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江西福昌瓷器
据1987年版《尤溪县志》记载：“宋代时，常平乡和顺里的上仙和华口村开始生产陶器。明代中期，五十都的新桥（今新阳镇）开始生产瓷器。清代，五十都的林下、林尾，二十四都的清溪也开始生产陶瓷。民国时期，陶瓷业略有发展。新中国建立后，陶瓷业发展较快。”明嘉靖《尤溪县志》记载：尤溪陶瓷“粗而不精”。这些结论，均因历史上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古窑址调查缺失之故，难免失之偏颇。1993年，县博物馆文物干部林洪湘同志，在梅仙镇半山村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范围的瓷器残片分布，后县博物馆又派陈长根、张文仁同志再次到该处复查，找到了窑址，证明我县于宋、元时期就具有较高水平的制瓷工艺。此项工作填补了全省古窑址普查尤溪县的空白。此后，我县文物工作者又在新阳镇瓷厂村、坂面乡的街面村等处发现了多处的古窑址，引起了省、市文物专家的广泛兴趣。现分述如下：
（一）梅仙镇半山瓷窑址
半山瓷窑址位于梅仙镇半山村西约1公里的前渡坂，该处为丘陵地带，距尤溪河边约50米。现存有三处窑床遗迹，均为龙窑。窑床长约45至50米，宽约1.5米。整个遗址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且有大面积窑瓷废品堆积。
1、窑址形制与年代：半山窑地表有明显的窑床遗址留存，并可发现窑室券顶砖。窑旁有一条长条形的废品堆，可以说明该窑应为券顶式龙窑。通过对瓷器标本的造型、釉色、装饰手法和窑址断面层分析，该窑制瓷时间跨度较长，持续生产时间大约从北宋中期到元代末为止。首先，采集器物标本酱釉罐，其釉色、器形、纹饰等，与尤溪城关北宋壁画墓出土的馆藏“酱釉编织纹盖罐”相一致，应为北宋时期的器物。因此，其上限应早于该墓葬。其次，从多件器物圈足分析，足壁厚，足径小，足端平削，足底有鸡心点圈足，部分器物底部施釉，足端无釉等，极富元代瓷器的特征，因而下限应为元代。
2、釉色特点：该窑虽以烧制青白釉、青黄釉为主，又兼烧酱、褐、黑、紫釉等，既突出本窑的特点，又多种工艺兼容。特别是珠光青瓷、茶叶沫釉、黑釉和仿哥釉产品等，做工考究，产量很大。其中该窑烧制的的黑釉盏，胎质深灰，含铁量较高，其主要目的是以胎来托釉，故釉色光亮如漆，玻璃质感强。
3、装烧工艺：半山窑的装烧方法多样。从窑具中分析，该窑的装烧工艺支、垫、套、叠、隔并用。常用的方法有：垫饼垫烧法、束腰支座支烧法、匣钵装烧法、砂圈覆烧叠置法、涩圈叠烧法等，可以说，这期间各地主要窑口的烧制方法，基本上都可在此窑找到。
4、装饰工艺：宋代我国各地陶瓷业发展很快，在装饰工艺上是以胎装饰和釉装饰并重，半山窑亦是如此。该窑胎装饰主要以压印纹饰为主，特别品种有压印编织纹，远远看去似珍珠地纹，煞是好看。还有压印菱形格纹，排列整齐，纹饰清晰。除外，亦见刻划花纹，纹饰较简单、抽象。特殊品种有青白釉碗和青黄釉碗。前者碗心刻划月华锦，后者器内则用篦状工具刻划精细图案。刀锋犀利，刚劲有力。其它技法尚未发现。釉装饰即以釉本身的变化来装饰器物，釉色大体有青白、青黄釉和酱、褐、黑、紫釉等，品种较丰富。其中除紫釉工艺较为粗糙、釉面无光泽外，余者釉色还算成熟。另外，还有仿哥窑“金丝铁线”（开大片）和“鱼子纹”（开小片）等开片釉。其中青黄釉开片中有大量细小气泡，晶莹剔透，恰似繁星，富有特色。
5、器物类型：该窑烧制的器物类型多为生活日用器具，主要以碗为主，罐、壶也多见，兼烧盘、盏、钵、盖罐等。
6、半山窑产品内外兼销，以内销为主。其根据：⑴本身窑场规模较大，其窑弃物分布范围广，产品数量多，当地销售不了。⑵当时青白釉、珠光青瓷的日常生活用具主要用于外销。据记载：当时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大量需要这种釉色器具。本省同安、厦门等地曾有该产品外销，半山窑有可能随大流而生产此类产品。（参见《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1993年）⑶该窑位于闽江支流之一的尤溪河畔仅50米左右，交通便捷，产品可通过水运直达福州、马尾等地外销。
（二）新桥瓷厂
