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陶瓷学会

古董的价值在于人文的结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具有明显的双重特性，即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

元代青花瓷器，主体纹饰为“鬼谷子下山图”，描述了孙膑的师傅鬼谷子在齐国使节苏代的再三请求下，答应下山搭救被燕国陷阵的齐国名将孙膑和独孤陈的故事。该器物于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举行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鬼谷子下山图罐

鬼谷子下山图罐外型特征：罐高27.5cm，口径21cm,腹径33cm，足径20cm。素底宽圈足，直口短颈，唇口稍厚，溜肩圆腹，肩以下渐广，至腹部下渐收，至底微撇。使用进口钴料绘出青花纹饰，共分四层，一层颈部饰水波纹，二层肩部饰缠枝牡丹，三层腹部为“鬼谷子下山”主题纹饰，四层下部为变形莲瓣纹内绘琛宝，俗称“八大码”。

这只元代青花大罐在拍卖前曾到北京和上海展出，引起收藏界的高度关注。当时人们估计其有可能创造中国瓷器拍卖世界纪录，佳士得公司人士估计，其身价将达到1000万美元，而事实大大超出人们预计。

这只大罐上的“鬼谷下山”图案为传世元青花瓷器中的绝品。图案是鬼谷子坐在一虎一豹所拉的车上下山。故事来自于元代版画《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它表现了战国时代齐、燕交战中，孙膑被燕国囚禁，他的师傅鬼谷子下山营救徒弟的故事。罐上图案栩栩如生，画工细腻，出自画家而非工匠之手，这使得瓷罐非普通的青花瓷可比。

同样的一件元青花“锦香亭图”罐，2005年在香港佳士得也拍出了4900万人民币的高价。该罐上所绘场景出自元代著名剧作家王仲文杂剧《孟月梅写恨锦香亭》，表现了唐玄宗时期才子佳人陈圭与孟月梅曲折的爱情故事，此两罐是稀世珍品——元朝人物故事青花罐八件中的两件。两罐绘画中的主题人物故事虽不一样，但器物的高度、直径等却大致相同。颈部、肩部也都分别绘上了相似纹饰。只可惜“锦香亭图”罐的罐口有了修补，其价值便大大低于“鬼谷子下山图”。

元青花“锦香亭图”罐

元青花瓷器的装饰纹饰大多为牡丹、竹梅，龙纹、莲纹、花鸟等，因此，青花瓷器上历史人物故事的出现，就显得更为珍贵。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的前收藏者是一位荷兰人，其曾祖父在北京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时，购下此罐。这只青花罐在这个家族中已经流传了4代。近几年来，那户人家用这只大罐盛放DVD光盘。佳士得公司几年前曾去他家中看到，当时仅认为价值2000美元左右。直到佳士得专家再次拜访，才发现这件瓷器珍稀无比。

据悉，和此罐一样绘以人物故事的同类青花古董传世者仅有八件。罐颈上画的波浪纹可以在其他六件上看到，都被大卫得基金会收藏。八件珍宝中有三件肩上画有缠枝莲纹，包括此件。波士顿博物馆所藏罐肩上及足部均未加纹带。此罐是八件古董中唯一一件足部莲瓣内绘有吉祥纹的，和大卫得基金会收藏的青花瓶很相似，其余六件莲瓣内均含下垂如意纹。值得一提的是，该罐上的牡丹纹与大卫得所藏的瓶上画的也非常相近。由波浪纹、牡丹纹与吉祥纹这三道和大卫得基金会所藏瓷瓶十分相近的纹带推测，罐的制作时期极可能在1351年左右。

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中国部专家连怀恩说，通常有人物故事的瓷罐多为中国本土定造、烧制，其他品种才外销中东等地区。本土订造的数量很少，且烧造的青花花色漂亮，画工精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很多都在博物馆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佳士得收到瓷罐两、三个月后，连怀恩在图书馆研究调查时，非常凑巧地找到了1321-1323年间印制的版画，而罐上的装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版画影响，而且还没有任何其他瓷器上绘有同样的场景。这样，瓷罐具备了藏家看中的“所有品质”，也正因为此，伦敦的拍卖显得尤其珍贵。

