知识产权投资敏感度最高的是网络服务提供商阿卡迈技术、 旅游 服务提供商Booking、互联网零售商亚马逊以及网络设备制造商瞻博网络等。

对中国货币政策影响有限

这个行业或将受益

业内人士曾经对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做出过判断，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对于中国来说，美元放水，一方面将影响到汇率；另一方面，市场资金会更加青睐中国稳定的市场，导致国际热钱涌入中国。

不过，中泰证券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陈兴此前对媒体分析称，在本轮经济复苏中，中国货币政策调整和利率走势都领先美国。加上我国美元储备充足，美国各项政策对我国影响有限。

此外，在近期，部分新兴市场为了抵御通货膨胀的压力宣布加息。市场中部分观点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加息引发市场对于中国央行可能跟随加息的担忧。

而交通银行投研团队撰文指出，当前中国加息的可能性不大。该团队指出，一方面，当前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但核心CPI显示国内需求仍然偏弱，猪周期也进入下行阶段，PPI向CPI的传导链条可能并不顺畅，中国内生型通胀压力无需过度担忧。今年央行也明确表示目前不存在持续通胀的压力，货币政策大幅收紧的概率不大。

另一方面，中美利差仍处于较高水平，中国资本外流压力相对有限。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保持 健康 、经济结构逐渐优化、金融开放稳步推进，中国市场对全球资本仍有较强吸引力。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以下简称建行金融市场部）官微在北京时间4月1日上午点评时指出，拜登的基建计划或许将在国会遭受挑战。

建行金融市场部认为，如果拜登的基础设施法案获得通过，加之美国地产目前仍处上升周期的实际情况。那么，未来或将出现低库存、高房价、高景气度将继续刺激开工，相应美国进口需求结构或从行业中下游向中上游转移，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行业及主要出口国或迎来连锁利好。

该部门相关分析师表示，我国钢铁企业也很可能因此受益。

美国钢铁协会数据显示，截至3月中旬，全美钢铁产量1787万吨，同比下滑6.8%，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钢铁产量占全球超50%，国际竞争优势明显，有望“分得一杯羹”。考虑到海外消费品库存偏低、疫苗采购需求、全球制造业复苏，海外供给缺口仍会继续支撑中国出口进而支撑生产。

考虑到美国基建刺激、大规模财政刺激新增的需求对我们出口的正拉动，我国出口基础仍相对稳固。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通胀虽然目前还在相对低位，但产能利用率、库存等数据表明，国内供需已处于紧平衡。而近期各地、各企业迅速推进的“碳达峰”目标，必然会导致今年钢铁、水泥、煤炭等产量削减（短期内，技术水平提升有限，控制碳排放的主要途径或仍为控制产量），届时输入型通胀和国内减排减产的叠加，或对中国乃至全球通胀水平产生新的关键性影响。

（综合华夏时报、21财闻汇、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交通银行投研团队等）

富贵整理

5月26日，央行官网发布央行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就重点问题接受《金融时报》《中国金融》记者采访全文。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采访内容释放六大政策信号：

经济数据转好

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的安排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使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8%，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有待加大。

易纲认为，目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常态，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4月份制造业PMI为50.8，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上方。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易纲称。

易纲表示，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根据央行数据，去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98.65万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5个和0.6个百分点；同期社融增速为10.7%。业界有时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宏观杠杆率。考虑到今年名义GDP增速低于去年，而M2和GDP增速目标高于去年，宏观杠杆率会阶段性上升。

五方面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

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市场高度关注这一工具的具体内容。

易纲解读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包括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信用债融资方面，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公司信用债净融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PPN）净融资规模2.2万亿，今年增加1万亿的目标意味着净融资规模将达到3.2万亿。今年市场利率下行，债券发行利率也走低，增加信用债融资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根据Wind数据，2019年全年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048亿，其发行主体主要是地方城商行、农商行。易纲提出的目标相比去年增加了1000亿。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