新桥瓷厂又名新桥碗厂，始建于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新中国成立后，依行政区划改称南芹碗厂。1951年，改称公私合营南芹碗厂。1958年转新桥公社社办企业，更名新桥瓷厂。1972年起，该厂逐步更新设备，引进了新技术，改进了原料配制工艺，提高了产品质量。产品获“声如磬，白如玉，明如镜”的美称，成为福建省外贸部门和厦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定点厂。主要烧制产品有：金瓜杯、大中杯、汉汤碗、汤戈、盖碗、新芳花瓶、萱花瓶、圆口花盆、甲碗、啤酒杯、咖啡杯等，产品销往13个国家和地区，小部分销往国内各省市。原有窑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新窑所代替，无法考证。
（三）杨厝瓷窑遗址
杨厝窑遗址在尤溪一都（今新阳镇）。明代中期，五十都龙益等地的瓷匠来到南芹建窑制瓷。清代时，德化县三班、浔中和雷锋村的村民逃荒到尤溪一都杨厝自然村安家，利用当地高岭土资源建窑办厂，生产日用瓯、碗、杯、盘、匙、碟、灯马、香炉等。清代末期，杨厝相继又建有五房山、新窑仔、弯仔头瓷窑。民国38年（1949）杨厝又增设了垄仔头和溪仔边瓷窑。以上窑址尚未考察清楚，窑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地基本建设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已被毁坏。
此外，尤溪县境内清代末至民国初时期，还建有台溪乡的清溪瓷窑、东山村的北岭瓷窑、溪尾乡大宁村的文坑瓷窑等。由于工艺较粗，均未形成规模。
（四）坂面乡街面村窑址：
2003年夏天，因街面电站库区建设需要，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文博副研究员李建军先生一行，在县博物馆陈长根副研究员、张文仁馆员、叶礼明助理馆员的陪同下，对库区进行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和复查，发现了宋、元至清代时期的古窑址多处，其中有发掘价值的有2处。因位于尤溪县、德化交界处，对于研究其与著名的德化窑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1、街面村窑址：窑址位于坂面乡街面村部后山，依山坡而建，建筑形制为龙窑。窑址遭受一定的破坏，但地上瓷片、窑具残块随处可见，尤其是瓷器废片比比皆是。从瓷器标本可以看出此窑专烧罐、钵等日常生活用具。窑址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分布范围广，生产规模大，延续时间长，从所采集的瓷器标本推断年代为南宋—清代时期。最可贵的是，在此窑址上发现了擂茶钵残片标本，它对研究本市擂茶发展，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2、乌暗坑窑址：窑址位于乌暗坑山坡的大片桔子园内，依缓坡而建。但在约2500平方米 的范围内，瓷器残片、烧瓷匣钵、窑具及窑炉红烧土等随处可见，周围有大面积的窑弃物分布，并还保留着龙窑窑床和作坊墙基。瓷器品种主要有碗、杯、罐、钵等日用器具，釉色有青白瓷、酱油和黑釉等。年代初步推断为宋元时期。
归元寺是武汉保存最好的古代寺庙，庙内殿阁巍峨、林木葱修秀，最盛时期“协从者在千余人”，远近闻名，是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佛教寺院。归元寺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名取自佛经“归元性不二，方便有多门”的“归元”二字。归元亦称归真，即归于真寂本源，得道成佛。归元寺分中、南、北三组庭院，有藏经阁、大雄宝殿3个主体建筑物，各具特色。尤其是罗汉堂内供奉的500尊泥塑全身罗汉,起伏坐卧，喜怒哀乐，栩栩如生。善男信女常在此归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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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汉阳归元寺座落在武汉市汉阳区翠微路西侧。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浙江僧人白光、主峰来此创建。取名“归元”，出自佛经《楞严经》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元即归真，就是超出生灭之界，还归于真寂本源的意思。在佛教中，归元寺属于曹洞宗(该宗系禅宗五家七宗之一)，故又称归元禅寺。它与宝通寺、溪莲寺、正觉寺合称为武汉的四大丛林。
