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的中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 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用高岭土等烧制而成的传统工艺、日用品。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制造和使用陶器。在制陶工艺发展的基础上,于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创造出了原始瓷器。经过长期的改进,在公元 2世纪的汉代末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以后,瓷器由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博得“瓷之国”的称号。
青瓷、白瓷 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因器表均施有一层薄薄的青釉而得名。商代青瓷已具备了胎质灰白、火候达1100℃以上、胎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等瓷的基本特征,但它在原料加工、器物成型以及烧窑技术上还比较原始,故称它为原始青瓷。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分工,原始青瓷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城邑规模扩大,瓷器的烧制更加集中和专业化。此时烧制的瓷器,在胎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技术等方面已不同于原始青瓷。在造型上有精致的加工,多仿青铜器,如提梁三足鼎......整套编钟等。
秦汉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瓷器生产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长期制陶烧瓷的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坯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窑等技术,都有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到东汉晚期,终于烧成了成熟的青瓷。中国瓷器的出现,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国时期的青瓷仍保留着前代的许多特点,它的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施釉均匀。器物上的装饰常见的有弦纹、水波纹、铺首、方格网纹和耳面印叶脉纹等,并在谷仓上堆塑各种人物、飞禽、走兽等,极为生动。
西晋的制瓷技术益加精巧,既实用又美观,青瓷的用途也扩大到人们日常生活的酒器、餐具和卫生用具等各个方面。东晋人口南移,南方出现城市繁荣,社会上对瓷器的需要量进一步增加。这时南方青瓷造型趋向简朴,装饰减少,有些器物只作简单的褐色斑点。南朝时期,青瓷上出现莲花瓣装饰。北方一度陷于战乱,但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制瓷业又发展起来。北方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与南方不同,一般器型较大,以尊、瓶、罐、钵之类居多。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较厚,玻璃质强,流动性大,器表往往有玻璃质流珠现象。器物多以莲花瓣纹、忍冬纹作装饰,装饰方法有堆贴、模印、刻划多种。北方青瓷的莲花纹饰与佛教的盛行关系密切。
白瓷的烧制,始于6世纪的北齐,当时尚属初创。隋统一全国,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瓷器生产除了继承北朝的青瓷外,还成功地完成了白瓷的烧制。这样,中国瓷器便由青瓷发展到了白瓷的阶段,为以后彩瓷的出现创造了物质和技术条件。唐代建立了更加繁荣昌盛的大帝国。瓷器的生产不仅满足国内各大都市市场上的需要,还远销到国外。当时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南北两大瓷窑系统。邢窑白瓷质地坚硬,制作精致,胎釉洁白如雪。在它的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著名的白瓷窑──定窑。此外,河南巩县、密县、登封、郏县、荥阳、安阳,以及山西浑源、平定,陕西耀州,安徽萧县等,都兴起了烧白瓷的瓷窑。唐代南方的越窑青瓷,以新的面貌出现。许多瓷窑受其影响而烧制青瓷,形成了越窑青瓷系统。唐代陆羽(733~804)的《茶经》里写道:“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磁类雪,越磁类冰”,这是陆羽对邢、越二窑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唐代瓷器生产成就的一个简略的概括。河南的禹县、郏县、鲁山等地区的瓷窑,还烧制出一种黑瓷地上带乳白色、中间呈现出蓝色针状的斑块装饰的花瓷,这一新兴品种为后来的钧窑窑变釉的烧制打下了基础。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商品经济相应地发展起来。各方面对瓷器的需要量增加,制作技术又有较大发展:①宫廷皇室需用的高级瓷器,由官办瓷窑烧制。