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融资的实践以及思考
有关贸易融资的实践以及思考
近两年来，随着宏观经济调整，一些行业遭遇困难，在个别地区甚至形成了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贸易融资业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那么大家知道如何实践与思考贸易融资？
国内贸易融资业务起源
20世纪90年代，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下同）的华南各分行以票据贴现业务替代流动资金贷款，为客户提供资金支持。2001年，平安银行又推出了一项重要贸易融资创新产品——动产及货权质押授信。该项业务突破了传统的授信担保模式，以存货类动产设定动态的抵/质押，在保持存货流动性的前提下，允许企业随时赎取部分抵/质押物用于销售，有效解决了大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003年，平安银行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通过业务流程再造，整合应收、预付和存货类商品贸易融资产品，在国内银行业第一家提出了“自偿性贸易融资”的理念，并在全行推广，奠定了贸易融资系列的产品基础。
自偿性贸易融资评级体系，创造性地打破了过往以贷款企业的资产实力或担保为融资授信标准的限制，转而重点考察企业的贸易背景，以及物流、资金流控制的模式，从而衍生出一套新的信贷分析及风险控制技术。较传统流动资金贷款，自偿性贸易融资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还款来源的自偿性
即通过操作模式的设计，将授信企业的销售收入自动导回授信银行的特定账户中，进而归还贷款或作为归还授信的保证。贸易融资的自偿性具体体现在，依托真实贸易背景进行的贸易融资，其还款也将由交易完成后获得的交易收入自动清偿。
2、操作的封闭性
在实际操作中，商业银行通过对资金流、物流以及信息流的结构化设计实施从出账到资金收回的全程控制，也即实现对授信资金的担保或反担保，从而达到风险缓释的目的。
3、以贷后操作作为风险控制的核心
即相对降低对企业财务报表的评价权重，在准入控制方面，强调交易模式的自偿性和封闭性评估，建立贷后操作的专业化平台，实施贷后的全流程控制。
4、授信用途的特定化
基于自偿性和流程性和内在要求，贸易融资必然是受托支付，即额度项下的每次出账都对应明确的贸易背景，做到金额、时间、交易对手等信息的匹配。这与监管当局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精神高度一致。
这种转变对国内商业银行来讲，不仅仅是开创了一片新的业务蓝海，基于真实贸易背景和交易流程控制的风险管理体系更是为提高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因此，这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平安银行所提出的自偿性贸易融资理念，也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开展贸易融资业务的理论指导，影响至今。
贸易融资业务理论基础
贸易融资业务发源于中小规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金融业残酷竞争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在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大背景下，各银行之间的竞争愈趋激烈。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四大行以固有网络和传统优势占据大型客户市场，而类似平安银行这样的中小型银行，由于地位的不对等，纷纷陷入核心竞争力缺乏、定位模糊的尴尬局面。正是这样的处境，才迫使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得不以利率市场化为导向，将目光转向广大中小企业，寻找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差异化道路。其中，平安银行率先提出了“面向贸易融资、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司业务战略转型。
应该说，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的诞生，是中小型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同业竞争背景下，在深入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交易结构的基础上，参照《巴塞尔协议》相关条文和国际先进经验，从而提出的一种系统性融资安排。因此，国内贸易融资天然具备国内业务实践和国际银行业先进理论支持两大基础。
《巴塞尔协议》（2004年6月版）192和193条分别定义了针对SPE（special purpose entity）的商品融资和针对一般公司的储备、存货和应收账款融资。由于授信对象的不同，两者虽有细微差别，但其核心都是基于公司自身的交易行为和交易结构进行的融资安排。192条和193条共同构成了贸易融资的概念：贸易融资是指在商品交易中，银行运用结构性短期融资工具，基于商品交易中的存货、预付款和应收账款的融资。对于这种融资，借款人除商品销售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外，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什么实质的资产，因此其本身没有独立的还款能力。这种融资的结构化特征旨在弥补借款人较低的信用等级。融资的风险主要反映在融资的自偿性程度以及商业银行对交易进行结构化设计方面的技能，而不是借款人本身的信用等级。
