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四系罐年代

此藏品为南北朝时期文物。口径10厘米，高24厘米。直颈口，丰肩鼓腹，弧线收于圈足，肩颈处四个系看起来粗壮有力，且盖子尤存，十分少见。罐身施釉过半，釉层略薄，露出的胎胎质比较细腻。现收藏于长军古陶瓷博物馆。香港历史上成交价为42万港币。此藏品为南北朝时期文物。口径10厘米，高24厘米。直颈口，丰肩鼓腹，弧线收于圈足，肩颈处四个系看起来粗壮有力，且盖子尤存，十分少见。罐身施釉过半，釉层略薄，露出的胎胎质比较细腻。现收藏于长军古陶瓷博物馆。香港历史上成交价为42万港币。此藏品为南北朝时期文物。口径10厘米，高24厘米。直颈口，丰肩鼓腹，弧线收于圈足，肩颈处四个系看起来粗壮有力，且盖子尤存，十分少见。罐身施釉过半，釉层略薄，露出的胎胎质比较细腻。现收藏于长军古陶瓷博物馆。香港历史上成交价为42万港币。

“梅瓶”在中国古代陶瓷研究领域中属于单一器型，延续时间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造型秀美、受到颇多赞誉的器物。

梅瓶也称"经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器腹有“清沽美酒”与“醉乡酒海”的诗句。梅瓶既是酒器，又是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这类器多制作精美，不但考虑到贮酒容量，还要注意造型优美。

你好  肯据初步判定为南宋初年时期的陶罐

寻味四系瓶

不知四系瓶这种类型的瓶子,是不是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尖底瓶演化而来,尖底的瓶子实用于取水,其置于水中会自然倾倒,灌满水后,又会昂然竖立,很富有智慧,很优雅。至唐、宋时期,此类形状的瓶子,屡有所见,且多出土于水井之中,略有不同的是,其底部修整得不如以前那么尖,瓶口开得略微敞阔一点,拴绳的系由腰部上移至肩与口沿之间,有的系由原来的两个改为三个或是四个,打水时要有意识地摆动一下,才能置瓶口于水中,看似费力,但进水的过程却比以前加快了(后来靠人力摆动取水的水桶,干脆把底尖去掉,多制作成上下一般粗细的圆筒状,这样能最大限度地接触到水面,直接缩短了提水的时间,便是最好的例证)。从自然形成的倾倒转换到人为形成的倾倒,虽说科技含量降低了,但技巧性却提高了,说明在科技还不发达的年代,人类还需靠潜在的体能在某一方面获取短暂的成功。辘轳和尖底瓶或尖底陶罐有着至亲至密的关系,它们都是科技的产儿,沿用到今的辘轳,它所使用的现代水桶,无论是铁制的还是木制的,其底部都还保留着远古的模样,如果废除人力,改用机械动力,其优势会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只不过是进入自来水时代,其功能在今人眼里变得遥远而模糊了而已。而小口、平底,底带圈足的四系瓶则更多是作为盛水器(也可能是酒具)的面目出现,其形状和功能,跟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水壶差不多。我市博物馆收藏有多个辽、金时期的四系瓶,均为盛水器,其形态各异,腹或呈细高的直筒形状,或呈圆鼓形状,或呈椭圆形即茧形抑或橄榄形状(见图3、图4、图5、图6,图7),口径大小不一,颈有粗有细,皆为直口、圆唇、矮圈足,肩饰对称的四条竖系,或亭亭玉立,或秋实般饱满,各有各的看点,与取水的四系瓶相较,它体现的是出水之态,更趋于表露后的审美意趣。

辽、金时期的四系瓶仿佛与黑白色有脱不开的干系,仿佛与女真族有脱不开的干系。1125年,女真金国首领阿骨打率领他的部族,自黑龙江、吉林一带,长驱直入,占据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大半地盘,他们把对黑山白水的眷恋带到了这里,把四野游牧的浪漫生活带到了这里,赋予中原大地一种别样的情怀。白色一直是女真族崇尚的颜色,磁州窑所烧的白瓷,静穆肃然,赢得喜爱,是自然的事,因喜爱而改良再创造,生产出便于携带、适用于庭居生活并富有异族情调的器皿,也是自然的事。于是黑白釉色及白釉黑彩的四系瓶成为那个时期独具特色的品类,行销于市,顺应了时尚的潮流。此种瓶式是否为女真族人入主中原以后在磁州窑所督烧的产品,仅凭臆想说明不了问题,这有待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但若说它们是同属磁州窑系的产品,则无容置疑。