归元寺创建以来，迭经战乱，屡败屡兴。现存建筑，系清同治三年(1864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及民国初年陆续所建。新中国以来，**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文物古迹，不断对归元寺进行维护修聋，使归元寺的面貌为之一新。“文化大革命”中，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保护下，寺庙没有遭到破坏，宗教设施及珍贵文物也完好地保存下来。从1973年至今，归元寺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大雄宝殿、藏经阁、五百罗汉堂、大士阁、钟鼓楼、翠微亭等建筑翻修一新。1983年，被***列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归元寺现占地面积17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万多平方米。现有僧人数十名，住持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昌明法师。寺内古树参天，花木繁茂，泉清水绿，曲径通幽，被称为“汉西一境”。这里还是湖北省佛教协会和武汉市佛教协会的所在地。
归元寺由北院、中院和南院三个各具特色的庭院组成，分别拥有藏经阁、大雄宝殿和罗汉堂等三组主体建筑群。
山门之内是中院，院内有钟鼓楼、斋堂、念佛堂等建筑，还有翠微泉、翠微古池、翠微亭等景观。院内梅花、桂花、玉兰、紫薇等百花吐艳，松柏、棕榈相映，山石盆景相辉，形成景色宜人的“翠微妙境”。这里的翠微泉，泉水晶莹澄澈，取之不竭，经有关部门检测，泉水里含多种营养成份，适合酿制各类饮料。翠微亭边的墙壁上，镶嵌着白光的《翠微泉》一诗。
中院的主体建筑是大雄宝殿。该殿初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后经多次维修。现大雄宝殿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重修，经过近年来的维修，气势宏伟。大殿正中供奉着释迦牟尼坐像，两侧为其弟子阿难和迦叶，均为托沙雕塑。释迦“偏袒右肩，结跏趺坐”，十分庄严静穆，威仪俨然。佛像后的背光是用樟木雕刻而成的“五龙捧圣”的图案。佛像前还有韦驮、弥勒、地藏像，佛像后是一组海岛观音像，只见海岛观音赤足站在鳌头上，左右侍立着龙女和童子，背后是一面高达八尺的泥塑悬崖峭壁，足下碧波万顷，怒涛汹涌。整个塑像向前倾覆。人们仰视上去，只见观音衣袖似在飘动，正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面向你浮来，增加了宗教艺术的感染力。
佛像前的供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木刻珍品。供桌高4．8米，横阔一丈二尺，深宽二尺五寸，前嵌垂栏，宽—尺五寸，高六寸，其间分为五格，刻画楼空。图案描绘的是唐玄奘取经回长安时，君民夹道欢迎的场面：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西游记》人物；有李世民以及文武百官、侍卫、庶民百姓；在亭院殿墙、车马山水、幢幡宝盖、香炉蜡台等一应仪仗。综观全图，繁复活泼，盛况空前。垂栏下沿为五龙云彩，周匝围绕，以四虎腿支地，生动有力。相传这一樟木雕刻由十人历时一年才竣工，技艺精巧，令人赞叹不已。
大雄宝殿前的韦驮殿内，供奉着一尊木雕韦驮像，身着铠甲，手持宝杵，威武挺立，用我国古代武将形象来表达古印度神话中“四天王三十二将”之首的护法神形象。这座木雕系用整块樟木雕成，线条刀法都是唐雕风格，是归元寺的艺术珍品，也是我国雕刻艺术品中的一件宝贵遗产。
北院的主体建筑是藏经楼。藏经阁1920年至1922年兴建，是一座两层五开问的楼阁式建筑，高约25米，顶为兽头大脊，鱼角搬爪，斗拱飞檐，古朴玲珑，当面为四柱通天，双凤朝阳，五龙戏珠。整个建筑、门扇窗牖，涂朱绘彩，刻画镂雕，精巧壮观，金碧辉煌，是武汉市唯一一座砖木结构的古建筑物。这里珍藏着许多佛教文物，除《藏经》外，还有佛象、法物、石雕、木刻、书画碑帖及外文典籍等。
