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经常微服出巡，为何大部分老百姓还是没见过皇帝本人

一般前来刺杀君王的人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也不会畏惧毕竟他们出门前就已经知道被抓是什么下场，但来杀君王的刺客额缘由就比较多了，比如和君王有仇，想要获得君王手中的权力，君王残暴想要为民除害，反正只要是杀君王总会想出一个合理的借口作为理由。

一、与君王有不共戴天之仇，比如全家被灭、君王造反夺位、别人借君王的名义杀人。

刺客刺杀君王的主要原因都是与他有仇，你想家人全部被灭或者因为君王全家被屠这种仇在古代只有自己出面才能报，所以刺客就会选择在君王出游或者体察民情的时候下手，这样一来就能够提高成功的机会，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刺客都会没命，毕竟君王出巡或者出游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身边都是有众多武林高手做保镖。

二、想要篡位或者继位只有除掉君王才有机会。

君王手中的权力在一个国家之中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只要能够成为君王那么就可以领到众臣然后俯视所有人，吃最好的东西、享受最好的生活、坐拥最美的美人，这些生活虽然作为大臣或者皇子也能享受但与君王比较还是差的很远，所以有些人就动了贪念想要将现任君王拉下马这时候刺客就派上用场了，如果刺客成功那么他就有了机会如果没成功那么刺客就会自尽不会连累自己。

三、君王残暴不仁民间组织想要杀了君王为民除害。

历史上不止是明君会被刺杀就连暴君也有人刺杀，这个刺杀理由就不用多说了，反正那些刺客认为只要杀了残暴的君王天下黎民就可以脱离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所以民间就会出现这种组织他们时时刻刻思考的都是怎么刺杀君王怎么才能成功，所以这类型的人就算被抓住他们也不害怕因为他们根本无谓生死。

古代的时候君王为了亲自看到百姓的生活情况会选择微服出巡，但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时候需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有些当地的官员并没见过君王，君王都会带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信物在身上，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有印章、圣旨、玉玺龙袍。

所说的信物就是能符合皇帝的身份的一种东西，当然了如果是寻常的物品根本不能跟他的身份相匹配，能配上他的也就只有玉玺，但是，玉玺非常的珍贵他也不能随身携带。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跟随皇帝一起出巡的重要官员们，他们的工作就是贴身保护皇帝。这种人有文官，也有武将，他们一般都是重臣，而且他们身上一般都有可以证明自己的信物，这样就可以在紧急关头证明身份了。

君王用的玉玺都是非常好的和田玉，身上佩戴的东西也都是非常珍贵的玉石雕刻而成的，价格也非常的高，所以根本没有人去在玉玺上做手脚。在古代黄色是皇家人们专用的颜色，普通百姓也没有人穿黄色颜色的衣服，如果谁私自穿了就会把他们当做谋反的人抓起来，那样肯定是要被杀头的，就更加没有私自制造皇家物品的，君王携带的这些东西都是能够用来证明自己是君王的身份。玉玺就是要让人们相信，我是名正言顺的君王，这个玉玺后来一直被流传了下来。龙袍在古代，没有哪个百姓敢穿龙袍，如果被人告发是要杀头的，所以龙袍也成了可以证明皇帝身份的一个物件。

其实，在古代的君王微服私访是非常少见的，如果是需要证明身份的时候用随身携带的名贵物件，又或者是随从侍卫所佩戴的令牌，还有就是君王的气质与身边侍卫的武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

究其原因，是因为考古学家发现新城公主的墓葬里面有着大量的壁画，这些壁画上的侍女也画得惟妙惟肖，但是让人非常奇怪的是，这些侍女没有一个有着完整的脸，然后专家便推测，在新城公主死后，唐高宗杀死了她的所有侍女，并且还虐待了这些侍女，所以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唐高宗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君王，要不然他是不可能会做出这种有违天道的事情。