磁州窑,是北方地区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以河北磁县观台镇与彭城镇为中心,窑场遍布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烧制品种极为丰富。山东窑场主要分布在淄博地区,代表性窑址有淄川坡地窑址和博山南万山窑址。其当时烧造的瓷器,胎体粗硬,内含颗粒较多,轮制痕迹较为明显(这从图片中所提供的一件下半体没罩釉的四系瓶身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遮掩粗陋的外表,坯体之上大多都要先敷一层白色的化妆土,以增加白净美感,然后,用含铁量较高的颜料做釉下彩绘,所绘纹饰,多为白釉黑花(自宋代开始烧造),题材以各种折枝、缠枝花卉,及草叶、水波、鱼纹为主,运笔简约粗放,线条明快,写意味浓厚。其绘画安排具有一定的模式,一般多在器物的肩部及腹中部或下腹部各饰几道黑色弦纹,内里及耳系之间再加饰各种各样灵活多变的花纹,显得清新素雅。施釉方式亦大同小异,多为上白下黑,显得敦实稳当。该种类四系瓶对比色强烈,花纹奔放,使本来就蕴含动感的形体造型越加生发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其在陶瓷品中,个性突出,很值得品味

根据考古材料，酱色釉早在商代后期的原始瓷器上就偶有出现，东汉时期比较盛行，尤其是东汉中晚期，在南方青瓷产区有较多生产。这一时期的酱釉瓷器发现很多，在窑址和墓葬中多有出土。如1978年浙江余姚石堰翁家山（今属慈溪市）出土的一件东汉酱釉五联瓶，现藏于余姚市博物馆，通高47厘米，口径6.1厘米，底径15.5厘米，通体施酱釉，色调深赭，釉层丰厚且富有光泽，具备了酱釉瓷器的基本特征。

随着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两晋时期酱釉瓷器的质量有所提高。2003年山东临沂冼砚池晋墓出土的酱釉壶和酱釉双系罐，现藏于临沂市博物馆，保存完好，造型精美，釉层均匀光润，釉色典雅沉稳，堪称这一时期酱釉瓷器的典型之作。因山东地区目前发现的烧制瓷器最早的窑址为北朝晚期，而墓中同时出土的其他青瓷器，从造型、釉色等方面来看，多与南方同类器相似，故洗砚池晋墓出土的这批瓷器，包括两件酱釉瓷器也应是于来自南方的产品。

南北朝时期，随着瓷窑的增多，酱釉瓷器的烧造地域也逐渐扩展。据资料推测，河北磁县北贾璧窑是最早烧造酱釉瓷器的窑场，生产历史虽然较短，但与同期出现的黑釉瓷，以及后来出现的化妆白瓷，都大大丰富了磁州窑的内涵，为北方酱釉瓷器的繁荣开启了先声。如磁县东陈村尧赵氏墓（东魏武定五年，即547年）出土的酱釉四系罐和小口双系瓶，器表施酱釉，釉面均匀，釉层较厚，色泽柔和，既反映了当时北方瓷器使用历史背景的一个侧面，又印证了五六世纪北方瓷器手工业发展的高度和水平。

唐、五代时期，酱釉瓷器的生产规模扩大，产量明显增加，质量显著提高。在北方出现了以陕西黄堡窑为代表的窑场。该窑烧造的瓷器品种之多，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有一件在黄堡窑址出土的五代时期的酱釉花口渣斗，釉面匀润，釉色深酱，十分精美。这一时期黄堡窑的酱釉瓷烧造为后世酱釉瓷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辽代虽是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在五京所辖的范围内均设有瓷窑，如北京龙泉务窑、林东辽上京窑和内蒙古赤峰缸瓦窑等。各窑烧造的瓷器品种十分丰富，酱釉瓷器即是其中之一。除窑址出土的酱釉瓷器标本外，辽代墓葬里也常常出土有酱釉瓷器。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会同四年（941年）耶律羽之墓出土了一批酱釉瓷器，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些酱釉瓷器有钵、喇叭口束颈壶、提粱鸡冠壶和罐等造型，明显分为“汉式”与“契丹式”两大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与地域特点。

