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机构称中国的制造链依然不可替代，如何正确的理解这番言论

美国B-1轰炸机和F-16战斗机中发现中国原材料”，在美国军方对所有“中国制造”都紧张兮兮的大背景下，美国国防部的这一发现已足够耸动。路透社10日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国法律禁止武器制造商使用来自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原材料，担心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可能让美国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据报道，美国国会的审计总署将于4月向国会报告此事

中国军事专家罗援11日告诉记者，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想要在防务产品链条中完全剔除“中国制造”是不可能的。美方对“中国元素”疑神疑鬼的这种心态，恰恰显示出其“小肚鸡肠”。多家媒体11日转载了路透社的这一报道。文章称，继美军F-35战斗机上发现包含有中国制造的零件后，五角大楼的调查报告称，美国的其他军事装备中也发现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包括波音公司生产的B-1轰炸机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16战斗机。

另据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从中国开采的钛可能也被用于建设全新的标准-3型导弹。该导弹目前由美国雷神公司与日本方面共同研制，这一发现是它们自行上报的。“但目前这批导弹的生产目的是用于测试，未来生产的导弹将不再使用来自中国的原材料。”报道称，这些事件导致“美国对合同商的管控过于松懈”的担忧。

路透社称，美国2009年曾修改法律，扩大了对武器中使用外国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限制范围，使用外国特种金属生产的高性能磁铁也被包括在禁令内。但之后，五角大楼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弗兰克·坎德尔共发出了5份豁免。

报道引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舒曼的话说，五角大楼调查了2012年和2013年的事件，得出结论称，违规材料并不会带来风险，因此给予了豁免。受此影响的美国企业包括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该公司为F-35战斗机研发的雷达系统使用到了很多此类磁铁。

在所有制造大国中，中国是无法回避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加工到制造、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发展的华丽转身。今天的珠三角，大小工厂琳琅满目。制造业不仅有效解决了中国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积攒了技术力量，华为、中兴等在国际行业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正在涌现，而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高速铁路，更是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大品牌……不过，尽管如此，中国制造依然没有摆脱整体水平初级和低端的尴尬，关于“8亿件衬衫才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沉重追问仍旧不时叩击着国人心灵。

就振兴美国制造业这一命题，斯米尔一方面强调其重要价值所在，但另一方面并未想象过同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制造业大国拼人工成本。显而易见，奥巴马政府虽然祭出减税举措，虽然中国人工成本近年急剧上涨，但仍旧无法同美国人工成本相提并论。在此情况下，斯米尔给出振兴制造业的新路径，那就是通过科技创新，保留优势制造业；通过调整政策，把一些制造业的高附加值环节留在美国本土。

回顾美国制造业史不难发现，美国制造首先是一部创新史，如汽车、飞机和计算机，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美国何不走在世界前列？尽管有人工成本问题，正如斯米尔所言，人工成本并非完全不可克服，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借助机器人和自动化予以替代。也就是说，美国能否实现制造业的复兴，人工成本绝非决定因素，制造业也并非低人工成本国家的专利——德国便是表率。

没有人能断言美国制造一定会复兴，但一个将创新潜能全力应用于制造业的科技大国，其未来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制造业大国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摆在我们面前的，除了低人工成本一条道路外，理当应有其他举措，比如创新。

一、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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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在历经升级换代、淘汰夕阳工业的同时，一直在朝着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方向大步发展，在包括生物、化学、医药医疗、机械制造、精密仪器、航天航空、交通、绿色工业、视频、军工、能源、基础材料、软件设计等众多领域，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优越地位，不仅产值规模一直在稳定增长，并且企业大都集中于产业链的高端位置，其背后的基础研究实力也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望尘莫及。

从世界银行发布的1991-2019年美、日、德制造业增加值对比图，可以看到除了个别年份，美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的规模一直在稳步增长，而同属制造业强国的日本和德国，其规模则趋于基本稳定。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美国从1776年建国开始，用大约150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替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在1861年之后的五十多年里，美国在发展质量上遥遥领先，20世纪初完成了由大到强的转变，成为世界工业霸主。到1913年，美国在煤、生铁和钢铁等传统工业品产量方面达到世界第一，并且在代表最新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汽车产量和发电量方面也明显领先。192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已经是英国的25.5倍，法国的24.1倍，美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从原材料为主转变为以制成品，加工食品和半成品为主。二战后，美国引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革命至今仍在进行，几乎每十几年就有一个重要突破，美国制造业长期稳居全球领导地位。