从企业的交易链来看，一个完整的交易链条，势必包含向上游支付的货款、采购的原料和产成品、销售收入等三大要素。相应的，围绕授信对象交易行为进行的贸易融资业务也务必要包含预付款融资、存货融资、应收账款融资三大产品种类，这不但是贸易融资业务原理的内在要求，也是由客户实际需求决定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了解并掌握了授信主体的完整交易链和交易结构，也才更有利于商业银行授信方案的制定以及业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因此，贸易融资业务包含预付、存货、应收三大业务品种也是由内在的风险因素决定的。
按照风险控制体系的差别以及解决方案的问题导向纬度，平安银行将贸易融资业务划分为存货融资、预付款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三大产品，从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贸易融资产品体系。该分类方法与《巴塞尔协议》的相关规定和理念一脉相承，并对应了《巴塞尔协议》产品线对应表中提到的商业银行的出口融资、贸易融资和保理三大业务群组。随着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这一分类方法逐步得到其他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认可。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业务架构、部门安排和功能设置也都基本参照了这一分类方案。
贸易融资业务实践
在贸易融资业务理论的指导下，平安银行自主开发了面向贸易融资企业的风险评价体系，通过引入核心企业、物流监管措施、资金流导引工具、信息流监控手段等风险控制变量和跟踪监管措施，开发了一系列的贸易融资产品和业务解决方案，满足交易链条上不同节点企业在预付、存货或应收等环节的资金需求。
贸易融资，既可以基于企业主体评级而发放，也可以基于单笔债项评级而发放。这一特点对于中小型民营企业融资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共同特点在于规模小、经营稳定性差、报表不真实的问题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导致其在银行的信贷地位和议价能力都非常低下，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因此，直接把握企业的贸易行为和交易信息以及控制贸易项下的资金流和物流，对于银行防范对此类企业的授信风险具有特殊意义，同时也可有效提高此类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便捷性。
贸易融资业务一经推出就受到广大中小型民营企业、银行同业、监管机构和媒体的广泛关注。《金融时报》当年就曾刊文指出：在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各类金融创新中，深圳发展银行整合推出的贸易融资业务提供了一种新思维。这种融资模式站在产业供应链的全局高度，切合产业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既规避了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困扰，又延伸了银行的纵深服务，在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贸易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上可谓独树一帜。与媒体赞誉相对应的是平安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规模逐年攀升、客户基础不断扩大和资产质量常年表现优良。
伴随着平安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成功开展，很多业内同行也嗅到了其中的“巨大市场”。从2005年起，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纷纷跟进，迅速开始了对贸易融资业务的争夺。尤其近两年，随着城商行等大量地方性银行的进入，更是模仿者众。贸易融资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和企业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内大多数商业银行均成立了相应的贸易融资业务部门，推出了各具特色的贸易融资服务。
通过对颇具代表性的兴业、光大、浦发、广发、招商等国内商业银行和渣打、摩根大通等外资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深入观察，发现这些银行的贸易融资业务均沿用了《巴塞尔协议》对贸易融资的定义，其业务构成包含了国际和国内贸易融资两大部分，涵盖了预付、存货、应收等三个环节。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浦发银行和广发银行，这两家银行在传统贸融业务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业务重构和创新。浦发银行除贸易融资业务外还将与贸易融资紧密相关、无法分割的现金管理纳入贸易融资管理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广发银行负责贸易融资业务的环球交易服务部除贸易融资和现金管理外，更是包含了对资产托管业务的管理。这些商业银行的实践，进一步论证了贸易融资的原理，丰富了贸易融资的内涵，推动了贸融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贸易融资中大量运用了票据等结算工具，从一开始就践行了流贷贸融化的发展方向。