唐高宗之所以这么做，我觉得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在唐朝的伦理纲常下，唐高宗对于自己的妹妹新城公主是有着不一样的情愫的，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妹妹第一任丈夫死后就急着为她找下家，并且还为新城公主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但是后期由于政治上的因素，唐高宗又杀了新城公主的第二任丈夫，当然此次的做法也让新城公主对哥哥非常的敌视，然后终日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但唐高宗不能眼睁睁能得看着妹妹如此消极下去，于是就给她安排了第三任丈夫，但是新城公主对第三任丈夫是没有任何好感的，并且因为这种厌世的态度使得自己患上了重病，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了。

新城公主去世的时候，唐高宗是非常的气恼的。他把所有的仇恨都迁怒在了她的第三任老公的身上，以及照顾她的侍女身上，然后派人把他们全都杀了一个都没留，并且死后也没让这些侍女留一个全尸。

开国君王陵墓被挖开以后，在里面发现了几个字，专家看到以后直呼太嚣张了。而这几个字应该是盗墓贼留下的，“燕赵人士到此一游”。

南唐后主李煜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才华的一位皇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诗词就是出自南唐后主李煜之手，对于治理国家，李煜的能力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在诗词歌赋方面，李煜的成就不菲，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李煜，而是他的祖先李昪，他是南唐的开国君王，后来他的陵墓被挖开，里面出现了几个字，让考古专家们非常的震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李昪的崛起之路。

李昪的命运与明朝的开国君王朱元璋有一些相似，他也是出身低微，从小就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被吴国的徐温收养，改名为徐知诰，而他的人生也发生了转变，后来李昪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掌握了实权，最后取代吴国，创建了齐国，后来又恢复了自己的本名，并且把国号改为唐，就这样，李昪成为南唐的开国君王。

第二，李昪之死。

李昪成为君王以后，并没有致力于扩张疆土，而是崇文重教，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后世子孙们很多都爱文学，不爱江山，后来李昪因为吃丹药导致中毒身亡，被葬在钦陵，直到1950年的时候，李昪的陵墓意外的被发现，考古专家开始进行抢救性的挖掘，但是当打开陵墓的时候，发现李昪的陵墓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好几个墓室里都有盗洞。

第三，发现八个字，让考古专家直呼太嚣张了。

因为李昪的陵墓已经被盗墓者光顾过了，所以里边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只从一个玉质的哀册里通过模糊的文字比对，专家才发现这是南唐的开国君王李昪的陵墓，因为有好几个盗洞，所以陵墓里面墙壁上的壁画等都被雨水侵蚀，损坏严重，还有一些陪葬的陶俑也都被损坏，后来专家还发现墓砖上刻的8个字“燕赵人士到此一游”，这显然是盗墓贼留下的，专家当时就说太嚣张了。

根据《中华姓氏通史.李姓》和正、野史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有李氏称帝王者共计58人，雄居百家姓氏之首。 李氏王朝与四邻各国交住的历史见证建立的政权，它们是大成、西凉、凉、吴、魏、唐、楚、后唐、南唐、大蜀、西夏和大顺等大小政权。这些政权的建立与兴衰，都给中国历史的进程，增加了无比丰富而生动的多姿多彩的一页，给后人留下许许多多的千古绝唱。本版曾翻阅并收集了李氏十二政权的一些资料，准备陆续上传，以供李氏宗亲尝阅，并为李氏寻根问祖提供一些历史线索。当然，这些史料均属粗线条，诚恳期望李氏专家、学者、贤士及读者为本版上传的资料，给予斧正和补充，使其李氏各代王朝史料更加丰富完整。

李氏第一政权——淮南王李

李宪 （？－30年），中国农民起义首领，新朝、东汉初期武将。豫州颖川郡许昌县人。新末后汉初群雄之一，自称淮南天子。

新朝王莽时代，李宪为卢江郡属令（相当于都尉）。王莽统治末期，江贼王州公军势10数万，王莽任命李宪为偏将军讨伐，李宪击破王州公。更始元年（23年），新朝灭亡，李宪割据卢江，自称淮南王。建武3年（27年），李宪自称天子，置公卿百官，支配下9城，拥10数万军势。建武4年（28年）秋，汉光武帝刘秀亲征寿春（九江郡），派遣扬武将军马成讨伐李宪，包围他的驻地舒城（卢江郡）。围城战持续1年以上，建武6年（30年）正月，舒城陷落。李宪逃走，途中被部下帛意所杀。李宪一族，悉被诛杀。

