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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巫文化

第一节 巫文化探源

一 什么是巫文化

关于巫文化，顾名思义，是与巫有关的一个科体系，我们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巫”？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曰：

“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能齐肃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则巫。”[1]

巫又称祝，事鬼神。所谓“事无形”，即事看不见的鬼神。其降神的手段是歌舞，由此可见，巫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我国古代对“巫”字的解释：上面一横代表着天，下面一横代表着地，中间一竖能通天达地，两旁的“人”字即一男一女，男即巫觋，女曰巫，多男扮女装，为通达天地的执行者。

与巫有关的科体系内容非常丰富，有人概括为巫术，我们认为巫术只是巫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从现在所知，巫文化大略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宗教，首先是流行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巫教、各种巫术以及祭祀、避邪、崇拜等；第二部分是风俗、包括巫风、巫俗、丧俗、禁忌等；第三部分为艺术，包括巫歌、巫舞、巫戏（傩）、巫画；第国部分为文，包括巫书、巫诗、神话、传说；第五部分为综合，包括巫书、文字、巫医等。

正由于巫文化内容十分浩繁，中国有，世界也有，本文不准备一一论述，仅就长江三峡地区的巫文化进行初步的探索。这种探索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仅有可能，而且十分有意义，为此，也就很必要。其意义并不限于史前史的探索，而且它还有很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在于巫文化是人类幼年时代世界观的客观反映，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从人类自身出发去判断周围世界，从而形成万物有灵的信仰，形成鬼神信仰，形成独特的巫术巫俗，由此可见，巫文化的研究是史前史和上古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巫文化研究为探索科技术和文化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打开了一片新的领域.

巫文化是时代的产物，随时代的变迁，有着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应当历史地看待它。巫文化是一种充满神秘文化的科，它渗透、影响了阴阳说、老庄思想、屈原诗歌、甚至禅、中医、宗教，丰富了华夏民族的哲、科技术、艺术文，推动了华夏文化的成长。

巫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融入古代经籍中占有重要份量。

研究巫文化对于我们探讨对古代先民的思想、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艺术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研究它应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原则，采取批判的态度，使之更好地为我们今天服务。

同时，巫教、巫术、巫俗在当前不少后进地区和部分老百姓中还有市场，要削弱、消除巫教、巫术、巫俗在群众中的影响，必须对其深入的了解，好对症下药，破除迷信。

二 三峡巫文化的定位

我们所说的三峡巫文化是一种标准的地域性文化。滚滚长江水以浩浩荡荡、气吞万里之势，贯穿四川盆地而奔流向东，在渝东、鄂西地面衔接处切断巫山山脉，形成中外闻名的自然景观——长江三峡。它西起重庆，东至宜昌，北靠大巴山脉，南临武陵山与大娄山，包括整个重庆市及湖北省的宜昌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洲，全长660公里，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这种地域的定位能大致界定出三峡巫文化生长发育的空间范围。巴文化与楚文化是这个范国之内诞生的主要文化对象，三峡巫文化也主要是讨论巴楚文化中的巫文化因素。基于作者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对三峡巫文化的讨论界定在宗教、风俗、艺术、文和技术范围内，以求各专家者指证。

三 长江三峡——巫文化的摇篮

长江三峡，这块充满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土地上，具有深厚的原始文化积淀，这使巫文化的产生有了良好的土壤。

巫山猿人的发现，将我国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早到200万年以前，建始猿人，郧阳猿人，郧西猿人，梅铺猿人等一系列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以及南方古猿纤细种——人类的直系祖先和巨猿——人类的旁系祖先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这里是中国和亚洲人类的起源地。古代人类活动的链条此后在三峡也从未终断，长阳人、奉节人的发现，填补了早期智人的空白；丰都水井湾，桂花村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清理发掘，丰富了当时人类文化活动的内容；奉节兴隆洞发现的带鸟头图案的剑齿象牙是迄今为止世界最早的人类艺术作品；同洞出土的骨质哨形埙则是人类最早的乐器。[3]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三峡地区人类活动更加频繁，奉节“河梁人”及其石器的发现，填补了三峡晚期智人的空白，铜梁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九龙坡区马王场遗址，丰都烟墩堡遗址皆是重要的发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节鱼复浦遗址发现了有规律排列的12个烧土堆，里面有烧骨、烧石，成带状分布，根据民族资料，这完全可能是一处原始宗教的活动遗迹，是初期巫文化的一处典型例证。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三峡地区已度过洪荒阶段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繁盛的局面，氏族村落比比皆是，活动遗址星罗棋布，仅考古文化则有以巫山县大溪遗址命名的大溪文化，有奉节老关庙遗址命名的老官庙下层文化，有忠县 井沟哨棚嘴遗址命名的哨棚嘴文化，以及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巴族的早期文化等等。

有了人，我们才有了历史，才有了由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三峡地区频繁的人类活动，是三峡地区各种原始文化丰富多彩的前提条件。三峡地区成为巫文化的摇篮除上述之外还在于此处有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盐和用以疗病的丹砂。上古三峡地区三条自流的盐泉：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盐泉，以及湖北宜昌市长阳县西的盐水，这是古代先民最容易利用也最先利用的三处。

其中最重要的是宝源山盐泉，此盐泉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文选?蜀都赋》：“于东则滨以盐池。”刘逵注曰：“盐池出巴东北井县，水出地如涌泉，可煮以为盐。”[4]前引《说文解字》释“巫”时，其中还专门提了句“古者巫咸初作巫，”就是这位巫的始祖就与盐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山海经?海外西经》曰：“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以上下也。”[5]对此，今本《巫溪县志?附录》有比较好的解释：“以‘巫咸’名国，这‘咸’就与盐有关。《说文》云：‘盐，咸（咸）也。’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备注?说盐》：“咸字古原作咸，加心，为感觉之感，加水，味则减，为减退之减。故可设相，咸即古代表示食盐之字。巫溪盐泉，古亦称‘咸泉’。《舆地广记》即曰：‘故北井县（今巫溪）有巫溪咸泉’。由此可知，巫溪咸泉所在地的今巫溪县在唐尧时为巫咸国本土，巫溪咸泉所出之宝山（登葆山）即巫咸国首会所在地，看来巫盐开发始于巫咸国之时。”[6]登葆山就是宝山，也就是今之宝源山。

巫咸国历史悠久绵长，其历代首领巫咸为神农时巫、黄帝时巫、帝尧时医、 殷中宗大戊时巫，其子巫贤为大戊之孙，殷王河禀甲之子祖乙时之相，此已近商代中期，从母系氏族公社的神农到商代中期已绵延几千年，宝源山之泉盐开发也就有几千年。

盐对人类，甚至每个生物都是十分必需的，因此不仅人类，连动物都有趋盐性，哪里有盐，人类就会聚集和生存在哪里，这是为什么三峡地区远古人类的发现那么丰富，石器时代遗址那么密集，原始文化那么灿烂！

宝源山这座人类的圣地，虽为巫咸国据有，但其泉盐资源却是大家共享的，故前引《山海经?海外西经》曰此处是“群巫之所上下也。”

在地理概念比较模糊、地理知识尚不完备的上古时候，今渝川鄂湘陕相交这一大片山地都称巫山，为别于今巫山县，我们称为大巫山。《山海经?大荒南经》曰：“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郭璞注：“帝药”云：“天帝神仙药在此，”即神仙不死之药，亦即丹砂。

丹砂即硫化汞，人们对它的认识早在旧石器时代便有，当时用它来作颜料和涂料，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它的医疗作用被发现了。内服可镇心养神，益气明目，通血脉，止烦闷，杀精魅邪思，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疮，亦可用于外治。因此《神农本草经》称丹砂为药之上品。远古先民认为它是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甚至起死回生的仙药。正因为古代巫山盛产丹砂，故又称为“丹山”。[7]

由于大巫山有盐有丹砂这两大人类的必需品，故这里氏族、部落云集，对此《山海经》多有记载。其《大荒西经》曰：“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曰：“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药以拒之。”另外《大荒南经》载有“巫臷”，《世本?氏族篇》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故有个巫诞，以上共有十六个巫。

