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是什么

远古时期的人们，茹毛饮血，火的使用，使人们结束了这种原始的生活方式；农业的兴起，使人们有了赖以 生存的粮食，多余的谷物则被用来酿酒。陶器的出现，使人们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专门的饮酒器具。最早的专用酒具究竟起源于何时，很难定论。远古时期的酒，，对于这种酒，就不适于饮用，而是食用。故食用的酒具应是一般的食具，如碗、钵等大口器皿。远古时代的酒器制作材料主要是陶器、角器、竹木制品等。

早在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形状类似酒器的陶器，如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陶器。

⑴南方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陶器也能使人联想到在商代时期的酒具应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

⑵酿酒业的发展，饮酒者身份的高贵等原因，使酒具从一般的饮食器具中分化出来成为可能。酒具质量的好坏，往往成为饮酒者身份高低的象征之一。专职的酒具制作者也就应运而生。在现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个墓穴中，曾出土了大量的酒器（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据考古人员的分析，死者生前可能是一个专职的酒具制作者。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尤以龙山文化时期为代表，酒器的类型增加，用途明确，与后世的酒器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些酒器有：罐、瓮、盂、碗、杯等。酒杯的种类繁多，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 在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锡器和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中国的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的职业中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周代饮酒风气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基本上还沿袭了商代的风格。在周代，也有专门制作酒具的梓人。

青铜器起于夏，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 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的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据《殷周青铜器通论》， 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

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主要有以下一些：

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

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

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礼记·礼器》篇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

温酒器，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杓，便于取酒。温酒器有的称为樽，汉代流行。

湖北随州曾候乙墓中的铜鉴，可置冰贮酒，故又称为冰鉴。 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的主要类型。

漆制酒具，其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114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90件。

汉代，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樽入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

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瓷酒器发展的鼎盛时期。

明初制瓷业以永乐、宣德年间为最盛，不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前代。江西景德镇成为陶瓷业的中心，所烧造的白釉、青花瓷器颇为著名，不但享誉国内，而且成为国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另外，此间生产的“斗彩”、“五彩”、“冬青”等均为新的品种，亦颇负盛名。明代中叶，出现了一种新工艺，即景泰年间创世的“景泰蓝”。景泰蓝制品，多为帝王将相、高贵显达用做餐具和酒器，成为中国古代酒器发展史上新的奇葩。

明成化年间，制瓷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所烧各式酒杯更是技高一筹，被人称为“成窑酒杯”。此时的青花瓷也引人注目，尤其所绘图案与中国古代绘画艺术融为一体，给人以清淡典雅、明暗清晰的感觉。青花酒器传世颇多，如各类青花梅瓶、青花高足杯和青花压手杯等青花酒器，均为艺术珍品，再现了明代匠师们极高的人生修养和艺术境界。

清王朝时期，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对瓷器的喜好，中国制瓷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瓷器除青花、斗彩、冬青外，又新创制了“粉彩”、“珐琅彩”和“古铜彩”等品种，真可谓“五光十色，耀眼夺目，万紫千红，美不胜收”。

清代流传在世的精美瓷酒器颇不乏见，最常见的器形主要有梅瓶、执壶、高脚杯、压手杯和小盅等，如景德镇珐琅彩带托爵杯、康熙斗彩贺知章醉酒图酒杯、青花山水人物盖杯、五彩十二月花卉杯以及各种五彩人物压手杯等，均为清代瓷酒器精品，饮誉海内外，有些已高价出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上。

除了瓷质酒器外，明清的帝王显贵们对金银酒器和玉酒器依然钟情不减，爱意有加。明定陵中出土的万历御用金托玉爵、金托金爵杯、金箭壶、传世的陆子刚玉卮和合卺玉杯，以及山东邹县明鲁王墓出土的莲花白玉杯等，均为明代酒器佳品，就连万历帝孝靖皇后棺内也随葬金温酒锅一只，可见当时人对饮酒的养生之道颇为重视。

清宫设有“造办处”，专为皇室制造各类物品，其下所设金银作和玉作便是承做金银器和玉器、珠宝的重要作坊。故宫所的不少原清宫酒器，如雍正双耳玉杯、乾隆双童耳玉杯、“金瓯永固”金杯等即为造办处所制。除此，外埠贡入的金银、玉质酒器也不在少数。

蟠桃乃传说中的仙桃，吃了可长生不老。历代多以蟠桃寓意长寿，成为绘画题材中常见的吉祥图案。这种认识在明清时期颇为流行，在出土或传世文物中也有不少桃形酒器，如1982年12月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的银器窖藏中，出土的7件蟠桃银杯形与项圣思桃形紫砂杯相似，以枝叶衬托桃杯，结合巧妙自然，既美观又实用，皆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中国自三国时期就开始流行碧筒饮，即以茎叶相通的荷叶来饮酒。后受碧筒饮的影响，唐宋时期的工匠们用金、银、玉、瓷、琥珀等质料，模仿荷叶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酒杯，俗称“荷叶杯”。荷叶、莲花本为一家，皆具有清热凉血、健脾胃之功效。图中这件莲花玉杯可能是由荷叶杯演化而来的，宋词“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花气酒香清厮酿”，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以荷叶、莲花杯进行碧筒饮的场面。

清代的瓷、金、银和玉等质地的酒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多仿古器。如清宫御用的双耳玉杯、龙纹玉觥、珐琅彩带托爵杯、铜彩兽耳尊、各类瓷尊、双贯耳瓷壶和天蓝釉双龙耳大瓶等，皆为清代仿古酒器。清代仿古酒器盛行，可能与康、雍、乾等三位皇帝嗜酒有关。

明清时期，虽然外倭不断袭扰，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的酒文化仍在继续发展，作为酒文化载体的酒器亦以其固有的强势，向世人展示着它不朽的艺术内蕴和辉煌成就，也许这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之魅力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独特材料或独特造型的酒器，虽然不很普及，但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如金、银、象牙、玉石、景泰蓝等材料制成的酒器。

明清时期以至解放后，锡制温酒器广为使用。主要为温酒器。

夜光杯

玉竹筒形杯

唐代诗人王翰有一句名诗曰：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为玉石所制的酒杯，现代已仿制成功。

倒流壶

在陕西省博物馆有一件北宋耀州窑出品的倒流瓷壶。壶高19cm，腹径14.3cm，它的壶盖是虚设的，不能打开。在壶底中央有一小孔，壶底向上，酒从小孔注入。小孔与中心隔水管相通，而中心隔水管上孔高于最高酒面，当正置酒壶时，下孔不漏酒。壶嘴下也是隔水管，入酒时酒可不溢出。设计颇为巧妙。

