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酒第一坊是什么坊？
水井坊
水井坊位于成都老东门大桥外，是一座元、明、清三代川酒老烧坊的遗址。2000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6月25日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又被载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世界上最古老的酿酒作坊。”其主要意义在于，水井坊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酒文化研究的内容，填补了中国古代酒坊遗址、酿酒工艺等方面的考古空白。
这里有沿用至今的元、明、清古窖群，有明、清和现代的3个晾堂。独特的斗檐房顶有利于蒸气散发。有酒窖8口，炉灶4座，灰坑4个。出土的陶瓷器具有碗、盘、钵、盆、杯、碟、勺、灯盏、罐、壶、缸、砖、瓦、瓦当、井圈等。其中以酒具最为丰富，种类有青花、白釉、青釉、酱釉、黑釉、粉彩瓷等品种。器物上的装饰图案题材种类繁多，以折枝和缠枝花卉纹、卷叶纹、竹、松、梅等植物类图案最为常见，也有垂钓、婴戏图等人物类绘画，山水风景类，鱼、龙、鸟、怪兽等动物类，甚至有梵文题材类。发掘中还发现少量宋代瓷片，表明此处还存有比酿酒遗址更早的遗存。
资料表明，水井坊是一处前店后坊的综合经营场所，集生产和销售为一体，遗址沿用数百年未有间断转产，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从水井坊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暨水井街酒坊遗址博物馆筹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务院近日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有幸入选。
据文物保护责任单位成都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介绍，1998年8月，全兴公司在技改工地偶然发现地下遗址，经省文物考古部门联合试掘，1999年3月正式发掘，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水井街酒坊遗址考古成果和重要价值予以高度评价；水井街酒坊遗址是我国目前首例经过科学发掘的古代白酒酿造作坊遗址，上溯明代，下至当今，连续五、六百年未断生产，堪称中国白酒的一部无字史书。水井街酒坊遗址发掘填补了我国酒坊遗迹专题的考古发掘空白。
而后，水井坊遗址还获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发的大世界吉尼斯之最——最古老的酿酒作坊证书，水井坊优质名酒原产地保护工作和中国食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均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悉，至水井坊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我省已有6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届全国第5位。
另悉，水井街酒坊遗址博物馆筹建工作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现场开工期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力争2003年国庆节前博物馆建成并开馆。
2000年3月，中国足坛惊爆猛料，四川全兴足球队欲更名为四川水井坊队，一家神秘的水井坊公司出巨资买断球队冠名权，引发球迷及新闻界等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伴随着足球队的更名风波，蒙着面纱的成都水井坊一夜成名，声震华夏。今年8月9日“水井坊考古发现暨水井坊酒展示会”在广州的圆满召开，把“水井坊”的神秘面纱掀开了一角。
白酒，是中华传统酒文化与物质文明结合的典范，是中国人的骄傲，1999年僵十大考
古新发现“水井坊”的重现盛世，为我国白酒的起源翻开了新的一页。经国内学者考证，水井坊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酿酒作坊，而且是中国浓香型白酒酿造工艺的源头，是我国古代酿酒和酒肆的唯一实例，堪称中国白酒第一坊，她集中体现了川酒醇香隽永的特色，也代表了中国白酒酿造的最高水平，以至于人们这样评价：水井坊，真正的酒！
我们知道，每一项重大发明往往只是惊鸿一瞥，但意义深远。古蜀先民不经意的创造竟成就了中国第五大发明，历史和现实在诉说古蜀人的丰功伟绩，也向世人展示了蜀地自古就是名酒之乡，佳酿迭出。四川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非常适合酿酒微生物的繁育，对白酒的生产发展十分有利。水井坊集烧酒之凛冽，蕴陈香之幽雅，开烧坊本源，为白酒滥觞。因此，俗语说“川酒云烟甲天下”。中国白酒、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俄罗斯伏特加并列为世界四大蒸馏酒，但中国白酒的历史最为久远，也更注传统工艺的积淀，尤其是浓香型白酒，其工艺和窖池尤为讲究。据专家考证，水井坊在元代相传至今。在水井坊窑泥中，科研人员分离出水井坊独月的特殊菌群，正是这些特有菌群，赋予水井坊的极品香型。
目前，“中国西部论坛”已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热点，聚焦了世界的目光，作为西部论坛指定用白酒，水井坊正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酒文化。
基本情况： 位于王家河街道办事处以北1.5公里处，地域面积15.3公方公里。辖3个自然组，其中王家河组145户，450人；孙家河组75户，370人；松岭组60户，260人，共280户，1080人。
村庄历史： 元末明初，明将徐达率兵攻打大都（北京），皇胄义王孛儿只斤·和尚，带领家族成员提前从城中逃出。逃亡至河南鄄城附近，被明军围剿追杀。其一子领部属突围之后，于1370年来到王家河村松岭隐居，改汉名为王彦龙，族人称其为义王。《同官县志》对其在今王益区王益村、耀州区避难村、莫火村等地的活动均有记载，王益区区名也来源于此。当地流传有义王王彦龙的民间传说。600百年间，王彦龙后裔繁衍上千人，主要分布于耀州区石柱，印台区南关、柏庙，家族主支在王家河地区定居生活，故有此村名。
