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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d=de95 提取码:de95《陶瓷》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集数: 6
片长: 53
SITV 新视觉 HD纪实栏目播出:陶瓷是中国发明的古老的高科技产品,中华民族最美丽动人的瑰宝,它包含着我们先人的智慧和勤劳,包含着先人们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陶瓷曾经是世界上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珍品,这种渴望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本系列纪录片《陶瓷》主要讲述了由陶瓷引发的人类文明的交流。
第一集 抟土:瓷器,在过去的千年里令人类趋之若鹜,中国瓷器与丝绸、茶叶一道,唤起了世界探索东方的热情,最终在地球上搭建起贯穿东西方的瓷器之路。然而瓷器却留给我们巨大疑问,这种自然界里并不存在的物品从何而来?瓷土遍布世界,为何只有中国人发现了这种泥土的力量?如果说中国人偶然发现这个奇迹,又怎可能将其制造的秘密严守千年。
第二集 梦幻:如果不是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清王朝,唐三彩也许至今深埋地下无人知晓。如果不是海底的瓷片划伤印尼渔民,大唐盛世波及远洋的气概也许缺少最为坚固的证据。如果说唐三彩背后隐藏着丝路的秘密,那些沉没海底,不朽的青白瓷和长沙窑瓷器则为中国人奠定了远洋之路,海上瓷器之路初步形成。一南一北,水路陆路,将大唐的盛世和气象延伸到遥远的地方。
第三集 天青:有几种瓷器,可谓无价之宝,只有世界上的重要博物馆少量收藏,那就是产自千年前中国宋代瓷器。宋朝的历史就是一个版图不断收缩直至灭亡的历史,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文化却达到了历史高点,宋代天青色的汝瓷和洁白的白瓷艺术达到了中国瓷器美学的巅峰,即便在当时默默无闻的福建窑变瓷器亦彻底征服日本,和宋代的饮茶方法一起演化成今天的日本茶道。宋朝,这个看起来绵软的帝国无意间成就了后世不可超越的瓷器艺术巅峰。
第四集 异彩:崇尚武功的蒙古族人建立的帝国曾经拥有超乎想象的版图,然而后人却没有意识到,战争并非这个帝国的全部,否则今天那对闻名遐迩的大维德元青花瓷瓶就不会摆放在大英博物馆内。我国古陶瓷大师陈万里先生曾经把元青花的起源列为瓷器史上的谜团之一。谁能想到,当马背民族将接近四分之一地球面积囊括怀中之后,依托完整的交通体系,这个庞大帝国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被绘制在精美的白瓷上,最终诞生一种名为元青花的瓷器。元青花,因其记录着一段宏大历史而载入史册。
第五集 望海:景德镇的窑工将明朝的繁盛气象绘制在瓷器上,随着郑和超级舰队前往南亚、北非甚至更远的国度宣扬国威。中国情趣开始成为世界的向往,东方梦想由此开启。可以想象,那些来自欧洲的探险船只与庞大的郑和舰队相比如同捕鱼的小舢板,船上那些类似海盗的探险家们即将登陆一个全新的梦想天堂——中国。他们尝试制造中国瓷,但却制造出青花陶器,这是今天荷兰国宝——代尔夫特蓝陶的起源。此时,海上瓷器之路基本形成,由瓷器、茶叶为主要商品的中西方贸易逆差已经初现端倪,为数百年后的鸦片战争埋下伏笔。
第六集 窑变: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的一百多年,中国处于末代王朝最鼎盛时期——康乾盛世。在庞大国力的支撑和皇家的推动下,御窑不仅复焼历代前朝的著名瓷器品类,更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技术。精美绝伦的瓷器成为世界的焦点和西方皇家贵族热切盼望的奢侈品。于是在景德镇,高级官员受命督造瓷器;法国传教士深入打听瓷器制造的秘密;在遥远的德国,炼金术士甚至被投入监狱,秘密研究中国瓷器的化学成分;随着海上瓷路的完善,瓷器,这种似乎只存在于天堂的人造奇迹,在西方掀起强烈的中国风潮。