鸳鸯转香壶

宋朝皇宫中所使用的壶。它能在一壶中倒出两种酒来。

九龙公道杯

产于宋代，上面是一只杯，杯中有一条雕刻而成的昂首向上的龙，酒具上绘有八条龙，故称九龙杯。下面是一块圆盘和空心的底座，斟酒时，如适度，滴酒不漏，如超过一定的限量，酒就会通过龙身的虹吸作用，将酒全部吸入底座，故称公道杯。

渎山大玉海

专门用于贮存酒的玉瓮，用整块杂色墨玉琢成，周长5米，四周雕 有出没于波涛之中的海龙，海兽，形象生动，气势磅礴，重达3500公斤，可贮酒30石。据传这口大玉瓮是元始祖忽必烈在至元二年（公元1256年）从外地运来，置在琼华岛上，用来盛酒，宴赏功臣，现保存在北京北海公园前团城。

古人雅致，对于酒器的使用也是极为讲究的。这

一点，也可以从查良镛先生于其《笑傲江湖》中祖千

秋大谈酒具经一段描写看出。祖千秋为和桃谷六仙打

赌，乃一一展列其酒具，并侃侃介绍道：

羊脂白玉杯——“饮酒须得讲究酒具，喝甚么酒，便用甚么酒杯。喝汾酒当用玉杯，唐人有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可见玉碗玉杯，能增酒色。”

翡翠杯——“饮这坛梨花酒呢？那该当用翡翠杯。白乐天杭州春望诗云：‘红袖织绫夸柿叶，青旗沽酒趁梨花。’你想，杭州酒家卖这梨花酒，挂的是滴翠也似的青旗，映得那梨花酒分外精神，饮这梨花酒，自然也当是翡翠杯了。”

犀角杯——“这一坛关外白酒，酒味是极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气，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饮，那就醇美无比，须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诚不我欺。”

古藤杯——“这百草美酒，乃采集百草，浸入美酒，故酒气清香，如行春郊，令人未饮先醉。饮这百草酒须用古藤杯。百年古藤雕而成杯，以饮百草酒则大增芳香之气。”

青铜爵——“至于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饮这高粱酒，须用青铜酒爵，始有古意。至于那米酒呢，上佳米酒，其味虽美，失之于甘，略稍淡薄，当用大斗饮之，方显气概。”

夜光杯——“至于饮葡萄酒嘛，当然要用夜光杯了。古人诗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要知葡萄美酒作艳红之色，我辈须眉男儿饮之，未免豪气不足。葡萄美酒盛入夜光杯之后，酒色便与鲜血一般无异，饮酒有如饮血。岳武穆词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壮哉！”

琉璃杯——“饮这玉露酒，当用琉璃杯。玉露酒中有如珠细泡，盛在透明的琉璃杯中而饮，方可见其佳处。”

古瓷杯——“饮这绍兴状元红须用古瓷杯，最好是北宋瓷杯，南宋瓷杯勉强可用，但已有衰败气象，至于元瓷，则不免粗俗了。”

古文人之风雅，于此可略见一斑。而此等风雅也只能停留在我们今人的畅想与感叹之中了！ 现代酿酒技术和生活方式对酒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酿酒工业发展迅速，留传数千年的自酿自用的方式正逐淅淘汰。现代酿酒工厂，白酒和黄酒的包装方式主要是：瓶装、坛装。对于啤酒而言，有瓶装、桶装、听装等。在生活水平较低的七、八十年代前，广大的农村地区及一部分城市地区卖的如果是坛装酒，一般要自备容器。但瓶装酒在较短时期内就得以普及，故百姓家庭以往常用的的贮酒器、盛酒器随之而消失，饮酒器具则是永恒的。当然在一些地区，自酿自用的方式仍被保留，但已不是社会的主流。

民间所饮用的酒类品种在几十年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十多年前，酒度高的白酒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一直都是消耗量最大的，黄酒在东南一带普遍。在八十年代之前，啤酒的产量还很少。但八十年代后，啤酒的产量飞跃发展，一跃而成为酒类产量最大的品种。葡萄酒、白兰地、威士忌等的消费量一般较小。酒类的消费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的酒具有以下特点：

小型酒杯较为普及。这种酒杯主要用于饮用白酒。酒杯制作材料主要是玻璃、瓷器等，也有用玉，不锈钢等材料制成。

中型酒杯，这种杯既可作为茶具，也可以作为酒具，如啤酒、葡萄酒的饮用器具。材质主要是以透明的玻璃为主。

有的工厂为了促进酒的销售，将盛酒容器设计成酒杯，得到消费者的喜爱。酒喝完后，还可以作为杯子。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罐装啤酒越来越普及，这也是典型的包装容器和饮用器相结合的例子。

洋酒从清末开始引入中国，饮酒方式和饮酒器具也传入中国。西方人饮酒，在不同的场合下，饮用不同的酒，则要选用适宜的酒杯，不能随便乱用。

设施越齐全，豪华，酒的价格越高。理所当然，其酒具就更加齐全和规范化。

酒杯种类繁多，造型各异，这有历史、地域等方面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在对外交往中，正确使用好酒杯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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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景德镇是江西省东北部一个市镇，地方不大，但名声很大，无论古今中外，都知道景德镇以产“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瓷城。“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这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对景德镇的高度评价，景德镇也当之无愧。

景德镇的形成阶段 景德镇在东晋叫新平镇，唐武德四年改镇为县，仍叫新平。因其雄居昌江南岸，又叫昌南镇。北宋真宗时（公元1004--1007年）改名为景德镇。当时，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光致茂美，名扬海内，真宗皇帝赵恒派官员到镇督造瓷器，贡奉朝廷，并命陶工在瓷器底部写上“景德年制”四字。景德是真宗年号，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改名为景德镇，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景德镇瓷器名闻天下，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瓷器的，目前尚无定论，据史书记载：景德镇陶瓷业是从公元一世纪左右，即东汉时代开始的；经过三国、魏晋到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的陈朝，它的瓷业生产已较有名气了；唐代景德镇产的瓷器被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廷，”名震天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唐代及唐以前的窑址和实物，在这个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窑址及瓷片，均为五代时期。在没有找到新的实物证据前，只能把五代作为景德镇瓷业的开始。