文化古迹： 前峁遗址，王家河村北部，1981年在此采集到一件陶罐，即“人首龙”陶罐。它双耳，束颈，鼓腹，高约17厘米，其肩部贴塑有一条“龙”。这条“龙”长着人首，深眼睛，高鼻梁，四肢扭曲。据研究，这件陶罐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己有6000～7000年的历史，早于红山文化“C形玉龙”千年，人们称其为中华“第一龙”。该罐保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家二级文物。
王家河遗址，新石器时期，位于王家河村周围。东西宽131米，南北长582米，遗址地表遗物丰富。采集仰韶文化标本有灰陶、红陶等，纹饰有粗、戏绳纹、素面、弦纹等，可辨器物有罐、钵等。另外发现汉代、唐代和宋代的陶片、瓷片等。1992年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雷坪寺圣母宫，清代建筑，坐西朝东。现存圣母宫、过厅、戏楼等建筑。2008年列为第五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韭菜梁遗址，新石器时期，位于王家河村北部山梁上，东西宽400米，南北长1160米，灰坑保存完整，地表遗物丰富。
经济发展： 县志记载，“王家河、孙家河，引雷平川上游水灌田三四十亩。”建国前该村已有水浇地，种植作物，保增保收。
目前，农业基本实现耕种机械化，有耕地2640亩，其中苹果种植面积1500余亩，菜地面积260余亩，果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招商引资400余万元，修建起“同官大院”，15家农户开办农家乐，当地的独特山水景观被评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农户拥有拖拉机、农用三轮车、三轮摩托在100台（辆）以上。
建有王家河水文化公园，园内亭台楼榭，假山喷泉，绿茵随处可见，尽是靓丽景色。
名人乡贤：
王正兴，1941年毕业于省立邠县师范，曾任石柱镇中心学校教师。
付自治，生于1915年，解放初期，有一持枪土匪自北村小路而下，后边百姓持棍相追，在其过河而迎面而遇。土匪喝斥：“你赶挡我就开枪打死你！”他答道：“你过你的路，与我有啥事？”土匪不以为然，就在擦身而过时，他从后边抱住土匪，土匪手握短枪准备击之，他用尽力气，将其枪顶向土匪心窝，用力扣响板机将土匪击毙。付自治此举受到省、市政府的嘉奖。
王自端，生于1931年，1948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巡视员，高级经济师。
王崇旭，生于1943年，曾任中国交通建设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津贴。从葛洲坝工区到珠海经济特区，从西部开发到三峡工程建设，他参加施工的桥梁近40座，在国内路桥建设行业被誉为“桥圣”。
附：义王家族谱系：
编纂：郭安
于莘县十八里铺镇东段屯村西北150米处。遗址高出四周耕地1.5米，东西宽60米，南北长200米，地表暴露出宋、元时期的瓷片，多为碗盘。1978年被莘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代铁钟】 金代铸铁器。铁钟体高2.41米，钮高0.49米，通高2.90米，唇部直径1.77米，围径5.56米；顶部钮由两条气度凶悍的蠕龙交织而成。钟重约10吨。钟体上的纹、字大部清晰可见。下部为一周阳线植物形花纹；上面是较小的方各，其中一格内有“承包四年六月初六日铸造”字样及铸造者姓名；下为大方格，与小方格以八卦文作界，格内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国泰民安”等铸字，顶部为气象雄浑的云雷纹。现存于莘县古城镇，2002年建有钟亭。【三槐堂】 宋朝一代名相王旦家族的宗祠，坐落在莘县套庙王庄村。苏东坡在《三槐堂铭》中写道：“魏公之业，与槐俱荫。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史载王旦的父亲王佑官至兵部侍郎，虽有经世之才，但仕途坎坷，壮志难酬。他在院中亲手植槐三棵，祝愿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其次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王旦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不受贿，不置田产，不蓄声妓，忠奸分明，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创王家世代家风。其后辈子侄多经科举入仕途，仅在宋史有传的就有11人之多，且均为官清正，各有建树。三槐王氏自王佑起，至今已有48世，其后裔散居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不断有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等地的名人来莘县“三槐堂”寻根访祖，延续家谱，追思先人之高风亮节，宏扬中华之传统美德。正如古诗云：“三槐始植兆三公，不与陶门五柳同；朝代更替星斗转，至今堂下播清风。” 【燕塔】 亦名宝塔、雁塔、燕塔。位于城中西北隅今文化馆院内。建于金天眷二年（1139年），一说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拆于1968年春。据旧志载。塔东西阔十四步，南北长十三步，高十三级，顶上有铜笼容二十余人，可望七十里，曾为“拒寇护城”起过重要作用。“望气者谓宜发科名”。明清代曾数次维修，邑人亦“迭赋鹿鸣”，将塔视为莘县的骄傲和莘城的象征。1944年解放莘城时，塔作为全城的最高点被我军首先占领。据老教师赵仙如测记，塔底面积533平方米，高48.6米，每级有四门，至顶可望数十里，并有“手可摘星辰”之感。塔下有古庙，庙内有石雕女神像，传为南海大士，俗称“石奶奶”。莘城一带百姓旧有正月十六登塔，十月十八日赶庙会之俗。1958年破除迷信，拆庙拉神，古庙不复存在。1968年塔被以“不安全”之由拆毁，拆出五部北宋刻本《妙法莲花经》、一部写本《陀罗尼经》、一座小银塔和一具石函。函内有舍利子，上漂浮着银质薄片船。银塔属板金工艺，玲珑剔透、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经书、银塔现存山东省博物馆，石函存县文物馆。1981、1982年《文物》杂志对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八十年代以后，历届县领导及文化部门曾起议重建，后因资金问题终止。至今人民仍热切期盼着记忆中的宝塔重现，改变古州郡无古迹的缺憾。2005年8月由县政协组织成立莘县燕塔研究会，筹备重修燕塔事宜，受到多方关注和支持。现燕塔正在修复之中。