《后汉书卷十二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李宪者，颍川许昌人也。王莽时为庐江属令。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众十余万，攻掠郡县，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破州公。莽败，宪据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众十余万。 四年秋，光武幸寿春，遣扬武将军马成等击宪，围舒。至六年正月，拔之。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而降，宪妻子皆伏诛。封帛意渔侯。 后宪余党淳於临等犹聚众数千人，屯灊山，攻杀安风令。杨州牧欧阳歙遣兵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白歙请得喻降临；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灊山人共生为立祠，号“白马陈从事”云。”

大成国---李特

(五胡十六国之一)

大成国，又称成汉（306～347）。两晋之际的五胡十六国之一。巴賨贵族李雄所建，李雄是巴氐族人。都成都，盛时有今四川东部和云南、贵州的各一部分。历五主，共四十四年。

西晋末年，秦、雍二州连年荒旱，略阳、天水等六郡賨人和汉人等不得不流徙至梁、益地区就食。他们入蜀后，由于地方官吏的贪暴和政府限期迫令流民还乡，流民领袖、略阳賨人李特等利用流民的怨怒，于301年在绵竹(今四川 德阳北）聚众起义。李特及其弟李流死后，特子李雄继领部众，攻下成都，据有益州。304年李雄称成都王，306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都成都。334年雄病死。兄子李班继位。同年雄子李期杀班自立。338年特弟李骧之子李寿杀期自立，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343年寿死，子李势继位。347年东晋桓温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

298年，略阳、天水等6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口，过汉中转入益州就食。益州刺史罗尚逼迫在益流民限期出境，官吏趁机劫掠流民财物，激起流民反抗。流民拥cong（阴平，“宗”下加“贝”）人李特为首领，设立大营，聚集20,000余众。李特和弟李流自称大将军，部众皆各封以官号。302年李特克雒城，次年击破郫江防线，蜀郡太守举少城降。罗尚联络诸村堡攻流民军，李特阵亡。

李特死后，其子李雄领导流民军继续作战，控制了成都以北大片土地。303-12月，李雄率军攻入成都大城。304-1 0月，流民拥李雄称成都王。306-6月，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史称“成汉”。成汉开疆拓土，疆域东到建平（今湖北境），北到汉中、仇池（陕、甘南部），西到汉嘉（今天全）、沈黎（今汉源），南到宁州（今云南省境）。李雄在境内广设郡县，为政宽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富实，西蜀出现当时南、北方不曾有的太平局面。334年雄病死，兄子李班继位。同年雄子李期杀班自立。335年，李雄死，子、侄争夺帝位，以兵戎相见。338年，李寿夺取政权，改国号汉，年号汉兴。李寿死，李势继位。其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加之僚人反抗和遭受天灾，成汉国势日蹙。343年寿死，子李势继位。346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次年3月克成都，李势逃至晋寿（今广元市）而降.

李雄统治时，战事稀少，政刑宽和。赋税也较轻，男丁每年纳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数丈，绵数两。这是成汉全盛时期。李雄死后，宗室间为争夺帝位不断发生内乱，安定局面破坏。李寿父子统治时务为奢侈，大兴土木，滥施淫威，致使上下离心，百姓不满，在东晋进攻下迅速灭亡。

在巴賨李氏和六郡大姓领导下，秦雍六郡流民起义演变成为外来大族与土著大族的斗争。外来大族一度势危，由于涪陵大族徐举和青城范长生的归附，才转危为安，建立起成汉政权。李雄称王后，拜范长生为丞相，尊称“范贤”；称帝后，加为天地大师，封西山侯。通过对范长生的优待尊重和对部曲制的承认，两类大族相互妥协，形成联合统治，同时，巴賨贵族间也推行了部曲制。李雄统治时，战事稀少，政刑宽和，赋税也较轻。李雄死后，宗室间为争夺帝位不断发生内乱，安定局面破坏。李寿父子统治时务为奢侈，大兴土木，滥施淫威，致使上下离心，百姓不满，在东晋进攻下迅速灭亡。

