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宋龙泉龙虎瓶的资料
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
宋廷南迁，临安成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江人口大增，外销活跃，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南宋时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这时在唐和五代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零，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就是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而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顶峰。窑工们根据南宋官窑制瓷工艺，将胎釉配方作了调整，创造性地生产了白胎厚釉青瓷，犹如翡翠碧玉，同时釉层光滑整洁不开片，深得宫廷和官僚的喜爱。这种白胎厚釉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南宋六陵墓地均有大量出土。
南宋龙泉窑可分为前期和中晚期两个阶段。前期，宋高宗赵构自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建立南宋政权，到定都临安前后10多年时间，政局动乱期。龙泉窑主要生产日用器皿及冥器。南宋胎色白，深中泛灰。五管瓶、盘口壶等仍沿袭北宋末年旧制继续生产，只从器型上稍加改进。如五管瓶，五管瓶腹部呈多节葫芦状，瓶上部的竖管，三至七管都有，以五管多见，南宋五管瓶上腹部比北宋时稍瘦，从肩部分成两级，最后演变成一级，肩部突起，器身光素无纹，盖钮以各种动物如鸡、犬、鸟代替花苞钮装饰。胎为灰色，施淡青或青灰色釉。除继续生产北宋原有器物，出现了鼎式炉、八卦炉、奁式炉、渣斗、盆、塑像、胆式瓶，龙虎纹瓶、五管瓶，等等。碗、盘器底较厚，挖足一般很浅，圈足宽矮，外底露胎。装饰以刻划花为主，线条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突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也有内划“S”形纹饰的，碗心印阴文“金玉满堂”或“河滨遗范”四字的也较多见。北宋末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壁较多使用，至南宋晚期，莲瓣纹变得短而宽，互相紧靠，瓣中脉线突起。
南宋早期龙泉青瓷主要特征：
1.坯料仍用含铁量较高的瓷石作坯，胎壁普遍比北宋中晚期厚重。胎质不够致密，有较多的气孔。胎色呈灰或浅灰色。
2.纹饰以刻花为主，划花、蓖花少见。碗类出现葵口，有图章式的文字，如“河滨遗范”、“金玉满堂”等。
3.釉仍为石灰釉，薄而透明，有玻璃质感。
南宋中晚期，是龙泉青瓷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瓯窑、越窑、婺州窑因资源枯竭等原因相继衰落。而地处浙西南山区的龙泉有着丰富的瓷土和燃料，为发展瓷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据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龙泉及毗邻地区，窑厂遍布，除龙泉大窑、金村、溪口、安福等外，庆元县的上垟，云和县的梓坊、水碓坑，遂昌县的湖山，缙云县的大溪滩、碗窑山，以及泰顺、文成、永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南宋晚期龙泉青瓷产品可分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两大类。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釉色白中泛青，釉层丰厚柔和，以粉青、梅子青釉最佳，足底露胎处呈紫色，俗称“朱砂底”。器物造型除碗、盘、碟、水盂、香炉等，还出现不少仿古器物，如鬲、觚、琮等器。纹饰以莲瓣、弦纹为主，南宋末出现双鱼、龙纹和贴花牡丹纹等。黑胎青瓷胎薄釉厚，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色青，多纹片，部分器物的口沿隐露胎色，呈紫褐，圈足底端则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器型以瓶、炉、尊、洗、笔筒、灯为主，纹饰少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共同之处。
南宋中晚期龙泉青瓷主要特征：
1.器型丰富多样，除日用器皿外，有罐、盒、灯盏、渣斗、熏炉等。文具有笔筒、笔洗、水盂、笔架等，及多种仿古铜器、古玉器的瓶。这时期的新产品有堆塑龙瓶、虎瓶、琮式瓶、荷叶盖罐、葫芦瓶、五管瓶等。
2.龙虎瓶代替北宋的多管瓶和盘口壶。梅瓶高度减低，下腹瘦削，有的梅瓶有盅型盖倒扣瓶上，北宋时期肩腹比较丰满，器型较大，外壁刻缠枝花、莲瓣。鬲式炉系仿商周铜鬲式样，其肩与腹部的凸楞称“出筋”，是美化瓷器的一种装饰。
3.改进了胎土配方，在瓷石中掺入适量紫金土，提高了抗弯度，高温下不易变形，使胎坯变薄，克服了“笨重粗厚”的缺点，使器物造型轻盈秀美。
4.器物修胎讲究，圈足修得很薄，在底足刮去细细一线的釉，烧成后出现朱红色一圈细线，俗称“朱砂底”，别有韵味。
5.瓷器通体施釉，光色无纹，以釉色与造型取胜。改进了釉料的配方，由原来的石灰釉变成石灰碱釉，使釉色出现粉青、梅子青、豆青、米黄、蜜蜡、鹅皮黄、乌金等色，其中黑胎青瓷成色较深，墨绿色是黑胎青瓷特有的颜色。
6.一种用模子成型的水注、小罐、瓜型壶，腹部有模印的菊瓣、莲瓣、云纹、龙纹等纹饰的，多数为龙泉溪口窑所生产。
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
北宋早期的产品风格受越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稍薄。北宋以前龙泉窑出产的瓷品，可以看作龙泉生产的越窑器，其烧造工艺、器型、釉色都是越窑瓷的翻版。直到北宋晚期，才开始有自身特色的创新，除了盘、碗、盒、罐、执壶、盏托等一般的日用器皿，梅瓶、多管瓶、盘口壶等开始显现出“龙泉制造”的独特烙印。碗、盘类刻花纹饰以莲瓣、牡丹、菊花为主要题材，多为蓖纹、折扇纹。纹饰之间以楞线分隔，楞线分单线、双线。花叶一般用蓖纹作叶脉。
北宋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盆、罐等少见。这一时期的新产品有多管瓶、盘口壶、多叶瓶。其中多管瓶、盘口壶壶盖一般饰花苞钮、花蒂钮为主。多叶瓶盖顶以鸡、狗等动物作钮为主。在釉色上，早期施淡青色釉，有泛黄现象。
北宋中晚期是龙泉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北宋中晚期窑址有30余处，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大白岸、庆元的上垟，丽水市的石牛等地。中期多采用含硅和含铁量较高的瓷石作坯，胎色灰或灰白，亦有泛黄现象，釉层薄，釉面有光泽。胎体较为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多以生活用具为主，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篦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制作工艺上，北宋晚期开始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
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
过去的乡下人，种地之外，也有别的营生，烧窑就是常见的副业。砖瓦石灰、碗盘坛罐，都算烧窑，本文只说后者。
乡下人技艺不高，只好做粗瓷大碗补贴家用。碗者，人手必备，且易碎，是刚性需求。这类土窑，就是碗窑。
窑之所在，附近总要有像样的瓷土和柴火，所以，碗窑通常都在山区或半山区。个别规模化经营的地方，索性将小山村的名字也叫碗窑。
我知道的碗窑村，为数不少。窑址多为清代、民国遗迹，个别延续至不久以前。
景宁县油田村有个叫碗窑的地方，被水库淹没之前，我曾去过。山脚田头，时有清代窑址，瓷片如山积，产品却只有碗、盘两种，运气好了，才能捡个油灯盏。碗的口沿处多画一圈青花弦纹，即吾乡台州所谓蓝边碗；个别内底画极潦草的花卉或者“寿山福海”字样，粗俗极了。当然，朋友们谓其质朴、有生活气息，我也不反对。
明代承袭两宋特别是南宋以来商业贸易的飞速发展，明代的商业非常发达，民间也因此变得富裕。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陶器与明代一脉相承，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陶器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有“明有粗陶、清有紫陶”之称。