稀有归稀有，但此罐并没有很多珍稀艺术品所有的那种曲折来历。瓷罐是20世纪初荷兰人范·赫默特男爵(Haron van Hemert tot Dingshof)在中国购得。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1913-1923期间在荷兰海军服役，被派驻北京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且负责德国及奥匈帝国等使节及领地的安全。赫默特爱好艺术，收藏广泛，对中国瓷器的喜爱可从他当年北京旧宅的相片上窥见一斑。有趣的是，他购买这个罐时，元代还未被认定能做出如此精品瓷器，因此他一直以为此罐是明代作品。

蒙古统治时期，青花瓷件数少，易被人遗忘。西方收藏家一直到1968年克里夫兰美术馆举办 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展览后，才开始青睐元代瓷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元代青花渐渐受到重视，但没有发现多少堪称传世之作的元代青花。赫默特的后代和他一样并不知道瓷罐如此之贵重，因而多年来并没有对它有什么特别关照。60年代时瓷罐曾被赫默特的第一代后人拿去估价，但专家也误以为是明代青花瓷。传至第三代时他的家族又让佳士得拍卖行估价，瓷罐的珍贵价值才被发现。有趣的是，该罐在大将军家里，一直未受到重视，多年被放在墙角处当作容器，用来盛放杂物等。

连怀恩介绍说，历来古董商非常看中物品来源。此罐来源明确，自1913年至今一直在一个家族收藏，并且以前未被世人所识，是行家眼中的“新鲜货”，因此一旦披露，市场兴趣很高，深受藏家重视。加之今年三月开始，瓷罐相继在纽约、日本、香港、上海、北京、台湾、荷兰、法国等地巡回展览，使得人们对藏品的感性认识不断增加，估价自然也水涨船高。

拍卖前，专家对瓷罐的估价为100万英镑，也有人说拍出500多万英镑没有问题。连怀恩自己的估计是600万-800万英镑之间。

虽然瓷罐最终由伦敦古董商朱塞佩·埃斯凯纳齐竞得，但竞拍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中国竞拍者的加入更令竞拍险象环生，也使得价格一升再升。

最终拍得者埃斯凯纳齐是世界上经营中国早期艺术品的主要古董商。此次，他替一位海外私人收藏者竞拍。他在标价达到1350万英镑时才加入。他和一位电话竞拍者经过持久角逐才将宝物收入囊中。拍完后，埃斯凯纳齐说，他被现场的紧张气氛耗尽气力，并承认：“我已经到了我的极限，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元青花瓷罐的天价拍卖表明，近年来，中国藏品在国际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此前中国艺术品最高拍卖价格纪录保持者是2001年3月由纽约佳士得以530万英镑(当时合930万美元)拍卖成交的公元前十世纪西周时期的青铜方揽。

元青花《昭君出塞》

连怀恩介绍说，过去，藏家多喜爱中国彩瓷，因其色彩丰富，装饰规律。但随着时间转移，人们逐渐发现彩瓷重色，但不太能耐得细细品味。而青花虽只有蓝白两色，却十分典雅，况且青花瓷普遍重画工，能够表现自然的品性。这几年青花瓷拍卖结果都很好。2003年，纽约一家小拍卖公司--朵尔拍卖公司拍出的元代青花朝圣龙纹扁壶拍出了中国瓷器最高价--583万多美元，成为当时的世界记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自中国本土的藏家对中国藏品的需求也在增加，毕竟此类藏品有中国历史背景，加深了藏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这种需求也拉高了整个市场的价格。不仅如此，中国藏品的收藏门类也在更新。过去不受外国人重视的竹雕、犀角雕、文房四宝如今价格也在上扬，原先局限于亚洲收藏家的山水等书画类也受到国外藏家关注。过去，香港是中国艺术品最重要的拍卖地点，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此次拍品因收自欧洲，卖家家族希望可以在欧洲亲自参加拍卖，佳士得伦敦拍卖行也希望能借此带动欧洲市场的中国藏品拍卖。

元青花缠枝牡丹云龙纹罐

关于元青花，不仅普通民众，甚至于一辈子与瓷器打交道的瓷器专家对它也知之甚少。江西景德镇虽然成功烧制出元青花，但由于史籍缺载，又缺乏有明确纪年的实物佐证，600多年间，世人对元青花的认识与了解一片空白。中国到底有没有元青花?它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元代为什么会出现器型高达70厘米的葫芦瓶、口径达50厘米的大盘?为什么元青花装饰多达9层?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里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那些被誉为"世界上最精美的元青花"，何以跋山涉水、纷纷在异国王宫安家落户……所有这些历史之谜使得元青花倍受收藏界的瞩目。

