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被称为‘春城’的是哪座城市呢

长春简介

1、自然环境

A、位置

长春市位于北半球中纬地带，欧亚大陆东岸的中国东北大平原腹地，居北纬43°05’′～45°15′；东经124°18′～127°02′。

南北距离217 .5公里，东西长227公里，幅员18881平方公里。西北与白城市毗邻，西南与四平市相连，东南与吉林市相依，东北同黑龙江省接壤。市区地处松花江的三级支流－－－伊通河畔。

B、面积

199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长春市对市辖的行政区划做了重大调整，撤销郊区，设绿园区，撤销双阳县，设双阳区，二道 河子区更名二道区，同时对市辖的行政区划也做了相应调整。市区面积由原1116平方公里，扩至357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由原136平方公里，拓为137.35平方公里。

C、气候

长春市的气侯介于东部山地湿润与西部平原半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带，属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侯类型。东部和南部虽距海洋不远，但由于长白山地的阻档，消弱了夏季风的作用；西部和北部为地势平坦的松辽平原，西伯利亚极地大陆气团畅通无阻，各季风的势力影响很大，故气侯部的特点是冬季严寒漫长，春季干旱多风，夏季温暖短促，秋季晴朗温差大。年平均气温4.8℃，最高39.5℃，最低零下39.8℃。年平均日照为2,866小时左右，无霜期为140天左右，平均降雨为567.0毫米。夏季气候凉爽，绿树成荫，素有“塞北春城”之称。冬季白雪皑皑，玉树琼枝，一派“北国风光”。

D、人口

截至1996年底，长春市共有1 774 578户，6 767 781人。其中，男性人口3 448 350人。占人口总数的51%；女性人口3 319 431人，占人口总数的49%。市区（南关区、宽城区、朝阳区、二道区、绿园区、双阳区）人口2 741 731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0 .5%；县（市）（农安县、九台市、榆树市、德惠市）人口为4 026 050人，占全市人口的59 .5%。全市总人口比上年增加94 869人，增长率为14‰，比上年上升为0 .7‰。长春市人口占吉林省总人口的26 .2%。

E、地质地貌

长春市属天山兴安地槽褶皱区吉黑褶皱系松辽拗陷的东部边缘，城区下部分布着深厚的白垩系泉头组，为一套红色较粗粒碎屑岩，均为不透水层或含水性极微层，地层深厚，岩层致密，倾角很小。此外，第四世纪沉积相当普遍，洪积层上部为黄土状物质，下部为红色粘土或砂粒层。新构造运动以来，地体微升，地表受流水切割，沟谷发育，形成微波状台地平原。二级阶地黄土状亚粘土厚15?5米，抗压强度20?5吨/平方米，是较佳的天然地基。一级阶地（二道区）亚粘土层地基抗压强度8?1吨/平方米，但地表下2?米深处有一淤泥夹层，不适于天然地基，下部是砂、沙砾层，抗压强度25?5吨/平方米，距地表6?1米以下是基岩，对大型、特大型建筑基础置于基岩上最为有利。

长春市的地貌特点，是远依山，近傍水，以平亢的台地平原为主。主要地貌类型为：（1） 低山丘陵；（2） 台地平原；（3） 冲积平原；（4） 火山锥体。

2、自然资源

A、土地

长春市地域辽阔，土地资源较丰富，共有土地面积188.81万公顷，其中耕地110 .79 万公顷，占全部土地面积的58 .7%；土地主要是黑土、草甸土、黑钙土，分别占土地面积的34 .5%、29 .06%、15 .28%；土地肥沃，一般黑土层厚达0 .6～1 .0米。

TOP

B、森林

全市林业用地324102公顷，其中，有林地223999公顷，灌木林地23897公顷，疏林地形69公顷，未成林造成地53671公顷，育苗地375公顷，规划造林地1857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达到期5105260立方米，其中分蓄积13761857立方米，疏林蓄积23734立方米，四旁树蓄积蓄319662立方米。

C、水资源

长春市的地表水属第二松花江水系，松花江、饮马河、伊通河的中下游，还有沐石河、双阳河、雾开河、新开河及卡叉河等流经境内，有波罗泡子、敖宝吐泡子、元宝泡子等主要泡子湖泊7 处；市区的地表水，较大的河流为第二松花江的支流，也是饮马河的支流伊通河及其支流新开河等。由于市区的下部基岩为中生代白垩纪红色岩系，岩层致密，为一不透水层或含水水性极微，因而无深层地下水源，故地下水贫乏。

“八五”期间，长春市重点抓了主要江河治理和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快了城乡供水和水产生产，进一步壮大了水利经济，全市各项水利工作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好势头。完成或基本完成第二松花江堤防险工整治病处，完成石头口门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基本完成太平池水库主体工程加固任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共完成综合工程量2.5亿立方米，平均每年年完成工程量0.5亿立方米，比“七五”期间平均增长25%。“八五”期间，全市累计加固小型水库7座，新打机电井650眼，完成6片灌区工程配套改造，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3万公顷，实灌面积稳定在13.3万公顷；新建排涝站8座，新增和改十年一遇除涝面积3万化顷，防病改水，人畜饮水解决村屯57个2.07万人口，1.22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8.5万公顷，兴建了引松入长供水水源工程；水产品总产量达到6.97万吨；水利经济总产值累计达到3.4亿元，创利润0.9亿元。水利勘测设计.水利水产科研技术研究和推广等基础工作得到了全面发展。

D、野生动植物

在野生动植物群中，有森林植物、草甸植物、草原植物等，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300余种，可供药用的有五味子、大活、党参、苍术等150多种；可做工副业原料的有胡枝子、芦苇、蒙古栎等50多种；可供食用的有蕨菜、黄花菜、山楂、山葡萄等30多种；可做饲料的有碱草、草木樨、小叶樟等50多种；森林的组成以东亚阔叶林成分为主，华北系成分、长白区系成分也有渗入，如黑松、樟子松、云杉、冷杉、长白落叶松、侧柏、桧柏、胡桃楸、水曲柳、