五代景德镇 五代时，景德镇瓷业已初具规模。当时，景德镇制瓷还没有使用高岭土作瓷坯原料，仅用瓷石作原料。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用瓷石制成的坯，在高温下易变形。为减少变形，陶瓷工就把底足加厚加重，以承受上面的压力，这样瓷器的造型风格受到一定影响。五代时，景德镇的主要产品是青瓷和白瓷。青瓷，胎呈灰色，与当时名噪南方的浙江越窑制品风格相近，其质量上乘的制品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白瓷较精，白瓷胎致密坚实，吸水率低，色调纯正，与北方白瓷接近，但透光度更好。五代景德镇烧制白瓷的成就，对于该地区宋代青白瓷的制作以及明清时期彩瓷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景德镇也是南方最早生产白瓷的地方，它开始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但从全国范围来说，那时的制瓷格局是“南青北白”，即南方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以河北邢窑白瓷为代表，景德镇窑同它们相比，还稍逊一筹。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阶段。

宋代景德镇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社会恢复安定，生产得以发展，制瓷业也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各地名窑名瓷不断涌现，其中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和哥窑被后人称为五大名窑，成为当时制瓷水平最高的代表。受其影响，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日益成熟，规模迅速发展（瓷窑多达300余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宋代景德镇主要烧制青白瓷一种品种。这种瓷器因釉色青中显白，白中泛青，介于青、白之间，故得名（也称为影青、映青、隐青）。青白瓷，清淡高雅，俊秀挺拔，享有“饶玉”之称（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在宋时属饶州）。它是景德镇独创的一种瓷器，因而也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珍贵的品类。

青白瓷以日用器为主，饮食具有碟、盘、碗，酒具有注子、注碗、杯；卫生具有钵、洗和各式香薰，照明具有灯盏，瓷枕有象枕、狮枕等，盛化妆品和香料的盒更是丰富多彩，还有浮雕人物。齐全的品种说明，景德镇瓷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还出现了较细致的分工。

此时，瓷工们对成型质量非常讲究，坯胎已做得很薄，坯体表面也加工得十分精细，再辅之刻花、篦点、篦纹和印花装饰，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使青白瓷真正收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它常见花纹有牡丹、莲、梅、卷草、凤、鱼、婴戏等。北宋前期，青白瓷多光素无花纹，器形规整，釉质润洁，有“冰肌玉骨”之誉。北宋中期以后，刻花、篦点、篦划纹饰在器物上大量出现。南宋以后，盛行印花装饰。其纹饰题材，布局方法，明显受到河北定窑影响，因而又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技术等方面比较，青白瓷比定窑瓷好，青白瓷的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白瓷都是在青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它名窑名瓷一争高下的实力。

色质如玉的青白瓷一出现，就倍受人们喜爱。这也使它的销售市场极为广阔，不仅销往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大量销往海外。青白瓷对江南地区的瓷窑影响很大，出现了许多模仿青白瓷的瓷窑（共计有8省

34个县），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青白瓷系是江南地区两大瓷窑之一，影响面之大，居宋代六大瓷系的首位。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全面发展的阶段。

元代景德镇 元王朝于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什么元王朝要把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瓷器博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倍受“关怀”，它得以集中全国各窑场的优秀工匠，得以垄断优良的原料等，这为瓷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社会趋于稳定，蒙古统治者虽不善于治国之术，却大力提倡海外贸易。那时，中国的瓷器输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各种手工业发展，它对于在宋代已有广大市场的景德镇制瓷业来说，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代景德镇瓷工凭借其出奇的创造力，在制瓷工艺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发现了新的优良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并把它掺进瓷石制胎，这便是著名的“二元配方法”。高岭土（此土产于景德镇市东北45公里处的东埠高岭村的高岭山，故名之，它也是国际通用的专门术语。此后，就把这种能制瓷的白色粘土通称为“高岭土”）的应用，是元代景德镇的伟大创举，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其一，迎来了瓷业的繁荣。南宋后期，景德镇出现了原料危机，上层优质瓷石枯竭，瓷业生产陷入困境。高岭土的应用，使过去无法利用的藏量巨大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从而使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以来的原料危机，迎来了元代瓷业的兴旺发达，也为明清景德镇瓷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其二，减少制品变形。高岭土掺进瓷石制胎，提高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变形减少，成品率提高。高岭土在瓷胎中起到骨料作用，因而能烧造颇具气势的大件瓷器。高岭土的应用，改善了瓷器的理化性能，景德镇瓷器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从而完成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其三，降低了成本。高岭土是土质原料，采掘方便，仅需淘洗即可使用（瓷石需经长时间粉碎后才能使用），这样，瓷器的成本必然会有所降低。高岭土的应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枢府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胎白釉瓷器（因有的器物上刻有“枢”、“府”二字，而得其名）。同青白瓷相比，枢府器胎体稍厚，釉色偏白，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瓷器。它具有烧成温度高，胎釉结合紧密的特点，而成为一代名品。卵白釉瓷分精、粗两类。精制的制品基本为白乳浊釉色，有印花装饰；较粗的制品一般胎体厚重，素面无纹饰，釉色白中略显灰青。卵白釉的出现，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物质条件。元代景德镇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烧制出成熟的青花瓷（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蓝彩瓷器）。清新明丽的青花瓷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青花瓷的出现，使其它大部分古老的窑场都相形见绌，它昭示着景德镇瓷业的高度发展。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优良的使用价值，赢得了古今中外人士的喜爱，为此，青花瓷的生产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绝大部分供外销，主要销往伊斯兰教地区。销往这一地区的青花瓷器多数是大件器，各式盘的口径一般在35--45厘米之间，大的达58厘米之多。这是适应当地生活习惯，为人们围在一起，席地而坐吃抓饭时所使用的。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的又一重要发明。釉里红也是釉下彩，在操作上亦与青花相同；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元代釉里红的呈色红而不鲜，朴实无华，