金融风险关注银行风险，疫情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2019）》披露了时间表：2018年边制订攻坚战行动方案，边落实各项工作举措，已实现良好开局；2019年承上启下，全面、纵深推进各项任务部署；2020年是攻坚战收官之年，力争从基本完成风险治标逐步向治本过渡，完成攻坚战的既定任务。

易纲认为，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在各类风险中，易纲重点关注银行风险。易纲表示，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具体来看，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态势，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弱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第一季度，城商行利润同比下降1.2%，农商行利润同比仅增长1.9%，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7%和9.4%。

资本充足率方面，第一季度，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同比仅上升0.01个百分点，农商行资本充足率更是同比下降0.16个百分点，而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则分别同比上升0.47个百分点和0.6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比例同比分别上升0.57个百分点和0.0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下降0.07个百分点。

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下降较快。第一季度，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同比分别下降29.37个百分点和6.74个百分点，而股份制银行则上升了7.71个百分点。

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19年8月，央行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后LPR参考MLF，贷款利率则锚定LPR——央行的政策利率能直接传导至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于2020年3月1日如期启动，并将于今年8月完成。

目前来看，货币政策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明显增强。央行数据显示，4月的1年期LPR品种报3.85%，相比改革前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46BP；5年期以上LPR品种报4.65%，相比改革前下降了25BP。企业贷款利率降幅更大，2020年3月，一般贷款利率为5.48%，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下降了62BP。

易纲认为，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

易纲指出，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数字人民币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易纲介绍，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他表示，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

易纲表示，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这一目标增速相比去年提高10个百分点。不过，去年普惠小微贷款任务超额完成。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五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6万亿元，相比上年末增长53.1%。

一直以来，大量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结就在于缺乏足够的抵质押物。而信用贷款不需要企业提供完全担保，银行凭着对企业经营状况和信誉的了解发放贷款，能够帮助诚信经营的企业快速获得融资支持。

2020年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4万亿元，其中，信用贷款占15.4%，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信用贷款业务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以下为央行网站披露的专访全文：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冲击，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您怎么看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

易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一次大流行病，已经影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人数超过540万，并仍在扩散。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失业人数大幅增长。特别是二季度，各国抗疫采取的“大停摆”措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集中体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认为，二季度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将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经济收缩强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的大萧条。全球金融市场在前期巨幅震荡后有所缓和，但基本面因素持续严峻，风险并未消除。

2020年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重大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投资、消费、出口都是两位数负增长，部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

尽管境外疫情形势及其影响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内需市场广阔，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记者：为应对疫情冲击，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了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在金融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前看效果如何？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主要考虑是什么？

易纲：为对冲疫情影响，2月1日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迅速出台了30条金融支持政策措施，加大总量逆周期调节，创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疫情暴发以来实施的对冲政策累计达5.9万亿元，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总量上，我们通过3次降准、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等，超预期投放流动性，坚定支持我国金融市场在春节后2月3日如期开市，坚决稳定金融市场信心。

价格上，我们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行，并启动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结构上，我们根据疫情形势，精准施策，积极运用3000亿元专项优惠再贷款、1.5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6000亿元新增政策性银行贷款额度，优先支持疫情防控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等。

政策配合上，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对于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提供财政贴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还本付息期限，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这些综合举措，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在大部分经济指标下滑的情况下，货币信贷逆势增长。1-4月人民币贷款新增8.8万亿元，同比多增近2万亿元，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分别为11.1%和12%，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体现了有力的逆周期调节。今年以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量增、价降、面扩”。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5.1%，增速比上年末高2个百分点。4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为5.24%，比上年12月下降0.77个百分点。4月末在金融机构有贷款余额的中小微企业超过2800万户。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

记者：当前，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凸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请问央行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有哪些举措？

易纲：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化、精准化，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链条，提高企业融资的“直达性”。