黄菠萝、花曲柳、山杨、黑桦等。野生动物资源有豹猫、红狐、鸿雁、林蛙、中华鳖、虎斑文蛇、背角无齿蚌等5类35种。

E、地质资源

长春市矿产资源，除已探明储量的煤、油质岩矿、水泥石灰岩矿、水泥粘土矿、珍珠岩矿、膨润土、荧石、铸型用砂矿、铜、银、铁矿外，石油和天然气也有一定储量。

3、历史概况

长春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仅有180余年的历史。它起源于伊通河沿岸的“长春堡”。清政府嘉庆5年（1800年）开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机构“长春厅”。1865年建筑城垣，占地5平方公里。到1883年，人口达9万余人。

1896年帝俄侵入东北，攫取中长铁路筑路权，在长春建起俄国人居住区。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在长春的帝俄权益为日帝所取代，1908年日帝为扩大“满铁附属地”，开始建设长春火车站，其后又开辟商埠，当时城市面积为21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长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成为傀儡政权——“满州帝国”，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新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至1944年市区面积为80平方公里，人口达81.7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于1946年4月14日曾一度解放长春。但1946年5月23日国民党的魔爪又伸入长春使长春的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城市生产和人民生活濒临绝境，市区人口最后减至17万人。

1948年10月18日，长春重新获得解放，被确定为特别市。1953年改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划归吉林省，随后省会迁至长春，成为吉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55年定为全国10个省辖大市之一。1979年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市于1980年同日本仙台市、1981年同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市、1983年同英国伯明翰市、1985年同美国弗林特市结为友好城市；在广州、大连设立了办事处。

TOP

.

二、长春加快发展的优势

八十年代末期，我市在综合各方面优势和产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把汽车、农副产品深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确定为三大支柱产业，优先发展。多年来，我市围绕支柱产业进行结构调整，三大产业已经成为加快我市经济发展的优势，带动了全市经济发展。1、汽车及其配套工业。汽车工业是我市经济发展的龙头，一汽的产品发展到轿车、轻型车、卡车等五大系列、上百个品种，年产量占全国的13%左右。我市汽车配套工业以轿车为重点、开发了电线束、点火模块等一批水平较高的配套产品，基本形成了高水平、大批量、专业化的配套企业群。目前全市已有30余户企业达到了一汽、一汽—大众轿车配套要求。我们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紧紧依托一汽，把长春市汽车工业的轮子转快、转大。要采取有效形式，把一汽与我们地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把配套企业全交给一汽，另一种是组成与一汽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紧紧跟住一汽及国内主要汽车厂家的发展步伐，

努力扩大现在配套产品的市场份额。同时，抓住一汽改型、上新产品的有利时机，争取新的配套产品。到本世纪末，我市汽车配套工业销售收入要由现在的30亿提高到60亿。另外，长春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拥有国内最大的汽车交易市场，现在年交易汽车量达到18000辆左右，依托一汽的优势，汽车贸易也是大有潜力的。

2.高新技术产业。为了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赢得竞争的主动权，我市把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大战略任务。长春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特别是我市在生物医药、光机电、新材料等领域，无论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在全国都处在前列，比如说，目前国家批准的生物基因药物只有8个，而我市就占了5个。去年，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0.9%，初步形成了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新材料和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优势和产业基础。为了构筑跨世纪发展优势，根据我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和国内外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我们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立足现有技术优势和经济实力，初步确定了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三个重点高新技术领域，集中力量抓了一批关键项目，发展了基因工程干扰素、白介素、热缩材料、指纹识别系统等一大批主导产品。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比如，在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基因工程制药企业，生产的金磊生长素、金磊赛强等产品有着良好的市场前景，人生长素与升白因子两大项目均被国家计委列入“九五”重大科技产业化项目，从企业的发展前景看，这个企业很可能成为全国制药行业中的龙头企。目前，我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超亿元的企业达到15家，现在已有长春高新、长春热缩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深、沪上市公司，对长春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传统工业的优化起到了很好的支撑、带动和辐射作用。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与市内大专院校加强合作，搞好科研与生产的对接；发挥我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两区带动”作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们的目标是，到2000年，争取实现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5%以上，使高新技术产业真正成为长春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

3、农副产品深加工。 长春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玉米出口基地，粮食产量高，但转化量小，而且加工产品大部分是初级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这是我们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我们发挥比较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潜力所在，去年，我们开始规划把长春建设成为“食品城”，重点要建立10条龙，即以加工企业为龙头的肉鸡、优势肉牛、瘦肉型猪、玉米深加工、肉鹅、肉兔、大豆、水稻、特产、果品、蔬菜等10个系列开发项目。目前，我市已经初步形成了规模较大、辐射带动功能较强的肉鸡、优质肉牛、瘦肉型猪、玉米深加工等4大系列。其中以德大公司为龙头的肉鸡一条龙，去年实现产值24亿元，利税1.16亿元，出口创汇7000万美元，带动范围达到7个县（市）62个乡镇、600多个村屯和6000多个农户。大成玉米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已形成了30万吨的加工能力，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玉米综合加工企业，年产淀粉19万吨，玉米蛋白粉1.5万吨，纤维饲料6.8万吨，粗玉米油8000吨，年实现产值7亿元，利税2.37亿元。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骨干项目建设，努力做到四个一批。一是达产达效一批，如德欣肉牛、大成玉米、农安鹅系列等。二是建成投产一批，如九台120万头瘦肉型猪、清真皓月肉牛屠宰加工、双阳宏林禽业集团等。其中，清真皓月肉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来仅是个民营小企业，目前发展成全市优质肉牛系列开发项目的“龙头”。这个项目从总体布局到屠宰工艺，完全按伊斯兰风格进行规划设计，一期工程年屠宰加工肉牛20万头、羊10万只，熟食制品6000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0.5亿元，利税1.75亿元。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大量出口到沙特、伊朗等伊斯兰家和地区。三是启动新上一批，如九台50万张皮革加工、大成1万吨赖氨酸项目等。四是规划储备一批，现已规划项目76个。同时，要进一步突破资金难点，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通过龙头企业把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构筑长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优势。争取到2000年，全市年转化粮食能力达到22亿公斤，转化率达到75%，基本奠定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在全市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长春市地处松花江的三级支流－－伊通河畔，始建于1800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吉林省省会和吉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素有汽车城、森林城、电影城、科技文化城和"塞外春城"之美称，是全国的知识密集区之一。相传1800年清朝设置长春厅的时候，因为遍地长满了长春花，也就是月季花，姹紫嫣红，争奇斗艳，故取名长春。今日的长春仍保持其花园城的特色。

