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球比分规则

2011年9月，“杨连弟连”来到了杨连弟的故乡天津，参加天津中铁国际城建设。

战士们本来打算来天津后就立刻去拜访杨连弟烈士的家属，还要去杨连弟公园瞻仰英雄雕像。但因为工期紧张，连队一到达目的地就进入了紧张施工。

为了弘扬英雄连的精神，部队在围墙上制作了大幅标语：登高英雄杨连弟原单位中铁十一局愿为天津人民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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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长子杨长林

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到了项目部，一见到项目经理李毕富，就小心询问道：“听朋友讲，我父亲原单位到这里施工来了。”

原来这位老先生正是杨连弟烈士的长子杨长林。

李毕富非常愧疚，赶紧和老先生握手：“很对不起您，本应我们先去瞻仰老英雄和拜望您。”

杨长林忙摇摇头，客气地对他说：“感谢铁一师培养了我的父亲，父亲的原单位来天津施工，我应代表父亲来看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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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连在临时围墙上制作的大幅标语

杨长林还对李毕富讲，如果在天津有什么困难，他一定会尽力帮助。

从此以后，李毕富便和杨长林成为挚友，杨长林一有空就会来项目部看望连队的同志们，李毕富也经常打电话问候他和家人，并且邀请他来部队宣讲。

这些听着杨连弟英雄故事成长的战士们，通过杨长林的宣讲，了解了更多烈士背后的故事和杨连弟背后的英雄家庭。

杨连弟的军旅生涯只有短短3年，用他的榔头和手钳抢修了一座又一座桥梁，他虽然不在前线，但是以过人的胆量和技术，为中国和朝鲜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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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

杨连弟191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之中，因为家境贫寒，14岁起就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四处帮工、当伙计。抗战时期，天津沦陷，杨连弟只能蹬三轮车谋生，后来又被日伪抓去当电业工人。

这些中国穷苦老百姓的命，在日本人和汉奸眼中不值一文，每一次爬上高架线，杨连弟都是在生死之间徘徊，豁出命来工作，也不能混个温饱。

北仓地区解放后，杨家伏击的空地成了解放军的停车场，解放军战士们经常来杨家帮忙挑水扫院子，还教杨连弟怎么开车，杨连弟认定了解放军就是“自家人”，和弟弟主动加入了民工队，为解放军战士送弹药，在枪林弹雨之中抢救伤员。

作为一名工人，杨连弟衷心感谢解放军将他们从苦难之中解放出来，也切身感受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他一直梦想着能够有机会加入到解放军之中。在家人的支持之下，杨连弟和堂叔杨万生等一同参加了铁道总队一支队第一桥梁大队，随军工作，享受薪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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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在工作之中

第一次参加工作是在北戴河铁路线上的76号桥，当时没有大型施工设备，施工频频遭遇困难，杨连弟提出自己独特的施工方案，受到连队表扬。然而在修建71号桥之时，杨连弟意外从7米高的桥墩上栽了下来，摔到头部，一下子晕了过去。

当杨连弟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被指导员送到了医务处，指导员亲自端来热汤面喂他吃。发现杨连弟对自己作业时的失误愧疚不已时，指导员宽慰他：“你不要过意不去，革命部队就是咱们的家呀！”

半辈子在外做苦力养家的杨连弟，感动得满脸是泪。

第二天他就来到了工地，头上还包着纱布。同志们怎么劝他回去休息他都不听，说自己心中老想着任务根本躺不住。

月底，除了固定的薪资，组织还给他多发了奖金，以示对他技术的肯定。杨连弟却不愿接受，他对指导员说：“咱是革命来的，不为钱！”

8月，杨连弟所在的铁道兵团接到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个月内修复陇海铁路8号桥，支援野战军挺进大西北，追歼西窜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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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杨连弟所在部队担负了修复陇海铁路8号桥的艰巨任务

陇海铁路8号桥是当时国内铁路第一高桥。1921年由法国和比利时专家联手设计，修建就用了4年。从抗战到解放战争，8号桥被国民党两次炸毁，现在想要重修这座桥，就需要将5座被炸得高低不等的桥墩墩面修成齐平。

老工程师和苏联专家在此考察数日，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因为材料难买、地势险要等问题一直被否决。

