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技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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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被视为是相对立的，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封建文化的核心是儒学，它的特点是“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保守，轻改革，也就是所谓重道轻器，重本轻末，重义轻得”。而中国的近代文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文化。它不是从中国的土壤里孕育出来的，而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严复曾经对中西文化进行过比较，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方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也有的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的道，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中西文化无疑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但西方近代文化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萌发生长，就必然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近代文化是通过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的对抗、斗争、调和、融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近代文化。因此，中国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虽有对立的一面，也还有相通之处。处在这个文化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有通融两种文化的品格。曾国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

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曾国藩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能否可以说：曾国藩对西方文化就全盘拒绝呢？许多论者认为，不可以，他既不是对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

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的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中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近代文化。

有的论者指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呢？有的论者论述道：“这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不同意说儒学完全是封闭的，保守的，正是儒学的某种进取性、开放性，导致中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能够提出自己的对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坚船利炮之类，以与之对抗”。

这是曾国藩之所以开创近代文化的客观方面。其主观方面，是自身原因。论者说“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整个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并使得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有的论者同意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分析，但强调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立之外还有同一的方面，正是同一性才能使两种对立的文化调和融汇，产生出具有中国历史和国情特色的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曾国藩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是否因此使自己的文化思想有所改变呢？有的论者说：“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本人也是支持这种说法的。因为，西方近代文化等进入，中国社会存在变了，曾国藩的思想是有可能变化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其思想不可能没有变化。中西两种文化，不可能像两种柿子（土柿子和洋柿子）放在一个麻袋里互不干扰一样地放在人的头脑里。前面我们提到要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冲突、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曾国藩的思想中。因此，曾国藩与倭仁的区别，不仅仅是曾国藩多一点主张引进西方科技的差别，而是一个应时变通的洋务派首领与一个封建顽固派头头的差别，主要是新旧两种思想流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个别问题之争，而是主义之争。有的论者也论证说，“曾国藩确实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

因此，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对联语来概括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宗宋弘汉，卫道崇文，继前儒事业；

救亡图强，兴工振教，启近代风流。

当然，对曾国藩在文化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不能评估太高，只能实事求是，他毕竟还只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转变，他只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的首创者，自然还有许多缺陷。他的保守性还相当大，如有的论者指出，他在整顿两淮盐政时，“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但是，对曾国藩也不能要求过高，例如说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

其实，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引进过这些东西。在他之后相当一个时期，也没有什么人主张引进这些东西。只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才有人从西方资产阶级武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和民权、平等等政治思想武器，用来批判封建文化。有的论者说，“在历史和文化大转换的时期，开始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这种新形势、新情况和新事物的认识是迟缓的，且不说在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学（旧学）的势力远远大于‘西学’（新学），就是在先进思想家身上这种新旧文化的对抗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的”。

曾国藩之不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时代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文化来谈文化，而必须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来谈文化的变化。“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曾国藩活动时期，中国还未出现封建经济基础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仅仅是因为曾国藩的引进西方长技而随之在中国重新萌发和产生。

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假如，曾国藩真提出要引进什么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那他就不是经世致用的务实者，而是空想家了。可是，当时中国连产生这种空想家的条件都不具备。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文化的变化，一种新文化的建设，有一个相当长的由器物层面开始，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意识层面才完成的逻辑进程。曾国藩只能做到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器物层面开创时期所能做到的事。这一点，他做到了。因此我们称他为近代文化的首创者。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

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当然是罪行，但此罪行并不影响曾国藩成为值得肯定的人物，因为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到近代的林则徐等，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在同一原则上，对每个历史人物应一视同仁。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们的阶级局限，重要的是看他们此外还做了些什么。他们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过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功过正相反对，认为太平天国的功有三：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太平天国的这些功必须肯定，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是太平天国也有过，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代表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它设计的平均主义的蓝图，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第三，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如果说，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那末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待遇。很难讲这个政权会比清政权好。曾国藩镇压了有此四过的太平天国，不应认为有罪，而应认为有功。总而言之，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过也有功。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

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

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的成就问题，这次会议仍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坚持原有的看法，认为“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多数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曾国藩生前死后，他领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活动对罅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也有的论者说，“我们的结论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洋务运动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导致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革命人物，最终导致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

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

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

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一个人如果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我们不少经理人，在得到了金钱、地位、名誉之后，在鲜花与掌声之中，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幸福。

2、感恩是一种利人利己的责任。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然、社会、公司、股东、老板、同事、下属、客户等等，甚至父母妻儿的付出漠然置之，认为那是自己应该得到的，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并非如此。大写的人，一撇一捺，每一个人要想能够顶天立地，必须要有众多他人的鼎力相助，否则，大写的人就会坍塌，甚至一败涂地。

3、感恩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自觉和奉献。

一个真诚、坦诚、忠诚、赤诚的人无不都是快意恩仇。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蜜蜂采花而去，嗡嗡的一番表白，这是感恩；葵花向着太阳，永远注视着天空，这是感恩。对有精神作支柱、文化为底蕴的万物之灵来说，知好知歹，有恩当报何其重要。

