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青花釉里红缠枝牡丹梅瓶值钱吗

根据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及在景德镇瑶里窑等民窑遗址的调查,可知明洪武时期民窑瓷器品种不多，主要是日用瓷器如碗、盘、罐、高足杯、高足碗、瓶等。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出土的洪武瓷器看，主要有瓜楞罐、双系罐、方形小罐、洋桃形小罐、葫芦形小罐、带钮小盖罐、小圆盒等，大多数只有5厘米至7.5厘米高,比国内发现的日用瓷器造型规格要小,但成型工艺比较熟练，造型新颖活泼。从瑶里窑窑址出土的洪武瓷器标本看，其修坯工艺不够精细。底足中心有一乳状突起，底足的切削和足沿的修饰不够整齐。有青花碗、坦腹浅碗，碗中心一涩圈，这还是元代叠烧的做法,洪武时期仍在沿用。

从景德镇瑶里窑整个窑址堆积的瓷片废弃物可以看出,其原料加工不够精细，无论大小器物胎体都比较厚实,颗粒比较粗，但由于瓷土土质好，瓷器的质地优良，胎体的颜色相当洁白，露胎的地方有浅浅的火石红现象。

釉质釉色情况相当复杂，不同的作坊配釉工艺水平有高有低。景德镇的瑶里窑窑址遗物在斜山坡上,对面是一条河流，瓷片、窑具等废弃物堆积很厚，遗物散落的面积很大，推测应该有许多作坊。其中有相当多的瓷片釉质较粗，白度不高，颜色泛青或泛灰，有的瓷片开细碎片纹。有一些作坊工艺水平较高，有青花、釉里红等类标本,白度很高，质地也细润。无论是哪一种洪武民窑瓷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釉面不够细滑，施釉不够均匀，多少都有一些流釉、缩釉的现象。

洪武时期尚未有在青花瓷器上正规书写皇帝年号的情况，所以对青花瓷器,很难判断是民窑还是官窑产品。通过瑶里窑的调查，笔者发现了洪武民窑青花瓷器的特点。因为瑶里窑在离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很远的山区，是-个民窑区。所用的钴料均系国产钴料。从蓝色线条的显色效果看，青花钴料品质不高，不纯净,显色不明快,蓝色发暗发灰,线条有晕散浸漫的现象,有星星点点的黑褐斑。出于大多数瓷器器型不大,作画受到限制因此多绘有简笔花卉。花纹是以粗犷快速的线条画出圆圈、圆弧,组成大朵云纹、缠枝蔓草、人物形象、飞风、团菊、闲花野草等。有的花纹比较疏散，几笔就画出一朵牡丹,叶子有点像元代青花上的葫芦,但简洁得多。

在瑶里窖址发现釉里红瓷器,即釉下出现釉里红装饰，有高足杯、小口杯等一类产品，在新加坡福坎宁遗址也发现杯类瓷片标本，风格一致是瑶里窑的产品。瓷器上花纹不多釉里红浸漫、流淌厉害，红得不艳丽，有的是偏暗的殷红色,大多数花纹中心部位发黑，边沿部分发灰，微微显一点红色。花纹比青花更简单,没有见到像青花瓷器那样大圆圈、大弧线组成的花纹,更没有复杂的缠枝蔓草和人物形象。

明代御窑厂的建立

所谓御窑厂，是指皇家或政府办的制瓷作坊，专门为皇宫或统治集团提供瓷器。明代景德镇就有御窑厂，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窑。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兴建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所持的依据也自不相同。有的认为洪武二年(1369年)建立,有的认为洪武以后的建文四年(1402年)建立，还有的认为是宣德甚至更晚建立。洪武二年建窑论者，主要依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他又说"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唐隽公即请雍正、乾隆时著名督窑官唐英。而《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

碑记》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另外《事物会原》认为"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元末景德镇地区战争激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其地方政权就归于朱元璋的麾下。到洪武二年皇帝已经登基两年，无论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瓷器，所以在元浮梁瓷局管理的官窑基础上组建御窑是有可能的。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度待兴，御窑厂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生产的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也没有正常运转，所以说到建文四年时，用词是"开窑烧造"并不是用"建窑二字。可能在这以前的御窑厂有时开窑，有时不开窑，即有命则烧，无命则让。《大明会典》中《陶器》所载文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由此可看出，这时的景德镇只是供选择烧瓷的地点之一，处州的龙泉也是一个供选择的地点。所以笔者认为，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也生产瓷器，但并没有正常运转。至洪武之末（实际为建文四年）以后，宫廷派中官督窑，按例解京，正常运转，再也没有看到景德镇以外为宫廷烧瓷的记载。

