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窑康熙青花瓷（器）片，该如何辨别真伪的小技巧

1、整体形制

“器型”方面基本保留了元代青花瓷的传统，碗、盘、罐等日用器与元青花基本一致，但民窑工艺水平与官窑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只是形似，比如“碗、盘”多是向外撇口，中间圆弧收腹，圈足较小但足墙较厚；“罐”多是口沿很短，宽部很宽、很圆润，而且向下急收，与“鬼谷子”下山罐基本一样，这些就是明初民窑青花瓷的整体形制。

2、青花料特点

明初民窑青花瓷基本上用的都是国产青料，因此青花发色普遍偏灰，从洪武至天顺虽有近百年的时间跨度，但延续到景泰、天顺朝，青花发色仍不十分鲜艳、明丽，当然也有少数用的外来青料，在民窑器里可是凤毛麟角，只有一点是与官窑器一致的，那就是青料浓重处会形成“铁锈斑”。

3、纹饰图案

首先讲画法，基本上只有“一笔点画”、“拓染”和“勾勒点染”三种方法，这三种方法也是逐步发展的。

洪武至永乐朝多用一笔点画法，即所有的图案都是用笔一次性画出来的，这就要求画师手法纯熟，类似于水墨画中的写意，重意不重形，不懂画的人看来，可能类似于小学生作品，懂的人才能看出其飘逸、洒脱的美，不过说实话，有些据说很厉害的图案，小编是看不出美，

宣德朝用拓染法的很多，所谓拓染就是用一个大笔多次涂染出花瓣、缠枝莲等图案，和今天的油画是一个道理，重点是上色，手工上色往往造成浓淡不均匀，但高手画师正是利用这种方法，才能画出浓淡搭配的图案，幻化出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发展到正统、景泰、天顺朝多用勾勒点染法，所谓的勾勒点染简单来说就类似于工笔画，只不过画线的工具改成了毛笔。

明初

以上三种画法决定了明初民窑青花瓷的纹饰图案特点，或为简笔大写意的抽象画、或为层次感丰富的缠枝花卉、或为颇具特色淡青小工笔。

4、圈足特点

圈足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从洪武到天顺比较一致的特征是“火石红”，不一致的特征发展过程如下：

洪武时期圈足内墙外斜，砂底无釉，底心有乳点。

永乐以后圈足内墙基本直立，但仍然较厚，而且无釉。

宣德以后圈足开始变薄，底心开始有釉，而且变平，没有乳点，很多专家都说，从宣德开始，明代青花才摆脱元青花，有了自己的特点。

5、胎、釉

“胎”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以碗为例：

洪武至永乐朝青花瓷口沿较薄，但越靠近圈足胎体越厚重，厚度差很大，胎质普遍一般，并不很白，而且瓷化程度不高；发展至宣德至天顺朝时，胎体厚度趋近于一致，胎的瓷化程度也更高，更具备现代瓷器的特征。

“釉”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普遍偏青，有些人管这叫卵青色，这可能与明代青花瓷釉面普遍肥润有关，以至于都影响到了清康熙朝的青花瓷。

除了颜色发青、比较肥润之外，那就是开片了，很多都会通体开片，或者说不开片的基本没有，毕竟都是500多年的老物件。

2、胎体，琢器指立体造型，如瓶，尊等，都较厚重。圆器指平面造型，如盘，碗等，其胎体也较清代厚重。

3、明代青花瓷器，早期晕散，中期漂亮，晚期发灰，暗淡。

4、永乐，宣德瓷器的里子很规矩，俗称净里，其他时期的盘，碗类，内壁欠平整，有凹凸不平之感。琢器的腹部有多至肉层的衔接痕迹。弘治以前注重修胎，接痕不在明显，正德以后，到嘉靖，隆庆，万历及明末各朝，胎体接痕特别显露，民窑器尤甚。

5、明代所有瓷器露胎处（底足，器口等）多有火石红斑痕迹的现象。

6、釉面最大特点，为釉质肥厚，滋润，青花品种除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少数器物釉面洁白外，其余皆为青白色，俗称亮青釉。这种白中闪青釉面贯穿于整个明代的始末。器口及足边微有垂釉痕迹。