一是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重要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防疫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也就是支持保供。截至5月23日，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已支持银行向7000多家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款近2800亿元，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5%。专项再贷款是特事特办、特事快办，在抗疫保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放之前有严格流程，发放之中有台账制度，发放之后有审计部门的核查，对违规发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确保了专款专用。

二是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1.5万亿元，加大对有序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并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住宿餐饮、交通运输行业的小微企业提供普惠性融资支持。截至5月21日，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专项额度支持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含贴现）共4720亿元，共支持企业（含农户）57万户。专用额度政策设计是市场化的普惠金融机制，兼顾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中小银行的保本运营，对银企双方都是可持续的。

三是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截至4月30日，金融机构已对超过1.2万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实行了延期。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加大货币政策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支持针对性和精准度：

一是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即对于2020年底前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2020年底前存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应付利息，还本付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实行应延尽延。

二是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实施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方案，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信用贷款占比。

三是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提高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放大倍数，扩大融资担保规模，弱化盈利考核要求，降低担保费率和反担保要求。鼓励地方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小微企业应急转贷、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

四是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支持小微企业。支持金融机构2020年发行小微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专门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五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对复工复产核心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带动产业链恢复运转。推动及时支付条例加快落地，加大核心企业账款清欠。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督促核心企业账款确权，推动应收账款更多使用权责清晰的商业汇票。

记者：今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经过两年多的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哪些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加大中国金融体系风险，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有哪些防范措施？

易纲：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金融委具体要求，金融部门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积极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有效治理，重点高风险金融集团平稳有序处置，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等涉众金融风险得到全面治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制度建设有力推进，有效应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总体看，目前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金融业总体平稳健康发展。

但是，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造成一定下迁压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需引起关注。2020年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0亿元，主要源于银行业资产规模扩张和管理成本收入比的下降。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

同时，若国际疫情形势长期化，全球经济增长受损日益严重，境外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仍会蔓延，对我国市场造成冲击，并给我国国际收支和跨境资本流动带来不确定性。

下一步，我们会在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把握好抗击疫情、恢复经济和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妥推进各项风险化解任务。支持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中，人民银行将认真履行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职责，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处理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关系，突出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最后贷款人的责任。一旦出现重大金融风险，相关股东和债权人应依法承担相应损失，严厉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违法违规、失职渎职等行为。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一步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利率是最重要的金融要素价格，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目标是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人民银行已经分别于2013年7月和2015年10月放开贷款和存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人民银行启动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LPR与市场资金供求相关性明显增强。比如，2020年5月发布的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85%和4.65%，自去年8月改革以来分别累计下降0.4个和0.2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市场资金供求变化。

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明显增强。2020年5月中旬，新发放贷款中，利率低于原贷款基准利率0.9倍的占比为35.3%，是LPR改革前的近4倍，贷款利率的隐性下限已被打破。

三是有效促进了贷款实际利率的降低。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

四是LPR改革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贷款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发放贷款收益降低，为了保持和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负债成本，高息揽储动力随之下降。实际上，银行存款利率已出现一定变化，部分银行主动下调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类存款产品利率也有所下行。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LPR改革，疏通货币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渠道，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基准转换。

记者：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近年来金融部门坚定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开放举措的落地情况如何？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影响中国对外开放的节奏和步伐？今年在金融开放领域还有哪些新举措？

易纲：近年来，金融部门集中宣布了40多条对内对外自主开放措施。目前，这些措施落地进展良好，绝大多数措施已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落地。

一是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限制不断放宽。

二是企业征信、评级、支付等领域已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配套的会计、税收和交易制度不断完善。

三是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近期，万事达卡进入银行卡清算市场的筹备申请已获批，惠誉成为继标普之后第二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评级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实现对其在华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贝莱德、路博迈等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这些开放措施着眼于提供开放、包容、充分竞争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部门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风险防范，推动金融监管的能力、强度与金融对外开放相互适应、齐头并进。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内对外自主开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落实好近年来宣布的金融开放措施，确保各项措施全部切实落地，吸引更多外资和民营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推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设定统一的准入标准，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