这时最著名的就是成就了我国的四大名陶，即紫砂陶、坭兴陶、建水陶和荣昌陶。
紫砂陶是指用江苏宜兴丁蜀镇北黄龙山产的陶土即紫砂泥制成的陶器。
紫砂壶发源于江苏省宜兴，创始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的龚春，世称“供春”，他创制的“供春壶”，当时人称赞“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短短12个字，令人如见其壶。
供春后来传给时大彬、李仲芬，两人与时大彬的弟子徐友泉并称为万历以后的明代“三大紫砂妙手”。时大彬的紫砂壶风格高雅脱俗，造型流畅灵活，虽不追求工巧雕琢，但匠心独运，朴雅坚致，妙不可思。
徐友泉手工精细，擅长将古代青铜器的形制做成紫砂壶，古拙庄重，质朴浑厚。传说，徐友泉幼年拜时大彬为师学陶艺，恳求老师为他捏一头泥牛，时大彬不允。
此时一头真牛恰从屋外经过，徐友泉急中生智，抢过一把泥料，跑到屋外，对着真牛捏了起来，时大彬大加赞赏，认为他很有才华，于是欣然授其全部绝活，后来果然自成一家。
以上4人为第一期的紫砂陶大师。第二期紫砂陶大师为清初人陈鸣远、惠孟臣。陈鸣远以生活中常见的栗子、核桃、花生、菱角、慈姑、荸荠、荷花、青蛙等的造型入壶，工艺精雕细镂，善于堆花积泥，使紫砂壶的造型更加生动、形象、活泼，使传统的紫砂壶变成了有生命力的雕塑艺术品，充满了生气与活力。
同时，陈鸣远还发明在壶底书款、壶盖内盖印的形式，到清代形成固定的工艺程序，对紫砂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陈鸣远的作品出神入化，名震一时。
第三期紫砂陶大师是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间的陈鸿寿和杨彭年。陈鸿寿是清代中期的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艺术主张创新，他倡导“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须要见“天趣”。
他把这一艺术主张，付诸紫砂陶艺。第一大贡献，是把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结合起来，在壶上用竹刀题写诗文，雕刻绘画。第二大贡献，他凭着天赋，随心所欲地即兴设计了诸多新奇款式的紫砂壶，为紫砂壶创新带来了勃勃生机。
紫砂壶按工艺可分5类：光身壶、花果壶、方壶、筋纹壶、陶艺装饰壶。
光身壶是以圆为主，它的造型是在圆形的基础上加以演变，用线条、描绘、铭刻等多种手法来制作。
花果壶是以瓜、果、树、竹等自然界的物种来作题材，加以艺术创作，使其充分表现出自然美和返璞朴归真的原理。
方壶是以点、线、面相结合的造型。来源于器皿和建筑等题材，以书画、铭刻、印版、绘塑等当作装饰手段。壶体庄重稳健，刚柔相间，更能体现人体美学。
筋纹菱花壶俗称“筋瓤壶”，是以壶顶中心向外围射有规则线条之壶，竖直线条叫筋，横线称纹，故也称“筋纹器”。
陶艺壶是一种似圆非圆、似方非方、似花非花、似筋非筋的较抽象形体的壶，可采用油画、国画之图案和色彩来装饰，有传统又非传统的陶瓷艺术。
紫砂壶按行业可分为3类：
花货即自然形，采用雕塑技法或浮雕、半圆雕装饰技法捏制茶壶，将生活中所见的各种自然形象和各种物象的形态以艺术手法设计成茶壶造型，诸如松树段壶、竹节壶、梅干壶、西瓜壶等，富有诗情画意，生活气息浓郁。明代供春树瘩壶是已知最早的花货紫砂壶。
光货即几何形，特点是壶身为几何体，表面光素。光货又分为圈货、方货两大类。圈货，即茶壶的横剖面是圆形或椭圆形，如：圆壶、提梁壶、仿鼓壶、掇球壶等；方货，即茶壶的横剖面是四方、六方、八方等，如：僧帽壶、传炉壶、瓢梭壶等。
筋货是从生活中所见的瓜棱、花瓣、云水纹干创作出来的造型样式。这类壶艺要求口、盖、嘴、底、把都必须做成筋纹形，使与壶身的纹理相配合。这也使得该工艺手法达到了无比严密的程度。近代常见的筋纹器造型有合菱壶、丰菊壶等。
紫砂名壶树瘿壶的造型模仿树瘿，壶面凹凸不平，有树皮模样刻纹，整把壶呈暗栗色。是明代制壶大家供春创制的一种壶式。
再如“冰心道人”壶，壶体颜色似瓷器中的茶叶末釉，壶身正面是一个凹进去的龛，内坐一人，龛外壁装饰有桃树、桃花、桃叶。壶身另外三侧为雕刻的云纹，壶底款为“冰心道人”。
另外还有“二泉”铭壶，是清末紫砂名家邵二泉铭的壶。这把壶形制古朴，壶为土黄色，周身竹造型，而一蝙蝠翩然而至，应和古人“祝福”意愿。壶腹一侧，阴刻行书：“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句诗源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署名“二泉”。壶底有“唐冰”款。
坭兴陶发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古称越陶，据史志记载可能发明于唐以前，至唐而益精致。钦州城东平心村于山麓发现逍遥大冢，内藏宁道务陶碑一通，旁边有陶壶一个，此碑刻有“唐开元二十年”字样。
坭兴陶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坭器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坭兴”。
坭兴陶产品主要有茶具、文具、食具、咖啡具、花瓶、花盆、熏鼎及仿古制品8类，花色品种达600余种。大的有高达2米的大花瓶，小的有直径仅3厘米的小茶杯。其中以各式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食具最负盛名。
坭兴陶盛行于清朝咸丰年间，坭兴陶的祖师爷胡老六，是一个让坭兴化蛹成蝶的老陶人。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3个新尝试：弃沙土改用城西红泥、弃缸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
当时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已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柔滑犹如玉质，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
更没想到的是，这一改制出的烟斗精良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而让已有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坭兴陶。
随后，郑金声、潘允兴等坭兴巨匠相继而出，以至于一时间有40多家生产坭兴工艺的人家聚居在钦州那条名扬全国的小小坭兴巷里，而来往官员无不购买坭兴器分赠亲友，这是钦州坭兴繁荣的开始。
当时生产的产品有各种吸烟小泥器、茶壶、小花瓶和文具。从事此项生产的有40多家，其中较负盛名的有“黎家园”、“仁我斋”、“符广音”、“麦兴记”、“潘允馨”等家。
至清同治年间，从事坭兴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鱼寮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坭兴巷，即“烟斗巷”。
清光绪年间，坭兴陶已驰名于各省，自钦设道署后，官员来往较多，无不购坭兴陶带出外省，名传各地。期间曾参加世界性的陶艺评比，均获大奖。
坭兴陶器中一件为风格独特的白泥纹瓶，瓶高29.8厘米，器底落印阳纹“钦州官窑”款。从它的胎体和制作工艺断定其使用的泥极细腻，烧成后都经过磨光，有玉质效果，这是它区别于其他窑口生产的陶器的主要特征。
钦州坭兴陶制作工艺是世代相传的。艺人们利用具有很强可塑性的泥质，在器皿坯体上雕刻诗文和绘画，诗文内容高雅，绘画主要以山水花鸟为题材，富有国画白描风格。
人们在坭坯上按预先设计好的图样雕刻，如仙女散花、桂林象山、水月洞、八仙过海或各种花、鸟等，刀法老辣、古拙，工艺精湛，运刀如运笔。
坯体上刻出花纹后，再在刻痕中填上另一种坭料，例如填以白色坭料，趁坭湿时填充融合，可以烧出红器白花、白器红花的效果，使坭兴陶在单纯古朴中透露出一种又醇又浓的人文味，是一种雅致的工艺品，又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博得了人们的喜爱。
坭兴陶在烧制过程中不添加任何陶瓷颜料可产生窑变体，在传统工艺的烧制过程中，其颜色多为朱色或紫红色。
偶尔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产品产生深绿色或古铜色的“窑变”体，是无法预测和控制的，素有“窑宝”之称。钦州坭兴陶的“窑变”技术，堪称“中国一绝”。
坭兴陶产品经窑变，表层还保留着朱色或紫红的原色。经打磨去表层后才发现其真面目，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自然色彩，若隐若现古铜、墨绿、紫红、虎纹、天蓝、天斑、金黄、栗色、铁青等诸多色泽，质地细腻光润，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坭兴陶耐酸耐碱，无毒性，它独具透气而不透水的天然双重气孔结构，有利于食物长久储存。实践证明，茶叶置于坭兴陶罐数年而无霉变。茶具泡茶，味正醇香，隔夜而色味不变。久用之空壶冲入白开水仍有芳香茶味，乃茶具上品。
