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 建设有深圳特色的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
罗湖区人民政府区长 鲁毅
深圳市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以下简称集聚地)于2004年8月成立,是深圳市九大产业集聚地之一。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罗湖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集聚地快速成长为一个集聚效应明显、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珠宝基地。2005年,集聚地被广东省经贸委授予“广东省黄金珠宝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称号;2006年,集聚地被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和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联合授予“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称号。
一、深圳市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的形成
集聚地核心区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万山工业区,面积56.63万平方米。深圳的黄金珠宝首饰行业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显现出产业集聚的势头,形成了罗湖、沙头角两大加工生产区域。水贝—万山工业区作为深圳最早建立的工业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仅有10家左右的珠宝企业,9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深圳部分珠宝企业实行“黄金寄售”优惠政策,推动了珠宝产业的发展,再加上该园区毗邻香港,拥有较为优越的交通地理环境,使得园区迅速形成了承接香港、东南亚产业转移的巨大洼地效应。罗湖区政府审时度势、积极引导,使很多黄金珠宝企业由其他地区转移至罗湖。多年的深度发展和企业的成群扎堆,已使罗湖成为深圳珠宝产业的核心地带。
深圳市副市长陈应春(右一)出席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市长论坛
随着产业的逐步发展,区域内珠宝企业在电脑设计、快速成型、激光焊接、激光铸模、网络技术及计算机管理等方面的生产技术迅速发展与应用,2003年就吸引相关联的上下游约300多家黄金珠宝类企业进驻园区,形成集聚发展的势头。深圳罗湖珠宝产业的良好发展,以及深圳珠宝产业在深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引起了深圳市政府,特别是罗湖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深圳市政府、罗湖区政府以及水贝片区广大珠宝企业、深圳市黄金珠宝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下,深圳市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于2004年8月正式挂牌成立。集聚地挂牌两年多来,入驻企业不断增加,聚集效应十分明显。
罗湖区领导参观金丽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集聚地的企业也由刚开始的合资企业、国有企业为主,发展成为由国有企业、内联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类型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其中民营企业更是异军突起,占据最大的比重,据统计,大约占全行业企业数的62.7%。这些民营企业运作灵活,机构精,应变能力强,为集聚地黄金珠宝产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正是因为众多民营企业的繁荣发展,使得集聚地黄金珠宝产业链逐步完整。
深圳市罗湖区区长鲁毅(右一)研读会议资料
纵观集聚地的发展,早期市场经济提供的机遇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促成了众多黄金珠宝企业在集聚地的集聚,为成立集聚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政府进一步引导产业向集群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产业集聚作为市场经济作用下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是以企业需要和市场需求为基础的,有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促进,使原有的产业基础进一步整合,公共服务不断完善,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集聚地的辐射效应也不断放大,从而形成了集聚地产业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二、深圳市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珠宝产业尤其是深圳珠宝产业在政策优惠及低成本等优势的推动下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但在产业高速增长的同时,随着珠宝产业全球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深圳珠宝企业政策优势和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企业之间的竞争已转化为成本、技术、管理、品牌等综合要素的竞争。对于小规模的、作坊式生产的单个珠宝加工生产企业来说,要在短时间内发展起创意设计、新材料研发应用及营销拓展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此,要提升珠宝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就必须通过推动产业集聚的发展来提高产业整体的实力。集聚地自建立以来,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一)通过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先进经验,扩大集聚地影响力
中国珠宝首饰产业依据不同的资源、区位以及历史等优势,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珠宝首饰产业基地。为促进各中国珠宝首饰特色产业基地相互交流和学习,有利于深圳罗湖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借鉴其他中国珠宝首饰特色产业基地成功经验,我区于2007年9月1 2日承办了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和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联合主办的2007’中国珠宝产业发展论坛暨首届中国珠宝产业(深圳)高峰会。会议邀请了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的代表、有关产业专家和品牌专家以及企业代表出席。与会人员就中国珠宝产业发展现状、发展方向、各珠宝产业基地的建设情况和发展策略以及发展思路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加深了各珠宝产业基地相互间的了解,为罗湖珠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也进一步扩大了罗湖珠宝产业基地的影响力。
2007年9月在深圳罗湖召开中国珠宝产业发展论坛
(二)通过增强集聚效应,推动集聚地黄金珠宝首饰产业逐步做大做强
中国珠宝首饰产业经过近20年的探索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珠宝首饰产业不断做大的带动下,集聚地通过推进黄金珠宝首饰产业集聚、走产业特色化发展之路,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目前,集聚地已成为全国黄金珠宝首饰的生产和加工基地、珠宝首饰业国际信息中心和物料采购中心,以及全国黄金珠宝首饰的贸易中心。截至2006年底,该行业有1300多家各类珠宝企业,黄金珠宝首饰业总产值500多亿元人民币,占国内市场份额的50%左右。从分量指标上看,集聚地全行业黄金加工量约占上海黄金交易所全年成交量的70%,铂金加工量占上海铂金交易所成交量的70%,钻石用量占上海钻石交易所全年成交量的60%~70%。可以说集聚地黄金珠宝首饰产业已在全国珠宝首饰业中占据了“龙头”地位。