象征吉祥与富贵，深得人们喜爱。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效果，二者相互衬托，显得和谐高雅。它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品种。这些颜色釉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瓷器的彩饰技法，它表明景德镇瓷工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色剂的使用方法。元代景德镇的瓷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开始进入黄金时代，它为明清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明代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瓷业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在宋元以前，名窑遍布全国，各名窑产品各具特色，并且都有各自市场；但制作水平相差无几。从明代开始，景德镇瓷业的技术水平和烧造规模都明显地超过各地窑场，其产品几乎占据了全国主要市场，而至精至美的宫廷用瓷也几乎全部由景德镇供应。由此，景德镇成为 “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瓷业中心。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外，御器厂的设立也有重要作用。在元代浮梁瓷局的基础上，明洪武年间，朝廷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御器厂，亦即官窑，专烧皇室用瓷。为满足宫廷需要，官窑不计成本，讲究质量，向高、精度发展，同时还不断开发新品种，从而也带动了民窑的发展。民窑为了扩大市场，也不断提高质量。这样就出现了“官民竞市”的繁荣景象。据史料记载，明代景德镇制瓷最盛时期有官窑58座，民窑900余座，从事瓷业的瓷工达10余万众，出现了“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的盛况。清清昌江水，悠悠贯城过。在这条古代景德镇主要的交通运输道上，每日装运瓷器的“舟帆日日蔽江来。”瓷器为景德镇这座江南山区的古镇，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了空前的兴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景德镇民窑的分工很细，从瓷土开采到瓷器烧成，要经过72道工序；同时，官窑的分工也极其细致，御窑厂内有大碗作，酒盅作等23种专业分工。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力，也提高了产品质量。当时，所产瓷器的瓷质细腻，釉色精美，艺术造脂相当高。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产品，其它各类品种也很出色；还能烧造气势宏伟的大龙缸和薄如蝉翼的薄胎瓷。按制瓷工艺分有：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和颜色釉四大类。

釉下彩是指青花，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因彩绘在生胎上，着釉后一次烧成而得名。明代景德镇青花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由于绘画用的钴料和绘画题材、笔法的不同，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瓷往往各具特色，千瓷百态，例如早期青花色泽浓艳凝重，中期浅淡秀雅，晚期鲜艳且蓝中泛紫，末期则蓝中带灰。此时，官窑青花精细优美，民窑青花也不乏精致之作。在青花的制作和青料的运用上，明代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而成为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顶峰。釉里红的制作在洪武时发展到极盛阶段，宣德釉里红器也颇有盛名，其后，釉里红器逐渐减少。青花釉里红创烧于元代，但未见成功之作，明宣德时，烧制出了较成功的青花釉里红。釉上彩是指在已烧成的瓷器上进行彩绘，彩在釉上而得名。明代景德镇釉上彩品种丰富，有单彩、三彩和青花五彩等。青花五彩创制于宣德朝，盛行于嘉靖、万历朝。嘉靖、万历青花五彩浓艳夺目，不但官窑器精彩纷呈，民窑器也争奇斗艳，青花五彩制作技艺步入一个新阶段。斗彩，是釉下青花同釉上彩相结合的彩瓷工艺。真正的斗彩创造于明成化年间，以后各朝均有烧制，但以成化斗彩成就最高、名气最大。颜色釉是指各种色泽的高温釉和低温釉。它有一种色泽的单色釉，也有多种色泽施于一器的杂色釉。明代景德镇的颜色釉瓷，主要是官窑制品。明代的白瓷属于高温颜色釉。明代白瓷胎体薄、白度高，这种白瓷釉色柔和，给人以“甜润”的感觉，被称为“甜白瓷”。此后，各朝的白瓷均别具一格，如宣德白瓷“光莹如玉”，嘉靖白瓷“纯净无杂”，万历白瓷“透亮明快。”高质量的白瓷为彩瓷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永乐，宣德时成功地烧造出高温铜红釉器，即“祭红”，它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色调纯正的红釉瓷，也是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大贡献。宣德以后，高温铜红釉渐趋衰落。此外，明代景德镇烧制的高温蓝釉、柿色釉、黑釉和青釉等都有极高的成就；其低温的孔雀绿釉、铁红釉、黄釉也很出色；嘉靖时，杂色釉制作特别兴盛。

明代景德镇瓷器大量外销，它不但销往亚洲和非洲，还销往欧洲。随着瓷器的输出，明代景德镇的瓷艺也对世界各国的陶瓷产生了影响。在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制作 的陶器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影响，有些产品模仿得非常逼真，在形状、图案、纹饰上与明代景德镇瓷器的风格很接近。随着瓷器的输出，景德镇制瓷技术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稍后，经阿拉伯人传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丹麦等国，为欧洲制瓷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明代景德镇瓷业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明代景德镇无可争辩地成了中国的瓷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城。

清代景德镇 在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地位。瓷业生产仍分官窑和民窑两类，但官窑和民窑的关系与明代相比有区别，它废除了明代官窑官办官烧的制度，采用官搭民烧制度；取消了明代那种对民窑限制性的禁令，充分释放了民窑的发展潜力。民窑的生产规模，专业分工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烧制技术普遍提高，精细瓷器不断涌现，清代官窑瓷器多为民窑所出。官窑、民窑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促进了整个瓷业的发展。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业得到了巨大发展，进入了我国古代陶瓷史上极盛的黄金时期。其全盛时期，制瓷工人有20余万之多。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汉名）在康熙51年（公元1712年）写的信中这样描述景德镇：“景德镇拥有一万八千户人家，一部分是商人，他们有占地面积很大的住宅，雇佣的职工多得惊人。按一般的说法。此镇有一百万人口，每日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浮梁县志》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这里的数字可能有些不准确，但它却实实在在反映出清初景德镇瓷业已十分繁荣昌盛这一事实。就整个清代来说，景德镇瓷都的地位比明代更突出：全部的宫廷用瓷由景德镇供应，社会上绝大部分民间用瓷也由景德镇供应；景德镇瓷器还销往世界五大洲，其中销往欧洲的瓷器的数量非常巨大。当时的外销瓷，大多是按照外国指定品种、器形、图案和色彩进行制作的。这些对景德镇的制瓷技术的提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工对窑炉进行了改革，他们吸取了北方馒头窑和南方龙窑的优点，发明了蛋形窑（其形状像半个鸡蛋覆于地面，故名为“蛋形窑”）。蛋形窑也叫镇窑，又因其以松柴为燃料，所以又把它称为“柴窑”。它以容量大，烧成快和利用还原焰见长。我们知道，决定瓷器品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原料，二是窑炉烧成技术。因此，窑炉便构成我国优秀传统制瓷工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蛋形窑在我国陶瓷史及窑炉技术史上有特殊地位，也对欧洲的陶瓷窑炉产生了重大影响。蛋形窑的出现，为景德镇瓷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改进制备工艺，在瓷胎上大大增加了高岭土的用量，使瓷胎的理化性能大大提高，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

