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马瓷片是什么朝代的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商周时期还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装饰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商代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而各种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陕西宝鸡国墓出土的大批玉器是西周玉雕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的陶塑奴隶形象，皆盘发戴枷。甘肃灵台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人和一些青铜器人形器足，作裸体，也属于奴隶形象。春秋以后以俑随葬的风气盛行，主要有陶俑、木俑两类，也有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制作的。遗存最多的是南方楚国地区的漆绘木俑，以及镇墓兽、鸟兽座屏、虎座飞鸟等，还出现了木根雕的辟邪。 商周时期的大型雕塑作品，有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为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

秦汉时期

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农夫、工匠、厨夫、俳优、部曲等各种不同身份和活动特征，其中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见无影山陶塑）。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前此所未曾有过的。 西汉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16件动物石刻。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其中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的成分（见霍去病墓石刻）。 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中的贮贝器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死搏斗的铜扣饰，表现的动态令人惊心动魄（见滇人青铜雕塑）。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剽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见中国北方草原民族铜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雕塑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出现的大规模的营造石窟寺的活动。中国几个最大的石窟群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开凿于此一时期。营造石窟风气以北魏为最盛。北朝营造的石窟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甘肃等地区，南朝石窟则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主要的造窟工程是以皇室或勋臣贵戚名义，动用国家资金和营建力量兴造的，工程浩大、宏伟。其中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大佛、龙门石窟古阳洞的群龛，都代表了北魏盛期的雕刻水平和艺术风貌。云冈石窟第20窟高13.7米的大佛坐像，庄严浑朴，是古代大型石造像的杰作。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从典章制度到审美风尚均受到南朝汉族文化的影响，石窟造像也开始脱出早期所受西域印度样式的影响，而形成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新风格特征。如麦积山石窟第44窟西魏泥塑佛坐像面相雍容优美，表现出一种富于内心修养的儒雅气质,其衣纹流畅,层叠稠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石窟寺雕刻艺术样式风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同时期为寺庙供养而雕塑的单体造像和造像碑、金铜佛造像。金铜佛是小型雕塑，造型玲巧，富于变化。著名的佛教造像雕塑家有东晋时的戴逵、戴父子，他们以首创夹造像和善于权衡大型造像的比例关系而著称。　南北朝时期另一类大型石雕是陵墓地面石刻群。存世的作品主要是分布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宋、齐、梁、陈四代帝王及王侯陵墓的31处石雕群。其组合关系为成对的石兽、石柱与石碑。置于帝陵前的石兽有角，称天禄或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无角，称辟邪。其造型自汉代墓前大型石兽脱出，而趋向于劲健、华丽。兽作行进姿态，颈部很长，头向后仰，其影像与弓屈的背部形成一个极富于力度的S形曲线。身上有翼,并有流畅而华丽的线刻花纹（见南朝陵墓石刻）。北朝陵前石雕遭后世破坏，仅存个别文吏残像。此外，在南、北各地墓葬中还发现有砖、石浮雕和石刻线画，有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也有神话人物。　墓室中随葬俑的风气，北朝盛于南朝,数量日增,并形成固定组合。北魏以后随葬俑群，主要包括镇墓俑与镇墓兽、出行仪仗、奴婢和伎乐等。一个墓中随葬俑群数量由数百以至千件以上。其造型早期粗犷，北魏太和以后趋向清瘦修长，到北朝晚期又转向丰圆，其审美趋向的变化，大体与石窟寺造像的变化相一致。