三是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尊重契约，保护产权，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机制，将更多的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强化竞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四是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记者：中国央行很早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并且已经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大意义是什么？目前测试工作进展如何？预计何时能够正式发行？

易纲：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应用，有利于高效地满足公众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对法定货币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伪水平，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加快发展。

人民银行较早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工作。2014年，成立专门团队，开始对数字货币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专项研究。2017年末，经批准，人民银行组织部分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和有关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的研发。DC/EP在坚持双层运营、现金（M0）替代、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了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

目前，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创新、实用原则，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检验理论可靠性、系统稳定性、功能可用性、流程便捷性、场景适用性和风险可控性。

但目前的试点测试，还只是研发过程中的常规性工作，并不意味数字人民币正式落地发行，何时正式推出尚没有时间表。

记者：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央行在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持续做好“三农”方面的金融服务，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易纲：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金融扶贫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金融支持与风险防范相结合，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组织、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抓好金融扶贫政策落实落细，强化扶贫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加大“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得性。

二是加大产业扶贫金融支持力度，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和发展扶贫产业，推动金融支持与产业扶贫融合发展，加大对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金融支持。

三是促进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加强贫困地区信贷资产质量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的监测，及时提示预警，防止出现“因贷致贫”。

四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支付、征信等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巩固提升贫困地区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五是做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升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能力，系统总结宣传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成效，开展2020年后续政策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央行一般性稳健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促进金融平稳运行和经济增长的需要，避免通货膨胀压力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巩固宏观调控的效果，努力避免大起大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货币政策作用或传导过程包括经济变量传导和机构传导。经济变量传导的主线是：货币政策工具____货币政策标的____最终目标；机构传导的体状况是：中央银行____金融机构（金融市场）____投资者（消费者）____国民收入。这两条链条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即中央银行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调节各金融机构的超额储备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数量、利率、政策等），进而控制全社会货币供应量，使企业和个人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整个国民收入也随之变动。

中美两国实行的新货币政策是“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共同背景是金融危机

币政策（monetary policy，金融政策）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用量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

货币政策的实质是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情况而采取紧、松等不同的政策，达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等目的。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将09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预期修正至1.8万亿美，美元指数再次暴跌，从三月四日的高点89下跌到昨天的83，在三大类资产中，货币量增价跌，再次引发了商品价格上升和股指上升。特别以美元结算的半虚拟资产石油和黄金持续上升。整体中国资产在世界资产板块中，还不能被认为是“绩优股”，只能是新兴市场板块,所以美元的价格对中国资产价格特别是对人民币的价格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追加美元市场投放的时候，美元指数会跟随下跌。虽然我一再反对增加债务规模和扩大赤字来对付经济危机，但是货币控制者有这个权利，并且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制定货币政策，我不同意他们但是完全理解他们。这牵涉到一个问题，是先改革还是先补充信贷投放和货币量（救市），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有相似的问题。

人民币政策的选择问题，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持续收窄，出口持续萎缩，同时外国投资者在退出这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现象，面对这样的局面，怎样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中国是有利的？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考虑到至少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人民币汇率下降会给中国出口带来多大的好处？能带来多少顺差，2月份的贸易顺差收窄至48亿美元，而此前的3个月顺差每月都在400亿上下。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9年几乎肯定会出现5年来首次下滑。由于贸易和投资流已经大幅逆转。要想使中国相对其他出口竞争对手获得竞争力，人民币需要大幅贬值。例如，自7月份以来，人民币较韩圆上涨33%，较新加坡元上涨12%。这使得中国出口的竞争力相对减弱，并促使中国进口有所增加，因此对其他经济体带来一些支撑。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元增加货币量的速度与人民币增加货币量的速度比会影响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简单地说就是如果美元货币供应量的速度大于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的速度，那么美元相对与人民币就是看跌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综合国力不能超过美国，中国持续购买美国国债是不得已的选择，不是经济利益问题，而是维护现有战略格局稳定的问题。美国政府一直声称，人民币汇率太低，抵制中国的商品输出，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又大量向市场注入美元，以稳定美国的金融系统，这让中国两难选择。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9-20 16:42 美国、日本、欧元区（目前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奥地利、芬兰和希腊12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而中国将在1-2年内（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四个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分别是美国联邦储备体系（Fed）、日本银行（BOJ）、欧洲中央银行（ECB）和中国人民银行（PBC）。美国、日本、欧元区这三大经济体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方式基本一致，但由于各国发展历史的差异和文化习惯，在货币政策操作策略方法上仍有一些差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地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在货币政策操作策略方法上仍与上述三个经济体有许多差异。当然货币操作策略上的差异并不反映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但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操作策略的现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策略的发展趋势。