《大荒西经》所谓之灵山即巫山，《说文解字》曰：“灵，巫也，以玉事神。”灵的繁体字“灵”与巫，古本一字，故袁珂先生校注《山海经?大荒西经》时直截了当地称“灵山即巫山”。

由上述所引，我们可见巫山诸巫具有多重意思。首先，他们是巫山地区诸氏族部落的首领，同时又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巫师，是酋长兼神巫之类的人物，而且还是一批掌握了“不死药的神医”，可谓一身而三任焉！他们或上下于天，宣达神的旨意，或奉天帝之命用不死药救活无罪而被杀的窫窳。其次，诸巫的另一层意思是指大巫山这些氏族、部落，并在其后加以“国”字，如巫咸，又称巫咸国，巫臷又称巫臷国。

作为十巫之首的巫咸，是有史以来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巫师，故《说文解字》云“古者巫咸初作巫，《世本?作篇》亦云“巫咸作筮，”[8]足见他是巫文化的鼻祖，巫咸国是巫文化的诞生地，三峡是巫文化的摇篮。

第二节 宗教

一 巫 教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远古时期的南方在炎帝、蚩尤的先后统领下，其思想意识很长时期停留在部族群体意识上面，蚩尤及其后裔部族倡导的“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平等思想，形成了比较民主、富于幻想的巫文化思想意识，进而发展为巫教。三峡地区的巫教众多，这里以巴楚之地为例，例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

（1）鬼教。今川东南这一大片地方，在巴族进入以前，是鬼族所建的鬼国的中心区，鬼国的都城——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在今丰都，即古之平都。鬼国的宗教——鬼教除盛行于鬼国，而且由于鬼国在商代时是现在西南的一个大的方国，因而鬼教传播范围要大得多。鬼教是一种极粗浅的原始宗教，系由巫师们举行一些巫术而已，故又称为巫教。巴族夺占这个地方建立巴国以后，鬼教便成了巴族部民笃信的宗教了。正因为如此，巴国统治者对丰都给予了别都——陪都的崇高的地位，这在巴王陵寝所在的枳——今涪陵都未得到的。

　（2）娘娘教。也称为“美女教”，为旧时沅湘之间流存的留有母权制残余的一种巫教。从名称及其所祀神主、神符来看，这是一种古老的以妇女神为标榜的原始宗教的遗存。湘鄂黔桂边界民间信奉的女娲神、花婆女神、萨神（或称“萨嫲”）、嫲神婆、春巴嫲妈（均可称为“娘娘”，如女娲娘娘、花婆娘娘等）是各自民族（或地区）的始祖，也是“娘娘教”当之无愧的神主。

（3）苗教。湘西苗族地区旧时称由汉人传去的宗教为“客教”。本民族的宗教自然就是“苗教”了。他们备有自己的巫师和祀典。其巫俗称“苗老师”、“客老师”。“苗老师”做小法事，多穿便衣；只有举行椎牛、椎猪等重大祀典才戴冠穿袍，所用法器为黄蜡碗、铃铛、筒、短剑等。

二 巫 术

什么是巫术？目前尚无权威性的解释，张紫晨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巫术》一书中指出：“巫术是人类企图对环境或外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种行为，它是建立在某种信仰或信奉基础上，出于控制事物的企图而采取的行为。也就是说，它是人类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外界自然）与想象的鬼灵世界所使用的手段。这种手段的实际功效是不可验证的，只有当人们失去有关信仰以后，它的蒙昧特征才会被认识，所以它是人类的原始特征，而非文明的表现。……巫术是幻想依靠某种力量或超自能力，对客体施加影响与控制。严格地说，它并不把要被施加影响的客体神话，向其屈服或求告，而是用人的主观行为力图对其施加影响和控制。”[11]宋兆麟在其著作《巫与巫术》一书中引述前苏联者沙利?安什林所说：“巫术这是许多行为总和，它起源于世界的同样的重复，并表明对联想或模拟的能动性的信仰”后指出：“巫术是史前人类或巫师一种信仰和行为的总和，是一种信仰的技术和方法。是施巫者认为凭自已的力量，利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和方法，可影响、控制客观事物和其他人行为的巫教形式。”[12]

巫术是指民间巫师的各种技能活动，它是源于某种神秘信仰的一套实用行为，在原始思维指导下而产生的原始人类利用咒语、魔法试图控制神秘的自然、复杂社会及人事而施行的手段。这种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宗教，因此，巫术与宗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它又与宗教相区别！宗教以信仰为目的，巫术却是对不可知力量进行积极的预知和控制作用。

巫术具有模糊的“超自然力”的观念，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观事物强加影响和控制，于是也产生了一些至今使我们无法理解或没有认识的现象。

三峡地区自古就有崇尚巫术占卜的传统，尤以巫山、楚地为主，巫风弥漫。

1．巫山地区（主要是巫溪）的民间巫术

从远古到近代，直至流传现今的有跳端公、告阴状、化九龙水、请七仙姑、请桌子神等多种形式。民间巫术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形式分散，以个人流散活动为主。

（1）跳端公。楚地称为“过刀桥”，过去曾用于替小孩过“关煞”，或为成人做特殊法文。所谓“刀桥”，是将两尺长的刀每隔一两尺远缚在两根竹竿上，共绑十多把刀，为显示其“法术”，端公常叫主家自己把刀磨得十分锋利，然后用桌椅扎成一两丈长的桥头，将用竹竿做好的刀梯平放做“桥身”，刀口向上。端公赤脚踩着刀口而过，口中念念有词。在锣鼓的伴奏下，很扣人心弦。

（2）告阴状。将某个你仇视的人的姓名、生辰八字、地址写在纸上，揉成团塞进即将下葬的死人口中。不久，那人便会被“阎王”绳之以法，呜呼哀哉。有的地方男女订亲八字，男方将其藏在隐稳的地方，则两人白头偕老。一旦婚约被解除，女方便要想方设法弄到那张八字，否则，女方的灵魂就会被男方随意搁放。

（3）化九龙水。分为小九龙水和大九龙水两种，小九龙水只化石、骨、鱼刺，大九龙水可吞吃铁钉、碗渣、寸长的尖竹筷，其符咒各不相同。

（4）赶白虎。白虎是湘北土家族的图腾。但认为“坐堂白虎”是家神，“过堂白虎”是野神。如果经白虎过了堂，就会死小孩，民谚称“白虎当堂过，无灾必有祸。”小孩久病不愈，如果土家巫师占卜是犯了“过堂白虎”，就得赶白虎、钉白虎。在门口屋檐下竖一树桩，上缚一公鸡，巫师拿着桃树枝到处乱打乱赶，口中念咒，乱撒五谷，直到公鸡大叫一声，巫师就说把白虎赶走了，家庭便可太平。

（5）占卜。龟卜、筮占等通神明的法术，在先秦时代即是知天命、定犹疑、趋吉避凶的迷信手段，也是社会政治、精神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占卜法术的思想根源是兆验迷信和前逻辑思维。进入文明阶段后，占卜法术一方面与人们集体无意识中的前逻辑思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随着人们认识的日益深化，而与宇宙图式、哲思想等高级思想形式和成果相互渗透、影响，从而渐趋精致和玄化。楚巫文化中，占卜择吉据有重要的位置，据史料记载，楚王择太子、任命官员、确定战争等都要靠占卜消除疑惑，预测凶吉。楚地民间占卜之风更甚，人们婚丧嫁娶，求子问病，岁时劳作，出门远行都要进行占卜。

（6）招魂。此习俗产生于人类对自身的生理、病理、生死规律缺乏认识的古代。它曾普遍流行于世界各民族中，是一种自发的习俗。同样也流行于三峡地区，以楚国为甚。招魂要念招魂词，招魂词各个地方不同，但大体内容都相同。

2.土家族的巫术

在渝、鄂、湘、黔四省市交界之地是古代巴族的直系后裔土家族聚居之地，他们承继了古代巴人崇鬼尚巫的传统，巫术活动非常盛行，彭英明《土家族文化通志新编》对此作了全面的介绍：[15]