御宫厂建立以后还在不断完善，《明史》卷四三《地理志》说："……景德镇，宣德初，置御窑厂于此。"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就说明明初关于御窑厂的事一直都有变化。经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发掘证明洪武御窑确实存在，生产规模并不小，生产了许多优秀的瓷器，并留存下来。如果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才建御窑厂，一年时间能生产这么多瓷器，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新品种吗?

洪武的官窑瓷器

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发掘及发掘资料公布以前，人们在对洪武官窑瓷器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很多结论都不确定。考古发掘资料公布以后，结合博物馆和民间的藏品资料，归纳起来，洪武官窑瓷器的品种有青花、铁红釉上彩、釉里红、白瓷、红釉瓷、黑瓷等。

(一)青花瓷器的特点

以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与元青花、明永乐的青花相比较，洪武青花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洪武官窑瓷器的造型继承、发展元代瓷器大型化的风格很突出。洪武瓷器粗壮拙实，很多大型器物的规格超过元代，例如罐类器物，元代的一般高度在20厘米至30多厘米，40厘米以上的不太多。江苏省淮安市出土的元青花盖罐，通高43.7厘米；江西省高安市出土的元青花兽耳盖罐,通高47厘米就算巨型之作了，很少见到超过50厘米高的瓷罐。而洪武时期高40厘米左右的大罐是常见的。1961年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洪武青花瓜体形盖罐，通高65.5厘米，口径25.7厘米，在首都博物馆长期展出。永乐年间则没有见到如此

巨型的青花罐。洪武时期的青花玉壶春雨高度都在30厘米左右。碗类作品，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六头洪武地层出土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直口大碗，口径41厘米、底径22.7厘米、高16厘米。口径20多厘米的浅碗相当多。盘类作品，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青花湖石四季花卉纹折沿盘口径为59厘米，口径接近50厘米的大盘相当多。当然也有一些口径20多厘米的作品。

2.造型结构。有的青花碗继承了元朝瓷碗挖足的方式；有的则挖足较浅，为元代碗类器物所未见。梅瓶是生产比较多的器物，元代规格较多，有的略矮，显得敦厚；有的下腹比较瘦长，比例有些失调，放置起来不太稳。洪武青花梅瓶腹部最圆鼓部位以下收得比较缓慢，下腹至底比较宽，永乐青花梅瓶比例匀称，比较清秀，尺寸规格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洪武梅瓶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端庄稳重。青花荷叶盖罐是比较大的器物，元代做得宽肥而粗矮，洪武则比较修长优美，讲究线条的变化。元朝荷叶形盖顶端为瓜藤钮，洪武时则安宝珠形纽，盖和罐体更

加和谐优美。执壶类器物有相当一部分除器型较大外，流和柄的结构比元代同类器物做得既拙实，又讲究曲线美。有多层结构的盖，即盖分上下两层，两层之间有一个矮矮的台阶。还有盖沿下的壁是垂直向下的，盖沿将壶口包住。上面的宝顶既实用又优美有较强的陈设性，艺术水平很高。

3.洪武官窑青花和元青花相比，从一些微小地方可以看出，洪武青花制作工艺开始注意追求精细，这种现象从洪武晚期到永乐越来越明显。例如一些青花碗，包括一些尺寸相当大的碗，底足用平刀切削，有力而整齐。底足的中心挖得也比较整齐，不像元代器物底足中心有乳状突起。在圈足内部构底面施釉，改变了元代瓷器圈足内中心不施釉的情况。