贸易融资业务是围绕授信主体的交易环节展开，必定依托交易结算。而在实务中，贸易结算工具种类繁多，除现金外还包含票据、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以国内贸易融资中应用较多的票据来看，作为先天的贸易结算工具，其具有低成本、有因性、流通性强和可追溯等特征。对授信主体来讲，票据的应用能显著提高其在交易中的信用程度，并节省一定的财务成本对商业银行来讲，票据的有因性和可追溯性恰好符合了贸易融资的内生性要求，也有利于信贷风险的控制。
表内、表外等多种类型融资工具的运用，极大地方便了客户的交易和结算，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商业银行资本占用，有力地促进了贸易融资业务发展。
贸易融资业务的未来发展
长期以来，国内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一直以存贷利差为主在经营方式上较为粗放，资本占用较高。但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监管标准的提高，各家商业银行不得不考虑集约化经营，目标是在减少资本占用的基础上实现业务规模的增长和盈利的增加。贸易融资基于其自偿性、流程性和产品组合，在赢利水平、风险控制和资本占用上明显优于流动资金贷款，商业银行面临的困境也就成为贸易融资业务大发展的契机。另外，贸易融资以真实贸易背景为基础，实实在在地解决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基调完全相符。这些年，流贷贸易融资化已初现规模。可以预期，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和新监管标准的落地实施，这一趋势将更加显著。未来，国内商业银行业一定会迎来贸易融资另一波的大发展，无论是在广度、深度，还是在对实体经济的深刻影响力上都将超越既往。
贸易融资业务大发展的前提是以前瞻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手段妥善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一些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资本的硬性约束。《巴塞尔协议III》发布后，中国银监会在统筹考虑《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要求的基础上，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新资本协议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而且重新定义了一级资本，因此新资本协议的实施最直接的影响是部分商业银行将面临长期的资本压力。与一般流贷相比，贸易融资业务虽然整体上风险资产权重占用较小，但在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的硬约束下，一样也受到波及。
二是信息不对称。贸易融资的自偿性和流程性，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掌握交易环节所产生的商流和物流信息，而这依托于授信主体和第三方合作伙伴的配合程度。然而，由于第三方合作伙伴配合的局限性以及中小企业财务信息不透明，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造成银行无法对授信企业的市场前景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也造成商业银行难以进行精确的风险管理。
三是法律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国内经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深入的大环境下，经济的波动造成过去一些隐藏的风险开始显现，而风险事件的起因和商业银行在处理时面临的困境也凸显了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相关法律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和部分企业诚信的缺失。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存货类业务的权属确认和押品变现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解决贸易融资面临的以上困境，一方面需要政府和监管当局从制度和法律方面加以完善，切实解决制度和法律上的不足和障碍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自身要根据市场需要，依托技术进步，不断进行创新和业务重构。从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趋势看，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和产业链快速整合的今天，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业务必然要走上结构化、大数据化、投行化的发展方向。
1、风险缓释和交易安排的结构化趋势
从传统的票据融资、动产质押融资到依托核心企业“1+N”式的产业链融资，贸易融资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定的结构化特征。从环球经验来看，结构化贸易融资（Structured Commodity Trade Finance）是指银行根据企业的具体融资需求，通过商品质押、商业票据、货物监管、提货通知、商品回购、资金流管理、期货保值等一系列结构化设计来掌握货权、安排资金的融资方式，其核心是结构化风险缓释工具的运用与结构化资金交易的安排，两者相辅相成。（金融时报：积极利用期货市场开展结构商品贸易融资业务创新，姜洋）