自古以来，土家族地区巫术法事极为盛行，主持巫术法事活动的巫师，在土家族各地称谓常有不同，主要有“梯玛”、“土老师”、“端公”、“老司子”等。有的主持单项的巫术法事活动，有的则主持大型祭祀活动，所以巫师也有等级之分。如梯玛，按巫术的高低分为两种，一是主持大型祭祀活动的“掌坛梯玛”，二是地位稍低些的“帮师梯玛”；从祭祀活动中司职不同也可进行细分，背运法具的叫“骡马梯玛”；采用祭品的叫“蜂子梯玛”；主祭“三月堂”的叫“打猎梯玛”；物色人祭对象的 “抢人梯玛”等。从洪荒远古到近现代，梯玛世代承袭，口耳相传，延绵不断，他们既是祭神祀祖、赶鬼驱邪、招魂治病、还愿求雨等宗教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也在农耕渔猎、婚丧生育、卜居迁徙、节庆歌舞等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土家族梯玛文化。

举行法事活动时，梯玛有特殊的法衣法器。常见的是梯玛头戴凤冠，身披法衣，外系八幅罗裙。凤冠也称“五佛冠”，用硬纸制成，下端平整，上端呈五瓣莲花状。莲花瓣上绘有神像。法衣用大红布缝制，黄布镶边，胸前绣有太极八卦图，左肩写有“千千天兵”，右肩写有“万万神将”，下摆开钗，衣袖不长。八幅罗裙系在法衣之外，用赤、橙、黄、绿、青、蓝、白、紫八种颜色的八幅布料拼缝而成，裙下摆吊八枚铜钱。做法事，除了梯玛的全身穿戴之外，还有一些固定法器的运用。梯玛往往是手持八宝铜铃，吹牛角，挥司刀，唱神歌，跳巫舞，行动癫狂，如痴如醉。这种神秘的表演，使人对其能通鬼神而笃信不疑。八宝铜铃是用黄铜铸制而成，外圆中空，传说其中装有8颗砂石，分别系在长约30厘米长的一根杂木棒两端，上端刻有马头，系五色布，下端为尾。舞动时要头朝上，尾朝下，不能颠倒。牛角是用水牛角制作，安有口哨，能呜呜作响。梯玛家中一般安有神坛，夜里吹响牛角，将神坛关押的众神放出；天亮时再吹响牛角，号召诸神回坛安歇。司刀用铁打制而成，刀柄上刻有南北星斗字样，柄上连着大铁圈，铁圈上又套无数小铁环。梯玛做法时，司刀叮当作响，节奏鲜明。

梯玛举行的法事活动，主要有“服司妥”、“杰洛番案”、占卜等。

“服司妥”，土家族语记音，意为还愿，俗称“做土菩萨”或“还神愿”旨在酬神、谢神、为人消灾除病和赐以子嗣。还愿活动时间一般从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开天门），到十月十五（关天门）结束。一般以户为单位请梯玛主持操办，规模较大，有“掌坛梯玛”和“帮师梯玛”多人参加，需杀牛羊、办酒席，通常要持续三天三夜。祭祀内容颇多，仪式繁杂。祭祀时所唱神歌按祭祀程序分为49节，每节又有许多具体仪式。如“洛神”一节，土家语称“麦日里日，”意为制天劈地，为表现制天劈地的艰辛场景，梯玛时跪、时蹲、时站、时坐、时唱、时跳，场面生动，梯玛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另如“腊月堂”一节，有安堂敬神、述情求卦、拖磨子、求卦、拖魂、敬酒勾账等七项内容。其中拖磨子为招魂术的一种，作法是：在堂屋里铺一床晒垫，掌坛梯玛仰卧其上，肚皮上放一个簸箕，簸箕上放一扇磨子，磨子上再放一小木厢，内装“失魂者”的衣帕，绳子穿在磨眼里，帮师梯玛绕晒垫不停地拖之，口中念诵咒语，众人亦帮忙呐喊。拖毕，翻开磨子，打卦占卜问是否拖着了魂。

“杰洛番案”，土家族语记音，意为解邪，主要是赶鬼驱邪，规模较还愿小。凡遇事不顺、精神恍惚、久病不愈等，土家人都认为是“中邪”、“失魂”，需请梯玛来作法解邪。通常只请一个梯玛执事，不杀牛不办酒席，一般只杀只羊作祭品，形式也灵活多样，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规模稍大的要踩“地刀”或上“天刀”。前者作法是在横放于地的树筒上安装12把刀子，刀刃朝上，梯玛一手拿着刚割下的羊头，另一手拿着一块“生死岩”（占卜法具的一种），赤脚踩着刀刃而过，然后再边唱神歌边甩岩占卜。上“天刀”是将安装刀子的大树竖立于地，梯玛头戴凤冠，披法衣，口含神水，不停地喷向刀锋，名为“封刀口”，向上攀至梯顶，然后象征性地带领患者攀登几步，表示鬼怪纠缠之害已除，将平安无事。

占卜，用作预测吉凶祸福，了解鬼怪意愿，便于驱邪，逢凶化吉。凡遇出行、建房、生育、疾病、婚烟等人生、社会大事，都要请巫师进行占卜。最简单的是请阴阳先生“卜卦”。占卜的法具甚多，梳子、筷子、铜钱、刀剑、岩石等均可占卜，使用最多的是司刀和竹蔸卦。司刀，为在饰以五色布条，径为数寸的带把铁环上，串着9、11或13个大小可以相套的铁圈。梯玛晃动司刀后，出现大小铁圈相套、相隔的不同形状，以此来判定决断吉凶。竹蔸卦是将竹蔸劈成两块蔸片（称为卦），边念咒语边执卦于地，视其落地的状况来判断主人的祸福，如果连打三卦都是“胜卦”（两块竹卦一翻一覆），就认为是无灾无病，百事顺遂；如果都是“阳卦”（两块竹卦三次均`翻地），就认为有小病小灾，但可以治好，不出大问题；如果连打三卦都是“阴卦”（两块竹卦三次均扑于地），则认为有大祸临头，非得请巫师许愿求神不可，然后“还愿”。

另一种打法，是由主人跪于巫师面前，向巫师“喊卦”，巫师打卦，如打准主人所喊之卦，就一次成功；如果未卜到喊卦，就由巫师丢卦。

另外由巫师主持的下阴也是问卜中的一种。下阴的人选可男可女，但一般选未婚姑娘。下阴前要请诸神，如四官菩萨、地脉龙神、土地神、七仙女等。请神完毕，让下阴者坐在堂屋椅子上，双眼用黑丝帕蒙住，双脚并拢，脚尖触地，脚跟踮起。双手抱一柱燃香于胸前，脚跟处还要闷烧一小堆棉花籽，烟雾缭绕。下阴者渐渐入境，即被“发”起。只见其口水、眼泪流淌，身体摇摇晃晃，双脚打颤，嘴里呜咽有声。在巫师的导引、暗示下，下阴者的行为变成了神灵的行动，旁观者有事皆可求问，下阴者的回答则是神谕。可问年成，问屋场，问病痛，问命运等。问卜完毕后，巫师要举行“送仙还阳”仪式，将附在下阴者之身的“仙”送回天庭。神仙走后，下阴者才能还阳。

请七姑娘也是流行于土家族女性中的一种问卜活动，有的叫“车七姑娘”。土家族妇女，在古历七月七日鹊桥相会之夜，相聚一堂，由仙娘（一年长妇女）导引主持，选一未婚姑娘，装扮成“七姑娘”，即神话中的七仙姑。用黑丝帕蒙住眼睛，双手放于膝盖，端坐于堂屋中，脚前放个竹筛，筛里点清油灯七盏，供有糖果食品。众妇女围坐四周，此时仙娘手摇纺纱车，唱“车歌”，将“七姑娘”送上天庭，会见天庭中的六位仙娘，领授法旨，为众妇女占卜吉凶祸福，指点前程。当纺纱车一摇，“七姑娘”也哼唱起来，其内容为登入天庭的所见所闻，仿佛已经成仙，俗称“登仙”。此时，众妇女便争着询问自己逝去的亲人、祖先是否安好，并卜问自己将来的命运等。最后由仙娘摇纺车，唱退车歌，将装扮七姑娘的姑娘接回人间。