东晋永和二年(成汉嘉宁元年，346年)十一月至三年三月，东晋安西将军 桓温率军西征，克成都(今属四川)，灭成汉的战争。

东晋建元元年(成汉汉兴六年，343年)八月，李势继成汉主位，骄奢淫逸，不理政事，刑法苛滥，加以饥荒，国势更加衰落。永和二年十一月，东晋安西将军 桓温用江夏相袁乔“宜先攻弱”之策，乘机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司马无忌攻成汉，并使袁乔率2000人为前锋。次年二月，桓温水军至青衣(今四川 青衣江)。李势命右卫将军李福、镇南将军李权、前将军昝坚率大军自山阳(今四川双流东南)赴合水(今彭山双江镇)阻拒晋军。诸将欲在江南(今双江镇以北、府河以西之牧马山区。古人以大江为东流，故以大江之西为“江南”)设伏以待晋军，但昝坚不听，率军从江北鸳鸯琦(今双流镇西北，岷江东北岸)渡江向犍为(今彭山西北，岷江之西)开进。桓温军避开犍为郡城及武阳城(今双江镇北)，间道直指成都南面之白家场、石羊场。昝坚军正好与晋军异途。三月，桓温攻下彭模(今四川彭山东南，岷江东岸)，以参军孙盛、周楚率老弱残兵留守辎重，自率步兵轻装向成都进军。李福、李权等回军，李福攻彭模，被孙盛等阻拒，李福败后退走。桓温进军途中与李权相遇，三战三胜，成汉军败退成都。昝坚军在犍为未遇晋军，便从沙头津(今新津南，彭山县北岷江边)渡江还军，待赶到晋军时，桓温已攻至成都南郊，昝坚军不战自溃。李势倾城中守军在成都笮桥(今成都西南南河上)同桓温军激战。桓温军前锋受挫，参军龚护战死，矢及桓温马首，众惧欲退时，鼓吏误鸣进鼓，袁乔乘势督士卒力战，大破成汉军。晋军乘胜直追，火烧城门，李势连夜逃走，至葭萌关(今四川广元西南)，遣使向桓温请降。至此，成汉灭亡。桓温还军时，仍以周抚为益州刺史，镇彭模。周抚经两年扫除成汉残余势力，使蜀地全归东晋。

成汉世系表

始祖景帝(李特) 建初(2) 癸亥 303

秦文王(~流) 建初(1) 甲子(二) 304

太宗武帝(~雄) 建兴(3) 甲子(十) 304

晏平(5) 丙寅(六) 306

玉衡(24) 辛未 311

哀帝(~班) 玉衡*(1) 甲午 (十) 334

幽帝(~期) 玉恒(4) 乙未(十) 335

中宗昭文帝(~寿) 汉兴(6) 戊戌(四) 338

后主(~势) 太和(3) 甲辰 344

嘉宁(2) 丙午(十) 346

西凉---李暠

李暠（351年——417年），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郡成纪县（今静宁西南）人。十六国时西凉创建者。400年—417年在位。他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十六世孙。李暠少年的时候十分好学，通诵经史，尤其擅长文章义礼，也精通孙吴兵法，爱好武功，很小时就练就一身好本领。他的性格沉默而敏捷，宽和大度。后凉吕光末年，任效谷（今敦煌县）令。有惠政会沙州（今敦煌）刺史盂敏卒，他被州人推举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封宁朔将军。北凉段业时，仍为敦煌太守，安西将军，领护西胡校尉。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晋昌太守唐瑶联合六郡，推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李暠乃自立为王，建元庚子，建都敦煌，置官封将，西凉政权自此开始。

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是一个汉族政权，对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仍奉表称臣。为避战乱的中原士民大批移居西凉，这对西凉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李暠为了统一河西，派遣他的重臣宋繇东征凉州，西击玉门，取胜后驻兵玉门一带，广积粮食。他让儿子李让镇守敦煌，派宋繇辅佐，将都城由敦煌迁到酒泉。李暠还亲自率领西凉将士出征，一度打败了北凉的沮渠蒙逊，派人向东晋奉表。为了统一中原，他下令在玉门关、阳关屯田，敦劝农民种好庄稼，多打粮食，以强国富民。在他的治理下，西凉国势日益强盛，重文修武，劝农保境，立侨郡以怀流人，河西一时复盛。“百姓乐业”，“国内安富”。他撰写《诸葛亮训诫》，勉励诸子奋发图治。为了巩固边防要地，他修筑了敦煌的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修筑了西南二围，以威南虏。他在位十七年，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李歆。