坭兴陶传统的雕刻技法，是在坭兴陶半成品的坯体上，用锋利的钢刀雕刻出文字和图案，分为平雕工艺和浮雕工艺两大部分，平雕是在半干稍湿的泥坯上进行，有线刻、镂空、雕塑、镶嵌等技法。浮雕是在全干的坯体上进行，有高浮雕、低浮雕、阳刻与阴刻等技法。
建水陶又名建水紫陶，产生于清代，始于道光年间，是在明代粗陶生产昌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建水古城北郊有一个窑火烧出来的村落“碗窑村”。碗窑村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后人只知道这里世代以陶瓷为业，村落由制陶而生。村子后面的红土坡由东向西绵亘数里沉寂着一大片行迹清晰的古窑遗址和堆积如山的陶瓷残片。
建水紫陶的泥料取自建水境内。传统制泥方法是：将不同的制陶黏土分别捣成粉末，筛弃粗砂后，按制陶的要求把不同的粉末原土进行配比，再放入缸内加水制成浆状搅拌淘洗，待含砂浆泥沉落缸底，便用勺取上面的漂浆倒入另一只缸内作再次淘洗。
如此反复五六次之后，让其在封闭状态下自然凝干成泥，这时的泥料已经腻如膏脂，无丝毫砂粒。由于泥料的细腻，在湿润状态下的可塑性相对较弱，因此，建水紫陶一般不采取灌浆注模的方式制成器型，也不宜于制作大型器件，也因为此特性，也成就了建水紫陶可以在器物表面做细微雕刻填泥和无釉磨光的特殊工艺。这也是建水紫陶与其他含砂陶器最本质的区别。
建水紫陶的坯土是红色黏土，填色的泥料则是白色黏土，一些灰绿的、浅绛的、橙黄的天然彩泥被奇妙地敷上了紫色的陶坯，这种人为的创新和发挥，极大地彰显了建水紫陶的艺术表现力。
“残贴”更是将在陶坯上施泥为彩的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残贴的做法是：将坯上的字画分别以阴、阳两种刻法交叉刻出，在刻模上以彩泥交替填充，多不过五六块，少则两三贴，让观者心随神移，浮想联翩。
建水紫陶生产之初，主要生产烟斗、茶具、花瓶、笔筒、印盒、烛台等物件，造型大多古朴典雅，别具一格；至清朝光绪年间开始生产一种用于炖鸡的造型独特的“杨林锅”，又称为“杨捏”，独具匠心，外表饰有花鸟、虫、鱼、草、木、山、水图画、诗词题，精美绝伦，具有“陶具一秀”之誉。
文人的字画移位于紫陶之上，将古老的建水陶艺点化为一种经典。以陶为纸，既要保留笔墨的法备气至，又要兼顾陶坯在不同弧面和湿润状态的柔糯特性，捉毫濡墨须由厚实的悬肘运笔功底。
紫陶上的字画不以斑斓的视角冲击取胜，而以一种纯洁安详的淡雅与观者交流，传导出的是一种优美单纯的宁静。
建水紫陶的魅力，还在于其雕刻填泥工艺所构成的陶制泐痕与纤毫圆劲之间的对比融合。对陶坯落墨后，刻工艺人立刻将湿润状态下陶坯上的墨迹雕刻成模，刻痕切口光滑而棱角分明，并无刻石般线条自然崩裂的糙刺边沿。
然而，妙处在于，刻模经填泥、修坯、风干、焙烧、分次打磨抛光以后，线条居然呈现出好似经千年锈蚀风化而斑驳陆离的肌理变化，于是便有了金石之气的天生古拙。刻工艺人多为女工，且大多不谙字画之理，但她们对泥性和刀技十分熟悉。
“无釉磨光”是建水紫陶最能区别于其他陶品的特色，一件上好的作品需要经过七八道工序。使用先粗后细的打磨工具才能完成，以粗砂石磨去火皮，再用细砂石打磨留下的拉丝，最后用鹅卵石抛光，细致复杂的过程后，原本暗淡粗糙的陶体被磨出了镜光，展现出其细润的质感和光泽的变化。
建水紫陶代表作如紫陶残贴、清香罐、三足笔筒、博古瓶、中号笔筒、仿青铜器台灯、大型紫陶花缸等陶器珍品。
荣昌陶器原产地为四川省荣昌县安富镇，清代以前叫磁窑里，有史可证的陶器最早出现在汉代，明清时代得到广泛发展。
荣昌陶器主要生产日用陶、包装陶、工艺美术陶、园林建筑陶，由于荣昌的陶土黏性和可塑性强、烧制的容器具有不渗漏、保鲜好等特点，素有“泥精”的美称，人们因此给了荣昌陶器“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磬”这9个字的评价。
荣昌陶品种繁多，工艺陶中素烧的“泥精货”，具有天然色泽，给人以古朴淡雅之感。以各种色釉装饰的“釉子货”，观之有晶莹剔透之形，叩之能发清脆悦耳之声，装饰大方朴质而富于变化，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安富镇有优质红、白陶土，质细色正，可塑性强，宜于制陶，尤其叫人称绝的是，荣昌陶器对所储藏的物品不串味、不变味、不渗色，可以长期保质、保味、保鲜，极具实用性。
荣昌陶器为我国陶瓷和工艺美术增添了不可缺少的一环。最早，荣昌主要生产缸、盆、钵、罐等粗陶产品，造型朴实自然，有粗犷、野性之美；从嘉庆时开始逐步发展到清咸丰时的“泥精”，属细陶。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磁州窑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黄色”。
耀州窑系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
在南宋晚期，龙泉青瓷有很大的发展，除在今龙泉月月县境内有众多的烧瓷窑场，并旁及邻境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终于形成一个新的青瓷窑系，江西吉安的永和窑和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烧龙泉风格的青瓷。这种趋势入元以后持续不衰，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两岸就已发现一百五十处元代窑址，烧制龙泉窑风格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今福建省境内各窑也盛烧龙泉青瓷。
龙泉青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为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这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商品市场也扩及到宋占领区的北缘。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宋人世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成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瓷窑系。
1·龙泉窑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龙泉县境不仅有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而且山区丘陵都盛产松柴可作烧瓷的燃料。窑址炉多溪流山坡建筑，制瓷原料的加工依赖水碓利用。成品输出也便于利用水运。据浙江省文管会的调查，在龙泉境内发现的青瓷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小白岸、道泰、山头窑、松溪、安福口、安仁口、笔架山、项户、安福、碗圈山、马坳、大方、岑脚、周墙、大棋、下村、黄金坑、武溪等二十三处，其中以大窑和金村两地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南宋时期大窑附近的窑址由北宋时期二十三处发展到四十八处，窑场数量成倍的增长。
从窑址遗存的早期标本可以看出，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晚期是龙泉窑的极盛期，元代在烧大件器物的技术上有突破，明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工匠有的迁往江西等地，另行建窑，仍烧龙泉釉瓷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带康熙五十一年铭文的龙泉窑标本，这可以做为龙泉窑的下限资料，此后看不到清代龙泉窑的产品，传世器所见，都是景德镇的仿烧品，文献里也有景德镇仿烧龙泉釉釉为配方的记录。
龙泉窑烧瓷有七、八百年的悠久历史。早期产品以习见的日用品如盘、碗、壶等为主，盆、钵、罐也少量烧制，造型制做工整，底部修理平滑，器物比较普遍地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波浪、云纹、蕉叶、团花和婴戏等纹饰；在大窑、金村、王湖、安福等窑址中这类标本都很丰富。早期产品在器形、装饰与釉色各方面与越窑、温州窑、婺窑有相似的特征。龙泉窑在南宋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器物造型淳朴，器底厚重，圈足宽阔而矮。具有稳重感。早期的器物仍继续生产，并出现了炉、瓶、盆、渣斗、塑像等器物，器皿造型很多，每种器物有多种式样，炉有鼎炉、葱管足炉、八卦炉、四足炉、奁式炉等等，瓶有胆式瓶、鹅颈瓶、龙纹瓶、虎纹瓶、带盖瓶等等；釉晶透明如镜，装饰以刻花为主，篦纹逐渐减少，碗口多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多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有的碗分为五等分划线，内划“S”形纹饰，划饰简练快速；碗心印阴文“河滨遗范”或“金玉满堂”，四字也比较多。一种浅式平底小碟，碟时心刻一条鱼尾变卷的游鱼。这类浅碟里心还有刻荷花纹的，无论造型与纹饰均与陕西耀州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耀州窑这类刻花碟出于北宋中期层，北宋未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部以及瓶上饰以浮雕莲瓣纹的较多，龙泉窑不少窑址里也遗留有大量的标本。