4、感恩是一种对自然、社会、他人的尊重，是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生命价值的敬畏与崇拜。

学会感恩，就会懂得尊重他人，重新看待身边的每个人，尊重每一份平凡的劳动。在现代社会这个分工越来越细的巨大链条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价值，每个人有意无意间都在为别人付出。当我们感谢他人的嘉言善行时，第一个反映常常是今后自己应该怎样做，怎样为别人做得更好。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编辑本段解答

世界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必然性大于偶然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就好像玛雅文明永远会比旧大陆文明要落后一样，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中国在近代会落后于西方，这也同样是必然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不可能说假设没有满清或者没有什么其他因素中国就会先进，而且这种假设也没有必要。历史不是假设出来的，它是必然的。中国之所以必然要落后于西方，那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而西欧是工商业文明。单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发明指南针——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纸张——方便朝政——利于统治——安定社会——发展农业；发明火药——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印刷术——方便写书——利于农学传播——发展农业。当然四大发明并不完全为了发展农业，但是看问题要看主体，要看重点，重点即偏向——四大发明主要还是发展了我国的农业。

请看下列例证。

《墨子》书中的数学概念定义的严密性和抽象性，集中反映了其理性思维的深度。可惜的是，书中的数学理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代欧几里德著的《几何原本》中，涵盖了定义、公式和各种命题，是一部几何学专著。从动机上讲，墨子写书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这也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国所有学者们写书的共同目的；欧几里德写书是为总结前人的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发展自己的几何学说。在内容上，《墨子》共有十余条命题加定理，而《几何原本》全书总共十三卷，有上百个命题，仅第一卷就有23个定义之多。从两本著作的社会影响来讲，研究《墨子》的学者偏重书中宣扬的社会观，而研究《几何原本》的则是为了学数学。

《周髀算经》还算不上一部数学方面的专业著作，但其对于勾股定理的描述、运用以及对复杂分数的计算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周髀算经》中，作者仅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即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式定理了。《九章算术》是算学上的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计算方法，包括乘积、比例、乘方、方程等几大类。《九章算术》的成书意在培养人们的计算能力，仅此而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很多了，涉及面虽广，但是其中每一本书都是单就一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的，因而其专业性、目标性很强。阿基米德更是专攻理科，他的每一部著作均只单独论述一种学科中的一个小点，因此阿基米德的任何理论都是相当严谨缜密的。阿基米德计算了大量复杂几何图形的各种数值，比如抛物线几何体、圆形、椭圆形体、螺线等等，并在物理学领域总结出了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等重要定理。阿基米德定义的这些图形中，诸如抛物线等形状，中国人直到近代都不很了解，更别提古代了。古中国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数学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的数学集中在丈量土地、计算日程、贸易往来和天文历法等方面，所以在实际测量计算中是不可能出现螺旋形、甚至抛物线的。作个比方吧，弹簧肯定不会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假如近代西方人没有打扰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影响过我们，我们肯定至今都不会使用弹簧。

前面举了物理数学的例子，然而在绝大部分领域，古代中国人得出的公式、定理都远远少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突破无一不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理论之上的，而一个不善于总结公式的农业社会又怎么有能力自主地跨进近代科技的大门呢？

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了我们的文字。试想，若要表述浮力定律，是用中文方便些，还是用希腊字母方便些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是这么一个定律，我们今天在数学和物理中的所有公式都是如此，不一而足。不同的文字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就影响到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热爱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我们独特的、美丽的、伟大的文化。我只是想说，汉字与其他文字一样，毕竟也是普通人发明的，毕竟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要正视这些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各种刊物、科学著作中广泛地使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们不可以固执地为了捍卫传统文化的“纯洁”而去抵制一切外来文化，这是有悖历史客观发展的。还是那句老话，“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扬长以避短。当然，这扯远了，但这是笔者的一点心声。

回到主题。中国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国家，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除了事农以外，并不利于其他如海外贸易之类的行业生存。因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是围绕农业而生的。中国的一切科学发明、技术创造，无一不与农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社会上一切脱离生产实际、与农业无关的动作或革新就都被视为无用乃至错误之举。比如明清时期打压行会。古代中国有很多表面上与农业无关的阶层，比如朝廷、文人墨客等等，实际上也都是间接在为农业而操劳。农业是中国万事之本，古代中国的农业一旦瘫痪，整个国家社会就将彻底崩溃瓦解，这与欧洲是很不同的。

中国是农耕文明国家。古代中国人的发明都属于技术革新，甚至可以说，都是农业技术革新；我们没有什么从技术之中脱颖而出并独立于技术之上的理论、公式。没有一些可以在实践中套用的公式，就决定了我们没有独自发展出繁荣的近代文明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讲，古中国要想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全独立地自己发展到近现代社会，那就不是多花个几百几千年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编辑本段借鉴与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