长春市位于北纬43°05'～45°15′；东经124°18′～127°02′之间。南北相距217.5公里，东西长227公里，幅员18881平方公里。西北与白城市毗邻，西南与四平市相连，东南与吉林市相依，东北同黑龙江省接壤。

1948年10月，长春被确定为特别市，1954年定为吉林省省会，1955年改为中央直辖市，1979年被列为全国15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1989年，被国务院批准为计划单列市，1992年被国家定为沿边开放中心城市，1994年被列为副省级城市。全市辖朝阳、南关、宽城、二道、绿园、双阳6个区，榆树、九台、德惠3个县级市和农安县。市区面积3577平方公里。总人口683.8万人，其中市区人口278.8万人，有汉、满、回、朝鲜、蒙古、锡伯、壮等38个民族。

长春市地域辽阔，土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都十分丰富，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共300余种，珍贵野生动物34种。长春市的矿产资源，除以探明的煤、油质岩矿、膨润土、铜、银、铁等11种矿产以外，石油、天然气储量也很丰富。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汽车、农副产品深加工和高新技术已成为长春市的三大支柱产业。

长春是一座开放度较高的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净月潭旅游经济开发区和汽车经济贸易开发区已成为长春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龙头"。一些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大商社，如美国的福特公司、百事可乐公司、克赖斯勒公司，德国的大众公司等已在长春独资或合资兴办了实业。

长春市区内街路笔直宽阔，既有中国古典建筑，也有日式和欧式建筑以及现代化的建筑，使得长春更具有文化城市的魅力，现已形成了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

汽车厂

素有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之称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原第一汽车制造厂）座落在吉林省长春市西南部。1953年动工兴建，1956年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1958年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研制成功，从此成为民族轿车的象征。

净月潭

净月潭国家级森林保护区的东南侧，辖净月，玉潭两镇和长春电影城。面积200多平方公里，内有119个山头。其中耕地面积100平方公里，森林面积100平方公里，潭水面积4.3平方公里，方圆百里绿荫如盖，潭水清澈透明，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

净月谭进筑坝蓄水程弯月形而得名；因山清水秀林茂而扬名，被誉为台湾日月潭的姊妹潭。浩瀚林海，依山布阵，威武壮观，构成了含有30多个树种的完整森林生态体系。其中，浩瀚的人工林海，被誉为“亚洲之最”。

隆冬季节净月潭白雪初雯，千里冰封，潭水凝碧玉，银装素裹，一派北国风光，是冰雪运动的天然乐园，净月潭滑雪场突出关东特色，营造冰雪情趣，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冰雪旅游基地。

人民大街

原名斯大林大街，日伪时期的大同大街，北起站前广场，南至卫星路，全长10公里，平均宽50多米，建于1907年，是当时的中央大道。1932年改称大同大街。位于中段的人民广场，地处市中心，建于1933年，直径220米，面积为3.8万平米的广场中心矗立着苏联空军烈士纪念塔，塔高31米。广场内四季常青，苍松翠柏，垂柳，白桦，丁香等树木3000多株。

伪满遗址

伪皇宫陈列馆位于长春市东北部的光复路3号，占地13万多平米，这里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殿。从1932年到1945年，溥仪在这里生活了十四年。皇宫分内廷和外廷。内廷是溥仪及其后妃居住的地方，外廷是溥仪进行政治活动的场所。内廷有东西两院，西院有"缉熙楼"，东院有"同德殿"等，此外西院有西花园，东院有御花园，游泳池，书画楼及御用防空洞。西院的缉熙楼和勤民楼现已恢复原貌，目前已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是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之一。

http://icae.sjtu.edu.cn/announce/JLUWinCamp/CC_intro.htm

光绪、宣统之交的政局，历来为清末史、新政史研究所重视。审视学界基本研究理路，普遍聚焦于此一历史转折时期新主朝政之摄政王载沣某些引入瞩目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驱逐袁世凯、收束兵权、清理财政等集权擅势举措，更将之视为评判载沣能力的重要依据，并很大程度上与王朝覆亡关联起来。然而，从督抚角度观察光、宣之交政局以及载沣执政的研究尚付阙如。这当中，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的东三省总督，即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载沣主导的首次总督，具有典型意义。

目前学界对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尚无分析，对徐世昌离东内用亦无专门讨论，多是在展开徐氏人物研究时有所论及，且普遍基于政争视角，认为其事与驱袁有直接关联。徐、袁关系紧密，青年时结义交好，仕途互相提携。徐氏督东是袁系进入东北之始，这一点学界基本达成共识，而认为徐氏离东内用是清廷清除袁氏在东三省之举措，似乎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事实链条。然如此论断，实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公式化。徐氏离东内用固然与袁氏失势这一重大政局背景脱不了干系，但究竟受到多大影响，尚待进一步厘清。更重要的是，探讨徐世昌离东内用，需要跳出政争视角，从“人事”本身深入历史场景，充分考量徐氏东三省施政情况以及载沣对东三省乃至整个势的判断和把控，从而找出其事之复杂诱因。同时，探讨东三省总督，亦须探讨另一当事人锡良离滇调东的缘由，唯有将徐氏离东与锡良调东统筹并观，方能全面客观认识此一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徐世昌、锡良、载沣三方着眼，着重分析清末时期东三省、云南的面以及载沣上台后的施政方略、人事取向，从而揭示宣统元年东督的来龙去脉，以裨益于我们对光、宣之交政局状况的认识。