龙泉窑瓷器，其造型、花纹虽可与其他瓷窑标本比较，参考断代，但若考虑到龙泉窑兴起较晚，在其未能进入远地广大市场与其他先进瓷窑争胜之前，同样的造型、花纹其实际生产时间可能要比其他瓷窑为晚，至于宫廷、官府烧造成的“官样”瓷器，流行于民间与民窑大量烧造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晚一些。
龙泉窑的兴盛期可能开始于南宋中期，至于通常作为龙泉青瓷的代表作品，成为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的粉青釉、梅子青釉器和烧制成功，则可能始于南宋晚期。窑址遗存的大量瓷片，接其胎色可分为自胎和黑胎两类，而以自胎为主，约占总数十分之九以上。黑胎青瓷可能即是仿南宋官窑的产品，息胎青瓷则是代表龙泉窑系特点的龙泉青瓷。这一时期器物造型更加多种多样，有各类盆、碟、盘、碗、盏、壶、渣斗等到日用品，也有文房用文具水盂、水注、笔筒、笔架、棋子、还有鸟盏与佛前供器的各式香炉以及八仙塑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仿铜器的有鬲、觚、觯、投壶等器，仿玉器的有踪。表明龙泉青瓷工艺上的成就已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重。
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我国烧造青瓷的历史十分久远，浙江地区烧造青瓷的历史遗迹可以追溯到战国、春秋，从原始青瓷到龙泉青瓷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岁月，传统之悠久罕有伦比，历代烧制青瓷的匠师也都十分重视发挥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晋人形容瓯窑青瓷为“缥瓷”，唐人称越窑釉质“如玉似冰”，釉色为“千峰翠色”、“秘色”。但是成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楠峰的则宋代窑工创造的龙泉青瓷，它是巧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
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
为了对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进行科学的总结，1959年，中央轻工业部和浙江省轻工业厅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央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美术学院以及龙泉瓷厂等单位对历代龙泉青瓷的原料、烧制工艺、呈色机理、造型装饰作了专题研究，当下藏品出手及藏品送拍甄选，壹伍贰，伍陆，贰捌，陆玖零肆。伍女士 致力民间藏品出手渠道建设。他们收集了五代至明各历史时期中较有代表性的青瓷标本，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研究。他们研究了龙泉地区的原料，胎釉的化学组成，釉层厚度，烧成温度，气氛性质以及显微结构等等因素对釉色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可大致归纳如下：
1.龙泉地区瓷土原料，有一部公属于瓷石类，它们含有大量石英和一定理的高岭石，绢云母等矿物，另有一部分则属于原生硬质粘土类，其中亦含有大量石英。而高岭石的含量则较前一类为多。用这些瓷土烧制成的瓷胎，其主要矿物组成是石英、绢云母和高岭石等等。因此，龙泉青瓷属于石英—高岭—云母质瓷器，与江西景德镇瓷器是同一种类型的。该地区的紫金土系由石英、长石、含铁云母以及其他含铁矿物所组成。紫金土的含量一般为3—5%，高者可达成15%左右。主要用于配制釉色或胎色较深的制品，如梅子青釉、豆青釉以及黑胎青瓷等。石灰（石灰石）是釉的主要助熔剂，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向老工人调查得来的传统工艺材料、传统釉料是以石灰与砻糖制甩“乌釉”掺入釉内，制成的石灰碱釉。
2.古代龙泉青釉大体上可分成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面三刀大类。前者见于五代和北宋，后者内陆于南宋和元、明。
3.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因此这类釉一般都显得比较薄。就显微结构而言，这类釉主要由玻璃相所组成，而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则很少。因此釉层显得相当透明，釉面光泽亦比较强，石灰碱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大，即在高温下不元气流釉。这样，釉层就可以施得厚一些，使器物的外观显得比较饱满。南宋的陶瓷工匠们还通过控制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使这类釉的外观获得一种柔和淡雅，有如青玉一样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著名的龙泉窑粉青釉。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粉青釉的釉层中还含有大量小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它们使进入釉层的光线发生强烈散射，从而使其在外观上获得一种和普通玻璃釉完全不一样的别有风格的艺术效果。南宋时期发明的石灰碱釉对青瓷说来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巨大进步。
4.南宋时期，龙泉窑还生产一种其色调可以与翡翠篦美的梅子青釉。通过试验得知，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比粉青釉要高，故釉的玻化程度也比粉青釉高。梅子青釉的釉层略带透明，釉面光泽亦较强。从工艺观点而言，梅子青釉的形成原因除了烧成温度较高以外，还需较强的还原气氛和比粉青釉更厚的釉层。
5.上述粉青和梅子青釉，其所配的胎基本上都是白胎。从近年来大量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看来，龙泉窑除了生产这种白胎青瓷外，还生产一种黑胎青瓷。从出土器物的数量看来，白胎青瓷的产量占主要地位。在发掘时还发现，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混杂地堆积在一个层次里，没有单独的层位，这表达式明这二种类型的瓷器是在同一窑中兼烧的。黑胎青瓷的胎色跟烧成温度有关。烧成温度较高，胎呈深灰，烧成温度较底，胎的颜色也相应变淡。釉的色调和光泽也和烧成温度与气氛密切有关。温度较高的釉呈棕黑色玻璃状，温度较低，釉色也变浅，光泽亦减弱，呈半木光或木光。这种黑胎青瓷，无论在造型、釉色、纹片以及底足的切削形式等方面都和南宋官窑相似，从外观上看，这二类瓷很难分辨。
6.胎的色讯对釉色有一定的衬托作用。古代龙泉青瓷一般都要在胎的配方中掺加一定量的紫金土，其目的就在于降低胎的白度，使胎色在白中略带些灰的成分，甚至成为灰黑色，这样便可使釉色深沉，而不致过于显露。不同类型的釉色所要求匹配的胎色也不一样。如粉青釉要求胎白中带灰，梅子青釉要求胎的白度高一些，或白中略带灰，而黑胎青瓷则要示灰到灰黑色胎。
7.南宋和元、明时代胎釉配方中钾、钠含量很高，无法用现在见到的当地原料配成，这个问题可能由于古代所用瓷石的风化程度较浅，因而含钾较高之故，古代采用“木叶”来烧炼釉灰，也会在釉中引入一部分钾。所谓“木叶”，可能是一种钾含量较高的植物枝叶。
8.古代龙泉青瓷的烧成温度大约在1180—1230℃之间，梅子青则在1250—1280℃之间。胎质都不太致密，介于生烧与微生烧之间。利用还原比值这个概念可以看出古代青瓷在烧成时气氛的平均性质。上品的粉青釉的还原比值约为2——3，即要求强弱适中的还原焰，梅子青釉的还原比值约在10以上，即要求强还原焰，黑胎青瓷的还原比值约0.4左右，即要求弱还原焰。
凡是用瓷土烧制而成的器囗就叫瓷器。但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浙江地区有着十分丰富的瓷土矿藏，而且瓷石矿的埋藏一般距地表不深，易于开采。浙江的瓷土，主要是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岩风化后的岩石矿物。风化程度低的含有部分长石，风化程度高的则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就形成了天然有利的条件，只要用这种瓷石作为主要原料就可以制成瓷胎，这类矿物的含铁量较高，适宜用还原烧成。在还原气氛影响下，高价铁被还原为低价铁，低价铁的助熔作用很强，有助于瓷胎在较低的温度下烧结。