通过贸易融资结构性的安排，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获取银行授信的门槛，并将风险转移或分散。在结构性风险缓释工具运用方面，银行既可引入专业的保险（放心保）机构，又可与期货公司合作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从而建立新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同时，还可针对贸易融资形成的信贷资产积极推行证券化，选择性引入现金流切割技术，通过与证券、信托、交易所等机构的合作，发行贸易现金流支持下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并辅以优先劣后的分层结构，将银行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分散到债券市场不同类型的投资群体。
从资金交易安排的结构化来看，传统贸易融资业务主要是根据客户交易行为进行产品设计，对资金安排的设计存在一定缺失。在金融创新日益多样化的今天，通过资金交易的结构化安排，可以在上下游交易链条上，充分发挥商业银行交易组织者与风险管理者的角色，通过组建风险缓冲保证金池、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的产业基金等模式，将产业链上的企业从简单的贸易关系逐步引导为行业利益共赢体，从而以银行信贷支持为手段，实现产业链上企业生态圈的长远良性发展。
2、信息来源和运用的大数据化
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对各式融资活动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目前看，金融业和互联网业的创新尚停留在金融互联网的阶段——将线下的产品、操作、销售迁徙到互联网上，而对互联网的价值核心“数据”尚缺乏有效地运用。
贸易融资基于自偿性和流程性的内在要求，对企业信息有更强烈的需求，甚至需要第三方协助对贸易流程中的商流和物流信息进行收集和控制。但商业银行过往对数据信息的使用还是单一的和孤立的，仅是用数据来进行流程管理，并没有能够及时、准确地分析数据背后反映的企业行为和非正常变化等重要信息。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物联网技术的进步，为贸易融资的大数据化奠定了基础。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与核心企业、物流企业、电子交易平台等机构合作，从现代物流信息系统、ERP系统、物联网等获取交易环节上的贸易数据、物流数据、仓储数据、价格数据等信息，并运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工具，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贸易融资系列模型。这些模型既可以被用来分析客户的贸易行为、定制适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可以提高商业银行内部的流程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效率。
贸易融资业务信息来源和运用的大数据化，是在四流合一的基础上进行的数据分析与建模，其实质是对企业群贸易行为（包含交易行为、运输行为、周转行为、生产行为、库存行为等等）的建模仿真。通过模型的数据输出，动态的、实时的为商业银行提供经营贸易融资的风险判断和营销决策支持。
3、贸易融资投行化
银行的基本属性是金融中介，而金融中介的内涵，远远不止于资金中介，还包含信息中介、交易中介等一系列中介业务。传统商业银行大多是以资金中介的角色经营外汇与商品业务，投行则扮演了信息中介和交易中介的角色。在国内金融混业经营愈来愈明显的趋势下，各商业银行纷纷开展类投行业务，而贸易融资由于其基于商品交易的特性，较其他商业银行业务更具投行化基础。
以高盛（Goldman Sachs）为例：自1981年高盛买下J。 Aron &Company（专营商品贸易融资）起，高盛已在商品贸易融资领域浸淫了三十余年。2009年高盛在该领域创造了高达50亿美元的盈利。现任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CEO）劳尔德·贝兰克梵强调商品贸易融资是该行“一项核心与战略性的业务”、“高盛的血液里流动的是商品贸易融资”。正是在商品贸易融资领域成功的投行化运作，将高盛从上世纪70年代华尔街上的中小投行快速发展为今日全球第一的投资银行。
在中国，贸易融资投行化的进程刚刚起步。传统贸易融资更侧重于融资本身，而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大多作为一项附加性服务。而贸易融资投行化是在当前金融领域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商业银行以投行化的形式嵌入企业贸易过程，提供贸易的撮合、贸易项下的融资，以及作为贸易链中的一方直接参与贸易。贸易融资投行化，还可通过商品套期保值融资、基差交易撮合、跨境多币种贸易、海外扩张、贸易银团等多种服务的有效组合，一方面有效拓宽银行信贷资金来源渠道、减少风险资产的占用，另一方面提高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使银行商业模式更加多样化，满足企业差异化的金融需求。
贸易融资的投行化运作，使得商业银行真正参与、撮合了企业贸易的全过程，既加强了对贸易背景真实性的把握，又真正实现了资金流、物流、商流、信息流“四流合一”的融合。
随着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在伦敦的商品贸易融资部门、广发证券收购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的大宗商品部门、中国银行成立专营商品贸易融资的子公司中银国际全球商品贸易公司（BOCI Global Commodities）、平安集团银行与期货合作推出大宗商品金融服务，中资金融机构已正式吹响贸易融资向投行化迈进的号角。