李暠决心继承前凉大业，以结束河西的分裂局面，他不仅注重武功，而且崇尚儒学。当时的敦煌，已成为西凉传播儒学的中心。孙繇，刘昞等著名儒生为李暠所器重。李暠本人也是五凉时著名的文学家，写了不少诗。著有《靖公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器赋》等，其中尤以《述志赋》最为著名，九百多字，今仍完整地保存在《晋书•李玄盛传》中，这篇赋在五凉文学中占有光辉的地位。

李暠对他的子女教育很严。李暠迁都酒泉，正值鼎盛之期。他以宋繇为右将军，兼敦煌护军，与其子李让镇守敦煌。这时。他手令诫子书，语重心长，情真意切，可视做教子格言。现选录如下：

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举。众之所恶，勿轻承信。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按，听诉讼。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劳，逆诈亿必，以示己明。广加咨询，无自专用。从善如顺流，去恶如扬汤。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念此贯心，勿忘须臾。僚佐邑宿，尽礼承敬，宴飨馔食，事事留杯。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二月，李暠病逝，其子李歆继位。他未守家训，“繁刑峻法”、大兴土木，“人力凋残，百姓愁悴”，贤臣苦谏不听，母后力阻难进，结果在晋安帝元熙二年（420年）夏偷袭北凉时战死于蓼泉（今高台县西）。酒泉失守，其弟李恂闻此欲保据敦煌，因城破而自杀，李氏所建西凉政权彻底灭亡。

李暠家庭情况

九子

•李谭

•李歆

•李让

•李愔

•李恂

•李翻

•李豫

•李宏

•李眺

•李亮

神话传说

十六国时期的晋隆安元年(公元397年)，敦煌属北凉国领地。胸怀大志的敦煌人李暠，在当地地方势力的拥戴下，担任了敦煌太守。

西凉国创建者李暠的妻子

李暠虽官任太守，但不甘心屈居于他人之下称臣，总想建国立业。有一天，他脱去官服，换上便装，不带随从，腰挂宝剑，身背弓箭，扮作打猎的模样，一个人出了城门，信步在乡间小路上走着。小路上绿树遮荫，小鸟啼鸣，路边庄稼茂盛，郁郁葱葱。李暠正欣赏着田园美景，忽听远处有人高呼：“西凉君，西凉君！”他大吃一惊，心想，我正欲打算建立西凉国，不知是谁喊我西凉君？若让北凉王知道，定会有杀身之祸！这时，呼喊西凉君的声音又起，李暠闻声望去，只见前边斑斑驳驳的树影下，站着一只猛虎，双目眈眈地盯着他。

李暠虽武艺高强，但猛虎挡道，仍不免有些紧张。忙从背上取下强弓利箭，对准老虎就要射出。这时，老虎高声叫道：“西凉君不要放箭！刚才是我叫你，请别疑心，我不会伤害于你。因身负重托，有要事禀告君王。”李暠见老虎口吐人言，事出蹊跷，便将弓箭扔在地上，抱拳施礼道：“我并非君王。不知大王如此呼叫，是何用意？请多多赐教。”

老虎走到李暠面前，点头施礼道：“你有君王之才，将来必当西凉王。大丈夫不能久居臣位，要乘当今乱世纷争，建立西凉国。”李暠说：“在敦煌建国立业，是我的宏图大愿！”“在敦煌只能建国，不能立业。要想西凉国发达兴旺，建国后必须将都城迁往酒泉，才是长久之计。”“为何迁都？”李暠问。“因为敦煌地广人稀，地理位置偏僻，不是福地。迁都酒泉，可以向东扩展疆土，称霸河西。”“请问西凉国能保多少年？”“天机不可泄漏，望西凉君好自为之！”老虎言毕，三跳两跃，眨眼不见了。

