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分别是哪三个?
青铜器的三大制作工艺:范铸法和失蜡法,浑铸法。
以范铸法为例子,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大多采用的是范铸法,即用泥料在陶模上制范。一般实心的铜器如剑、簇等只使用外范即可制成,不需要垫片;而那些具有空心的青铜器如壶、漱缶、簋及一些薄壁容器等,则需采用内范和外范装配起来才能铸成,内、外范之间的间隙,就是器物的壁厚。
作为一个中国人,想必大家都去过某些大中型的历史博物馆,然而在这些博物馆内,最令人赞叹的莫过于年代久远的青铜器了。没错,作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一,青铜艺术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文明的一个显著标志,就算是到了现代社会我们也还能看到各种通过青铜工艺制造出来的产品。今天小编就整理出一篇有关青铜工艺过程以及青铜工艺特点的文章,带领大家走近这种神秘的中华文化……
青铜工艺兴起:
战国铜尊盘,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尊是盛酒器,盘是盛水器,出土时尊置于盘中。青铜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合金,它远比红铜坚硬,同时铸造、锻打性能优良。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成熟和繁荣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最富有礼制色彩的制品。秦汉以前的青铜器,可分为用于国家和宗室大典的礼器、一般日用器皿和陪葬用的明器三大宗。除了专门为王公贵族死后陪葬的明器外,其它青铜器按照使用功能,又可以分为兵器、乐器、炊具、食器、酒器、水具和车马饰物等。
刀、斧、钺、戈等兵器是当时青铜器中的大宗。编钟、镈等是青铜乐器的典型代表,属于礼器范畴,大多铸造精美。鼎、鬲等是从原始炊具中发展出的蒸煮用具,后来成为贵族、诸侯王和天子祭祀、宴饮中盛放整只牛、羊、猪及禽类的大型礼器。这类礼器在使用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如天子礼仪场合使用九鼎八簋(簋是一种食器),王公使用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总之是根据爵位的高低依次增减,同时器型的大小和重量等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青铜酒器的种类最多,这可能与殷商人嗜酒有关。最早出现的酒器是以爵和觚为核心的器物群,包括觯、尊、卣、壶、觥、罍、盉、瓿和方彝等。不少尊、卣还被铸成鸟兽等动物形象。
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器,是发现于甘肃省东乡县林家的小铜刀和永登县蒋家坪的残断小铜刀,制造时间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300年之间。至于黄铜残片的发现,则在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时间约为公元前4600年左右。在更迟一些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此时人们已能制作青铜的容器。
因为青铜是铜(红铜)与锡或铅的合金,与红铜相比,熔点有所降低,而硬度增强。含锡10%的青铜,硬度为红铜的4.7倍。同时,熔化的青铜在冷凝时体积略有增大,所以青铜铸件填充性好,气孔少,具有较高的铸造性能。
青铜工艺发展阶段:
制作青铜器,要经过采矿、冶炼、浇铸、修整等几个阶段。浇铸之前,要先依器物的形态轮廓制成铸型——范(模具)。青铜器早期采用简单的单范,较复杂的则用上下两块范合范浇铸,可铸出扁体的双面造型的物品。如果要制作有容积的立体造型,就必须使用多块范,而且还要装有内模,这需要掌握更精湛的技艺。青铜器的纹饰先刻在范母上,然后翻成泥范,再合范铸器。
由上述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的发展演变来看,青铜工艺经历了由单范到合范,再发展为多块合范的过程。制作青铜容器必须掌握多块合范的工艺,所以青铜容器的出现,标志着青铜冶铸技术步入了成熟阶段。
青铜工艺流程:
在中国的古代,青铜器的几种主要的制造方法有块范法、失蜡法、分铸法以及我们熟知的焊接法,流传到现在比较常用的两种铸造方法是“块范法”以及“火蜡法”,而说到青铜的铸造原料,很简单,就是青铜,这种红铜和锡或者铅的合金。下面我们就以块范法为例,对青铜工艺流程做一个全面的介绍:
制模
制模的意思也就是古书中描述的“母仪”,原型可以根据工匠的喜好进行选择,同时根据容器模子的大小以及表面纹饰的程度进行范块。等到内外范都做出来之后,再进行套合,直至冷却。
制范
我们先要准备适当的泥料,然后进行内外范的制造,泥料中可以适当的搀有一些植物质,例如草木屑等等,这样有利于内外范的透气。
浇铸
当内外范都已经配套地制作好之后,首先将窑烤炉预热,然后将熔融的铜液倒入模子底部的浇口,可以适当地让气孔以及铜液中的各种杂志沉积在容器的底部。
修整
当铜器在除去内外范之后还要进行一定的修整行为,这也是为消除毛刺、飞边等等必做之事,经过这样一场精致的打磨之后,青铜器会更加精致。
青铜工艺特点:
青铜工艺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形表意”,这种从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工艺理念至今仍然受用,其次就是工艺过程中的修饰协调,这种工艺特点是和谐性与装饰性一致的象征。最后的一种特点就是诡异奇美。这种工艺特点表现在纹饰的设计上,仔细留意不难发现,不少青铜器的表面纹饰都充满了想象力。
