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靠什么经济第二

起重链条规格一般有EN818标准链条、80级美标链条、T(8)级渗碳起重链、V(10)级起重链条（发黑）、T(8)级起重链条（镀锌）等规格。

起重链条的报废标准主要从一下几个方面判断：

第一，吊链允许的磨损值不得超过圆环链棒料直径或辅具厚度的10%。

第二，从主环不弯曲的平面算起,主环扭曲超过10度应报废。

第三，吊链的任何部位出现裂纹,弯曲或扭曲现象和环铰间有卡死或僵涩滞阻等现象且不能排除时禁止使用。

第四，起重链条和单环的永久性伸长均不得超过原长的5%。

请根据报废标准检查慎重使用你朋友给你的起重链条。有疑问可以咨询北京鑫鸟华泰他们公司，他们起重链条做得很专业。

他是好人中的另类，他“好”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所行善举的彻底让闻者无言以对。

52岁的郭明义，戴着一副老式大框眼镜，笑容憨厚，肤色略黑，放进人群中，顷刻就找不到痕迹。

他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好人”，在浴池给老人搓澡，每次下楼时都捎上邻居的垃圾，一辈子没占过便宜。

与众不同的是，他是好人中的另类，“好”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所行善举的彻底让闻者无言以对。

他20年献血6万多毫升，是全身血液的10倍；他资助180多名贫困儿童读书，自己却几无存款；他家徒四壁，新买的电视，留不了几天，就转手捐赠……

与热衷慈善的富豪不同，郭明义只是一名收入很少的矿山工人。198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的齐大山铁矿工作。

鞍山是他的故乡，也是雷锋工作过的地方。

在采场公路管理员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二十几年。他用众多善举，使平凡的生活近似传奇。

因为善举，他获得无数荣誉：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红十字志愿者之星、鞍钢矿业公司模范共产党员……矿业公司领导甚至称，因为郭明义整个“矿山人”的精神都得到了升华。

然而，也有无数的非议涌向他。一次婚宴上，老同学们甚至嘲讽地问他，“我玩麻将没钱了，赞助点？”“我的孩子也在上大学，能不能也赞助赞助？”

这些冷嘲热讽，郭明义习以为常，淡然处之。他的生活也总是这样，无时无刻不被赞誉和非议包裹。

曾有轶事称，有人逗郭明义，说鞋坏了，郭明义马上就脱下鞋给他。

在别处，这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在齐大山镇，人们相信这是真的。

这让每个到访者都很好奇，“好人”郭明义，究竟做过些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傻人”郭明义

曾有人嘲笑他，称他为“傻子”，因为他对自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却把钱捐给别人。他也曾受委屈，但反过来一想：雷锋当年不也被人称为“傻子”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傻子”？

郭明义家并不富裕，房子40平方米，家用电器寥寥无几，存款时常归零。

他并非没有机会拥有大房子。矿上几次福利分房，郭明义都有机会，可他一次申请都没有交过。

旁人问他，他说，看到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房子住，机会就让给他们吧。

有人甚至私下联系他，“你不要，你可以申请下来，然后卖给我，一大笔钱啊”。郭明义当场回绝，这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

海城有个孩子每天要走4公里路上学，郭明义听说后把自行车送了过去。妻子又为他买了一辆。不久后，他听说汤岗子小学的一个贫困生上学路途遥远，这辆自行车再次成为赠品。

无私奉献成了他刻在骨头里的习惯。

1997年，矿上开展创星级公路会战。作为普通机关人员，郭明义只负责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的工作。但为调动作业区20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他说只要大家加班加点，超额完成每天工作量，就天天请他们吃饭。

十几天里，大家每天都干到八九点钟才收工，他也每天都请大伙到饭店吃饭。

当时人们以为郭明义请吃饭的钱肯定能报销。但事后很久，大家才得知，他在饭店赊了2000多元的账。

当时郭明义一家收入还不足1000元，而且他还在捐款助学，早已囊中羞涩。在外地进修的妻子回家后，才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抹平了这笔账。