这里收藏的佛教造像有来自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炳灵寺及各地千佛洞的石佛、石刻。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有鎏金、银、铜、石刻、木刻、瓷塑、泥塑、牙雕、玉雕等多种质地，还有一些是东南亚各国的赠品。是国内收藏佛像较多的一个佛寺，部分文物是国内外少有的珍品。如藏经阁正厅陈列的一座玉石雕成的释迦牟尼佛像，重一吨多，雕工细腻，技艺精湛，是1935年太虚法师访问缅甸时，仰光的佛教徒赠送给我国的。象这样精美的玉雕佛像，国内仅有三尊，另两尊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再如南北朝时埋藏的石刻观音像，姿态轻盈，髻结敞胸，身佩缨络，手携净瓶，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还有两尊红木雕刻的达摩像，是清康熙初年的木雕精品，两尊像，一坐一立，富有个性，生动表现出达摩面壁九年，闭目冥思、超然物外的形态。
藏经阁里收藏的佛经有：清代《龙藏》部，共714函分作48个柜子储藏。宋代版影印本《碛砂藏》一部，计593函。清末民初上海印《频伽藏》一部(缺“寒”字一号)。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版《续藏》和《大正藏》各一部。此外，还有两件令人惊叹的珍品：一是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南衡山69岁老人李舜年书写的“佛”字经，这个“佛”字是在长宽不超过六寸的纸上，由《金刚经》和《心经》的原文共5424个字组成。每个字只有芝麻大，肉眼分辨不清；若在三十倍放大镜下观看，每个字都一丝不苟，笔力挺秀，实乃书法珍品。另一件是民国初年(1915一1924年)，武昌僧人妙荣和尚刺血调和金粉抄成的《华严经》和《法华经》，字体娟秀，堪称稀有。
藏经阁内收藏的法器有宝塔、香鼎、净瓶、衣钵、锡杖、念珠、如意、铃杵、毗卢帽、袈裟等。所藏宝塔均为小型，有清代捕木刻制的七级佛塔，有楼阁式的七如来塔，各高约2米制作精美。还有铜质的佛牙塔、舍利塔和佛骨塔以及日本、东南亚各国赠送的佛塔。
鼎类有宋乾德年间(公元963—968年)制造的陶瓷香鼎，粉白色，由盖、身、座三部分组成。盖中小孔四周满布云纹，鼎身两侧赘以兽头双耳，基座上沿是楼空之垂栏，栏内梅花盛开。制作极为精巧玲珑。还有明宣德年间碧绿瓷鼎和清朝铜质香鼎等各代佳品。瓷瓶有明代碎纹瓷和天兰瓷净瓶，清代钧红瓷和彩釉花的净瓶。
这里还收藏了许多书画碑帖。收藏的名书画共有一百多幅：有元代的黄子久、王蒙、吴仲圭、倪云林等人的山水画，有明人朱在、程正揆、王铎、石涛、董其昌及清人禹之鼎、高其佩、郑板桥、王翚、沈南苹、何子贞等人的山水人物、楷草隶篆和翎毛花卉作品。寺内还藏有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圣教记序》和柳公权的《金刚经》等正楷拓本和珂罗版本以及释怀素的草书。褚、柳书法以轻便刚劲著称，而怀素的草书则以挥笔似画闻名，都有较高的书画价值。清代释竹禅绘画的十八罗汉像和五百罗汉谱，吴兴沈铨所绘“鹿鹤同春”五彩画、明代书画家孙志、王宠用菩提树叶绘制的菩萨像谱，唐代阎立本绘画石刻观音像等，都刻画入微，形态逼真，堪称艺术珍品。更为名贵的是宋代古拓本《禹迹图》和《华夷图》，详细记载着我国古代山川、河流、沙漠、湖泊、地理，记述了上自汉武帝时开拓西域，下至唐宋时代对长城以外各地的治理等大事，是两幅十分珍贵的历史图案。
南院的主体建筑是罗汉堂。说到罗汉堂，民间有这样的谚语：“上有宝光(成都)，下有西园(苏州)，北有碧云(北京)，中有归元(武汉)”。意思是说，这四座寺院的五百罗汉堂最具有代表性，是佛教五百罗汉塑像艺术的精华。
关于五百罗汉的来历，在佛教中有多种说法：一是如《十诵律》中载，释迎在世时，常有五百弟子随侍听法传道。一是在释迦涅盘后，参加第一次结集或第四次结集的五百比丘。在《舍利弗问经》中又说，弗沙秘多罗王毁灭佛法后，有五百罗汉重兴圣教。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则记载：摩揭陀国有一千名佛僧，其中五百名是修成了正果的罗汉僧，另五百是凡夫僧，国王名叫无忧王，对他们都很敬仰。由于五百罗汉僧平时不露真相，无忧王不知道他们是罗汉增，只当一般佛僧看待。有位叫摩诃提婆的凡夫僧发表违背教规的言论，造成佛僧思想混乱，无忧王决定处死这一千名佛僧。这时，五百罗汉各显通，腾云驾雾而去，在迦湿弥罗国的一个山谷里隐居起来。无忧王知情后专程来道歉，并在国都按五百罗汉模样塑造了五百尊像。从此，五百罗汉像就流传下来，并传到中国。尽管说法不同，但罗汉被认为是“断尽烦恼，堪受世间供养之圣者”。
中国汉地佛教尊崇五百罗汉是从五代时开始的。当时，吴越王钱氏在天台山方广寺造五百铜罗汉。显德元年(954年)，道潜禅师得吴越钱忠懿王的允许，在杭州净慈寺创建了五百罗汉堂。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造罗汉像五百一十六身(十六罗汉与五百罗汉)，奉安于天台山寿昌寺，从此各地大寺院多建五百罗汉堂。关于五百罗汉的名号，五代时(复斋碑录》有关于天台山石桥寺五百罗汉的名号，今已不存。另有南宋绍光四年(1134年)工部郎高道素所录江阴军(乾明院五百罗汉尊号碑》，将五百罗汉一一起名造姓。佛教研究者认为，碑中所举五百罗汉的名号毫无典据，是宋人附会之谈而已。但此后，凡寺院建五百罗汉堂，皆援用其名。