清代景德镇的瓷器，胎质坚实致密，略呈半透明状，釉色洁白纯净，莹润如脂。这为彩瓷和颜色釉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青花瓷仍是清代景德镇最主要产品，其中尤以康熙时的民窑青花最著名。康熙青花题材多样，色分五等，成为整个清代青花瓷的代表。除康熙青花外，康熙釉下彩还有青花釉里红，釉三彩和各种色地釉下彩，它们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其中釉里三彩是康熙朝创烧的新品种。康熙釉上彩也是百花争艳，康熙五彩便是其中一个著名品牌。它的重大突破就是用釉上蓝彩代替了明代青花五彩中所用的釉下青花，并将黑彩也用作釉上装饰，丰富了彩色，是一种纯粹用釉上彩料绘就的五彩瓷。此时，瓷工利用国外进口的珐琅彩料烧制出颜色丰富的珐琅彩瓷；景德镇瓷工又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参照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创制出一种新的釉上彩——粉彩。此外，康熙斗彩、素三彩也相当出色。康熙颜色釉更是品种繁多，美不胜收。光红釉就有铁红、铜红、金红之分；蓝釉有天蓝、霁蓝、洒蓝之别；既有变幻莫测的窑变花釉，又要别具一格的结晶釉；它们之中，尤以郎窑红和豇豆红而享誉天下。

雍正一朝时间虽短，但它的制瓷成就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品种之多，制作工艺之精湛，都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雍正朝的颜色釉，以仿官窑、哥窑、汝窑、钧窑为最有名，仿制技艺均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境界。其青釉的烧制水平攀上了历史的顶峰，釉里红发色鲜艳，成为空前绝后的杰作。在康熙粉彩的基础上，雍正粉彩的技艺已趋成熟，并形成粉彩装饰的独特风格，无论官窑、民窑、粉彩瓷的制作都非常讲究。自雍正开始的整个清代，粉彩成为了彩瓷的主流，它和青花两个品种在整个景德镇烧制的瓷器中占了极大比重。另外，低温胭脂水釉的制作水平也创了历史新高，炉均釉则是雍正朝首创。

乾隆时期，景德镇瓷器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攀上了历史的新高，其精美奇巧的造型，五彩缤纷的釉色，华缛多姿的纹饰，都堪称一代之奇。若单从成型技巧角度看，乾隆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确实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竭尽制作之能事，无论大件器小件器，均不惜工本，精益求精。青花、斗彩、珐琅彩、金彩、粉彩制品，在继承雍正的传统上，都有极精致的产品；高温和低温的各种色釉如红釉、蓝釉、青釉、松石绿釉等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乾隆朝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极大地发展了特种工艺瓷，如“象生瓷”和“仿生瓷”。象生瓷是用瓷土塑造植物、动物及干鲜果品的形象。所仿胡桃、藕、石榴、茄子、花生、螃蟹、海螺等形象，几乎与原物不能分辨。仿生瓷就是用瓷器仿制各类工艺品。所仿古铜器、漆器、竹木器、牙角器和玉石器都得心应手、惟妙惟肖。纵观乾隆一朝，其瓷器的特点是以“奇”、“巧”取胜，它雄伟浑厚不及康熙，精致茂美不如雍正；而特种工艺瓷的制作技巧则有鬼斧神工之妙。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过去中国瓷业的鼎盛时期，乾隆以后，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中国瓷业中心的景德镇受到了很大打击。

小结 景德镇制瓷业从五代到清代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虽然不是瓷器的发明者，但却能集历代名窑之大成，以精湛的制瓷技艺和高度的瓷业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陶瓷的最杰出代表。景德镇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它也是我国与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因此，景德镇陶瓷理所当然地在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景德镇开始制作瓷器以前曾有过制陶阶段，“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浮梁县志》）。据清人蓝浦《 景德镇陶录》：“（景德镇）水土宜陶，陈以来土人多业此。”可知景德镇于南北朝时的陈朝便有了瓷业烧造。根据目前发现的古代窑址和出土实物考察，景德镇至晚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了瓷器的烧制。景德镇制瓷业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虽然不是瓷器创造者，但却以集大成者的风姿，以高度的瓷业成就，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陶瓷文化。 景德镇陶瓷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从瓷器烧制方面考察，主要表现在质地、造型、装饰三个方面。 景德镇瓷器质地有四个特点：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景德镇陶录》记载：唐武德中（公元618－626年），镇钟秀里人陶玉，制成“土埴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瓷器，载入关中，且贡于朝，被称为“假玉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诏新平民霍仲初，制瓷进御。霍为镇东山人，所造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一个称为“陶窑”，一个称为“霍窑”，所烧制的瓷器都是质薄、色素，一个称为“假玉器”，一个称为“莹缜如玉”。宋代出现的介于青釉与白釉之间的宋影青瓷，便已进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艺术境界。又如景德镇的薄胎瓷，薄如蝉翼，轻若绸纱，透明如镜，洁白如玉，击之声如磬，清脆悦耳。 在造型方面，有圆器与琢器两大类别，圆器专指在辘轳车上制作的盘、碗等圆形品种，以杖拨车，轮转成型，效率较高，厚薄均匀；琢器即琢磨之意，有轮车拉坯，也有模印镶嵌，制品包括缸、瓶、坛、罐、壶、盅等立体或方形品种，式多奇巧，制法各异。除圆器、琢器之外，在造型方面还有一朵奇葩－－瓷雕。景德镇的陶瓷雕塑，依其操作方法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圆雕、捏雕、浮雕、镂雕、锒雕等种类，具体品种则不计其数，从陈列美术品、玩具到生活器皿，无所不有。景德镇所生产的陶瓷雕塑，瓷质光洁，造型优美，千姿百态，魅力无穷。 景德镇传统四大名瓷－－青花、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从装饰方面集中体现了景瓷的艺术成就。 青花瓷属釉下装饰品种。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其花，清新明丽，幽静雅致；其釉，光亮洁净，白中泛青；其色，青翠欲滴，永久不褪。该瓷一向被人们誉为“人间瑰宝”，居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之首。青花始创于元代，至明代已臻成熟，分别创出了“宣（德）青凝重、成（化）青雅致、嘉（靖）青幽清”的独特风格；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青花瓷器器型更为复杂，装饰更为丰富。青花工艺多种多样，常见的主要有手绘、贴花和印花三大类。手绘的青花瓷，画面生动活泼，属青花瓷中最为珍贵的品种；贴花的青花瓷，图样清晰，规格统一；印花的青花瓷，线条简练，画面规整。青花纹饰丰富，品种俱全。自古以来，景德镇所产的青花瓷器倍受国内外人们的宠爱。据传，十五世纪的萨克森国王，为取悦于新选的王后，竟用四队近卫军向邻国君主换回十只青花瓷瓶。 青花玲珑瓷又称“米通”瓷，外国朋友则称它为“嵌玻璃的瓷器”。这一品种，是在同一件瓷器上，即绘有青翠欲滴的“青花”，又布有碧绿透明的“玲珑”（镂孔），二者和谐地融为一体，互相衬托，相映生辉。制作这种瓷器，是一门十分精细的工艺。制作时，艺人需先用小刀在泥坯上细心地刻出各式各样的镂孔，再填入玲珑釉料和配上青花纹饰，然后入窑焙烧。青花玲珑瓷为景德镇所独创。据文献记载，明永乐年间青花玲珑瓷便已问世。 粉彩瓷始创于清康熙晚期。粉彩是釉上彩的一种。彩绘时先在白瓷釉面上勾成图样，再填上一层“玻璃白”（一种含有铅、硅、砷元素的画料），然后用彩料描绘洗染，入彩炉烘烤而成。粉彩画面线条纤细秀丽，形象生动逼真，色彩粉润柔和，富有立体感。粉彩的技法多种多样，既有简洁洗炼的写意，又有严谨规整的工笔。其精细处，刻划入微；豪放处，潇洒秀逸。1965年，郭沫若到景德镇参观，吟诗赞颂粉彩技法“画比荆关字比苏”。粉彩的图案装饰形式丰富多采，有单面彩式、双面彩式、边脚图案式、散点折枝式、吊灯洋莲开光式等。粉彩瓷品种繁多：有碗、盘、杯、瓶、坛、缸等单件品种，也有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文具、屏风等配套品种。有小至几厘米的瓷瓶，也有高至数米的瓷瓶、口径大至一米的瓷缸和长达十多米的壁画。 颜色釉瓷，系用铁、铜、钴、锰等氧化物，配制成不同的色料，施于泥坯或瓷胎之表层，经高温或低温焙烧而成的一种瓷器。这类瓷器釉面斑驳璀灿，呈色五彩缤纷，被人们赞之为“人造宝石”。景德镇所烧制的颜色釉瓷品种多达百余种，如祭红釉瓷，其瓷面的釉色似初凝的鸡血，深沉安定，莹润均匀。祭红釉瓷为景德镇所创制，因古时皇室常以它作祭器，故称之为“祭红”。又如三阳开泰釉瓷，其瓷面的釉色为：在乌黑闪亮的釉面上，呈现出三处扁圆形的红釉，红釉四周喷射黄、青、绿各色光芒，恰似三颗太阳喷薄而出，故称“三阳开泰”。易经上有“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之说，意为冬去春来，阴消阳长，万物复苏，古人把上述釉色称为“三阳开泰”，寓有“三阳开泰运，五福转新机”的祝祷之意。