官办瓷窑严格按照宫廷设计的式样进行生产,造型多仿古,以青瓷为主,注重釉色美。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烧制的瓷器严禁民间使用。②广大城乡民众所需要的日用瓷器,由南北各地民间瓷窑进行生产。由于它是商品生产,销路好的瓷器各窑争相烧制,一窑创新,各窑模仿,结果就形成了各种窑系。北方主要有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钧窑系;南方有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这些瓷窑不受宫廷规格的束缚,定窑的印花,耀州窑的刻花,钧窑的铜红窑变釉色,磁州窑的白地黑花,龙泉窑的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景德镇窑青白瓷的色质如玉等,各具特色。③对外贸易用瓷,瓷窑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烧制有仿龙泉窑的青瓷和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两大类,它们分别属于龙泉窑系与青白瓷系。各类瓷窑在经营性质上是不同的,官窑与民窑具有严格的界限。官窑生产出类拔萃的精品,民间不得使用,而宫廷需求有限,时烧时废,得不到发展。民窑则相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向前发展。民间瓷窑的大量兴起,是宋代瓷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青花、釉里红和各种彩瓷 元代瓷器虽然继承了宋代南北各个主要瓷窑的生产,但北方瓷窑没有多大的创新之作,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如宋代。南方的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则超过宋代,得到了较大发展。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瓷器的进步。它的青花与釉里红瓷器的烧成,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青花是用钴料在胎上绘画,然后上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因它的蓝色彩绘是在釉下,故又称“釉下蓝”。青花瓷器具有呈色淡雅、永不退色、题材丰富与实用美观等优点,一出现,便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釉里红瓷器的作法与青花相同,只是呈色原料为氧化铜,因其不易烧成而未能与青花瓷器一样得到发展。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给景德镇带来了繁荣。
明代在景德镇设置专为生产御器的官窑(见彩图[明代景德镇瓷器御制厂(选自《景德镇陶录》)])。又对民窑采取“官搭民烧”即“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等手段,来为宫廷烧制瓷器,民窑得到普遍发展,景德镇成为全国瓷器的烧造中心。明代永乐、宣德时的青花瓷器,色调浓艳,具有元代青花的许多特征。明成化时,在釉下青花的瓷器上,再加上红、绿、黄、紫等彩,这就是著名的成化“斗彩”。明嘉靖、万历时,又兴起了“五彩”。清代也在景德镇设御瓷厂,但烧瓷主要都在民窑。清康熙时继承与发展了五彩,并创烧了“珐琅彩”。清雍正时期又烧制出“粉彩”。清乾隆时的突出成就是转心瓶的烧制,以及成功地仿烧漆、木、铜器物和各种果品等。清代瓷器,集历代烧瓷之大成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达到了中国瓷器烧造的历史高峰。
一走进上海博物馆第一展厅,作为“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 序言部分的三件展品,就绊住了看展人的脚步。
一件是明永乐年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由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是明嘉靖年间的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由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一件是明弘治-正德年间的青花缠枝牡丹纹碗,由上海博物馆在叙利亚征得。三件先后诞生于明朝的青花瓷器,怎么会千里迢迢“跑”到法国、英国和叙利亚去的?
三年前,上海博物馆开始策划“东西融汇——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博物馆之间互相出借自己的馆藏珍品以玉成合作方策划的一次特别展览,这在世界博物馆界已成惯例,所以, 三年前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没有人预见得到这三年里会发生影响全世界的大事件,上海博物馆的策展人对展品的要求也就非常高,比如,尽可能展出原件。