一、徐世昌东北施政屡遭指斥及其入京陛见

清末东北危机四伏，清为改变局面，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八日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以徐世昌为首任总督。当天徐氏在日记中剀切写道：“时局艰难，唯有竭力经营，图报万一。”也对徐氏寄予厚望，期待“奕奕生色之事功”。从徐氏日记所见，他自五月二日抵奉接篆后朝乾夕惕，政务异常劳苦。具体看，其施政重点集中在外交、官制、发展等方面，并取得积极效果。

针对徐世昌施政，不乏叫好声。《盛京时报》称，徐氏设置司道、模范、学堂、公园等举措，“全是为百姓野僿进于文明的办法”。然更多的是指责声音。徐氏督东仅三个月，《申报》便刊发长文，详列徐氏内政、外交之失，斥其“辜负人望”。时论指责外，更有言官。据史料载，徐氏最早遭距其履任尚不满一月。六月初《申报》报道，“闻制军因东省外交、内政及改设官司等事颇难措手，且被京官一再”，欲“入觐面陈一切”。同时，徐世昌以“诸事棘手兼之屡被弹章”为由电请开缺，对此庆亲王奕劻特致电劝慰，“谓东省百事之始，务请公忠体国，力任其艰”。徐氏遂承诺“不再奏请开缺”。八月间，又有某内阁学士等五人奏参徐世昌施政不善，“大略系指督抚不和、财政紊乱、外交不振、任用私人等款”，折上留中。

及言官仅通过短暂观验即对徐世昌施政漫加指斥，此对徐氏显属苛责。事实上，各种指斥言论更多展现出时人对东北局势的焦虑情绪，并非立意于全面真实反映徐氏施政，然此种氛围无疑会对人事决策产生影响。据《申报》：“鄂省接张中堂随员由京来电云，东督徐世昌因人地不宜，屡被参劾，久有更调之意。”与此呼应，八月间清廷电命徐世昌晋京，有推测徐氏此行“留京入阁亦未可定”。徐世昌八月二十一日起程赴京，二十三日抵京，九月十九日返回东三省，在京期间蒙慈禧召见六次。尽管徐氏施政颇受时论指斥，但慈禧则给予他充分信任和鼓励，不仅接连赏赐点心、御笔虎字等物，在召对时更宽勉有加。徐氏对八月二十六日召见情形这样记道：“黎明起，诣宫门，蒙召见，责成三省各政。仰蒙明在上洞鉴一切并为作主，令放手做去。”如前引《申报》所言，清廷或生更调东三省总督的想法，但此仅为而已。由于东督新设，其人事更动不仅关乎国内外视听，更关乎东三省政局稳定，于情于势清廷断不会仅因参劾之言动调任职仅两三个月的徐世昌，同样亦不会允其请辞。但徐氏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清廷动议及此的事实，表明东三省总督早有源自。另外，徐世昌自抵京之日即广泛联络京中大佬，与全部军机大臣以及数位各部尚书、侍郎等有过接触。于此可见徐氏交际能力之强。徐氏日记未透露接触细情，但推测不外乎商议东三省施政及暗中请托等事项。

尽管徐世昌之行颇得慈禧，然言官指斥并未因此稍停，反呈愈演愈烈之势。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间，某御史指出东三省作为外官制试点，应如何积习，然徐世昌“粉饰如故”，以致“奔竞者转瞬飞腾，安分者省垣坐困”，并揭露陈昭常即凭“钻营之技”获徐氏信任而出任署理珲春副都统。同一时期又有御史赵炳麟奏参徐氏失职：“徐世昌一事未办，动辄请款。尤可笑者，赵尔巽磋商多年未结之外交，徐到任一一允许。”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次奏参仅见报刊，不见于

档案。而与之相对，清廷则接连允准徐世昌所请，对其施政给予信任和支持。

光绪三十四年，涉及徐世昌的报道大体延续了之前的基本倾向，既有

徐氏施政举措的消息，亦不乏对其施政之偏的揭露。这一年中，尽管东三省施政之难有增无减，然徐氏并无请辞之举，日记亦无些许情绪表露，恰与此前其在奕劻劝慰下承诺“不再奏请开缺”相呼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心毫无波澜。徐世昌以处事机警著称，屡遭指摘之下必会暗中使力。据笔者见，该年《申报》两次刊发徐世昌内用传闻：一是正月间报道“东三省外交失败，某军机力主调徐内用”。二是六月间报道“东督徐世昌有调入枢府消息”。两则消息皆寥寥数字，虽难以判定具体诱因所在，但考虑徐氏京中联络以及不安其位等情，徐氏个人营谋势所难免，当然清廷谋划亦不能排除在外。总体看，光绪三十四年是徐世昌情绪相对平稳的一年，然随着是年年底驱袁的发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二、丁未、戊申年间云贵总督锡良三次请辞

光绪朝最后两年，与徐世昌同样不安其位的还有云贵总督锡良。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十九日，上谕“百贵总督着锡良调补”，并要求“迅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而几日前，锡良即以“素有肝气旧疾”为由奏请开缺。锡良督川期间水土不服，所言病体确为实情。但他适在调滇前夕奏请开缺，极可能已探闻调滇消息。接到奉调上谕后，锡良又以“滇省危迫”而己“材质庸陋”为由电请清廷收回成命。军机处电寄锡良，斥其“电陈各节殊非仰副委任之意”。最终，锡良于四月十日接任滇督。锡良入滇前虽屡次请辞，然至滇后则希冀有一番作为，他曾致函长期为其属吏、时任邮传部左参议的蔡乃煌，表露心迹：“服官数十载，从不敢避险畏难。滇事既极艰危，正臣子致身之日，况叨此感遇，尤无退志可萌。”然理想难敌现实，因诸多因素使然，锡良在督滇两年半时间内三次请辞，亦因之和东三省总督发生关联。