(三)通过加强品牌建设,逐步树立集聚地独特的地域品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明确自己的市场定位和品牌。作为企业集群发展的空间载体,产业集聚地也必须有自己的定位和品牌,只有这样才能为集聚地产品创造和培育特色,提高集聚地的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在集聚地建设规划过程中,建名牌企业、创品牌基地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通过近几年的努力,集聚地对品牌集聚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名牌企业大量涌现,基地品牌初步树立。一是在政府大力引进和创建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政策的推动下,基地内知名企业云集、名牌产品荟萃。目前集聚地共获得了22个“中国名牌”产品,占全国珠宝行业“中国名牌”总数的近半壁江山,荣获“广东省名牌” 产品7个。此外,集聚地还荣获了4个“中国驰名商标”。二是在众多名牌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品牌定位差异化,整合个体品牌特质,初步形成集聚地区域品牌形象。已有的22个中国名牌产品和7个广东名牌产品分别侧重于黄金饰品、铂金首饰品、翡翠及玉石首饰、镶嵌珠宝饰品和时尚饰品等不同领域,满足了不同消费层次的差异化需求,初步形成了品牌产品完整、分布合理的整体地域形象。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罗湖分会场开幕式
(四)通过整合产业链,形成集聚地完整的产业体系
集聚地首先是对行业内相关企业的配套集聚,该功能使企业为自身发展结成了 “ 战略结盟”,这种“战略结盟”促进了集聚地内企业的内部分工向更深层次发展,推动产业链条的进一步整合。通过提高进入集聚地企业之间的关联度,以品牌企业为主,以加工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配套企业为辅,形成专业化、分工细致,上下游产品配套的生产体系。目前,集聚地集中了深圳珠宝业近70%的生产及交易量,其生产加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并呈现出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展示交易、旅游文化于一体的趋势,集聚地已成为国内外珠宝商来深采购、加工、交易的首选之地,在深圳乃至全国珠宝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首届深圳珠宝节开幕典礼
(五)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为黄金珠宝首饰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环境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可以加强产业集聚地企业对专业信息的获取、传播和创新扩散能力,促进学科交叉和产业融合,大大提高企业群的创新能力,同时确保企业能够低成本地获得所需的各类技术人才。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集聚地为珠宝首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台服务支持。一是深圳市政府投资2000万元,兴建了黄金珠宝产业研发设计中心,为珠宝企业的产品研发提供服务平台。二是引进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设立了收发和检验点,为珠宝企业提供产品检验检测服务。三是大力推进人才培训服务,开设“深圳市珠宝首饰行业高级技师考评鉴定培训班”,设立珠宝教育与培训实习基地,积极筹建深圳珠宝学院,为深圳珠宝企业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四是开通深圳珠宝网,在为深圳珠宝企业提供快捷、详细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同时,该网站也成为深圳珠宝行业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三、深圳市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的特色
集聚地黄金珠宝首饰产业的发展与崛起,是在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可以依托、没有相关历史沉淀可以利用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试、勇于为先的创业精神打拼下来的。当前,罗湖正面临着资源、土地、环境、人口等“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约束,这些约束条件在集聚地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大量珠宝类企业欲进驻集聚地但找不到厂房等等。因此,集聚地走特色化发展之路既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更是集聚地深入发展的必由之路。集聚地在已有规模基础之上,通过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和创新积极抢占产业链高端,着力打造“和谐”、“创新”与“高端”三大特色。
深圳市和罗湖区领导参观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一)占领“微笑曲线”高端,打造高附加值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地
“微笑曲线”就是指在产业链中,附加值呈“U”型曲线分布,其左端是以知识经济、知识产权为主导的创新型盈利点,右端是以包括展示展销等在内的综合服务要素为主导的利润点,而加工环节则处于最低端。集聚地黄金珠宝产业近年来以设计研发和展示展销业迅猛发展为标志,呈现出产业整体向高端化发展的特征。
在设计研发上,主要表现为珠宝研发设计推广中心贵金属材料研究室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珠宝研发设计推广中心3G珠宝设计师培训班也已经开班。此外,为了提升珠宝首饰的文化内涵,提高珠宝产业的附加值,我们积极促进辖区珠宝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水贝项链街区已连续两届作为文博会分会场,初步显现了珠宝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的经济效应。据统计,第三届文博会水贝项链街区分会场在文博会期间合同金额达14.73亿元,意向金额达22.73亿元,共接待游客18.81万人次。首届深圳珠宝节的成功举办也提升了珠宝产业的文化内涵,扩大了珠宝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参与主办中国珠宝首饰设计“先锋奖”这一赛事,提升了设计水平,也有利于珠宝产业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在产业链末端的展示交易上,集聚地已经拥有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金丽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泊林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水贝玉器批发市场、鹏城珠宝玉器批发中心、亚泊拉玉器批发市场等多处珠宝交易平台。另外,还有多处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正在紧锣密鼓地招商中,例如贝丽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正福国际珠宝交易中心等。目前,以集聚地珠宝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为基础,集聚地已经建成了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大型珠宝交易平台。
(二)坚持自主创新,构建创新型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地
技术先进是产业强势的标志,技术创新是产业兴盛的根本。根据珠宝产品独具的特性,只有不断增加新品种、新款式、开展工艺技术革新和产品的推陈出新,才能保证企业和集聚地的生命力。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现在集聚地内许多珠宝企业都有自己的首饰设计研发部门。这些企业通过“吸引人才、造就人才、重用人才”战略,汇聚了一大批海内外的产品开发、设计精英,强化了集聚地在新产品、新技术方面的研发能力,在珠宝首饰款式的设计开发、推出适销对路的前卫饰品等方面走在国内同行业的前列。目前,集聚地内的珠宝企业已拥有30多项发明专利和200多项外观专利。