【野猪林】 位于莘县观城镇郭海村北，相传是《水浒传》中好汉林冲由汴京发配至沧州途中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之处。北宋时期，野猪林经常有野兽出没，很多人在此丧生。《水浒传》第八回写道：“枯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断愁。”据《观城县志》载，野猪林村东是徒骇河，村西是马颊河。这两条河都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时疏通治理的较大河流，村北有三沟（于沟、王沟、马沟），村南有三庙（红庙、朱庙、双庙），地形较为复杂。【十字坡】位于莘县和河南省范县交界处，相传是《水浒传》中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开店、结交江湖好汉的地方。据说，孙二娘娘家在樱桃园，婆家住在现在的张青营。十字坡、樱桃园、张青园三足鼎立，相距不远。几百年来，民间艺人在这一带串乡演出，都忌讳说唱《武松打店》以及《水浒》中有关孙二娘卖“人肉包子”的故事。十字坡有一大桥，站在桥头，可以饱览金堤河上的秀丽景色。【琉璃井】 位于莘县观城镇东南7华里古井村，井筒上半截全是青砖砌成，水面上下部分为硬如石滑如镜的琉璃疙瘩。每有物体击水，便发出铜钟般的嗡嗡声。大旱之年，其他水井皆干涸见底，唯有此井水量不减，而且特别甘冽清爽。相传古时候有一张姓人家，为躲避官府豪绅的盘剥，携妻子儿女来此定居，每逢大旱，吃水就发生困难。为此张家女儿翠玉，经常跪求嫦娥仙子帮助，经仙子指点从云峰山上采下10条紫荆，放入井中燃烧，井中流沙很快被烧的坚如石亮如镜，井底也有泉水涌出。紫荆尚未烧完，云峰山守山老人赶来，把火熄灭，拿走紫荆，于是这口井就成了现在的样子。【马本斋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张鲁镇南1公里处。1944年2月，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著名的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病逝后，安葬于此。当地政府和群众立碑、筑亭、植树，修建了“马本斋烈士陵园”。1954年，烈士灵柩移至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1985年在烈士原葬处重建。
陵园坐北朝南，占地10亩。整个陵园由红砖花墙围合，主要建筑有阿拉伯式穹形大门，中国古建筑式六角形纪念亭，回族埋葬习俗用的坟丘和烈士纪念祠堂。纪念祠堂内安放着烈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两侧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写的挽联。“马本斋烈士陵园”门额系烈士之子马国超所书。这些主建筑坐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由一条甬道贯穿其中。园内翠柏掩映，绿草如茵，庄严肃穆，朴素典雅。每逢清明节，张鲁镇人民都到陵园扫墓。宋任穷、段君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来莘时都曾来此凭吊。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人，曾在旧军队中闯荡20年，由士兵升为团长。后因对旧军队不满而回乡闲居。“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回民支队抗击日寇，屡屡重创日军。1942年秋转战到鲁西北，一直活跃在莘县、观城、朝城、濮县一带，给盘踞在这里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时的冀鲁豫边区主任黄敬称他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丈八烈士陵园】 又名鲁西北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大王寨乡东丈八村西北隅，建于1945年，占地约百亩，是聊城地区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南北长240米，东西宽170米。陵园坐北朝南，由门楼、纪念碑、纪念室组成，门楼为古典式建筑。纪念塔高16米，四面八角，楼阁式建筑，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二层塔壁镶嵌着八面石碑，刻有当时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亲书的碑文和为革命牺牲的925位烈士的英名录，其中师级干部3名，团级干部10名，营级干部6名，连级干部9名，排级干部102名，班长和战士643名。纪念室中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挽联和部分烈士的照片、事迹。园中北首是鲁西北全体党政军民1945年敬修的肖永智、张炳元、史钦琛等烈士陵23座，园内苍松翠柏，冬夏常青，白杨参天，果树成方，鲜花盛开。整个陵园庄严肃穆，生机勃勃，是聊城市广大干部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五大名窑。
1、汝窑
汝窑瓷为宋代五大名瓷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一带，宋时为汝州地，故名。汝窑除烧青瓷外，兼烧黑瓷、酱釉瓷和钧釉瓷，以青瓷最为精致。汝窑青瓷的胎质细密，呈深浅不同的“香灰色”。与同期官窑器很相似，釉色以粉青为主，另有天青和卵青。釉层透明和不透明的均有。釉青一般都呈一种内蕴的木光。开片是汝窑的一个重要特点，无纹片的很少。纹片深浅长短交错排列，密而不乱。器物尺寸都很小，造型以盘、碟、洗为多，其中椭圆四足盆是汝窑的特有造型。汝窑的烧制时间很短，存世品不足百件，非常珍贵。从明宣德开始有仿制品出现，清初雍正已能仿得相当好，近年河南省也有新仿汝窑器。
2、钧窑
钧窑产地在今河南禹县，因与汝窑有密切关系，历来有“汝钧不分”之说。钧窑始烧于北宋，盛于北宋晚期，金、元时继续烧造，影响扩展到河北、山西两省，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钧窑体系。