4.洪武青花的钴料。洪武青花和元青花绘瓷用的钴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景德镇洪武官窑窑址出土的青花瓷器标本来看，大多数蓝色发灰、深沉发暗或灰黑色，颜色不正，但优美、自然、悦目。如果仔细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对照，明显可以看到两者艺术效果一致。景德镇考古发掘出土的一部分青花器，蓝色不正的同时,胎体质地也比较疏松，釉面有些阴黄，这可能是窑火烧得不均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元青花瓷器上也有。在胎体上作画，运笔疾速，线条上出现凝而不舒的结晶斑块，凡蓝色线条运行的地方，凡出现结晶斑块或斑点之处，釉面微微凹下，发出锡光点,或像铅笔作画时线条上出现铅色浮光。明和元两代相连，朝代的更换不能使某种手工工艺的技巧突然改变。例如元朝景德镇宫窑的工匠，在洪武时仍在烧造瓷器，其工艺技巧和制作习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原料也继承元朝官窑尚未用完的钴料。由于景德镇在元末曾经过激烈的战争,对生产造成一定的破坏，虽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地方政权就归顺了朱元璋，但大明王朝刚刚建立，面临许多困难，所以洪武官窑瓷器出观一些不及元青花的现象在所难免，但洪武青花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工作者测试,洪武官窑青花钴料和元青花钴料内含成分是一致的。

洪武官舀青花花纹的构图特点和民窑花纹不一样，官窑青花花纹构图满，层次多，密集排列，这方面和元青花风格一致。例如一件执壶，从壶盖的盖顶到器物底部，主题花纹相辅助花纹有11层之多。一件大青花碗的外壁，从口沿至足的外壁有4层至5层密密的花纹，碗的里壁也有3层花纹，如果加上将各层花纹间隔的弦纹，卷枝蔓草，花纹可达5层至6层。口径45.8厘米的青花团菊纹大盘，盘沿里外壁和盘底满绘缠枝花纹，并列莲花瓣纹，很有元青花的风格。所以相当长时间人们难以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分开。然而洪武青花也有一些新现象，香港天民楼珍藏的洪武青花山茶花盘，这类精美的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洪武地层也有出土。这类作品代表了洪武青花构图上的新变化。该盘作折沿菱花口形，腹壁微曲，平底，浅圈足。盘的口沿绘两连续的卷枝花卉，盘沿外壁绘缠校灵芝纹和团菊，弯曲的腹壁绘两连续的牡丹花纹，外壁绘莲花纹一周。盘心最宽平部位的主题花纹是一株茁壮的山茶花，主干壮实，枝叶繁茂，中心两朵山茶花，其中一朵含苞欲放。此盘的绘画用笔比较细腻，辅助花纹一个单元和另一个单元之间的距离拉大，牡丹、团菊、灵芝、莲花等花卉画得都比较舒展。盘心虽然宽阔，但只画一株山茶花，周围空间比较大，符合文人画提倡的留白天地宽的法则。洪武时期还有一类大盘，盘心也绘一株花，伴以太湖石，石边点缀幼竹、小草。这是以后明朝画院艺术家们用得最多的构图形式，可见瓷器装饰画向文人画方向发展。

洪武青花常用的花纹，有缠枝花、团菊、牡丹花、山茶花、灵芝、荷花、庭院小景、湖石翠竹、水池湖石、栏杆芭蕉、松竹梅、龙、凤、鹊鸟、鸳鸯莲池等。元青花上常出现有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陶渊明爱菊的四爱图，而萧何月下追韩信、携琴访友、蒙恬将军、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先帝明王、忠臣义士、元曲杂剧等人物故事画面几乎不见。元代织锦缂丝上面的图案，大云肩锦，如意头轮廓内填绘荷塘鸭鹅、鸳鸯戏连、水波游鱼等内容出现很少，有的几乎看不到。动物纹样如麒麟、文豹等也极少。明朝规定"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瓷碗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纹。"御窑厂生产的龙纹瓷器上的龙多是五爪龙，有一些不是五爪龙，也应该是官窑产品。

(二)铁红釉上彩瓷器 南京考古工作者在洪武故宫遗址采集到一件铁红彩云龙纹盘残片，复原之后测量高3.5厘米、口径15.6匣米、足径9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微曲，成弧形缓慢收束，平底，底部用模具压出一微微下塌的平底，浅圈足，圈足平切规整，圈足足边微倾斜。细沙底。胎质洁白细腻，底部露胎处呈浅黄色火石红现象。盘体施细润白釉。在烧成的白瓷上，以铁红彩料绘五爪云龙。龙的特点是头小、嘴长、角小，龙须为四条平行曲线由前向后飘逸向上，细颈长身，四臂粗壮有力，最粗处