杨连弟大胆提出了“用带钩的长杆钩住圆孔，架单面云梯”的危险方案，联合其他18名战友，向团里提出一试。团党委慎重考虑后，才给予采纳。

9月4日，杨连弟第一个登顶，用了4个多小时艰难攀登上了45米高的桥墩，老百姓在下面敲锣打鼓，欢呼着“神兵上天梯”。

桥顶上四面劲风，作业面狭窄，老百姓们还为战士们编了个民谣：八号顶，八号顶，失足摔成饼。八号端，八号端，上桥如上天。

杨连弟和同志们在冷风冷雨、烈日迷雾下坚持爆破作业，掩护工具只有仅仅一块木板。桥墩顶上整天炮声隆隆，杨连弟的脸被熏得乌黑，双耳已经被震到麻木，还要躲避时常可能砸过来的水泥块。

3天3夜的苦战后，杨连弟终于完美完成任务，8号桥提前20天胜利通车，杨连弟被授予“登高英雄”的伟大称号。

猛将必发于卒伍，修复8号桥的英雄事迹传遍了全国，杨连弟被选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对他说：“一个人只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这句话，杨连弟一直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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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曾用过的工具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杨连弟主动报名，加入了志愿军。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拼命的不仅仅是前线冲锋的战士。美军战机时不时扔下炸弹，杨连弟和战友们不分昼夜地修建着跨越鸭绿江的铁路便桥。

由于铁路临时封锁，粮食和建筑材料无法及时供应，连队每人每天只有三两高粱米，大家只能喝稀汤。杨连弟奇迹般从口袋里面摸出一些饼干渣，分给大家伙吃。

杨连弟是贫苦工人出身，始终保存着劳动人民简朴和无私的美德。这一路行军，同志们将吃剩的碎饼干扔掉，杨连弟就跟在后面细心捡起来，吹去上面的灰尘，保存起来。

哪怕在路上看到一段断掉的钢丝绳，他都舍不得扔掉，自己背的东西已经很重了，他还是要捡起来收好。

他珍惜着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成果，更加关爱自己的战友们。

抢修铁路耗时耗力，战士们日夜不停，光吃稀粥是绝对不够的。杨连弟机警地爬到了封锁线上，幸运找回来一些烂掉的玉米棒子。他将残留的玉米粒搓下来炒熟了给战友们吃，饿了就一把雪一把炒玉米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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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和战友们夜以继日抢修鸭绿江便桥

因为根本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很多战士都得了夜盲症，但修筑铁路大多是在敌人不善战的夜晚进行的。杨连弟一个人跑到开阔的田野里去给战士们找野菜，飞机就在他的头顶，听到声音他就躲到田沟里面去，飞机走了他再钻出来继续找。

就这样，杨连弟带回几大筐的蔬菜，缓解了战士们的夜盲症。指导员将杨连弟找野菜的法子在全连推广，战士们称这菜是“光荣菜”。

细心的杨连弟还计算着美军轰炸的规律，推算出最佳的修建时间，用“猫戏耗子”的办法：利用轰炸间隔作业，敌机快来时就顺绳攀桥下躲避，敌机撤后立即复工。

这支英雄部队提前完成了艰巨的任务。

杨连弟向小组长胡占芳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当兵一年多了，恳请组织在战场上考验我，我一定要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1951年3月6日，经过小组长胡占芳的介绍，连队支部党员大会上一致通过杨连弟的申请，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铁道和大桥，是美军在战场上最集中的轰炸对象，敌人计划动用80%的空军力量炸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妄图切断大后方给战场上的一切供给。

清川江大桥3号桥墩被敌人狂轰乱炸，上级命令一连80天内修复。杨连弟和战友马德友4次下水勘察，全连连夜奋战，以7000多根枕木搭起了3号桥墩，还搭起了一座浮桥。

然而一场大洪水，将所有人的努力一冲而空，就连江心30吨的钢梁都被冲到了一公里外。

杨连弟常常白天一个人爬上山头，看着面前的江水和被敌机炸毁、被洪水冲毁的桥梁，他心疼不已：祖国人民辛辛苦苦为前线战士们省下的物资，经过千难万险运送到了这里，却过不了江，被糟蹋了！