(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珠宝产业集聚区
首届深圳珠宝节十大特别支持珠宝品牌颁奖典礼
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集聚地经济发展模式,实现集聚地产业链的和谐构建,产业发展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是深圳市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地建设中的重要工作。通过积极构建生态产业链条,鼓励和引导企业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实行清洁生产,努力实现废物的循环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集聚地的和谐发展已初显成效。例如,深圳市吉盟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市甘露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深圳市千禧之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龙头骨干企业共投入几千万元资金用于环保技术改造,基本实现了环保标准排放。集聚地内的企业还自行研制了水循环过滤系统,减少贵金属损耗5%左右,达到较高水平的无污染排放,单个企业平均一年可以节约50多万元。此外,集聚地内企业还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更加注重承担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为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和谐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地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2007’中国珠宝产业发展论坛珠宝秀
四、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推动深圳市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更好、更快地发展
当前,集聚地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未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珠宝产品的需要。在现阶段黄金珠宝产业的发展中,政策支持和政府推动的作用至关重要。集聚地的发展虽然主要是依靠市场行为,但又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因此,深圳市委市政府、罗湖区委区政府始终注重从政策上、制度上、资金上给予集聚地的发展以大力支持,为产业发展创造最好的环境。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为集聚地发展提供高效的机制保障
深圳市专门建立了产业集聚基地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由市领导牵头,市、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及银行负责同志参加。同时成立产业集聚专家咨询委员会,为产业集聚基地的规划发展提供咨询意见。另外还相应地在集聚地所在的罗湖区成立了管理机构,统一协调产业集聚地的开发建设问题,审核企业规划,解决企业进入集聚基地、集聚基地管理、运作等方面的问题。
(二)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产业集聚基地发展营造优越的政策环境
深圳市为了促进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的建设,一是在财政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制定了产业集聚基地开发建设配套资金由市、区财政按6:4比例投入的原则。从2004年8月至今,深圳市、罗湖区两级政府共投入资金1.48亿元作为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基地环境改造的配套建设资金。二是设立专项资金,采用贷款贴息和补贴的形式,鼓励扶持珠宝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建设公共技术与信息化平台。如:集聚地内的多家企业获得市政府技改贴息支持,用于企业生产设备更新和改造。另外由市政府投资2000万元建设的集聚地公共研发中心也已正式投入使用。三是实施优惠政策,促进集聚地向专业化分工、清洁生产、节约资源、循环经济和产业高端发展。深圳市政府和罗湖区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若干鼓励措施引导集聚地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罗湖区政府以奖金的形式对集聚地的六家企业进行了奖励。四是根据该区域作为老工业区的特点,市区两级政府对珠宝企业在购置物业和土地使用延期等方面给予优惠,以使黄金珠宝企业能够有自己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安心地在集聚地内生产发展。
(三)加大投入,改善集聚地的基础设施,为珠宝产业发展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
为了吸引更多的名牌企业入驻集聚地,打造国际性的区域品牌,市、区两级政府都大力支持集聚地的建设。目前,聚集地的部分市政改造工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局部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根据美国易道公司对集聚地所做的“水贝项链”的概念规划,在集聚地核心区内将建立一个“水贝项链步行道”,其中“黄金步道广场”的工程目前已经竣工,周围建筑的外立面改造也已全部完成,而“水晶广场”也正在施工中,预计2007年下半年将完成基本工程,其他各个项目也在按计划进行。改造后的集聚地将形成以“水贝项链街”为核心的珠宝产业园,分为五个区域、七个节点。五个区域是指珠宝展示区、教育研究区、商业零售区、生产制造区和文化旅游区。七个节点分别为研发教育节点、服务休闲节点、商业零售节点、时尚饰品发布节点、珠宝展示节点、工厂加工节点和文化娱乐节点。届时集聚地将建成为一个一流的国际珠宝园区,为珠宝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深圳罗湖区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外景图
(四)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打造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平台是珠宝产业长期发展的必要保障。但由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具有难度高、投入大、风险大、周期长等特点,光靠单个企业是很难建成的。为了促进集聚地珠宝产业的长期繁荣,市区两级政府将整合现有的公共服务资源,在集聚地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平台。这一公共服务平台不仅包括设计研发、检验检测、人才培训、网络信息等功能,还将以低租或免租提供办公用地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国内、国际珠宝首饰行业知名机构在公共服务平台内设立总部或办事处,以扩大集聚地在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影响力。公共服务平台还将设立珠宝文化博物馆,以弘扬珠宝文化,提高珠宝产品的文化内涵。此外,还将引进世界知名珠宝企业在公共服务平台中设立产品展示中心,为中外珠宝界提供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市区两级政府投入巨资建立的公共服务平台将为集聚地珠宝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五)积极发挥政府的协调服务功能,切实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一是从2003年开始,深圳市和罗湖区两级政府就开始对企业提供政府审批的便利直通车服务,大大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二是为解决集聚地企业发展资金困难的问题,深圳市罗湖区政府积极地促进深圳银行业和珠宝业之间的合作,为企业提供顺畅的融资渠道。目前,集聚地已创新了两种融资方式,一种是成立深圳市银联宝首饰行业担保中心,另一种就是成立企业之间的“联保联贷”机制。此举为珠宝行业解决融资难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三是从税收管理、劳动用工等多方面采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法措施,以促进黄金珠宝企业在企业标准以及人才集聚等方面的建设。四是无偿地为企业提供危险化学品管理以及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保服务。
