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一般是什么材质
链条一般都是金属材质。
1、链条包括四大系列:传动链;输送链;拉曳链;特种专业链
2、一系列常为金属的链环或环形物:用来障碍交通通道的链形物(如在街道中、河流或港湾入口处);机械上传动用的链子;
3、链条可分为短节距精密滚子链;短节距精密滚子链; 重载传动用弯板滚子链;水泥机械用链, 板式链;高强度链条。
扩展资料:
链条日常保养:
1、链轮装在轴上应没有歪斜和摆动。在同一传动组件中两个链轮的端面应位于同一平面内,链轮中心距在0、5米以下时,允许偏差1毫米;链轮中心距在0、5米以上的时,允许偏差2毫米。
但不允许有摩擦链轮齿侧面现象,如果两轮偏移过大容易产生脱链和加速磨损。在更换链轮时必须注意检查和调整偏移量。
2、链条的松紧度应适宜,太紧增加功率消耗,轴承易磨损;太松链条易跳动和脱链。链条的松紧程度为:从链条的中部提起或压下,两链轮中心距约为2-3cm。
3、新链条过长或经使用后伸长,难以调整,可看情况拆去链节,但必须为偶数。链节应从链条背面穿过,锁片插在外面,锁紧片的开口应朝转动的相反方向。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链条
所谓低碳,就是少或不消耗煤碳、石油等可从大自然直接取材的初级能源,要多用人工成本高、低效的风电、核电等所谓清洁能源。发展低碳经济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拉长产业链,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提高更多的职位,间接的我们也能获得较高质量的空气。因为直接燃烧直接排放CO2,简单易行,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是非常明显的,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如意算盘,因为,他们先行掌握了核心技术,先行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上游与终端市场应用,而把中间低附加值的链条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因为不是每个环节都低碳且有高附加值的。而且西方国家人口的教育程度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如果低碳了,要么我们不再发展了,要么我们的发展受制于人,我们的生活无形中就被绑架了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面临的能源与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以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低碳经济为契机,大力发展低碳金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碳交易市场具有全球应用价值和明确的收益前景,发展低碳金融有利于我国把握碳交易市场的巨大潜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其次,我国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低碳金融的资金融通和杠杆调节作用,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第三,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日益凸显[2],积极发展低碳金融有利于我国推进碳交易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进程,在新一轮国际货币定价体系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第四,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低碳金融是推进金融产业经营模式创新和业务范围扩充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感。
一、我国低碳金融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围绕碳减排权,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开始构建以碳交易市场为基础,包括碳基金、碳保险、碳证券、银行贷款以及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为支撑的低碳金融体系。与发达国家的实践相比,我国低碳金融的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一)相关政策法规陆续出台,但对实践的支撑作用有限。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我国参照和遵循的国际公约主要有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2002年的《京都议定书》。在此基础上,我国于2007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作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指导性文件。在低碳金融方面,我国参照和遵循的主要是“赤道原则”①和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金融机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②。在具体的业务指导方面,中国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于2008年合作制定了《绿色信贷环保指南》,以规范国内低碳金融的管理机制。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低碳金融的操作与管理主要参照相关的国际准则和公约,国内虽然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法规,但多为指导性的意见和纲要,缺乏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文件,难以起到有效指导实践的作用。此外,低碳金融的支持性政策缺失,突出表现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金融优惠三方面的政策尚未出台,导致金融机构的发展信心不足,缺乏业务拓展的动力。
(二)金融机构创新意识突出,但业务绩效相对低下。
在目前的政策和监管机制下,我国商业银行还不被允许直接投资或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碳排放权的买卖。因此商业银行的项目切入点主要有绿色信贷和财务顾问服务两种。
1.绿色信贷有力推进了低碳金融的业务创新。
2008年,兴业银行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并于2009年1月成立可持续金融的专门业务经营机构———可持续金融中心,负责能效金融、碳金融、环境金融等领域的业务经营和产品营销。同时,兴业银行推出多种新型业务模式,覆盖了能源生产、运输和使用等多个环节,突破了原有企业贷款注重担保条件、期限较短等固有缺陷,减低贷款门槛,拓宽贷款期限。在具体的项目推进上, 2006年5月兴业银行与IFC合作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以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IFC同时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此外,兴业银行推出以CDM机制项下的核证减排额收入(CERS)作为贷款还款来源之一的节能减排融资模式,实现了低碳金融业务的创新。[5](PP405-406)2.财务顾问有效拓展了低碳金融的业务领域。
2009年7月,浦发银行以独家财务顾问方式,为陕西两个水电项目成功引进CDM开发和交易专业机构,预计每年至少为项目业主带来160万欧元的售碳收入。[6]2009年10月,浦发银行作为唯一的金融业代表,与天津中新生态城投资管理公司等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联合组织———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EGIA),旨在推广低碳金融解决方案。此外,为打造“低碳银行”形象,浦发银行制定了《信贷投向政策指引》和《关于开展能源效率融资项目的营销指导意见》,对授信企业和新建项目“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即对绿色产业提供重点授信支持,对环境污染、能耗超标企业明确不得与其建立授信关系,确保将优先的金融资源投入环保,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社会。金融风险的能力。
(三)碳交易平台逐步建立,但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