几乎与身躯一样粗。肘上三条须带飘动。鳞片成扇形层层叠压。五爪成轮形，强劲有力，两龙之间的空隙各有一矮脚流云。盘心绘三朵矮脚云，成品字排列，作逆时针方向移动。画工精细，盘里与盘外的龙基本相叠，可见画工绘瓷时非常用心。这样精细的釉上彩工艺为明代的彩瓷，特别是为矾红彩装饰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三)釉里红瓷器

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国内外都能见到，但在工艺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从国内各博物馆看到的器物一般都比较大，有的很大。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罐类作品，规格多样，其高度20.3厘米、23厘米、24.8厘米、30厘米、48.8厘米的都有。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釉里红缠枝莲纹大碗,口径达38厘米的就有几件，口径最大的达40厘米。盘类器物有的口径达45.5厘米,盏托类器物口径达19.5厘米。杯类器物应该是小件作品，但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杯，口径也有10.4厘米。精巧玲珑的作品不多,社会上有拍卖公司拍卖的洪武釉里红菱花盘，口径达45.7厘米，制作精美。而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相当于元末明初(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作品多数是小件,如小口罐、方形罐、石榴形罐、小杯,小碗等,有的高才几厘米，罐类很少有高度超过10厘米的。在景德镇市区施工现场也有这类小规格的釉里红作品出土，作者看到的有小型高足杯一类作品的残片。在瑶里窑遗址，有规格较大的碗、高足碗类作品的废弃物，也有比较小的高足杯类作品。估计小型实用的釉里红主要由民间瓷窑作坊釉里红这类作品在釉和彩的安排上，有白地红花，就是在白胎上用红彩(铜红)画出花纹，罩上白釉，高温一次烧成。有红地白花，在白胎上安排好花纹，花纹部分留白，花纹轮廓线以外的地方用铜红涂抹，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特别是花纹为白花花纹以外的地面是红色。青花釉里红都是高温釉下彩，工匠安排的花纹如枝叶藤蔓用青花画出，花朵、果实等内容用铜红画出，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瓷器显示出青枝绿叶(蓝)，红花硕果。花纹面铺铺得较开，青花占的位置大，铜红占的位置小，却显主导作用，青花起辅助和烘托作用。

铜红很准控制，洪武时期釉里红工艺水平不如青花明艳和稳定。从发掘资料看，有的烧飞了，有的不红，有的呈黑色。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看到一件侈口瓜体形大罐，釉里红是黑的，只能从花叶边沿的某些部分看到隐隐一点红色，猛一看，整件作品的花纹像釉里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缠枝纹大碗，有许多烧黑了。

有一部分作品显色比较鲜艳清晰，但颜色比较浅淡，相当多的釉里红红色晕散比较严重。

（四）红釉瓷器

明朝政府规定红色为最高等级的颜色。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洪武二年(1370年)，宫廷规定"服务所尚，以赤为宜"。龙凤也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使用。从社会上保存的洪武红釉瓷器以及景德镇的发掘品看，红釉瓷器烧成是很难的。北京首都博物馆珍藏一件红釉暗龙纹盘，口径16厘米。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一件洪武红釉印花暗龙盘，口径19.8厘米。盘壁模印有首尾相接的两条五爪云龙，盘心是三朵拖尾云。红釉不太厚，印纹凸出的地方能看到白色胎,红不够明亮，而是红中闪黄，1988年景德镇在中华路两侧洪武地层出土一件红釉侈口碗，口径20厘米,内壁也印有暗龙,红釉深暗发黑,釉层中因缩釉而出现的棕眼明显。这些都表明洪武时期红釉瓷器虽然精美，但工艺尚不够成熟。

（五）黑釉瓷器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饶器》条载："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但在社会上及博物馆收藏品中没见到过这类黑瓷。在洪武墓葬、遗迹中也没有发现洪武黑瓷的出土。所以一般社会上出现的洪武黑瓷也都不能正确认识。刘新园先生在《洪武官窑的主要产品及其特征》中谈到洪武官窑窑址里曾有-件黑釉梅瓶的残足出土，黑釉呈半木光，与黑釉瓷瓦相近。