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给别人的，没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重要。

2009年春节前夕，郭明义午休前接到血站的电话，问他能否提前捐献血小板。他知道血小板保存期特别短，一般都是按照预约的捐献时间采血，没有重症病人血站不会打电话。

天降暴雪，道路难行，郭明义跑出很远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血站。一名重症孕妇正等待他的血液。

血站让他献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不肯，“不行，还有孩子呢。”最终他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采集结束时，疲惫的他在采血床上睡着了，孕妇母子则平安得救。

今年3月，辽宁一大学生患上尿毒症，无钱换肾，家里唯一有收入的母亲准备捐肾救女。

“她妈妈可是家庭的支柱啊，身体万一垮了怎么办？”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郭明义当即决定捐肾。开车送他去医院的朋友钟明杰一听缘由，也要捐。

人体有两个肾脏，摘掉一个之后，仍然能够存活。这是果断得近乎鲁莽的郭明义和他的朋友对于肾脏的全部了解。

郭明义的肾没能捐出去，因为不匹配，他扔下身上全部的200元，“出来急，就带这些”。

郭明义76岁的老母亲得知这一事情后，拿起电话就哭：“这么大的事，咋不先给我通个气呢？”妻子又心疼又后怕：“你觉悟再高，自己的身体不要了？”

其实，郭明义并不是不愿意跟家人商量。他的思维常常简单得惊人，他没觉得这是件多么重大的事，以至于当人们赞扬他的崇高时，他会感到不解。

“黏人”郭明义

鞍钢的很多人都是在浴池里认识郭明义的。在这里他一边为工友搓澡，一边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1990年，齐矿号召职工参加义务献血，此后20年，郭明义坚持每年献血，累计无偿献血达6万多毫升，相当于他身体全部血量的10倍。

工友张国斌13岁的女儿患上白血病，他在矿上发起爱心捐款的同时，更思考要救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国内捐献者不多，配型成功的概率低。能不能在矿里组织捐献活动，每增加一个捐献者，不就增加一分希望吗？

于是他自己动手写无偿献血倡议书，向工友宣传。下班后工友洗澡，他常常不顾劳累，跑到澡堂里帮助工友搓澡。“我帮你搓搓背。”“不用，不用……”“没事，我来，我来……”郭明义说着就开始搓。他一边搓，一边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搓完一个，他又接着给另一个人搓。两个多小时后，工友们都洗完澡走了，他自己才开始洗澡。有时候，连热水都没了。

还有很多人收过郭明义的手表。这些手表都是郭明义捐血小板换来的纪念品。鞍山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李莎说，郭明义每月都来献血小板。一个单位的血小板相当于800毫升的全血。捐一个单位，血站就会送一台榨汁机或豆浆机这样较好的纪念品。但郭明义每次都推说家里有，要求换成4块献200毫升血时送的手表。每次都是如此。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理解。后来矿上来献血的人说，郭明义把那些手表都送人了，同时他又发动别人也跟着他一起献。

这时的郭明义就像橡皮糖，甩都甩不掉。“我都觉着特不好意思。别人一拒绝，我就蔫了。他倒好，追着别人说。脸皮‘特厚’。”郭明义的“发小”李树伟说。

很多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郭明义反复“骚扰”过。鞍山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宋红梅说，以前郭明义经常中午的时候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而且隔十分钟就打一次，语气总是很急促：“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工作人员也有点不高兴。后来才知道，老郭家没有电话，自己也没手机，只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到办公室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

后来，老郭终于有了手机。他就常常早上6点多或在晚上10点多给宋红梅打电话，让她寄一些捐助对象的档案。“现在休息的时候，要是接不到他的电话，我们反倒都不习惯了。”