瓷窑工在长期的制瓷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胚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成等技术，在东汉晚期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为瓷器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从瓷窑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观察，一般都具备着较为充足的水力资源，加上当时已普遍采用脚踏难和水碓的情况，所以这时很有可能已用水碓粉碎瓷土，以提高坯土的细度和生产效率。在上虞帐子山东汉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陶车上的构件——瓷质轴顶碗。这种轴顶碗内作臼状，壁面施以均匀的青釉，十分光滑；它的外壁成八角形，上小而下大，镶嵌在轮盘的正中部位，加于轴顶上，一经外力推动，即可使轮盘作快速而持续的旋转。这种相当进步的陶车设备与熟练的拉坯技术的紧密配合，使瓷器的器型规整而功效提高。这一切说明，浙江成为我国的青瓷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萤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
此外，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黑釉瓷器。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汉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特别是安徽省毫县建宁三年（170年）等纪年墓中黑釉瓷的出土，证明它的烧造时间应在东汉的中晚期。很显然，这种创新产品，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瓷和青瓷的呈色剂都是铁元素，经高温烧制后，呈青绿色或青黄色，所以称为青瓷。在工艺技术上设法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是白瓷；相反，加重铁釉着色，便成为漆黑闪亮的黑瓷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新时期体现在制瓷工艺上有二个方面：
第一，在隋以前，烧瓷的窑场都主要在长江以南和长江上游的今四川境内，北方没有发现值得重视的窑场。但入隋以后，改变了这个面貌，瓷业在大河南北发展起来。全国已发现的隋代瓷窑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河南安窑、巩县窑、安徽淮南窑、湖南湘阴窑、四川邓崃窑等六处，就有四处在大河南北。这是未来唐宋瓷业大发展的先导。
第二，青瓷虽说仍然是隋代瓷器生产的主流，从河南、陕西、安徽出土的白瓷来看，与北朝相比，有较大的进步。胎质更白，釉面光润，胎釉均无泛青、闪黄的现象。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评诗家说唐诗有所谓盛唐气象。陶瓷艺术最能表现这种盛唐气象的则是唐的三彩釉陶。在制瓷工艺上，唐人的贡献也是不少的。留给后世的一份厚礼是在烧成工艺中普遍使用了匣钵装烧，匣钵创制和使用可能要早于唐，但大量使用并作为工艺的常规，则是在中唐以后。唐人烧出了高质量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也为宋代名窑的出现准备了工艺条件。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自1949年以来，陶瓷考古发现的古代瓷窑遗址分布于我国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个县，其中分布有宋窑的达一百三十个县，占总数的75％，可以说遍布各地。宋代瓷业的繁荣，一方面是宋代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反映。
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主要窑址有：上虞窑、宜兴均山窑、肖山上董窑、成都青羊宫窑、福建天山马岭窑等。北方瓷系在隋以前的窑址发现得不多，仅河南安阳窑、河北贾壁窑、山东淄博窑数处。而到了宋代，则形成了多种瓷窑体系。宋代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是根据各窑产品的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的同异，根据它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定窑系以定窑为代表。定窑始烧于唐，它的烧白瓷是受邻近的邢窑影响，当时邢窑盛名满天下。但后来定盛邢衰，至宋时人们已知有定而不知有邢了。而定窑系诸窑到北宋时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并为各窑所仿效。定窑系产品以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釉汁比较莹润，釉色白中发黄，常有泪痕。胎料加工很细，胎质坚硬，胎色洁白。器物造型稳定，装饰工整素雅。早期的产品以划花、刻花为主；北宋晚期以印花为主。花纹布局严谨，题材丰富多彩，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其中又以牡丹、莲花为多，菊花次之。其余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在北宋中期则出现了覆烧工艺，即把盘碗之类器皿反过来烧。这种装烧方法的优点在于用同样的窑炉，耗用同样的燃料，烧一次窑比用普通匣钵产量为高，缺点是有芒，即口部无釉。生产定窑系瓷器的窑场，则分布在漳河、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代表性窑场除河北曲阳定窑外，尚有山西的平定窑、孟县窑、阳城窑、介休窑和四川的彭县窑。
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北省邯郸市观台镇为典型代表。磁州窑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
磁州窑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观台窑的产品品系、种类，可以说是集本窑系各窑之大成。这里烧制的瓷器以白瓷、黑瓷为主。装饰丰富多彩，白地黑花，对比鲜明。纹饰题材多取之于民间的生活内容。河南修武县的当阳峪窑的成就也很大，它的制瓷工艺的独特性则在于釉下施一层极白的护胎釉，再在上面画黑花，或用剔地的手法作出剔花。装饰以黑白或赭白对比，十分强烈；花纹的制作手法既活泼又严谨。
磁州窑系的其他代表性窑址还有：河南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和江西吉安吉州窑。
耀州窑系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耀州窑系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代表，包括陈炉镇、立地坡、上店及玉华宫等窑在内。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因此称耀州窑。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十五公里，南距耀县十三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耀州窑系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到明嘉靖以前还在继续生产。产品种类有青瓷、白瓷、黑瓷；北宋时期以烧造青瓷为主。耀州窑青瓷颜色深沉，边沿部分发褐黄，人们称之为“姜黄色”。
耀州窑系最突出的成就是图案装饰。宋元的花纹有折枝牡丹、缠枝菊花、水波三鱼、鸳鸯戏莲、双鸭戏水、水藻纹、忍冬纹、回纹、松林戏婴、龙凤花纹等。装饰手法以印花、刻花为主；刻花刚劲有力，纹样生动活泼，在宋代诸窑系中算是出类拔萃的。
耀州窑系范围很大，东边影响到河南的临汝窑，西边发展到陕西、甘肃交界的旬邑窑。代表性的窑址还有河南的宜阳窑、宝丰窑、新安城关窑、禹县均台窑、内乡大窑店窑和广东的西村窑、广西的永福窑。
钧窑系以河南禹县的钧窑为代表，始烧于北宋，金元时期继续烧造。其突出成就是在釉里掺有铜的氧化物，用还原焰烧出绚丽多采的窑变釉色。钧釉主要特点是通体天青色与彩霞般的紫红釉相互错综掩映，釉汁肥厚润泽，极为美观。此外还有月白色、天蓝色、海棠红等。
钧窑系瓷器的烧造地点很广，河南禹县、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以及河北的磁县等都有烧造。