瓷路感悟
今年过年期间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在播放纪录片《瓷路》,只看一会便被这部纪录片所感染,于是乎跑到网上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六集《瓷路》。
《瓷路》是一部反映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历史的重点大制作,与以往的鉴宝节目不同,《瓷路》重点讲叙了中国陶瓷文化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从九世纪的大唐帝国到十九世纪的鸦片战争,从中亚到罗马,从世界重要的沿海口岸到欧洲各大首都,历史上重要的地标和时间点都被中国陶瓷的故事所标注。在这贯穿全球的瓷器之路上充满了创业、探险、财富、战争和沉船的重大事件。
《瓷路》共六集分别为:抟土、梦幻、天青、异彩、望海、窑变。在主持人充满深沉磁性的讲叙下为大家展示了瓷器从产生到发展,再到出口世界,名扬海外的悠久恢弘历程。犹记得欧洲人初次见到精美青花瓷时的震惊与喜爱;犹记得荷兰、英国、西班牙为争夺中国瓷器在大西洋上展开大战;犹记得欧洲科学家为仿制中国瓷器不得要领,急的焦头烂额;犹记得普鲁士国王为爱痴狂,用600名龙骑兵换走18只中国景德镇出产的大型青花瓷瓶。
唐三彩、宋五大名窑、元青花、明清官窑,纪录片以历史时间的顺序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绚烂多彩的瓷器文化。纪录片没有刻意去评价瓷器的昂贵价值,以瓷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为侧重点,不仅仅是一部瓷器发展史,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
奇怪的是,在虾米上都能找到这张原声带,但在豆瓣上却搜不到这部片子的条目,无论是用“陶瓷”、“世界陶瓷纪行”。
一、《我在故宫六百年》(2020)豆瓣 8.7
这部纪录片,独特之处在于,是以故宫工作人员的视角来叙述的,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修缮技艺部、工程处、文保科技部、考古部等多个部门。
在古建修缮保护的过程中,人们完成了对故宫的再一次发现,也展现宫墙之外的天下人与这座城池发生奇妙的关联。
二、《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豆瓣 9.4 分
这部纪录片的集数不长,仅有 3 集,很适合在参观之前做一个概览。纪录片由叶君、萧寒执导,中国中央电视台出品的一部三集文物修复类纪录片,在央视电视栏目《纪录片编辑室》中播出。该片重点纪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
三、《敦煌莫高窟 美の全貌·上篇·重现大唐帝国的辉煌》 (2008) 豆瓣 9.3 分
该纪录片首次使用高清摄像机拍摄并公开30个洞窟的敦煌壁画,从视觉、配乐、旁白之间,都十分契合,甚至可能收获比抵达现场更好的视觉体验。也可能圆无法抵达敦煌的外地游客,一个飞天梦。
四、《张纯如》 (2008)
非常适合在前往南京之前看的一部纪录片。
影片拍摄历时 15 个月,以张纯如个人视角为出发点,沿着她撰写《南京浩劫》一书时的采访足迹,结合大量首度被公开的真实资料拍摄而成,是全球首部以真实人物为视角,全面再现南京大屠杀的剧情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故宫90周年的纪录片。该片重点纪录故宫书画、青铜器、宫廷钟表、木器、陶瓷、漆器、百宝镶嵌、宫廷织绣等领域的稀世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和修复者的生活故事。
《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集讲述青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故事,第二集是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故事,第三集为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