深圳市黄金珠宝集聚基地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珠宝首饰产业的创业者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经过短短2年多的发展,聚集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我们共同努力和艰辛奋斗的结果,也是集聚地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相信,根据产业集聚发展的规律,以基地建设为载体,以产业链发展为纽带,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在众多企业家的辛勤耕耘下,在政府的支持引导和行业协会的大力促进下,聚集地将取得更多的成绩,将建成为一个集研发设计、制造生产、展示交易和文化旅游于一体的,在全国占主导地位并辐射港澳和东南亚的黄金珠宝产业集群。
深圳罗湖珠宝产业集聚地规划图
新常态下,去泡沫、去产能、去污染、去杠杆,都是为了全局和长远而主动做减法,而进一步开放,发展自由贸易,则是为全局和万世发展做能力储备。企业为谋求长远可持续发展,必须自主转型,自我革新,做出战略性调整。
主动实现发展战略转型
新常态下,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格局将逐步演变,企业要深入分析市场、技术、资源、政治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根据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有针对性地细化分解实施。战略发展方向的确定必须适应新常态,发展目标应以有质量、有效益为目标,发展动力应优先考虑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赢得战略上的主动。
比如,高污染的企业在新常态下,就要将以往所忽视的环境治理成本纳入战略规划,结合管理创新及技术创新等方式,重新评估,以确定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从而形成战略转型目标。
1、由成本推动型发展,向市场倒逼式发展转变
新常态下,企业都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企业的竞争对手也在调整发展方向,市场格局将出现一轮结构性调整。同时,新常态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使得市场弹性增大,企业经营风险加大。
这要求企业要由单向的成本推动型发展向双向市场倒逼式发展转变。这里所说的单向的成本推动型发展就是说企业根据终端市场需求,组织各种资源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忽视上游生产资料的变化,这种方式很容易因为上游情况的变化影响下游市场的开拓,造成效率低下、风险增大。
而市场倒逼式发展就是企业要看上下游双向市场的变化,寻求两个市场之间的动态盈利空间,根据整体市场格局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灵活调整生产经营活动。
可以看出两种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成本推动型发展模式是单向决策,可能在短缺经济周期、下游市场有利的情况下获得较好的收益,但是在过剩经济周期下,将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市场倒逼式发展是一种区间决策,在一个时期内区间发展,可能会丧失上行突破区间的超预期发展机会,同时回避了突破下行区间的发展失速风险和隐患,以持续性、稳定性发展为核心,积少成多,避免大起大落,总体受控,是区间发展的本质追求,也就是抱着平常心实现常态化发展,这更符合新常态的环境。
比如,纺织服装企业在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时,不仅要了解产品市场需求情况,研究什么款式类型的服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承受能力水平,还要了解上游棉纱市场情况,掌握组织生产所消耗的主要原材料成本波动情况,同时也要了解化纤市场情况,考量原料替代的合理性和经济性,做好必选方案。掌握了几个市场动态信息,有效规避经营风险、有效益发展的基础和目标就有了依据,企业在市场中就能做出稳、准的决策。
2、由横向联盟发展,向纵向产业链协同发展转变
企业横向联盟发展有助于形成价格联盟,获得竞争优势。新常态下,自由贸易程度提高,市场参与者增加,市场将更加公开、透明,充分市场环境下价格联盟将不可持续,因此,企业间横向联盟发展格局在新常态下将会打破,联盟间企业反过来会成为竞争对手。
在此情况下,企业有必要尽早向纵向产业链协同发展转变,扩大与产业链条间的企业合作,为企业发展赢得空间。新常态下,企业纵向产业链之间的信息渠道、物流通道更为高效、便捷,为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产业链衔接环节存在提升效率的增值空间,可以通过产业链无缝衔接共同挖掘,实现多赢。而且产业链企业间相互协同,优势互补,扩展了市场环境下的腾挪空间,可以增强各自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可以说,企业向纵向产业链协同发展转型,具有长期稳定发展的功效。
3、构建动态价格传导机制,向运营创新转变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活力增强,促进了商品弹性的增加,引发价格变动的因素不断增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完善价格分析和预警机制,提高对价格波动的分析决策能力,科学预见并指导生产经营活动,避免价格不合理波动给企业带来的外在损失。
要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密切关注上下游产品的变化和传导,深入分析国内外市场相关商品的供求、进出口、成本和价格情况,做好主要相关商品的价格监测分析和预警分析工作,及时发现影响价格变化的苗头、倾向和趋势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调整生产经营活动,顺畅传导上下游的价格。
在价格传导迟滞、扭曲和不确定的情况下,要积极运用货币市场、商品市场的一些金融工具,制定有效的规避风险的方案,对冲价格传导失灵情况下企业经营的部分风险。
例如,国际油价自今年7月以来出现了连续五个月的下跌,WTI 由107美元/桶跌至目前的75美元/桶,跌幅30%,BTENT由112美元/桶跌至目前的79美元/桶,跌幅29%,而国内市场是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十个交易日后跟随调整。这里就存在着价格传导滞后的问题,如果经营油品的企业仅仅根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终端产品价格进行决策,可以想象,市场消费者都预期到了价格下调,油品销售企业按照发改委定价销售将无法得到市场认可,造成库存积压,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但是,如果企业建立了国际和国内油品价格联动传导机制,在国际市场开始出现下跌的同时,卖空油品期货,待油品现货价格出现调整后,按市场接受的价格销售油品,同时平仓卖空期货头寸,现货价格损失部分将能通过期货市场盈利部分有效实现对冲,就能规避油品价格大幅下跌的风险。在市场不利的情况下,实现稳定发展就能产生竞争力,在竞争环境下胜出。
4、增强产品科技含量向技术创新转型
新常态下,企业有了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时机。
总体上看,在去产能化、去污染化的外部政策环境下,高耗能、低价格倾销式恶劣竞争态势将得到遏制,追求有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生存环境将得到改善,有了技术革新、管理创新难得的清静环境。
同时,目前信息技术、智能化技术及新材料领域的蓬勃发展,为企业技术革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企业应积极研究并运用这些新领域技术,激励企业内自主创新行为和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发展智能化信息、生产工艺流程自动化控制技术等新技术,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大力提升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技术创新能力,就能够响应市场需求,甚至创造市场需求,企业创新发展就有了立身之本。