7、纹饰多为写意，画面豪放生动，画龙多凶猛，咀巴象猪咀，俗称猪咀龙，怒发前冲，爪部团成圆形，有三爪，五爪，晚期龙纹有衰老之态。前期所绘凤纹与元代一样，颈部无发毛，在龙，狮及兽身上多带有火焰纹。嘉靖以后所画儿童形象，头部很大，额角及后脑勺凸出。八宝图案为轮，螺，伞，盖，花，鱼，罐，肠。文字装饰有回纹，百寿字，富字。

8、器足，大件器足，多为砂底，永乐，宣德大盘均为白砂底。明代早期和晚期的圆器足底，常有塌底，沾砂，放射状刮削跳刀痕，到末期更为明显。器足形状有直圈足，内敛圈足，卧足，台阶式圈足，外倾内斜削式圈足，直切圈足，壁形足，平削圈足，深圈足，浅圈足，刮削平足等。

9、款识，明代以前景德镇瓷器多不书款，永乐以后，开始在官窑器物上书写本朝年号款，在民窑器上有图记款，吉祥语款，私家人名款，款字多以青花书写，兼有暗刻，凸印，朱书等。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有篆书外，其余多为楷书款，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为主，亦有极少数为单行横款，环形款，竖款，一般格式为大明某年制，隆庆时期多为大明隆庆年造，书写位置，一般写于器足底面口沿或器身上。所有青花书写的款字，色调都较深沉，无飘浮感。

      永乐青花端庄秀美，器物线条非常柔美流畅。讲究修胎，器形十分规整。瓷胎由于注意淘炼，胎质纯，含杂质少，胎质细腻，胎色洁白，胎体厚薄适度，灵巧凝重，较之洪武朝普遍轻薄一些。永乐时期由于烧造温度的提高，釉面肥厚、细腻、光滑、莹润、平净，绝无橘皮釉纹，有少部分器物釉面开片，以脱胎器名传于世。釉色大多白中泛青，有些呈现洁白色，接近甜白釉，釉汁肥厚处闪现虾青色。口沿和底部釉薄处大多为白色或黄色，器物里外釉面较均匀。民窑器普遍有缩釉现象。其釉面青白程度较元代有所减弱，釉面青白为整个明代传统烧造方法所致，因釉料中掺有草木灰，并用木柴烧，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现代瓷器的釉面成分及烧造工艺都与明代不同，因此釉面无此青白色。

      永乐时期青花瓷器造型圆润、灵巧、清秀，不但继承了前朝器形，还吸收了大量外来的元素，制作出了许多创新器物。传统器物有梅瓶、玉壶春瓶、贯耳瓶、竹节柄壶、执壶、僧帽壶、梨形壶、折沿盘、盏托、深腹洗、无挡尊、渣斗、香薰、笔盒、三足炉、大盘、大碗、碟、罐、钵、高足杯、各式碗等。

      梅瓶线条更加流畅，底部较为丰满。玉壶春瓶颈部较洪武时期变细，造型显得更为清秀。僧帽壶比元代也有所变化，线条刚柔相间，匀称端庄。碗的造型多样，有撇口、敛口，大小多种式样。其中一种墩式碗，口至下腹部线条较直，至近底略收，碗下部比较丰满，足大而浅，为该时期较为常见的，后为宣德时期所仿效。各式大盘亦比洪武时期工艺精细，纹饰多样，绘画技法更加成熟。

      据明王世懋《窥天外乘》记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无疑，进口的苏麻离青开创了永乐青花瓷烧造艺术的黄金时代。永乐的青花瓷器所用青料，以苏麻离青为主。苏离麻青属高铁低锰型钴料，而国产钴料为低铁高锰型。二者在发色效果上有着显著不同：进口苏离麻青钴料绘制的青花色调浓艳深沉，线条晕散，蓝色中掺杂有黑色斑点，黑色斑点是因含铁量较高所致，咬入胎骨，用手触摸有凸凹不平的感觉，视觉上亦有色调深浅变化莫测的效果，恰似中国传统水墨画；而采用国产钴料绘制的青花色调清新淡雅，线条稳定，因青料中减少了钴铁着色而增加了钴锰着色，故形成纯正蓝色，且蓝中略带紫色调。