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已经对青铜工艺了解清楚了,这就带着这些知识去博物馆中欣赏一下老祖宗们留下来的艺术品吧!
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铸造是把原料放在熔炉内经高温熔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模型中,待温度下降后,铜液在模型中就凝成了人所要求的器物。拆除范便得到了成品。
商代晚期的铸铜工场遗址已经在河南安阳发现(其他发现下节介绍)。对于周代以来的青铜器冶铸已有初步了解。
一块重约一七·八公斤的铜矿原料曾被发现,是不含硫的孔雀石(氧化铜),矿砂中并夹杂着赤铁矿。熔锅是一种红黄色的陶质器,发现这种熔炉的农民称之为“将军盔”。熔锅可以达到装一二·七公斤铜液的容量。冶炼青铜需要的热度是一千度左右。这样高的温度,可能有鼓风炉的设备,燃料是木炭。
青铜器的范是陶制的,由多块拼成,一部分称为外范,上面并且有花纹。外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外面。一部分是内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内面。外范和内范全部拼合在一起时,内外之间空隙部分,留待铜液填充而形成所要制作的铜器。所以,范上的凸凹和左右与实际器物上的凸凹和左右应恰恰相反。在安阳曾发现很多陶范和为了制造陶范所用的“模”。模就是模仿实际的铜器的形状,为制范的坯型。
直接用陶范翻铸铜器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的一般的方法。花纹和文字都是铸出来的,不是刻的(战国时的文字有刻成的)。但商代已有多种铸造办法,例如:两次铸法创造了铜器上的提梁或链条,特别是链杀的铸造,是金属熔冶技术上的重大发明。
蜡模法在翻铸结构较复杂或镂空的装饰时,范型的设计比较困难,往往内用蜡模,外加湿柔陶泥涂墁,于后自然成为范。然后加烧使蜡熔解流出,遗留之空隙为浇铸时之铜液填充,即成型。在战国以前是否已经使用尚难证实。
青铜器的装饰在设计时就知道利用铸造技术上的特点,避免铸造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殷代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因为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主动加以利用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因而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也就是由于陶范的分块。因而装饰和造型是密切结合的。西周以后,青铜器花纹粗犷单纯,也和器壁变薄有关。战国时代更充分利用了捺印花纹的简便方法,产生了繁复的图案。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一、西周初年的青铜工艺
西周初(武王、成王、康王、召王时期)的八九十年间的青铜器,在造型和装饰上与殷代青铜器大同小异。造型的风格特点明显类似。但铭文内容较详,记述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不仅便于确定其时代,而且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资料。武王时期的“大丰”(或名“天亡”),成王时的“献侯鼎”,康王时的“盂鼎”,都是有名的代表性作品。
河南洛阳及溶县等地出土成组的(铭文中有相同的族名和人名的)铜器群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康侯、沐伯”组二十一器,“矢令”组四器(其一出土于江苏丹徒),“作册大”方鼎等四器,“卿”组六器,“”组六器,“臣辰”组四十余器,都是成王及康王时为贵族们作的铜器。
西周初年的铜器中,特别以大盂鼎(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作)重一五三·五公斤,高约一米,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上有铭文二九一字。内容是叙述康王如何赏赐他的大臣“盂”的经过。赏赐品中有“人鬲”,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古代奴隶制的证据。盂鼎的造型(鼎腹的轮廓和鼎足的样式)都已呈现西周铜鼎的流行形式。器口花纹,是殷代的题材,但处理上已是西周的方式。从大盂鼎上明显地看出青铜器艺术由殷代向西周、春秋时代的演变。
二、西周及春秋时代的青铜工艺
西周及春秋时代(约公元前一二○○四七六年)的青铜器中,具有成熟的西周风格的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铜器大半制作于西周晚期(约公元前九○○八○○年),即共王至宣王时期。
东周春秋时代,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不断发展。战国艺术的新风格已在逐渐酝酿中。代表着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罕见,而诸侯列国之器极其盛行,反映列国在政治上走上独立发展的趋势。
西周及春秋时代青铜器的新变化,首先是器形类别减少,爵、觚、斝、卣、盉等酒器,鬲、方鼎等烹煮器,都已消失不见,这一时代最常见的鼎和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