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在《东方陶瓷》上率先披露了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瓶颈上用青花书写了长达62字的题记。至正十一年为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的年号之一。在元代以前，中国瓷器还没有形成书写纪年款识的惯例，这件青花瓷第一次向世人宣称，中国元代景德镇烧造过青花瓷器。

元青花缠枝牡丹云龙纹罐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位博物馆馆长波普博士以这对带款青花瓷为标准器进行对照研究，得出一个令世界文博界震惊的消息:伊朗阿特别尔寺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旧皇宫托普卡比博物馆秘藏着上百件令世人叹为观止的中国元代青花瓷精品，正名曰"至正型"器。波普这本32开的黑白图集，一举改写了世界陶瓷史。到了上世纪80年代，英国、日本也先后出版了土耳其所藏中国瓷器著作。

2001年3月底，在土耳其总理特批下，托普卡比博物馆迎来了费伯良、李辉柄、汪庆正、刘新园、许明等7位陶瓷专家。据说一连三天，大展厅旁的临时库房中，荷枪实弹的土耳其军警站立一旁，大批元青花国宝被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打开。

这些藏品中元青花达40件，而且器形硕大，花纹清丽典雅，堪称世界之最，为国内出土器罕见。中国专家们纷纷忘了不能上手的约定。追寻元青花大半辈子的老收藏家费伯良不胜感慨:"初看再看咽声细，一抚再抚赞不停。"

元青花云龙纹梅瓶

"元青花是元朝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治国方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说。

"元代有数字崇拜，成吉思汗起兵时树9面旗，任命9名大将，他警告下属们:'将来不要犯9种错误'。"中国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推断元青花装饰多达9层的谜团。

元朝统治得到巩固之后，民族关系十分的复杂，元政府实行民族等级政策，蒙古族原是游牧民族，本族风尚很难被汉族士大夫接受。一部分士大夫苦闷地走向山林，做起隐士。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辑、美学博士许明认为:"不少文人为生活所迫，完全有可能流落到景德镇去画瓷瓶，因而元青花之画与其他朝代那些匠人之作有天壤之别。也正是因为元代为外族统治，明人不仅鄙视元人文化，更不承认它的艺术成就，导致史书上没有记载。直到民国时期，古玩家还普遍认为元代不重视古陶瓷生产，更不会欣赏青花。"

1970年出生于宜兴市丁蜀镇。自幼在浓烈的制壶环境中耳濡目染，对五色紫砂土情有独钟，从学校毕业后开始玩捏紫砂。并虚心向名家请教，接受前辈指点，以传统和创新的理念相结合，博采众长，因而有了从选择泥料到制作成型的独特见解及风格。千年沉睡的紫砂泥凭着他炙热的慧心，娴熟的功底，最终成了手中一把把充满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的紫砂壶精品。得到了同行们的一致认可并多次获奖，倍受爱壶者的青睐，紫砂壶印有徐伟伟值钱。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1是中国陶瓷行业唯一的行业组织，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的社会团体。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于1989年9月，是由全国从事陶瓷行业及相关产品（服务）的生产、设计、科研、教育、流通、收藏及其他服务活动企业、事业单位、院校、地方性社团组织及个人会员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行业性的社会团体。中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在中国轻工联合会的指导下，负责全国陶瓷行业的管理工作。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的业务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徐闻古港将海上丝路

历史推前到西汉

在徐闻仕尾村北仕尾岭高崖上，有一座呈八角形、径2米、深40厘米的巨型石碗形的“航标灯座”。此灯座以一天然巨石雕琢而成，灯座八角有八卦饰纹、内被火灼成黑色，因年代久远而有多处龟裂，为典型的汉唐导航灯座在广东省博物馆内，静静地躺着一组汉代遗物，它们厚重，红褐色泥质陶物品，直径仅有14.5厘米，中分四部分，正中为近似小篆的“万岁”二字，两边为云纹。这是出土于湛江徐闻县二桥村汉代遗址的“万岁瓦当”。

在古代，万岁瓦当象征着使用者高贵身份与崇高地位，而徐闻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雷州半岛，在历史上属于“荒蛮之地”，如此珍贵的文物出土既令人惊叹，又进一步佐证了徐闻古港在我国海路贸易上曾经辉煌的历史。