《我在故宫修文物》其他情况简介。
《我在故宫修文物》把工匠精神这件严肃的事讲得细腻、温软且富有人情味。相比更多奇观色彩颇重的纪录片选题,《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亮色,或许就如片中木器修复师说的那样,从“格物”来“致知”:人们用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身。
重塑一件件被历史封尘的故宫文物的,来自于一位位文物修复师的气质和品格。它的迷人之处并非惊天动地,理应是细水长流的。该片一部内蕴优裕的纪录片,在一个个对于文物修复师而言的稀松日常里,我们能够看到比修复钟表、青铜器、木器、古琴更多的东西。
明明说好的要下雨,但他却一直憋着,像一位喝得尽兴不想上厕所的酒鬼,也像一位玩疯了的小孩,直到实在憋不住了,才倾盆而下。
我在陶窑村那天所遭遇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说从泾县到歙县的这段路程,可以随时发现一些预料之中的喜悦——这里是新安画派和黄山画派的发源地,也是中国顶级文房四宝的制造基地,那么在泾县的陶窑村则可触碰到一些惊喜。
对于公众来说陶窑村的知名度并不高,且因缺少系统地考古发掘和研究,那些层层累积上千年的陶器,至今依然在四周青山中的古陶窑遗址下沉睡。
步入村中的古陶陈列馆,你会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似乎走入了南唐或宋人的一间厨房、仓储间,体会到古人真实的生活氛围。从其中一些古陶碎片中,可清晰地感受到当时民间画师们一些花鸟画技法,画史中所记载的“徐熙野逸”、“落墨法”等等谜团的线索,也许便隐于其中。
陶窑村位于安徽宣城市泾县琴溪镇。
你若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爱好中画和书法,那么从合肥出发一路南行的旅途,随时会带来一些预料之中的喜悦。
过了芜湖,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便可到泾县,这里是宣纸和宣笔的重要生产基地。
早在宋末元初,泾县小岭曹氏家族曾一度垄断了宣纸的生产经营。入元以后,在倪瓒、王蒙、吴镇、黄公望“元季四家”的推动下,水墨写意画占据中国画坛主流,他们的技法与风格形成与泾县所产的宣纸不无关系;宣城本地“宣笔”的 历史 更为悠久,在唐、宋的高峰期本地所产的紫毫享誉天下,为文人、画家们所宝。
泾县南与如今的黄山市接壤,不远处的歙县是古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孕育了徽商和徽菜,更是徽墨、歙砚的主要产地。
这条线路囊括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一条龙,堪称一站到位。
若是将行程定制得更为广阔,从歙县境内顺着新安江,经千岛湖、桐庐、富阳可以直达杭州。而从泾县往北与芜湖接壤,从这里入长江便可至南京。
杭州与南京,这两座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尤其在魏晋、五代南唐和此后的南宋,不同朝代的定都之地,其时商贾云集、人文荟萃,无数文学家、艺术家留下了无数精彩的作品。
为这些作品提供文房四宝的重要生产制造基地,正是以黄山为中心包括泾县、歙县这方圆300里左右的古徽州地区。
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大千与张善孖兄弟二人自杭州沿新安江二上黄山后,曾下榻于歙县。张大千在此定制了纪念墨,正面书“云海归来”,回到上海后分送友人,很是得意。
张氏兄弟来黄山的重要原因,是受到清初活跃于此的画家群体启发,这些画家们包括梅清、石涛、弘仁,比如出生于1642年的石涛,在青年时长期旅居安徽宣城,他首次游黄山是28岁。巧合的是,张大千也正是在同样的年龄开始了首次黄山之行。
这些清初画家面对黄山所感所悟之后,从而形成独特画风,近人将其归为“黄山画派”,此后张大千、黄宾虹等人遥接其衣钵。而黄宾虹本人,虽然出生于浙江金华,其原籍亦是安徽省歙县人。