相传：中国古时侯有一种叫“年”的怪兽， 头长尖角，凶猛异常，“年”兽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的伤害。后来人们在家门口贴起红纸，院子里烧柴禾、拢旺火，用菜刀剁菜肉，发出雷鸣般的声音。把“年”吓回逃回了海里。于是就有了除夕贴对联，挂彩灯，穿新衣，还要剁饺馅包饺子，晚上还要拢旺火、烧柴禾。

古人过年真可谓是“过个大年，忙乱半年”，他们从腊月开始忙“年事”，一直到过了元霄，才算告一段落。追溯古人的“年步”，就先从祭灶开始。

祭灶的风俗很早就有了，是先民对火、灶的感激、崇敬之情的表达。在传说中，黄帝、炎帝、祝融都是灶神。后世流行的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长得象个美女。他有一个叫“卿忌”的夫人，有六个都叫“察洽”的女儿，还有好几位兵将。他除职掌灶火之外，还要考察人间的所作所为，上告天帝。人们还用酒糟、饴糖、粘糕等“贿赂”灶神，同时还喃喃祷祝，求他上天讲好话。这个风俗一直传到了今天，不过时间是在腊月二十四，祭食也简化成了“灶糖灶饼”，可是你要是留心的话，一定还会听到奶奶、妈妈在叮嘱灶王：上天说好话，不好的可别说。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除夕是团圆之夜，中国人难解一个团圆心结，即使人在天涯，也要在除夕之夜赶回家中吃年夜饭、守岁。除夕夜的家是一个格外温馨甜蜜的空间，在历史上甚至连监中的犯人也释放回家团聚。全家人团坐桌前，开始了“团年”、“守岁”的进程。先是一餐“团年饭”饭后阖家团坐守岁。

此时小辈儿人向父祖家长行礼辞岁，老人们则要分压岁钱。压岁钱也叫“押岁钱”“代岁钱”、“岁岁钱”，原是用来厌胜驱邪、帮助小孩子过年的，后世则多借此表示亲情爱意。

团年饭后还要“消夜”，一家人吃着点心，或嬉笑玩耍、或款言细雨，静待天明，这便是守岁。另外除夕夜还有镜听、照田蚕、卖痴呆、打灰堆等习俗，以此来占卜一年的吉凶休咎，祈愿新的一年小孩聪慧，万事如愿。

“乡村里过年，从腊月直到正月半，足足一个半月的锣鼓声，这声音单调，却打动到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上。就在这时际，……发现迎春花开了。”

是的，迎春花开了，新的一年来到了！

古人将新正的前八天分别以六种动物和人、谷相称。正月一日为鸡日，即吉日。

古人有用鸡辟邪之举，方法是杀鸡著门或贴画鸡于门。从元旦开始，人们开始忙着拜年贺节。拜年在汉代便已流行，群臣在正月正日这天进宫朝拜，君臣同乐。到了明清两代，官场拜年则发展成虚文的礼节，往往是“望门投刺”，不管认不认识。

有诗为证：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在民俗信念中，初一到初四，是新年的狂欢日子，到了初五才恢复了平常的生活。初五也叫“破五”，这天的习俗活动是“送穷”，而对商家来说，初五这天商家开业。正月的活动一直到了十五，才渐渐平静。

春节：传统和现代--中国人该如何过春节呢？

过去的春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融入了无限的留恋、回味和憧憬。但在现在，中国人该如何过春节呢？

中国的春节，是最具文化内涵和传统魅力的节日，也是最有凝聚力的一个节日，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一节日在城市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韵味，但在农村，这几千年延续的文化仍显示着它的生命力。那里有小山村的静谧，有黄土地的厚重，有春节神秘温馨的气氛，有严肃庄重的礼仪和浓烈淳厚的人情味。而生活在城市的人则像断了根的浮萍一样在社会中漂流，因此人们心中始终有着一种寻根的冲动。有这种感觉的恐怕也不只我们当代人，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社戏》都深刻地融化着这种心情。

传统春节其乐融融

如果单从过春节来看中国的文化，那么，中国的文化是再细致不过了，每年一进入腊月，就掐着指头算过年。腊月初八，要吃腊八粥。好不容易到了腊月二十三，要吃祭灶饼，用麻糖粘住老灶爷的嘴，送老灶爷上天。接下来就是杀猪宰羊，置办年货，买新衣，购新帽，"葱、蒜、姜，箔、表、香"，全家人屋里屋外大扫除，扫掉一年到头的晦气。剃头要赶在二十七，"二十七，剃精细；二十八，剃傻瓜"。贴对联可是很讲究的，"二十八，贴年画"，大门、二门、屋门要贴啥，墙上、树上、牛槽上、米面瓦罐上要贴啥，祖宗牌位边、土地爷、老天爷边要贴啥，全都乱来不得，规矩可是多了。年前几天，大人们就忙着做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先是蒸，蒸糖包、豆包、菜包、枣花馍，蒸出龙、凤、谷仓、麦堆等等等等；次是炸，炸油条，炸丸子，炸"假玉"，有红薯做的，有小米饭做的，有粉条做的，有豆子做的；后是包，主要是包饺子，饺子的花样可不少，有素的，有猪肉的，有羊肉的，有把里面包上硬币的，吃到的人是最有福气的。

经过这一番忙碌，终于到了除夕之夜，俗称大年三十。一家人闲下来，围着火盆坐在一起，开始熬年夜。从家事年景到天下大事，拉家常，话人生，东家长，西家短，直熬到小孩子们犯困打盹。第二天鸡叫头遍就响起了鞭炮声，大人们早早打开大门，叫做"开门进宝"。各家父母再三嘱咐小孩，不能乱问，不能多说话，免得说出不吉利的话，这更增添了一种庄重肃穆的气氛。早晨要先做好供品，端到列祖列宗面前，小孩跟着大人一起跪下磕头。还要供奉天地全神，包括老天爷、土地爷、灶王爷、还有老关爷、观音菩萨等等，凡是与人生命运沾点边的，都要照顾周到，祈保一年到头全家平安。

大年初一，主要是向长辈们拜年，除了自己家的父母、祖父母之外，依次有家族的近支远门，三爷家、四奶家、五叔公家等等，小孩子们高兴的是可以得到几毛钱的压岁钱。刚过门的新媳妇要按照亲疏远近去认门，当然也免不了户户请吃，直"吃"得新娘子笑口难合。

初二到初四五，是走亲戚的时间。闺女回娘家，外甥看舅舅，三乡五里，路上行人如织，穿梭般往来于山青水秀之间。春节的身影还没走远，元宵节又飘着雪花赶到了。漫天飞舞的洁白的雪花，伴着红艳的灯笼，红艳的对联，再加上儿童们花花绿绿的衣服，融合成一幅"农家喜庆图"。乡民们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跑旱船，游村串乡的小货郎叫卖着"吹糖人"、"琉璃响"、"猴上树"等，新年过后的一个大正月就这样踏着欢乐匆忙的脚步走去了。人们开始祈盼来年会更好。

传统现代如何衔接

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了人们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酿造的淳厚的味。这就是生养我们的"文化之根"。传统的春节，融入一种文化的意境、文化的象征，并担负起一种文化的功能：一是辞旧迎新，打上一个人生的结，分开过去和未来；二是祭祀，缅怀祖宗之德，承继先人之志，融通天地万物，祈盼人生幸福；三是宗亲礼仪往来，安排人生秩序，联络世代亲情，找到个人定位，担负社会责任；四是民间娱乐，扩大社会交往，播撒传统文化，渲泄感情之波，体味生活之乐。

春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代代相传，沉淀下厚重的含金的矿藏。宋代王安石曾作《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文化的质是历千年而不变的。

在城市生活久了，常听人们说：现在的春节越过越没劲了。从生活水平上说，年景是越过越好了，可是，春节的过法似乎少了些什么。现在城市过春节，于匆忙的快节奏中越来越简单化，剩下的只是休闲娱乐和探亲访友。特别是电视这个"魔箱"闯入人们的生活，春节这个多么丰富惬意的人生旅途都被这个"怪物"侵占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是走马灯似的联欢会。春节失去了它的质，留下的只是形。