以上可以看到景德镇洪武官窑生产瓷器品种比较丰富，应用广泛。它的工艺成就、艺术新风格的出现，为永乐、宣德及以后官窑瓷器的发展望定了基础。

资料转自博宝艺术网

大明建文年制的瓷器有两个特点，具体分别如下：

1、大明建文年制瓷器属于明代建文年间瓷器纪念款。

2、清代瓷器寄托年号款。

安徽省博物馆收藏一件青花瓷砚，砚外底中心部位有长方形青花双框款，双框线粗细基本相同，框内青花料楷书“大明建文年制”六字双行款；

字体工整秀丽，笔法道劲，但结合器物造型、胎釉、纹饰等诸方面特征观察，此砚系清代雍正时的仿制品。建文(1399--1402)为明惠帝朱允坟的年号。

扩展资料：

明代瓷器的造型除继承前朝的之外，也有因时代需要变化而新产生的，如永宣时期的压手杯、双耳扁瓶、天球瓶等。成化时期则以斗彩鸡缸杯、“天”字盖碗等为典型器物；正德、嘉庆、万历各朝的大龙缸、方斗碗、方形多角罐、葫芦瓶等也都颇具代表性。另外也有各式文房用具如笔管、瓷砚、水注、镇纸、棋子、棋盘、棋罐等瓷器传世。

明代瓷器装饰手法已从元以前的刻、划、印、塑等转为彩绘为主要手法。绘画纹饰的内容更加复杂多样，植物、动物、文字、山水、人物、花鸟、鱼及虫等无不入画。明代早期以写意画为主，画风自由、奔放、洒脱；明后期以写实为主，画面抒情达意，简约轻快，极有漫画趣味。

明代瓷器上的款式以书写为主，官窑款工整端庄，民窑款则多种多样，以吉祥语款为多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朝瓷器

明代瓷器的生产制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368年——1435年）：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其中永、宣二朝为高峰。

中期（1435年——1521年）：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其中成化时期的瓷器最著名，素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说。

晚期（1521年——1644年）：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受到地理大发现、商品全球化和货币白银化三大因素的影响，嘉靖，万历时期的瓷器产量和外销规模达到了明代顶峰。

明朝建立之前，景德镇的瓷器还没有一个规范的款识。永乐以后，官窑瓷器开始出现署上有本朝的年号款，以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独特性，而民窑产品主要以干支款和图记款为主。最常见的是用青花书写，此外，还有暗刻、凸印和矾红等款。

明代堂款青花盘

其实，官窑瓷器书写年款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但并不多见，更没有形成体系。例如，宋代建窑部分器物足底见有“进琖”、“供御”刻款，以此作为贡品之铭文。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有数件器底刻有“奉华”、“蔡”等字样的汝窑器。其中“奉华尊”是宋高宗最喜欢的一件汝窑器，“奉化”二字相传是宋高宗宠妃刘夫人所住的奉化宫，这些瓶和尊是刘夫人宫中陈设的瓷器。定窑一些北宋时期带“官”、“新官”刻款的器物，也被认为是进奉宫廷的专用瓷。

元代一些白釉瓷上模印有“枢府”二字（称枢府白瓷），还有“太禧”、“东卫”、“福寿”等，除此之外，极少见其它落款。

瓷器底部正式书写帝王纪年款的做法始于永乐朝，但与后世相比，仍然不普遍。

宣德时期，皇帝喜爱夸耀张扬，并且在“仁宣之治”形成的盛世氛围笼罩之下，个人的欲望颇为膨胀。所以这一时期瓷器上面的款识不仅数量多而且无固定位置，于是有“宣德款识满器身”之说。

空白期（正统、景泰、天顺）却与宣德时期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一时期未见属正规官窑年款的瓷器，具体原因尚不得知。

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以及万历时期瓷器书款已沿袭成制，万历三十六年，御窑厂停烧，传统意义上的官窑不见生产，民窑瓷器成为主流，其质量也有了大幅进步，甚至远超之前的官窑产品，但是，这一时期的瓷器底部没有官窑纪年款，一些质量较好的民窑多书写伪托款。

明天顺 青花荷莲大碗

明代官窑书写帝王年款有一个明显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其类型、风格和排列方式直接影响了清代官窑瓷器的生产制造。