分析制造业竞争力不能光看制造业自身，更要看决定制造业背后的竞争力来源。这需要有新的产业划分视角和产业关联思维。近二十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经济学家在原有三大产业划分的基础上，把第四产业（Quaternary industry）和第五产业（Quinary industry）开始从第三产业中划出进行单独分列研究。其中，第四产业被定义为提供基于知识的服务业，具体包括研究和开发、商业咨询、金融服务、教育、公共产品、软件开发等，而第五产业则是指政府部门决策者以及企业CEO等从事的工作。科技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各产业之间已经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第四和第五产业里相当大的部分是生产性服务业。粗略估计，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它带来的科技、教育、金融和市场以及社会秩序等等，决定了美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高端占位，以及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性。可以说，谁掌握了生产性服务业，谁就掌握了制造业的未来。

低附加值制造业离开美国，是美国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主动选择。在高端制造业上，美国不仅从来没有放弃，并且还在不断加强对全球的控制。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进一步向高智能、环保、可持续方向发展，美国再次作为这一转型的领跑者，在制造业各产业链的顶端发力。

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能长期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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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长期保持竞争力主要有创新能力、高度商业化下的统一大市场、重视发展小企业、军民融合发展、国内强大购买力、较低的交易成本等几大原因。具体来说：

1. 分层教育带来社会各层面的高度创新能力

创新的主体是人，在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上，美国各级政府保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大量投入，向社会输送较高素质的制造业从业者，以及对自己专业又巨大热情的科学家和学者，前沿科技、制造业生产和商业管理等各方面人才不断涌现。

义务教育包括K-12一共十三年的基础教育和费用极低的社区大学（两年社区大学后可以转入正规大学）、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的广泛午餐补贴、书本学习用品补贴和校车补贴等。这些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

2008年次贷危机后，奥巴马重提学徒制（技工学校）的重要性，他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的经济复苏基础将建立在美国的“制造业、能源业、美国工人的技能和美国价值观的更新”之上，并在2014年推动通过了《2014年劳动力创新和机会法案》，企业可以使用法案提供的资金给学徒支付部分工资。川普就任后继续加强学徒制教育投入，2017年6月上任后不到半年，就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扩大学徒计划，追加经费。截止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美国的学徒工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拜登上任后，继续大力推动，强调新增高端制造业职位不需要高学历。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网站

美国有几千所正规大学，排在前面的两、三百所是世界一流大学，自然科学类学科尤其突出。联合国的经济指数调查中，将美国的教育水准列为世界第一。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各人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自由发展，对学术和科研缺少兴趣的人，早早分流到其他行业，而进入研究领域的从业者，往往是对科研抱有极大热情的富有才华的人。社会上大多数人从事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极大减少了由兴趣能力与工作不匹配引起的社会浪费。大学、国家研究院/实验室、企业内部研究机构和各州自己的地域性研究项目实验室形成互相交错支撑的创新网络，从前沿理论到尖端科技再到经营管理，创新不断出现。创新不仅带来了制造业的高附加值，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据统计，每一个制造业岗位可以带动其它1.6个岗位的就业机会，而每一个先进制造业岗位则可以带动大约5个就业岗位。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精心设计并不断变化的移民政策，也根据自己的需要吸引了全球各类移民，他们当中包括大量创新人才。

2. 高度商业化下的统一大市场

各级政府虽然对基础教育和科研进行大量投入，但是政府主要是提供创新方面的公共产品，并不直接参与商业和市场竞争，更不会对企业进行具体指导。美国各州差异很大，有各自的立法，税收也很不相同，但是国内市场不同地域和行业之间几乎不存在人为壁垒，极大方便了包括人才、技术、原材料和资金等各种要素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自由流动和变化组合。 统一大市场给了大小企业无比广阔的天地，大量科研成果得以迅速转化，呈现出“科技和生产紧密结合”的状态。科技推动工业发展，工业发展又为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拓宽了空间。而转化成商品后的科研成果，继续受益于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商业的成功不断获取用于进一步研发的资金和流通渠道，研发和市场之间互相哺育，彼此正向推动。

每次由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引起的产业淘汰升级都会引起失业率上升，而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带来的巨大能量推动下，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会自发升级重新组合，让失业率重回低位。每次失业率升高，也是在给下一次升级孕育能量。2010年后的十年，失业率更是持续降低，2020年初疫情开始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下降到3.5%左右，达到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点。疫情突发导致失业率瞬间飙升，在疫苗广泛施打、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后，2021年六月失业数据已回到5.9%，并继续稳步下降。失业率的上下波动，既体现完全自由竞争的残酷，也显示出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生生不息的活力。