如果说在过去，每个人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上的一环，或者是社会网络中一个固定的纽结，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踏踏实实地安顿自我；那么到了现代城市社会，一个人则变成了茫茫人海中的一粒沙子，一个匆匆人流中的过客，一个断了根而四处漂流的浮萍，渐渐地失去了自我。我们什么时候能重新绘出一道风景，连接上过去和现在，架起一座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桥，重铸一个金色的春节！

中国西南地区最大平原和河网稠密地区之一，中国最大芒硝产地。又称盆西平原或川西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广义的成都平原，介于龙泉山和龙门山、邛崃山之间，北起江油，南到乐山五通桥。包括北部的绵阳、江油、安县间的涪江冲积平原，中部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南部的青衣江、大渡河冲积平原等。三平原之间有丘陵台地分布,总面积2.3万平方公里。狭义的成都平原,仅指灌县、绵竹、罗江、金堂、新津、邛崃6地为边界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面积8000平方公里，是构成盆西平原的主体部分。因成都适位于平原中央故称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发育在东北—西南向的向斜构造基础上，由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绵远河、石亭江、湔江）及其支流等 8个冲积扇重叠联缀而成复合的冲积扇平原。整个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第四纪沉积物之上覆有粉砂和粘土，结构良好，宜于耕作，为四川省境最肥沃土壤，海拔450～750米，地势平坦，由西北向东南微倾，平均坡度仅3～10‰,地表相对高差都在20米以下,有利于发展自流灌溉。远在公元前250年的秦代就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引岷江水灌溉平原上广大农田，成为四川省种植业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经过不断的治理改造和扩建，都江堰灌溉范围比50年代初期大为扩大,灌溉面积增加了3倍。农田水利十分发达，耕地集中连片，属典型的水田农业区，土地利用率高达60％以上，农作物主要有水稻、小麦和油菜，产量高而稳定,常年提供的商品粮、油分别约占四川全省的1/5和2/5,是四川和全国著名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养猪水平向居全省前列，是四川生猪基地。但因平原邻近川西高原山地，深受山地下沉的冷空气的影响，加之平原河水大多来自西部高原山地的冰雪融水；同时，平原上地势低洼的古河道地区，地下水位高，土壤冷湿。故成都平原无论气温、水温和土温均较低，热量条件较之四川盆地其他地区稍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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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盆地是怎样形成的，它在地形上有什么特征

四川盆地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省东部，四周为海拔2000～3000米的山脉和高原所环绕，北面是大巴山、米仓山、龙门山，西面是青藏高原边缘的邛崃山、大凉山，南面是大娄山，东面是巫山。无论从构造还是人地貌上看，四川盆地都是一个典型的盆地。它从震旦纪以来就是地壳比较稳定的大型拗陷区。晚三迭纪的印支运动中成为一个内陆湖盆，但范围要比今日的四川盆地大得多，中生代堆积了厚达3000～4000米的紫红色的砂岩和页岩，因此人们又称它为“红色盆地”或“紫色盆地”。中生代末期的四川运动使盆地周围褶皱成山，中间相对下陷，四川盆地的轮廓基本形成，并使盆地内部地层也发生大规模的变形。东部出现一组北东向的褶皱，称盆东褶皱带；中部形成穹窿构造，称盆中穹窿带；西部表现为沉陷，成为盆地沉陷带，这为今天盆地的三个地貌区奠定了基础。新生代的喜马拉雅运动使周围山地再次上升，盆地再次相对下陷，成都一带下陷更深。同时，长江切穿巫山，滚滚东流，完成了统一的长江水系，使内流盆地转变为外流盆地。

四川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外流盆地，面积10万多平方千米。盆地内部丘陵、平原交错，地势北高南低。由于地表形态的不同，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可分为三部分：①华蓥山以东为大致平行的川东岭谷，由东北—西南走向的许多条状山体组成，海拔一般在700～800米，谷地中多低丘与平坝，海拔200～500米，是川东农业和人口集中的地方。②华蓥山和龙泉山之间为方山丘陵。区内由于紫红色砂页岩倾角平缓，受切割后形成大片方山式丘陵。海拔350～450米，相对高度几十米。当地劳动人民利用方山山丘土层深厚的特点，把梯田一直修到山顶。③龙泉山以西为平原。称为川西平原或成都平原，面积6000多平方千米，是四川盆地最大的平原，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平原，海拔约600米。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平原得以自流灌溉，加以气候温暖，土壤肥沃，开发较早，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选自顾晓波等编《中学生无师自通丛书地理篇》）

看了金庸先生的书，我也很失落！

金庸小说中食物常识的漏洞

1、 玉米

《笑傲江湖》第2回：“那农妇从屋中出来，拿着四枝煮熟的玉米棒子，交在他手里。”

《神雕侠侣》第6回：“他（杨过）自幼闯荡江湖，找东西吃的本事着实了得，四下张望，见西边山坡上长着一大片玉米，于是过去摘了五根棒子。玉米尚未成熟，但已可食得。”

《碧血剑》第1回：“老婆婆拿出几个玉米饼来飨客，烧了一壶热水给他们喝。张朝唐吃了一个玉米饼。”

玉米本非中国土产，这是常识。玉米原产美洲，1494年哥伦布从美洲回来后才传入欧洲，辗转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估计也在16世纪中期（现在最早的记载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当时叫“番麦”）。

如果林平之真的能在福建内地山区吃到“煮熟的玉米棒子”，那估计最早也应该在1577年（福建这一年开始有种植玉米）了。不过《笑傲江湖》的年代背景不确定，书中充满了这类似是而非的历史背景特征。《碧血剑》中张朝唐能在广东一带吃到玉米饼还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也要建立在一个不太可靠的假设上：即该老婆婆是当地的农村模范带头人，居然有引种这么新奇的外国品种，而张朝唐居然也知道这是玉米饼。

然而杨过想要在陕西的山坡上找到一片玉米地，那至少要等上三四百年才有可能——不过金庸大笔一挥，就一口气空运给杨过五根玉米棒子之多！当然，他不只是对杨过这么好，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对杨过的爷爷也是这么慷慨：

2、 花生、蚕豆、南瓜

《射雕英雄传》第1回：“（曲三）慢慢烫了两壶黄酒，摆出一碟蚕豆、一碟咸花生，一碟豆腐干，另有三个切开的咸蛋。” “杨铁心见一壶酒已喝完了，又要了一壶，三人只是痛骂秦桧。那跛子又端上一碟蚕豆、一碟花生。”“两人有时也仍去小酒店对饮几壶，那跛子曲三仍是烫上酒来，端来蚕豆、花生等下酒之物。”

《天龙八部》20回：“（萧峰）只见地下放着不少熟肉、炒米、枣子、花生、鱼干之类干粮，更妙的是居然另有一大坛酒。”

《笑傲江湖》第1回：萨老头道：“是，是！爷们要下酒，先用些牛肉、蚕豆、花生。”

《笑傲江湖》第2回：“茶博士泡了壶茶，端上一碟南瓜子、一碟蚕豆。”

《笑傲江湖》第25回：“（令狐冲）端起酒碗，又是一饮而尽，小店之中无下酒物，随手抓起几粒咸水花生，抛入口中。”

这里把蚕豆、花生、南瓜子写成寻常的下酒物，但这三种作物却和玉米一样，都是中国本土所无而很迟才由国外传入的。 蚕豆大概在元朝时才由波斯传入中国（参考研究这方面的权威著作：[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豌豆和蚕豆”条），到明朝时才普遍种植。

花生、南瓜则是美洲植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开始在旧大陆传播。花生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蚕豆迟得多，大约1530年代传入中国，由沿海传入内陆地区的速度很慢，直到乾隆末年花生仍然是稀见的筵席食品（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第8章“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中关于美洲作物在中国传播的内容。）。

在《笑傲江湖》中，在内陆城市武汉花生也被描写成极普通的下酒物，甚至更内陆的武当山居民也知道（第26回，武当派弟子假装老农，嘲笑令狐冲是“瓜子花生”），这种情况决不会早于1700年。