《汉书·地理志》：“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这组描写了西汉时期，我国出海贸易船通过徐闻古港起航的记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文献记载。不过，古之“徐闻”是否今之徐闻，学界多年存在争议。

而万岁瓦当在徐闻出土，引起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等专家的关注。如今偏居于广东西南一隅的县城，是否就是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所在地？

带着这样的疑问，2000年6月和2001年3月，由黄启臣带队，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文史研究馆等机构的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先后两次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进行详实的田野考察。

这个依海而建的县城与海口市隔海相望，淡淡的海水咸味在空气中弥漫。由于缺乏考古人才，苦于对多年来相继发现和出土的文物无法进行考证的徐闻县对考察团极为重视，他们期盼借助考察团的专业力量，对这些发现和文物重新进行鉴别。

黄启臣一行几乎走遍了徐闻古城的角落。在徐闻县西南沿海土旺村（与徐闻古县治“讨网”音近）二桥、仕尾一带，即发现万岁瓦当的汉代遗址附近，考察团又一次发现汉代板瓦、汉代私印、汉墓群、烽火台等遗存。尤其是一座矗立于北仕尾岭高崖上的“航标灯座”引起了考察团的高度重视。这个灯座临海湾不足10米，多年被当地群众认为是马饮水的“马槽”。经验丰富的考察团多位成员一致认定，这为典型的汉唐代导航灯座，“汉唐时期曾在此点燃‘烽火’，示意方位”。

是次田野考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成果。考察队的专家一致认定，该次田野考察的实证与史料记载“不谋而合”，徐闻古港在西汉时期有繁荣昌茂的历史，徐闻作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几无争议。

这项实证成果，意味着将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团在泉州确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宋始发时间，推前到西汉，从而具有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1300年的意义。

出土文物诉说

昔日来往贸易之繁荣

在南越王墓展示厅，一捆共5支的原支大象牙尤其引人瞩目。这捆来自与其出产地相隔万海里的非洲象牙，在2000多年前，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

有没有更加有力的证据证明，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最早时间标志？

1999 年，中国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在新加坡讲学时，曾看到一只由印度尼西亚某海岛土著人在当地海滩挖出来的印纹硬陶盘。经鉴别，李知宴判断，这只在海滩里埋藏了千年的陶盘，生产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这意味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与印度尼西亚有了贸易往来。

位于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墓，丰富的出土舶来品同样讲述了当时我国古代海路贸易的繁茂。出土于南越王墓的舶来品包括象牙、银盒、香料等，其中，一捆共5支的原支大象牙尤其引人瞩目。这5支象牙中，最大的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米。经动物学专家鉴定，此象牙与亚洲象纤细的牙有明显的区别，而与非洲雄象大而粗壮的牙接近，故来自非洲。

到了汉代，史书记载，汉武帝曾派人招募海员从徐闻（今广东徐闻）港、合浦（今广西合浦）港出海，经过日南（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和黄金等物。这些丝绸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

海上丝绸之路之通达，其背后是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发展为远航贸易提供了可能。

秦汉时代是开发海上贸易，将航海向远洋发展的重要时期。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平定岭南时期，当时处在番禺（即今广州）的一支秦军，专门建造了大量的船只，供平定瓯越所需。

出土于广州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为我们带来直观的感受——距今2000多年前的造船工场颇具规模，当时已可以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

广州是中国古代的造船基地，出土于广州的东汉墓还有不少船模，有货艇、渡艇，还有人货并载的航船。单从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陶船看，船分前、中、后三舱。前舱低矮宽阔，蓬顶为拱形；中舱略高，呈方形；后舱稍狭而高，是舵楼；船尾还有一间矮小的尾楼。这种船吃水深，负载量大，适合深水航行。这反映出2000多年前广州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5000年前惠阳平原

已形成近海贸易

下午3时，在“航标灯座”遗址边上，渔民把刚从海里捕捞起来的小鱼用竹筐挑来卖给附近村民。晒得黝黑的渔民说，在徐闻这个地方，很多人世代以海为生

回顾历史长河，徐闻古港及稍后的黄埔古港长久不衰的辉煌并非偶然。

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原始航海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岭南地区，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十多万年前，马坝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距今7000年左右，在沿海繁衍的岭南先民就利用独木舟在近海进行捕捞活动。经过长期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据黄启臣研究，距今5000年—3000年期间，岭南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了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并通过海路将中国的商品送往沿海和海外岛屿。