3. 重视发展小企业

“Entrepreneur” 和 ”innovation”是美国商业中的两个高频词，美国存在广泛的重商传统和 ”entrepreneur” 文化，有全球最发达的小企业经济。 “Entrepreneur” 来自法语，20世纪后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目前普遍将这个词翻译成“企业家”，其实它的准确意思是“愿意承担风险的创业者”。“Innovation”, 我们通常翻译为（技术）创新, 而它的准确意思是”将新技术新服务与市场结合的行为”。创业者在各经济体中承担关键角色，他们用自己的技能和主动性积极预测需求并将新想法推向市场。

在规范约束大企业的同时大力支持小企业，是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共识。从联邦到各州，都有支持小企业的具体政策措施不断优化小企业的外部环境。疫情期间，从联邦到各州，各级政府对小企业的救助五花八门，从直接大量发钱，到补贴员工，再到免除商业贷款等等，对小企业的救助幅度之大，动作之迅速，显示出小企业在美国经济中受重视的程度。

小企业试错成本低，经营灵活机动，对成功的渴望让它们充满进取心。小企业经常能敏锐发现甚至创造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微小需求，充满创意地搜寻和组织各种要素来填补并且持续培育需求。作为美国经济金字塔的底座，小企业每年14%左右的淘汰与16%左右的新增让这个底座持续优化，带来美国经济地基的高度稳定。长期以来，小企业为美国贡献了大约50%的就业和大约75%的税收，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小企业完成的科技发展项目占全国的70%左右，人均创新发明是大企业的两倍。20世纪对美国和世界有巨大影响的65项发明，基本上都来自个人及小企业。小企业不仅极具创新能力，投资效率也更高，科技投资回收期比大公司短1/4。从Apple、Amazon到Google再到Tesla，很多小企业凭空创造了一个行业，进而成长为巨无霸，再延展发散出更多生机勃勃的小企业。

4. 军民融合发展

随着国际政治军事环境变化，从一战前到冷战结束再到现在，美国军事工业经历了“军民分离-融合-分离-融合-深度融合”的过程。

美国最初的军工厂建立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时期，多为国有，这些国有军工厂会将钢材、锻件等外包给私人企业进行加工。二战时，罗斯福的“让小厂转入战时生产”的政策开启了美国的战时总动员，私人企业迅速成为军工主力。1943年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已提前开展经济调整计划，一批战时兵工厂重新开设民品生产线。战后，电器、汽车等消费品需求大增，军工企业大多成功融入民用市场。

冷战时期，为保障与苏联的军备竞赛，重新建立了“军民分离”的国防采办制度，国防采办程序严格繁琐，要求供应商配备国防专用生产设备，并随时待机应对突发需求。后来发现，这一政策造成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资源重复布置，严重影响了工业活力。这段时间，国防研发经费占政府科研经费的70%， 创造出的价值仅占GDP的6%，政府在军工上的大量投入并未得到相应回报。

冷战结束后，美国回归商业传统，开始全面军民融合，政府通过各种立法扫除军民用技术和资源双向转移之间的各种障碍，力图建立一个“无缝”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

从1985年开始，美国国防部每年制定“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该计划邀请具备研发实力的美国小企业就特定课题和要求提出研究建议，并择优签订研究合同。这一项目极大激励了小企业技术革新，为民间技术在军品领域的应用开启了通道。1995年《国家安全科技战略》指明：军民两用是技术上的根本性转移，应争取将来做到武器系统采用现成的民用部件和分系统进行设计，构建一个随需求变化而可以在军品民品间随时切换生产的新工业基础。

1998年克林顿时期拨款200亿美元用于军企裁减人员再培训和补助，开放两用技术并开展技术转让。2000年，政府开放GPS精准度限制，极大推动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据统计，2013年，GPS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超过680亿美元。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的高技术通信器材、计算机软件、防毒软件、卫星照片分析技术等都来自硅谷私人企业，通过招投标，硅谷有超过600家公司共获得国防部250亿美元的订单。

2001年后，美国年度国防报告表示军民分离的工业基础已基本实现融合。2007年开始，美国主要军工企业的民品总收入占比已达60%。2016年，美国私人军工企业军品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例仅为35.7%， 其余64.3%为民品收入。