      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永乐的器型轻薄、秀美，纹饰疏朗，描绘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

清代前期出现了大量仿明永乐青花瓷，尤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仿制效果最佳。但其是以国产浙料来模仿永乐苏离麻青料的呈色，同时采用重笔点染的方法着力显现永乐青花那种特有的黑褐色结晶斑，青花黑疵没有沉入胎骨的凹陷现象，显得规矩生硬而呆板。另因有的器物上落有清代的帝王年号款，时代特征明确，故给仿永乐青花断代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对于那些不带清代帝王年号款的仿永乐青花则需要格外注意，应采用胎、釉、彩、造型、工艺等多方面结合的综合鉴定方法进行判断与评价。

民国时期亦因仿古风气兴盛而烧造有仿永乐青花瓷。民国仿永乐青花除了造型、纹饰、工艺上的模仿外，还刻意模写“大明永乐年制”款，显得画蛇添足。

香港纪伯伦国际征集处刘生整理撰写

2、成、弘的罐或香炉的内口边沿，有时会加饰一至二道青花弦纹线。

3、肩部与胫部（下腹近底的那部分），出现青花变体莲瓣纹与简化莲瓣纹。这类辅助纹饰，通常情况下，不是成化便是弘治的。而肩部与胫部出现青花方体莲瓣纹与简化莲瓣纹之纹样，不是弘治就属正德。

4、胫部常饰以螺丝靥形莲瓣纹，而盖面纹饰大多与肩或胫部之辅助纹饰相呼应。这类螺丝靥形莲瓣纹边饰，明景泰、天顺时出现，成化时盛行。

5、成化经常模仿宣德纹饰，故多见夔龙、还有香草龙。晚明时，此纹样明代少见，即便有，亦粗俗不堪。至清康熙朝，又见形象细腻、生动的夔龙与香草龙之摹仿（这与康雍乾三朝喜好模拟大明瓷器有关）。

6、肩部常常饰有一周青花连弧纹边饰，此连弧纹，自成化起，经常出现在明中期的罐与瓶等立件上，系成化至弘治的重要边饰，时代性极强。

7、明代多见婴戏图。明中期，主体人物常见4至16人，背景大多数为田野景色；明晚期或清代，背景多为庭院，童子一般2至3人。

8、成化瓷上的人物纹，占据画面的比例，通常较大，所绘线条圆润。例如人物脸部呈鹅蛋形，衣服画成圆弧形，山石线条柔软无凹凸之感、有的若卵。此外，成化构图饱满、景致布局讲究匀称。弘治人物纹所占画面的比例通常较小，景致空旷、深远；正德时的人物纹，画得有大亦有小，景致显得对称和布局平稳。

9、成化喜以梵文（印度古代书面文字）作装饰题材，器物多为庙堂供器，书写的内容多属佛教经文、咒语之类。咒语的目的是消灾。正德惯以阿拉伯文作题材，文字内容主要为吉祥语、箴言、可兰经及器物用途的说明。

10、十字杵纹：双头杵交叉成十字形，在成化时期极为流行。据《李朝实录》、《明实录》、《明史》等文献记载，成化后期，京师大建寺庙，宫中大兴法会，瓷器出现书写梵文、藏文以及与佛事等活动有关的题材，“这当与成化后期宪宗皇帝酷好佛教有关”（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孙瀛洲的陶瓷世界》P105）。

11、成化官器釉内气泡细小、均匀、疏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鉴别时万万不可疏忽，以免误断或失之交臂。

12、器物的底足釉面，同器身釉面色调经常不一致。底足釉面白，器身釉面色调为白中闪青。此特征始于成化，为前朝所不见。

13、明代的胎体洁白、细柔，釉质肥腴润如凝脂，呈半透明状。有些器物，迎光透视隐约可见胎体泛出淡淡的肉红色。但并非绝对！当综合器物全貌，避免以一概十。

14、成化瓷器修胎规整，器身横接缝的痕迹不明显，盘子多有塌底（下塌）现象，碗、盘类等圈足较直、较高。官窑青花瓷器分底施釉和涩底两种，以带釉者居多。成化民窑器虽比不上同时期的官窑来得精细规矩，但质量大多上乘，质地洁白细腻，瓷化程度较好，绘画工整，这在明朝各代中最为突出，甚或超过晚明时期之官器。弘治民窑绘画有较多的为一笔涂抹法。正德民窑器胎体粗重，厚薄不均，横接缝的痕迹明显，碗的圈足较直、较高。