中国瓷器自15世纪进入欧洲, 即以其十分的稀有和优异的品质倍受欧洲人推崇, 其中餐饮具更是对提升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起到积极作用。酒文化是饮食文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本文拟从15-18世纪中国瓷器远销欧洲这一历史现象, 探讨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

酒是全世界最为普及的饮料之一，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酒出现的传说、酿酒工艺、饮酒的习俗和礼仪、酒的品鉴和酒具的选择等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讲究，从而形成有各具特色且内涵丰富的酒文化。随着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并不断拓展，中国自唐宋继与东南亚、西亚诸国开展贸易往来以后，又与欧洲一些国家开展了陶瓷、茶叶和丝绸的贸易。国家和地区间的通商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15世纪以后，景德镇已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这里的瓷器以其样式丰富、质地坚硬、外表光洁、造型优美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又以吸水率低易清洗、密封性好宜储物、耐酸耐碱耐高温等众多优点，成为制作餐饮用具的最佳选择。

酒无论在哪里，它的发明都带有较为浓郁的神秘色彩。仅以欧洲为例，古希腊人认为酒是由酒神狄奥尼索斯带到人间的，酒与善和美、与情爱和欢娱紧密相连；而基督教文化则根据《圣经》的记载，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宣布，葡萄酒就是他的血液，由此也就赋予了红葡萄酒以救世的情怀，神圣而不可亵渎。从产地的选择到葡萄的种植、采摘，从酒的酿制到贮藏以陈年，欧洲人都有严格的标准，他们对品酒这一行为自然也会非常讲究。

大航海时代以前，由于交通不便，中国瓷器往往要通过西亚的阿拉伯国家转运至欧洲，数量极其有限，加上当时的欧洲人对瓷器很少了解，他们不仅将瓷器视为旷世珍品，一旦拥有则身份彰显，故交易价格十分昂贵，甚至超过黄金，而且还赋予其超自然的魔力，以为用它作为餐饮具，可以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祛邪防毒之效。

可以想象，当时的欧洲人如能用瓷质餐具饮酒进食，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具有这样条件的人在当时可以说少之又少，对一般民众甚至一些上流社会的贵族来说，这也还只是一种奢望。而即使具备这一条件的贵族，在当时也未必舍得这样做，因为那时的欧洲，瓷器实在是太金贵了。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探险家终于打通了东亚的海上航线，开创了中国等东亚国家与欧洲诸国直接通商的新纪元。16世纪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几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到16世纪后期，仅西班牙就平均每年有近30艘的商船，通过直航或中转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瓷器以及茶叶、丝绸和手工艺品运往欧洲，使得中国瓷器在欧洲曾十分紧俏的状况得以逐渐缓和。即便如此，1607年法国王太子有次曾用瓷碗喝肉汤一事也会被史料加以记载，被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当时瓷器在欧洲的稀罕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16-17世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令欧洲人钦羡不已却又一时无法成功仿制，欧洲诸国要想得到精美的中国瓷器，主要是通过海运到中国购买。中国为了扩大瓷器在欧洲的市场，也不断根据欧洲商人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提供的图纸或其它材质的样品，研发生产出欧洲人适用的瓷器，其中就包括餐饮具中的酒具。到17世纪后期的欧洲，中国瓷器基本得到普及，不少平民家庭先后也开始有条件将中国瓷器取代他们祖祖辈辈使用的陶质或木质餐具，使盛装食品的器皿更加卫生，食品食用也更加放心，从而使人们的饮食习惯得到进化。

在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景德镇发出的一份瓷器订单中可以看到，除订制有“大杯”500只 (有可能是马克杯，待考证) ，还分别订制有“酒壶”和“手付及小酒壶”各500把[4]；1635年同是这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出的订购瓷器订单中，除订制有“新种类的扁壶、酒壶”735把外，还有“小杯”13025只，及其它完全可能属于酒具的品种。仅一家公司一次性就订购了“小杯”13025只，而这一品种就占据了这笔订单总量的近十分之一。