贸易融资是商业银行对处于交易链条中各公司的系统性、结构性融资安排，其前提是真实的贸易背景，其目的是以融资支持交易的顺利完成，从而活跃整个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末诞生起，贸易融资经历了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以创新性的手段解决了广大中小企业迫切的融资需求，繁荣了市场经济。这十几年，也是贸易融资自身不断创新和优化的过程，产品和业务模式不断丰富。在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需求多样化的今天，需求的变化和发展的困境共同促使贸易融资必须以结构化、大数据化和投行化为方向，持续进行创新。同时，所有的创新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贸易背景基础上，以更好地促进贸易的发展为出发点。如是，则贸易融资必将继续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力，润滑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
区块链作为去中心化的核心安全技术，未来在银行、审计、物联、医疗、公证、版权、社交 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前景。
区块链技术有望在金融、医疗等领域广泛应用。
区块链使用去中心化的数据安全技术，可提升数据安全性、降低数据维护成本、推动组织智能化发展，未来有望在银行、审计、物联网 、医疗、公证、版权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给予“增持 ”评级。
数据中心化存储存在诸多痛点，区块链技术望成救星。
大数据 和云计算 时代数据的集中程度较高，导致云端中心的操纵权力过高，数据集体泄露的危险性加大，且所有数据都经过云端，效率低、成本高。区块链技术可以在保障内容不被窜改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去中心化存储，根本性地解决上述问题。区块链支持下的比特币 已安全运行近七年，足以验证该技术的可靠性。
超越比特币，区块链未来将拥抱金融、社会的更广阔天地。
现在，区块链还是主要应用于货币（区块链1.0），将来将应用于超越货币之外的金融领域（区块链2.0），甚至超越金融领域的社会公证、智能化领域（区块链3.0）。海外传统行业巨头从2014年起纷纷布局区块链：全球各大银行成立区块链联盟，德勤等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研发区块链审计技术，纳斯达克首推区块链证券交易，IBM联合三星 布局区块链物联网。区块链创业活跃，遍布金融、医疗、音乐各领域。
国内关注度爆发，金融信息化 、物联网领域率先受益。国内对于区块链的关注度从2015年中开始爆发，创业和投资已经初见苗头，2016年相关创投 活动有望进一步涌现。目前，A股尚无纯正的区块链标的，从技术相关性角度考虑，我们预计金融信息技术及物联网厂商有望率先进军该领域。我们初步交流发现，投资者对该领域比较陌生，甚至将区块链和比特币混为一谈，因为比特币的政策障碍而否定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存在明显的预期差。若市场风险偏好提升，区块链技术有望成为新的TMT 风口，主题投资价值突出。
催化剂：央行支持数字货币发展，区块链创业和投资事件密集出现。
风险提示：技术落地还需完善，海外大厂与本土技术公司形成竞争。
1.区块链望颠覆云计算，重构全社会数据架构
云计算技术是近十年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传统IT巨头HP、IBM在云化的大趋势下节节败退。支付、消费 、数据存储 的云化也为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见的便捷体验。
然而云计算并非十全十美。作为一种“中心化”技术，云计算要求本地的数据要上传到云端进行计算和存储，不但增加了整个系统的运行负担和成本、降低了系统的效率，也让用户的数据更易受到集中攻击，隐私更容易暴露。而区块链技术通过建立可靠、可信、安全的去中心化系统，可以解决这些痛点。
除了在支付和金融领域的应用外，区块链在医疗、数据、版权管理、社交等领域也有应用尝试，有望重构整个社会的数据结构。
目前海外的区块链技术探索日渐成熟，IBM、摩根大通、纳斯达克等巨头引领变革，医疗、公证、社交等领域创业多点开花，而国内央行、农行、阿里、万向等巨头也表现出对区块链技术的兴趣。我们认为，2016年将是国内区块链技术的发轫之年，相关创业和投资活动将开始涌现，A股也将开始关注这一新技术领域，金融信息技术和物联网相关标的有望率先加码区块链。
2.数据中心化存储三大挑战凸显，区块链切中痛点
“大数据”将数据集中化，为大规模侵犯隐私创造便利。互联网+ 企业的中心数据库拥有大量用户数据，开放的云平台其实使数据更高度集中。一旦数据中心遭受攻击，大量隐私数据可能被泄露。而随着人们暴露在网络中的隐私越来越多，对于隐私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区块链技术将泄露个人隐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借助区块链技术，个人的身份信息只有自己能看到，并且实现真正的去中心化存储。特别是对于医疗健康 等敏感数据领域，未来新型的去中心化数据安全技术很可能颠覆现有的集中大数据模式。
3.存款、票据失踪事件多发，金融数据存储亟待去中心化
建立不可篡改的数据技术对于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异常重要。与价值相关的数据，比如存款余额，更加吸引人为篡改的行为。传统银行的所有数据都存放在数据中心，银行对于这些数据的控制能力极强，使内部人为篡改更加便利。数据表明：虽然银行内部篡改挪用金额的现象鲜有发生，但少数的几次牵涉金额巨大。此外，Sony等涉及在线支付的企业也多次出现信用卡信息泄露，导致用户信用卡被盗刷等重大损失事件。