鼎之形制较大者(如厉王时的大克鼎),敛口,侈腹,鼎腹的侧影扁而方,鼎足上半作兽面装饰。鼎之形制较小者(如共王时的颂鼎),鼎腹侧影轮廓接近半圆形,鼎足上下粗,中间稍细,似动物之足。整个器形轮廓呈连续的柔和曲线。
有耳的壶发展的结果,代替了卣和觯,成为此后一种主要的铜器(如共王时期的颂壶)。食器中西周时代新出现了盨(如厉王时期的克盨),和东周以后新出现的簠,都逐渐代替了。
此时代青铜器的另一特点是产生了很多大型的铜器,如大克鼎高九三厘米,重二○一·五公斤;虢季子白盘长一三七·二厘米,宽八六·五厘米,高三九·五厘米,重二一五·五公斤。往往有丰富的长篇铭文,如散氏盘(厉王时器,三五七字,)、毛公鼎(宣王时器,四九七字,最长的铜器铭文,大克鼎、颂鼎、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都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大型铜器的铸造,长篇的铭文,以及铜器器身的变薄,这都显示了冶铸技术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立鹤方壶,壶身遍布蟠曲龙纹,两旁有镂空的龙形双耳,壶下伏有双兽,壶口有双层莲瓣中央立一鹤,展翅欲飞,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艺术上的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写实意味的蛟龙纹。可以看出窃曲纹和双头兽纹都是殷及周初流行的饕餮纹和夔龙纹的变化,按图案规律重新组织而成。此时期的花纹组织,更多利用简单的重复所构成的二方连续。
三、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及其他美术品
战国时代,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古代典籍中有一些关于战国时代美术活动及传说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古代人对于美术的了解,其中也透露一些实际情况。《韩非子》记载有画家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箧?),配以强烈的光线,可以看出“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美术中的主要题材。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诗人屈原在赋《天问》之前,曾见楚先王庙及公卿词堂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橘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自己妻子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又如宋元君找来一群画师,都“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只有一个人很傲慢,“解衣盘礴,裸”。而被称许为真画师。齐王客认为画人所习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美术的大量的具体材料,是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例如以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助于建国后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识。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上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化部有待研究。但明显地具有共同的趋势。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方法有多种不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有新比例。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幻想的动物纹样,上下两层因反光不同而呈现出对比效果。战国的铜镜纹样是中国图案纹样的典范之一。战国铜境的合金中,为了使镜面光沾细腻,常加入少量的铅,背面的花纹也因而特别整齐清晰(图37)。
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显然具有表现动态及开始刻画面部表情的能力。长沙出土的木俑(已知最早的木俑,图35)和洛阳出士的胡女铜像(图34),动态的表现是很微妙的。作为已知的早期的雕塑艺术品,是不平凡的尝试。其他一些工艺装饰性质的雕塑,如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猴形、鹦鹉形铜饰,洛阳金村出土的多种踞坐胡跪形铜人,金银错云纹及兽纹的铜洗上的一对正要跃入水中的蛙,这些作品表现动物的动作都很真实。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兽首、龙首,辉县出土的车辕首的兽头形饰物,都采用夸张的手法。并善于利用金属的不同色泽进行装饰,而获得生动效果。
战国时代的绘画性作品中,以长沙出土的《帛画》作为已知的第一幅绘画,为最重要。