如此数量的剧增和占据订单比例之大的原因，唯一可以解释的只能是欧洲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些都是订制瓷，而这种需要恰好就证明了中国瓷器已成为欧洲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小杯”可不适合用于饮用啤酒，因为欧洲人饮用啤酒一般用的都是大的啤酒杯，且多为马克杯，因此这种“小杯”很可能是用于品赏葡萄酒或饮用白兰地、威士忌、鸡尾酒之类的酒精成分较浓的酒。

笔者在收集和整理15-18世纪中欧贸易的相关资料时发现，这期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都先后派船只到中国进行商贸活动。明朝万历四十八年 (1620年) 五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催促其在亚洲的办事人员科恩尽快采购一批中国生产的瓷质杯碗盘碟运往欧洲，仅清单所列急需的就达61500件；明朝天启三年 (1623年) ，荷兰商船“莫里图斯号”在返回欧洲的货运清单中列具有各类中国瓷器63931件。

清初的海禁虽然对中国瓷器的外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清王朝政局日趋稳定，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初就先后运走近3000万件中国瓷器销往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于雍正六年 (1728年) 至雍正十二年 (1734年) 的七年间也将近450万件中国瓷器贩运到欧洲。

保守估计，17-18世纪的200年间，每个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都不下亿件，可见数量之大。从现存15-18世纪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的目录和清单中，餐饮具的比重都在70%以上，可见中国瓷器对欧洲餐饮文化的影响之大。酒具属于餐饮具，在如此大的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体量中，瓷器酒具到底占有多大比重虽然难以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数量不可能太小。

世界各地的酒文化，在饮酒方面都有一些讲究。以欧洲人饮用葡萄酒为例，由于他们对葡萄酒有特殊的情感和喜好，并为表示对酒的尊重，饮用时也有一套套的规矩。比如在品饮的顺序方面，一般是先喝白葡萄酒、再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再品较浓的；先饮年份较短的，再饮年份较长的。

如果以酒佐餐，那么在上酒的顺序方面，一般按先后有开胃酒、主菜佐酒、甜点酒和餐后酒。又如在酒杯的选用方面，品饮不同的酒须用不同的酒杯，喝葡萄酒一般用的是玻璃酒杯，喝白兰地则必须配白酒杯，喝潘趣酒则另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礼仪和专用酒具。相对而言，喝啤酒的讲究则相对较少一些。

众所周知，饮酒离不开酒具，因此酒具在酒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些论述欧洲酒文化的研究着作文章中，论及酒具对酒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面都较为狭窄，如提及葡萄酒非高脚玻璃酒杯莫属，提及啤酒基本也就是平底杯马克杯之类，大概是由于缺乏大量可靠的实证资料，加上迄今为止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不是太多，可借鉴的成果有限，在论及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时或语焉不详，或干脆避而不谈。

其实，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笔者在梳理15-18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的目录和订单中，就屡屡发现有“啤酒杯”的字样。在欧洲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中，也不难发现“啤酒杯”的身影，如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就收藏有产于清康熙年间生产的仿欧洲风格的托比杯 (啤酒杯图1) 以及美人鱼座白瓷酒杯。可以肯定地说，自中国瓷器传入欧洲以后，欧洲人开始用瓷质酒杯饮用啤酒并逐渐流行，形成习俗并延续至今。

论及欧洲人饮用葡萄酒为什么必须用高脚玻璃酒杯，人们基本都认为其理由是欧洲人饮用葡萄酒是“品”而非“喝”。而这种“品”，除了出于对葡萄酒的钟爱和敬重外，品味享受葡萄美酒带来的感觉也是其中重要原因，既要观其色，又要品其味，还要赏其韵。酒杯不用透明玻璃材质则欣赏不了葡萄美酒之色，非高脚酒杯则可能受手温影响而改变葡萄美酒之味，色与味不纯正则必然会使赏酒之意韵大打折扣[7]……，这样的说法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但如果将这一观点置于15-18世纪欧洲社会背景之下，笔者认为可能多少有失偏颇。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欧洲人十分注重“品”葡萄酒，也十分注重中国瓷器，在15-18世纪，欧洲人不仅赋予了中国瓷器超自然的魔力，而且还以拥有中国瓷器炫耀自己身份，对于这样的珍贵之物，生性浪漫而又开放进取且富于探险精神的欧洲人怎么可能不将两者结缘？

就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用中国瓷质酒杯品味葡萄酒难道不比法国王太子用瓷碗喝肉汤更加令人羡慕，更显风流！根据中国明清瓷器图录可知，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的瓷器酒具生产已经形成系列，既有小巧玲珑适宜饮用烈酒的高脚酒杯，也有口沿开敝容量较大适宜品尝葡萄酒之类的平底酒杯，还有比平底酒杯容量更大适宜饮用啤酒的马克酒杯等，这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家旅游观光的朋友介绍，这些地方大多数的酒吧餐馆，酒杯既备有玻璃的，也备有瓷器的，有高脚也有平底的，饮用不同的酒虽然用的是不同的酒杯，但瓷器酒杯已为欧洲人接受则无庸置疑。

其二，在欧洲人还无法独立生产瓷器的15-18世纪，中国瓷器能够大量进入欧洲，没有广泛的市场需求是不可能的。最初由于得之不易，只有宫廷王室才有条件享用，这种稀罕的珍品和高档的享受，自然会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羡慕。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条件具备，高雅时尚往往上行下效。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量，一旦广大民众也有机会拥有中国瓷器，他们极易追随时髦并形成风气。事实也是如此，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随着欧洲各国采购量的持续增加以及海运能力的提升导致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享有中国瓷器已不再是少数贵族人士的专利，中产阶级也开始有条件拥有，寻常百姓得到中国瓷器也已成为可能。18世纪后期，中国瓷质餐饮具在欧洲逐渐取代了木质、竹质、陶质甚至金银餐具，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进化了人们的餐饮文明，这其中就包括酒文化。

仅按上文论及销往欧洲瓷器量的保守估计，平均每年按比例折算的酒具至少达十万件以上，瓷器虽然易碎，但只要小心则非常耐用，而在当时人们使用中国瓷质酒具是不可能不小心的，逐年累积的数字也必然十分庞大。尽管如此，每年平均还需要采购数量巨大的酒具，怎么可能不受当时欧洲人的饮酒需要所致，又怎么可能不对当时当地的酒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葡萄酒文化。而今人们论及欧洲人品鉴葡萄酒所用酒杯，似乎只有玻璃杯，如果从历史的视角考察，这显然有失偏颇。