15、明中期，民窑器的底部几乎多为涩胎，自嘉靖起，绝大多数为釉底。

16、明代民窑器物多见有类似竹丝般的刮胎痕，尤其在器内与涩底，系修坯时留下的。

17、同清代瓷器相比较，总体而言，明代器物的釉汁更显肥腴、古拙、釉面不太平整，并多见漏釉、缩釉现象。而涩胎上，尤其在胎釉相交的露胎边缘处，多见氧化铁红，有的色泽淡淡的，有的浓烈呈桔红色。

18、明中期，系指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中国青花瓷，经历了明代正统、景泰、天顺这三个朝代的“空白期”（亦称“黑暗期”）之后，至成化，景德镇御窑厂的瓷器生产，又得以全面恢复。因此，明中期属我国陶瓷烧造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瓷器质量很高，被称为“青花瓷的振兴期”。

明代是中国制瓷业的又一个全盛期，青花瓷的生产达到一个高峰。不仅工艺与器型发展到一个较为完备的阶段，装饰风格也同样异彩纷呈。元代戏剧的新兴和繁荣使人物故事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人物题材同样进入了瓷器装饰的领域。

明代瓷器中的山水画元素就首先出现于人物画装饰中。山水作为人物故事的一个背景在瓷器中大量出现，但分布较为零碎，且往往“人大于山”。从笔法看仍只是工艺上图案式的勾画、填充，尚未形成文人山水的笔墨与意境。

青花郊游图瓶

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郊游图瓶”具有过渡期的典型特征。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虽然人物仍是主要的描绘对象，但对山石的描绘已较为具体细致，山石、古木、流水等元素的组合已具备。另一方面，山水的组合构图虽尚未达到绘画上的成熟程度，但对山石的描绘已出现浓淡层次上的变化，如以波折的铁线描刻画山石轮廓，并以不同层次色料点染。这种山石肌理的笔墨呈现显然是人为的努力达到的。观察同时期的其他装饰组成，如云气、苔藓、花木等的表现也不同于之前的程式化图案，而具有绘画的随意灵动性和笔墨意趣。

至顺治朝，虽然政权更替，但仍延续了明末的风格，并承应了这一趋势。从这件清顺治的标准器就足以看到山水画在青瓷上绽放异彩的趋势。此间，主导器身、构图成熟的全景山水陆续出现，从题材上看，也已从明末的戏曲人物故事背景过渡到了完整意义上的山水画。这件表现成熟的山水青花瓷器使我们有理由断定其绘制是以绘画作品为模本的，甚至绘制者本人也是长于山水丹青的绘画高手。

山水图中的笔墨线条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钉头鼠尾描勾勒瀑布；近山皴染并用，远山适当勾染；潺潺云气虚实得当，整个器身装饰共同显现了一种和谐的文人意趣。空白处还有隶书题词和不规则状闲章，而从“癸巳秋日写为西畴书院”的纪年款也能看到此件器物与文人的关联。

题款及印章在清代瓷器上大量出现，顺治早期多为隶书。文字、图像结合的装饰前代早已有之，但图像多为无主题装饰，与文字的内容指向并无关联。而清代器物上出现的图文结合往往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甚至出现了一批布局巧妙的藏诗画。

从现有实物和资料看，当时制造了一大批归帆图、渔隐图、读书图等典型的文人山水题材青花瓷器。需要说明的是，明末政治动荡，官窑长期处于衰败状态。至清初，政权初定，官窑仍处于停烧状态。现今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山水瓷器大部分出自民窑，也可以说山水图在瓷器上的绘制即开创于民窑。