1.碳交易市场建设相对滞后。从国内环境权益交易市场来看,目前已有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三家机构,其中北京环境交易所是政府批准设立的特许经营实体,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综合性国际化环境能源权益交易市场平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是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机构。除上述三家主要机构外, 2009年山西吕梁节能减排项目交易中心、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交易所也相继成立。此外,大连、贵州、河北和山西等交易所目前也都在紧密筹备中。虽然各地碳交易平台成长迅速,但只是一级交易平台,碳交易市场的容量有限,远落后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此外,各交易所之间缺乏沟通,业务内容和经营准则差异较大,离统一的碳交易平台还有相当差距, CDM机制支持低碳经济的作用有限。
2.注册项目成交偶然性大。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CDM最大的供应国。据CDM执行理事会网站预计,未来中国每年将获得1. 9亿吨碳排放权签发量,占CDM项目年签发总量(3. 2亿吨)的59%。[7]
截至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共有2232个。尽管在供应量上占绝对优势,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碳交易平台,我国现有的几个地区性交易所还处于试点阶段,交易清淡,已发生的交易项目偶然性很大,且已成交的CDM项目价格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有资料显示,目前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的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我国国内的交易价格只在8-10欧元左右,不及欧洲二级市场价格的一半。[8]可见,我国低碳金融业目前处于全球碳交易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定价权和国际话语权,市场潜力未充分挖掘。
二、我国低碳金融发展的约束因素分析。
低碳金融的发展反映出我国本土市场对未来碳交易市场的敏感性,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低碳金融的发展面临明显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低碳金融要符合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国家政策需要;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确保自身业务的可持续增长。要协调好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就必须深入分析制约低碳金融发展的相关因素。
(一)意识约束是制约低碳金融业务发展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金融机构被认为与环境问题无关,但随着我国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企业的社会责任被逐步提上议程,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要求参与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中来。在此情况下,如何在原有经营模式与新的发展策略之间寻求一条可行出路,就成为金融机构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由于低碳金融短期内投资成本大于经济收益,金融机构对开展低碳金融业务的态度普遍比较谨慎,目前已成交项目的价格偏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机构对低碳金融业务的收益状况存在质疑。同时,我国目前有关低碳金融业务发展的政策法规和实施框架至今尚未落实,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和盈利空间存在显著差异,一些达不到低碳发展标准的业务行为给其他金融机构造成了不良影响。此外,低碳金融兴起和发展的时间较短,我国金融机构对其利润空间、运作模式、风险管理、操作方法以及项目开发、程序审批等均不熟悉。在未对低碳金融业务充分把握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敢贸然介入其中。
(二)成本约束是导致低碳金融预期收益不良的重要条件。
1.低碳金融发展的机会成本分析。低碳金融的发展强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并重。
要实现金融领域的低碳发展和生态创新,初期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强力的政府支持。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为消除市场风险,政府资金通常先行注入,商业资金后续跟进。但我国目前低碳金融领域的政府作用有限,在4万亿刺激经济的投资中,属于低碳经济生态环保的投资比例只有5%,低碳金融的发展动力主要源自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巨大的市场风险和有限的投资回报并存,导致低碳金融业务的机会成本较高,国内金融机构普遍持观望态度。
2.低碳金融发展的交易成本分析。由于缺乏碳交易定价权和统一的碳交易平台,我国的CDM项目发起人在同国外CERS需求方接洽时只能进行分散的“谈判”,交易成本巨大,容易造成CERS的压价现象,使我国投资者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基于项目的交易涉及跨国项目的报批和技术认证等问题,监管部门要求指定的国际运营机构来负责项目的注册和实际排放量的核证,所涉及到的费用高昂。在政策缺失的情况下,CDM机制和节能减排所蕴涵的巨大商业价值短期内无法有效转化为现实利润,金融机构发展低碳金融业务的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存在矛盾。
尽管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意识不断提高,业务模式也得到积极拓展,但就项目实施的效益而言则不尽如人意:首先,从业务创新的主体来看,低碳金融业务目前主要集中在少数商业银行,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不高,普遍持观望态度;其次,低碳金融业务面较窄,大多数银行设想有余、执行不足,呈“蜻蜓点水”状③。第三,碳信用机制尚未建立,我国从事低碳金融业务的机构普遍缺乏抵御和防范国际(三)禀赋约束是阻碍低碳金融模式创新的直接根源。
1.交易环境不健全。由于低碳金融业务的项目链条较长,在融资担保和合同订立等方面需要特定中介机构的介入与协助。我国目前低碳金融领域的中介机构发展不成熟,中介机构的专业人才储备也不到位,导致开展低碳金融业务的内部动力严重不足。此外,目前国际碳交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我国缺乏统一的碳交易平台,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场外交易机制,也有不少的交易所;既有政府管制产生的市场,也有参与者自发形成的市场。这些市场在制度安排上差异较大,绝大多数市场效率比较低。
2.业务模式亟须创新。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在低碳金融方面虽有所行动,但业务模式主要以CDM项目融资和挂钩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为主,远未深入低碳金融领域的核心。不仅碳基金、碳证券、碳期货和碳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匮乏,而且满足CDM项目下多样性金融需求的创新产品也鲜有耳闻。此外,我国现有低碳金融业务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不利于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要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需要切实加强其对低碳金融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创新高层次业务模式,特别是中介服务模式。
(四)风险约束导致金融机构的业务积极性严重受限。
1.市场风险。低碳金融是基于市场环境的金融创新,客观上必然遵循市场价值规律。要实现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的双赢,金融机构必须着眼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探索能够提高环境质量、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经济收益的有效策略。但目前来看,我国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未来金融领域对“两高”项目的融资贷款获利空间仍然较大,要转向发展低碳金融,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可能面临低碳项目回报有限的尴尬局面。因此,在政策法规缺失的情况下,发展低碳金融首先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2.项目风险。目前我国的低碳金融业务主要是以CDM机制下的融资贷款为主,这仅是低碳金融业务领域的低端项目。要加快低碳金融发展,势必促使低碳金融项目链条的扩展与延伸,扩大碳基金、碳期货和碳证券等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范畴。上述交易通常涉及到两个以上的国家,而且交易项目不仅需要满足东道国的政策和法律,还要满足环境认证的国际约束。此外,项目建设和评估过程中,项目可行性分析是否通过、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碳排放量的评估测算是否符合要求等均存在不确定性,使得高端低碳金融业务面临较大的项目风险。