5、旧常态转变为新常态,必然会遇到一些阻力,因此,企业要实现转型和发展,必须在管理机制上进行转型。
一是要重塑与新常态企业战略发展目标相适应的统一高效的决策机制。新常态下,企业的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但是企业的发展目标始终统一在有质量有效益发展上,当质量发展和效益发展不能兼顾时,要从源头寻找原因,理清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保持定力,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集中资源解决主要矛盾问题,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是要构建灵活的考核机制,充分调动和保护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制定具有弹性空间的考核目标,留有余地,业绩考核时,要分清楚企业业绩构成的原因,区别市场环境因素和主观努力业绩之间的关系,避免刚性约束机制影响员工努力的积极性,为企业在新常态下转型和发展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文/杨长涌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1.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开放,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要求
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 社会 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十四五”末有望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消费正在经历转型升级,但国内商品和服务供给尚不能满足消费变化的需要,高端要素供给也不能满足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需要,这是国内循环不畅的关键原因之一。在此形势下,需要继续吸引全球优质商品和要素,成为推动国内供需平衡和国民经济畅通的必然路径。
2.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开放,是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同时,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而且在新一轮 科技 革命推动下和新冠疫情影响下,呈现一系列新特征。在此形势下,我国需要加大开放力度,才能顶住经济全球化的逆风和回头浪,守住来之不易的国际市场渠道、经贸合作关系和对外开放信誉,也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3. 新发展格局下扩大开放,是我国比较优势升级的必然要求
我国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已经弱化,但强大国内市场、产业配套能力、人力资源队伍等新优势正在形成和巩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出来。同时,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等新问题,对经济 社会 发展提出新要求。要通过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吸引力与主导力,增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等新问题开辟新路径,为新发展格局形成提供强大动能。
一是市场空间优势。从总量看,我国人口规模达1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已达4亿多人,总量需求巨大。2018年我国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约5755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60364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从结构看,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广大农村和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发展愿望十分迫切。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转化为城镇户籍人口,将激发出巨大消费潜力。从趋势看,当前我国人均GDP和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发达经济体的20%至30%。随着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缩小,巨大发展潜力将得到有效释放,市场能级将不断迈上新台阶。
二是人力资源优势。过去我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靠的是低成本劳动力。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大力提升教育供给和职业培训质量,我国劳动力素质显著提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接近1.8亿,还有大量熟练技工。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显示,我国当前劳动力队伍的技能水平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排名37位,成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全球化智库与中国教育学会联合发布的《2018年人力资源强国报告》显示,我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数全球排名从2000年的32位提升到2018年的13位,在发展中国家中居于首位,人力资源竞争力已接近美国的80%。我国劳动力队伍的这种巨大转变,十分有利于吸引研发、设计、金融、医疗、教育等高质量服务业外资,改善利用外资结构,为我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乃至“世界总部”迈进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产业配套优势。我国是联合国所认证的工业体系完整度最高的国家,是唯一一个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电子信息、 汽车 、摩托车等多个涵盖生产网络各个环节的大规模产业集群,这将为我国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四是营商环境优势。近年来,我国加快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大幅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有效减少企业设立、项目施工许可等领域的核准程序,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坚决实施减税降费,营商环境呈现大幅度改善态势。2018年和2019年,我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连续跃升32位和15位,目前居于全球第31位,在企业设立许可程序等重要子项指标中已经位列全球前十名。这种营商环境综合优势是其他新兴市场乃至部分发达经济体所不具备的,将为吸引集聚全球资本和要素提供巨大助力。
(一)以高质量“引进来”助力供给侧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将外资企业“引进来”落地生根,是我国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的重要路径。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一些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的趋势下,“引进来”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意义更加重要,是我国拉住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深度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点方向,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联结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