入宋以后，酱釉瓷器的生产在全国南北各地得到迅猛发展。在已发现的北方宋、金瓷窑中，许多都烧造有酱釉瓷器。而南方许多窑场亦能烧造。此期的酱釉瓷器虽无华丽的装饰，但却以端庄质朴的造型、柔和变化的线条、纯正光亮的釉色成为宋瓷新宠。因此有专家推测：宋代各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酱色釉的普遍出现，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似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是有意识烧成的。

总体上看，虽然两宋时期南北各地瓷窑都能生产酱釉瓷器，但仅从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来评价，均无法与当阳峪窑媲美。2004年，当阳峪窑址出土了一大批酱釉瓷器标本，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而且制作精美，工艺纯熟。某些精品胎质细白坚致，造型规整，釉色均匀温润，色调雅致，堪称此期酱釉瓷器的典范。

从元代开始，江西景德镇窑逐渐成为了全国制瓷业中心。在元代酱色釉的烧造基础上，明初洪武时期景德镇窑的酱釉瓷器釉层均匀，色调似佛教僧侣穿旧的僧衣，故还被称为“老僧衣”色。此后，明代历朝在景德镇窑都生产有酱釉瓷器。如2005年北京毛家湾明代瓷器坑一次就出土了268件酱釉瓷器，包括外酱釉内白釉、外酱釉内青花、内外酱釉3个品种。胎土多细白，釉色因釉料成分、釉层厚薄、烧造气氛及温度等因素的差异，呈现出酱紫、酱红、酱黄、土黄等深浅不一的色调。这批酱釉瓷器大多光素无纹，装饰手法以笔绘为主，装饰少量刻划纹及贴塑乳钉纹。从工艺、造型、釉色及装饰风格看，均与宋代的当阳峪窑酱釉瓷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代酱釉瓷器是景德镇御窑厂专门生产的仿古釉色品种之一。此时的酱釉瓷器釉面润亮，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好似紫金包镶一般，因此谓之“紫金釉”。紫金釉几乎成了清代酱釉瓷器的代名词。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唐英撰《陶成纪事》有载：“一仿紫金釉，有红、黄两种。”乾隆时宫廷曾发样指令景德镇御窑厂照样仿造紫金釉器，《清档》乾隆记事记载：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紫金釉小缸，并传旨：交烧造瓷器处唐英，照样烧造送来。皇帝的亲自参与，皇家文化与艺术养分的植入，无疑从根本上提升了酱釉瓷器的高贵身份。

酱釉瓷是中国古代高温颜色釉品种之一，当阳峪窑酱釉瓷器堪称杰出代表，“开时光彩惊奇异，铜色如朱白如玉。”虽然当阳峪窑酱釉瓷器的辉煌早已在金戈铁马、漫漫狼烟中渐渐淡去，但这一华贵而不热烈、静谧而不绚艳、神秘而不沉重的具有特殊美感的优秀瓷器品种，并没有消失在历史记忆的长河中。而是以煌煌赫赫的官窑气象重新书写了它的灿烂历程，这也正是酱釉瓷器令人回味无穷的魅力所在。

酱釉因以“紫金土”配釉亦称“紫金釉”。它是一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高温釉，其釉色类似芝麻酱色。酱釉瓷早在宋代就多见于北方的许多瓷窑，其中以定窑的“紫定”器最为著名。明代宣德时景德镇官窑出产的酱釉瓷造型规整，色泽温润纯正，釉面肥厚并有橘皮纹。常见器物有撇口碗、撇口盘、收口盘和瓜式执壶等。

西夏是由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公元11世纪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国号大夏，因其地域在今日宁夏及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部分地区，于北宋之西，故北宋时称之西夏。西夏瓷器即指在其辖区内生产烧造的瓷器。关于西夏瓷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有铭文纪年的瓷器更为罕见，使人们对其了解甚少。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常将其与山西雁北地区一些窑口生产的瓷器相混淆。为了探究西夏瓷，还西夏瓷本来面目，近四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甘肃等地进行古瓷窑址普查，发现西夏窑址五处。并于1976年、1986至1987年对宁夏银川西郊缸瓷井窑及灵武县瓷窑堡窑和回民巷窑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窑炉和作坊遗址多处，出土西夏至元代的可复原瓷器数千件。大量的瓷器标本使我们对西夏瓷器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本文在对西夏瓷器造型特征、纹饰内容、装饰手法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对比的方法找出西夏瓷器与北宋磁州窑瓷器在器物造型、纹饰内容、装饰手法及装烧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从而对西夏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谈点粗浅认识。