3.操作风险。在既缺乏必要的低碳金融业务知识,又不具备专业人才储备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难以独立胜任发展低碳金融的重任。同时,由于低碳金融项目需要依托国际市场,国内金融机构在交易中需要频繁与国际金融组织、专业评估公司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进行接触,业务往来中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此外,目前国际低碳金融项目以欧元、美元、瑞士法郎和英镑为主要计价货币,我国缺乏定价权,国内金融机构在业务操作中势必面临较大的操作风险。
(五)政策约束导致金融机构的发展理念相对保守。
1.国内政策严重缺位。出于趋利动机和成本收益的比较,国内政策缺位导致低碳金融发展的外部动力明显不足:一方面,低碳金融业务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标准。如《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等均为综合性、原则性的文件,缺少具体的操作规范和评估标准,金融机构难以把握。另一方面,激励和扶持措施尚未出台。虽然低碳金融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但低碳金融发展面临较高的成本,目前有利于扶持其发展的税收优惠、税收减免、财政支持和利息补贴等政策措施尚未出台,这势必打压低碳金融的发展。
2.国际规则前景不明。对于有待进一步降低成本以促进商业化、需要继续研发具有技术可行性的低碳金融产业,国际机构和专业公司倾向于采取比较保守和谨慎的态度,造成了低碳金融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例如,目前我国是《京都议定书》的附件I国家, 2012年之前不必履行减排义务,因而获得了碳交易市场的巨大商机。但是2012年之后《京都议定书》是否续签、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附件I国家的位置则不得而知。在此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开展碳排放交易时势必重视低碳金融业务的潜在政策风险,大量商业银行对低碳金融项目持观望态度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三、创新我国低碳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低碳金融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我国“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了低碳金融发展的总体思路,即以市场导向为主,加以强制性的政策管制。在此思路的指引下,我们需要强化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各行为主体的责任意识,通过有效的政府规制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实现低碳金融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今后应当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为低碳金融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1.加大舆论宣传是前提。舆论宣传的根本作用是消除金融机构发展低碳金融的不良预期和观望心理,增强其业务拓展和模式创新的积极性。首先,应加强关于低碳金融的正面报道。对在低碳金融领域有所建树的金融机构进行报道,突出其经营业绩和社会效应,增强社会对低碳金融的认可。其次,强化试点地区和单位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宣传典型的方式,选拔在低碳金融领域有所创新的单位,给予表扬和政策扶持。一方面强化低碳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突出政府对低碳金融业务的扶持态度,有利于消除金融机构对低碳金融业务的顾虑。
2.出台政策法规是保障。制定并实施发展低碳金融的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是创造低碳金融发展良好外部环境的重要保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政策制定的三项基本原则,即适应性、倾向性和可持续原则。具体而言: (1)政策性纲要。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低碳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以行政手段推进低碳金融发展的制度性变迁。(2)操作性文件。一方面制定妥善、长期的碳价格机制,让市场对碳交易价格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另一方面细化低碳技术创新、低碳金融业务类别、项目评估和成果转化等的操作流程。(3)激励措施。制定扶持低碳金融发展的扶持性政策,强化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向低碳金融聚集,这是提高金融机构认可度、稳定各利益主体发展信心的重要保证。
3.建立信息披露机制是补充。要强化低碳金融的社会效应,避免逆向选择和寻租行为的发生,建立有效的碳交易信息沟通和披露机制很有必要。首先,政府应当建立统一的碳交易信息沟通机制,客观、全面、及时地发布碳交易相关信息,以提高碳排放信息的透明度,消除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其次,建立严格的监督和披露机制。监管当局、非政府组织、银行业协会和媒体等方面应当建立经常性的沟通与互动机制,及时通报商业银行执行“赤道原则”、推进环境风险管理、实施低碳金融等方面的情况,既能规范金融机构的操作,又能增强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二)强化金融机构的杠杆调节作用,为低碳金融发展提供政策扶持。
1.自身环境友好是基础。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引领作用,首先要强调其作为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通过制定严格、规范的《企业低碳发展意见》
等约束性文件,树立“寓义于利”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将可持续金融作为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的核心理念。具体而言,金融机构要加强对低碳金融问题的研究,树立“低碳经营理念”,从业务流程与规则上确保企业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机制与低碳发展目标相一致。然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探索建立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在业务流程和项目运营规则上把好入口关和惩罚关,将低碳理念贯彻到项目审批和贷款发放等各个环节,严把“低碳”关。
2.杠杆调节作用是重点。商业银行是低碳金融发展的主体,应当通过建立金融机构环境信用评级等手段,发挥其在贷款和项目融资中的杠杆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要充分考虑项目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因素,推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信贷策略,配合我国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节能环保、可再生资源开发等项目采取“积极进入”政策,提高授信额度;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节能环保达标但属于信贷限额管理的项目,采取“适度进入”策略;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设立环境准入门槛,采取“限制进入”政策。
此外,还应高度重视环保标准提高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采用利率杠杆对现有融资客户进行结构调整,对以往发放的“两高”行业予以利率上浮,形成对企业履行“节能减排”责任的硬约束。