杨连弟和战友们毫不放弃，先后研究出了11种修建浮桥的新办法，一次次被洪水冲垮，再一次次重新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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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和战士们用枕木排浮桥、铁桶架浮桥等方法设法接近桥墩

一天，杨连弟被洪水冲进了6米深的江水之中，战友们马上顺着江水寻找，在百米之外将他救起，当时昏迷不醒的他手上还紧紧握着从不离身的手钳。

此时战友们才知道，成天在江面上勇猛攀登的杨连弟根本不会游泳，他是豁出命来修路修桥啊！

经过一次次失败，30个昼夜的苦战，大桥终于修复，杨连弟和他所带的一排连连立功。

第五次战役之中，杨连弟所在的连队接到抢修龙津江大桥的任务，当时大桥从中间炸断，钢轨从桥面垂到了江面上。杨连弟就沿着这段钢轨，冒着随时可能被敌机轰炸的危险，爬上17米高的桥墩，取下了40多根桥梁枕木，解决了当时部队急缺材料的困难。

杨连弟和同志们收到了从祖国寄来的信件，这是一封来自小学生的慰问信。杨连弟十分感动，但他不识字，不能写回信，就亲自做了一把小勺子和小刀准备寄回去。

制作了小礼物还远远不够，无法用文字将自己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让他下定决心学习文化。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会抓紧休息的时间学习写字。

其实在入朝后不久，上级为了进一步培养杨连弟，决定安排他到苏联军事院校深造。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进步机会的杨连弟却拒绝了，他觉得现在朝鲜占城更加需要他，去苏联的事情，想要在战争结束之后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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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被评为铁道兵团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农兵英模代表大会

1951年9月，北京召开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杨连弟作为英模代表出席。他再一次见到了崇敬的毛主席，还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签名照片。

记者采访杨连弟时，询问他在战场上怕不怕，杨连弟笑着摇头。记者又称赞他是一名英雄，杨连弟道：“我不是英雄，你不要采访我，跨过鸭绿江，人人都一样。”

会议后，他被批准回家乡向父老乡亲们宣传志愿军精神，还能在家里过一夜。满心欢喜的家人没有想到，这是杨连弟和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1952年3月14日，已升任为技术副连长的杨连弟回到了朝鲜前线。回到部队的第一件事，杨连弟就向党小组长汇报自己学习文化的情况，他已经将语文课本的第四册学完了，但自我检讨没有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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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烈士的勋章

此时，百岭川桥正遭受美军不定时连番轰炸，桥下还有不知数量的定时炸弹。杨连弟刚刚赶到勘察之时就被定时炸弹掀倒，从昏迷之中醒来后简单包扎后重回工地。他和战友们克服千难万险，保证交通畅通。

5月15日，杨连弟在查看清川江大桥之时，发现新修的一段钢梁因为震动移位了5厘米，杨连弟和战友们抬着压机上桥校正，被附近的定时炸弹击中了头部。

杨连弟从高处摔下过，被炸弹震晕过，被洪水冲走过，他一次次死里逃生，成为战友们心中的奇迹、“神兵”。

可这一次，“神兵”没有醒来，无论战友们如何哭喊，33岁的杨连弟依旧紧紧闭着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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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前夕，在杨连弟牺牲的清川江畔，一师一团一连64名指战员均佩戴着大红花，一连被正式命名为“杨连弟连”，杨连弟烈士追记特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英雄”。

陇海铁路8号桥被命名为“杨连弟桥”，杨连弟的骨灰盒在次年3月被安葬在沈阳烈士陵园，与黄继光、邱少云和杨根思长眠在一起。

这些英雄事迹，“杨连弟连”的每一位同志在入伍后的第一次教育课上就已经听过，杨长林也是在长大后才清楚父亲离家的那些年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探亲之时，杨长林才9岁。

杨连弟那次回家没有告诉任何一位家人，直到杨长林的小伙伴突然找他，说“你爸在村里讲话呢”，他赶紧跑过去看。

杨连弟宣讲的地方其实离家只有500米远，刚看到爸爸的时候，杨长林很兴奋，直接钻到台上叫他“爸爸”，杨连弟不理儿子，还叫人将他拉下去。

杨长林很伤心，马上跑回家告状，家里的长辈们一听都兴奋地赶过去。报告大会后，杨连弟愧疚地和杨长林解释，他这是在向祖国人民汇报工作。

母亲阎福珍询问杨长林在朝鲜战场的情况，杨长林做了个比喻：敌机多的就跟夏天村后水坑上的蜻蜓一样。

第二天，杨连弟就归队了，杨长林对父亲的印象只有他离去时的那个背影，他带着遗憾说：“他背身走了，头都没回。”