统一的科技工业基础，极大促进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不仅从产能和技术两个层面实现军工项民品转化，同时也利用民用经济中爆发的高新技术来实现国防科技的跨越式发展。近年来，为了让国防部的具体需求与创新技术精准对接，使美军能快速融入到各地创新生态系统，国防部在硅谷、波士顿和奥斯汀设立办公室，实施“开放商业解决方案”机制，最短59天即可完成从企业投递标书到签约的全过程。美国空军推出的AFWERX创新中心，面向公众、学届和小企业征集技术创新方案。特种作战司令部SOFWERX在弗罗里达坦帕市开设创新中心，协调产业、实验室和学术机构合作，汇集创意和技术，共同解决机器人和自主领域最具挑战性的课题。这类拉近军民用生产的措施不胜枚举，军民融合在高水平上持续深化。

美国通过不断立法，形成了一个以营造最优产业发展环境为目标的复杂保障和支撑体系支持制造业发展。这个体系从国防部、农业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商务部、国家卫生研究院等开始，到深入各州的联邦小企业局、地方研究院校等，在联邦与州的司法保障下，充分利用市场的自由竞争使制造业不断优化，同时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保障国家安全。

在这个产业生态中，军工复合体企业、学术界和政府之间存在频繁的人员流动，这虽然经常招来对军工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批评，但也让科技、政治、军事和企业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得以充分了解彼此关切，合力高效推动制造业发展。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中，联邦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人员大约各占其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新上任的总统也往往喜欢从各智库中挑选人才充任政府高级官员。

5．国内强大的购买力

首先是军工需求，与纯商业生产相比，国防部关注的是武器各部分的精确和性能良好，因此，以军工为导向的企业不倾向于通过精控成本、压低售价的方式来获得订单，而是通过大力发展技术提高附加值来增加利润。来自军工时期的提高附加值和生产效率这两个企业核心思想，对美国制造业有深远影响。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和效率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德国和日本。高附加值和高效率，给企业带来丰厚利润，给劳动者带来较高收入。

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来自人口购买力。高创新能力使得美国能够长期攫取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并且按照最符合自己商业利益的方式安排整个产业链协作。发达的小企业经济给美国带来了世界上最大的具有稳定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群体。美国的平均人均年收入大约是中国的6倍，除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少数几个城市外，房价普遍很低，居民可支配收入高。2017年，美国人均年消费金额为$37,903， 中国为$5,548。美国人不仅喜欢花钱，他们的消费方向也非常广泛。从产品到服务到知识产权，他们都愿意付费。“不怕卖不掉只怕不够好”的市场特性给投资商和研发者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吸引商业进行各种探索和创新。需求和供给之间互相追赶，推动美国在诸多行业上长期站在价值链顶端。

6. 较低的交易成本

由于环保、安全、劳动者权益等各方面标准高，美国的制造业成本中包含较高的制度成本。与此同时，这些高标准与健全的法治体系相互作用，带来社会长期的公序良俗，并由此带来很低的交易成本。低交易成本表现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信任度高，沟通成本低，合作成本低。企业针对内部管理和外部协调的行政部门在企业中占比极小，管理和行政成本很低。

低交易成本在降低制造业成本中所做的贡献虽然很难量化，但是它存在于几乎所有产业的各个链条环节里，是美国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竞争的不可忽视的巨大隐形力量，它不仅影响制造业成本，也保障了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性。

三、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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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形成的特点，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互为因果的正向互动。值得中国借鉴的，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政府向公众提供更广泛的教育选择，以学历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教育方向应该尽快调整，让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兴趣选择发展道路。在天赋、兴趣和努力的合力作用下，社会资源能得到更好的配置， 培养各层次人才。

2. 努力消除人为障碍，从经济发展程度接近的地区开始，建立统一区域市场，进一步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使生产和市场要素可以自由流动，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推动高质量制造业发展。

3. 加强法治建设，让企业和个人成为法律框架下的主动行为者，而不是行政管理框架下的被动行为者，社会交易成本会随之大幅降低。

4. 推动为智慧、知识和服务付费的社会文明，不仅可以降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受到的国际压力，更可以激发中国国内智慧产品的创造，长期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世界经济史上，英国是第一个被称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国家，从1760年至1830年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制造业在全世界的比重从1.9%上升到9.5%，后来又达到19.9%，英国以占世界2%的人口控制了全世界工业生产的30%～50%和接近五成的制成品贸易。当时，英国无论在贸易、商业、金融、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在世界经济上都是第一位。特别是在1820年，英国的工业比重占全世界工业的50%，其进出口占世界贸易总量的27%。