归元寺的罗汉堂是一座新奇的艺术宝库。门前的门联是：“普天供应大阿罗汉；都离方广来往归元”。楹联是：“从白光开创以来，祖德惠灵长，迄今三百余年，重新广厦供罗汉；历同治中兴而后，人心沉弱，愿将二十八品，普济群生讲法华”。门联和橡联都是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曹生谦题写的。
罗汉堂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咸丰二年(1852年)，毁于兵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重建，1902年完成，至今有二百年历史。罗汉堂布局成“田”字型建筑格局，“田”字四个口为四个小天井，给庞大深邃的殿堂提供了良好的通风和采光条件。罗汉依“田”字排列，殿堂里尽管安放了五百多尊塑像，却没有拥挤之感。这种建筑格局既巧妙又合理。
归元寺五百罗汉是湖北黄陂县王氏父子用九年时间塑成的。黄陂至今是湖北的雕塑之乡，有悠久的泥塑历史传统，技艺朔熟，艺人辈出。据《归元丛林罗汉碑记》，归元寺的五百罗汉，是以南岳衡山祝圣寺的五百罗汉石刻拓本为依据，进行加工提炼，创造而成的。工艺上采用“脱胎漆塑”，又称“金身托沙塑像”。先用泥胎塑成模型，然后用葛布生漆逐层沾贴套塑，称为漆布空塑，最后饰以金粉。它的特点是抗潮湿，防虫蛀，经久不变。两百年间罗汉堂几次受水灾侵袭，罗汉满堂漂，但水退后罗汉仍完好无损，可见雕塑工艺之高超。
走进罗汉堂，无不被它们的生动形象所感染。只见有的盘腿端坐，有的卧石看天，有的研读佛经，有的驱邪除恶。表情上，有的勇武，有的温良，有的天真憨厚，有的饱经沧桑，个个维妙维肖，活灵活现。如第463尊罗汉是飒陀怒尊者，四周有6个童子，为罗汉挖耳、掩嘴、遮眼等，称“六贼戏弥勒”。六贼即眼、耳、鼻、舌、身、意。它告诫佛门弟子，不要为凡情所染。塑像中把孩子的天真烂漫，娇稚顽皮和罗汉的慈祥憨厚的神态刻化得淋漓尽致，让人们从心底发出赞叹的笑声。
“数罗汉”是人们游罗汉堂的趣事。传说人们任意从一尊罗汉开始，顺序往下数完自己的现有的年龄，这最后一尊罗汉的身份、表情和动作，便可昭示数者的命运。这一活动为人们参观罗汉堂增添了不少乐趣。
罗汉堂外侧地藏殿内，供奉着地藏像，殿内的木刻神龛更为佳品，其间斗拱飞檐，鱼角搬爪，双凤朝阳，飞龙滚柱，浮雕垂栏，花草人物，均极为精巧玲成，为国内少有的艺术珍品。
归元寺在昌明方丈主持下恢复了丛林制度，管理有序，佛事活动正常。近年来还举行过几次传戒活动。
昌明法师(1917一)，湖北枝江县人，19岁在枝江县弥陀寺披剃出家，20岁受具足戒。随后到湖北玉泉寺、清溪寺、辛华寺、湖南罗汉寺等地参学。1943年参加“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抗日僧伽救护队，奔赴抗日前线救护伤员并负伤，1950年任弥陀寺方丈。1958一1960年在中国佛学院学习，回归元寺，1965年任归元寺监院。十年内乱期间，上书周总理，反映归元寺混乱局面，后有关部门接到周总理批示，采取措施，保护了寺院。1979年，荣任归元寺第48世方丈至今。
1980年以来，昌明法师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武汉市政协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湖北省佛协会长、武汉市佛协会长，省人大常委，湖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等职。
1985年，昌明法师弟子隆醒法师任副寺。
为了培养青年僧人，从1984年以来，归元寺开办了僧伽培训班。由昌明法师任主任，显光法师任教务长，讲授天台学、法相学、佛教历史、文化知识、政治常识等课程，为寺院培养了一批有佛学知识的爱国爱教的人才。
为了方便香客，服务社会，归元寺还增设了摄影部、小卖部、书画展、素餐馆等服务设施。这里的素餐，以味道鲜美、清新雅淡、丰而不服，受到游人香客的好评。东坡饼、什锦包被称作归元寺素点“二美”。素火腿、珍珠口蘑、银耳甜羹、炸素鸡卷等素菜都在有关部门评比中获奖。
数罗汉卜问吉凶福祸。归元寺香火极旺，吸引着大量海内外游客。
多为色地，有花无鸟。所谓“色地”，是在外壁没有上釉的素瓷，先进行外壁“满器”色地施彩后，再画珐琅。纹饰中以多种缠枝牡丹、折枝大朵花卉及团花中加“寿”字、开光花卉等为主。