2019年,上海博物馆上下没有一个人觉得策展人在异想天开。过去数十年里,在世界各地同行的协助下,上海博物馆成功举办过多次展品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馆藏的特展,最近的一次就是吸引全国各地文物爱好者近悦远来的“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为了那次特展,大英博物馆出借给上海博物馆百件(组)馆藏文物。百件(组)文物,从伦敦起航,安全抵达上海,3个多月里在上海博物馆接待了38.4万博物馆爱好者后,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它们的家。 尽管“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所涉及的文物中多件由规模远远及不上大英博物馆的专业博物馆收藏,但上海博物馆相信,以他们的实力,特展能如期迎客。
然而,疫情发生了。
策展人殚精竭虑地做成的展览计划,就让其因为疫情而付诸东流吗?当上海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博物馆重新开门迎接参观者后,有人建议特展的策展人:陈列几件复制品也无妨吧?但是,策展人坚持要让观众看到原件,哪怕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说服收藏该件文物的博物馆同意出借,哪怕将文物从欧洲运送到上海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形势下。
策展人的坚持,虽使”东西汇融——中欧陶瓷与文化交流特展“延迟了3年才与我们见面,但是,按照策划书的要求展出的206件(组)文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原件,这就是坚持的胜利。
像序言部分的三件展品,除了青花缠枝牡丹纹碗是上海博物馆自己的馆藏外,另外2件分别来自法国和英国,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就是今天我们能在上海博物馆围着这两件文物仔细端详,策展方下了多大功夫。
站在来自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面前,细细打量白底上有些拙朴的牡丹纹,我们看到经由时间的洗礼执壶的釉面放射着的光泽含而不露,这让我们愈加对一件明朝的生活用品怎么会“跑”到法国、“跑“进博物馆,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件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是明朝赠予中东的外交礼物,当时是交由郑和下西洋船队带去远方的。浩浩荡荡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出色完成了朝廷交办的任务,只是,这把执壶并没能长久地留在中东,1547年,法国派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觐见过苏莱曼一世后,这把执壶就到了法国人的手里,大使回国时将其带在了身边,最终成为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就这样,一把青花缠枝牡丹执壶,以两次作为外交礼物为契机,联接起了中国、中东和欧洲。而将这把颇为传奇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摆放在特展的序言部分,策展人就是想告诉观展者,大航海时期中国瓷器承担过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除了作为外交礼物,风光无限的中国瓷器还记录过彼时人们宗教活动的足迹。1582年,德国人埃伯哈特·冯·曼德莎德去耶路撒冷朝圣,次年在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上购得了这件现在已成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珍藏品的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德国人回国时也将莲纹碗带了回去,中国瓷器因着个人的一次宗教活动流通到了欧洲。 我们在这件青花矾红描金缠枝莲纹碗前流连忘返时,会发现这件藏品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多了一个鎏金银座——莲纹碗被带到德国后,成了当时的拥有者的挚爱,他请德国工匠为其定身打造了鎏金银座,那一年是1583年。
当然,更多的中国瓷器是通过大航海时期的商品流通不胫而走到世界各地的。特展序言部分展出的第三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碗,虽是上海博物馆自己的藏品,却是从叙利亚征购回来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叙利亚不是同类瓷器走出国门后唯一的落脚点, 1514年意大利画家乔瓦尼·贝里尼完成了一幅作品《诸神之宴》,我们站在画幅面前将目光聚焦在中央端详身着镶蓝边的白衣少女捧着的大碗,就会发现,这又是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碗。
其实,将中国瓷器画入自己的作品,不是乔万尼·贝里尼的“专利“,《东西汇融——中欧陶瓷和文化特展》的第二单元”中西交融“,就通过展出几幅画中有中国瓷器的油画,充分展示了西方人是如何看待、接受、使用远渡重洋的东方器物的,中国瓷器又是如何融入欧洲的生活方式、室内设计以及时尚风潮的。由荷兰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亚伯拉罕·范贝耶伦完成于1665年静物画《水果和青花盘》,上海博物馆收藏有画中同款青花盘,那是明万历-天启年间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开光水禽纹盘》。