康熙年间，山水题材得到更大程度的应用。该时期的官窑、民窑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苏。胎土淘洗洁净，优质细腻的白胎成为绘制较为疏朗山水画的极好媒质。山水不仅出现在瓶、笔筒等雅玩之物，同样还扩展到了更多的日常器物，如盘、碗、杂器，无不出现山水。山石表现技法更为完备，皴法多样。

康熙早期多“斧劈皴”，至晚期“披麻皴”、“牛毛皴”亦被成熟应用于瓷绘，并在细节上具有新的内容，如在较为空旷的天空出现成排归雁和星斗图像。

青花山水图方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代山水画中星斗纹极为鲜见，而在康熙一朝的山水瓷器中，似乎对这种日月星辰的描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在青瓷的断代问题上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参考因素。此外，该时期的题款无论出现的频率还是字数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诗、词，散文、赋同样也成为与山水左右呼应的一种风雅装饰。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山水图方瓶”，瓶身两侧绘山水，分别是苏轼与友人泛舟于湖、于峭壁观望赤壁。另两侧为前、后赤壁赋，赤壁题材在康熙朝十分普遍。

这种图文穿插的装饰方法多出现在器形较大的方形或多面形器物上，也有部分以开光的形式出现。琢器类如瓶、笔筒一般是腹部绘全景山水，颈部饰以较为简洁的图纹，如菊、竹、几何纹。盘、碟等圆器类中主体山水一般位于盘心，口沿饰以几何纹，亦有以局部山石作为边饰，或仅于口沿和底部分别绘以双线和简单的纹理。无论是技法还是表现意境，都趋于成熟，整个瓷绘风格与同时期的绘画达到了同步。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中评价当时的瓷器装饰：“康熙画笔为清代冠，人物以陈老莲、肖尺木；山水似王石谷吴墨井；花卉似华秋岳，盖诸老规模沾溉远近故也。”

雍、乾朝的瓷器品类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粉彩以其雍容华贵的气派、富丽堂皇的色彩成为上层阶级用瓷的主流。

发达的颜色釉成为当时瓷器业的特征，五彩、斗彩异彩纷呈，装饰又回归到较适合色釉表现的花卉纹样。淡雅、清逸之风遂为鲜丽明艳的多色釉取代。

珐琅彩山水图碗

特别是珐琅彩的成熟掌握，其彩绘用料方式区别于传统工艺以清水或胶水调和的方式，而是以油料调合施彩。从色到料的物理性能推测，缓慢的绘制成为可能。这也是当时器物装饰风格达到细腻、精美、繁杂之致的工艺上的条件之一。乾隆期间的珐琅彩或五彩中仍可以见到的花卉、禽鸟与单色山水的结合，但大面积的全景山水明显减少，而往往只是截取山水的部分安排在多面开光中。这种装饰风格的结合反映了皇室阶层为宣扬国家繁荣昌盛，在风格上追求大富大贵的趋势，同时又难以抛开雅好丹青的文人情结。除青花外，又有新的色料被用以表现山水，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款“珐琅彩山水图碗”。

据清宫档案记录，此碗系雍正十年宫廷画家邹文玉所绘，并在当时得到雍正帝的夸赞，得赏库银十两。可见瓷上山水虽起于民窑，但影响深远，深受皇族喜好。山水瓷器经过色料和布局上的改造之后，成为宫廷的御用之品和达官显贵的府第珍藏。

山水画在青花瓷上的兴起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以下几点：

1、色料的改进和工艺的掌握

青花色料最初多为进口原料，常用的一种称为苏泥勃青，其含铁高，含锰低，由于原料含较高的铁元素，在瓷器烧成后会产生一种结晶斑点，并出现浸漫的效果。这虽与墨色施于宣纸的效果类似，但其发色却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人为很难掌握，绘制较为细致的人物画和注重笔墨的山水画难度更高。

明后期国产原料普遍采用，如康熙年间就普遍使用国产浙料，它含锰高，含铁低，性能稳定，可以较缓慢地绘制。这使工匠可以摆脱流水式程式化图案的局限，作一些全景山水的尝试。