郭明义要是黏起人来，谁也躲不开。有一次同学聚会后，大家张罗去唱歌。郭明义说：“我不会唱歌就不去了，单位还有事，我得回去上班。”怎么拦也拦不住。几个女同学说要跟他一起回去。这时，郭明义偷偷对李树伟说：“有女同学跟我走，只好打车啦！我兜里只有5块钱，借我10块钱吧。”

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5点多钟，李树伟家的电话响了，是郭明义要还钱。李树伟说：“不要啦。”第二天早上5点多，电话又响了。一连几天，早上5点多，李树伟家的电话都会准时响起。“李树伟，你快去取吧，我可受不了了。”李树伟的老婆喊道。

“凡人”郭明义

郭明义很感激家人的支持。汶川地震时他捐了很多钱，最后连女儿那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了。“真是挺亏待她们的。”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郭明义坐在6米高的电动轮汽车里，拿着对讲机大声地朗诵着。洪亮的声音在空旷的矿山间回荡。工友们都会静下心来听。

他还喜欢背《再别康桥》，同样的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没有人会去挑剔他朗诵技巧的单一，而只会被他的激情所感染。

他也常常唱歌。《青藏高原》、《爱的奉献》、《咱当兵的人》这些歌曲都反复地在矿山响起。

他最好的听众是他的妻子。结婚二十多年来，郭明义没给妻子买过一件礼物。2009年10月，齐矿组织到井冈山参观学习。临行前，妻子给郭明义带了1000元。回来那天，郭明义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小盒放在妻子手里。打开一看，竟是一枚“钻戒”。

后来，郭明义实话实说，这枚戒指是花28元从小摊上买的，剩下的钱捐给了希望工程。

妻子依然很开心地把这枚戒指戴在手上。“这是老郭出门给我带回来的，28元！”她骄傲地说。

这些年，郭明义把家里能捐的都捐了。他经常跟妻子说，又发现了一个特困家庭，再捐一次吧，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妻子总是笑着说，你别糊弄我啦，也别说什么最后一次，反正家里就这么一点积蓄，捐完了也就清静了。

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视，但郭明义一听说有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特别想看电视，他就毫不犹豫地把电视送给了人家。他一连捐了三台。这一次女儿气哭了，两天没和他说话。“当初要不是老爸把电视拿走，你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吗？”女儿上大学后，郭明义开玩笑说。

女儿上大学后，给家里写信说：“一想起那不足40平米的家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后来，鞍山市希望办的领导知道后，给郭明义家送了台电视机，并告诉他：“这是国家的固定资产，不能捐。”

郭明义很感激家人的支持。汶川地震时，他连着捐了很多钱，最后连女儿那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了。“真是挺亏待她们的。”

好人成长史

有的人吃龙虾是享受，我帮助别人就是享受。

郭明义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

在郭明义的发小李树伟眼中，郭明义的“好人行径”或多或少有遗传基因。郭明义的父亲，曾是矿上“戴过大红花”的省级劳模，因勇救落井青年而作为英雄集体代表到北京作事迹报告，被周恩来总理接见过。“这样的家庭培养出的孩子能不好么”？

然而矿上的劳模家庭很多，但郭明义只有一个。李树伟认为，郭明义的性格决定了他喜欢整天做好事，而这种性格从儿时的行径可见一斑。

郭明义流传最广的少年轶事之一是“英勇护粪”。当时为支援农业，小学号召捡大粪，交多者为三好学生。李树伟等人嫌脏，用河泥充数。唯有郭明义四处捡粪，且精挑细选。冬天结束时，他家院子里，大粪堆成小山。

农村的收粪人发现后如获至宝，和郭明义的奶奶商谈后，以当年的天价15元收购。李树伟的妈妈在一旁看得羡慕不已：“有这样的儿子，发了。”然而，郭明义回来时嚎啕大哭，死活不肯卖。最终，这堆粪捐给了大队。