龙泉青瓷窑系属南方青瓷系统。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瓷器。到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自身特点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等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产品的国内市场很大。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在宋代民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到了南宋晚期，浙江省龙泉县窑场星罗棋布，还旁及邻近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江西吉安的吉州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有烧造。入元以后，烧制龙泉窑风格的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仅浙南的瓯江两岸就发现窑场遗址一百五十余处。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正是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同时在这种瓷的销售地也引起当地瓷窑仿烧，扩展到他处。销售地和主产地可以相距很远，广州西村宋窑烧制陕西耀州窑风格青瓷出口外销，就是其例。同时，因为要保持传统市场和争夺新市场，也促使宋代的制瓷工艺有很多的革新与创造，一方面是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是降低成本，例如宋代瓷窑普遍应用火照检查烧制过程中窑炉的温度与气氛，以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北宋中期由定窑创始的覆烧工艺，是用一种垫圈组合匣钵，可以一次装烧多件碗类瓷器，能够充分利用窑炉空间，扩大生产批量以降低成本。这种覆烧工艺后来也为其他瓷窑所采用。
各个瓷窑间都有竞争，不论是一个瓷窑系之内，或一个瓷窑系之外，竞争的结果就是名瓷名窑的出现。宋代名窑中的官窑是专为宫廷生产的。它的产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似乎与瓷业市场竞争无关。但官窑的工匠却是来自民窑，至于汝窑可能最初本来就是民窑，后来才在官督下为宫廷烧瓷，产品为宫廷官府所专有。随后也如汴京官窑一样，因靖康之变，北宋朝廷的倾覆而衰竭。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沈静雅素一路，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属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主要在于宋瓷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钧瓷、哥瓷、龙泉、黑瓷的油滴、兔毫、玳瑁等都不是普通浮薄浅露、一览无余的透明玻璃釉，而是可以展露质感的美的乳浊釉和结晶釉。北宋的汝瓷与南宋的官窑、龙泉窑青瓷都是玻璃釉，但它们的配方已不再是稀淡的石灰釉而是粘稠的石灰碱釉，因而汝瓷“釉汁莹厚如堆脂”，官窑及龙泉青瓷经多次施釉，利用釉中微小气泡所造成的折光散射，形成凝重深沉的质感，使人感觉有观赏不尽的蕴蓄。唐人称赞越窑青瓷的“如冰似玉”，还只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和理想，但是宋人烧造的龙泉青瓷和青白瓷却是巧夺天工的实际。宋瓷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国陶瓷历史画廊中的杰作与瑰宝。它们的仪态和风范也是后世陶瓷业长期追仿的榜样，千载之下，至今仍然使我们赞叹和倾倒。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五代以来，在我国北方的邢（今河北邢台市）、磁（今河北磁县）、定三州内，先后出现了制瓷业。定州在最北方，与辽接近。辽代的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和渤海人发展起来的，辽代的制瓷业当然也不例外。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这一期间，辽对定州曾进行多次的掠夺。而定州所属的曲阳县境，是定窑窑址所在地。所以辽代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州的定窑。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金代陶瓷资料不断发现，才使我们知道了金代陶瓷器的生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为前期，迁都以后为后期。从辽宁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这两个代表来看，金代瓷器釉色很是单调、造型朴拙、缺少装饰。瓷器原料加工粗糙，胎骨厚而色杂，釉面不均缺乏润泽感。成型工艺粗糙，器型不规整，无定式。装饰简单，仅见有白底绘黑花的，其他如刻、划、雕、加彩等技法极其少见。这些情况都说明，金代早期的陶瓷器，其生产水平较关内地区为低。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执政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根据目前的发掘和调查，有河北曲阳定窑、磁县砚台窑及河南禹县钧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很显然，金人南侵，灭辽侵宋，一方面继承了辽与宋的瓷业根基，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致使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金瓷并未有出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黄色；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黄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1.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 在厦门市南部，由厦门半岛东南部、厦门港海域及沿海岛屿组成。周围滨海有园林景点菽庄花园、观海园、皓月园、延平公园和毓园等，人文景观以房屋建筑独具特色，多中世纪欧洲风格；历史遗址和摩崖石刻以明清时期较多，反映抗倭、抗红夷和郑成功抗清复台业绩。【这个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2.青礁慈济宫 在杏林区海沧镇院前村旁，崎山（岐山）东南麓。宫观建筑物。奉祀北宋民间医生吴本的宫庙。吴本，俗称大道公，敕封至保生大帝。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颜师鲁奏请立庙，宋乾道间，丞相梁克家奏请赐名慈济庙，旋改慈济宫。宫址位于青礁村地界，故名。至今已有840余年历史。
3.南普陀寺 在思明区思明南路终点北侧，五老峰南麓。为古建寺庙。依山面海。中轴线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藏经阁内有玉雕佛像、宋钟并珍藏书画和明代血书《妙法华严经》、弘一法师手书的功能佛教文物。西山门内侧保存清御制满汉文碑，记载有关台湾林爽文、庄大田起义事件。寺后山上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陈第、沈有容题名摩崖石刻。【我妈常去拜拜哈~】
4.白鹿洞 在玉屏山南面。为明万历年间地方绅士林懋时主持集资拓建。昔日曾祀朱熹，在洞内泥塑白鹿一只，意在纪念朱熹重兴江西白鹿书院，因名白鹿洞。山多崩崖怪石，幽岩邃壑，有六合洞、朝天洞、宛在洞，并建有大观楼、衔山亭和佛殿僧舍。每当晨光熹微，洞中烟霭飘腾，故有“白鹿含烟”之称，为厦门小八景之一。近年来重修扩建。洞后有赵纾、朱一冯攻剿红夷石刻各一方。山北为虎溪岩。
5.太平岩 在厦门园林植物园东部。原为寺庙，佛殿前有一座二层楼阁。据同治年间黄仕德题记，寺庙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文革期间被毁。1982年改建为“茶人之家”，为游客品茗之处。岩下即为郑成功读书处“太平石笑”景点。
6.中岩 在厦门植物园内。位于万石岩和太平岩之间，故名。原有寺庙，后荒废。殿旁一石，明末郑联题刻“玉芴”二字，以形肖。石上有碑记，与岩前“澎湖阵亡将士祠碑”都是记述清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清军进击台湾，败郑军刘国轩部于澎湖之事，系康熙年间福建提督蓝理捐资建祠以祭死于澎湖战役之清军将士。
7.虎溪岩 在玉屏山北部。开拓自明代。山间原有溪流，相传有虎出没其间，因名虎溪，曾称“虎溪公园”。岩下建有山门，景观以石刻“先露一芽”、“渐入佳境”为先导，沿石阶拾级而上，有仙人桥、灵则名洞、夹天径、稜层洞、虎牙洞、飞鲸石等。稜层洞前有题刻多处，以郑成功据厦门时知思明州事邓会题诗尤为珍贵。