第二个世界制造中心是美国。它是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惟有美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860年美国制成品在世界上占第四位，在1894年后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到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14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比南北战争爆发前1859年的不足20亿美元增长了12倍以上。1929年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43.3%的最高值。

第三个世界制造中心是日本。二战后，日本仅用三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经济飞跃，被称为经济发展的奇迹之一。1950至1973年，日本经济增值达到难以置信的715%，在这二三十年中，日本工业总产量占世界总量从过去2%～3%上升到10%左右。日本的钢铁、汽车、半导体、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电子信息产品以及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在制造技术、产量、质量方面都列入世界先进水平，并引导着世界潮流，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总体科技水平已经接近美国并超过了西欧，许多工业制成品的产量都在世界前三名之列，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世界上家用电器、汽车、船舶和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

根据以上对英、美、日三国分析可知，一国或地区作为世界制造中心至少应符合以下几个标准：

（1）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出口量与产量标准。一国或地区的GDP在世界的比重应超过10%，它的制造业产值占世界GDP的比重应在15%以上，制造业出口在世界的比重应超过10%。

（2）技术标准。一国或地区应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和较高的科研投入，其装备制造业应在1～2个主导制造领域形成较大的比较优势。

（3）跨国公司标准。在这一行业中存在一批技术开发能力强、核心业务突出的可以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或跨国公司，且应具有自己的世界品牌。

2.中国现在还不是世界制造中心

（1）中国的GDP、产出和出口水平

GDP是反映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水平，也是一国能否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判断标准之一。2003年全球总的GDP已经达到36万亿美元，其中有7个国家的GDP超过了1万亿美元：美国居首位，GDP达到了10.9万亿美元；日本4.3万亿美元；德国2.4万亿美元；英国1.8万亿美元；中国只有1.4万亿美元，只占世界总额的3.9%。

通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不少工业品的生产大国，但2002年我国制造业只占世界份额的7%。中国工业产值在世界比重也不够大，我国制造业虽然世界排名第四，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虽然中国有不少工业品产值在世界名列前茅，如在2002年，中国的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电视机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原油、发电量、糖等也居世界前5名，但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档次较低。中国的钢产量虽然一直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它的品种不足且档次低，所以，相当一部分优质钢和特种钢还要依靠从日本进口。2004年，日本电子制造业继续执行把低端电子产品领域留给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去争夺，保持对高端电子产品市场控制的政策。如，在DVD录像机市场，松下公司在日本市场所占份额为43%，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为28%。2003年中国制造品出口为19.5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3.3%，而日本制造品出口为36.6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6.2%。在办公设备、交通运输、化工制品中，中国的出口额很小，如在2003年世界交通运输设备出口中，日本位居第三，占6.5%，而中国没有进入前15名。2003年中国化工产品出口额为195.8亿美元，仅占世界化工产品出口份额的2.5%；而日本出口额为389.6亿美元，占世界份额4.9%。2003年中国钢铁产品的出口量为48.1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的2.7%；日本出口量为178.7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的9.9%。

（2）中国的技术水平

一国是制造中心，其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应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其出口产品应具备很高的技术含量，所以如果一国或地区的资本、技术甚至市场都受控于外国跨国公司，沦为跨国公司的组装或加工基地，无论该基地有多强，充其量只不过是人家的工厂。虽然近些年中国制造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然而，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制造”仍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

第一，2003年中国的研发（R&D）经费与GDP的比值为1.31%，而日本在2002年R&D经

费与GDP比值就已经达到3.12%。2003年中国的每万个劳动力中R&D人力资源为14人年，日本在2002年这一指标为128人年，这说明了中国在R&D水平上与日本有很大差距。

第二，一国的科技论文的发表情况也可以说明一国的科技水平。2003年SCI、ISTP&EI三系统收录中国论文篇数为93352篇，占世界总数的5.09%，位居世界第5位，而日本的论文篇数达到了139911篇，占世界总和的8.41%，位居世界第2位。其中，在科学引文索引SCI中中国的论文篇数为49788，占世界总和的4.48%，居世界第6位；而日本为92448篇，占世界总和的8.32%，居世界第3位。

第三，2001年中国接受海外申请专利37800件，而中国到海外申请专利却不到2000件，这2000件还主要集中在中医药和保健品上，很少涉及高新技术。在制造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数只有美国、日本的1/30，韩国的1/40。