一、西夏瓷器的主要特征

西夏瓷器有粗细之分。粗瓷即胎土未经洗练，胎土中含一定量的砂，胎色泛红，器壁较厚。主要器形有瓮、缸、釜等器。细瓷胎土经洗练，胎质细密，胎色浅黄或灰白，器壁略薄。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筑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叶末及姜黄釉色，其中白瓷质量普遍较高，精品明显多于其它釉色瓷器。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西夏人崇尚白色有关。西夏瓷器种类按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及建筑用材等。常见器形有碗、盘、壶、瓶、罐、盆、灯、帐钩、砚、铃、牛头埙、棋子、板瓦、滴水、供养人、骆驼、马、鸡、鸭等等。除此以外，还出土有不少骆驼、马的素范，说明此时骆驼、马已能够翻模成批生产。由此可见西夏瓷器已作为商品在其境内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至1986年在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夏瓷即是很好的证明。

据考古调查发表资料可知，烧造西夏瓷的窑址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及灵武县一带，在甘肃省武威也发现西夏古瓷窑址一处，这是目前发现中国西北边陲最远的一处古瓷窑址。西夏瓷窑地处西北大漠地区，是由党项人具体经营管理，因此其产品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将这些民族风格与特点集聚一起，便形成西夏瓷器特征。富有西夏民族特征的瓷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造型新颖独具特色

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四系瓶、帐钩、纺轮、牛头埙独具特色。它们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扁壶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生产，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烧瓷窑口所不见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是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圆形圈足。该壶造型设计合理，口小腹大，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将口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带，将带系壶附于马背，出游狩猎时携带安全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圆唇微外侈，束颈斜肩，长圆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处置对称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的理想用具。若将多耳穿带，可以提拎，简单实用。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须品。时与西夏并存的辽国契丹人是中国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其辖区内曾出土过铜铃、钩等用具。西夏地处西北大漠，这里煤矿资源丰富，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筑用瓷，如瓦当、筒瓦、滴水和各种脊饰瓦件等，其中大部份建筑构件为素烧，有些板瓦、滴水挂黄釉，脊饰多施黑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白釉板瓦，制作精巧别致，其胎质细腻，上下基本等宽，厚薄相同，断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挂有白色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泽。白釉板瓦尺寸不尽相同，总体规格相一致。西夏瓷器中大量建筑用材的出土，不仅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表示出西夏党项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2、装饰技法

西夏瓷的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妆土、剔釉、剔刻化妆土及少量印花及白釉黄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于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与釉色间的色差，起到装饰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阴干的胎体上用刀刻出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由于胎体较暗烧成后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鲜明，因此刻花瓷出现数量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妆土为多见。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窑已经使用，如黑剔花枕、罐等。之后中原一些窑口也采用此种方法装饰瓷器，但所占比例不大。西夏灵武窑在承袭磁州窑此项工艺时运用得比较普遍，绝大部分壶、瓶、罐、钵都以剔花进行装饰，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富有创意，具体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在粗胎上施釉，然后根据创意划好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的真实面貌。其二，在粗胎上挂好白色化妆土，再划出花纹，然后剔刻掉花纹以外的化妆土，施透明釉，入窑烧成后深色的地上呈现白色花纹，朴素美丽。其三，施化妆土和不施化妆土同时并用于一件器物上，有个别褐釉剔刻花经瓶胎体粗，肩部宽斜不挂化妆土，腹部瘦挂化妆土，并剔出大朵牡丹花，地露出化妆土，近足部饰划纹一周。此装饰设计新颖，刻划手法精湛，肩、腹颜色反差理想，花纹层次分明，有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