即使没有人为篡改，假如中央数据库物理损毁，对整个金融生态 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区块链技术将信用建立在计算机与数学原理之上，杜绝人为操控。区块链技术中特有的工作量证明机制和共识机制杜绝了篡改数据的可能性。并且，分布式记账可以分散中央数据库损毁的危险，保证数据安全。因此，金融领域对于区块链技术有很高需求。
4.数据云端存储成本高昂，去中心化是降低成本的实际需求
海量数据云端存储成本高昂，微信 等互联网巨头限制数据存储规模。现在互联网每天产生的数据量都很巨大，而将数据存放在中心需要多台服务器。服务器的购买、运行、维护费用都很高昂。中心式系统处理效率较低。所有数据都上传至中心统一处理，中心负载较大。微信近期停止了用户聊天记录的云端上传存储功能，原因是数亿用户的记录数据可能达数亿GB（数百PB），对腾讯的带宽和存储能 力形成巨大挑战。
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存储原理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效率。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把系统中的每一个节点作为服务器使用，实现网络自治，降低对中心化的云端数据存储能力的需求。区块链技术在自动化审计、物联网自组网等领域均有应用需求。
5.区块链技术验证可行，根本上解决数据篡改问题
区块链与比特币共同诞生。比特币是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电子货币交易系统，而区块链技术是保障比特币系统安全运行的核心技术。区块链技术可以保证该去中心化的电子货币系统实现自我管理，杜绝身份伪造、重复支付问题。比特币系统从2009年建立以来，已经自主运行了近7年之久，足见其技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2014年9月，全球第二大在线支付网络Paypal宣布全美数字商品可以通过Paypal接受比特币付款。全球互联网网站和服务提供商对比特币的接受程度较高，在没有第三方监管和维护的情况下，目前唯一能保障大体量交易安全的机制仅有区块链。
现在，区块链关注度高于比特币。人们逐渐关注到比特币背后的区块链技术。由于其可以实现像比特币系统一样完全自组式的系统，开始触动大型投资机构的神经。目前区块链技术大有从比特币系统中提炼出来、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趋势。
6.原理：通过无法作弊的工作量证明，确保数据不被篡改
迄今为止，比特币系统是区块链技术的唯一成熟应用，因此报告将结合比特币系统的原理说明区块链技术。
从应用角度理解，区块是定时记录一部分交易数据的账单。与传统账单不同，区块链账单是全网公开的，但是对交易人的信息进行了加密处理。其他人能看到的只是一串能够唯一确定交易人的字符密码，这就在全网账单公开的情况下保护了每个人的交易隐私。传统账单的页码是连续的数字，而区块链账单的页码是前十位数字为0的超长随机数密码。因此，在区块链账单中，还需要指定上一页的页码，才能将账单有序排列。
从技术角度理解，区块就是一种可检索、不能篡改的数据结构。每个区块包括区块头信息和区块主体。结合前面描述的应用角度，如果把区块看作交易账单，区块头中的“本区块哈希值”相当于账单的“本页页码”，“父区块哈希值”相当于“上页页码”。而“页码”的具体数值是使用上一页“正文”的全文作为自变量，通过哈希函数生成的随机字符串。只要“页码”数值不发生变化，几乎可以断定对应页的“正文”没有经过篡改。而网络里的计算机要争夺记账权，就必须随机生成到前十位数字是0的“页码”，而随机数的前十位为0是个极端罕见的事件，因此整个区块链网络也需要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能由某台计算机找到一个这样的“页码”。一旦找到，这台计算机就夺得了记账权，它所生成的新账单（区块）就会更新到网络中的所有计算机。账单（区块）通过上页页码（父哈希）寻找父区块，自动链接成为账本（区块链）。
区块链形成过程可以简要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向全网所有节点广播最近的交易数据。
第二个阶段：由于记账可以得到比特币奖励，很多会计会去争夺记账权。争夺记账权的方式是比拼计算能力，必须用随机生成的方式解出一个超长密码，第一个生成正确密码的人可以获得记账权。我们所说的“会计”，在比特币中有一个专用的称谓“矿工”。矿工通过CPU算力解出难题，获得记账权和奖励，被称作“挖矿”。
第三个阶段：得到记账权的矿工将交易数据压缩进新的区块，所有节点可以轻松查验新区块的交易信 息是否正确，正确的的区块将互相串联，形成链条，并被各节点储存。
7.通过数学和计算机原理抵御攻击、伪造和篡改
缺乏中心监管的系统很有可能面临身份伪造、篡改数据、节点宕机等问题。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由工作量证明机制与共识机制共同保证。最长的链条才被全网公认。如果某个人想要篡改数据，链条就会出现分支（如图所示）。为了让别人认可这条伪造的链条，他必须以个人力量维持这支链条直到其长度大于真正的链条。由于工作量证明机制，记录每个区块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算力；而且单个节点的算力必须超过全网51%的算力，才有可能超过真正的链条长度。随着系统的壮大，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实现。
8.颠覆数据组织和存储，重构支付、金融与社会
区块链著作《区块链新经济蓝图》将区块链应用的蓝图划分为货币、金融、社会三个层面。在货币层面，区块链已经拥有比特币这样成熟的应用；在金融和社会层面的区块链应用从2015年开始正在积极布局研发中，未来将会是一片蓝海。
9.传统行业巨头引领区块链布局
由于银行对于安全与效率共同提升的需求极为迫切，且区块链技术可以显著降低成本，因此银行与区块链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银行正在探索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应用到他们自己的系统中，把系统迁移到分布式数据库。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属性，能够让金融资产比传统中心化的方式更经济地进行流动，并且可以防止人为操控。全球金融巨头们抱着这样的期待，开始大规模拥抱区块链技术。