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
先多为色地，后多为白地，纹饰多为山水、竹石、花鸟等景物，同时在绘画中配以相应的诗句，融诗、书、画于一体，别有风味，显得更加高雅。雍正时期还盛行单色作画，如用胭脂红、深兰、墨彩……任选一色成画，颇有中国画风格。这是独创，特别靓丽。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
多为白地，早期仍沿袭雍正时期的基础烧制中期出现了色地开光图案和西洋人物故事画中晚期出现结合其他彩料和色釉作装饰晚期由于乾隆皇帝的兴趣偏转向景泰蓝，对珐琅彩瓷不再重视。
清乾隆 黄地洋彩轧道锦地折枝洋花玉壶春瓶
首先，瓷胎画珐琅是创烧的一种新瓷器品种，代表清宫瓷器之中最高档次的艺术水平和工艺水准，这件康熙珐琅彩瓷于紫禁城御作坊绘制，是清宫瓷器中最弥足珍贵、华艳妙丽的作品其次，区别与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喜好画面上配以相呼应的题诗，康熙珐琅彩没有御题诗，因此市场上的康熙御制珐琅彩更是极其稀有的品种，而且从1999年算起，这十几年以来，拍卖市场上就再也没有出现一件完整无缺的珐琅彩瓷，这件作品器形完美，非常罕见，堪称一流的收藏品。
清乾隆御窑黄地洋彩开光“四时富贵”图碗
今天珐琅彩能成为价格巅峰上的器物，明天，后天它永远都会稳坐在中国陶瓷价格的巅峰上。因为它代表清宫中最高档次的瓷器工艺水准，不仅创作工艺繁复、数量稀少、烧制精美，而且具有最高的艺术性，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对于任何一个有实力的收藏家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珍品。正是由于珐琅彩瓷的这种稀缺度，依据艺术品市场的经济规律来判断，珐琅彩瓷的市场前景一片光彩，不论其他瓷器品种行情如何，珐琅彩瓷今后依然会受到藏家的追捧，市场仍会非常稳定。举例来说：2011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中，一只“玫茵堂”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以1.8亿港币作为历来拍卖估价最高的瓷器流拍，但是在拍卖会后不到一小时就以私人洽购形式2亿港元售出。这件珐琅彩瓷瓶曾在199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992万港元被“玫茵堂”主人拍得，从1997年到2011年，相隔14年，增值约20倍，由此可见珐琅彩瓷巨大的增值空间，也足见珐琅彩瓷作为御用珍品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清乾隆 黄地粉彩八吉祥纹贲巴瓶
乾隆时期瓷器主要特征：
1、造型规整，比例适宜，外观曲线虽不及雍正时的优美，但仍比嘉、道时期的隽秀，小件器物尤为精致。前期器型和雍正时一样恰到好处，后期则显呆滞。此后各朝的造型风格，除嘉庆初尚能恪守乾隆旧样夕长余者皆 为依次递减，每况愈下。
2、前期胎体细润，后期渐趋粗糙。
3、青花呈色虽有多种表现，但以稳定的纯正兰色居多。初期有黑褐、青灰、淡兰各色，色调均沉着，纹饰清晰。
4、炉钧釉到乾隆时与雍正时不同，其颜色由松石绿和深兰色组成。
5、珐琅彩也称“古月轩”或叫“瓷胎画珐琅”，一般都有“乾隆年制”四字楷书的兰料款。
6、古铜彩就是用粉彩及金彩，在瓷器上进行绘画，用来模仿古代青铜器的红、绿、兰各色锈斑，这是乾隆时期瓷器彩色的发明。
7、乾隆瓷器中，有流行在红、黄、兰、绿、等彩地进行可绘画，可称为彩地绘画。
8、有的彩地上开出圆光进行绘画，称作开光绘画。
9、由乾隆开始出现了彩地轧道，这种轧道，是用工具划出来的，像轧出来的一样，因而称为轧道。
10、出现了用粉彩绘画的百花不露地瓷器。
11、彩资釉面，常有似涟满的均匀小皱纹。
12、制作工艺水平极高、精巧、秀丽、无奇不有，为制瓷史上所罕见。
13、图案纹饰，时代特征鲜明，绘画工细、层次清晰， 画凤严谨而细腻。
14、器足较前朝宽厚、足脊滚圆，有的涂以黄色或黑色釉。足器近釉处，多有刮削胎体留下一圈小锯齿痕。
15、官窑年款，多数是篆书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图章款，个别也有“乾隆年制”四字篆书图章款。楷书款比较少。民窑器物上的家藏款不大盛行。
清乾隆 五彩忍冬纹盘 （一对）