新形势下的“引进来”,要顺应我国比较优势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依然不足,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大幅萎缩。而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显现,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引进外资逆势上扬。过去,我国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吸引外资,融入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成为“世界工厂”。今后,我国将通过依靠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二是从政策优惠向提升营商环境转变。当前,外资企业对我国营商环境的诉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优惠政策已不是他们最看重的,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程度成为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决策更重要的考虑因素。从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华商会发布的文件看,在华外资企业对法律法规的透明性、执法的一致性、营商的便利性等十分重视。这就要求我国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将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体制机制作为吸引外商投资的最大优势。
实现两个转变,推动高质量“引进来”,一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当前,国内不少企业正在积极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造、专业服务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制造等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延伸。全球知名跨国公司、独角兽企业以及高水平中小型企业在上述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完全可以与我国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集成创新、最终产品加工制造、普通零部件制造进行多方位、多模式合作,进一步延伸全球价值链在境内的长度和深度,提升对重点行业和新兴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引导力。二是持续优化要素结构。当前,我国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减弱,亟需在技术、高素质人才等方面培育新的要素优势,实现供给质量的有效提升。不少外资企业特别是高水平的跨国公司仍是高端要素的主要载体。扩大“引进来”应将引技、引智作为重点,将研发创新中心、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作为主要领域,通过在离岸创新等领域的政策支持,积极鼓励境外各类高水平人才来华创新创业,使外资企业成为全球高端要素融入我国经济的前沿窗口。
(二)以高水平“走出去”深化产业链合作
我国企业“走出去”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底,超2.7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4万家,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的投资,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2万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直接投资预计疲弱不振,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招商引资的需求仍很迫切。应继续积极稳妥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国际 社会 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供给,深度参与和引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增强统筹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能力,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加快对外投资创新,整合优化现代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实现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更加紧密地结合,有序推进钢铁、建材、工程机械、铁路、通信、电网等重点领域的国际产能合作,鼓励企业进行链条式和集群式投资,逐步形成本土跨国公司主导,境内外企业分工合理、高效运作的现代供应链,打造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和服务网络。应加快构建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打造中国投资的品牌和形象。
二是推动打造对外投资联合体。在产业园区、工程承包等领域,支持投资商、设计商、建设商、装备商、服务商组建联合体,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指导行业组织与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组建重点行业投资联盟。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联合“走出去”,强化银企合作机制。支持香港法律、会计、审计、工程、设计等专业机构与内地企业联合“走出去”。支持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国际机构联合开展第三方市场投资。
三是实施境外经贸合作区创新发展工程。优化国别和产业布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以制造和物流为主要功能,培育一批产业定位清晰、发展前景良好的示范性合作区。创新建设与运营模式,支持开发商、运营商、服务商以并购、参股、联合投资等方式共建合作区。 探索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境内园区结对发展模式,打造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国际合作平台。完善考核评价、金融支持、协调服务等政策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扩大进口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一招。一方面,扩大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以及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等进口,有利于优化我国生产要素供给、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国内供需更高层次平衡。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长期疲弱的态势下,通过扩大进口向全世界分享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有利于为各国优质商品和服务提供有效市场需求,推动全球范围内的供需平衡。近年来,我国进口规模稳步增长、质量不断提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为全球优质商品与服务和中国需求对接的主要平台,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国际市场循环。未来应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这张“王牌”,着眼于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畅通,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使我国成为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巨大引力场。