杨连弟离家12天后就牺牲了。

杨连弟牺牲之时，妻子阎福珍才32岁。她一个人将5个儿子，2个女儿抚养长大，把3个儿女送去参军。杨长林骄傲地对采访他们家的记者说：“我们这一辈共三人，分别参加了海陆空三军，就是因为从小受到父亲事迹的影响，就想当兵，继承父亲不服输、永攀高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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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烈士的志愿军军装

杨连弟牺牲后很长时间，杨长林都非常恨爸爸，特别是他最后走时都不看家人一眼，好像对苍老驼背的爷爷和已经头发发白的妈妈没有一点眷恋，他不能理解。

一直到自己应征入伍的那一天，杨长林才懂得了父亲。“没有国哪有家，他是顾国顾不了家。”杨长林常叹息道。

杨长林入伍后，从一名普通的海军工程兵，成长为部队骨干。

1975年10月25日，杨连弟夫人阎福珍作为唯一烈士家属代表，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25周年庆典。

阎福珍和其他代表们受到了朝鲜人民最高规格的接待，金正日成亲自接见了他们，他们一同合影、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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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父亲（二排左二）全国拥军优属代表大会，与黄继光母亲、董存瑞父亲、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宋学义等合影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一天，“杨连弟连”电话联系上了天津丁字沽中学的校领导，希望他们能向杨连弟的家属传达部队的慰问。

“杨连弟连”和烈属们的情感纽带数十年来从没有断过。

闫福珍坚持前往机关、学校、部队宣讲丈夫的事迹，宣传抗美援朝精神，一直到她80多岁实在讲不动了，这个任务就交到了儿子杨长林的手上。

杨长林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宣讲团的成员，经常被邀请去全国各地宣讲。本市的烈士纪念馆、社区、机关、学校等单位也会常常邀请他，他无论到哪里都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不需要接送，不需要任何报酬。

后来，杨长林年纪也大了，他不顾身体到处奔波，儿子杨军不理解父亲，反复劝父亲在家里好好休息。

直到有一天，有关部门将一段老旧的视频送到了杨军的手上。那是在1953年，杨连弟的父亲杨玉璞随赴朝慰问团抵达朝鲜之时的真实录像。

老人家流着泪对志愿军同志们说：“我的儿子杨连弟在抗美援朝战斗中牺牲了。我失去一个儿子！但是，你们是我最可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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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6月，杨连弟牺牲30周年之际，杨连弟的亲属应邀访问“杨连弟连”

全体官兵都站起来，大家饱含深情地回应他：“父亲！爸爸！我们都是您儿子。”

杨长林和杨军看着屏幕里老泪纵横的杨玉璞，眼角湿润了，杨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劝阻过父亲，还在帮助父亲搜集资料。

“我们退休了不能矮了自己，还要继续登高。”这是杨长林晚年常常说的话。

登高，登高！当年，杨连弟和战友们战胜千难万险，建立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铁路运输线，美国《合众设》发出如下电文：

在差不多一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的飞机一直轰炸共产党的运输线，在北朝鲜仍有火车在行驶……坦白地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建设铁路的人。

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也不得不称服：“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努力，然而共产党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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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弟烈士纪念馆内部油画

今天的天津博物馆内，还收藏着一件满是尘污的挎包，几乎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这个挎包现今是国家一级文物，朴素简陋的它，曾经伴随着杨连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也承载着我们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杨连弟的名字，和“江”与“桥”结下了不解之缘，“登高精神”和“钢铁力量”，随着“杨连弟连”的延续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也深深铭刻在杨家子孙的心中。

吊箱测流怎么测流量：位于山东东营的利津水文站，是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生态用水监测的控制站，也是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无论春夏秋冬、风雨阴晴，水文站的助理工程师邢西金都要完成特定点位的观测和取样，记下研究黄河的第一手资料。