8万石莲寺 在厦门园林植物园内。庙依山而建，周围岩石众多，故名。寺前有石桥，入石门拾级而上有一石坊，有弘一法师题联。
9天界寺 在厦门园林植物园南部。寺在山丘上，寺后摩崖石刻“天界”二大字，故名。以山体形状似仙人醉卧，又名醉仙岩，寺内有二座大殿并列建于条石砌成的平台上，两边建楼房。寺门与大殿间为宽敞的庭院。寺后摩崖石刻多处，其中长啸洞前有明万历“征倭诸将诗壁。
10万寿岩 在西姑北山西北侧。有“万寿松声”，为厦门八大景之一。一片瓦洞前有传为俞大猷、戚继光题诗石刻，还有“无量寿佛”石刻。
11紫云岩 在厦门园林植物园南部。原为寺字，有大殿、禅房僧舍，以寺庙的西侧（岩下）有石题刻“紫云得路”，因名。
12碧山寺 相传旧时寺僧雾云琢石成沟，引泉流入石室，旧为厦门三大名泉之一。现寺庙已废。
13甘露寺 在虎溪岩东北侧。佛堂面阔三间，两旁厢房，有禅房和功德堂。奉祀地藏王菩萨。
14白虎岩 在崎桌尖山东北。为寺宇。寺周围岩石，奇形怪状，多姿多彩，蔚为奇观。
15集美龙王宫 在集美火车站背后。为船民祭祀海龙王的庙宇。
16定琳院 在集美区，石兜水库北岸。为古庙，呈长方形，土木结构。
17新街礼拜堂 为基督教堂。1848年，美国归正教会教士所建以地处新街仔，故名。二楼正面六根圆柱，屋顶正前中央为半球形八棱边钟楼，门西侧墙上镶嵌重建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赠予的“中华第一圣堂”石碑。中华第一圣堂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基督教堂，对于研究宗教史有重要价值。
18同安文庙 又称孔庙。在东溪西岸。为祭祀孔圣之处，古建筑物。五代末县令陈洪济始建。左右两侧有“兴贤育才”石坊、泮池及纪念宋代科学家苏颂的苏公祠和纪念明代“理学名宦”林希元的林公祠等附属建筑。
19梵天寺 在大轮山南麓。创建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名兴教师。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改名梵天禅寺，俗称梵天寺，元代毁于火。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僧无为重建，有大雄宝殿、天王殿、金刚殿、法堂、钟鼓楼、紫阳书院、仰止亭、奎星阁等建筑群。明嘉靖年间重修。清初及同治、光绪年间三次重修。历代文人墨客题刻甚多。
20梅山 传古时山上遍植梅花而名。宋代同安主簿朱熹书“同山”二字于其上，又名同山。山顶建梅亭，山腰有隋始建的梅山莲寺，寺旁有清代修建的朱子祠。
21北辰山 俗名北山。在五显镇境内，牛岭山余脉，离县城11公里。谓“山高拱北级”，故名。山中有奇石异洞，瀑布落漈成十二龙潭。旁有摩朱熹笔迹“仙苑”及明清文人颂扬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同安知县潭维鼎到此祈雨的诗词石刻。南麓有宋始建奉祀开闽王王审知的广利庙（北门岩）和竹坝书库。
22朝元观 在大同镇小西门。为朝拜元始天尊而建，故名。古建筑。
23大道宫 在大同镇双溪公园内。庙宇建筑物。祀大道公（保生大帝）吴本。吴本（979~1036年）字华基，号云冲，宋代同安白礁人，以医灸济人，灵验如神。及卒，乡人感祀之。
24元威殿 在马巷镇五甲美街内，又名元威堂，俗称池王宫。古建筑。明万历年间始建于马巷五谷市榕树下，庙祀池府王爷。相传王爷姓池名然，又名德诚、字逢春，南京人，万历三年（1575年）武进士，调任漳州途经小盈岭，惊悉玉帝派瘟神投毒井中，为警告阻止人民饮用，亲自饮下毒水，致全身发黑，卒于马巷，乡人感德，建庙以祀。
25大元殿 在西柯镇瑶头村。原名延福堂，元代都管林元成得孙延福，舍地创建而名。古建筑。明永乐间户部郎中林挺倡修。清靖海侯施琅曾屯兵于此，以扼郑军。
26圣果院 在田厝村东北方。为寺院。旧称泗洲院，后因腊月龙眼树结果，改名圣果院。
27绩光铜柱石坊 古坊表。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同安知县刘兴元、教谕江山甫等人，为靖海侯施琅建立。清廷谓施琅功比东汉马援，故称“绩光铜柱”。坊四柱三间，鸱尾重檐石构，通高9米，面宽9.55米。主间上层嵌透雕蟠龙“恩荣”额，下匾镌“绩光铜柱”，次间镌同安知县刘兴元、教谕江山甫等人立坊结衔题名；另次间为施琅之子施世骠结衔勒石；坊背面额题“思永岘碑”，寓意如怀念西晋羊祜德政。施琅（1621年~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晋江衙口人，原为郑成功部将，顺治八年归清，十三年授同安副将，十八年迁同安总兵。康熙元年擢福建水师提督。二十二年（1683年）率师底定台湾，为统一大业立下殊勋。
28岳伯坊 古建筑。为纪念任边疆地方长官的陈健，故坊以“岳伯”为名。坊为重檐石构，宽7.85米，高8米。三间四柱，柱顶仿木斗拱，横匾额，南镌“岳伯”，北镌“秋官”。陈健字时乾，号沧江（1491~1561年），金门阳翟人，徒居同安县城北门内，明嘉靖五年（1626年）进士。初授刑部主事、郎中，历守南安（江西）、廉州（广东）、南宁（广西）三郡，进阶中宪大夫。
29苎溪桥 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始建。桥横跨苎溪，故名。石构，船形墩，全长73米，宽2.6米，8墩9孔。
30安乐村塔 古建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同安主簿朱熹到莲花山区等地巡视，至澳内，见一岙平川，四面环山，水足山肥，谓此地“大乱半忧，大旱半收”，留题“安乐村”。后乡民建塔置匾以志，故名。
31胡里山炮台 在厦门半岛西南海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会同总督题奏设炮捐，募款筹建炮台，继任提督杨岐珍董理，并于二十二年（1896年）竣工。炮台以樟树汁和石灰、糯米伴沙筑成，坚固无比。胡里山炮台作为清末洋务运动之产物，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32汀溪窑址 因临汀溪的斜坡上，故名。古遗址。是宋代瓷器生产作坊地。窑址残片堆积丰富，有窑砖、匣钵、垫饼和大量的瓷器残片等。是宋代远销日本“珠光瓷”的重要产地之一。1956
33厦门城遗址 为明代遗址。明初，倭寇屡犯我国东南沿海，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命江夏侯周德兴建造福建十六所城，后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成厦门城，移永宁卫中、左二所官兵驻防。
34阮旻锡夕阳寮隐居处 为清代遗址。阮旻锡，字畴生，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厦门人，以博学著称。永历九年（1655年）入郑成功之储贤馆为幕僚。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兵攻陷厦门，阮氏弃家北上，旅居京都，遁迹空门，至晚年返厦隐居于此。著有《海上见闻录》等。
35演武池遗址 为古遗址。三百多年前，民族英雄郑成功雄踞金、厦二岛抗清，曾在澳仔社附近厦门港湾操练水师，尔后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我国领土台湾。郑氏当年操练水师之港湾，久经沧桑，大部分填为陆地，今仅存此池乃当年港湾之一部分。
36演武亭遗址 为明末清初遗址。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年），郑成功命工官冯澄世于校场建造演武亭作为阅兵督练之场所。
37龙头山寨遗址 在鼓浪屿区日光岩。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义不容辞，起兵东南海上，永历元年（1647年）后，郑氏曾建兵寨于龙头山上，今石砌寨门犹存当年旧貌，寨门后岩壁留有若干凿孔，乃搭建营寨之遗迹。龙头山寨是郑氏最早的屯兵营寨，山上石刻成群，均出名人手笔。
38水操台遗址 在鼓浪屿日光岩。相传为明末清初遗址。公元1654年，清兵攻陷南京，明朝政权相继败亡，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部雄踞金、厦控扼东南海域以为抗清基地，并于1661年亲领舟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地，收复台湾，建立了不朽功勋。
39郑成功读书处 为明末清初遗址。郑成功（1624~1662年）是明末清初抗清复台的民族英雄。郑氏屯兵厦门时期曾寓此。
40嘉兴寨遗址为明末清初郑成功屯兵厦门时所建山寨遗址。残存寨墙数段，间断隐约于山林之中，摩崖上镌“嘉兴寨”三字，相传系郑氏亲笔。
41郑成功杀郑联处 在厦门园林植物园“锁云”石刻处。为明末清初遗址。郑联乃郑成功之宗兄，在驻守厦门期间横征暴敛，拥兵自大。郑成功于永历四年（1650年）中秋自广东潮阳回师厦门，计杀郑联于“锁云”石刻处，并收编其军队，使厦门成为抗清复台基地。
42陈黯隐居石室 在金榜公园内。为唐代遗址。陈黯，字希儒，号昌晦，唐末嘉禾里人，以文才著称。因参加科举考试一再落第，遂自称“场老”，隐居于金榜山此石室中。陈黯系住居厦门岛的唐代名人之一。
43国姓井 在鼓浪屿。井弯曲而下，沿石头缝隙开凿，故又名三不正井、拂净泉，井水常年不涸。明末清初郑成功屯兵厦门时期所开凿，供士兵饮水，因南明隆武帝朱聿键赐郑成功姓朱，尊称国姓，故名国姓井。