二、 明代官窑底款的类别与特征

总的来说，根据出土和传世的明代官窑瓷器来看，其底款满足如下特征：“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

有永乐年款的瓷器，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馆藏品，皆是凤毛麟角。而且，不管是刻款、印款、亦或是青花款，基本都是四字或六字的篆书款。明代《博物要览》载：“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双狮绣球，球内有篆书“大明永乐年制”六字，或四字，细若粒米，此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世已久，价亦甚高”。略有不同的是，单色釉瓷器一般为印款和刻款。

“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双狮绣球款

“永乐年制”四字篆书花心款

“永乐年制”四字篆书鸳鸯款

宣德时期多为青花楷书款，又以“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为多；较为特殊的例如书于碗心的“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单行款，书于口沿的四字和六字款，书于罐子肩部的六字款等等。单色釉瓷器继承了前朝特点，以印款或刻款为主；宣德时期生产的出戟盖罐书写有“大德吉祥场”的款识，也是官款的一种。

“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

“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单行款

“大德吉祥场”款

成化官款以“大明成化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为主，外围双圈或双框；其中，卧足杯和小酒杯多书写双方框底款。此时的民窑瓷器也大量开始写款，这些器物除了写“大明成化年制”外，还出现了“成化年造”、“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年造”的样式；成化时期最为著名的“天”字罐，底部会写一个青花楷体“天”字。著名陶瓷研究学者孙瀛洲老先生曾经将成化时期的六字款编成一段要诀：“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到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字日尖年肥胖，成字三点头肩腰。”

“大明成化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

成化瓷器的落款部位一改宣德时期的随意之风而变得逐渐规范化和程式化，其款识大多在器底，少量书于器口边缘，另有高足杯，款识写在高足的里面环绕一周。成化款识字体风格独具特色，被认为是皇帝亲笔所写，字体饱满硕大，与外围框线几乎贴合。

“天”字罐

弘治时期的底款发色与成化一致，但字的形状与大小略有不同，整体风格更显秀气，字与字之间的距离较大，字的边缘也不像成化的那样紧贴着外框。此外一些小细节也应注意，比如，“弘”字的右半边与左边“弓”字旁上方半部分近乎平齐；“治”的三点水略低于右半部，并且“口”字最后一横多出来一点。弘治朝还有一种黄釉把盏，在内底心书写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青花款。

“大明弘治年制”款

正德瓷器的款识特别工整，间架结构挺拔有力。这一时期多流行四字楷书款和矾红彩底款，基本不见暗刻款和模印款；而且，四字款识中“年”字不写竖画而多写一横，被称作“四横年”。正德时期官窑的青花颜料不止一种，早期使用的是平等青，发色淡雅，和成弘时期的青花风格类似，中期开始试用石子青，发色灰暗深沉，晚期使用石子青加回青的配方，发色蓝中泛紫，不同青料书写的底款也各不相同。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对正德时期的青花瓷进行再细分。

“正德年制”款

“大明正德年制“款

嘉靖时期的款识字体较粗，颜色深紫凝重，发色犹如蓝宝石一般。每个字的笔锋特别明显，尤其是每个款字之中的撇和捺的收笔近似水平，独具特色。其他特点比如早期款识“靖”字左边的“立”字与右边“青”字的上半部分平齐，中期以后，“立”字的位置逐渐下移，这些细节方面的特征有时候需要更加重视。

“大明嘉靖年制”款

此外，我们常说嘉靖款杂，主要是因为嘉靖的款识不止有纪年款，还有天干地支款，堂号款、吉语款也很多见，种类之多，内涵之丰富为历代之最。

嘉靖“富贵佳器”款

隆庆时期存世的瓷器实物较少，所见年款多写作“大明隆庆年造”，六字双行；极个别的亦有四字双行双圈款，以“制”字代替“造”字。一般碗、盘、瓶、罐和洗之类，书款于底足；大瓷缸，则书款于器里口沿之下。