釉面色调多数为纯白。青花器釉有厚薄，为白色或青白色。常见闪青的白釉，在器底与足里折角处施釉较薄，尤有玻璃质感。彩器和仿成化青花的釉面，多为粉白细釉。康熙晚期那种如嫩竹一样的硬亮青釉，在雍正的彩器中也时有所见。白釉器釉面光细平润无皱纹，似永乐甜白釉面，但迎光透视胎体呈青白色。浆胎仿定釉粉白，凸釉不平，釉质疏松。
清乾隆唐英制青釉开光青花人物诗文双如意耳瓶
六、鉴定要点
雍正瓷的造型特点是：隽秀尔雅，小巧玲珑。典型器物很多，以盘、碗、杯、碗和小件器物为主。器型比例协调，有所谓的“曲线美”。
2.新颖的造型颇多，特别是一些相类的器物，外形稍加变化，适度增减，即成一种风姿娉婷的新式样，以仿古名窑器为最。
3.胎薄体轻，大器规整而不显厚重。
4.釉色品种繁多，历史文献所载有五十七种，与现有实物均能吻合。因此鉴定时，可将此类作品的时代定为雍正七年至十三年之间。
5.釉面有桔皮纹是雍正器突出的特点。青花器釉面亦有干净光润的一类，色调为青白或粉白。器口仿照康熙时加涂一层白釉的器物，有粉青釉、蓝釉、天蓝釉、仿哥釉的橄榄瓶、双耳瓶、太白樽、砚、洗、炉等。
6、青花色调主要有黑蓝、浅蓝、青翠和晕散数种，用色都很深沉，无漂浮感；晕散的青花尤具仿宣德的效果，有意识地用笔重点是其独具的时代特征。
7、彩器的色彩柔和而不艳。粉彩、五彩、珐琅彩画面中所绘的人物景致，都明显缩小。粉彩纹饰细腻，色调淡雅，立体感强，在施彩的纹饰周围，侧视往往可见白釉地衬托处有一圈五光十色的“彩晕”。民窑中粉彩器粗细并存，大量制作，己取代清初以来五彩器的主导地位。
8．纹饰有工笔画的风格，人物面目清秀，花卉尤其细腻妩媚。
9.烧制工艺有仰烧、覆烧、支钉烧、裹足烧多种。底部有涂酱釉、蓝釉、黑釉、褐釉等多种装饰。仿古色釉器，其足际与釉面衔接露胎处有黑色的一环线。
10.器足规整，足边滚圆，露胎窄细。民窑器有的瓶、杯类，足部高深外撇，足里无釉，多有旋痕；马蹄折腰式盘、碗之类，不仅口面增大，器身较矮，而且足部也放宽大，端庄稳重，为一代之典型器物。仿宣德盘类的圈足多数为斜坡式，足脊外滚圆如“泥鳅背”状，修胎光滑洁净，偶有旋痕。瓶、盘类的砂底细腻光润。
清乾隆仿汝窑八方瓶
器物的秀美程度相比，除御制精品或珐琅彩器以外，一般确欠秀雅。此时，碗类中较独特的品种有仿木釉、仿皮漆、仿雕漆及各式什锦盘碗等。
仿木釉碗，器型同于西藏喇嘛教所用的木质碗，撇口，壁形足底。器里外施以仿木纹彩釉，民窑有的器里施粉彩花卉纹饰，釉色有深浅之分；有的碗内涂金釉或豆辨绿釉，用金彩勾描边线。
什锦碗、盘，在雍正珐琅彩影响下，乾隆官、民窑多用粉彩地轧道忍冬锦纹装饰。除精细的官窑器外，民窑中有瓶、樽、罐及文具类，尤以各色攒盘、盘、碗等餐具为多，其器型同于一般的碗、盘；通常一组什锦器色地可达十几种，有红、黄、绿、紫、蓝和花石釉、松石绿釉及各色釉描金，有的在轧道纹饰上饰以各种缠枝小花或开光山水、花卉等，因此俗称“什锦”。盘、碗、碟、杯大小不等，型制有别，为当时的时兴餐具。此类什锦餐具的制作，延续至咸丰时期，其中精细者与粗糙者相差甚远；精品款识清楚，如同官窑款；粗器款识不仅草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影响深远，至咸丰时仍有此种写法。此外，还有冬青釉青花及冬青粉彩鹌菊、博古等画面的盘、碗等餐具，除书写规整的乾隆款识外，大多亦用半边字草款，甚至什锦地的攒盘亦是如此；其工细作品仍具有艺术价值。
瓷板——乾隆一朝镶瓷板得到广泛应用，烧造尤多，除同于康熙、雍正时嵌在床、几、桌、椅之上者外，更多镶于插屏，挂屏，多扇围屏和雕漆器上。形状有圆、方、长方等，规格各异。品种有青花、粉彩、斗彩、色釉描金、凸雕等。彩绘内容多为翎毛花卉，名山风景，人物故事等，其制作和绘画都不及雍正时细柔。以后各朝，瓷板更为风行。有别于后朝瓷板的特征为：瓷面平整，薄而坚致，修胎规矩，釉面白或稍显青白，纹饰及色彩清晰布柔和；突出的一点，是釉面有均匀的细小皱纹。另有粉彩地连座的“大吉”葫芦瓷板挂屏，亦有新颖。此外，尚有瓷制的行、楷隶书瓷字，用以镶嵌于插屏。挂屏和对联是，见有乾隆御笔和唐英、刘墉等人墨迹的瓷字和彩绘瓷挂屏等。其中“大吉”葫芦瓷板有民国时的伪作，但仿品胎厚釉松，不够坚致。
清乾隆松石绿地粉彩宝相花纹如意耳瓶
三设——供室内燃檀香之用，由小鼎炉、双耳（或无耳）瓶及盛香小盒三件组成，器型多样，我方、圆、多方、梅花、葵花等式。多写以红彩和金彩篆书款。一般附设有铜质小铲、钎等，用以铲放搅拌香料。品种有青花、古铜彩和色地粉彩器。
宗法器——不迎合当时社会需要而制作的祭器和法物，数量甚多；有些是专为蒙、藏民族所烧制；反映民清代盛世时期，内陆与各少数民族的融洽亲密的关系。清代乾隆时，宗法器内容更加丰富，多为粉彩器。见有藏草壶（旧签记为贲巴壶）、藏草瓶、甘露瓶及法轮、五供、五供餋、七珍、八宝等；