当中国瓷器作为外交礼物、作为宗教活动的记录者、作为商品流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也通过商人对订购商品的要求等途径影响着中国瓷器。特展的第一单元”中西交通“展出的多件展品,中国瓷器上出现了葡萄牙王室的徽章、耶稣会徽章等西方文化元素。瓷器是脆弱的,只要手捧瓷器的人稍不留神将其滑落在地,它就很有可能粉身碎骨;瓷器又是坚硬的,只要拥有者细心呵护,它就会带着当年烧制者的想法永远留在世上。像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和青花耶稣会徽章纹罐,记录了近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而出现在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碗上中国陶工对西方纹样的误写,是16世纪初中西贸易初始阶段的有趣见证。
16世纪初的中国陶工一定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通过贸易走向欧洲走向世界以后,对世界各地的陶瓷工艺产生了不小影响,特展的第三单元“中西”,展出了越南、日本、中东、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等地模仿中国的产品, 像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越南瓷器《纹样仿元代及明初景德镇青花》、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伊朗熔块胎陶器《模仿景德镇青花多头兽拉丁箴言碗》、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德国迈森炻器《仿德化造型、宜兴紫砂质地》等等展品,记录了早期跨文化交流中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和想象。
序言加三个单元构成的《东西汇融——中欧台词与文化特展》,展品总共汇聚了来自法国、葡萄牙、英国、荷兰、美国、瑞士和中国等7个国家十余家世界知名博物馆及收藏机构的206件(组)文物。206件(组)文物,相比一些大型展览,这次特展展出的文物数量不算很多,但给观展者的体验却是琳琅满目, 这是因为,上海博物馆以全新视角和策展理念,讲述了早期全球化中中欧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故事;更是因为,特展为在特殊情况下全球博物馆的国际合作书写了一个精彩案例。
陶瓷电容(ceramic capacitorceranic condenser),也称为瓷介电容。陶瓷电容是用以陶瓷为介质,涂敷金属薄膜(通常为银)经高温烧结而形成电极,再在电极上焊上引出线,外表涂以保护磁漆,或用环氧树脂包封而成。外形是圆片形,蓝色居多,也有黄色。陶瓷材料配方不同,它的电性能也不同。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制造出各种不同介电常数和不同温度系数的电容器,以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
如下图所示:
陶瓷电容为直流电流,一般电容上都有标识,AC为交流,DC则为直流。陶瓷电容使用有极性电容,它的容量很高,但是耐压相对比较小。而且容量和耐压会随使用时间而损耗。
常用的陶瓷电容一般均为DC系列,电压容量从1KV-15KV之间,最高的可达30KV的电压。
交流电容也称之为无极性电容,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可以不分极性的。安规陶瓷Y电容系列一般均为AC系列,耐压相对比较高,最高的可达4000VAC,直流交流都可以用。
在线路板中,有正负极标示的只能在直流电路中用,其它没有正负极标示的便是无极性的,交直流均可用,但还需按耐压等级,电路中要求类别型号选用。有的电容有具体型号标识,大多可根据外形可识别,因电容不单是交流直流用途之分,还有根据其介质损耗不同使用频率得按电路设计中要求选用。
压电陶瓷发声时通交流。
压电陶瓷是一种能够将机械能和电能互相转换的信息功能陶瓷材料-压电效应,压电陶瓷除具有压电性外, 还具有介电性、弹性等, 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成像、声传感器、声换能器、超声马达等。压电陶瓷利用其材料在机械应力作用下,引起内部正负电荷中心相对位移而发生极化,导致材料两端表面出现符号相反的束缚电荷即压电效应而制作,具有敏感的特性。
扩展资料:
压电陶瓷是一类具有压电特性的电子陶瓷材料,与典型的不包含铁电成分的压电石英晶体的主要区别是: 构成其主要成分的晶相都是具有铁电性的晶粒,由于陶瓷是晶粒随机取向的多晶聚集体,因此其中各个铁电晶粒的自发极化矢量也是混乱取向的。
为了使陶瓷能表现出宏观的压电特性,就必须在压电陶瓷烧成并于端面被复电极之后,将其置于强直流电场下进行极化处理,以使原来混乱取向的各自发极化矢量沿电场方向择优取向,经过极化处理后的压电陶瓷,在电场取消之后,会保留一定的宏观剩余极化强度,从而使陶瓷具有了一定的压电性质。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制造陶瓷的国家,中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荣誉。英语里面的中国(CHINA)的含义就是“瓷器”。中国早已被认为是“瓷器之国”,这就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包括德化陶瓷文化)在世界文化和工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德化陶瓷文化首先是在国内陶瓷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德化地处福建中南部,离泉州港不远。