在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监测

利津水文站是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供生态用水监测的控制站，也是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在利津水文站站所斜对面，立着一块石头，写着“刘夹河险工”，旁边整齐地码着一块块大石头，石头堆另一侧紧挨着黄河。

2015年大学毕业后，邢西金先在内蒙古自治区三湖河口水文站工作。2016年8月，他到利津水文站来报到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刘夹河险工。“为何独有此地放着大量石头？”初来乍到，邢西金很好奇。“这里是黄河下游重要险工地段，备好这些石头，有备无患。”利津水文站站长张利给他答疑，一旦黄河发大水，老百姓就要遭殃，“我们要站好岗”。

此后，每次出站所大门，刑西金都会看一眼刘夹河险工。“这时刻提醒着我，这份工作有多重要，监测水文状况容不得半点马虎。”邢西金说。

外出测量和取样，完成后回办公室分析样本，并上报相关数据，这是他的日常工作。

到黄河中测流量、水位，取沙样，取水样，根据水流情况，怎么取、取多少，都有严格流程。“虽然现在已经熟门熟路，但是失误也往往在不经意间。”邢西金时刻记着张利站长对他说过的话：把每次取样都当做第一次，对着操作流程一步步来。一次不准确测量、一次不合格取样，可能就会对水情造成误判。

除此之外，他还得测水温、气温、风速等等，在寒冷的冬季，还要观测冰情。一旦有结冰现象，就要着手防冰凌汛。

回到办公室，不管多累，他都要将测量的记录誊写到相关台账上，及时向上级报告利津水文站测量记录以及初步分析。

不能因为怕就不进吊箱

在利津水文站站所内以及黄河对岸，有几座大型铁塔，铁塔之间由粗钢丝绳相连，横亘于黄河之上。用于测量和取样的吊箱，由专人通过机械操作游走于黄河两岸之间。

邢西金刚来水文站时，测量和取样需要人工到河里操作。有了自动化测量和取样设备后，吊箱上不用上人了，邢西金在黄河岸边的操作间里按着按钮就能完成测量和取样。

回想刚刚上吊箱时的工作状态，邢西金说，他也害怕过。工作人员要先到吊箱上，再由吊箱水平送至黄河上空指定位置，然后下降至黄河水面附近测量和取样，完毕之后，再由吊箱将人送至河岸边。

“放仪器测流速，取水样、沙样，插杆测水深，这一系列操作都要在飘摇的吊箱上完成。”邢西金说，自己学的是机械制造设计及自动化专业，维护设备不在话下，可是在黄河上吊着测量和取样，想想就头大。“吊在空中，河面上风大，到处摆动，下面是急速的水流，低头一看心里害怕，上岸后两腿还软哩！”他说。

“不能因为怕就不上吊箱，越害怕我就越要克服。”邢西金坦言，之后，他刻意多进吊箱，多向前辈请教，“刚开始还一心二用，边工作边担心掉河里。”适应之后，邢西金笑言，“任尔水急浪高，我自岿然不动，专心测量取样。”

不过，邢西金说，传统技术不能丢，他依然熟背人工测量和取样的流程，并时常演练。“冬季有可能结冰封河，但水文数据一天都不能少。”邢西金说，结冰时自动化设备不能用了，还需要人上吊箱，然后放到水面附近，用冰镐凿冰孔，测量、取样，还要测冰厚。

经常拿出历年的数据来琢磨

除了测量取样，获取水文数据外，邢西金还经常拿出历年的数据来琢磨。

他说，黄河水流量，站上每天都测，单看几个数据可能没有规律，但是数据日积月累，以月份、季度还有年份看，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利津水文站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和2019年两年的黄河水入海量超过300亿立方米。“这对我们总结黄河水文规律，做出预判很有帮助。我们要发现数据后面的规律。”邢西金说。

前不久，张利带着邢西金还有站上的几位业务骨干，为胜利油田的输油管线从地下穿越黄河作测量。

涉水、爬沟，穿越一人多高的芦苇荡，走过刚经过雨淋翻耕完的田地，鞋子比平时大了好几圈，全是泥。“走路好像腿上增加了好几个沙袋。”邢西金说，虽然辛苦，但丰富阅历、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学到了新东西，提高了能力。