1. 五供：佛前供器，由双耳鼎炉、一对筒觚及一对蜡阡绘成。官民皆有制作。型制或方或圆，以圆型多见，大小均有。施以青花、粉彩、红彩、胭脂彩等，多绘云龙和缠枝莲八宝纹饰。红彩款识多横写于器口边。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烧制最盛，道光时器型己显笨拙，清末及其后仿品则更甚。
2. 五供餋：连高柱座的仰覆托盘，上置香水、杂花、烧香、食品、燃灯，组成五样佛前供品摆设。
3. 七珍：佛前供器，由小型佛像、文官、武将、马宝、象宝、水珠、火珠七件组成，各置于莲花形座盘或承有花萼形柱的莲辨底座之上，多饰以粉彩。
4. 八宝：法器，由圆框镂雕的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组成，饰以粉彩，下连以莲花式托座。以上各类，都为分段粘接而成。
清乾隆天蓝釉青花釉里红花卉双耳瓶
其它宗法器，多仿古代青铜礼器的型制，历朝相袭，有篷、铏、簋、镫、豆、毛血盘、爵、牺樽等。器上分别雕有兽面、雷纹、夔等图案。牺樽和爵杯多为光素器，或涂金饰。釉色有白、黄、霁蓝及黄釉地五彩云龙等多种，牺樽多施黄、白色釉。
《清档》有乾隆十八命烧“祭天神坛、地祗坛”祭器的记载。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各朝此类传世品实物，与文献所载相吻合。
瓷塑——有满饰金彩的释迦牟尼和裸肤涂金的无量长寿佛，一般规格较小。佛身与下面莲辨式底座可分离，有的座几绘有工细的粉彩荷莲或加饰珐琅彩，风格肃穆。另有窑变釉或哥釉的释迦牟尼、达摩、罗汉和粉彩观音大士，还有各色地粉彩的七级佛塔，层层叠摞，甚为精致，颇似金质佛宠。乾隆皇帝敕令烧造的白釉黑发观音座像，背刻篆书“唐英敬制”，造型与常见粉彩观音座像基本一致。
此外，还有马驮瓶、象驮瓶、人抱瓶或西洋人托盆之类新样，也有将婴戏等人物塑像附于瓶身之上的，如三子、五子瓶等。民国时多仿粉彩长寿佛、观音与瓷塔。动物塑像 制作小巧，造型生动，纯仅观赏品，见有雄鸡、卧鸭、狗、狮、异兽、太平象、凤凰、鹦鹉、青蛙及花鸟等。
随着中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兴起，西方的绘画、雕塑等工艺技法也传入中国，出现了仿西洋的雕塑。《清档》中有许多奉命烧制带“洋”字瓷器的记载，说明当时统治者及社会推崇西方艺术的风尚。瓷器上，除常见的西方人物景致的绘画外，还有许多身着洋装的人物塑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室内陈设品，塑三个荷兰人肩扛木釉宝盆，形象诙谐而逼真，署有乾隆款。
对民窑器中日常多见的白釉、青花、豆青及粉彩等雕塑，如老翁、或坐或立的儶童仕女、各样小童、八仙、观音、以及塑成人物形象的壁瓶或水盛等，以住有两种看法或认为是雍正、乾隆之器，或认为是嘉庆、道光之物。
清乾隆官窑青花龙凤纹折沿大盘
三、图案纹饰特征
乾隆时期纹饰内容丰富多彩，除传统的题材外，尤多封建伦理和福禄寿寓意画面。如石榴百子（多子多福）、百子图、五蝠捧寿、福寿三多、五子夺魁、五子登科、三羊开泰、八吉祥、八仙庆寿、月月见喜等。这些祈福求祥的内容，成为以后各朝司空见惯的装饰，广泛流行至清末。另外，赞颂和粉饰太平的纹饰，也有较多的表现，台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人寿年丰、进宝图等。
百花地图案及色地轧道（锦上添花、锦地开光御题诗画等，亦为乾隆彩器习用装饰。其中一些花卉画面，逐渐演变为规矩图案或几何多方连续式，绘工虽精细，却显拘谨。彩色及图案的繁琐堆砌，呈现出乾隆时典型的奢靡和绮艳风气。从图案纹饰的风格上比较，雍正时幽淡，乾隆时则激越张扬。
乾隆时期，文化艺术得到长足发发展，前朝及当时名辈画家对瓷绘有一定影响。据《中国的瓷器》一书考证，此时山水绘画多之崇董浩、张宗苍，婴戏多本金廷标，花鸟多据蒋廷锡、邹一桂等人的画风。在艺术技巧上，也有与其他工艺品相通之处。因而，乾隆特种瓷的制作，尤能摹仿玉石、金铜、雕漆、牙木、藤编、料器等工艺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清乾隆御窑青花双龙纹盖碗尊
常见图案纹饰：
云龙、海水云龙、二龙戏珠、九龙、穿花龙、龙凤、云蝠、四灵、五蝠、十鹿、百鹿、松鹰、松鹤、三秋、三叶、五福字、八吉祥、月月见喜、喜鹊梅花、丹凤朝阳、折枝牡丹、牡丹、九桃、缠枝莲、缠枝莲梵文、洋莲宝相花、四季花、花卉虫碟、百花、松竹梅、两写两画开光、山水人物、仕女、洋人、婴戏、百子图、十六子、八仙、八宝、暗八仙、三星人、三羊开泰、福寿三多、万寿无疆、山高水长、歌舞升平、进宝图、丰登、佛日常明、松鹿、梅、重阳菊花、丹桂飘香、万花献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