比“黄山画派”的提法更为宽泛也更早出现的,还有另一个同样活跃于此的画家群体——“新安画派”,清初张庚在其所撰的《浦山论画》中总结说,这一画派多师法倪瓒;王士祯认为新安画派开山鼻祖为弘仁(字渐江),他与查士标、汪之瑞、孙逸同称为“新安四家”。
无论新安画派,还是黄山画派,其共同特点是以黄山及周边的风景为创作母体,提倡“师从造化”,从结构与技法上突破“清初四王”一味泥古守旧的甜俗之风;
其次,便在于他们均推崇倪瓒、黄公望等人,让水墨具有更丰富的表现力。而这,与本地所生产高质量的笔墨纸砚,不无关系。
尽管皖南这片土地,与中国绘画史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而疫情之后我们首次出行的目的地——陶窑村,却与绘画不太相关,从这村名你大概就能猜出,这里以制陶而闻名。
若是说与宣纸和宣笔的相逢是这段旅途预料中的喜悦,那么在陶窑村,却触碰到了一些意外的惊喜。
天气预报是要下雨的,但我们在村中那天上午,表面却阳光灿烂。云层一直按部就班地聚集着,它们搜集着村中的山间、林地、水田里的水汽。
暂时晴朗的天气,让我们有机会审视这座千年古村落的大体地理地貌。
村子的面积比我想像中大,村子以前的中心,应是在四周环山的一片凹地中。一条小河绕着进村的公路流过,青山环绕四周,其中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中间一片平地上,星罗棋布着村舍,粉墙矗矗,黛瓦鳞鳞。
陶艺师傅胡金中的工作室,就位于其中一间。“正对面这座山是龙山,后边这座是虎形山,”他站在院子外边的台阶上用手指点着四周,热情地介绍:“龙山东边这座,是青龙山,西面那是凤凰山”。
胡金中除了自己制作陶艺外,还执着于研究本地的制陶史。他自费买下一座古民居,从各个村民处收集古陶器和碎片,将它们整理归类,办了一个“古陶陈列馆”。
陶窑村制陶业的兴旺,可以追究到晋代。据乾隆时期《泾县志·物产》记载:“泥器出陶窑。相传晋葛稚川炼丹作陶器,其结庐处有施姓、陶姓擅其业。”而嘉庆时《泾县志》中也记载:“葛仙庙,在县东北陶窑。相传葛洪练丹于此,而陶器作,因立庙。”
可惜如今葛仙庙早已被毁。按照清人的记载,东晋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早年曾在此炼丹,因而带动本地制陶业兴旺。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遂南行至广州,此后隐居罗浮山。中国绘画中“葛稚川移居图”便是描绘葛洪携家人隐居的这一主题,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王蒙的这幅《葛稚川移居图》,如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1984年,安徽省文物局专家、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李广宁来此实地调查后,从烧瓷方式及采集瓷器标本,推测这里是一处五代至北宋时期的古民窑窑址群,主要烧制日用青瓷器。
在当年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上,李广宁将两次调查采集的标本做了分析和汇报,与会专家一致推断该窑址烧造年代是五代——北宋时期,其上限可能会早到唐代晚期,应属著名的宣州窑窑口。这类观点遂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但直到如今该地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上述调查尚不能作为断论。
据《泾县志》记载,明清两朝陶氏、施氏家族传承了制陶业,从清末一直到抗战爆发前夕,这里的制陶业都相当发达——“清末至民国25年前陶窑、施窑,新溪、罗家冲等村长龙窑多达60一100余条,窑工达千人,产品销芜湖、南陵、宣城、当涂、太平、青阳及沿江各地。抗战期间销路受阻,制陶业衰落。1949年,全县有大小窑3条。生产日用生活陶制器皿及缸瓦,窑工40余名。”
目前陶窑村依然保存着相对完整的传统制陶工艺技术,王玉林师傅带领七、八位工人仍在传承这项古老的技艺。