学校号召“除四害”，要求交老鼠尾巴。李树伟等人以马鞭鞘顶替。全班只有郭明义交的是两根老鼠尾巴，“让我们说什么好呢，从小就是一个老实人”。

最让李树伟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孩子们上矿山给大人们送热水，这属于当年献爱心的方式。郭明义再次成为另类。别人送水，唯独他送红糖水。奢侈品红糖没了就换茶叶，此举一度让郭明义成为孩子们中的公敌。

“傻子，恨得我们牙直痒痒，只好跟着送茶水。”李树伟哭笑不得地回忆着童年往事，他说，很多事情从小就注定了。

郭明义从小就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最崇拜的人是雷锋。

1977年，他从鞍钢参军，推荐他入伍的老红军余新元，当年也曾送雷锋参军。在部队，他也以雷锋为榜样。

28年前，郭明义退伍时，连长蔺传芳说，我们这支连队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丁字山战役的英雄连队，我们都是雷锋的传人，不管到哪里都要好好干，发扬优良传统！

28年后，和连长再次见面时，郭明义已华发初生，连长一把抱住他：“好小子，干得好！你没有丢咱部队的脸！”闻之，两行热泪奔涌而出。

“有的人吃龙虾是享受，我帮助别人就是享受。”郭明义说，“为社会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觉得自己被群众所信赖、被社会所需要，我就会感到很充实、很快乐、很幸福。”

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觉悟”。郭明义回忆，小时候，自己虚荣心挺强，听到表扬就高兴。后来，他入了党，还被评为学雷锋标兵。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郭明义觉得，收获，似乎远不止于此。

助人的快乐是那样醉人，让他心甘抛却其他的一切欲望。从那以后，郭明义把好事做得越来越纯粹：对大家的好，是打心窝子里掏出来的，而自己收获的快乐，也是从心底汩汩涌出来的。

更多的郭明义

做好事，别人瞅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你别笑，我是真觉着自己升华了。

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郭明义。他们义务献血，他们捐资助学，他们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他人的生命。他们是快乐的。

2008年12月18日，郭明义的工友许平鑫与武汉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并完成了捐献。后来，这位患者来找他。两人紧紧相拥，热泪盈眶。

“你不能想象那种感觉，太奇妙了。你和这个陌生人突然有了血脉相连的关系。”许平鑫一提起来就很兴奋，“我在矿场是开300多吨的电动轮汽车的，一开就是8个小时，累得要死，每天就是这样的机械重复。我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了。但跟着郭大哥做这些事后，我发现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

“可不就是这样。”李树伟说，“我这辈子就想挣钱。折腾了大半生，还是啥也没捞着，但是这几年我觉得我活得挺高兴。做好事，别人瞅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你别笑，我是真觉着自己升华了。”

现在凡是郭明义倡议的活动，李树伟都参加了。郭明义还成了李树伟的法宝。他爱打麻将，但没有钱，老婆也不肯给他。他就骗老婆说是跟郭明义出去，他老婆立马就同意了，还给了他200块，说：“咱家也不富裕，捐点就行了。”“只要提郭明义就好使，跟着郭明义就不能干坏事。当然，这种伎俩也不能常用，要不然心里觉着对不起郭明义。”

如今，郭明义的爱心团队已经有5800多人。“这也就是郭明义吧，其他人用轿抬我都不来。”一个妇女说。

“我跟雷锋还差得很远，但依然还是希望你们多宣传我。因为这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年代，雷锋精神并没有过时。”

助人为乐的极致

“你为什么这么做？”记者们反反复复地追问郭明义。这是出于职业天然的质疑精神，也是每个人心中难解的困惑。

从郭明义嘴里，我们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一个符合我们逻辑链条的答案。郭明义对于我们的追问也很纳闷。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问着问着，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卑鄙。一个人做好事，当好人，难道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为什么都不相信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他说，帮助别人是快乐的。这个我们都信，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体会过这样的快乐。