货币政策操作和中间目标

存款机构的准备金余额和短期市场利率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操作目标。从市场机制的角度讲，短期市场利率更容易量化，信号作用也更加明确。日本、美国和欧元区中央银行都有明确或比较明确的政策操作目标水平；虽然也关注长期利率、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等中间目标，但没有明确的目标范围。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并没有明确操作目标的具体水平，但却有比较明确的中间目标范围。短期市场利率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隔夜利率，日本称为活期贷款利率（call rate）；美国称为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欧元区称为隔夜借款平均利率（EONIA）；中国的隔夜借款利率是同业拆借利率（CHIBOR）中的一种。人们一般也将这种市场隔夜利率称为银行间利率，但市场参与者并不一定都是银行，也有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一些大公司。

日本银行设立明确的隔夜市场利率水平，称为目标利率。在一般情况下，日本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目标是保持活期贷款利率在每周一确定的目标利率范围内。2001年3月起，日本银行开始采取新的操作方法，将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活期存款余额（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作为操作目标，而不是活期借款利率。开始时目标确定不超过5万亿日元，以后增加到6万亿日元，远远高于准备金水平（大约为4万亿日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改变，是因为日本连续多年的零或负的物价上涨，零利率政策已经很难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但是日本银行宣称，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幅度超过0%后，将恢复原有做法。无论是利率还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活期存款余额，目标水平都在每周一次的会议后公布。

美国中央银行也设立明确的隔夜银行间利率目标水平。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每次会议后宣布联邦基金利率的水平。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目标就是最近一次会议确定的利率水平。

欧洲中央银行不宣布一个明确的操作目标，而是通过常规性再融资操作来体现政策立场。一般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是通过常规性再融资操作来体现政策立场。这种再融资操作有时是固定利率，这时适用利率就是政策信号；有时是可变利率招标，这时最低投标利率就是政策信号。

中国人民银行不公布明确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水平，但一般在年初公布当年货币供应量（中间目标）各项指标的增长范围，主要是控制货币供应量指标M2。另外，虽然不公布汇率目标，但1997年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稳定在1∶8.27的水平，因此实际上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汇率。人民银行没有明确的短期利率目标，这是因为中国的存贷款利率还没有市场化，所以同业市场利率并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

准备金制度

货币政策的操作都会直接影响存款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余额，进而影响利率水平和信贷数量，而在中央银行存款余额的大小又与准备金制度直接相关。存款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余额与存款准备金的概念接近，但不完全相同。准备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规上概念，有些国家规定库存现金也可以作为准备金；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主要是为了满足准备金的最低规定和本机构的支付和结算方面需求，但一般情况下准备金的主要构成是在中央银行的存款。

在欧元区和美国，受存款准备金规定约束的主要是存款机构；而日本规定，货币市场上活跃的金融机构都要在中央银行开设存款账户和缴纳准备金，包括证券公司、证券融资公司和货币市场交易商；中国受存款准备金约束的是存款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信用社。