“分水法”在明天启年间已创立，而在清代康熙时期，被广泛运用到青花瓷器装饰上，因此康熙青花瓷素有“康青五彩”之说。“分水法”是根据绘制需要把颜料与水按比例进行调配，使青花装饰产生不同的色阶，具有传统的国画“墨分五色”的效果，由此突破了历代青花平涂的袭饰方法。

分水皴法将涂、染与各种皴法巧妙结合以表现山石，并充分塑造了景物的空间层次及立体感，传统绘画的远近、干湿、虚实得到了生动地体现。无论是远山近水、飘渺云雾，还是疏林茂丛，其绘制手法不亚于纸上山水。

2、装饰风格的自身发展规律

青花瓷器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其装饰的精巧、繁缛、纤细达到极致，以清逸、淡雅的山水入画反成为一种全新的装饰风格。文人山水所追求的审美取向，笔法的苍劲多变、设色的清新淡雅、意境的深幽阔远，画面的别开生面直接冲击着以往陈旧的装饰风格。民窑率先突破了规范化风格的束缚，出现了大量的写意花鸟、人物、山水题材的画面。

发展到明清时期，由于绘画的影响，瓷器装饰中主题性图像逐渐兴盛，工艺性特征的边饰逐渐被弱化，并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装饰空间留给主体纹饰，这种装饰手法在崇祯时期青花瓷作品中大量出现，成为最有特色的装饰构图之一。

传统的装饰纹样往往取材于自然现实，注重视觉效果的表现，但这种无主题的装饰纹样势必会流于程式，这就需要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中的精华。于是一种既有形式感又具人文内涵的题材适时地补充进来。

3、制作、使用、收藏群体的形成

明末清初政权更迭，官窑数次停烧，而民窑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少。并且官窑中部分技艺高超的陶工流入民窑，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窑瓷器无论质量还是款式都应该相应得到提高，同时反过来影响官窑的设计。

明代官窑的制瓷业很长时间是由宦官掌管，其审美取向对整个瓷器风格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在清代，特别是康熙十九年以后，朝廷派官员监造和管理官窑，其中不乏擅于丹青、通晓绘事的督史参与瓷样的绘制，直接影响了瓷器的样式设计。如康熙时的刑部主事刘源就画了不少瓷器图样。《清史稿》记录：“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其所画的瓷样无疑会对整个瓷器风格产生影响。民窑画工也竞相学习丹青，在绘画技法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文人和宫廷画家直接参与到青花装饰艺术的创作。《陶雅》中曾记载说“不但官窑器皿仿佛王、恽，即平常客货亦莫不出神人化，波澜老成。”

明清资本经济的发展蔓延至整个文化领域，文人阶层也参与到市场领域，官、商、文士阶层界限逐渐打破，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雄厚、趣味高雅、社交广泛的大收藏家。上等瓷器的收藏、使用人群由皇室扩大到更大的社会层面。士夫官宦、富商巨贾、文人墨客订烧高质民窑瓷器之风颇为盛行，其收藏兴趣势必影响瓷器的设计风格取向，这推动了瓷器艺术的长足发展及工艺美术与绘画、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结合。而当时的民窑业主的文化素养较之前代亦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由此形成一个制作、使用、收藏的文化群体。这一点从当时富有文采的题款即可见一斑。如各种堂名款“大雅斋”、“听雨堂”等；此外如“清玩”、“雅玩”等字样也出现于瓷器之上。这种由文人山水画和书法题款钤印的巧妙安排创造而成的青花瓷，可谓是瓷器中的逸品。

值得感叹的是，瓷上山水画在之后的历程中浮浮沉沉。直至清末民初，在繁华富贵的主流审美取向之后，才又一次出现了文人山水画的风潮。其先行者为新安画派的程门父子及当时的一批文人画家。尤其是程门父子，以元代画家黄公望的浅绛山水技法入画，开创了陶瓷上的“浅绛彩绘”。而之后的“珠山八友”又继续将浅绛彩发扬光大，形成了民国最具特色的“瓷上文人画”。当然，一些研究将“瓷上文人画”的创立完全归于程门父子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明清之际的这段绽放于青花瓷之上的光彩在整个瓷器史上虽只能说是瞬间的闪亮，然而其对之后瓷器装饰风格的影响力却是不能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