隋唐时期

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时期(约当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庙、销铜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毁坏。此后，终唐之世不复有大规模的营造石窟活动。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艺术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续有大规模的开凿。其代表性作品为雕成于高宗、武后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卢舍那大佛面相庄严、睿智,气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强大国势与充满活力与自信的时代精神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各自体现着宗教艺术类型化表现的具体要求,9尊造像之间的组合关系、尺度的权衡、动静的呼应，为适应大型雕像与膜拜者之间距离与观赏角度而在造像身躯比例上所作的调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畅、自然，都表现出古代雕刻家斩山造像，创作大唐代雕塑家创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审美风尚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形象。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与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萨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当时贵族妇女形象为参照，丰颐长目，体态婀娜，缨络遍体，表现出超出了宗教氛围的富贵气息。性格、气质迥异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现世装束的虔诚供养人，也都是此一时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创造上的新发展。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许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势，以增强整体布局的宏大气势，是雕刻群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见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内容早期诸陵差异较大，乾陵（高宗、武则天合葬陵）以后，逐渐规范化。配置于神道的石刻主要由华表、飞马、朱雀、鞍马及驭者、石人、碑、蕃酋群像、石狮等所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体的单纯、完整和置于山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数量上的参差、重复，体量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作用于谒陵者的心理，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于整个陵区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献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骏（见昭陵石刻），顺陵（见顺陵石刻）、乾陵的石狮，庄、泰、建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诸陵规模缩小，石刻造型矫饰、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气度。 唐代盛期还曾在都城建造过纪念性雕刻。如武则天在洛阳以铜铁材料铸造的天枢纪念柱，立体部分高达百尺，四周有石狮、麒麟环绕。 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种材料，以黄、褐、蓝、绿等釉色烧制而成的三彩俑数量众多，特别能够代表俑类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转向丰腴，面相圆润，神情恬适、慵懒，长衣曳地，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以佛教天国形象塑造的镇墓俑，神采飞扬，动中有静,夸张而有分寸。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多表现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中的动势（见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时期，许多金银器上的锤、镶嵌浮雕纹饰、青铜镜上的花纹，也十分丰富、生动，并常有一些现实生活内容或神话题材的描写。有些纹饰受到波斯等国艺术的影响。隋唐雕塑艺术对周围邻国也有重要影响。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以长于塑造具体人物达到传神地步而著称。

五代、宋、辽、金时期

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来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山西平遥镇国寺一组彩塑佛教造像（见镇国寺彩塑），前蜀王建墓的王建像和刻有浮雕伎乐、抬棺神将的石棺(见王建墓雕刻)，南唐钦、顺二陵的 190件陶俑（见南唐二陵陶俑）。五代雕塑代表了由晚唐以来过渡时期的艺术风格。 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的发展，在宋代宗教雕塑和墓室雕刻、俑类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大足石窟中136窟（心神车窟， 雕于南宋绍兴年间）八菩萨像庄严婉丽，129窟数珠手观音丰姿绰约，同为宋代佛教造像的精品。而宝顶山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变相、牧牛道场等摩崖造像，则充满了生动的人情世态。雕塑家热情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常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宋代寺庙金属造像遗存比较重要的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菩萨铜像，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金铜像(见万年寺普贤像)，河南登封中岳庙镇库铁人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见晋祠圣母殿彩塑），江苏直保圣寺、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吴县紫金庵的罗汉像，被造成具有内心活动特征，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宗教形象。一些罗汉像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哲人形象。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古代重要的大型道教造像。 辽、金两代在北方地区曾开凿石窟，并有不少寺庙造像遗存。辽代的蓟县独乐寺观音像，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犹存唐风，但又显示了向匀称、秀美发展的趋向。辽代许多佛塔还有精美的浮雕。 北宋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巩县，共有8陵,现存石刻539件，加上陪葬墓石刻,共千余件。自永昌陵以后形成定制,大体沿袭唐陵规范,而内容有较大差异。主要由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鞍马及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狮、镇陵将军、宫人组成。宋陵石刻在规模与艺术水平上均逊于唐代，但造型尚严谨。其陵区集中，石刻内容、数量更加规范的特点，对明清两代很有影响（见北宋陵墓石刻）。 宋、辽、金时期的俑数量不多。但墓室内的雕塑、壁画和随葬的俑很有特点。由于宋代日常生活习俗有很大变化，墓内出现大量直接模拟现实、表现起居生活和桌、椅等日用器物的雕刻作品。河南、山西等地还出现很多宋、金、以迄元代表现杂剧演出活动的雕砖(见宋-金-元杂剧雕砖)。