三年以后(公元400年)，李暠果然在敦煌建立了西凉国，自立为西凉王。为了完成统一河西走廊的宏愿，五年之后，将国都从敦煌迁往酒泉。在位共十七年。二十年之后，西凉国灭亡在其子李歆手中。

墓地遗址

不久前，在甘肃酒泉市肃州区城西15里处发现的小土山墓葬，最近经有关专家鉴定，认

墓地遗址

为是十六国时代西凉国国王李暠之墓。

被当地村民俗称的小土山，实则为一高大土堆。其西南两面为砾石滩，东北两面为新垦耕地。由于常遭农田灌溉渗水的浸泡，2001年4月，小土山东北角发生意外塌陷，酒泉市博物馆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调查，确认系一座古墓葬，随后进行了抢险性的清理挖掘工作。这是一座深20米、墓室面积90平方米、墓道长71米的巨大墓葬。整个墓室东西长21.6米，南北宽12.27米，均用青灰色条形砖构筑，分为车马室、贮藏室、甬洞、照墙、石门、通道、前室、耳室、过道、后室等10部分。照墙上的壁画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白鹿等，以黑、黄、绿为主要色彩。石门右侧方形砖上的壁画内容为站立的三位侍臣，身体侧向墓门，其中两臣头戴官帽，身着朝服，手持笏板，恭敬等候，似进宫朝拜之意。车马室内遗有一副人体头骨，北耳室内遗有一副无头的人体骨骼。前、后室均为青砖叠砌的覆斗顶，所铺地砖遭早年盗墓者严重毁坏，室内遗有大量草木灰和木炭屑，后室棺床被严重扰乱，南壁有两处盗洞。随葬品所剩无几，只出土了少量的陶豆、陶钵、银簪、银扣饰、鎏金的铜泡钉、铜饰件、铜钉、铁棺钉等器物。

西凉王陵

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到现场考查后认为，小土山墓葬与其周边分布的已考古墓葬群一样，属魏晋时期的墓葬。只是该墓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墓道宽阔，并有附属建筑，带有地面宫殿式建筑色彩，墓主人不会是一般的贵族。在河西发现魏晋时期如此大的墓葬，至少是“王”一级的墓。从墓门壁画砖上所绘内容来看，反映的也是“王”与“臣”的地位等级关系。而在酒泉的历史时空中，称“王”的只有西凉王李暠。李暠是汉代前将李广的第16代世孙，又是唐朝李世民的世祖，唐王朝在修撰史书时，追谥他为“兴圣皇帝”。公元400年，李暠控制了西域，建国西凉。公元405年，李暠自敦煌迁都酒泉，他发展军屯、提倡民垦、励精图治，把酒泉变成了河西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据史书记载，公元417年2月，李暠病死“王葬建世陵，于酒泉西15里”。小土山墓葬所处位置与史书记载相吻合。专家们通过对墓葬特征、周边环境、地理位置等考察论证后认为，小土山墓葬就是西凉国王李暠之墓。

历史评价

李暠一生“通涉经史”，“玩礼敦经”。尤善于文学，是五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著有《靖恭堂颂》、《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容赋》等，以《述志赋》最为有名。

李暠还重视儒学，珍惜人才，知人善任，四方许多有为之士纷纷前去投奔。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阚駰，经济学家宋繇，教育学家刘昞等，都是在李暠的重用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使敦煌成为传播儒学的中心，形成中国历史上五凉文化的鼎盛时期。

李暠执政后广开言路，积极振兴文化教育。在他统治的西凉境内，当时好多文人名流，都投靠于他，被他重用，一时群英齐集敦煌，在学术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形成了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的兴盛时期。李暠不仅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文学家。

大凉国---李轨

隋朝末年，军阀割据四方，民不聊生，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些隋朝官员和地主豪绅纷纷纠集力量，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此时的李轨也召集本郡知名人士曹珍、梁硕、安修仁等共商大计。大家共推李轨为首领，于大业十三年（617），率兵攻入内苑城，逮捕了隋官谢统师等，结束了隋朝在凉州的统治。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次年冬，即唐武德元年（618），李轨正式称帝，立儿子伯玉为太子，设置百官，史称大凉政权。金城薛举见李轨自立，遣兵进攻凉州，李轨派兵阻击于昌松（今古浪县），全歼薛举之兵，并乘胜追击，先后攻克了张掖、敦煌、西平（今青海西宁市）、?罕（今临夏市）等地，河西五郡尽归大凉政权。