一是着眼于满足居民消费升级,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居民恩格尔系数已进入联合国划分的 20% 30%富足区间,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转变、数量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转变、模仿型消费向个性化消费转变的趋势十分明显,但本土企业供给结构总体尚未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成为国内供需循环不畅的根本原因之一。这就要求适度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考虑稳步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支持与居民消费升级密切相关的医药、日用消费品以及康复、养老护理等设备进口,扩大 汽车 平行进口试点范围。以海南国际 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为引领,培育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批示范商圈,增强对国际国内品牌产品的吸引力,打造优质进口消费品集散枢纽,吸引境外消费回流。应进一步畅通进口商品流通渠道,大力支持境内流通企业整合进口和境内流通业务,鼓励进口商品直销,推进大型电商平台企业扩大进口商品销售专区。
二是着眼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进口。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低层次供需平衡向高层次供需平衡跃升的关键时期,存在低端供给相对过剩、中高端供给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一个关键原因是上游的技术、设备、零部件等中间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在高精尖特领域,矛盾尤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自力更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适度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进口,更好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可考虑适时修订《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对国内亟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口实施零关税。积极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信贷支持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大力支持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企业开展进口设备融资租赁业务。
三是着眼于提高市场保障能力,扩大农产品及各类资源性产品进口。可将“一带一路”沿线作为重点开拓的进口来源地,加快与有关国家签订水产品、水果、肉类等农产品准入议定书,适度增加优质特色农产品进口。应进一步推动完善国家储备体系,支持和鼓励企业建立商业储备。继续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等政策,支持境外能源资源开发,鼓励资源回运,稳定能源资源供应,提高市场保障能力。同时,在有效管理前提下,可适度扩大再生资源进口。
(一)推动“一带一路”设施联通
要让“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起来,互联互通是关键,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多来,在各国共同努力下,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区域间商品、资金、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有效促进了跨区域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然而,基础设施仍是“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瓶颈,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是畅通“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面临的迫切任务。比如,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2016—2030年亚太地区在能源、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的投资需求高达22.6万亿美元。
未来,我国应同各方继续努力,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聚焦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关键项目,着力推进公路、铁路、港口、航空、航天、油气管道、电力、网络通信等领域合作,共同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通过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推动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上下游、供需端循环畅通。
(二)深化“一带一路”贸易畅通
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的直接体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多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规模持续扩大,2013—2019年货物贸易额超过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投资额近1100亿美元,成为促进沿线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民众生活的重要途径。
未来,应以建设高水平国际运输通道为基础,以打造高质量经贸合作平台为载体,以完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机制为保障,以发展“丝路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特色,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规范企业行为、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下功夫,着力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往来继续扩大、双向投资继续深化、产业合作继续拓展、三方合作和多边合作继续迈进。
一是突出重点。前一个时期是“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全面布局、总体推进的时期。未来要走深走实迈向高质量发展,就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针对不同合作伙伴、不同合作领域分类精准施策,引导各方面资源重点投向那些贸易投资合作潜力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投向那些增长空间较大的行业和领域,投向那些具有示范效应和标杆作用的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增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带动力。