锡良出任滇督仅两月后即奏请开缺。《申报》报道：“（锡良）日前电致略云：现在滇省举办一切新政，事繁责重，兼之交涉事宜均关紧要。良年老衰庸，恐难胜任，伏乞代奏开缺。”清廷未允，复以“时事多艰，自应力持危局”。锡良督滇不久即奏请开缺，似与当时传闻他将调任直督有关，此传闻势必加重其不安滇任的心理。光绪三十三年六七月间，锡良得赵尔丰密函：“张安帅（张人骏，号安圃，笔者注）得调粤信，甚不高兴，宾客一概不见，语人云：调粤是驱逐之意，拟发榜后告休。直督一席颇有摇动，拟议者多在宪台，固属之公，亦由声望著也。”此函有言“发榜后告休”，可见张人骏在调谕颁发前已探闻消息。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四日上谕张人骏调任粤督，该函当作于是日前。又言直督“颇有摇动”，可见对于袁世凯不久其位早有耳闻。然所言“拟议者多在宪台”则未实现。七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外务部尚书着袁世凯补授”，同日袁世凯与大学士张之洞“均着补授军机大臣”。次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杨士骧署理”。

锡良第二次请辞，则与言官有直接关系。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间，给事中徐士佳奏参锡良施政不力：“锡良到任时，即力陈情形种种，诿诸丁振铎之不善。现锡良已到任数月，毫无振作，可见前次所陈均系推诿之计。”折上，军机大臣世续“以为不如寄谕锡良，责其振刷精神”，“故十八日由军机处廷寄锡督，内有‘再无成效，惟该督是问’等语”。锡良督滇仅数月即遭，显是当头一棒。事实上，锡良百南施政失于操之过急，并非徐氏所言“毫无振作”。是年八月，四川布政使许涵度曾密电锡良，劝其施政“稍示和缓”：“滇省远在边瘠，近逼强邻，理财、用人无不难于他省，是以人皆畏避……操之过急，束之过严，恐事功未就，怨谤先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正月，许氏再电锡良，密示滇政面临人事阻滞，并力劝其早为隐退：“我帅又以力任艰巨，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一切更较他人为难，与其终为人持，固不若早自引退。”“罗山”“项城”，分别指丁振铎、袁世凯。锡良曾奏劾丁振铎，固两人关系不睦；同时锡良在晚清以“清风亮节”著称，与袁氏亦非一路人物。由此推论，锡良施政过急以及他人幕后推动，或为招致奏参之因。基于上述情势，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锡良致电军机处以病体为由请代奏开缺：“良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因旧疾复发专折具奏，恳恩赏假一个月……假期已满，病仍未愈……仰恳天恩，俯准开缺回旗调理。”在致赵尔丰、许涵度电中，锡良更坦露心迹：“才力既万不如人，而又不恤自招怨谤，即使竭尽心力，终恐无裨，转成茧丝自缚。”最终，清廷着再赏假一月，所请开缺应毋庸议。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间，党在云南起事，攻占河口、南溪等处，“几成燎原之势”。对此，清廷着锡良“交部议处”。四月十四日，侍读学士荣光鉴于“孙党注意西南，始助桂匪，近更率党犯滇”，指出锡良虽“公忠谋国，任事实心”，然“军务阅历尚浅”，因提议“另简知兵大员督办桂滇军务”。此论虽不能视为对锡良的奏参，但指责之意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党起事在四月二十七日被后，锡良却未得应有奖赏，“吏部议覆廉钦河口奖案，均令删减”，如此结局令人不解。是年八月，已调陕藩的许涵度密电锡良：“公此次收复河口，迅奏肤功，固为薄海同钦，为权贵所抑，闻之殊为不平。”

许氏前电所言“为罗山所深厄，为项城所不豫”，所谓“权贵”，似即指上述之人。被指责不懂军事以及军功被抑，致锡良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日第三次奏请开缺：“匪陷河口，仓猝治军，效命未遑，何敢言病？无如才力竭蹶，又素不知兵，幸秉宸谟，勉以戡定，而心血已亏。”同机处廷寄锡良，称此时“筹办善后，岂可遽萌退志”，着再赏假一月。然锡良去意已决，致电某军机言之切切：“俟善后事宜办有端绪，届时必须赐归田里。”据报道，七月间枢垣曾讨论锡良调动事，“拟即准其开缺，另简唐少帅暂署”。对此，某尚书认为：“外务部所办交涉系一国之事，云贵究系一隅之事，以唐之才而用于一隅实为可惜。”其事最终不果。

综上，由于施政为难、倾轧、言官以及病体、朋僚劝言等原因，锡良在滇督任内接连奏请开缺。清或允辞或酌调，已成必然之事，这就为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埋下了伏笔。

三、驱袁后徐世昌请辞与锡良调直传闻

载沣朝政后，出于打击和削弱北洋的目的，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以“足疾”为由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驱袁性质正如有论者所言：“首先为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满族亲贵借击和削弱袁世凯的北洋，以确保其权力不受威胁。”事发后，“一时政界颇形恐慌”，以为“党祸之见端”，“其稍被袁党之嫌疑者，皆惴惴焉”。某外论推测中国将有重大：两广总督张人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袁党之最有者，日内将有更动”；“梁敦彦之简外务部尚书，逆料必难久任”；“邮传部尚书陈璧，亦有更动消息”。外论对张人骏、梁敦彦的预测并不准确，而对陈璧的预测则颇为准确。

就袁世凯重要盟友徐世昌而言，他在驱袁后有所行动实属难免。宣统元年正月六日，徐世昌以病体为由恳请开缺：“臣向有痔疾，愈发愈剧，时时便血，行卧维艰，初以百端待举，仍力疾从公，日与参赞司道同署办事，未敢以病躯请假，致滋贻误。乃自去岁秋冬以来，复发怔忡之症，遇事健忘，夜不安寐，心志亏耗，病象愈深……伏思东省为祖宗根本发祥之地，近十余年来，当外交之冲，乘积弊之后，即使合力图维，犹虞不及。若使病躯请假，必至贻误要公，责任所关，五中焦灼。思维再四，惟有仰恳天恩，俯准开缺调理，迅简大员接任。”清末因病开缺虽不乏见，借病请辞更不在少数。徐世昌督东后政务繁忙，致遭病恙或为实情，但并未达于开缺地步。即注意及此：“徐督初无大病，其一再求退之用意某枢臣早已洞悉，遂以徐在东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