2015年12月，金融创新 公司R3宣布，加入其区块链联盟的银行已逾40家，名单中不乏国际金融巨型企业，如瑞银（UBS）、高盛（Goldman Sachs）、J.P摩根（J.P. Morgan）、巴克莱（Barclays）、汇丰（HSBC）等。这些全球最大的银行正在一起研究如何在区块链上建立统一的金融生态。
此外，央行和农行也表达了对比特币在电子货币和金融数据领域应用的兴趣。实际上，传统金融巨头都是想尝试私有区块链，特别是混合私有链（可以理解为“联盟区块链”）。在银行之间，这样一种受到访问许可并可以共享的账簿技术，既可以提供价值交换和智能合约，又能保障安全。因此，“联盟账本链”将成为短期内银行间在区块链领域合作的趋势，提高支付、结算的便捷性与公平性。
10.自动化审计将成未来趋势
区块链技术在比特币中的应用实际上就是分布式账簿，因此会计和审计业务是区块链技术较容易延伸到的领域。我们认为，去中心化的股权分配具有强大公证能力，或成为未来区块链应用的一个主流方向。
国内投资及创业热情高涨
布比区块链,利用密码学可证明的算法构建多中心网络信任,公开、透明、不可篡改、不可撤销多方参与信息透明共享,建立真品溯源的全程链式路径,直达消费者!!!公司纷纷布局区块链，重视区块链人才培养。国内金融界目前对于区块链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国内现在一些初创公司也开始做区块链创新。
在众多区块链创业公司中，布比区块链要做的是一项新的技术和产品——实现真正的价值流通，使得互联网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有了这个技术的应用，在转移资产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中心机构了，可以实现我们之间资产的直接转移。将来如果网络本身可以结账，我们就可以直接转移了，就不需要通过中间机构。在海外，区块链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在很多去中心化领域实验。未来区块链技术有望再深度拓展，渗透入生活的点点滴滴。
国内技术有望崛起
从2015年到现在，投资到区块链相关初创公司的总金额，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以谷歌、雅虎为代表的高新科技风投巨头们已经开始布局区块链技术这个热门领域。Startup Management基金创始人Mougayar预测，金融公司未来使用区块链就像今天浏览网站一样， 2016年将有15亿美元规模的非货币性资产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同时投资于区块链相关初创企业的风投规模将超过25亿美元。2016年区块链技术最有可能走出研发期，步入幼稚发展期；此外，联盟式区块链技术在银行等金融领域将会迎来快速发展。德勤预计，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对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测试（例如跨境支付、贸易结算等）将在2016年成为现实。
国外已从2013年开始研发区块链技术，而国内2015年才开始广泛关注。百度指数显示从2015年中开始区块链关注度获得爆发式增长。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研究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发行。我们判断，央行的举措将继续引爆国内区块链关注度，2016年继续保持高增长 态势。
金融信息技术与物联网 板块望率先受益
综合国内外发展情况，我们认为：2016年海外将摆脱单一的比特币 应用，进入区块链2.0时代，即以金融领域为入口探索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在私有联盟区块链方面；国内区块链投资和创业的热情将持续升温，进入广泛的研发及应用阶段。
从投资角度看，目前A股市场尚无纯正的区块链标的，但随着技术的渗透，相信相关企业会逐步涉足，而金融信息化 、物联网行业有望成为先行者。其中，金融信息化、支付等领域可借助区块链技术提高安全性，抵御攻击、伪造和篡改；而物联网领域将借助比特币的这一底层技术，完善分布式云网络，避免数据过度集中带来的问题。
我国央行1月份表示，将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区块链即为重要支撑技术。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KevinM.Stolarick（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1.7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参考文献:
[1]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in the age of network and intelligence. Vol.1.NewYork:McGraw-Hill，1996.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Экспертногосовета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поразра боткепрограммы《Циф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23января 2017г.Цит.поэл.версии http://open.gov.ru/events/5515775/ .（2017.2.27）.