第四，中国高附加值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不高，运用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尤为缺乏，很多高技术产品仍依靠进口，中国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领域离日本等技术先进国家还有很大差距。2003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向日本出口额为118.4亿美元，而从日本进口额为237.6亿美元，如此大的贸易逆差反映了日本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对中国有很大的优势，而且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具有较强的对外依附性，其主要源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即外资为主体，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大部分是外方控制着核心技术，而且外方为了防止技术溢出，采取了各种保密手段，最新的手段就是外商的独资化趋势。按照技术标准，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制造业扩散的主要发源地，中国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的低层。

最后，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设备陈旧落后，缺乏核心技术，在国际市场上还不是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装备制造业指那些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提供装备的企业的总称，也指资本品制造业。装配制造业是将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它集中地反映了一国总体的科技水平，是中国的战略性产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前提。美国的装配业以生产集成电路与航天器为主；德国以生产汽车为主；日本则以生产机械制造业为主。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总体水平较低，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国内尚无一家在国际上具有某一领域技术垄断的企业。如在汽车制造业，虽然近两年汽车产品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但绝大多数为引进品种或稍加变动的车型，真正意义的自主开发产品还没有问世。

（3）中国的企业规模与世界品牌的拥有量

中国制造业企业小而散，国际竞争力不强，整体实力较弱，缺少参与国际竞争的“航空母舰”，缺乏国际经营经验。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2004年财富全球500家大公司的名单，中国企业榜上有名的共有16家，其中的大部分企业属于服务行业，属于真正制造业的只有两家。相比之下，日本上榜的企业有83家，其中制造业公司上榜数量为31家。我国的制造业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在产值上还是数量上都不可相提并论，与真正的“世界制造中心”还有很大的距离。

此外，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独家编制的2005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于4月18日揭晓。其中中国品牌入选的有4个，它们是海尔、联想、CCTV与长虹，它们的排名分别为89名、148名、341名与477名，而日本以45个品牌在28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评判标准是品牌的世界影响力。品牌影响力是指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价品牌影响力的基本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全球领导力，一个国家或地区作为世界制造中心应拥有较多数量的世界品牌。这表明了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发达国家在整个产业链条中处于增殖潜力大、附加值高的高端领域，而中国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领域，与真正的世界制造中心的标准相差甚远，中国现在只是世界的产品车间。

3.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潜力

中国制造业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但也有自身的比较优势。

（1） 外商投资的持续增加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9·11”事件使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受到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而恶化。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但没有减速反而持续加速发展，加上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地履行了入世的各项承诺，使其与国际规则很快地接轨，外国资本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数量持续上升，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已达到535.05亿美元，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5年一季度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加，直接投资合同金额352亿美元，同比增长4.5%，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到位金额增长9.5%，高于去年同期。在《财富》500强中，目前有近400家已经在中国投资2000多个项目。巨额的投资给中国带来了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设备和成熟的管理经验，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外商的资金、技术，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使中国的制造业产生飞跃式的发展。

此外，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投资环境优越的沿海地区，并利用部分经济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一些迅速崛起的世界性生产基地。其中，最有名的是以深圳、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生产基地和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浙江、江苏的长江三角洲生产基地及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生产基地和大连、青岛等生产基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世界性生产基地的形成，大大提高了中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由于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还大大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极大提高了中国工业的世界影响。

（2）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丰富，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中国应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加工制造企业在国际上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市场。中国工业长期保持了世界最低工资成本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工资不仅一直处于世界最低的水平，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也未因经济高速发展和国内工资水平迅速提高而缩小。

此外，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也在提高，2003年是高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比2002年净增67万人，达到212万人，增长46%。中国大学生人数甚至超过一些国家的总人口，再加上中专和技校毕业生和逐渐呈增长趋势的留学归国人员，劳动力素质提高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价廉的优势将长期存在。

（3）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

根据竞争优势理论，国内需求对一国产品的技术创新与质量的提高起重要的作用，一国国内的买方的数量、结构等是影响一国制造业水平与发展规模的关键因素。2003年中国国内需求增长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118亿元，增长26.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5842亿元，增长9.1%。中国人口的数量约占世界总量的1/5，以13亿人口的巨大需求为基础，中国是世界上潜在规模最大的市场。如此大的市场潜力为国内工业企业提供了较大的运营空间，经济发展可以立足于内需，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中国的市场需求现在和在将来的长时期内都仍将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平均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尽管现在的需求总量还较小，但人均收入水平表明，中国正在突破汽车进入家庭的门槛，巨大的市场潜力的释放已指日可待。这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动力。