44厦门小刀会杀清将郑振缨处 在白鹿洞前石桥。清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黄德美、黄位率领小刀会在海澄起义，连克石码、长泰并攻占厦门，建立政权。清参将郑振缨败于镇南关，遁至白鹿洞，被起义军击杀于此。桥为一石拱桥。
45樵溪桥及高读琴洞 在园林植物园紫云岩后山。高读岩系郑成功屯兵厦门时期的读书处。岩石上有乾隆辛卯年郑君扬题刻“琴洞”二字。琴洞附近有樵溪桥，长6米，宽1.5米，桥边岩石有余宏题“樵溪桥”三字，为永历七年（1653年）题刻。
46集美寨遗址 在集美区，南薰楼东侧。为清代遗址。民族英雄郑成功部将刘国轩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所建的屯防营寨，名“集美寨”，今存石寨门及两侧部分石墙，郑成功受封延平王，故集美寨又称“延平故垒”。
47深青驿遗址 古驿站遗址。始建于元代，重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及景泰元年（1450年），现存门楼额镌“驿楼古地”四字。
48东瑶古窑址 为南宋窑址。窑址位于东瑶村，故名。窑址在山坡，范围广大，瓷片堆积层厚，所见以青瓷为主，皆灰白胎，青黄釉，刻花纹。
49碗窑古窑址 在集美区后溪镇西北部，碗窑自然村内。系南宋时期遗址，村因窑名，窑址以村得名。窑场面积大，瓷片堆积层厚，以白瓷、青白瓷为主，其制作技术堪称当时之上乘。
50后溪城内城遗址 后改名城内，城址因名。相传城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
51高崎寨遗址 在杏林区高崎村东北角高地上。属古屯兵寨垒。明末清初，郑成功屯兵厦门时期设防处，寨垒呈圆形，寨墙为石结构，久经沧桑，残毁将尽，今山丘西、南各保存寨墙数十米。
52五通渡头遗址 在厦门半岛东北端。为宋代遗址。五通渡头隔海与同安刘五店对峙。自宋至清代为本岛津渡要口及海防汛地。宋末幼帝赵昺南奔时即由此登岸。
53观堤亭 在厦门半岛西北端，高崎自然村北，高集海堤南小山上。为纪念建堤业绩，建于1955年，亭为正六边形，花岗岩石（泉州白）砌造。亭西立有石碑，碑正面镌刻朱德手书“移山填海”，碑阴刻海堤简介。
54重建兴泉永道署碑记 在开元区公园南路2号，厦门市图书馆内。属公园街道办事处地界。为清代石刻。碑文据说是书法家吕世宜代书。
55“钦赐祭葬”石坊表 在开元区厦门园林植物园内紫云岩上。清代建筑。石坊表于嘉庆年间为许廷桂而立。许廷桂系镇压人民起义的清朝将领，于嘉庆十四年为义军张保仔所杀。
56澎湖阵亡将士祠碑 在开元区厦门园林植物园中岩。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间，施琅率清军进击台湾，败郑军刘国轩于澎湖，清、郑和谈，台湾底安，清统一全国。康熙五十三年，福建提督蓝理在此建祠里碑。
57乾隆御制碑 在南普陀寺西山门内。为清代碑刻。御制碑共8方，汉、满文字各4碑，碑立于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间（1788~1789年）。
58陈第、沈有容题名石刻 在南普陀寺内藏经阁西侧石上。为明代石刻。陈第（1541~1617年），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明代诗人、音韵学家，嘉靖四十一年参加抗倭斗争后又随戚继光、俞大猷镇守蓟北，以战攻累升游击将军；沈有容（1555~1628年），字士弘，号宁海，安徽宛陵（今宜城）人，明代万历武举出身，曾与陈第同守蓟北，后率兵驻镇福建浯屿、铜山，在抗击倭寇和荷兰殖民地入侵斗争中于智勇双全著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陈、沈同游南普陀，题名勒石于崖壁上留念。
59徐一鸣等攻剿红夷石刻 在鸿山公园内鸿山寺边。为明代石刻。明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荷兰殖民者（即红夷）首次进犯厦门海域。福建都督徐一鸣、游击将军赵颇、坐营陈天策等率军民计焚夷舰，痛歼来敌，并在摩崖上勒石作为纪念。
60《建盖大小担山寨城碑记》 在思明区厦门大学图书馆旧址前。为清代石刻。
61赵纾攻剿红夷石刻 在思明区白鹿洞路白鹿洞佛殿后。为明代石刻。明天启三年（1623年），荷兰殖民地者（即红夷）先后入侵厦门曾家澳、鼓浪屿。冬十一月，名朝军民于浯屿海面痛歼入侵者，攻焚敌舰，俘敌酋及其部众五十多人。赵纾当时任漳州府海防同知，系此次海战指挥者之一，他题名：“天启癸亥冬晋阳赵纾督征到此”。
62虎溪岩稜层洞摩崖石刻群 为摩崖石刻。虎溪岩稜层洞及周围摩崖有明清时期时刻数十处，系林懋时、何乔远、池显方、邓会等名人题刻。
63“无量寿佛”石刻 在开元区万寿岩万寿寺东侧岩石上。
64征倭诸将诗壁 在开元区厦门园林植物园天界寺长啸洞前石壁。诗刻反映明朝水师巡哨澎湖海域的雄壮军容，抒发誓平倭患，捍卫东南海疆之爱国情怀。
65俞戚诗壁 在万寿寺左侧。为明代石刻。俞大猷（1504~1580年），福建晋江人，字志辅，历任参将、总兵；戚继光（1528~1587年），山东蓬莱人，字元敬，号南塘，历任参将、总兵。俞戚系明代抗倭名将，嘉靖年间转战东南沿海，以战功卓著闻名于世。万寿岩“一片瓦”洞前摩崖所刻七言律诗二首，传系俞大猷、戚继光所题。
66朱一冯攻剿红夷石刻 为明代石刻。明天启三年（1623年秋，荷兰殖民者（即红夷）先后入侵厦门曾家澳、鼓浪屿，同年十一月，明朝军民于浯屿海面痛歼入侵者，攻焚敌舰，俘敌酋及其部将五十多人。朱一冯当时任分守福宁道参政，系此次海战指挥者之一，并勒石作为纪念。
67中山纪念碑 在开元区公园东路。中山公园东门内。1929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建。碑为方形锥顶，高17米，碑刻有“天下为公”题字。
68陈嘉庚墓（鳌园） 1950年始建。陈嘉庚（1874~1961年），厦门集美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创办者，一生倾资办学，热心公益事业而负有盛誉。
69陈化成墓 清代墓葬。陈化成（1776~1842年），字业章，号莲峰，同安丙洲人，历任参将、总兵、福建水师提督、江南提督。鸦片战争前夕奉调把守上海吴凇口炮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1842年6月16日），英军进犯吴凇口，陈化成率部浴血奋战，壮烈殉国。
70薛令之墓 唐代墓葬。薛令之，字珍君，唐代福建长溪人，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进士。闽人以诗赋登第自薛令之始。薛于开元中累迁左补阙兼太子侍读，后因故辞官，徒居厦门。肃宗即位后，思念东宫侍读旧情，欲招为大臣而令之已逝。肃宗嘉其一生清廉，名其乡为“廉乡”，誉其乡之溪为“廉溪”。
71陈夷则墓 墓主为唐光禄大夫陈夷则。陈夷则系颖川陈氏开漳始祖陈邕之子，其弟陈夷行于唐武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其子陈俦、裔孙陈喜。陈夷则墓系陈氏在厦门地区最早墓葬。
72陈俦墓 为唐代墓葬。陈俦是颖川陈氏开漳始祖陈邕之孙，约当盛唐时期人，官至著作郎。此墓乃陈氏族在厦门岛最早墓葬之一。
73陈喜墓 为唐代墓葬。陈喜，颖川陈氏开漳七世祖，约当唐代中期人，以进士及第，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园。
74陈黯墓 为唐代墓葬。陈黯，字希儒，号昌晦，唐末嘉禾里人，以文才著称，然因参加科举开始，一再落第，遂自称“场老”，隐居于金榜山石室，逝世后葬于此。陈黯是住居厦门的唐代名士，墓葬具有文物价值，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以墓本体【前面在金榜山读书的那位】
75太师太傅墓 为明末清初墓葬。墓主郑海英，号彦千；郑广英，号涛千，系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叔父郑芝鹏之长子和三子。二郑随郑成功起兵抗清，永历二年（1648年）战死后同葬于此。墓后山上岩石镌有“双忠魂”三字，至今犹在。
76陈士京墓 明末清初墓葬。陈士京，字齐奠，一字佛庄，明代明州（今浙江宁波）人，进士出身，官至光禄寺卿，随鲁王朱以海入厦门，赞助郑成功抗清，曾参与岛上留守事，病逝后葬鼓浪屿笔架山，民国初迁葬于此。
77胡贵墓 为清代墓葬。胡贵，字尔恒，号洁峰。清代福建同安人自雍正至乾隆年间，以行伍出身累升广东提督，死后赐祭葬。
78陈沧江墓 古墓葬。建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十月，坐北朝南。
79刘静轩墓 古墓葬。主墓整块石龟封穴，后围七板浮雕，宫墙及翼墙均为大块板石屏立，扶头雕狮，外围三合土构。
80林君升墓 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古墓葬。林君升（1685~1755年）字圣跻，号敬亭，马巷井头村人。行伍出身，初授偏裨、游击，雍正四年（1726年）授定海总兵，乾隆间升广东提督，补台湾总兵，调福建水师提督，迁江南提督。著有《舟师绳墨》、《救荒备览》等书。
【好吧就这么多吧，累死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