唐高祖李渊 为统一大计，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遣使前来与李轨结好，玺书上称李轨为“从弟”。李轨也派其弟李懋入朝进贡谢恩，被封为大将军，遣还凉州，以示信任。李渊又遣使持节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唐使到达凉州时，李轨已正式称帝。为麻痹唐朝以争取时间，李轨听从左仆射曹珍意见，效法古代向上国称臣而不取消帝号的做法，在上书李渊的书中称自己为“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表示不接受大唐封号。李渊大为不满，将李轨信使拘押，并令吐谷浑出兵进攻大凉。正在这用人的关键时刻，李轨听信谗言，毒死吏部尚书梁硕，造成人心叛离；又听信巫婆胡言乱语，大量征术筑玉女台，糜费很大；此时，凉州又遭灾荒，饿殍遍野，而李轨轻信隋朝降官之言，封仓停赈，致使朝野内外，人心背离。由于开国功臣安修仁与在长安为官的安兴贵系亲兄弟，且往来不断。安兴贵对李轨政权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主动向李渊提出出使凉州说降李轨，并制定了如不能说降就就地擒拿的策略。安兴贵到凉州，李轨拜他为左右卫大将军，并问其保全凉州之策。安兴贵乘机劝说李轨顺应潮流，归附唐朝。李轨非但不接受，而且怀疑他是唐朝的说客。安兴贵见不能说降李轨，就与安修仁密谋以武力解决。安氏兄弟在凉州颇具威望，他们发动少数民族兵马包围了凉州城。

李轨被迫率兵出战，败入城中，登上城头观望，安兴贵大声喊道：“大唐使我来擒李轨，不从者诛三族！”李轨一看大势已去，便携带妻子登上玉女台欲自尽，安修仁冲上玉女台擒获李轨，装入囚车，送往长安。武德二年五月，李轨被杀于长安。

李轨从起兵到被杀，前后不到三年，形势急转直下，转胜为败，政权倾覆，又招杀身之祸，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全局观念，不具备治国之才略，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且不能审时度势，明辨是非，正确处理内外关系，又枉杀忠良。终于使昙花一现的大凉政权灭亡，在凉州历史上闪现的帝王光芒迅急熄灭。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

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

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

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死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

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

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死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采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

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

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死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2.62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7.8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1.46米，厚0.73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1.41米，宽5.21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26.66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22.5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

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

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

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

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

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22.5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

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

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6.25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8.78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

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

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大发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

四、要进一步加强对明孝陵“原生形态”的保护。

1961年3月，明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我国“明清皇家陵寝”中的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清西陵（河北易县）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时间2003年7月3日23时56分（巴黎时间7月3日17时56分），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南京明孝陵”作为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大会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仅仅是朱元璋陵墓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以朱元璋陵墓为主体的、占地约297公顷的文化遗存，其保护范围达31平方千里，其内容可分作三大块，第一块为明孝陵，第二块为明东陵，第三块为明功臣陪葬墓。明太子朱标的东陵遗址，据考古调查，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与孝陵毗邻。现作为一处遗址公园而成为孝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整个紫金山（钟山）都是明孝陵的陵域范围。王焕镳《明孝陵志》云：“钟山之阴，明功臣陪葬者十余人。”在这个区域中，尤其是在钟山西部和北部，分布着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明代十几位开国功臣陪葬墓，这些功臣墓是明孝陵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朱元璋的孝陵起着重要的护卫作用。根据《康熙江宁府志》和胡祥翰《金陵胜迹》等书记载可知，这些功臣墓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鸥王汤和墓，皖国公仇成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桢墓，滕国公顾时墓，许国公王志墓，燕山侯孙兴祖墓，安陆侯吴复墓、汝南侯梅思祖墓等。这些功臣墓有的保存完好，如徐达墓、李文忠墓、常遇春墓等，环境已得到有效整治，并且对游人开放；但有的需进一步整治，有的墓葬甚至至今还未被发现，只是见诸史书记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