（4）综合国力提升

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60个国家和地区排位，2004年中国国际竞争力在6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居24位，位次比上年提升5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是按四个要素来测评国际竞争力的。这四个要素分别是宏观经济运行、政府效能、企业效益和基础设施。2004年我国除基础设施的国际竞争力位次未变外，其余三项的国际竞争力位次都有不同程度的前移。

2003年中国GDP为116694亿元，比上年增长9.1%，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人均GDP9030元，首次超过1000美元。

200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41045亿元，同比增长17%，增速比上年加快4.4个百分点，创下自1995年以来工业增长的最高速度，比1995至2002年的平均速度高5.9个百分点，比最低点1998年的增长速度高8.2个百分点。

4.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对策

（1）要继续鼓励和吸收外商投资，并做到把资金利用到位

要鼓励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继续实施“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争取更多的技术转移，在沿海发达地区继续吸引外资的基础上，加大西部欠发达地区吸引外资的力度。在引进外商资金和技术之后，一定要注重消化吸收，为中国制造业所用。这要求政府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要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国入世的承诺抓紧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我国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监督外商投资使用的法律、法规，防止资金浪费及使用效率低等问题，使资金的使用做到效用最大化。

同时，要尽快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这是为中国吸引外资、为企业创造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迫切需要。在确保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的限制，特别是对外资进入制造业的限制。

（2）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必须依靠技术创新，科技工作必须服务于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通过政府的引导建立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联系，要把产、学、研紧密地连接起来，做到不脱节，使科技创新体系内各个要素互动，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加大研究开发资金投入，培养企业独立的技术创新能力，改变对技术引进的依赖。由制造商、用户共同组成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小组，争取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由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路子。

（3）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比较优势，做到劳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并举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具有比较优势，且现阶段这种优势比较突出，所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积极推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此外，虽然中国劳动力数量庞大，但其整体素质和劳动效率还有待提高，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坚持以能力为本，以打造“高级”灰领为目标，加快形成一支能支撑“世界制造中心”快速运转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注重制造业生产、服务和管理的实用性人才的培养。

（4）培育大型企业，打造走向国际市场的“航空母舰”

我国规模大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很少，缺少可以和国外巨型企业抗衡的大型“航空母舰”，这对我国企业国际化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我国政府应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战略，适当给予企业政策和智力上的支持，使企业加速壮大，形成规模

经济，从而带动国内相关企业乃至行业的发展。同时，国内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借鉴国际大型企业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成熟的管理经验，要树立品牌意识，提高自身信誉度，积极打造中国自己的世界名牌。此外，我国的大型企业也应积极地将资金和技术投向国外，在国外投资建厂，在当地生产和销售中国的产品，实行跨国经营，提高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水平与声誉。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全球科技经济了望》2005年第9期）

经济观察报：未来几年里，中美双边关系将怎样发展？

王鸿刚：美国2012年大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把中国议题化了，很多人说这是竞选语言，中国方面也表现出少有的淡定，但我认为这次的淡定并不充分。美国两党共同讨论中国，集中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形态或军事威胁，这发出一个重要信号，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及民众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核心议题，而且这种关切，并不会随着选举的结束而消失。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竞争关系，相互主导下一站中美关系的基调。这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最终还将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王孜弘：美国大选中关于中国因素的各种讨论，是大选体制下的结果。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比较密切，自然受到的关注更多些。过去四年，美国经历了一个缓慢复苏的过程，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衰退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这种复苏并未破坏市场规则，这一状况对中美关系没有多大影响。

曲星：目前中美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斗争，这一模式是30年来磨合出来的，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双方都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触碰。中美经济相互间的高度依存，也决定了双方承受不起大的变故。

经济观察报：未来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王孜弘：中美关系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各自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一方经济萎缩，那么合作的余地就会受影响，比如美国前段时间经济萎缩，对中国的进口就少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双方安全因素的考虑。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将如何深入，一定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曲星：经济方面，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汇率问题、能源问题将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即产业空心化，经济比较脆弱，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目标。如果推行再工业化，美国对制造品的进口会有所减少，对中国制造业成品的依赖程度会相对降低，不过这样汇率方面的压力会小一点。

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赖问题，并有意减少这种依赖，而同时中国在能源上的对外依赖在增加。如果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的程度高一些，其抑制国际石油价格过高的关切度可能降低，这将对两国关系产生一些微妙影响。另外，在新能源合作方面中美还有一些空间，但美国出于经济以外因素的担心，这种合作现在没有办法进行。