“大明隆庆年制”款

万历在位时间为明代最长（1573年-1620年），一共48年。其中“万”字有两种写法，万历早期，字首倒八穿过首横；中晚期倒八字不过首横；且“万”字下半部分“禺”字中间的一竖与草字头的横相连接。若你手上有珍品藏品困于出手，想找正规无费用公司拍卖，有缘者可与笔者联络；一八八二、四二七二、四七二。不成交无前期费用。总的来说，万历时期的底款与嘉靖的相似，但种类较为单一，仅见有纪年款，且以六字双行楷书款，外围双圈为主。较为特殊的有：六字三行楷书款，外围青花双圈；六字双行款和六字单行款，外围双方框。书法风格颇似“颜体”，敦厚刚劲，端庄工整，撇捺转折处顿挫有力。

万历早期“大明万历年制”款

万历中晚期“大明万历年制”款

通常情况下，青花类的底款所使用的青花料和该时期的彩绘钴料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例外情况，尤其是底部的年款，比如宣德的一些底款所使用的钴料就不是发色蓝艳的如宝石一般的进口料，而是国产料，原因是进口料晕散严重，不适宜写字，或者是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才使用更为常见的国产青料。若你手上有珍品藏品困于出手，想找正规无费用公司拍卖，有缘者可与笔者联络；壹捌捌贰、肆贰柒贰、肆柒贰。不成交无前期费用。正德时期，绘画用的料和写款用的料也不一样，因为这一时期的原料种类本身就特别多；值得注意的是，正德时期瓷器底部由于烧成氛围不一致的原因，多呈现青中泛蓝的现象，相应的底部款识的发色也略有不同。

三、 后仿款的差异与鉴定

鉴定一件瓷器，着眼点和依据有以下几方面：造型、纹饰、胎、釉、彩、款识，这六个方面，每一点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其中，因为款识往往是区分使用者身份和地位以及窑口性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官窑纪念款，故而后仿者多从此方面入手，对底款进行深度模仿。但是，后仿的毕竟不是“原生态”的，总会蕴含有模仿者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痕迹，只要稍加细心，充分了解仿款的类型与特征，那么，许多鉴定方面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清雍正仿“大明宣德年制”款

后仿款的类型主要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明朝中期仿前期，例如成化仿宣德款，这也是最早的官窑后仿款；此外还有正德和嘉靖时期仿宣德与成化的款、万历仿成化款等等。第二种是清三代时期仿宣德和成化的款，尤其以康熙中前期和雍正前期居多。第三种情况是民国之后仿明朝的款识。仿款鉴定过程中，可根据青花发色，字体写法并结合器型与纹饰来区分。

成化仿宣德款

后朝仿前朝款识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底款与造型、纹饰、胎、釉、彩均仿效前朝；第二种是只仿底款而不管其他，但是，有一些特点是无法模仿的，例如，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看，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款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款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此外，除了了解不同时期款识特征之外，还要深谙瓷器的整体风格，这样在鉴定过程中才会更加严谨与准确。

碗心书“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

后仿款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成化仿宣德是因为宣德时期是中国制瓷史上第一座巨峰，“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是当时最先进瓷器制品的品牌宣言和最优质产品的标志，正德以后历代工匠仿宣德和成化年款大多也是基于这一原因。

第二种原因，康熙前期不书款识，多仿成化官窑年款，原因是康熙帝认为将自己的年号写在瓷器上，一旦瓷器破碎，会特别不吉利。即“盖以瓷器易毁不愿将一代年号委诸粪土中”。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康熙时期的很多瓷器署的却是成化年款。

第三种，清代民窑大量仿写明代官窑款，可能是为了表达对前朝的思念，这种寄托哀思的款识被称作“寄托款”，寄托款最早见之于成化，以后日益增多，至清代极为盛行，寄托款内容最早的为洪武，以后各朝皆有。对比分析真品瓷器的年款和后仿瓷器的款识特征，并注意总结不同时期仿制款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呈现出的特点，这些是鉴定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清“大明成化年制”寄托款

四、总结

明朝每个时期官窑的款识各有其特点，后世虽多有仿款，但由于青料的使用和窑工字体风格都不相同，其形成的总体面貌也与真品相异。熟练掌握不同时期官窑年款的风格与特点有利于对瓷器进行分期断代和鉴伪识真，也有助于我们研究瓷器生产分工制度，窥探不同时期窑工的技能与水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研究瓷器底款将会成为一门真正的显学。

纵使青花千万件，多看真品莫走偏。

万里得一当为幸，青料底款需细观。

若问笔者何处寻，细看文中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