四个经济体都对存款机构实行最低准备金规定。日本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规定，准备金仅指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美国的准备金包括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和存款机构的库存现金。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准备金仅指存款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存款。同时人民银行还规定，存款机构还应当另外保持存款比率5-7%的备付金。备付金包括在人民银行的超过准备金的存款、存款机构的库存现金和在其他银行的活期存款。

存款机构在中央银行的透支制度是与准备金制度相关的一种制度。日本、美国和欧元区中央银行对存款机构的透支采取不同的政策。欧元区由各国中央银行负责管理存款机构的透支行为。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日透支不受限制，只要在相关中央银行保有足够抵押品；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提供一日（当天）贷款，不收利息；三是上述两种情况以外的透支，在营业日结束时，均自动转为使用欧元系统的边际贷款便利（有息）。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允许存款机构有日透支，但有限额。有证券抵押的透支不受限额限制。中央银行对日透支收取27个基本点的费用。对营业日结束时的透支实行罚息，利率为当日联邦基金利率加4个百分点。大银行一般可以通过贴现窗口借款来避免营业日结束时的透支。

日本银行提供一日（当天）透支贷款，不收利息，但要有事先存放在日本银行的合格抵押品。每个营业日结束时，对透支余额要实行罚息，利率是官方贴现利率上加6个百分点。但在实践中，多数主要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补充贷款便利从日本银行获得贷款，利率为官方贴现利率。这种补充贷款便利非常类似于欧元系统的边际贷款便利。

中国人民银行不实行一日（当天）透支制度，对一日以上的透支实行高达18%的固定利率罚息。

影响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主要自发因素

这些自发因素是指不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控制内的影响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因素。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的目的主要就是中和（sterilize）或调节这些自发因素的影响，保证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平稳。中央银行要预测这些因素的未来变化，以便及时和适度地中和这些因素变化对存款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余额的影响。对日本银行、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来说，影响最大的自发因素是季节性因素造成的现金发行和政府部门的财政收支。

对中国人民银行来说，除了上述两个季节性因素外，近年来最重要的自发因素就是商业银行在结售汇业务结束后与中央银行发生的外汇买卖。自1994年中国实行市场和官方汇率并轨以及结售汇制度以来，由于市场上结汇一直大于售汇，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所以人民银行一直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外汇和出售人民币，近年来人民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就是在外汇市场上的购汇，而在公开市场上的操作主要目标是中和在外汇市场上的操作结果。

公开市场操作方法

公开市场操作是四个经济体的最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家中央银行的差异主要在票据品种和操作频度方面。

日本银行每天在公开市场上操作一次以上。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日本银行使用短期政府证券、商业票据、长期政府债券；另外日本银行也使用自己发行的债务工具。短期资金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回购政府短期证券，长期资金供给主要是购买政府长期债券。所有的操作都通过美国式招标（多个成交价格）进行。在日本的银行间市场每天开市后不久，日本银行就宣布当天操作数量。拍卖结束后会立即公布结果。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每天在公开市场上操作一次。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是财政部证券、政府机构（如联邦住房贷款银行、联邦贷款协会等）债券和政府支持机构的证券等。所有交易都使用美国式招标。增加长期货币供给的方法是在二级市场上购入财政部证券。

欧洲中央银行基本上只使用定期再融资操作，每周进行一次，期限一般为两周或三个月，后者的目标是提供长期资金。2000年6月以前，再融资操作都是通过固定利率招标方式；自2000年6月起，改为可变利率招标，采用多价格的美国式拍卖。招标时公布的最低投标利率就反映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立场。此外欧洲中央银行也实行微调式的操作，如外汇调期、购买或出售定期存款等。

中国的公开市场操作实际上分为外汇市场和人民币市场两部分，操作频度和方法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外汇买卖。而在人民币市场上，人民银行是每周（星期二）进行一次操作（2003年第二季度开始试行每周二次操作），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专场操作。自1997年年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1∶8.27左右，市场汇率波动幅度不超过1个基本点。所以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投放与回收几乎没有任何弹性。在外汇市场上，人民银行采取简单的买入或卖出方式。在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中，人民银行采取招标的方式，包括利率招标和数量招标。所谓数量招标是中国的特色，是指在价格或利率固定情况下，最后中标数量按照投标数量等比例分配。