周绍朋：中国人均收入将会有大幅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购买力的大幅提高。美国在消费领域潜力已经饱和了，中国的市场对其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中国越来越强调进口、减少顺差、促进贸易平衡，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贸易发展，是有利的。

经济观察报：舆论将中国看作美国的一个竞争对手，美国国内也不乏这样的说法。

王鸿刚：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局部的。经济规模和质量、综合实力都有很大差别，并不等量齐观。中美之间肯定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独特的，高端产业、创新能力、货币主导权及份额的竞争，所有大国间都存在。中美竞争关系受人关注，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很大，因而不确定性也很大。中国可能会成长为一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但经济的可持续性、政治的稳定性，在美国看来这些都是存在疑问的。所以不宜过分夸大中美关系的独特性，那实际上是给中美关系布了一个不易破解的局。中美关系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某些领域。

王孜弘：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肯定是越来越密切，但如果比较两国的经济总量，最近几年差距虽有所缩小，但相较于30年前，两国的差距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最近这几年的缩小，原因不好说，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经济增速有关，也与人民币有关。

经济观察报：关于最近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比如三一重工投资遇阻，原因上现在有一个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争论，您怎么看待？

王孜弘：这些纠纷实际上就是商业纠纷，美国的调查是很正常的。美国和日本、日本和欧洲都存在这种情况，不用扯到中美关系层面。中国如果觉得某个美国企业有补贴，也可以去调查。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有补贴，也有可能是判断失误，很正常。现在这种情况，虽然相对于小布什时期有点多，但还不至于影响到两国关系。能不能上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度也要区别对待。

曲星：华为、三一重工在美国的遭遇其实更多是政治考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因素，是两国之间大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核心企业会有顾虑。美国政府也知道这些企业的投资对美国有益，但如果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们就会认为是一种损害。大选之后，这种因素短期内很难消失，随时会被提及，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可能随时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中美之间在亚洲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也会影响中美互信的建立。

周绍朋：贸易摩擦在中美之间是个经济问题，但又不完全是，政治因素会起到作用。以贸易状况来看，两国之间依存度很高。长远来看，排除临时性的摩擦，中美之间的贸易发展还是有前景的。但同时，中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很快，两国在技术方面差异会缩小，随着技术进步，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结构也在提升。这样，中美之间商品的互补性减小，重叠的部分会越来越多，从原来互补性到有一些竞争，当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在贸易上会有一些影响。

经济观察报：中美以往在制造业领域，可以概括为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否会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美国工业的再工业化发生转变？

王鸿刚：短期内中美之间的基本关系不会变，比如美国公司到中国投产，这种基本链条还是存在的，但有一些新变化。第一，中国劳动力成本确实在上升，中国的投资环境对于美国来说并不那么宽松了。美国一部分在华投资公司，在不断向国会抱怨他们在华投资的环境，投资阻碍在增加。这决定了这种双边基础在发生松动。另外，中国企业对美国开展投资，是中美两国都乐见的，美国的地方州政府表示欢迎，但华盛顿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对大中型国企存在疑虑，所以新的现象就是，中国对美投资会出现欢迎与拒斥、合作与竞争的并存。美国要恢复的是高端制造业，美国一直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天生要贴近消费者，所以这部分制造业本来并没有受到影响。短期内中美之间在制造业领域不会有严重冲突。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往高端走，可能会遇到美国的障碍。

王孜弘：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美国70%的GDP靠消费拉动，中国主要靠投资特别是出口推动。美国的制造业回流需要调整，也需要技术升级，不是简单地把在中国的生产流水线拉回去，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领域。这种格局没有变，中美发展模式不同，这是一个合理分工。

经济观察报：货币领域，美国会怎样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王鸿刚：美元和人民币的关系对中美双边关系而言不是问题，中美双边贸易还是美元结算，关键是在东亚。美元的基础是在中东，只要石油用美元计算，美元就没有问题。国际贸易方面，现在开始出现人民币结算。目前，东亚地区甚至太平洋西海岸地区是否用美元结算，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亚洲正在产生的货币一体化趋势，对美元的削弱是存在的。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会有一个相对平和的考量：人民币和日元无法完全捆绑。即使捆绑了，短期对美元也很难产生较大冲击。即便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了，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足够紧密了，仍旧存在信誉、使用路径的问题。货币使用是一个长期问题。人民币力量上升取代的可能是欧盟的份额，美国始终保持一个大盘子，会采取比较平和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