3.业务模式创新是关键。在国内相关政策缺失的情况下,要有效应对低碳金融发展面临的巨大投资成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环境因素引入金融创新之中,积极开发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具体而言: (1)开展碳权质押融资货款,实现对企业“环保责任”的软约束。只要银行与CDM业主及发改委三方约定,客户出售CERs所获得的资金就只能进入指定账户,并在客户不能偿还贷款时,贷款银行有权处置客户获得的CERs。(2)开发环境金融产品,并形成合适的产品结构。如建立绿色基金、发行绿色债券、完善绿色信贷,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业务创新,改变我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
(三)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为低碳金融发展提供条件保障。
1.转变企业经营理念。低碳金融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层面,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经营理念,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
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三方面进行探索: (1)建立企业节能长效机制,通过改进生产方式等手段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突出低碳理念对环境和社会的贡献; (2)购买“熊猫标准”中的碳减排指标,积累企业碳资产管理能力,实现碳中和; (3)进行公开透明的企业减碳行动,在实现企业自身碳减排目标的基础上,引领和带动其他经济体的减碳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2.规范碳减排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环保责任“自动履行”的社会舆论氛围,企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价值导向,因此要促使企业履行“节能减排”责任,单靠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来规范与管理。今后可建立或指定一个全国性的专业机构为中心,按行政区划分设相应的信息采集点,组建“企业绿色社会责任联盟”。在具体操作中,各地区监督中心负责区域内企业碳减排情况的调查与数据搜集,在核证完毕的情况下向中心报送,中心负责信息的比较和共享。对未按要求履行环境责任的企业,联盟有权进行信息披露,相关金融机构可以据此对不达标企业设立环境准入门槛。
3.加快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建设。随着碳排放权和排污权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现有的碳交易平台已经无法满足低碳金融发展的需要。此外,我国各地的环境权益交易所彼此孤立、缺少联系,离多层次的碳交易市场体系还有差距。要促进低碳金融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基础上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制度,加快统一碳交易平台的建设。具体而言,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模式,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初始排放权按区域进行划分[9]:
一方面,合理确定各区域的排放总量,由高污染地区向低污染地区付费,以此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注重公平;另一方面,初始配额的分配可以考虑招标、拍卖等市场分配方法,以提高效率。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正成为全球关注热点。这对中国是压力,是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
挑战之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中国,正处于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致力于改善13亿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不可能停止,“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难以回避,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怎样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面对的必答题。
挑战之二:“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电力中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统治地位。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会产生4.12吨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国际能源机构估算,2007年至2030年,中国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如何在既定资源条件下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极大考验。
挑战之三: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欠发达,又加重了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年至2005年,我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等高耗能工业行业,2005年能源消费量占了工业能源消费量的64.4%。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工业生产技术和能源利用水平,是一个重大课题。
挑战之四: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正在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中国受技术和资金的限制,在国际规则制订上又并不拥有更多话语权,面对发达国家的抢先行动,如何以后发优势赶超发达国家,无疑也是考验。
然而,发展低碳经济也为我国实现经济方式的根本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走低碳发展道路,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形成完善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我国未来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推进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树立我国对全球环境事务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形象。
我国的低碳科技产业与节能减排的国策紧密相连,国家为鼓励低碳产业的发展,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包括特批、专设低碳科技产业园,把低碳科技产业链作为未来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核心来抓。如天津的中新生态城、营口低碳生态科技产业园等,都是国家级的低碳科技产业示范园区。
低碳科技产业对于生态城市的最大贡献在于考量能耗和排放。如建筑用钢筋、水泥、建材,建筑垃圾、建筑维护、建筑保温等等。营口低碳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建设就是针对建筑低碳而设立的,简要介绍如下:
营口低碳生态科技产业园成立于2010年4月16日,选址在辽宁省营口市,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环境保护部中华环保联合会、科学技术部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与营口市人民政府联合指导建设。
辽宁省营口市地处三重国家发展战略的环境中: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政策深入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沈阳经济区列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据该园区管理中心的蔡廷如主任介绍:“为支持低碳产业园的快速建设,基地管委会两次专门出台入驻园区的优惠政策,条件相当优越。”
“营口低碳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建设总体规划占地480公顷,一期规划用地187公顷。一期奠基开工的先导区占地48.16公顷,预计投资21.5亿元。
按照低碳生态科技的产业链,园区总体规划为“三大板块,九大功能分区”,聚集了低碳科技园、低碳产业示范区和低碳建筑示范区三大板块的上下游产业,形成较为完整的低碳生态科技产业链条;九大功能分区(产业孵化基地、低碳企业总部、企业运营中心、低碳技术转移中心、展览展示中心、碳汇金融中心、低碳企业聚集中心、低碳科技研发中心、综合配套中心)吸纳低碳产业及其关联行业机构聚集成群,打造低碳产业服务平台和示范基地。
《财经》:2009年中国出口在年底终于出现回升拐点,您认为出现这个拐点的原因何在?