可使用的融资便利

可使用的融资便利（financing facilities）是与存款机构在中央银行的透支和市场利率密切相关的融资制度性安排，具体指存款机构是否可以方便地和以适当利率从中央银行得到借款和存款。2001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引入了补充贷款便利。这种贷款便利需要有合格抵押品，利率为官方贴现率，期限一般为隔夜，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由于官方贴现利率比隔夜活期贷款利率高，所以官方贴现率是隔夜活期贷款利率的上限。贷款申请人必须在日本银行的资金清算系统关闭前30分钟提出申请。此外，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日本银行也根据自己的判断提供其他贷款。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根据自己的判断提供贴现贷款，但借款人必须有合理解释的原因，而且必须首先通过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多数贴现贷款是隔夜贷款。此外联邦储备体系还提供其他长期和特殊原因的贷款。

欧元区中央银行有边际贷款便利和存款便利。使用边际贷款便利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每天结束时，在中央银行的所有当日借款余额自动被视为是申请边际贷款便利。二是交易对手也可以主动向所在国中央银行申请使用边际贷款便利。原则上所有缴纳存款准备金的信贷机构都可以申请贷款。适用利率一般高于再融资最低投标利率1个百分点。由于这种信贷是隔夜的，所以边际贷款利率实际上成为隔夜利率的上限。欧元区内的各国中央银行具体负责本国境内机构的边际贷款便利的操作。欧洲中央银行的理事会（Governing Council）制定统一的规则。交易对手可以使用存款便利来进行隔夜存款。一般情况下存款利率成为市场隔夜利率的下限，目前比再融资最低投标利率低1个百分点。办理隔夜存款便利要提出申请。

人民银行目前还没有相对简便的融资便利。票据贴现和再贷款的手续比较复杂。

合格的抵押品

中央银行的所有市场操作和大部分融资便利都必须有抵押品，合格抵押品的基本特征是可上市交易和流动性强。由于涉及国家和机构数量多，所以欧元系统的抵押品范围最广，但在所有四个经济体中绝大部分合格抵押品都是政府证券。其他抵押品还有政策性机构的金融债券和合格商业票据等，如日本开发银行的长期金融债券，美国联邦全国抵押协会（Fannie Mae）和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公司（Freddie Mac）发行的长期债券。另外日本银行和人民银行还使用自己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即中央银行的负债凭证。中国公开市场交易的抵押品主要是国债、政策性银行的金融债券。由于我国国债市场分为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两个各自独立的市场，另外还相当一部分国债是不上市交易的凭证式，所以在银行间市场上国债数量和品种都无法满足交易的需要。因此我国银行间市场上政策性银行的金融债券的交易量占相当大比重。为了丰富交易品种（主要是增加短期交易工具）和解决中央银行持有债券不足（无法进行正回购交易）的矛盾，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发行了几期中央银行票据。

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市场和交易对手

日本银行无抵押品的隔夜贷款市场参与者是城市商业银行，是主要借款人；地方商业银行主要是贷款人。另外的市场是有抵押品的市场和欧元-日元市场。由于外生因素很多和单个市场缺乏足够的流动性，所以日本银行在几个市场上实施货币政策。但最主要的市场是短期政府债券市场、回购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政策市场有无抵押的联邦基金市场，主要参与者是大银行；另外一个关系密切的市场是欧洲美元市场，这个市场也是无抵押品的隔夜交易市场，主要是为了离岸金融机构之间的清算。境内回购市场是另一个重要市场。多数公开市场交易在回购市场上办理，所以回购市场是主要的政策实施市场。这一市场上的最大的贷款人包括互助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和市政府。最大的借款人是政府证券的交易商。银行也可以参加这一市场，但抵押品的规定限制了它们的参与程度。市场交易量每天约为6000亿美元。