《射雕英雄传》中，公元1199年临安乡下的一个穷村破店，曲三居然能够摆出波斯和美洲的进口食品（蚕豆、花生），郭、杨二位大侠对这样惊世骇俗、连当时大宋皇帝也没见过的新奇食物，居然毫不在意，按理他们至少要揪住曲三大喝一声：“兀那跛子，你哪来的进口食品？这零售价卖多少？”不过考虑到跛子曲三是桃花岛高足，见识武功均属一流，他比哥伦布更早到过美洲也没什么好希奇的。

甚至可能还有比曲三更早到过美洲的：北宋时的契丹族英雄萧远山也给儿子萧峰捎带了若干花生作为下酒之物。萧峰在《天龙八部》里是个不折不扣的食肉动物，点菜动辄就是切几斤牛肉羊肉之类的。萧远山留下花生这样珍贵的稀罕外国食品，显然深有寓意。我中国人比哥伦布更早到达美洲在此有多一条证据。

3、 西瓜

《射雕英雄传》第23回：“（黄蓉）到村中去买了一担西瓜。”

《笑傲江湖》第5回：“（仪琳）走出二里有余，果见数亩瓜田，累累的生满了西瓜。”

“西瓜”一词本非汉语，而源自女真语（参《汉语外来词词典》），该种植物本来也非中国所有，而出产于西亚，在五代北宋时引入西域，后又由金国引种到南宋，不过西瓜的普遍种植大致要等到清乾隆年间回疆平定之后，也就是陈家洛那个年代（参考[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西瓜”条）。

在黄蓉那个年代，西瓜也算是引种不多年的进口时令水果，她居然一口气买了一担，虽然女孩子爱吃水果，但也算出手阔绰，亏她能在牛家村口买得到。24回黄蓉将西瓜顶在头上，沙通天等一见“一条青一条绿的圆球”，都吓跑了，想必鬼门龙王见识虽广，也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西瓜。

《笑傲江湖》第5回这一段描写的盛夏之夜场景，衡山县也有普通的农村也有“数亩瓜田”，那已经类似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景象了。

4、 人参

《天龙八部》第26回：“匆匆数月，冬尽春来，阿紫每日以人参为粮。”

《天龙八部》故事中，阿紫在长白山保命的三大法宝是人参、熊胆、虎骨。萧峰也正是由人提醒，在想起人参有效果，并因此前往长白山——可见人参保命、人参最佳产地在长白山等观念已经很深入人心，连萧峰这样的读书不多的人也都知道。《射雕英雄传》里的梁子翁，原本也是关外的参客，既然已经出现参客这样的职业，可见此物为当时所重。

但在历史上，人参长期以来却并无这样的地位。隋朝还一度视为妖草，唐时只当作茶叶一样的时尚饮品，宋人也只将之看做干果一样的送礼之物，并不认为它有什么药效。认为人参包治百病、长白山人参为最上品等观念，都直到明朝后期才兴起（见易华《人参崇拜》一文）。

《连城诀》中也有提到丁典把关外的人参运送到汉口做买卖，《侠客行》中关东四大门派的高三娘子家有良马、参场无数，这些人参贸易已达到产业化的景象，大略都是清朝的事情了。

5、 辣椒

《天龙八部》第11回：“自此一路向东，又行了二十余日，段誉听着途人的口音，渐觉清雅绵软，菜肴中也没了辣椒。”

《连城诀》第1回：“那少女（戚芳）十七八岁年纪……脸上红得象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红辣椒。”

以上两处，显然金庸认为云南、贵州四川、湖南一带食物都嗜好辣椒，但辣椒却也和玉米、花生、南瓜、烟草等一样，是美洲农产品，传入中国的年代也在明末时期。中国传统的辛香料不是辣椒，而主要是花椒。并且辣椒最早也只是作为观赏植物，放进菜肴中的时间更迟，史料记载贵州、湖南一带最早开始吃辣椒的时间在清乾隆年间，而普遍开始吃辣椒更迟至道光以后。（参蓝勇《中国辛辣文化与辣椒革命》，〈南方周末〉2002-1-24）

所以段誉在一路东下时，不是菜肴里“也没了辣椒”，而是可能从来就没吃到过辣椒，除非鸠摩智带着他去了一趟美洲又回来了。不过鉴于段誉后来在苏州燕子坞也喝到了600年后才出现的碧螺春茶，这样时光倒流的事情也未必不能有二。

6、 苹果

《倚天屠龙记》第16回：“（张无忌）在矮树上摘了几枚不知名的果子，拿在手里，已闻到一阵甜香，咬了一口，更是鲜美绝伦，桃子无此爽脆，苹果无此香甜，而梨子则逊其三分滑腻。”

金庸这里并未说这种果子是苹果，但实际上张无忌甚至不可能将苹果拿来比较。因为苹果传入中国在元朝末年，当时只有在宫廷才可享用，他当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不可能吃过，而“苹果”这一名称，更是直到明朝才出现。

梁羽生在《冰川天女传》第1回中有写到陈天宇“劈果救佳人”，劈开的是一个金色苹果，不过此时已在乾隆年间，没有历史问题的风险了。

还有更失落的，改天再说吧！

补充一下：仁兄提及的《名剑江湖》乃伪古龙作品。《名剑风流》和《飘香剑雨》是古龙先生的早期作品，古龙先生1960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建议你去看他1967年之后的作品，大多数都比早期的精彩数倍！

古龙先生和梁羽生先生仙逝后我更失落......

今天回答你的主题：说实话，凤歌的作品的确不错，但要和金庸先生一较长短，目前似乎有点勉强！希望以后能看到他更多也更优秀的作品！在我看来，目前能和金庸一较长短的武侠小说只有仙逝的古龙先生和梁羽生先生的！目前能称得上武侠大师或宗师的也非他们三人莫属！他们究竟有哪些长短来比较呢?

1.作品内容：

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多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展开下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 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2.人物的主流倾向：

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 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 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高贵独立的人格，以此来揭示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在古龙小说中，多写变态人格，追求外化怪异人物性格的刻画，其作品主人公大多怪涎、神秘、孤僻、行事固执，自尊心强、又是性情中人，多情种子。这种情况可能与古 龙的身世、心境、经历有关。

3.小说情节:

古龙武侠小说和梁羽生、金庸小说有明显不同。三位大师都善于编织故事，他们的小说情节都十分曲折，构置巧妙，悬念层出不穷，伏线射出千里，环环相扣，此呼彼应。粱羽生武侠小说情节前工后拙、 开篇十分吸引人，以后的情节则渐趋平淡，显得有点才气不足。金庸武侠小说恰恰相反，往往开局平平，随着情节的展开，人物纷纷涌现，情节盘根错节，主干巍峨，枝叶繁茂，宏大缜密的构思，诡异莫测的布局、奇迹联翩、回环波动，摄魂夺魄，回肠荡气。金庸的才思如同一炉火，小说情节犹如炉 火上的一壶水，火越烧越旺，水越来越滚。古龙武侠小说的情节又不相同,他的小说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情节奇中有奇，巧中含巧，偶然中有着必然，事事不可料，事事又得宜，计中套计，真中套假，假中存真，真 真假假，变幻莫测。小说情节的发展根本无法预料，惊险频出，令人喘不过气来，而全书的缜密无隙又让人口服心折。古龙先生的中后期武侠小说的情节营构的确堪称一绝。

4.小说武功描写:

梁、金、古三大家也有各自的风格。粱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虚幻中写实性很强，一招一式，清清楚楚，细腻而又逼真，紧张激烈，夸节有致。梁羽生的“武功”也具备道德倾向性，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益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修罗阴煞功、雷神掌、毒掌等。正派武功循序渐进，发展缓慢，但根基扎实，邪派武功进展神速，却容易走火入魔，贻害终身。凡此种种，造成了梁羽生“武功”的既精彩又单调。比起梁羽生来，金庸的“武功”更令人神往。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精神融合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金庸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金庸“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金庸“武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诙谐有趣，在激烈的打斗中插入笑料，令人捧腹。古龙的“武功”风格与众不同，他是以“怪招”取胜的。他的“武功” 重精神不重招式，如《边城刀声》中写叶开的“飞刀”绝技，“天上地下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飞刀’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刀是怎么发出来的。刀未出手前，谁也想象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刀一定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天上地下，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它。若不能了解他那种伟大的精神，就绝不能发出那种足以惊天动地的刀！飞刀！飞刀还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那并不是杀气，但却比杀气更令人胆怯。”这里所写的“飞刀”，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武功，而是一种高尚人格，伟大的精神，即叶开师傅李寻欢那种“仁慈、博爱”的精神，它表明的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古龙的“武功”又强调“攻心为上”，举凡人物的性情、情绪、脾气、衣饰、环境，乃至肌肉的颤动、松紧等，都会对武功的发挥产生影啊，而高手决战是不容有丝毫错误的,“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神态，他们站着的姿势，都是绝对完美的。”在这种情境中，“武功”已不需套路，一招之间，生死立判。古龙 的“武功”还表现出一种境界，一禅的境界。它以彻心见性为宗旨。对敌手的体察靠的是忘我和物我合一的境界。因为只有忘我才能消除认识的局限性，才能迅速而准确地体察敌手武功的弱点。这种忘我境界是一种经过长期 训练后所达到的随心所欲的自如状态，在这种忘我状态中，战斗者已成为“无意识的人”，心中已不存在作为观察者的“我”，有的只是手中的武器和对面的敌人；在这种状态中，身剑合一，战斗者则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功的威力，一击之下，毁灭敌手。正因为古龙“武功”有这些“怪招”，所以他“武功”的风格别具特色：无招无式，简短有力,重在精神，一击见效。

5.语言、技巧:

梁羽生小说的语言文采飞扬，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书卷气。故事中又常常用诗词歌赋、民歌俗语点缀其间，以创造优美的意境、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小说技法以传统继承为主，多用章回小说的形式铺张故事，叙事中有着明显的说书人的口气，表现出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金庸才如大海,浩瀚奔腾，文笔俊爽、潇洒、诙谐逗趣而又富于变化，他的小说既有诗情画意，柔绮委婉的境，又如西方小说直探人生、命运的真谛。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中西结合，使小说结构既精巧，繁复，又谨严、完整。古龙小说的语言句式短，句法多变，简洁、俐落、洒脱。文章随意挥洒，虎虎有生气，叙事力避平铺直叙，行文多跳跃抖动，情节惊险蹊跷而又不违情悖理，辟境造意，刻意求新。如果说梁羽生是恪守典雅，不失武林大家风度的话，那么金庸就是博采百家，融合中西技法，既典雅古朴、慷慨多气，又诙谐幽默、妙语解颐，挥洒肆纵，多样统一地开创了一代武林新风，是“武坛”的绝顶人物！至于古龙，则是大胆恣肆、不守成规，逞才摛藻，笑傲“江湖”，力求新颖变化而又意蕴深遂的武林怪杰。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希望凤歌等后起之秀更上一层楼!让我们拭目以待!让我们不再失落!

--最后,向封笔的金庸先生以及仙逝的古龙先生、梁羽生先生致敬!

呵呵，我来帮可爱的刀庸仁兄上传金庸先生评论古龙先生的亲笔字迹图。

今天再来分析一下金庸和古龙的比较：

通常来说，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多是古龙的拥护者，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古龙比金庸要差一些，古龙的拥护者觉得不服气，才要分析讨论一番。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四件事情，即使这四件事情和古金的比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里之所以说古金而不说通用的金古，是为了公平起见，因为按照拼音顺序、笔划顺序“古”都在“金”的前面。

第一件事情是，在古龙最鼎盛的时期，七十年代初期，金庸封笔，古龙以“接班人”的身份出任金庸之后的《明报》武侠撰稿人，此时，他心中对金庸是很崇拜的，并没有以为自己在武侠作品上达到了金庸的地步。

那是1972年，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在《明报》的连载即将结束，就写信给古龙，希望他能给《明报》写武侠小说连载，使之不至于出现空白。根据古龙的朋友于东楼对武侠作品评论家陈墨所说，古龙接信时他正好在场。那时古龙名头正盛，来函很多，也细看不过来，他漫不经心地让于东楼将信拆开，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从香港来信给他。结果是金庸的约稿信，古龙看了之后，难以置信，澡也不洗了，“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

这段叙述十分有趣，出自于东楼之手，应该可信，之后古龙即开始为明报撰写《陆小凤系列》这个作品，作品很成功，也很精彩，尤其是前面的三部。即使是古龙的坚定拥护者也大都承认，古龙在写作《陆小凤系列》之前，已经进入了创作上最辉煌的时期。这实际上意味着，按照古龙自己的观点，金庸是前辈，他自己与前辈还有某种差距。同时，金庸对于古龙，也表示了很大程度的认可。

以上陈述，还要结合另外一个事实来考虑，古龙是一个专业的武侠小说作家，他是靠写武侠谋生吃饭的，而武侠创作，对金庸来说，还只是一个副业性的工作。

第二件事情是，现在看到的金庸的作品，是经过了十分精细的修改和琢磨的，而古龙的作品大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创作完成的，从来没有修改过。金庸作品整体的精致性，人物的完整性使得其作品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完整的体验。而从作品的整体来，古龙作品在创作水平上起伏很大，即使是一部作品里，不同的部分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在文字、情节、人物上有比较大的修改空间。这也就使得古龙作品里一些很精彩的作品和部分受到了影响，形成的是一种残缺的美，不能不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对于古龙的作品，假如进行较大的修订话，而这种修改不会伤害作品的本质，是能够使作品在文学界获得较大的重视的。毕竟，古龙对于现代创作技法的应用，比起金庸是要多一些的。然而，这样的修订，只能是一种假设了，在很多方面来看，包括创作上，古龙是独一无二的，找不到人给他修订作品了。

第三件事情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古龙的名气之高，并非完全是他作品本身的影响，而是受到武侠电影的巨大推动，正如现在金庸的盛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武侠连续剧的推动。这实际上也是由于他们作品的自身区别所决定的。

古龙的作品，人物的现代意识较强，个性突出，故事情节比较紧凑，节奏明快而有悬念，篇幅不长而有系列性，很容易改编成电影。古龙自己也做过编导等职务，代表作之一的《萧十一郎》甚至是先有剧本，后才改编的小说，他的其它作品，也有一些借鉴西方电影的表现手法的。而金庸的作品，比较强调文化背景，人物有比较厚重的继承感，情节跨越的年代较长，用电影作品难以表现出特色来，却更适合用连续剧的方式来再现。

第四件事情是，古金的作品在气质上有着绝大的差别。应该说，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都是传统气质的，这根本不同于黄易的作品，但彼此之间的差别却很大。

金庸的创作，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即使是从杨过到令狐冲再到韦小宝式的叛逆，也是属于传统理念的内在斗争。在气质上，金庸作品具有中国国花牡丹那种气质，这与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情趣相一致，对金庸作品的阅读，几乎不需要中国人对近似于自发的观念做任何修正，因此老少皆宜，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

而古龙则完全相反，他实在传统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借鉴现代文学的手段，但他的作品在本质上其实并没有表现出西方文化的理念来，近乎绝对的男尊女卑观念就是良好的证明。因此，他实际上是两面不讨好的。古龙写出了人性的光辉的一面，也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写人性的伟大，也写人性的悲哀，总之，往往通过一种叛逆的冲突来形成作品的张力和节奏感。因此，古龙笔下的美，是残缺的，是短暂的，这在气质上有些相似于日本的樱花，古龙自身的创作也是受到日本作家，如吉川英治和柴田炼三郎等人的影响。相应的，古龙作品的读者，就分布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层面，他们身上，也常常能看到那种叛逆式的气质。

如果搞清楚了以上四件事情，读者就会发现，要对古金作出所有人都以为公正的比较，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个比较公平的结论是，按照一般武侠读者的视角，在大部分方面来看，金庸占有优势，但是从创组自身来看，古龙对于后世创作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