白明:总体来看,2009年全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形势并不乐观。全年出口总量下降,但收盘收得好。
谈到出口增幅转正的原因,首先从外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中各国刺激经济的措施效果开始显现,美国经济增长转正,外部需求显著增加。技术上,2008年年底之前中国出口还一路上升,但到11月、12月开始下降,所以去年这两个月基数偏低,今年同期增幅就被清晰凸显。
其次,国外需求长时间偏低,但经历了一年多之后,需求会有一个修正过程。例如国外很多商场、超市需要补货。
从内部来看,国务院第66次会议制定促进出口的方针,一年半时间内7次增加出口退税,实施出口信用保险,扩大出口信贷范围。
最后,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各国贸易量普遍降低,我国总量也降低,但在当地市场所占相对份额上升,占据了有利地形。一旦该国经济好转,则更大的市场份额会迅速形成比危机前更大的需求,加速中国出口。
《财经》:这种回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白明:我认为,中国出口这次复苏具备有条件的可持续性,还有一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迪拜危机式的隐患宛如定时炸弹,这种定时炸弹还有多少颗,仍属未知。但我个人认为可持续的几率较大,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首先,国家一年多以来采取不少包括退税在内的刺激出口措施,但税率空间已释放殆尽,17%的税率因为着杠杆已用到尽头,因此,这种传统工具的力度已不可能大幅加大。
其次,内需持续好转,消化了国内的产能。很多厂商在国内需求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短时间内不愿涉足阴难测的国际市场,出口积极性不高。
另外,去年增长属于政策性刺激增长,含金量和危机前相比有些不足,如同高考,用少数民族和文艺体育特长加分的学生,虽然暂时和裸分学生一起通过考试,但将来考试加分优惠取消后,就可能捉襟见肘。
最后,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早已存在,但在金融危机期间被削弱,危机过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会随之回归,对出口压力加大。
《财经》:全世界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您认为这场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大环境与以往相比是否有了本质变化?这种变或不变具体体现在哪?
白明:这次金融危机堪称百年未遇,但并未改变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资本、劳动力的流动总体态势并未根本逆转。但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家吸取教训,经济失衡有所改善,世界更趋均衡、和谐发展。
从国际贸易权力与话语权架构上,欧美国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国家地位有所上升。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体系仍在欧美西方国家主导之下,但金融危机造成的此消彼长,让新兴国家地位上升,由西方主导变为西方国家与新兴国家中的代表国家共同主导,其中,金砖四国的影响力尤其不能忽视。具体体现在世界经济首脑峰会和哥本哈根环境大会等国际场合。
另外,绿色经济将主导世界贸易,低碳经济将对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贸易合作方面,区域主导的贸易合作将进一步提升,双边经贸合作会进一步发展,多边发展将更困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从产业结构看,在金融危机过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国对虚拟经济的幻想会逐步降温,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和产品贸易,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监管与调节会进一步加强。
《财经》:与危机中的情况相比,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外贸会有哪些变化?