当时大宗出口的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都是经过泉州港出口的,因而它们对德化瓷器生产的影响很大。德化制瓷工艺最早是由闽北建瓯传入。德化瓷器在宋、元时代就已经名著于世。《安平志》曾称:“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德化白瓷在明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是氧化焰烧成的,……而且釉的光泽度好,往往有呈现珍珠光彩的”, “中国白”(BLANC DE CHINE)是法国人对明代德化白瓷的赞誉,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瓷器之上品”。
此外,德化陶瓷工艺注意窑炉的改造,窑床结构的完善,通风设备的改进,温度的掌握,氧化物的含量,原料的化学组成,致使瓷胎密度高,透光度好,这是它工业发展、技术不断进步的显著特色,这就使德化陶瓷产品能占住世界极重要的地位的主要原因。
然而德化陶瓷的发展与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是分不开的。泉州很早就是我国南方的大港,它使德化陶瓷从此走向世界。吴自牧在《梦梁录·江海船舰》中说:“若欲船泛外国买卖,泉州使可出洋。”因此,德化陶瓷大量传到国外后,立刻引起世界的轰动。尤其是白瓷器“从大约十六世纪起,介绍到欧洲以后……立刻……得到全欧洲贵族阶层的欣赏和欢迎,并接受无限的定货” 日本上田恭辅的《支那陶器时代的研究》一书中说:“德化窑在明朝时代的产品白釉瓷,确定是白瓷中的白眉,甚至胜于白玉。……德化白瓷的艺术性瓷塑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技巧。特别是观音塑像最为出色”。英国的波西尔在其所著的《中国艺术》一书中曾说:“福建德化窑……其窑之特品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为:‘不兰克蒂支那’(中国之白也),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吴仁敬、辛安潮在《中国瓷器史》中亦称赞德化窑“以善制佛像著名……明季由宁波流入日本,日本富人,不惜以万金争购之,足见其精美矣”。
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国大量发现北宋晚期到元代的德化窑产品,表明德化窑在对外贸易中是数量较大的输出品。 在菲律宾的遗址与墓葬中发现了数以千件较完整或能复原的德化窑瓷器。出土器物中有壶、罐、瓶、盖盒、碗、碟、高足杯,还有一种“军持”等,这些器物的造型与纹饰,均与德化窑基内的出土物的造型、纹饰基本相符。德化瓷器在印尼的西里伯斯和爪哇也出土过不少。在东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方,也曾发现过大量的德化窑瓷器。 为德化陶瓷文化在世界提供了实物的例证和确凿的年代依据。
在海外瓷器交易中,部分虽以国际交往的礼品形式来体现的,但实质上是属于货物交换。明朝建立两年后,明太祖即派使团先后在九年中访问了占城(在越南南部)、爪哇(今属印尼)、三佛齐(今印尼的巨港)、渤泥(今文莱)等国。1383年(洪武十六年)各以瓷器一万九千件赠与占城及真腊(今柬埔寨),以表示睦邻友好关系。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装载大量的瓷器多是福建的产品,他们道经泉州,也带走不少泉州青瓷出国,泉州青瓷中,德化产品最为精美。 每到一处,都宣读明朝皇帝的书信招谕,赠送礼物中必然有大批德化瓷器,这是顺理成章之事,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建立友好关系,招待各国使臣朝贡,扩大海外贸易,进行货物交换。客观上也加强了与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友好往来。 中国陶瓷(包括著名的德化陶瓷)未传到东南亚及非洲之前,当地人民多以植物的叶子作为食具来装饭、盛菜。自从中国陶瓷输入之后,他们盛饭可以用中国瓦盆,盛水可用瓦器,作羹饮酒可以用钵,陶器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富贵之家则用中国输入的瓷器。有些国家还把中国陶瓷当作馈赠品、装饰品、殉葬品、宴会上的接待品,菲律宾人甚至把家中拥有中国陶瓷器多少作为估量个人财富和声望的主要标准。阿拉伯一些国家,还用中国陶瓷器作为炫耀高雅和富有的装饰材料而装饰在屋子里。
1223年(宋嘉定十六年),日本天皇派加藤四郎等到德化学习制瓷,回国后就在濑户地方烧制一种乌釉瓷,所以日本称瓷器为濑户物,而且奉加藤四郎为日本“陶祖”。
宋、元时代,伊拉克和波斯(今伊朗)也相继学习中国制瓷技术。宋代埃及人赛尔德仿造宋瓷,还传授了许多徒弟以后大批地制造起来。其造型和花纹都模仿中国式样,这从埃及开罗古城发掘出来的实物可以得到证实。 十一世纪时,中国造瓷技法传到了波斯,经过长期改进,技术逐渐提高。1221年以前的波斯瓷器就有了很多中国的凤凰图案。十六世纪初,中国陶瓷工人来到波斯,直接为他们烧造瓷器。中国的造瓷技术传到波斯以后又传到阿拉伯各国。 在十一、二世纪时,伊拉克的拉加地方的瓷器,还保留着极浓厚的中国风格。不久土耳其也学到了中国造瓷技法,他们的瓷也保持着中国的风格。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十六世纪的瓷器,如花鸟盘之类,也深受中国的影响。