另外，采用开光装饰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征。开光是古代祖先把对光的认识与感情以艺术手法予以表现。此种装饰最早在北宋时期，以白釉绘黑彩的形式用于枕面装饰，黑白强烈反差衬托花纹很醒目。在西夏瓷器中壶、瓶、罐、碗、盆、钵无所不用开光，其比例之大是其它窑口无以伦比的，而且开光不拘一格，有菱花形、连弧形等。开光全部采用剔刻技法，即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以突出开光内花纹有浅浮雕之感，艺术效果极佳。

3、纹饰题材

西夏瓷器纹饰题材内容丰富，有植物纹、动物纹、图案纹及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纹饰。植物花纹以牡丹为最多，可分三种：缠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多用于扁壶、经瓶和深腹罐上。少量莲花纹、菊瓣纹、石榴纹用于经瓶或滴水上。动物纹有鱼、鸭、蜜蜂和鹿纹。其中鹿衔牡丹或莲花很有情趣，鹿为瑞兽，莲花牡丹象征吉祥富贵，西夏人将鹿与莲花、牡丹巧妙结为一体，在表达美好愿望的同时也展现了党项人粗犷的胸怀和奔放的感情。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题材虽然发现不多，但颇具民族韵味。如灵武窑出土小口深腹瓶，腹部中央刻一马驮一朵盛开的莲花，其上立幡旗，马前有一奔跑的猎犬，犬前有一只挣扎的肥鹅，其上方有一展翅的雄鹰，鹰前方有一只逃命的野兔。马后方似刻划一只靴子和靴垫。靴子和靴垫反映人死后要走向祖灵的思想。 该罐整幅画面纯真稚拙，异常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党项人出游狩猎场面和游牧生活的浪漫与欢乐，同时也有希望死后能象生前一样享受生活的强烈愿望。

宋金时以磁州窑为首的北方窑口，普遍流行婴戏纹饰，婴儿形态稚嫩甜美，代表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很受喜爱。西夏灵武窑也出土有一块刻划婴儿纹饰的残瓷片，婴儿作秃发状。另外该窑出土一些男性供养人均秃发，明显与中原及其它少数民族不同。据《续资志通鉴长编》一五○卷载：“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李元昊实施秃发令深入人心，这一点在西夏瓷器纹饰题材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印证。

二、西夏瓷与磁州窑的关系

西夏灵武窑的发掘，使我们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实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间窑场磁州窑影响较强烈。为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防将灵武磁窑堡窑出土西夏瓷器与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窑中心窑场观台窑出土瓷器作简要比较：

1、器物造型：

北宋磁州窑产品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盘、罐、炉、瓶外，还生产有陈设瓷花口瓶、玉壶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灵武窑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双耳罐是北宋磁州窑常见器，直口圆唇、鼓腹、圈足平底。类似黑釉双耳罐在灵武窑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敛、腹略显长圆。（图十）白釉炉是北宋磁州窑较具代表性的创新产品，早期小口、宽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现广口三足炉。此两种炉在西夏一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 。葫芦瓶是北方磁州窑系普遍生产的一种器形，因形似葫芦而得名。磁州窑葫芦瓶多带双耳，西夏葫芦瓶无双耳，似便于束腰拴系，更符合游牧民族生活习俗。 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窑创新烧制的陈设用瓷，初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渐变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于北宋与金同步，但磁州窑风格明显。 玉壶春瓶作为陈设用瓷，北宋时中原一些窑口均有生产。北宋磁州窑玉壶春瓶长颈圆鼓腹、圈足。灵武窑玉壶春瓶最大腹径靠下，时代稍晚，与金代磁州窑玉壶春瓶更接近。

2、纹饰题材

磁州窑的纹饰题材多取自民间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内容极富民间色彩。题材有花卉、飞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题材中以牡丹花为最多。北宋时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设计为牡丹花朵左右两侧有花叶衬托。西夏瓷器中90%纹饰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较大，左右两侧由花叶衬托，图案构思与磁州窑基本相同，表现手法写实性强，更显形态逼真。（图十五）

纵观上述比较分析，不难看出西夏灵武窑早期发展阶段，受北宋磁州窑制瓷工艺影响较深，有些器形花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相接近，说明两窑口关系密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西夏灵武窑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壶、四系或多系瓶、帐钩、板瓦等是当时其它窑口所不见，由此可见，灵武窑的制瓷工匠在学习模仿名窑产品的同时，也注意将制瓷工艺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并且在花纹的装饰上大量使用开光，利用胎釉间的强烈反差突显花纹立体效果，在开光外布满斜道纹或水波纹，突出党项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一枝奇葩。