白明:第一,危机过后,我国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路和措施将回归。危机时,由于低档产品份额下降相对较小,我国出口政策以保市场为主,多多益善,但危机之后,将慢慢回归“好字当先”,提升产品质量,延长产品价值链,打造国际知名品牌。
第二,中国出口将进一步绿色化。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贸易中绿色比重将进一步增加,低碳经济的兴起为中国外贸制造了新课题。
第三,国际产业链将重构,原来占据产业链的一些公司在危机中倒闭关门,而危机之后产业链上空间重现,会有新兴企业填补空白,因此会重新洗牌。跨国公司、国家政策和要素禀赋都会发生变化。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新的、更多的机遇。
《财经》:你提到低碳经济会对世界贸易格局造成重要影响。
白明:无论哥本哈根会议是否达成协议,也无论达成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低碳化自然也是与时俱进。
首先,在原有的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要素之外,由于又要多出了一个碳要素,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也会发生转化。相对来说,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技术上占有领先地位,因而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占据未来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而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粗加工比重大,耗能多,污染大,要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大幅度削减碳排放量,无异于令其退出国际分工。
其次,在低碳经济这顶大帽子下,各国对碳关税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许多国家特别是近些年来已然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发达国家,以限制碳排放为名征收碳关税则有可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号借口。2009年3月17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称,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美国将征收碳关税,而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就包含了有关碳关税的条款。前不久,法国也提出,从2010年开始,对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国家的进口产品,将征收碳关税。
再次,随着未来碳排放权交易的日益扩大,碳排放权有可能像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其他要素一样跨国流动,甚至还会更加自由地流动。由此,很可能替代一部分货物贸易。
此外,随着碳要素附着于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上,有可能出现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差异,一些缺少碳排放权的环节有可能成为产业链上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国际产业链条面临着新的一轮重构机缘。
正是由于低碳经济带来的上述影响,未来若干年内世界贸易发展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向。一方面,世界贸易规模扩张将受到抑制,世界贸易依然发挥着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但应当是低碳的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而非高碳的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结构将发生变化,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则趋于上升。
也应看到,尽管引入碳要素有可能改变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的改变也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短时间内不足以扭转当今世界贸易的流向,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依然是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依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财经》:低碳经济对中国外贸而言意味着什么?
白明:对于正在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中国来说,哥本哈根会议无疑发出了一个警示信号,这就是一定要彻底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近些年来,在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方面,我们的动作不可谓不大,实施了科技兴贸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等重大举措。例如,在出口退税方面,“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可是,面对着后哥本哈根时代减少碳排放的全球化进程,中国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显然还任重道远。迄今为止,我国现在实现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
不过,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来说也并非都是阻力,也有推动力。例如,随着对碳排放要求的日益严格,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混合动力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前景越来越被看好,使中国汽车工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仅在劳动力成本上拥有后发优势,而且也能够在节能环保技术上拥有占先优势。事实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与中方共同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强调,基于中美两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巨大投资,两国政府宣布在十几个城市开展联合示范项目,并努力开发共同的技术标准以推动此产业规模快速增长。
在低碳经济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国要想确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难度无疑会加大。遗憾的是,对于为数不多符合低碳经济审美标准的出口产品,有关部门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支持。众所周知,由于符合节能环保的时尚,中国制造的电动自行车在欧美市场上广受欢迎,但我们自己却要用近乎于苛刻的国家标准针对电动自行车行业戴上“紧箍咒”,实在匪夷所思。
从根本上讲,面对着世界贸易低碳化大趋势,中国的贸易强国之路也需要用低碳化的产业基础加以铺垫。不过,产业低碳化是个“细活”,不可能一蹴而就。就应对世界贸易低碳化大趋势而言,要想在短时间内能够“出彩”,还需要在贸易政策上更多体现出低碳化导向。