谈及中国瓷器对欧洲饮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提及潘趣酒及专用的潘趣酒碗在欧洲的流行。潘趣酒起源于英属殖民地印度，原本是一种含有果汁饮料的泛称，分含酒精和不含酒精两大类，17世纪前期由英国东印度的商船带到了英国，并逐渐在欧洲传播开来。

“潘趣”来源于印度方言，应为“5”的谐音，因最初调制此类饮品一般都使用5种材料，所以称为潘趣。1632年在英国文献中开始出现“Punch”一词，系“潘趣”的音译。印度不含酒精的潘趣酒主要由糖、果汁、茶等原料调制而成，含酒精的潘趣酒则在调制时添加酒的成份。欧洲人调制潘趣酒，多用葡萄酒或朗姆酒作为基底，因此大都含有酒精。有趣的是，潘趣酒在欧洲传播之际，也正值中国瓷器在欧洲逐渐普及之时，欧洲人直接将这一新奇的外来饮品与心目中无比珍贵的中国瓷器加以结合，可见对这一饮品的欣赏，似乎只有这样才够浪漫，才更易于蕴育激情。

他们甚至认为调制享用潘趣酒必须要用中国生产的潘趣碗，否则就不正宗，饮用起来也难显品位，从而使得中国生产的潘趣酒碗在17世纪的欧洲酒文化建设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今的潘趣酒在欧洲已多达数十个品种，有所谓的猴子潘趣 (M onkey Punch) 、水果潘趣 (Fruit Punch) 、种植者潘趣 (Planter's Punch) 、古拉雷特潘趣 (Claret Punch) ……，不同品种有不同配方，欧洲人都将其归为鸡尾酒的一个分支，是一款出现在酒会或三二友朋相聚的常见饮品。

潘趣酒的配方也不再限于5种材料，而且调制方法有的用冰，有的加热，有用果汁的，也有用鲜果的，真可谓五花八门。

当年应欧洲人调酒需要而在中国定制的潘趣酒碗通常为敞口、深腹、弧壁、圈足，口径规格25-60cm不等，大的潘趣碗多用于调酒，然后再盛装于小碗中碗之中，供一人饮用或多人共享。与喝葡萄酒观色品味赏韵的情调有所不同，一次调酒多人同饮，相互叙情相互祝福，这种情景只有在一般家人团聚或好友来访的时候才会出现，无形的礼仪气氛也由此开始生成。

17世纪中后期，潘趣碗在欧洲一般家庭已渐渐兼负起洗礼盆的职能，长辈在潘趣大碗中将调制好的潘趣酒分发给晚辈，表达的是长辈的尊严和对晚辈的慈爱；一家之主通过分发大碗中的潘趣酒给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表达的则是对家人的祝福和对亲朋的盛情。

这种情意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习俗，并在宗教较为盛行的欧洲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且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以致于就连牧师和传教士都对潘趣碗心存几分崇敬，而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则更多地偏向于其喜庆吉祥的内涵。在18-19世纪，潘趣碗非常受欧洲人喜爱，几乎家家都有。有的家庭将其作为陈设用品安放于客厅以祈求平安幸福；也有人将其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至爱亲朋和新婚夫妇以表达深情与祝愿。

出于对潘趣碗的敬重与喜爱，潘趣碗的装饰也有了讲究。有的潘趣碗绘制希腊神话故事，如“帕里斯的审判”，正是出现在18世纪潘趣碗上的画面之一。文艺复兴以后，希腊神话人物帕里斯奉宙斯之命裁定最美女神的故事在欧洲流传甚广，欧洲多位画家都先后根据这一题材创作有绘画作品。“

帕里斯的审判”故事赞美的是正义的裁决和对真善美的肯定与追求，加上帕里斯的传奇人生和其本人还有人类最美男子之称，与其相关的故事也因此成为欧洲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就包括帕里斯与俄诺涅、海伦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一题材的画面出现在中国生产的潘趣碗上，显然是应欧洲商人的要求所订制。绘制这一故事的潘趣碗而今在包括广州博物馆在内的世界多家博物馆都有收藏，可知当时的生产量不会太少。

佳瓷名画美酒，赏心悦目怡情，怎么不会使饮酒者情趣大增。这种情操的陶冶和心灵的愉悦，毫无疑问均属于酒文化的范畴；由美国迪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只绘有“广州十三行”场景的潘趣碗，将清代对外贸易场景绘制碗上，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对外贸易研究的历史资料，堪称中国对外陶瓷贸易的“清明上河图”。

“广州十三行”是创立于清代康熙年间，经朝廷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性商行，到乾隆年间还曾一度是清王朝唯一具备对外贸易资质的商行，当时中国通过合法渠道直销欧洲的瓷器都是由十三行经营，从广州外运。广州海运到欧洲诸国，路途远，风险大，十分辛苦，欧洲客商和商船水手对“广州十三行”有着特殊的感情也就不难理解。将“广州十三行”的场景绘制在潘趣碗上，个人独酌可睹物生情，朋友相聚可平添谈资，家人共饮可抒发感慨，酒文化因此也有了新的内容。

潘趣碗原来只是一种普通的酒具，但随着它外延功能的拓展，在文化层面也有了更多的内涵，它不仅丰富了欧洲酒文化的内容，对欧洲酒文化的建设乃至社会文明进步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生活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生活化，一般认为是现代陶瓷产业发展的出路，其实这种现象至少在中国明清时期陶瓷生产上就已经显现。潘趣碗上诸如“帕里斯的审判”“广州十三行”之类经典画面的装饰就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酒具上绘制出精美彩色故事的也只有在瓷质酒具上才能够实现，其它任何材质的酒具都难以做到如此尽善尽美。

酒具上的陶瓷艺术在雕塑陶瓷上同样也能实现，前文提及由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于清代康熙年间生产销住欧洲的仿欧洲风格的人物坐姿造型啤酒杯、美人鱼座白瓷酒杯，也都属于欧洲人订制的酒具。既然是订制品，必定是迎合订制者的需要而生产，这也透露出17-18世纪欧洲酒文化的某些信息，有人说欧洲人饮酒与中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同，他们饮酒在意的就是酒的本身，看来也不尽然。

文化是人类各种活动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总和，她以物质层面为基础，又主要通过精神层面加以表现。文化的形成既有过程也有规律，而其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开放的民族其文化也具有开放性，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会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酒文化也不例外，15世纪以后，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即以其优异的品质开始取代欧洲传统的餐饮器具，对欧洲餐饮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