元、明、清时期

元代以后雕塑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宫廷、皇家园林的环境雕塑方面。元大都宫殿建筑已毁，从遗址出土的凤麒麟石雕、走龙栏板等建筑饰件，犹能见出元代雕刻富丽繁缛的特点。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居庸关云台浮雕护法天王、十方佛、千佛、券门上的“六具”等石刻（见居庸关云台雕刻），杭州飞来峰密宗石刻等也都表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于尼泊尔的阿尼哥和他的学生刘元。元代还留下有关雕塑史料的著作型石刻的丰富经验，也标志着民族的宗教雕刻艺术的完全成熟。 明、清两代建筑雕刻的精华荟萃于故宫建筑群和天坛（见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坛庙、园林。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宫廷内主体建筑三大殿白石须弥座上浮雕云龙、云凤的望柱,圆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铜龟、鹤等,都对烘托宫殿建筑的庄严、辉煌,增加局部艺术气氛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此组建筑有力结束的保和殿后长近17米、宽3米多的下层石雕御路， 浮雕着蟠龙、海水江涯与各种图案，布局宏伟,雕刻精谨,是明清石雕艺术的杰作。建于大同、北京故宫、北海的琉璃九龙照壁，故宫内的鎏金铜龙、凤、麒麟、狮、象等动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质和丰富多样的造型点缀和调节着宫殿群的气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群，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易县清西陵多组石刻群。其内容和配置沿袭宋陵而有所发展。清代裕陵等陵地宫内的门、壁、券顶上刻有精细的浮雕佛像和各种图案。两个时代的雕刻风格，明代较浑朴、有力，清代追求精巧而易流于琐细。 宗教雕塑主要为寺庙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铜佛像。明代优秀造像有陕西蓝田水陆庵塑壁，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罗汉、渡海观音等（见平遥双林寺彩塑）。清代小型嘛教金铜佛中也多有精品。 明朝时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属、牙、骨等材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和民间建筑、器用装饰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观音等。清末天津张明山的民俗题材和肖像泥塑达到很高的写实水平。

马踏飞燕也称马超龙雀，是东汉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一匹千里马正在疾驰飞奔，它体态健美，昂首扬尾，张口嘶鸣，三足腾空，右后蹄下踏着一只飞鸟。飞鸟展翅欲飞、惊愕回首。一切都发生在瞬间，却给人以无比宽阔的想像空间。 中国古代匠师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以丰富的想像力，精巧的构思，娴熟的匠艺，把奔马和飞鸟绝妙地结合在一起，以飞鸟的迅疾衬托奔马的神速，造型生动，构思巧妙，将奔马的奔腾不羁之势与平实稳定的力学结构凝为一体，它所具有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铜奔马（马踏飞燕）（东汉）

通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1厘米

1969年甘肃省武威县雷台汉墓出土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是马踏飞燕，不是飞马踏燕。

东汉铜奔马，别称马超龙雀、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袭乌鸦、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东汉铜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15千克。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

扩展资料：

东汉铜奔马在创作上运用了高度写实的手法。中国在先秦时代，雕塑尤其是纯粹的塑作品不是艺术的大宗。青铜器雕塑主要以拟形器或局部装饰存在。在造型方法上，与青铜器纹饰样也是装饰性强，写实性差。在这一点上与古希腊、罗马雕塑造型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但到了秦汉时代，塑不仅多起来，而且在艺术手法上走向了写实的高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深入细微，如秦陵出土的兵马俑以及铜车马就是这样的。

汉代塑虽然不如秦代的高大与细致，但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写实性，相比秦代雕塑的静穆，更多了些运动感。东汉铜奔马也是如此，比例匀称，造型精准，虽然没有过多细节的刻画，却概括性地传达出其基本形体与动势。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东汉铜奔马

①元大都城——城市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元代的大都城，是唐代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座新建城市，明清北京城就是在此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元大都始建于1267年，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才告完工。它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

大都总体布局呈方形，东、西、南三面各3门、北面2门，为三重城垣。宫城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分前朝和后宫两部分，社稷坛位于皇城以西，太庙在皇城东部，钟鼓楼一带为商业活动区。

大都城布局严谨，有明确的中轴线，以宫城为中心，南起丽正门，经过广场和录星门进入皇城、宫城，直达皇城以北位于都城几何中心的中心阁。

元大都的道路系统为方格网状，南北向道路贯穿全城，东西向道路因受中间皇城的阻隔而形成若干丁字街。

元大都城中的水系工程是由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规划的，主要水系有两条：一条由金水河引水入城与通惠河相通；一条由高梁河引水经通惠河流往城东通州。城市的排水通过城墙下预先构筑的涵洞将废水排出城外。

元大都以其严谨的规划布局，高超的建筑技术使它成为13～14世纪世界上最雄伟壮观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②明都城南京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开始营建这座古老的城市。1366年至1386年在原城基础上建起了外城、府城和皇城。

南京城平面南北长，东西窄，城周长约为67公里，城垣高度约14～21米，有城门13个，最宏伟壮观的是聚宝门。外城周长120公里，都城城墙至今还保留着。皇城位于城东，平面方形，内有宫城即紫禁城。皇城以中轴线为主干，自洪武门至承天门间有大街。宫城内依中轴线建有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和乾清、坤宁二宫。城中心建有钟楼、鼓楼。鼓楼东南有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

南京城的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商业和手工业相当发达。

南京城内各种宗教建筑非常多，如报恩寺、灵谷寺、天宁寺、朝天宫、净觉寺等。

明太祖定都南京后，很快就使南京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到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城还一直保持着其特殊的地位。