徐世昌请辞固受驱袁的影响，但驱袁并非唯一致因。事实上，徐氏请辞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三省施政艰巨棘手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报道，宣统元年正月间东三省施政几陷绝境：“近因东省举办新政，在在需款浩繁，而东省经济又备形困难。去岁所报销各款又统经部驳未准，以是新政上之措置实为棘手，乃于月（指宣统元年正月）之初旬集七司二道会议财政问题，而七司二道率皆仗马寒蝉，竟不能赞一词，钦帅因是痛哭流涕，无施，遂于日前奏请开缺。”此外，东三省也很严重。徐世昌督东后统揽东三省大权，直接导致督、抚不和，《申报》：“奉天巡抚唐少川中丞莅任后，诸事皆让权徐督，不赞一词，虽传见僚属亦均由徐督问话，中丞从不发言。”另有学者指出，载沣当政后收缩人事权限，也使得徐世昌心灰意冷。可以说，面对东三省施政方面的诸多困境，徐世昌请辞实为迟早之事，而驱袁则加速了其请辞的步伐。在请辞同时，徐世昌又加紧运动枢臣以求内调。费行简记：“袁世凯已被逐，（徐世昌）乃乞奕劻营内调。”陶菊隐也记：“徐与袁厚，人所共知，惧祸及己，大输货币以自固。”这类记述笔者仅见笔记体史料，或许此隐秘情事本无直接史料留存。但从情理推论，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四处使力势属必然。需指出的是，奕劻在徐世昌内用一事上或许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能过高估量，此和奕劻曾极力反对载沣驱逐袁世凯但最终亦未能阻止之事属同理。

徐世昌在驱袁事发后请辞并营谋内调，展示出其并未被动等待措置而“以退为进”的策略考量，对此载沣无疑心知肚明。正月九日上谕即言：“东三省地方重要，该总督向来办事尚属认真，自应力任其难，所请开缺之处，着毋庸议。”时任军机章京许宝蘅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记道：“入直，徐菊人制军奏请开缺，奉旨不允，摄政王笑谓其过虑。”可见，此际载沣并无裁革徐世昌之意，否则大可借谴责徐氏施政以及徐本人请辞之机而罢免其职。尽管清廷谕称徐世昌“办事尚属认真”，然徐氏此际之疑惧并不稍减。当天日记中，徐氏在感念“天恩高厚，温谕慰留”的同时，也写下“无任惶悚”四字，实可谓此际心理实态之流露。《申报》也报道，“徐督以‘尚属’二字不尽满意之词，疑虑终不能释”，遂电商某枢臣“拟再续行奏请开缺”，并托其“力为代恳”。某枢臣允将东三省办事为难情形面陈摄政王，同时予以规劝：“时事多艰，我内外臣工，惟有协力赞襄，共图治理，幸勿遽萌退志。”

与徐世昌请辞同一时期，外论纷传袁系重要人物杨士骧将离任直督，其职由滇督锡良接任。此传闻并非空穴来风，确凿史料证明其与驱袁有直接关联。宣统元年正月五日，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电询锡良：“闻公有移镇北洋之说，自有闻否？”次日锡良复电：“此间并无所闻，是何原因，公知之否？”八日端方来电言及传闻由来：“监国推重之故，闻因平日不附项城，是一最近原因。大约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此电寥寥数字，然价值非小，不仅揭示出载沣主政后在用人上对袁系人物的排斥，也从侧面印证驱袁“斗争”的基本属性以及前文述及的锡良“为项城所不豫”之事实。此时杨士骧病恙在身，清廷对其并未采取行动，锡良调任直督又成泡影。

徐世昌请辞被拒，锡良调直传闻破灭，似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然而，事情很快出现转折。宣统元年正月十八日，邮传部尚书陈璧遭革，次日清即颁布以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李经羲补授云贵总督的谕旨。表面观之，此际朝令之变迁颇显突兀，然细绎之则又合乎情势，集中反映了摄政王载沣对光、宣之交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四、摄政王载沣对朝局形势的判断和把控

载沣上台主政后，首先要考虑的即是维护秩序，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如溥仪所言：“我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而现实情势是，载沣主政后，除徐世昌、锡良等重要督抚不安于位外，更面临枢机老臣不断凋零的严峻形势。宣统元年，军机大臣张之洞、大学士孙家鼐辞世，次年军机大臣戴鸿慈、鹿传霖又相继辞世。这种局面对载沣造成极大压力，有报道言：“自鹿相病故，军机大臣一席迄未简放。监国以现在国事艰难，大局危迫，非简有威望素著之大员诩赞枢垣，不足以济时艰。又整顿内政，必须责任内阁，今日之军机处即为将来责任内阁之基础，军机一席，更非具有干济之才不可。”宣统二年七月间，载沣召见锡良，也曾就人才困局叹息曰：“张、戴相继逝世，鹿芝轩又因久病，竟至不起”，“时事多艰，总须内外一心，方可共支危局。”《申报》对此亦慨言：“国步日艰，老成凋谢，为之唏嘘。”

虽然徐世昌东北施政颇遭时论指斥，然其行政能力并不能因之否定。徐氏在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间曾入直军机，并先后出任巡警部尚书、署兵部尚书、尚书等职，且“颇有政声”。载沣对徐氏之才及其东三省施政也持肯定态度，加之内廷“老成凋谢”的严峻形势，是以载沣内调徐世昌，考察锻炼其才以备日后任用。时论即观察到这一点：“其（徐世昌）独当一面，无人赞助，或易受人蒙蔽。若在京师，则较易，而徐亦得时时秉承，或者其才尚可造就。”恰逢邮传部尚书空缺，“徐又坚求去位，故遂调补斯缺”。事后看，实出于培植大学士、军机大臣人选之意。