只是郭明义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他不仅仅助人为乐，而且安贫乐道。在城市里，在现代社会，这种精神可能是更为稀有的。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成为房奴、车奴的时候，也为自己套上了精神的枷锁。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实力再去关爱他人，帮助他人。我们也许还会说，谁来帮帮我啊？

郭明义的家很清贫。3口之家，40平米的房子。但是，他妻子平静的笑容，他女儿恳切的家书，都让我感觉到他们是幸福的。

是他要得太少，还是我们要得太多？郭明义说，房子要那么大做什么？能住就行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很知足了。

很多时候，痛苦就是来源于欲望。而郭明义对于物质已经几无要求，无欲则刚。

我们都是常人，恐怕都难以达到他这样的高度。我们也许也无法完全认同他的价值观。但我们至少可以给他掌声！

在沉睡中腐烂

北京市从1998年开始回收废旧电池，废旧电池回收箱遍布全市。无论哪个回收点，只要回收的电池够了30公斤，打个电话，就会有车去把电池拉到集中存放地点。记者来到北京存放电池的二清集团，这里的一个垃圾站集中存放了几百吨的废旧电池，这些电池大都是一次性干电池，也有相当部分的充电电池。电池分装在七个集装箱中，已经占据了这个公司三分之一的非露天场地。废品站李站长从不同的集装中拿出一些电池，记者看到，这些电池已经开始腐烂了。就连最近收上来的电池，也表皮变软，渗出化学液体。

李站长说：“我们最发愁的是，这么多电池找不到下家！人家学生、市民辛辛苦苦地收集了送来，下边就没有人管了。这么堆放，什么时候是个头儿？这么多年，政府让我们回收电池，我们出车出人又出场地，可不能收上来就这么堆在这儿了呀！企业得讲经济效益。而且这么多电池集中在这儿，是不是也会威胁到工作人员的健康？”李站长说让记者给呼吁一下，赶紧给这些废旧电池找个“婆家”。记者问：“你认为谁来处理最合适？”李站长毫不犹豫地说：“谁污染，谁治理，生产一节电池，就应该交一份处理费！”不过，采访后，李站长还特地说：“要是没企业处理，我们还义务保存。”

网上公布了长长一串上海市回收旧电池的电活，网络满布全市。上海市集中回收电池的一位女士说，上海市3年来已经回收了100多吨旧电池，环保局说要等有条件的时候再处理；海口市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说，在无法处理这些回收上来的电池时，暂时存放在垃圾场比较安全的容器中；石家庄市有关部门对回收电池的热情很高，全市有1100个回收点，据说该市电池回收率是10%，高于全国大多数城市水平，目前石家庄的100多吨废旧电池都存放在密封的水泥箱中，里边还衬有塑料薄膜。 记者采访了许多城市的环保部门，都处于集中回收后的等待状况。

收还是不收——电池行业的激烈交锋

针对电池回收，我国电池行业有两派观点正在激烈争论。

一派认为集中回收一次性电池意义不大，在没有条件处理的情况下，集中回收会造成集中污染。一些专家认为，目前回收量最大的干电池，其主要成分是铁、锌、锰，还有微量的汞。这种电池汞含量不高，没有必要集中回收。铅酸蓄电池和对人体健康危害非常大的镍镉电池应该回收。高汞电池中的汞含量只有电池总量的千分之一，随垃圾填埋后，电池里的重金属进入填埋场渗液数量非常小，并不构成污染。而回收处理废旧电池成本过高，从经济角度看无利可图，何况在回收过程中还可能产生二次污染。

中国电池协会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国的一次性干电池已经基本做到低汞化，正在迈向无汞化，随垃圾分散处理不会对环境产生威胁。更应该做的是从生产龙头上消灭污染，即实现无汞化。由于回收一性电池的费用很高，没有经济杠杆刺激企业来回收利用一次性电池，事情很难办。需要回收的是那些对环境污染大的充电电池及铅酸电池。一些专家还举例说目前一些发达国家也不集中回收一次性电池。