不难看出,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趋势下,未来的世界贸易发展也必然要呈现出低碳化特征。为此,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必须要及时调整思路,在适应世界贸易低碳化过程中力求以变应变.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但现阶段太阳能发电的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一些地区风能发电价格高于煤电水电;作为二次能源的氢能,目前离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取的商业化目标还很远;以大量消耗粮食和油料作物为代价的生物燃料开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粮食、肉类、食用油价格的上涨。从世界范围看,预计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达到世界电力供应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60和100年左右耗尽。因此,在“碳素燃料文明时代”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中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戒除嗜好!面向低碳经济”的环境日主题提示人们,“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转向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消费”嗜好。“便利”是现代商业营销和消费生活中流行的价值观。不少便利消费方式在人们不经意中浪费着巨大的能源。比如,据制冷技术专家估算,超市电耗70%用于冷柜,而敞开式冷柜电耗比玻璃门冰柜高出20%。由此推算,一家中型超市敞开式冷柜一年多耗约4。8万度电,相当于多耗约19吨标煤,多排放约48吨二氧化碳,多耗约19万升净水。上海约有大中型超市近800家,超市便利店6000家。如果大中型超市普遍采用玻璃门冰柜,顾客购物时只需举手之劳,一年可节电约 4521万度,相当于节省约1.8万吨标煤,减排约4.5万吨二氧化碳。 在中国,年人均CO2排放量2.7吨,但一个城市白领即便只有40平居住面积,开1.6L车上下班,一年乘飞机12次,碳排放量也会在2611千克。由此看来,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如果说保护环境、保护动物、节约能源这些环保理念已成行为准则,低碳生活则更是我们急需建立的绿色生活方式。
“低碳生活”虽然是个新概念,提出的却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老问题,它反映了人类因气候变化而对未来产生的担忧,世界对此问题的共识日益增多。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致使人类不得不考量目前的生态环境。人类意识到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出现的过量碳排放是形成气候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要减少碳排放就要相应优化和约束某些消费和生产活动。尽管仍有学者对气候变化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但由于“低碳生活”理念至少顺应了人类“未雨绸缪”的谨慎原则和追求完美的心理与理想,因此“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低碳生活”理念也就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低碳生活的出现不仅告诉人们,你可以为减碳做些什么,还告诉人们,你可以怎么做。在这种生活方式逐渐兴起的时候,大家开始关心,我今天有没有为减碳做些什么呢? 在北京的八达岭,一个碳汇林林场已经成形。如果你想抵消掉自己的碳排放,可以来这里购买碳汇林或种树。林业碳汇是通过实施造林和森林经营管理、植被恢复等活动,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从而起到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作用。比起少开车、少开空调,购买碳汇林的主意,受到更多人的欢迎。目前,减缓气候变暖的主要措施是减排和增汇。与减排手段相比,林业碳汇措施因其低成本、多效益、易操作,成为减缓气候变暖的重要手段。
华为提出碳减排要求,将推动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
华为提出碳减排要求,将推动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华为于2013年启动供应商碳减排试点项目,100余家供应商参与试点项目。华为还持续加强对供应商碳排放的管理,华为提出碳减排要求,将推动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
华为提出碳减排要求,将推动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1苹果之后,华为也开始要求供应商们减碳。
2022年5月24日,华为供应商碳减排大会上,华为首席供应官应为民宣布,华为将绿色环保纳入了采购流程,并在各个环节明确了绿色环保要求。
在小米、OPPO、vivo 等国内电子消费大厂中,华为最早对供应商提出这一要求,甚至明确到了采购环节。
华为2013年开始试点供应商碳减排项目,直到2020年才开始加速,推动占采购金额80%以上的头部供应商制定减碳目标。显然华为也是在“双碳”成为全球趋势后,才加快了供应链改造。
对于减排节奏,华为也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线,包括计划在2025年之前,完成针对TOP100供应商碳减排目标的设定。
苹果之后,有基站、云服务、消费电子品业务的华为也加入减排减碳,这对全球的碳中和意义不小。消费电子供应链条长,会涉及不可再生资源开采以及电子垃圾回收问题,比如马达中会用到稀土元素,塑料包装生产与排解也会带来碳排放。
华为和苹果的减碳举动,也是为自身的出海生意做铺垫。尤其在欧盟越来越重视“双碳”时,供应链清洁与否,甚至会影响未来产品的全球流通。
减碳压力也会逐渐传导至其他消费电子品牌。除了华为、苹果,三星、小米等等公司还没有设定自己的碳中和目标。这并非是他们缺少责任感,而是背后涉及庞大的资金投入和利益梳理,对供应链的改造很难急功近利。
大势所趋
华为需要顺应越来越严格的国际减排环境。5月17日,欧洲议会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
简单来说,对中国制造商最大的影响,就是会对出口到欧盟的高能耗产品征税,比如水泥、化肥、钢铁等。而且,这一法案提出要将“间接排放”,也就是将来自供应商使用的电力排放纳入考核。
目前CBAM法案会波及的行业还只有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但欧盟减碳相对激进,难保未来不会扩大到电子消费品。
苹果很早就看到减碳趋势,当然也和CEO库克自身对环保的重视有关。苹果也是减碳最激进的厂商,也因为激进遭遇不少争议,其中最大的诟病便是不再赠送充电头。
但苹果的确给很多厂商提供了减碳路径。
首先便是可回收材料的使用,电子消费品中会使用大量稀土元素和金属,苹果产品中,铝、钢、金和部分稀土都使用可再生或可回收材料。最终给苹果希望实现100%可再生回收材料采购,生产新产品将不会消耗额外的'金属、稀土资源。
而苹果和华为首先从供应链入手减排很合理。根据德勤报告,智能手机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为1.46 亿吨 ,80%以上来自生产环节。把控了供应链碳排放,其实也就控制住了整体碳排放量。
这要求供应商必须加入减碳队伍中。2015年,苹果开始实行清洁能源计划,到今年,已经有55家中国供应商承诺只使用清洁能源。
苹果和华为对供应链有强大的话语权,他们可以倒逼供应链减排,但其他厂商很难和他们同样行动。
推动艰难
目前,更多是谷歌、腾讯、百度这样减排相对容易的互联网公司公布自己的碳中和目标,如腾讯今年2月提出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和供应链全面碳中和。索尼、微软这样涉及游戏主机的公司虽然也公布了碳中和时间表,但更多制造商仍在观望。
华为虽然要求供应链逐渐转向清洁能源,但并没有设定自身的碳中和时间图。苹果引发热议的激进举措已经证明,硬件制造商们实现碳中和比互联网公司艰难很多。