钧窑有两大特色，即乳光釉和窑变。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各种青色，可分为天蓝、天青、月白三类。由于在釉中渗入铜红釉，烧成后就出现变幻莫测的红色窑变，有玫瑰红、砂珠红、海棠红、茄皮紫、胭脂红、鸡血红许多种。整个器物红紫相映、青白相间，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另一特色。钧釉中的紫色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各种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钧瓷釉面上有一重要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即在釉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不一、自上而下的釉痕。后人在仿制宋代钧瓷时就无法烧出同样效果，因而是否有“蚯蚓走泥纹”成为鉴定宋钧瓷的重要依据。宋钧瓷另一特征是器外底普遍刷一层芝麻酱色釉。
钧窑凡为宫中定烧的陈设瓷，底部均刻有一、二、三……的编号，编号越小，器物越大。因钧窑瓷器传世极少，弥足珍贵。
3、官窑
官窑专指北宋汴京（开封）官窑和南宋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因专烧宫廷用器，产量很小，传世品也极少。
北宋官窑瓷的釉色以粉青、月白为主。虽然被称为“亚于汝”，但也是莹如堆脂，釉表红棕色或无色的片纹或疏或密清晰可辨。底部可以看见烧制时的支钉痕迹。器物都是各种陈设用具和文房用具。仿商、周、秦、汉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很多。
南宋官窑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纹片。在器物的底部落脱处、口沿和棱角釉薄处，胎都会烧成紫褐色，称为“紫口铁足”，这称得上是南宋官窑的典型特征。
4、哥窑
哥窑产地不可考。瓷器的显著特点是通体满布开片，纹片大小相同，大片呈铁黑色，小片呈金黄色，有“金丝铁线”之称。开片形成原理是由于胎、釉的膨胀差异而造成的釉面开裂，本来是一种缺陷，但哥窑却通过人工控制有意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特征，使釉表出现冰裂或鱼子状的纹片，再染上或黄或黑深浅相间的颜色，形成一种残缺美。哥窑有瓷胎和砂胎两种。胎骨也厚薄不一，胎色呈黑灰、黄数种。由于釉层非常厚，使器物的外观圆润饱满。釉色大多呈灰青色，也有的是月白、粉青、米黄等色。底部用支钉烧制，涂赭紫、紫黑护胎汁。明清以来仿哥窑的很多，大部分是景德镇官窑制品。明中期的成化和清前期的雍正、乾隆的仿制品都相当精美，但缺少一种古朴沉静的韵味。
5、定窑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一带，以盛产白瓷著称。定窑在唐代早期就开始生产，到北宋发展到全盛时期，元代已停止烧制。胎骨细腻洁白，又轻盈秀美，是定窑白瓷的重要特点。定窑的釉面装饰，是宋代瓷器中最为精彩的。宋早期的定窑白瓷采用刻花的方法。稍后，又出现刻花和蓖划相结合的装饰。到北宋中期，定窑开始采用印花装饰。纹饰多在碗、盘的里面，布局左右、上下对称，以细、密为特色。类似于宋代缂丝的方法。北宋早、中期定窑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黏附着垫烧的沙粒或支烧痕。后期定窑采用口沿在下的覆烧工艺，因此口沿有“芒”，但烧成的器物都很规整。作为皇室使用的贡瓷上，口沿都包上金、银或铜，更显豪华尊贵，故称之为“金装定器”。除白釉外，定窑还生产黑釉、酱釉等品种，被称为黑定、酱定，价格均高于白定，是难得的珍品。
宋代景德镇所仿定器，称为“粉定”。区别之处在于景德镇仿定器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钧瓷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钧窑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奇珍，品种繁多，造型独特，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官 瓷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定窑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古窑址群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内，曲阳县宋代属定州所辖，自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将窑场以所处州府冠名始，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均将此地出产的瓷器称为定瓷。目前已发现的定窑遗址残存及古墓葬出土器物可证实：定窑在唐代已开始烧造瓷器，是继邢窑之后中国最大的白瓷产地。
成书于明宣宗时期（公元1428年）的《宣德鼎彝谱》根据宫廷所藏瓷器的品质，首次提出了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此书中推举的柴、汝、官、哥诸窑产品都属于青釉瓷范畴。只有定窑，不仅大量烧制白色釉瓷器，也先后烧制出黑色、绿色、紫色、酱色、褐色、赭色、黄色、桔黄色、红色、蓝色、窑变色，釉下彩绘、釉上金彩……等色彩鲜明，釉色斑斓的精美瓷器，汇成了色系丰富的施釉工艺与装饰艺术。
定瓷产品在北宋时期之所以受到皇室的青睐和大众的喜爱，不仅在于其丰富艳丽的釉色，还在于它精美的刻花、划花、篦花、印花、剔花、贴花、堆塑、镂空、雕刻等胎体工艺装饰，以及神奇多变的器物造型设计。定窑产品所用的胎土都经过精心淘洗，土细、色白、润泽，因此，不同釉彩、不同造型、不同时期的定窑瓷器，胎骨皆呈现一致特定的白色，这是其他窑场的仿定窑器物无法比拟的。
哥窑
宋代哥窑瓷器的造型庄重、古朴典雅，釉色淡雅自然，尤以独特神奇的纹片为装饰而著称。清代乾隆皇帝曾写下十首赞颂哥窑瓷器的诗篇。宋人文献没有哥窑的记载，元人孔齐首次提及哥哥洞窑，由于哥窑窑址至今还未找到确切公认的窑址，因此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传世哥窑瓷器造型有碗、盘、碟、洗、瓶、鱼耳炉、罐等。烧制时大多采用垫烧工艺，个别用支钉支烧。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胎质有瓷胎和砂胎两种。胎呈黑灰、深灰有紫口铁足的现象，浅灰、土黄的没有紫口铁足。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也有砂米黄、浅灰青、米黄色等。釉面均有纹片，有大小纹片相结合，有纹片非常细小的鱼子纹，有大纹片呈黑色，小纹片呈黄色的全丝铁线，有的纹片仅为一色。纹片按颜色来区分，有鳝血、金丝铁线，有浅黄鱼子纹等。按开片的形状来区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百圾碎、鱼子纹等。