画的内容,据郭沫若的研究,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在象征善与和平的凤鸟同象征恶与灾害的独脚夔进行的斗争中,祈祷凤鸟获得胜利。那妇女侧影姿态的优美,显然是很引人注意的。其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代绘画艺术水平的作品,有故宫所藏《水陆攻战纹铜壶》和辉县出土的刻纹《燕乐射猎铜鉴》以及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奏乐、射箭、宫室景象及九种战斗场面。长沙出土的彩画漆奁上,有树木、奔驰的车马、狩猎等景象。说明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构图能力。其他如金银错的狩猎壶及铜鉴上的车骑、动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绘画的一般水平。
在工艺美术范围中,漆器工艺有显著的成就。除了上述的绘画故事人物的漆奁以外,长沙出土的漆盾、神鸟盘、三凤及二凤盘、彩漆画案及拭,都是现存的最早的完整的作品。用麻布制胎夹苎技术已很普遍,涂漆匀洁,颜色(红和黑)鲜丽。图案构图极为巧妙精美,线纹或细如发丝,或匀称厚重,描绘技术也达到高度水平。战国漆器图案和铜镜图案,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玉石工艺也有杰出的表现。洛阳金村出土的玉佩、玉壁及各种动物形玉饰,辉县出土的大玉磺、雕金镶玉嵌珠银带钩和玉鹦鹉,技术精绝为古代玉器工艺之冠。金村发现有玉石工艺的半制成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制作过程。但古代制玉的技术,对于我们仍是一个谜。战国时代玉器工艺中体现了图案造型中一些基本规律。
战国时代的陶器,在形制上有自己的特点,一部分是模仿铜器的,和铜器造型相同;但在陶质上有显著特点的作品,还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的灰青釉硬质陶豆曾在洛阳发现过一对,战国时代如何继承发展,尚无所知。战国陶器上的彩绘装饰是有独特风格的创作。辉县赵固区和洛阳烧沟附近,都发现彩绘陶器,尤以后者在白粉底上运用红黑二色,极优美活泼。另外,两地也发现有在陶器表面上进行研光的暗纹装饰,多是简单的几何纹组织,也很有自己的特点。
战国时代的装饰图案,在青铜器、金银错器、漆器、玉器和陶器上,流行着一种共同的纹样构成的方式,即连续的带状不断镣绕回旋,前后重叠变化,其上附以小圆涡形,充分发挥虚实对比的效果及曲线的方向感、运动感。其取材有龙、有蛇、有凤、有云,有单纯的带形,或演变成纯粹的图案构成。处理方法也因制作材料、技术条件及装饰部位而有所不同。但此一构成方式是战国时代的特色。
1) 金属材表面常规化学预处理,使金属表面洁净和光滑平整;
2) 静电喷涂含颜料的透明红户外粉末涂料或纯透明户外粉末涂料;
3) 以仿铜底色深灰蓝色或黑色直纹的热敏转印纸进行热转印,获得仿青铜拉丝效果;其中,所述仿铜底色深灰蓝色或黑色直纹的热敏转印纸,其上印刷色 相深灰蓝或黑的丝状直纹理直丝状条纹,其底色的仿铜色为浅紫红色、紫红色 或浅黄色。
相关名词:青铜线拉丝
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铸造是把原料放在熔炉内经高温熔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模型中,待温度下降后,铜液在模型中就凝成了人所要求的器物。拆除范便得到了成品。
商代晚期的铸铜工场遗址已经在河南安阳发现(其他发现下节介绍)。对于周代以来的青铜器冶铸已有初步了解。
一块重约一七·八公斤的铜矿原料曾被发现,是不含硫的孔雀石(氧化铜),矿砂中并夹杂着赤铁矿。熔锅是一种红黄色的陶质器,发现这种熔炉的农民称之为“将军盔”。熔锅可以达到装一二·七公斤铜液的容量。冶炼青铜需要的热度是一千度左右。这样高的温度,可能有鼓风炉的设备,燃料是木炭。
青铜器的范是陶制的,由多块拼成,一部分称为外范,上面并且有花纹。外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外面。一部分是内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内面。外范和内范全部拼合在一起时,内外之间空隙部分,留待铜液填充而形成所要制作的铜器。所以,范上的凸凹和左右与实际器物上的凸凹和左右应恰恰相反。在安阳曾发现很多陶范和为了制造陶范所用的“模”。模就是模仿实际的铜器的形状,为制范的坯型。
直接用陶范翻铸铜器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的一般的方法。花纹和文字都是铸出来的,不是刻的(战国时的文字有刻成的)。但商代已有多种铸造办法,例如:两次铸法创造了铜器上的提梁或链条,特别是链杀的铸造,是金属熔冶技术上的重大发明。
蜡模法在翻铸结构较复杂或镂空的装饰时,范型的设计比较困难,往往内用蜡模,外加湿柔陶泥涂墁,于后自然成为范。然后加烧使蜡熔解流出,遗留之空隙为浇铸时之铜液填充,即成型。在战国以前是否已经使用尚难证实。
青铜器的装饰在设计时就知道利用铸造技术上的特点,避免铸造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殷代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因为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主动加以利用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因而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也就是由于陶范的分块。因而装饰和造型是密切结合的。西周以后,青铜器花纹粗犷单纯,也和器壁变薄有关。战国时代更充分利用了捺印花纹的简便方法,产生了繁复的图案。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一、西周初年的青铜工艺