村中仍在使用的龙窑是上世纪50年代移至村口,如今这里也是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处研究基地,包括中央美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师生们,也常到此交流、学习。
2008年,国际陶艺大师李见深在此详细了解制陶工艺,并拍摄了纪录片《陶窑》。这部片子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十届法国国际陶瓷电影节,获“文化遗产奖”,之后该纪录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最佳陶艺纪录片奖”。
“古陶陈列馆”是一幢有些年代的典型徽州民居,主体建筑为砖梁结构,用于挡风和防火的马头墙,被雨水冲刷出斑驳的痕迹,让人联想起黄宾虹那句“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淋墙头月移壁”。
进门有一前庭,中有天井,原来用着厅堂和厢房的空间,如今被布置为陈列室。透着玻璃橱窗,依次放置着古人制作、或者用过的器物。
距离如此之近,让我恍惚走进了南唐人或者宋朝人的一间厨房、或者是杂物间,各类的碗、盏、执壶、酒注、轮盘、罐等依次展示在陈列架上。也许其中某件小罐就是古人用来盛放盐的,双耳的陶壶可能是用来盛酒的,角落里的大陶罐,或是用来储存谷物。
据胡金中介绍,陶窑村的古窑遗址面积达15000平方米,堆积层最高可达6米。但尚未进行系统发掘,他所搜集的这些藏品,均采集于地面,主要有青釉、黑釉、黄绿瓷器。
其中最早的陶器和残片应是五代南唐时期,当地工匠所烧制的生活用器。这类生活用器因为需求量巨大,以及成本等问题,大多以实用功能为主,它们并不像故宫或者其他博物馆中,那些精致、细腻的精美艺术品,但它们都带着古人真实的生活印记,让我们可以揣测当时的生活方式,甚至能够触碰和闻到他们劳作中的留下的汗味和泥土气息,这种质朴的真实感带给人的震撼,甚至远远高于那些过于粉饰毫无瑕疵的精美器具。
也就是在这间陈列室里,胡师傅向我展示了几件五代南唐时代的古陶碎片。前段时间正好一直在写有关南唐时期徐熙的一些文字,我对于画史中记载的徐熙“落墨法”有些囫囵吞枣,因为不见有画迹佐证,一边写,自己心里也觉得没谱。
不过,从这几片古陶器物身上绘制的花卉,倒让我联想起人们印象中风格“野逸”的徐熙画法,它们并不像从隋唐、五代时期以双钩设色为主的主流花鸟画技法,这种技法到了五代,其代表人物是后蜀的黄荃父子。而身处江南的徐熙,其技法与他们截然不同。
在北宋郭若虚编撰的《图画见闻志》中,引用南唐才子徐铉的对徐熙的评价:“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同时也引用徐熙自述称:“落笔之际,未尝以傅色晕淡细碎为功。”这表明徐熙的画法一反唐以来流行的晕淡赋色,开创了一种新的“落墨法”。其技法特点是主要用墨来塑造形象,辅以色彩。
在宣和画谱中,也提到徐熙“落墨法”的几个特点:“独熙落墨以写其枝、叶、蕊、萼,然后傅色,故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
除了以墨色组合塑造物像外,徐熙的花鸟还有“野逸”之说,宋代沈括形容徐熙画“以墨笔为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元人汤垕所撰《画鉴》中也说:“熙画花,落笔颇重,中略施丹粉,生意勃然。”
徐熙本人的画迹已难见到,而从这几组陶瓷残片上的花卉图案,我们完全能够体会到当时江南地区民间画师们,早已娴熟地掌握了不用线条勾勒然后着色的绘画技法,他们仅仅用毛笔“草草”几笔,便画出了花的枝叶和茎干,利用自然的墨色塑造出一片盎然生机。虽然并不精细,但其用笔流畅,造型生动,显然是有一定的固定程式和粉本。
遗憾的是因缺乏更为专业、细致的考古研究,这几片民间画师留下的陶瓷残片,仅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南唐时期徐熙一类技法的想象空间和思路。
下午三、四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杭州时,大雨终于伴随着雷电倾盆而下。
身后的景物变得昏暗和模糊,陶窑村和这诸多的 历史 谜团一道,也被笼罩在一片烟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