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认为，既然要达到无汞化，那么对一次性电池的回收不支持也不反对。这种观点，似乎是对目前我国民间回收电池巨大热情颇有意味的嘲讽。

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哪类电池，都必须坚持回收。

这派观点的专家认为，虽然1997年我国轻工总会、国家经贸委等九部委联合发出《关于限制电池汞含量的规定》，要求电池制造企业逐步做到降低电池汞含量，2002年达到低汞水平，2005年达到无汞化。但我国的现状是，绝大部分民用电池是一次性电池，而且电池的无汞化进程并不乐观。据调查，目前我国1000多家电池生产企业中，在中国电池协会注册的仅300多家。虽然大电池企业生产的电池目前都做到了低汞化或无汞化，但大量小企业生产的电池还存在高汞现象。河北省干电池检验站高级工程师张虎说，目前我国电池含汞量参差不齐，有的质量非常好，小于百万分之一；有的极差，高于低汞电池标准的20倍，高于无汞电池标准一万倍。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能批量生产低汞无汞的大电池厂家还不到15%。不久前国家工商局对电池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市场上的电池有20%达不到标准。所以，用已实现电池无汞化的发达国家不回收一次性电池的经验来套我国现实，还不合国情。有关专家认为电池中不仅汞会造成污染，锌、锰、镉、铅等随生活垃圾腐烂渗入地下，超过一定的限值，也会造成污染。这些有害物质随着食物链进入人体，极大威胁着人的健康。

目前我国垃圾处理方式水平较低，九五期间，我国垃圾年产生量为1.4万吨，处理率为63%，但真正做到无害化处理的不到10%。我国大中城市的近千座垃圾填埋场中，90%仍是简易堆放，这种原始的处理方式极容易造成大面积污染。把废旧电池与生活垃圾一同处理后患无穷。专家认为，大量旧电池都随着垃圾到垃圾场，也是一种集中，怎么就不可能产生污染？北京市政管委会有关负责人郑先生说，把废旧电池集中起来，等有了条件再处理，这样比分散更安全。

从资源利用的角度上，电池回收也得到许多专家的肯定。北京科技大学的曾平荣教授说，目前国内生产的电池中90%以上是干电池，不可能对环境无污染。而且，对这些电池不回收利用也是巨大的资源浪费。3000吨废旧电池可以回收杂锌锭141吨、冶金二氧化锰300吨、铁皮260吨、电解锌181吨、电解二氧化锰340吨、铁皮500吨，价值相当于国家开发两个中型矿山的费用，更何况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资源。

我国目前年消费电池80亿只左右，平均回收效率还不到2%，99%都随生活垃圾一起进入了垃圾填埋厂。就是这2%，已经让管理部门处于尴尬处境。

企业不愿干处理废旧电池的赔本事

既然许多环保部门都认为应该谁污染谁治理，那么，从法理上应该承担废旧电池处理的企业怎么想呢？记者采访了一些电池企业。

北京金普电池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回收处理废旧电池，是赔本的事儿，因为技术设备都不配套，收回来不及时处理，也都烂了。而且，国家对回收处理电池也没有补贴，回收成本太高，现在是市场经济，企业怎么能干无效益的事儿？天津力神电池企业有关负责人说：“我们只卖电池，收电池不是我们的事。”大电池企业大都持以上观点，有的接电话之人甚至不知电池回收之事。

我国有名的废弃物处理公司大连东泰公司说，废旧电池的处理费用太高，做这事没有效益，没有国家优惠政策，谁干谁亏。

有人想当唐吉诃德

当大电池企业都对处理废旧电池不感兴趣时，民营的北京东华鑫馨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却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目前也是惟一的一个废旧电池处理厂。

其董事长王自新有“环保狂人”之称。之所以“狂”，就是敢做别人不做之事。王自新在北京建立起了几百个废旧电池回收点，建立了废旧电池回收电话，以至于记者把电话一打到北京市环保局，人家立即就把王自新的电池回收热线电话告诉记者。王自新对记者说，为了对后人负责，他要在废旧电池的产业化上做一番事业，为此现在已经把自己的几百万财产全部投入进去。他说，只有建立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的产业链，才能把这个事业进行下去。