三、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

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一带的拓跋氏后裔。据《旧唐书党羌传》载“唐初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内徙庆州后，与中原内地接触机会增多，对党项民族的封建化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逐步开始半农半牧的新生活。与中原汉人及东北部契丹人相比，党项人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党项人不会耕作，更不会烧制瓷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时突然能够建窑烧瓷？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目前由于无古文献记载，只能借助历史与考古资料加以分析推断。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推测认为“是西夏占领晋北沿黄河一带地区，时间虽短，在撤退时把河曲等窑场部分匠人掠走，以后发展了西夏制瓷手工业”。此话不无道理。因为在历史上后进民族占领先进地区时，采取劫掠手段将先进民族的工匠掳走为其服务的事屡见不鲜。如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栖的游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称大辽）。据辽史载，太祖阿保机曾“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建临潢县”。后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虏甚众。辽世宗时“以定州俘户置弘政县”。从中可看出，辽初契丹人曾数次进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掳大批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归其帐下，为其所属，并将所俘汉人置新的州县，使其从事农业或重操旧业。五代人胡峤著《陷虏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使术、教坊、角抵、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汉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书中虽未说明，但辽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后来中京附近的赤峰都发现有烧造辽瓷的窑址，辽墓中也曾大量出土辽瓷。考古与史料相互印证，契丹人劫掳汉人制瓷工匠已成不争的事实。党项人数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掳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史无记载。毅宗谅祚时（公元1049—1067年）西夏开始变强盛，司马光著《涑水记闻》中载：谅祚曾向北宋朝廷讫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绝。由此可推断，党项人入侵中原没能向契丹人那样掳走各种有技能的汉人。后来随着其势力强盛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为己服务。另外在西夏辖区内，考古调查均未发现西夏早中期的瓷窑遗址，说明西夏中期之前党项人没有建窑烧瓷。崇宗乾顺时（公元1087—1139年）西夏与北宋战争减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时，西夏政治、经济变得强大，为西夏鼎盛时期。此时辽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占领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在北方金与西夏友好相处达80年，此时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讫取“工人”文献无记载，但从宁夏灵武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据《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一期时代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二期时代为西夏晚期，即割剧政权走向衰落后30年。三期为元代，四、五期更晚。因三期以后器物虽与一、二期有承袭关系，但时间晚于西夏，这里不多谈。西夏瓷始烧年代为崇宗晚期或仁宗初期，即北宋刚刚灭亡，金人刚刚占领淮河以北之际，为了巩固政权，金与西夏友好相处来往频繁，其时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银川平原虽不得而知，但灵武窑一期瓷器即是始烧起源期又是繁荣期，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种类丰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纹内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均能与磁州窑找出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开始建窑烧瓷初期产品种类之多、质量之好、成型烧造技术之成熟，如若没有外来技术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从该窑始烧年代及制瓷技术分析应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窑系工匠们的技术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烧制成功。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原一带的制瓷工匠们为躲避战乱，举家北迁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与之杂居，更何况古灵州（灵武窑附近）毕竟是西北地区要塞名城，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离古都长安不十分遥远。由于其地处宁夏平原，地形平坦，饮水方便，加之这里产煤，蕴藏有丰富的制瓷原料，一旦条件成熟，瓷业便可立即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四、西夏瓷的历史地位

西夏王国作为地方割剧政权与中原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内蒙、甘肃、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这些瓷器与灵武窑早期瓷器相一致，说明西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与中原息息相关，也证实历史上西北地区曾有制瓷规范。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以生产白瓷而驰名。定窑瓷器多为白釉，亦有少量的黑釉、酱釉、褐釉、绿釉等品种。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

定窑在唐代时就已是著名瓷场，专烧白釉、黄釉瓷，到宋代发展迅速，比之前更大更有名，大量烧制白瓷，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地褐花等品种。白瓷胎土细腻，胎质薄而有光，釉色纯白滋润，上有泪痕，釉为白玻璃质釉，略带粉质，因此称为粉定，亦称白定。其它瓷器胎质粗而釉色偏黄俗称土定；紫色者为紫定；黑色如漆的为黑定，传世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