[3] ErichH.Strassner，BEA Advisory Committee.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EB/OL]. https://bea.gov/about/pdf/Measuring%20the%20Digital%20Economy.pdf .
[4] UKGovernment，Digital economy act2010[EB/OL].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0/24/contents .
[5] Australian Government.National digitale conomy strategy[EB/OL]. http://www.nbn.gov.au/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6] Brookes,Martin,Zaki Wahhaj. The Shocking Economic Effect of B2B[M]. Goldman,Sachs &Co. Global Econimics,Februrary 3.2000.
[7] Georgiou,M.N. E-Commerce has a Pos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u Western Europe [R].2009.
[8] Haltiwanger J, Jarmin R S.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E.byrnjolfsson&B.kahin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2000.
[9] Bo C.The Digital Economy:what is new and what is not[J].Structural Change&Economic Dynamics,2004,15(3):245-264.
[10] Michael J Zhang, Augustine A Lado.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a competency －based view[J]. Technovation,2001,21(3).
[11] Anna Giunta, Francesco Trivieri.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07,39(10).
[12] Imad Moosa. On the U.S.－Chinese trade dispute[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011,34(1).
[13] Concetta Castiglione.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CT investment in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12,44(14).
[14] 引用自《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15] 刘骏民. 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34-40.
[16] 成思危. 虚拟经济探微[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3-28.
[17] 金碚. 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2(5):5-17.
[18] 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J]. 经济体制改革,2006(2):12-16.
[19] 刘晓欣.个别风险系统化与金融危机——来自虚拟经济学的解释[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4):005.
[20] 于乐,潘新兴. “两化融合”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 价值工程,2012,31(14):148-150.
[21] 闫德利.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J]. 中国信息化,2018(06):99-100.
[22] 邬贺铨. 邬贺铨: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J]. 南方企业家,2016(12):18.
[23] 王亚男. 两化融合中我国制造业的机遇、挑战与发展[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2):75-82.
[24] 刘吉超,庞洋. 两化融合背景下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J]. 未来与发展,2013, 36(11):69-73.
[25] 马化腾.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野终将消失[J]. 中国经济周刊,2017(18):82-83.
[26] 陈养才. 深入推进两化融合促进煤炭工业转型升级[J]. 中国煤炭工业,2018(06):8-12．
[27] 何帆,刘红霞.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 改革,2019(04):137-148.
[28] 李晓钟,黄蓉. 工业4.0背景下我国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基于纺织产业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8(2):21-31.
[29]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30] 倪萍. 两化融合对现代服务业影响的统计研究[D]. 重庆工商大学,2013.
[31] 沈裕谋,张亚斌. 两化融合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03):70-77.
[32] 谷唐敏. 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与区域差异[D]. 江西财经大学,2016.
[33] 焦勇,杨蕙馨. 政府干预、两化融合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200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管理,2017,39(06):6-19.
[34] 刘桂林.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17(10):48-50.
[35] 马欢欢.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D]. 上海师范大学,2018.
[36] 鲁春丛,孙克. 繁荣数字经济的思考[J]. 中国信息界,2017(02):32-35.
[37] 孙克. 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变革、问题与建议[J]. 世界电信,2017(03):31-36.
[38]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3-64.
[39] 董浩,韩文泉. 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J]. 山东纺织经济,2019(03):5-7.
[40] 卢永真,杜天佳,王佳佳,袁雪. 实体与数字经济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J]. 国家电网,2019(02):24-25.
[41] 张丽哲.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评价的差异分析[J]. 改革与开放,2018(24):37-39.
[42]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63-64.
[43] 倪晓炜,张海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路径[J]. 中国电信业,2018(08):75-77.
[44] 周士跃.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融合问题研究综述[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8,20(03):72-75.
[45]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46] 王春晖.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J]. 通信世界,2017(33):9.
[47] 许旭.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模式与新路径[J]. 中国经贸导刊（理论版）,2017(29):49-51.
[48] 司晓,孟昭莉,王花蕾,闫德利. 数字经济:内涵、发展与挑战[J].互联网天地,2017(03):23-28.
[49] 陈畴镛. 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建议[J]. 决策咨询,2017(01):11-12.
[50] 康伟,姜宝.数字经济的内涵、挑战及对策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20(05):12-18.
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