如果用古龙笔下的人物来做一个比较，那么金庸好比沈浪，古龙则是李寻欢；如果借用金庸笔下的人物呢，金庸是郭靖，古龙就是杨过。金庸那种侠者气质更让人敬仰追忆，而古龙的悲剧气氛则给人更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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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怔忡半晌，眼中又流下泪来，说道：“师父，俺心里好苦，为啥世上总有那么多辛苦？俺若不长大该多好，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白天吃肉喝酒，晚上睡觉。看不到流泪，看不到死人，什么都看不到。”

九如悲悯地看了他一眼，叹道：“你在红尘中厮混了十多个春秋，还不明白么？世事便是如此，你要看时，众生百态，光怪陆离，引人哭，引人笑，你不要看时，哪有什么芸芸众生，哪有什么大千世界，不过是荡荡虚空而已，或许，连虚空也没有的。”

花生惊然一惊，霎时间，十多年所见所闻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丝毫不爽。他怔忡半晌，忽地慢慢站起来，瞧着天上一轮满月，心中竟是前所未有的平静，便是千斤巨石，也激不起丝毫涟漪。

九如瞧他神色，站起身来，合十道：“善哉善哉！”花生一拂袖，也合十说道：“喜似悲来悲还喜，流着眼泪笑嘻嘻，菩提树下呆和尚，雨过山青搓老泥。”

九如叹道：“善哉善哉，你已入道，但还未及深，和尚赠你一偈：‘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人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花生却理也不理，九如尚未说完，他已拂袖转身，大步西去，边走边自大笑，可笑声之中，却已听不出悲喜。九如不由赞道：“好和尚！恁地了得。”目送花生远去，蓦地转过身来，将葫芦中残酒一饮而尽，系在腰间，抬头瞧瞧天色，木杖在地上一顿，大笑道：“去！寒鸦掠过乱云去，咫尺茫茫是醉乡。笑！一笑寂寥空万古，三分明月照大江！”说着步履潇洒，望东而去。其时间，头顶小月一盏，洗得江水流白，几羽晚鸦漫舞云中，不知飞向何方。

后记：而今迈步从头越

——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韩云波

凤歌的《昆仑》出版了，这是近年来武侠文学界一件标志性的大事，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21世纪大陆新武侠时，也许会将《昆仑》和1958年金庸《射雕英雄传》的出现相比。

我从2002年起开始关注大陆新武侠，凤歌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风歌和我在武侠创作的许多问题上都有共识。这两点，是我早就想要说一说的。

大陆新武侠是中国大陆“文革”以来出生的一代新人的武侠创作，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于网络，以2001年《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为标志大规模进人纸质传媒，2004年《今古传奇·武侠版》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1世纪中国侠文化”专栏同时在创作传媒和学术理论界正式提出“大陆新武侠”概念。到2005年，大陆新武侠蔚为大观，一波新的武侠高潮已经喷薄而出。

每一次文学文化的高潮，都必然会有标志性事件出现。1994年，人们对金庸小说“文学大师”和“文学革命”的评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武侠文化高潮的标志。10年之后的2005年，凤歌（昆仑）的连载和出版，则无疑是包含着观念与技巧巨大创新的武侠新高潮的标志性事件。

《昆仑》是一部好看的小说。情节曲折，武功精彩，情感动人，并以整体上的大气恢弘，引人人胜地进人一个江湖、历史、人性、文化多方面得到广泛表现的世界。《昆仑》的主人公梁萧在天下纷乱之际，身负刻骨铭心的破家之痛，天机宫忍辱学艺、大元铁骑驰骋疆场、茫茫南海无涯漂泊、中亚非欧三洲游历的复杂经历，构成了一个宏大广阔的小说“全球化”世界。

风歌曾和我谈起，在文学发展上，他不太倾向于“革命”而更欣赏“改良”。我以为，文学的飞跃是一个复杂系统，在观念、技巧各个链条，进程是不一致的，这就像搓麻绳，数十条线接头必须分开，如果全在一处，势必造成断裂，而断裂无疑会有长久的后遗症。金庸小说之所以成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就在于他走了渐进路线，我想这就是凤歌的“改良”吧。然而，到末了终于是“革命”，无数细小的声音汇合起来就是一出宏大的合唱，声震天地，响遏行云，成为标志性的事件。凤歌以“改良”写《昆仑》，表面上并不“先锋”，“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骨子里仍是一场集大成的“革命”。大陆新武侠已经出现许多优秀作家，小椴的技巧、沧月的感觉、步非烟的想象、方白羽的哲思，都有突出表现，但能将不同方面集中在一起，则要首选《昆仑》，也许凤歌的许多单项都不是第一，但综合却无疑是最好。曾在风歌家乡古夔州写下许多不朽篇章的诗圣杜甫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而现在，凤歌转益多师，在改良中革命，他自己已成了“师”。将来，不知风歌可与他的乡先贤杜甫先生媲美否？

《昆仑》“革命”性的根本在于观念创新。金庸是后殖民时代对民族压迫和人性禁锢的反抗，凤歌是全球化时代对和平与发展世界主题的求索。2005年7月16日，《今古传奇·武侠版）和（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联合在重庆召开了《昆仑》创作讨论会，我在会上提出以《昆仑》为标志的大陆新武侠科学主义、理想主义、和平主义“三大主义”，分别作为港台新武侠哲学主义、现实主义、民族主义三者的对立、发展、创新与飞跃。

科学主义构成梁萧武功和人生的智慧动力，他最大程度地得益于其数学造诣，融合东、西方两大数学传统的智慧。金庸的智慧动力主要是哲学，陈家洛的庖丁解牛掌和令狐冲的独孤九剑都是如此。哲学是人文之母，数学是科学之母，科学技术的先进生产力性质在凤歌这里得到高度重视，体现了科学主义对武侠文体的动力作用。凤歌和我谈过“职业小说”概念，赋予主人公特殊才能，让主人公成为专才，他举了大卫·科波菲尔香水嗅觉天赋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音乐天赋的例子，特殊的科学才能赋予作品以现代性。近50年来，西方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小说类型，如律师小说、警察程序小说、高科技小说等，在其中，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创作的第一动力。这是值得我们将其与中国传统武侠相结合而开创大陆新武侠崭新局面的。

理想主义代表了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人类对自身终极性价值的追寻，最终会体现为永恒的乌托邦性和彼岸性认识，而这在现实中都是永不能达到的，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它。梁萧发现，他爱的每一个女子、他每一次的辉煌功业，都终是不幸，他总是摇摆着。有人把这当作是梁萧的一个不足，而我以为，他的摇摆正是他先觉者意义的体现，是一种坚韧，是他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寻，他不断地在反思、否定、超越和提升自己。他越来越孤独，这是每个先觉者都必有的痛苦。梁萧的复杂民族成分，他在痛苦思索中的两难和摇摆，使他集中了金庸小说中郭靖、张无忌、萧峰共有的光辉，梁萧因此是一个站在前辈武侠巨人肩上的新的巨人，闪现着崇高的理想主义的光芒。

和平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风歌让梁萧在立下攻陷襄阳的赫赫战功之后，在目睹生灵涂炭的反人道行为之后，毅然反出元军大营。凤歌还写了云殊“反元扶宋”狭隘民族主义作为对比。梁萧的行为本质，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维护和尊重，是对人民群众存在状态的群体力量作为历史前进动力的思考，这是先进的文化。和平主义的主题，和金庸的武侠民族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不仅凤歌，在燕垒生、沧月以及更多的人那里，和平主义都已是一股潮流，凤歌是这中间最深刻和突出的表现者。

《昆仑）的“三大主义”，不仅是对前代武侠的崭新创造，也应合了当代文化最新的思想成果，具有对大陆新武侠发展壮大的引导性意义，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风歌是“文革”后的一代人，他少小生长于诗圣之国的古夔州（今重庆奉节），负笈求学于天府之国的四川大学，供职于九省通衡的江城武汉。重庆的豪情、成都的雅致、武汉的包容，融进了他的血脉。

而这三个城市，也是我曾生活和求学的地方，重庆的古道黄桷、成都的锦江芙蓉、武汉的东湖雪樱，使我长久回味，我因此与风歌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有更多的共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