“扎根黄河边，做好水文监测。这就是我的座右铭。”邢西金说，利津水文站虽然工作辛苦，但氛围好，他也喜欢周边朴实的群众。

01

有的企业选择稳健前行，有的企业选择蒙眼狂奔。

2013年，当时地产圈最当红的职业经理人陈凯掌权阳光城1年后，阳光城已经成为业界“当红炸子鸡”。登门而来采访的媒体和取经的房企一家接着接一家。

陈凯颇为得意表示： 对于阳光城来说，跑得快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此后2年，阳光城的“快”更为扬名天下，陈凯也进一步缔造了自己在地产江湖的传奇。

对于一直以碧桂园为模板，心里有着“行业前十”梦想的阳光城老板林腾蛟来说，陈凯的“三板斧”效果显著，但也“问题不少”。

接近阳光城的人士透露，陈凯的强硬和固执在职业经理人当中较为少见，敢于和老板叫板。因为这样的个性，与林老板之间有过“多次激烈摩擦”，但为了企业的规模快速冲击，林老板多数情况下选择了“忍让”。

但对于大多数掌控欲较强的闽系房企老板来说，类似这样的情况注定要成为日后“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如后来在中南的故事一样，大概率今日的新力也会如此，陈凯的“三板斧”是有使用周期的。

当阳光城经历了规模10倍的增长，行业排名冲进30强之后，很多阳光城内部的人士也坦言，陈凯的那套打法可能没那么好使了。

鸡血和鸡汤对于一家从大规模到更大规模的房企来说，已经不是灵丹妙药了。

在行业巨变和身后一众追兵快速崛起的形式下，林腾蛟更为深刻意识到“冲进行业前十”是阳光城要做的，要尽快实现的。

（图片来源网络）

很快，陈凯退出，林腾蛟选择了张海民。与陈凯的强硬不同，从某种意义来说，张海民是更愿意贯彻老板意图的职业经理人。

但留给张海民的“摊子”并不太好收收拾，一是前任留下的“高周转”打法需要结合新的形式创新使用，一是林老板的规模欲望越来越大。

怎么办？张海民找到了一条路:并购。比如在2016年，阳光城新增计容建面中的85%来自并购，阳光城并购标签越发清晰。

但事实证明，“并购”的这条路并不适合所有的房企，融创可以走好不代表阳光城可以走好。

企业规模增速受限和利润兑现不足的问题开始集中表现出来。

尽管一开始林腾蛟也是同意走大举“并购”这条路的，但结果导向，善变是很多老板共有的特点。

最终，张海民“被架空”，“带着一肚子苦水”离开了阳光城。

既然要学碧桂园，为何不去挖碧桂园的高管呢？

茅塞顿开的林腾蛟在巨大的规模焦虑下，2017年中，请来了朱荣斌、吴建斌，“双斌”组合带着碧桂园的打法成为了林腾蛟新的依靠和期望。

改变肉眼可见，阳光城内部战略路线冲突开始加速，从原本坚守一二线开始向三四线城市覆盖，一众“小碧桂园”房企中，阳光城学得最为逼真。

更让林腾蛟满意的是朱荣斌立下的“豪言壮志”。朱荣斌履新阳光城不到3个月，就为阳光城制订了3500亿规模的发展规划， 分别是2018年1500亿、2019年2500亿、2020年3500亿。

如此快速的扩张计划，高度符合闽系房企激进的基因。

闽商的共性显现，做企业较为冲动，目的性强，对风险的评估相对来说滞后于对规模的追求，这让阳光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赌性”和“机会主义导向”。

2019年，阳光城销售金额2110.3亿元，距离当初朱荣斌“夸下的海口”有着近400亿的缺口。2020年3500亿目前更是已经不怎么提了。

02

年度目标不达标之下，阳光城的疲态也在显现。

营收增速放缓，规模增长依然带不来利润更好提升，真实负债率依然较高，权益销售额不济等特点表现尤为突出。

换句话说，老问题都没怎么解决。 还可以简单概况：阳光城开始“跑不动了”。

第一点，规模增长的背后，利润低的窘境没有实质改变。

庞大的有息负债可以换来规模上的提升，但净利润这个指标不是轻而易举可以换来的。

熟悉的人可能还记得2018年年报发布的时候，朱荣斌承认阳光城2018年的净利率水平比较低，没有达到预期，主要是因为过去的基础比较差。

他解释阳光城在2018年结转的项目，多数是2016年之前销售的，当时售价、项目的盈利能力比较差。

“过去基础比较差”，这句话极富深意，背锅的应该是谁？

2018年，阳光城结算了565亿元的营业收入，但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只有30亿，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