宋代哥窑瓷器自诞生之后，这种风格独特的瓷器品种盛烧不衰，赓续相继，历代文人雅士为文作诗，赞不绝口。特别是釉面那种层层叠叠、千奇百态的开片纹饰，不但开创了我国陶瓷史上审美的新情趣，而且确有“巧如范金，清比琢玉”之感。
汝瓷史话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Ｃｈｉｎａ（中国）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１０８６年到公元１１０６年，仅短短２０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１０家，藏品不到７０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１９９２年秋，一件直径仅为８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１５４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５０００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
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
中国名瓷“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１５０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６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２６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５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宝丰曾为汝州地域）。该窑址北距汝州２５公里，总面积１１０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１９８７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２０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１９８８年秋和１９８９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１９９９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２０００年６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４７５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１５座，作坊２处，大型澄泥池２个，釉料坑２个，灰坑２２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１０月１８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２０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１９７８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６０００年之遥。
位于郏县西北１０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１０５００平方米，文化层厚达３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１５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１８０００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７２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１４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８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２０００年５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４０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１２５０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２００１年７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４０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１０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２００１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
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从来不见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
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
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丰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
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竿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灼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主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
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城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汝窑的由来：
汝州历史悠久，资源丰富，隋文帝开皇初置临汝为伊州，炀帝大业初始改为汝州《汝州之名从此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伊州 ，领承休、梁、郏城三县，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以废鲁州之鲁山县来属。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伊州为汝州，领梁、郏城、鲁山三县。证圣元年《公元695年》置武兴县。先天年《公元712年》在令临汝镇置临汝县。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又以梁县西界二乡补充之，并移治于石壕驿。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仙州之叶县来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许州之襄城来属。改汝州为临汝郡，属河南道，领梁县、叶县、襄城、郏城、鲁山、龙兴（今宝丰）、临汝七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汝州。
五代时，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废临汝县《变为镇》，划归梁县。
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升为陆海军节度，属京西北路，领梁、襄城、叶、鲁山、宝丰《原叫过武兴、龙兴》五县《郏县于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划归颍昌府》。到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汝州被金占领。
金废军事建制，州、县仍隶河南路，汝州仍领梁、郏城、鲁山、宝丰四县。
从盛唐时期，汝州所辖临汝、郏县、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从蟒川坡上的严和店到东南的罗圈、桃沟、清凉寺直到鲁山断店，方圆百里之遥，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这里的陶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在用泥巴制作陶器生活器皿时，由于火候过高烧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陶器产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迷人，为世上少见。激发了汝州制陶艺人们的聪慧技能，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使这一发现愈来愈成熟。
物产丰富的汝州本是商贾集聚之地，文化积淀由来已久，贞观盛世使汝州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汝州陶器的发展促进了陶瓷业的兴盛，从汝州瓷业的兴盛说明汝州早在远古时代，造瓷工艺已较先进。
汝瓷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产于河南临汝，隋炀帝大业初年（即公元605 年），置临汝为汝州，“汝瓷”因此而得名。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兴盛前后不过二十余年，所以弥足珍贵。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微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北宋时间，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时属直隶州即现今的汝州市），当时（公元1102—1127年）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等地（据《中国美术史》记载）。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南北两大瓷区；北区从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汝镇的坡池；二是以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沿东南方向延伸至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直至段店，方圆300多平方公里、上千座窑炉。鼎盛时窑炉达到了300多处，影响扩及到内乡、宜阳、新安及黄河以北等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汝州东北方烧造的是稍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方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刻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市区出土的大多是汝窑新窑器，多为天青色汝官瓷。汝瓷还生产有天目瓷、白瓷、花瓷及茶色釉瓷等。
唐代，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汝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北宋时期官府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窑胎质细润，多数象点燃过的香灰色。透过釉底处微微带些粉色，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青瓷，风格独特，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汝瓷釉汁莹润，多豆青、粉青、月白、葱绿等。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是支烧的痕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汝窑弦纹尊（奁）、洗”，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武林旧事》、杜绾《石谱》、欧阳修《归田集》、明·曹昭《格古要论》、《正德汝州志》等书，曾记载有汝瓷的始况。“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清说郛本，曾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赞语。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民国27年到30年（1938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亦未成功。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耀等窑难度大的多，不易仿制，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正如清道光年间，督学孙灏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诗人对汝瓷作了高度评价，但也表达了他对汝瓷失传的感慨之情。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叶喆民为汝窑题诗两首：
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后地毘邻。
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亦见青瓷似窑州，花纹釉质岂同论。
历来名窑多品种，独具风格无比伦。
2002年3月30日，《中国陶瓷——汝窑瓷器》特种邮票首发式将在我市举行。为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汝瓷的历史、特点、现状等，本版今明两天特刊出两篇相关文章——《汝瓷史话》、《古瓷新花放异彩》，请读者关注。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China（中国）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1086年到公元1106年，仅短短20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10家，藏品不到70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1992年秋，一件直径仅为8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154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5000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
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
中国名瓷“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150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6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26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宝丰曾为汝州地域）。该窑址北距汝州25公里，总面积110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7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20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1988年秋和1989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1999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2000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475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15座，作坊2处，大型澄泥池2个，釉料坑2个，灰坑22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10月18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20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1978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之遥。
位于郏县西北10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1050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3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15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18000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垕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72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14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8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2000年5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2001年6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40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1250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2005年5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张公巷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瓷片，面积约40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李廷怀试烧，各界考古学家认定为北宋官窑。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2001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