王自新说：“大量一次性电池不回收，污染环境不说，还浪费了大量资源。每节电池中含有22%的锌、26%的锰、17%的铁，如果不处理就扔了，等于每年白白把几千万吨的有用原料都扔了，这可是从几万吨矿石中提炼出来的呀！这绝对是个朝阳产业，国营企业不做的事，我们民营企业要做！”

王自新以前学医，深入研究过废旧电池对人体的伤害，后来改做化工企业，又研究过废电池的利用。1999年，他开始了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的事业。

王自新走着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他的废旧电池回收企业建立在河北易县，虽然技术设备都已经到位，却迟迟开不了工，原因是当地有关部门反对。当地有关部门认为，废旧电池处理企业肯定会产生污染。尽管这个企业的排放条件完全合乎国家标准，也不让生产。王自新曾想迁址，但到哪个地方，一说是废旧电池处理企业，人家就都不让进门了。王自新无奈地说：“不知道我的家到底能落在哪儿！”不过，他没有灰心，正在努力用最新的工艺让企业达到最严格的排放标准，然后争取得到国家环保部门的认证。他说要探索一条中国独特的处理废旧电池之路。

王自新还告诉记者，最近，他正准备在北京办一个电池回收处理企业，吸收下岗人员就业。他解释自己企业名字的含意义：第一个“鑫”字是财源兴盛之意，第二个“馨”是温馨之意。他说要办的是一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充满人情味儿的企业。

当然，环保企业进入良性循环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

记者问：“如果国家将来出台的政策不鼓励一次性电池集中回收呢？”他说：“那很可怕，因为这就意味着我的原料没有了。”

有税务部门问王自新：“民营企业，没利的事能干长吗？”

王自新说：“我把回收处理废旧电池当成事业。”

他充满激情地对记者说：“我现在就是当代的唐吉诃德，举着长矛冲刺。”他所挑战的，除了复杂的社会环境，还有观念的壁垒。

王自新对废旧电池产业链的每一个链条，都有详细的方案，力图做到让利益机制来运转电池的回收网络。他给北京市长写信说，到2008年，北京市的废旧电池回收率要达到50%。

看看国外怎么做

记者查了一些资料，让我们看看国外如何回收电池。

目前日本、美国和欧洲的锌锰干电池已全部实现了无汞化，对废旧电池的资源化利用主要集中在铅蓄电池和充电电池上。但日本却仍然坚持对一次性电池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对一次性电池的再生利用率达到50%左右。有专家认为，发达国家不回收一次性电池，从资源节约上说，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

对铅酸电池、镉镍电池的回收。在美国，用户如不把废旧电池交回给制造商、零售商或者批发商，每买一节新的蓄电池要多付3—5美元。所以美国的蓄电池回收率几乎达100%。德国电池条例第6条规定，使用者没有归还废旧电池，销售者可以在售给其新电池时加收15马克的费用。意大利在1998年11月颁布了一项蓄电池回收法律，并根据该法建立了COBAT的联合会，其中50%的成员是再生铅冶炼厂，30%是蓄电池制造厂，10%为废料商，其余为蓄电池零售商。顾客在买蓄电池时要交附加税。瑞典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一项旨在促进电池回收的returbatt计划，要求所有电池零售商回收废电池并对每节铅蓄电池征收35马克朗的税，这使瑞典的电池回收率在1991年就达到了100%。

有专家认为，发达国家不处理一次性电池，这种做法与我国国情不相符，因为目前我国一次性电池在电池消费中所占比重达97%。在吸取发达国家回收电池的经验同时，要结合我国国情才有意义。况且，在我国目前电池回收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普及电池回收知识才是当务之急。

电池回收的尴尬局面，何时才能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