西周初(武王、成王、康王、召王时期)的八九十年间的青铜器,在造型和装饰上与殷代青铜器大同小异。造型的风格特点明显类似。但铭文内容较详,记述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不仅便于确定其时代,而且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资料。武王时期的“大丰”(或名“天亡”),成王时的“献侯鼎”,康王时的“盂鼎”,都是有名的代表性作品。
河南洛阳及溶县等地出土成组的(铭文中有相同的族名和人名的)铜器群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康侯、沐伯”组二十一器,“矢令”组四器(其一出土于江苏丹徒),“作册大”方鼎等四器,“卿”组六器,“”组六器,“臣辰”组四十余器,都是成王及康王时为贵族们作的铜器。
西周初年的铜器中,特别以大盂鼎(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作)重一五三·五公斤,高约一米,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上有铭文二九一字。内容是叙述康王如何赏赐他的大臣“盂”的经过。赏赐品中有“人鬲”,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古代奴隶制的证据。盂鼎的造型(鼎腹的轮廓和鼎足的样式)都已呈现西周铜鼎的流行形式。器口花纹,是殷代的题材,但处理上已是西周的方式。从大盂鼎上明显地看出青铜器艺术由殷代向西周、春秋时代的演变。
二、西周及春秋时代的青铜工艺
西周及春秋时代(约公元前一二○○�四七六年)的青铜器中,具有成熟的西周风格的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铜器大半制作于西周晚期(约公元前九○○八○○年),即共王至宣王时期。
东周春秋时代,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不断发展。战国艺术的新风格已在逐渐酝酿中。代表着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罕见,而诸侯列国之器极其盛行,反映列国在政治上走上独立发展的趋势。
西周及春秋时代青铜器的新变化,首先是器形类别减少,爵、觚、斝、卣、盉等酒器,鬲、方鼎等烹煮器,都已消失不见,这一时代最常见的鼎和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
鼎之形制较大者(如厉王时的大克鼎),敛口,侈腹,鼎腹的侧影扁而方,鼎足上半作兽面装饰。鼎之形制较小者(如共王时的颂鼎),鼎腹侧影轮廓接近半圆形,鼎足上下粗,中间稍细,似动物之足。整个器形轮廓呈连续的柔和曲线。
有耳的壶发展的结果,代替了卣和觯,成为此后一种主要的铜器(如共王时期的颂壶)。食器中西周时代新出现了盨(如厉王时期的克盨),和东周以后新出现的簠,都逐渐代替了。
此时代青铜器的另一特点是产生了很多大型的铜器,如大克鼎高九三厘米,重二○一·五公斤;虢季子白盘长一三七·二厘米,宽八六·五厘米,高三九·五厘米,重二一五·五公斤。往往有丰富的长篇铭文,如散氏盘(厉王时器,三五七字,)、毛公鼎(宣王时器,四九七字,最长的铜器铭文,大克鼎、颂鼎、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都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大型铜器的铸造,长篇的铭文,以及铜器器身的变薄,这都显示了冶铸技术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立鹤方壶,壶身遍布蟠曲龙纹,两旁有镂空的龙形双耳,壶下伏有双兽,壶口有双层莲瓣中央立一鹤,展翅欲飞,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艺术上的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写实意味的蛟龙纹。可以看出窃曲纹和双头兽纹都是殷及周初流行的饕餮纹和夔龙纹的变化,按图案规律重新组织而成。此时期的花纹组织,更多利用简单的重复所构成的二方连续。
三、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及其他美术品
战国时代,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古代典籍中有一些关于战国时代美术活动及传说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古代人对于美术的了解,其中也透露一些实际情况。《韩非子》记载有画家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箧?),配以强烈的光线,可以看出“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美术中的主要题材。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诗人屈原在赋《天问》之前,曾见楚先王庙及公卿词堂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橘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自己妻子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又如宋元君找来一群画师,都“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只有一个人很傲慢,“解衣盘礴,裸”。