与培植中枢人才交错呼应的是，载沣亦要

在全局高度，考虑如何稳定驱袁后中外关系稳定以及袁系的情绪。驱袁事发后，外论普遍对载沣极为不满，对中国政局走势深表疑虑，并施加外交压力。同时，袁世凯遭黜后，其嫡系部队大部分驻、保定一带，“徐暗中代袁照料一切”。基于上述情势，载沣意识到“大杀袁翼则徒滋事端”，最终审时度势，选择对袁系重要人物徐世昌采取不同于其他袁系人物的内用举措。如此，载沣对待袁系人物事实上是革、用并行，并非以人物派系定取舍，在他看来可以有效的疑虑和猜忌，并能够起到北洋的积极作用。

徐世昌对内调邮传部尚书不乏悦色，据陆宗舆记述：“东海亦自喜曰：我今生入玉门关矣。”但表面愉悦并不能掩饰内心畏葸。据报道：“某枢臣接徐世昌电，旧恙复发，到邮部任后，拟即乞退。”另有报道，徐世昌在公署与各司道谈论要政时言及必辞邮尚：“近来疾病未痊，精神愈形耗弱，交卸后即履邮传部缺，亦不过任事三两月，悉心整顿，藉尽职务，仍当乞假养疴。”徐氏处指斥尤其是驱袁背景下，如此低调表态，当然并非真有此意，实则为明哲保身之举。值得提及的是，徐世昌尚未就任新职，又遭某御史“外交着着失败，巨款虚縻”之奏参，并提议由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查明实情，“以为碌碌者戒”。该折实为老调重弹，是否受人指示，给徐氏下马威亦未可知。或许正是因此，传闻清廷将要查办徐世昌：“顷京友（系涛贝勒禁卫军之总文案也）来访，据云：菊帅必要被查，大约总无好收场，断不能到任，此间亦被参，并及幕府十余人。”然此亦仅为传闻而已。四月六日，载沣召见徐世昌，“以东三省参案勉励多时”“并谕到部后务宜勤加奋勉”。对此，徐世昌“感谢不置”，“奏谓臣当竭力整理，以仰副朝廷之恩眷”。可以说，既让徐世昌感到清廷对他的倚重和培植，同时又使之心怀畏惧，所谓拉拢优渥与警诫督导并举，最终达到其人为我所用的目的，这正是载沣所预期的理想状态。

前文述及，基于滇政为难、人事阻滞以及病体等多重原因，锡良始终不安滇督之位，更动职务已成必然之势。在经历多次调直传闻后，最终被清廷视为东督合适人选，此正应了端方“即不北迁，亦必别有好音”之预判。究其因，除锡良与袁世凯相当距离及其屡次请辞对清廷人事决策产生影响外，根本上缘于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的信任和赏识。宣统元年二月，载沣在召见新任滇督李经羲时，指示其施政“当效法锡良所办事宜”。同年闰二月二日，锡良京察得“力任艰巨，劳怨不辞”评语，此亦为其得载沣信任之一证。与此同时，也对锡良的才干颇为赞赏。《盛京时报》指出，锡良“起家州县，飏历者有年，其于民风吏治降污休戚之原，盖已洞若观火，知之明斯处之当，以至节麾所莅，政绩懋焉”，“诚封疆大吏中不可多得之耆硕”。《申报》指出：“东三省居日俄之要冲，交涉素称棘手，徐世昌又夙有之名，摄政王或因（锡良）滇越交涉近日尚称得手，故欲以彼易此耳，未有别有用心。”东亚同文会也指出：“他（锡良）本是旗人出身，清廉刚直，深通边务。由四川而云贵，遂至调任东三省，极得摄政王的信任。”此外，徐世昌施政好铺张，而锡良则素以廉洁俭朴著称，加之其旗人身份，并与铁良、那桐、荣庆等京中大佬过从紧密，无不增加其调任东督的砝码。

五、结语

作为光绪、宣统之交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包括徐世昌离东内用、锡良离滇调东两部分，步调大体一致，虽不乏偶然性因素，但更有内在统一性。从宣统年间政局大势以及东北、云贵省域局面综合观察，此次是载沣综合考量徐世昌、锡良行政能力和个体诉求，及维护势稳定和生活正常运转基础上做出的一次合乎情理的正常，与其时势、中外关系状况以及主政者、当事人主观倾向等因素皆有密切关联，并非主要出于集权目的的权力斗争。

徐世昌离东内用，远因在于其东三省施政屡遭以及言官指斥，无论清廷抑或是徐世昌本人，皆早有更调意向。其时老臣凋零、人才捉襟见肘的严峻形势，及载沣对徐氏之才持肯定态度，适逢邮传部尚书陈璧去职，则是徐氏内用的重要客观因素，亦是其在驱袁后未像其他袁系人物那样受到责罚的原因所在。而驱袁发生后徐氏不安其位并加紧营谋内调，可见驱袁一事客观上起到了助推器作用，加速了此一人事调动的进程。但需注意的是，即便没有驱袁发生，此一亦终会实现。就清廷而言，对徐世昌未予惩处反予内用，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首先，顺应了时论对徐氏东北施政的不满情绪，但又超出了驱袁后时论对徐氏仕途、命运走向的揣测。其次，在顾及徐氏个人更调诉求的同时隐以监视、培植之意，从而达到储备中枢人才的目的。最后，一定程度上消减了驱袁之后弥漫于尤其是袁系官僚中的不安情绪，同时也缓和了驱袁之后

于列强的外部压力。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颇具人望，尤其是施政能力深得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俭朴的品行和作风、在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旗人身份以及“平日不附项城”的作风，则是重要促成因素。同时，调派锡良督东亦可在很大程度上缓和时论对徐世昌东三省施政的不满情绪。