尽管尚不成规模，但正是这种生产经验和贸易往来的历史沉淀，促使沿海的先民开启了伟大的航海历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秦朝，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积累，以及政治繁荣所带来的需求增多，岭南的海上贸易也逐渐繁荣。

历史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派遣50万大军“南征百越之君”，把东南沿海纳入王朝统治。秦灭后，秦将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史学家认为，赵佗的贡献不仅在于按照秦汉制度在岭南推动封建化进程，促进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并且还大大推进了先秦以来不断发展的海外交通与南海贸易。

彼时，汉朝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记：“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即要发财，到徐闻）。”

广东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岭南璀璨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明。正是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优良的海港、深入内地的河网，使善舟楫之利的岭南先民，很早就远涉重洋，开展对外贸易。

这就不难想象，经过漫长的发展、孕育与积累，到了汉代，汉朝使团“赍黄金、杂缯而往”——中国船队已经穿越南海，在印度洋航行，并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外国商使也沿着上述航线，往来交趾等沿海地区。

7000年前

岭南先民利用独木舟在近海进行捕捞活动

物证

万岁瓦当

徐闻博物馆内，静静地躺着一组汉代遗物，它们是红褐色泥质陶物品，直径仅有14.5厘米，中分四部分，正中为近似小篆的“万岁”二字，两边为云纹。这是 1990年出土于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的“万岁瓦当”。这样的万岁瓦当迄今在广东省只有两个地方发现，分别为徐闻和古番禺(广州)。万岁瓦当的发现，显示派驻当地的官员级别之高，被人们视为当地文明史与繁华史的记载。这种繁华或许与徐闻的地理位置有关：中国大陆距东南亚最近的城郭。

汉代船模

广州地区濒临南海，海岸线长，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就以“善于造舟”闻名于世，自秦汉以来造船业颇为发达。从广州汉代墓葬中出土的船舶模型和文献记载中可以窥见广州汉代船舶的基本形制和特点。据《广州汉墓》一书记述，广州曾在12处汉代墓穴中出土过船模，包括西汉中期的木板船模和东汉陶船模。

秦代造船遗址

广州造船业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1974年冬，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原广州市文化局内）发现了一处规模很大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该工场可建造长20米—30米、宽6米—8米、载重25吨—30吨的平底木船。

参考文献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顾涧清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黄启臣

◎《广州外贸史》，广州出版社，1995年，陈柏坚 黄启臣

◎《广东海洋文化》，国家海洋局项目成果，2013年，张开城

◎《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荣芳、黄淼章

◎《汉港徐闻考古》，2012年，吴凯

口述

史载最早海上丝路港口当属徐闻

口述人：

黄启臣，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有多个，比如合浦、徐闻、广州、泉州、宁波等，但史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当属徐闻。”

多年来，对于最早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归属，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00年和2001年，由我和广东省政府参事黄伟宗等带队的考察团先后两次到徐闻县进行田野考察。经过考古、考察遗址和文物及多学科论证，徐闻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

徐闻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距海南最近，也是当时距东南亚最近的地方。是次，来自中国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等权威单位的专家80多人，到徐闻参观考察了贵生书院、新挖掘的汉墓群、海上丝路始发港遗址等，对徐闻海上丝路作进一步的论证及对其价值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近年在徐闻古港一带挖掘出大量汉代文物，包括汉砖、瓦片、万岁瓦当、汉代私印等；同时在华丰村一带发现汉墓二百多座及大量汉代物件，尤其是在徐闻“大汉三墩”的西汉航标灯座等古港遗址，确可证明徐闻早在西汉时期，已经是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港。

史料对徐闻的记载也不在少数。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徐闻谚”云：“欲拔贫，诣徐闻。”《汉书》又称“自合浦、徐闻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的路线，以及黄支国“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和“蛮夷贾船”交易的盛况。尤其是《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今年的斯里兰卡。不仅如此，隶属于黄门的译长在海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开创了朝廷委派宦官管理海外贸易、贸易收入纳入皇室宫廷财政的制度先例。徐闻出土的 “万岁瓦当”正是其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有力证明。

可见，广东的徐闻在汉代已经是中国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港和经商致富之地。因此，说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实非臆断，确是有根有据。

南方日报海丝采访组/本版主笔 黄颖川 实习生 周鹏程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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