而被称许为真画师。齐王客认为画人所习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美术的大量的具体材料,是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例如以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助于建国后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识。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上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化部有待研究。但明显地具有共同的趋势。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方法有多种不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有新比例。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幻想的动物纹样,上下两层因反光不同而呈现出对比效果。战国的铜镜纹样是中国图案纹样的典范之一。战国铜境的合金中,为了使镜面光沾细腻,常加入少量的铅,背面的花纹也因而特别整齐清晰(图37)。
二、失蜡法。指用容易熔化的材料,比如黄蜡(蜂蜡),动物油(牛油)等制成欲铸器物的蜡模,然后在蜡模表面用细泥浆浇淋,在蜡模表面形成一层泥壳,再在泥壳表面上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即做成铸型,最后再烘烤此型模,使蜡油熔化流出,从而形成型腔,再向型腔内浇铸铜液,凝固冷却后即得无范痕,光洁精密的铸件失蜡法是熔模铸造青铜器的一种方法。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通常会在器表遗留大小不等的砂眼,一方面或因材质不纯,另一方面是整模铸造,模体严实没有发泄孔,铜液灌注不到之处所致
三、铸合法、焊接法。是指青铜器物的器体(以下称主体)与其附件,如耳、足、柱等附件分开铸造,或一件青铜器物整体不是一次浇铸完成的,而是分别铸成的,并用连接方法使之连为一体,而连接则主要有铸合法和焊接法。许多大型的及工艺复杂的青铜器需要分断制作后进行整体组装,所以铸合法、焊接法等新的工艺方法就产生了。
范铸法和失蜡法,范铸法较早,应用的最普遍,了解古代制造方法有助于辨伪。 范铸法又称模铸法,先以泥制模,雕塑各种图案、铭文,阴干后再经烧制,使其成为母模,然后再以母模制泥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合金浇注入陶范范腔里成器,脱范后再经清理、打磨加工后即为青铜成品。
根据从古代青铜作坊遗址发掘出的实物,再结合青铜器的外形分析,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采用范式铸造方法制作的。
范铸法工艺流程共分为五步:
第一步为塑模,用泥土塑造出铜器的基本形状。在制好的泥模上画出铜器纹饰的轮廓,凹陷部分直接从泥模上刻出,凸起部分则另外制好后贴在泥模表面;
第二步为翻范,用事先调和均匀的细质泥土紧紧按贴在泥模表面,拍打后使泥模的外形和纹饰反印在泥片上;
第三步为合范,将翻好的泥片划成数块,取下后烧成陶质,这样的范坚硬不易变形,称为陶范。将陶范拼合形成器物外腔,称为外范。外范制成后,将翻范用的泥模均匀削去一薄层,制成器物的内表面,称为内范,铜器的铭文就刻在内范上。将内外范合成一体,内外范之间削出的空隙即为铜液留存的地方,两者的间距就是青铜器的厚度;
第四步为浇注,将铜液注入陶范。待铜液凝固后,将内外陶范打碎,取出所铸铜器。一套陶范只能铸造一件青铜器,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青铜器;
第五步为打磨和整修。刚铸好的青铜器,表面粗糙,纹饰也不清晰,需要经过打磨整修,才能成为一件精致的铜器。 失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做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别的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溶液,便铸成器物。器物可以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失蜡铸件。
春秋晚期,中国人可能就已发明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失蜡法的工艺流程分为三步,首先以易熔化的石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蜡模,使之硬化后形成铸形。然后,将铸形烘烧陶化。这一过程中,石蜡熔化流出,于铸形中形成空腔。最后往空腔中浇注铜水,制成器物。失蜡法通常用于铸造那些外形非常复杂的青铜器,河南淅川出土的楚国铜禁以及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尊盘被认为就是用失蜡法铸造的。 鼎相当于如今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如今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簋(guǐ)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如今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簠(fu,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簠(fǔ) 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盖、器大小相同,合上成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在古器物学上又称为“却立”或“却置”。簠器在经籍中称为“胡”或“瑚”。