③蓬莱水城

蓬莱水城又称备倭城，于明洪武九年建成。它背山临海，地势险要，是明代典型的海防要塞。

蓬莱水城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以小海为中心，建有水门、防波堤、平浪台和灯楼等建筑；二是以水城为主体，建有炮台、敌台和水闸等军事设施。小海位于城的正中，是水城的主体部分，面积有7万平方米，是停泊船舰和水师操练的场所。小海北端建有防波堤和平浪台，布局非常科学，水门外即使波涛汹涌，小海内却是风平浪静，小海内深度可以始终保持3米以上，船舰能任意出入，不受潮汐影响。

蓬莱水城从选址、规划、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表现出明代工匠的高超技术，在我国海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2．东方最大的宫殿——故宫

明故宫是在元大都宫殿基础上依明朝南京宫殿的格局建造的。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共历时14年，征用了二三十万民工和军工，才建成了这规模宏大的宫殿群。

太和殿内景明故宫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四周砌10余米高的城墙，墙外是宽52米的护城河。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共有房屋9000多间。

故宫有四门，正南为午门，正北为玄武门，正东为东华门，正西为西华门。午门为紫禁城正门，有崇楼5座，以游廊相连，两翼前伸，形如雁翅，俗称五凤楼。午门外为一条石板御道，称天街，与承天门、端门相通。进入午门是一宽敞庭院，庭院正北是皇极门，是明朝皇帝听政之处。故宫的全部建筑可分为外朝和内庭两部分，由午门到皇极门是外朝建筑的开始。

外朝以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为中心，文华殿、武英殿为两翼，是举行各种典礼和政治活动的地方。奉天殿建于高8米的白石台基上，殿高27米，大殿面积2377平方米，顶为重檐庑殿顶。殿内左右立有6根缠龙贴金柱，中央为一座雕镂精美的高台，上有皇帝宝座，宝座后有九龙屏风一块。皇帝即位、大婚、册立皇妃、大将出征等重大典礼均在此殿举行。华盖殿是皇帝典礼前休息的地方。谨身殿则是皇帝赐宴和科举殿试的地方，平面呈方形，上盖琉璃筒瓦。三大殿前设有香炉、日晷、铜龟、祥鹤等，象征皇权的至高无上。

内庭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称为后宫，还有养心殿、后花园，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居住休息的地方。乾清宫位于谨身殿后，是内庭正殿。正门乾清门，精巧别致，没有外殿的高大宏伟。交泰殿在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方形，琉璃瓦盖，四角攒尖顶。宫后苑又称御花园，在坤宁宫北面，占地11700平方米，整个园林建筑格局左右对称，布局紧凑，环境清幽，是皇帝和后妃们嬉戏、游玩的场所。

故宫整个建筑群按中轴线对称分布，层次分明，主体突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构建筑群。

3．元明时期的寺观建筑

①元代佛教建筑的典型——广胜寺

元代实行的宗教信仰平等政策，使各种宗教建筑得到空前的发展。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平地而起，据统计，当时国内各地共建造寺院达24318所，其中著名的有大天寿万宁寺、大圣寿万安寺、庆寿寺和崇国寺等。

山西省洪洞县的广胜寺是元代佛教建筑的重要代表。

广胜寺包括上寺、下寺两部分。中轴线因受地形限制不是一条直线，上寺的山门、前殿、飞虹塔及毗卢殿都是沿轴线布置的。上寺各殿的支柱布置和木构设计都非常巧妙，前殿中、前、后只有4根金柱，并向左右推移，省掉了8根金柱，使空间更为开阔。下寺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歇山式屋顶，正殿面阔7间，进深4间，大殿也采用了减柱移柱法，省了6根金柱。上部梁架置于横向大内额上，梁架是以斜梁的方法制作的，这也是广胜寺最突出的特色之一。

广胜寺曾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重建，明清时多次修复，但始终保留着元代的布局。

②元代道教建筑的典型——永乐宫

道教在元代十分受尊奉，因此当时道观祠庙建筑也很多，如元大都的东岳庙、河北曲阳北岳庙德宁殿和山西洪洞水神庙都是元代著名的道教建筑。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山西省永济县的永乐宫。

永乐宫的建造于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开始，直到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完成，前后共用了110年的时间。