再看最新的2019年，结算营业收入610.49亿元，净利润40.2亿，净利率6.5%左右，改观并不明显。

有媒体统计，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方面，其增加幅度为三年来最低，接连下降趋势。

第二点，净负债率依然较高，债务压力依然艰巨，指望合作冲规模

2019阳光城总负债达到了2567亿，在2018年2224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

报告期内，阳光城依然背负着巨额的有息债务。有息负债规模为1123.2亿元，近三年均保持规模相当，其中短期有息债务规模335.5亿元。

降负债对于阳光城一直是个“硬骨头”，虽有所下降，但138%的净负债率依然在高位，债务的压力依然艰巨。

如果再计算进此前媒体反复质疑的50亿永续债部分，阳光城的真实负债率大概率要高出更多。

在吴建斌看来，降低负债率、提升境内外评级、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对于阳光城来说一直都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

降低负债率，有一个手法就是扩大权益金额，这也是很多闽系房企惯用的手法，旭辉也是类似操作。

阳光城在这方面也是驾轻就熟。

粗略算了下，2019年权益销售额是全口径销售额的64%，相比2018年占比72.66%，权益销售占比下滑8.66个百分点。

依靠不断增加合作项目放大杠杆提升规模非常明显。

面对媒体,朱荣斌爱用一个形容,心情有如“在钢丝绳上跳舞”，这话不假。对标碧桂园、中海等企业，董事局的诉求就是一个快字。

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做不到快，如果不能抢占更好的赛道，陈凯、张海民的“阳光城经历”不排除在其身上上演。

毕竟2020年3500亿的豪言是自己当初信誓旦旦说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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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林腾蛟非常自律，每天早晨5点，阳光控股的管理层微信群一般会收到林腾蛟发的前一天读王阳明的心得体会。

对于老板来说，找到一个好的总裁辅佐自己，自己可以半隐身做“甩手掌柜”是一个普遍的理想。

在挖角这块，林老板表现出的执行力和敏锐度确实厉害，看准一个挖一个，挖一个成功一个。

很多人都在猜测，林老板下一个盯上的目标又会是谁？

接近阳光城的人士透露，快速的规模扩张欲望背后可能是投资人和实控人不断给到的业绩压力。

虽为上市公司董事长。但和很多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又略有不同，林腾蛟虽然站在台前，但其实又不是阳光城的实控人，从阳光城的股权架构图来看，实控人是董事吴洁。

吴洁曾在2015年以90亿的身家获评“福州女首富”之称。

据了解，吴洁是林腾蛟的嫂子，是林腾蛟兄长林伟民的妻子，但关于林伟民的相关公开信息缺非常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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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极致高周转带来的诸多“后遗症”在阳光城身上同样表现明显：产品质量问题较为严重、安全事故问题发生多起。

阳光城对外宣称，以“绿色 健康 、便捷安全、家文化”为核心理念，提出“绿色智慧家”战略，要掀起品质革命。为此，还携手清华大学制定课题，提升产品竞争力。

但从目前的客户口碑和市场反馈来说，很难让人满意。

在多地，阳光城成为了维权代名词，很多投诉网站上，都有业主向官方进行质量投诉和产品维权。

在个别城市，比如郑州，甚至发生过业主维权被打的极端事件；在杭州，几乎阳光城的每一个项目都发生了维权问题；在成都维权业主同样遭到了威胁。

质量问题只是一个缩影，极速高周转之下，阳光城相关区域还发生多起安全事故及违法的问题。

2019年，6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阳光城·丽景公馆，发生高处坠落事故，死亡1人。

2019年4月，阳光城郑州公司因违法建设等问题被被列入郑州城管领域失信“黑名单”，罚款253.5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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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林腾蛟家书《点亮心中的灯，照耀前行的路！》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新的一年，愿你葆有一颗"光明的心"，良知清澈，光明磊落。

所有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格"和"产品"的竞争；所有家族的兴旺，最终都是精神和"价值观"的胜利！

守住底线，才能追求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