即便强势如苹果,也需要和头部供应商博弈。
一个无奈的事实是,苹果头部屏幕供应商三星并不在减排供应商名单。三星电子也公开表示,自己还无法制定出2030零排放的具体路线图。
对于电子行业来说,最关键的是用电,根据苹果报告,其供应链中70%的碳排放来自于电力使用。
但即使替代化石燃料用电也很艰难。即便韩国政府承诺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但目前三星仍然有70%以上的电力来自于化石燃料。现代、SK、LG等等大型制造业也和三星类似,难以完成清洁能源替代。
电子消费品供应链庞杂繁琐,包括三星这样的巨头,也有无数散落全球的小供应商。对于小型供应商,实现碳中和投入并不高,如安装小规模分布式光伏电站就可以满足发电,苹果也以清洁能源基金的形式,和供应商共同投资清洁能源。
但对于大公司,实现碳中和意味着巨额资金投入,这也是制造业们难以推动计划的原因。
根据媒体报道,现代制铁仅购买碳捕获装置,就要花费3500亿韩元(约合20亿元),他们的全部利润都无法覆盖设备购买和碳排放权成本。设立了碳中和计划的索尼,其实现时间也比苹果晚了10年。根据索尼2021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目前索尼再生能源使用量只占了整体用电量7%。
而华为减排更复杂。即便实现供应链碳中和,他们也很难解决基站使用中的能耗。尤其是5G用电量激增,无疑增加减碳难度。
在网络设备使用周期中,其实生产碳排放只占了2%,使用中的碳排放高达80-95%。即便供应商做到了碳中和,华为还需要解决后续运维中的碳排放。
除了公司自己的业务难以短时间替代,供应链改造背后甚至包括各个国家的能源结构问题。如韩国一直以来以化石能源为主,是全球第四大煤炭进口国。目前韩国还有多家煤电厂开工,煤电装机量还在上涨。国家的能源结构并非三星一家公司可以改变。
而中国目前碳中和首先关注的是高能耗行业,如电力、化工等,电子消费品减排更多依赖公司自主。当全球手机行业正在萎缩时,短期内,我们将很难看到三星、小米的路线图,他们有更棘手迫切的问题要操心。
华为提出碳减排要求,将推动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22022年华为供应商碳减排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绿色低碳、协同共赢”。在大会上,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华为以及供应商代表等出席,并现场介绍和分享了全球碳减排形势、我国“双碳”政策、碳减排实现路径、行业标准、优秀实践以及华为供应链碳减排要求。
深圳市环境保护局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谭清良表示,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一场能源革命,更是一场极其广泛深刻的绿色产业革命,它将重构整个产业链。一家优质的企业,不仅自身要承担碳中和责任,还要联合供应商建立具有碳中和责任的供应链,以便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减排目标。
“华为已将绿色环保要求融入采购质量优先战略及采购业务全流程,在供应商认证、选择、现场审核及绩效管理等全流程各环节中明确了绿色环保要求,碳减排对华为供应商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华为首席供应官应为民说。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指出,蔚蓝地图数据库目前已经收录了2177468条监管记录,通过数据助推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并通过企业气候行动指数引导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助力企业实现零碳转型。
我国高度重视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陆续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等政策和标准,对绿色供应链管理进行了规定,为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提供了基本模式。
华为于2013年启动供应商碳减排试点项目,100余家供应商参与试点项目。华为还持续加强对供应商碳排放的管理,2020年,开始推动占采购金额80%以上的TOP供应商制定碳减排目标,并实施碳减排行动。2021年,将碳减排要求纳入供应商管理全流程,对所有供应商提出碳减排要求,鼓励领先供应商提前实现碳中和,鼓励分享优秀实践等,以实现整个供应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华为提出碳减排要求,将推动供应链绿色低碳发展3“华为已将绿色环保要求融入采购质量优先战略及采购业务全流程,在供应商认证、选择、现场审核及绩效管理等全流程各环节中明确了绿色环保要求。”在今日召开的2022年华为供应商碳减排大会上,华为首席供应官应为民表示,碳减排对华为供应商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据介绍,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绿色低碳、协同共赢”。华为希望所有供应商主动迎接碳减排挑战、抓住机遇,持续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设定可行的、有挑战性的碳减排目标,与华为一起持续降低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实现整个供应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全球600多家供应商共计2000余人在线参加大会。
“碳达峰碳中和不仅仅是一场能源革命,更是一场极其广泛深刻的绿色产业革命,它将重构整个产业链。一个优质的企业,不仅自身要承担碳中和责任,还要联合供应商建立具有碳中和责任的供应链,以便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减排目标。”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谭清良表示。
大会还邀请有关专家及优秀供应商代表出席,介绍和分享了全球碳减排形势、中国“双碳”政策、碳减排实现路径、行业标准和优秀实践以及华为的供应链碳减排要求。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介绍:“蔚蓝地图数据库目前已经收录了2177468条监管记录,通过数据助推绿色供应链和绿色金融,并通过企业气候行动指数引导企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助力企业实现零碳转型。”
近年来,华为一直致力于绿色低碳发展,早在2013年就启动供应商碳减排试点项目,当时有100余家供应商参与试点。此后,华为持续加强对供应商碳排放的管理。2020年,华为开始推动占采购金额80%以上的TOP供应商制定碳减排目标并实施碳减排行动。2021年,华为将碳减排要求纳入供应商管理全流程,对所有供应商提出碳减排要求,鼓励领先供应商提前实现碳中和。
不久前,华为发布《绿色发展2030》报告,“华为将围绕打造绿色ICT基础设施、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几个方面,持续进行ICT技术创新,使能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华为ICT基础设施首席营销官张宏喜介绍道。
当前,气候与环境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通过数字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融合与应用,提高新能源发电占比,优化能源供需模式,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最终使整个能源系统和社会受益,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曾公开表示,ICT产业所带来的全球节能和减排量,将远超其自身运行的能耗和碳排放量,据全球电子可持续性倡议组织(GeSI)预测,到2030年,ICT技术通过赋能其他行业,将帮助减少全球碳排放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