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市场主要是再融资贷款市场，另外也关注无抵押品交易的隔夜市场，因为欧元系统的两项信贷便利的利率是隔夜利率的上下限。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市场是本币与外币交易的外汇市场和人民币银行间市场。由于人民银行目前在本币与外币交易市场上的买卖是被动的，所以人民银行在人民币回购市场上的操作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中和外汇市场上交易的结果。因此这两个市场对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同样重要，密不可分。人民币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交易量增长非常迅速，从1997年的约300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万亿元，说明这个市场的流动性越来越强。

交易对手指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时的对手方。能够成为中央银行交易对手的机构一般要具备一定资格。最宽松的资格是缴纳存款准备金的机构，自动成为交易对手；比较严格的资格是要达到较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并经过中央银行审核批准才能成为交易对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和日本银行的交易对手不超过100个。欧元区有7500家信贷机构可以参加操作和各种便利，但一般只有600多家机构参加。人民银行的交易对手在不同市场上不完全相同。

日本银行的交易对手包括银行、证券公司、证券财务公司和货币市场经纪商，所有这些机构都必须在日本银行开设账户。其他条件是要参加日本银行的清算系统，满足某种信用标准，而且必须是货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根据交易种类的不同，交易对手的数量会有差异，从30家到50家不等。根据公开的程序，日本银行对这些机构每年审核一次。在交易过程中，这些机构要积极报价，及时清算和向日本银行提供市场信息等。

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公开市场交易的对手非常确定，称为主交易商（primary dealers），目前约25家。主交易商必须是相关监管机构认为优秀的商业银行，或注册证券交易商，必须满足最低资本监管规定。符合主交易商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申请成为交易对手。

在欧元系统中，所有交纳准备金的机构原则上都是交易对手，但仍要满足其他一些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金融机构必须稳健，满足所在国监管机构的标准和中央银行的操作标准。目前大约有7000家机构缴纳准备金；其中有3000多家机构可以使用信贷便利；2500家机构可以参加公开市场操作。约200家机构可以参加其他中央银行的微调性货币政策操作。

在外汇市场上，人民银行的交易对手可以是所有有资格办理结售汇业务的银行或信用社（数量超过300家）；但实际上主要限于几家大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公开市场上的交易对手被称为一级交易商。截至2002年年底，一级交易商共有40家。这40家一级交易商是全国性商业银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少数信用社，其资格要经过人民银行的审核和批准。

几点结论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如下几个初步结论：

一是所有四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实施都以市场机制为主，具体讲是从公开市场操作方式为主，以招投标方式为主。日本、美国的货币政策实施以市场机制为主已有多年的历史，欧元区成员国过去也是如此。自1999年开始实行统一的欧元区货币政策以来，也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中国人民银行自1998年取消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管理之后，货币政策的实施也是以市场机制为主，金融系统保持了平稳运行，而经济则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方法的转轨比较成功。

二是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看，所有四个经济体各国经济体货币实施过程的趋势是透明度越来越高。日本、美国和欧元区都有明确或比较明确的操作目标水平，并且每一次公开市场操作的信息非常公开。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短期利率目标，但人民银行在每次刚开市场交易后都公开几乎全部信息。每月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和每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报告，可以比较明确地引导出中央银行的下一步的政策意图。

三是中国与日本、美国和欧元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差异是在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的选择方面。对汇率水平和货币供应量指标，日本、美国和欧元区几乎没有明确的目标区，而中国却在这两方面有明确目标区。日本、美国和欧元区有明确的短期利率目标或超额准备金目标，而中国却没有明确的短期利率目标或超额准备金目标，这使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的灵活度更大。这些差异使中国与日本、美国和欧元区在货币政策信号方面的传递机制不同。另外在把握货币政策实施准确程度方面的难度也不同，准确和及时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难度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