盨(xǔ)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ì)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爵,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
《礼记·礼器》中称:”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商周之际发展为造型精美的礼器,流行于周中期之前,之后开始衰落。
《考工记·梓人》引《韩诗》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依此说,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ǎ)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ū)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ì)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ìgōng)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卣(yǒu)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é)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í)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瓿(bù),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酱。流行于商代至战国。器型似尊,但较尊矮小。圆体,敛口,广肩,大腹,圈足,带盖,有带耳与不带耳两种,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装饰饕餮、乳钉、云雷等纹饰,两耳多做成兽头状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鉴 水器,形如现代的盆。有四种用途:(一)容水 ;(二)盛冰,《周礼》:“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三)沐浴;(四)鉴容照面,以后才为铜镜所替代。鉴的制作在春秋战国是最为盛行,当时种、鼎、壶、鉴四器并称。 编铙商朝时军队盛行乐器。呈圆片形,形制与钹基本相同。
编钟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面较大而薄,多为弧形,根部凹进,边部稍作翘起。
编镈 打击乐器(宫廷雅乐)。镈体趋向浑圆,形制与编钟相似,但口部平齐。 钺本是王者贵族用于劈砍的兵器,也是象征权力的刑器和礼器。形状像板斧、斧头而较大。作为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很可能是由扁茎短剑发展而来。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一种兵器。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在青铜器中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成为象征权力、象征威严的礼仪用物,此处所选两件钺是商代后期作品,格外强调器物威严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艺术风格完全一致。 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其存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着特点。青铜礼器可分为四大类:
从青铜器的社会功能进行分类,把青铜器分为礼器、重器、葬器、日用器。
礼器:商周奴隶主崇神鬼、重祭祀、行巫术,将几件大型青铜器按一定的方式组合为“礼乐之制”,作为王权、名位以及国威的标志和象征。青铜礼器由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组成,在使用排列上有浓重的巫术色彩。
重器:单件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其上铸有铭文,专门用来记载某件大事,或颂扬先王、先祖的功德,都叫“重器”。铭文长的青铜器都是重器。
明器:即“神明”之器。古人认为人死亡而灵魂不灭,要在另一个世界中重新生活,所以商周奴隶主贵族盛行厚葬,将生前喜爱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均随葬入墓。
青铜殉葬 礼嚣一般由鼎,簋、豆、壶、弇(或盉)组成,等级不同的贵族用器数量都有规定。但这种明器不同于后世专门制作的殉葬用器,仍为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