二是开放创新。开放是“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灵魂。应当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削减贸易投资壁垒,向“一带一路”沿线的优质商品、技术和要素开放市场。在“一带一路”沿线倡导反对保护主义,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用好“互联网+”,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合作共享。实现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贸易畅通行稳致远的强大法宝。应明确惠民生的目标,更好发挥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对于沿线国家和地区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的作用,为当地经济 社会 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鼓励在沿线投资的中国企业更好地承担 社会 责任,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发展和建设,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形象大使。
四是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是“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必须坚持的底色。应大力发展绿色贸易、绿色投资、绿色金融,推动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促进沿线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便利化,扩大环境产品和服务进出口,在我国与沿线重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 探索 纳入环境章节。适应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布局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新要求,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加强绿色供应链国际合作。
五是国际标准。“一带一路”是多边合作新机制,贸易畅通应遵循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应支持以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将贸易畅通与世贸组织规则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尊重各国法律法规。应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贸易投资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全面均衡地促进经济、 社会 和环境包容可持续发展。
从各国实践看,设立自由贸易区是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途径,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一方面,自由贸易区是由各参与方政府共同谈判达成的成果,反映了各方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产业发展乃至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主要诉求,其最终条款能够最大化反映各参与方的共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设立自由贸易区为贸易、投资、金融、 科技 等合作构建规范的法律框架,大幅消除各方开展经济合作的壁垒,对于打通经济循环特别是国际经济循环的堵点具有明显作用。根据WTO统计,截至2019年向WTO通报的有效RTA达304个,其中2000年后建立的占72.3%。我国应支持WTO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支持其进行必要改革,同时加快推进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为“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强大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动能。
一是扩大自贸区覆盖范围。周边层面,力争与所有毗邻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不断深化经贸关系,构建合作共赢的周边大市场,近期要以抓紧做好RCEP协定落地实施国内相关工作、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作为主要抓手。“一带一路”层面,结合周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全球层面,争取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大国、主要区域经济集团和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构建金砖国家大市场、新兴经济体大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市场等。
二是扩展自贸区议题范围。在与发达经济体的自贸区谈判中,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及其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发展水平和治理能力,加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新议题谈判。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贸区谈判中,适当纳入产业合作、发展合作、全球价值链等经济技术合作议题,推动我国与自由贸易伙伴的务实合作。
三是提升自贸区规则标准。在传统议题领域,关键是逐步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推广应用到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谈判中,提高服务和投资开放度。在新议题领域,关键是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等领域明确价值理念并形成可操作可落地的规则体系。应深入研究USMCA、CPTPP、欧日经济合作协定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标准,尽快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规则体系。
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六大发展趋势
Internet和电子商务将使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发生重大的改变,其关系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销售,更多的将是以服务的方式满足客户的需求来替代将产品卖给客户。越来越多的客户不仅以购买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其需求,而是更看重未来应用的规划与实施、系统的运行维护等,本质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某种效用或能力,而不是产品本身,这将极大地改变供应商与客户的关系。
全球供应链系统合作关系的六大发展趋势将影响制造商和他们顾客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做交易的方式:
IT外包 基于Internet/Intranet的供应链模式是供应链企业合作方式与委托代理实现的未来发展方向,但是中国许多企业没有充分利用EDI/Internet等先进的信息通信手段,企业与企业之间信息传递工具落后。在利用Internet/Intranet进行商务活动过程中,缺乏科学的合作对策与委托实现机制,法律体系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完善。1998年,发生了海南某公司和香港某公司进行在线电子商务时中国首例电子商务诈骗案,充分说明中国企业在进行全球供应链活动中进行合作对策与委托实现机制研究的重要性。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供应链管理思想在中国企业中应用受到的阻力比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企业改革的深入又迫切需要改变现有的企业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因此,完善供应链管理思想运作方法,解决中国企业在实施供应链管理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企业合作对策与委托代理实现机制问题是关系到供应链管理模式能否在中国得到很好实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