永乐宫建筑规模十分宏大，是元代全真教的三大宫观之一。永乐宫沿中轴线建有宫门殿、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5大殿。其中三清殿最为雄伟壮观，殿中祀奉有三清神像，殿长28．44米，宽15．28米，全殿仅后部立有8根金柱，使空间宽敞开阔。龙虎殿又称无极门，造型非常罕见。纯阳殿又称混成殿，内置吕洞宾像。最后是重阳殿，也叫七真殿，是为纪念全真祖师爷王重阳和他的弟子而建的。宫门是清代后改建的，已没有了元代的建筑风格。

永乐宫各殿中共绘有960平方米的巨幅壁画。题材丰富，场面恢弘，是中国古代壁画中的精品佳作。

4．元明时期的陵墓建筑

①明孝陵

明孝陵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开始营建，朱元璋亲自参与了整个陵区的规划和建设。历时三年，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落成。

明孝陵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为神道部分，后为陵园主体部分。神道全长1800米，依山而建，曲折迂回。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飞马等6种12对石雕一个立姿，一个跪势，立于神道两旁，增添了陵墓的神秘崇圣之感。

陵园主体部分成纵轴对称，前后共分为3个院落，前院院内两侧是祭祀时使用的神厨和神库。它后部的明间台阶呈纳陛形退入到了台基内中院，后部有隆恩殿，殿前两侧有廊庑，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地方。后院是方城明楼和宝顶，是休息的场所。

明孝陵的规划格局在历代帝陵传统的基础上作了很大的变革与创新，它导致了帝陵建筑高潮的来临，为十三陵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使陵墓建筑得到了重大突破和发展。

②中国古代陵墓群的突出代表——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即明朝13个皇帝陵墓的总称，位于北京城北45公里的昌平县天寿山下。

十三陵始建于永乐七年，直至清初才最后竣工。明朝共历经14个皇帝，除景帝朱祁钰葬在金山外，其余13帝均葬在此地。它们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等13个皇帝。

中国其他各代的帝陵没有一个形成统一陵区的，只有明十三陵是这样，它也是中国古代整体性最强、最善于利用地形的陵墓群。

5．元明时期的礼制与祠祀建筑

①“天人合一”思想的杰作——天坛

北京天坛位于正阳门外东侧，沿北京城中轴线与先农坛东西相对。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整个建筑群占地280公顷，由内外两重围墙环绕，正门朝西，内外墙的南面为方角，北面为圆角，象征“天圆地方”。

整个天坛建筑群分为4组：祭天的圜丘及附属建筑；祈年殿及附属建筑；斋宿处斋宫；祭祀牲畜的牺牲所和乐舞人员居住的神乐署。圜丘是一个用汉白玉砌成的3层圆形石台，坛中心铺圆石一块，外圈用石块圈成9环，每一环的石块数为9的倍数。祈年殿为一圆形平面大殿，位于天坛中轴线北，高38米，大殿内外用木柱支起，内部用4根木柱，鎏金顶，屋面为三重蓝色琉璃瓦，装饰华贵绚丽。

天坛的总体格局生动地体现出崇高、神圣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再现了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技术和科学的艺术构想。

②太庙

太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城市规划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明代北京太庙是模仿南京太庙而建，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占地约16．5万平方米。太庙围墙共有3重，层层环绕，均为黄琉璃瓦墙顶，红墙身。南部正中建一戟门，门外列有120杆戟为仪仗，进入戟门即为正殿，是太庙的主建筑，共9间，是皇帝祭祖行礼的地方。正殿的柱、枋均为沉香木，连内壁上也以沉香木粉涂饰。大殿建在3层汉白石台基上，雄伟壮观。寝殿在正殿之后，面阔9间，供奉皇帝祖先灵牌。最后是祧庙，与寝殿一墙之隔，供奉着皇帝远祖。

6．明代园林建筑的杰出代表——苏州园林

明代私家园林的建造有了大规模的发展，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私家园林大肆兴建，形成中国私家园林建造的全盛时期。其中尤以苏州建园最为兴盛，为全国之最。

苏州园林大都以山、水、泉、石为骨架，再以花、草、树、木为衬托，以亭、台、楼、榭为点缀，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苏州的私家园林中，著名的有拙政园、留园、艺圃、狮子林和沧浪亭，并称为苏州四大名园。

拙政园始建于明朝中叶，位于苏州市东北侧，以水景为主，山明水秀，亭榭精美，整个园分东区、中区和西区三部分。

留园位于苏州市阊门外，俗称刘园，占地约30亩。此园经过多次修整，现大致分中区、东区、西区、北区四部分。

这些园林佳作使苏州园林在中国园林建筑史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