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实具政局发展演变之风向标的历史意蕴，其事来龙去脉展示出光、宣之交政局的若干特色：其一，从视角看，这一时期各种人事风闻甚嚣尘上，或

于消息，或

于内外揣摩推测。这当中，外论尤其反应迅速且不乏准确观察，反映出列强对中国内政窥测之深，亦为中国沦丧之一证。其二，从徐世昌、锡良角度看，两总督皆在任内不安其位，虽内中缘由复杂各异，然相同的则是省域新政之难。两人在清末皆号为派，尚且如此表现，虽不能由此贸然得出其人热情低下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实非正常状态，不仅意味着省域大员人事运转出现严重问题，也了光、宣之交省域新政愈加陷入复杂难解的困局之中。其三，从载沣角度看，一方面他对徐世昌、锡良请辞的主观诉求给予了充分考虑，反映出其调和清廷和督抚大员关系的努力。很显然，清廷与督抚的关系是一种双向的需要与支援，并非单向的权力给予与受纳，两者之间互相支持、配合，远比剑拔弩张更能带来利益和实惠，载沣显然体悟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整体看载沣驱袁后对袁系人物以排挤为主，内用徐世昌仅为一个特例，其后又有数位袁系重要人物罢官去职。如果说内用徐世昌展示出载沣对政局的把控能力，那么，他过于依恃内用徐世昌之特例对于稳定内外局势的作用，则无疑又凸显出其幼稚性。

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载《史学月刊》2022

年第10期，

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

。

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越来越多的对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影响，“保险科技”成了2017年保险行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之一。

8月31日，由北京保险研究院主办，北京保研公益基金会、东方国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风险变异—保险生态科技重构逻辑》大会在吉林珲春召开，新技术的应用对行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监管的挑战再度被关注。

于行业：科技变革正改变保险生态

在中保信信息技术部总经理朱培标看来，作为数据密集型产业，数据是保险业的立足之本，发展之基，保险业务场景的复杂性和大数据的综合性，决定了保险业更需要站在科技的风口，主动去拥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而科技本身也正在推动风险的变异，科技正在引领着人们的行为方式、经济方式和商业模式发生巨变，这都必然促生新的风险场景，导致可管理的风险远远超过了传统保险的覆盖范围。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

朱培标表示，事实上，互联网以及虚拟世界的新秩序，已经催生了一批批创新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无人飞机、GIS、车联网、物联网等都在悄然改变行业的风险管理模式。基于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更多风险管理工具，也在不断涌现。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科技带来风险特征的变革正在改变保险生态，保险业是一个长链条的产业，有极为丰富的复杂业务场景，与众多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有着直接的关联与融合。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基于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更多风险管理工具的不断涌现，使得科技在推动保险行业产业升级和融合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而产业的升级融合必然会带来保险的标的逐渐在发生风险特征的变异。”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李晓林认为，这一轮的新技术，主要是以信息科技为中心的引领的一些新工具，它对风险的改变跟以往不同。基因工程的深入研究，或许会导致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有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为操作失误带来的风险会逐渐弱化，而极端的风险在放大。也正因为如此，保险业未来可能不再是保险产品的单纯的供给方，而是场景化风险管理和服务的集成商，这都给新科技的应用敞开了巨大的空间。也只有新科技才能将众多的元素联合在一起，降低行业的运营成本，提升风险管理的效率，承载保险生态的健康运行。

2016年获批成立的华贵人寿拟任总经理薛向刚也谈到了科技发展对行业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小保险公司跟大公司不太一样，在市场竞争当中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来。以科技作为引领，是中小保险公司今后做差异化竞争，和大公司进行竞争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小保险公司要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就要出奇，而科技就是突破口。例如，互联网化、移动化的科技结合，使得产品有碎片化和碎片化需求；互联网化以后的特点是生活场景的东西可以随时随地方便的进行购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贴近生活场景的产品。

于监管：渗透风险需要科技协助

在朱焙标看来，科技在推动保险生态变革，监管也不例外，无论可管风险的扩大，标的风险特征的变异，风险管理工具的创新等等，还是新科技应用本身的安全，保险生态变革始终不能够脱离金融服务的初衷，不能够挑战金融安全的底线，必须在监管的框架之下。“变化万千的保险生态运行在监管部门的可控规则内，没有新科技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要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监管科技，来参透风险，努力做到风险可发现、可预警、可处置。”

区块链的应用也被认为将为监管带来新的可能性。“区块链的应用，使运营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作为保险公司来说，我觉得很有危机感。我们现在在牌照这块还是受保护的，外部没有牌照的是没有办法进来的，但是随着去中介化和去中心化，这块越来越模糊，到底什么是保险的监管边界，什么是牌照应该有的，什么是没有牌照也可以做的，这块越来越模糊”薛向刚表示。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没有

“1、不能。机票没有学生票，只有2岁以下婴儿票和2-12岁儿童票，12岁以上有成人票。2.但不排除部分航空公司可能会针对学生推出优惠活动。根据飞机票的票种，没有学生票出售。3.个别平台有特别优惠。通过这样的专属平台，大学生不仅有机会享受到“不仅仅是机票价格”，而且Qunar.com推出的“学生福利”覆盖了旅行的全链条，包括酒店、游玩、门票等旅行服务产品，还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选择正规的机票代理公司。消费者应在航空公司的代理处或其指定的销售代理处购票。不正规的机票代理机构往往会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没有

“1、不能。机票没有学生票，只有2岁以下婴儿票和2-12岁儿童票，12岁以上有成人票。2.但不排除部分航空公司可能会针对学生推出优惠活动。根据飞机票的票种，没有学生票出售。3.个别平台有特别优惠。通过这样的专属平台，大学生不仅有机会享受到“不仅仅是机票价格”，而且Qunar.com推出的“学生福利”覆盖了旅行的全链条，包括酒店、游玩、门票等旅行服务产品，还可以享受“学生票”优惠。选择正规的机票代理公司。消费者应在航空公司的代理处或其指定的销售代理处购票。不正规的机票代理机构往往会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