欧洲人仿制中国瓷器的技术是由阿拉伯人传去的。阿拉伯人得到中国造瓷技法以后,于1470年传播到意大利。1627年皮萨工人造出了软瓷青花碗,使意大利人能比较容易地购到向往已久的青花瓷。意大利得到了中国瓷器技法后不久又传到荷兰的德尔夫,德尔夫陶窑学会了制造中国软瓷的方法,引起了德尔夫染色瓷器工场的各种试验仿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之装饰艺术逐渐有了进步,但各种瓷器色彩,均以中国为模样,画着中国的锦绣花纹,迷人风景,各种神像和一些奇花怪鸟。这种青花装饰艺术一直影响着世界各国瓷器的装饰。 1708年法国开始仿制德化窑白釉瓷和孔雀绿釉瓷,但早期因火候不够,仍属软瓷。1725年尚第里和门尼西两个瓷厂成立,出品质量产量才有所提高。当时在仿造中国青花瓷的风格和式样的同时,也都热中于仿造德化象牙白的欧洲人瓷像及带有拱形柄的梅枝浮雕瓶和果子形的茶壶。可以看出我国陶瓷文化,深为世界人民所珍视。
古印度瓷器“军持”传入后,对中国产生影响。在德化屈斗宫陶瓷窑发掘中,出土了一种水瓶,叫做“军持”、“君持”,梵语叫做“据稚迦”,它的意思是“水瓶”。这种器物最初出于印度,为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用于饮水或洗手之物,我国晋代僧人法显由印度回国时,曾带有此物。它是先由古印度输入我国,再由我国仿制后外销。宋代开始至元代,大批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客商至泉州贸易,伊斯兰教伴随贸易传入了泉州,其教徒每天用水次数很多,“军持”正是他们旅行中储水器皿,德化仿制的青白花瓷军持正适合他们生活习惯上的需要,因此不断外销,这种“军持”,在东南亚各地都有发现,在我国陶瓷交流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发明陶瓷最早的国家,但陶瓷上有些造型和装饰,是源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如葡萄、石榴都是外来传入中国种植,五色的鹦鹉是唐太宗时从占城输入,狮子则来自菲律宾等,这些外来的动植物逐步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因此许多珍稀动植物也就一一成为陶瓷艺术上常用的装饰题材。福建一些地方出土的陶俑有阿拉伯人的形象,印花瓷碟上有十分惹人喜爱的鹦鹉图案。瓷器上常见的莲花、姿态各异的遨游太空的少女“飞天”、“兽面”、“蟠龙”,还有卷草、缠枝、云气以及宝相等都受佛教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影响。
中国陶瓷工艺技术还不断借鉴外来陶瓷先进的工艺技术。中国金彩装饰工艺始于宋代,但金彩工艺,耗金量大,手续繁,后来德国人居恩发明了抹金水工艺,其优点是耗金量低,使用方便,外观又比金彩更显富丽堂皇。这项工艺经过我国陶瓷工艺家的努力,金色的附着力、描绘、涂刷性能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瓷器装饰中的贴花工艺,原由英国陶瓷工艺家汉科克第一次使用,通过瑞典传播到欧洲大陆,到十九世纪上半叶风行全世界,中国陶瓷工艺家不久也掌握了此项工艺。青花釉下贴花研制成功,为发展中国青花传统装饰工艺闯出了一条新路。德化贴花、印花、堆花、刻花、透雕等生产技法,无不尽有。使各种杯、洗、炉、鼎等富有艺术性和时代特色的产品相继出现。 德化陶瓷艺术家还善于从借鉴外来文化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艺术表现力。
总之,德化陶瓷大量输出,不仅对世界人民的物质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世界陶瓷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外交流总是双向的,德化陶瓷文化一方面对世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德化陶瓷文化的民族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又与中国陶瓷艺术家,善于融汇外来文化中的有益营养是分不开的。 福建省德化县制瓷的历史与规模仅次于景德镇。它在国内的名声不够大是因为德化瓷宋元明清通过泉州港多销往海外,换句话说,德化当时属于外向型企业,所以中国人了解德化瓷还不如外国人普及。
德化最著名的瓷莫过于德化白瓷。德化白瓷在欧洲有中国白之称,可见其影响力。这种瓷化程度高、白度大的优质白瓷,曾让欧洲人叹为观止,赋予许多极富诗意的名字,如鹅绒白,象牙白,猪油白,葱心白,几百年前,当欧洲还不知烧瓷工艺时,中国人的白瓷堂而皇之在欧洲宫廷及贵族生活中露脸,博得他们的青睐。
我(马未都)早就想去德化看看,2010年才得机会成行。站在文物保护遗址屈斗宫德化窑址前,参观着长达50多米的龙窑,我缓步登上龙窑上端,想像着当年熊熊窑火,真不知如何表心情。我们聪慧的先人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陶瓷,并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国度了解了神秘的东方文明。
德化白瓷有极强的可塑性和良好的透光性,化柔软为坚硬,堪称一绝。德化白瓷造像无论宗教人物还是世俗人物都惟妙惟肖地展现了肌肤的细腻,衣褶的飘逸。让柔软可塑的瓷土在烈焰中逐渐坚硬起来,继而让坚硬再表现柔软,无人能出其右。
我在遗址旁边的农舍意外地发现嵌入土墙的瓷片,满墙密布,令人惊异。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其实也都是碎片,掺杂在土中任人重新涂抹,为我所用,关健是你是否能在碎片中找出规律,再去还原真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