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的简介

龙泉窑址是中国南方龙泉窑址是中国南方古代青瓷窑址，其中窑头为火膛。龙泉窑遗址是中国宋代至明代龙泉窑的代表性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县西南小梅镇东北10里的大窑村一带。

龙泉窑址西起高际头村，北迄坳头村，在沿溪10里的山坡上，共发现窑址53处。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兴盛于南宋至元初。

龙泉青瓷产于浙江省：

龙泉青瓷产于浙江省，是中国著名的青瓷之都。龙泉位于浙江西南部，以出产青瓷著称，有三百多处烧制青瓷的古代窑址，龙泉窑始于西晋，北宋时初具规模，是中国陶瓷烧制年代最久、窑址分布最广、产量最高、规模最大的青瓷名窑。

龙泉窑出产龙泉青瓷，与官窑、定窑、汝窑、钧窑并称中国五大名窑，龙泉窑也叫哥窑。2009年9月30日，龙泉青瓷的烧制技艺正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也是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陶瓷类项目。

龙泉窑属南方青瓷系统。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时，今浙江东部宁绍地区以绍光、上虞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越窑青瓷体系，五代、北宋初期又以余姚为中心，再度形成一个以烧制所谓秘色瓷的越窑体系。除越窑而外同时烧制青瓷的还有婺窑与瓯窑。北宽阔时节的龙泉窑受三窑的影响，烧制与三窑相似特征的瓷器。南宋以后，龙泉窑为应会南宋宫廷、官家的需索，也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似官或仿官瓷器，在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龙泉自身特点与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龙泉青瓷。

在南宋晚期，龙泉青瓷有很大的发展，除在今龙泉月月县境内有众多的烧瓷窑场，并旁及邻境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终于形成一个新的青瓷窑系，江西吉安的永和窑和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烧龙泉风格的青瓷。这种趋势入元以后持续不衰，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两岸就已发现一百五十处元代窑址，烧制龙泉窑风格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今福建省境内各窑也盛烧龙泉青瓷。

龙泉青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为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这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商品市场也扩及到宋占领区的北缘。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宋人世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成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瓷窑系。

1·龙泉窑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龙泉县境不仅有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而且山区丘陵都盛产松柴可作烧瓷的燃料。窑址炉多溪流山坡建筑，制瓷原料的加工依赖水碓利用。成品输出也便于利用水运。据浙江省文管会的调查，在龙泉境内发现的青瓷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小白岸、道泰、山头窑、松溪、安福口、安仁口、笔架山、项户、安福、碗圈山、马坳、大方、岑脚、周墙、大棋、下村、黄金坑、武溪等二十三处，其中以大窑和金村两地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南宋时期大窑附近的窑址由北宋时期二十三处发展到四十八处，窑场数量成倍的增长。

从窑址遗存的早期标本可以看出，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晚期是龙泉窑的极盛期，元代在烧大件器物的技术上有突破，明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工匠有的迁往江西等地，另行建窑，仍烧龙泉釉瓷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带康熙五十一年铭文的龙泉窑标本，这可以做为龙泉窑的下限资料，此后看不到清代龙泉窑的产品，传世器所见，都是景德镇的仿烧品，文献里也有景德镇仿烧龙泉釉釉为配方的记录。

龙泉窑烧瓷有七、八百年的悠久历史。早期产品以习见的日用品如盘、碗、壶等为主，盆、钵、罐也少量烧制，造型制做工整，底部修理平滑，器物比较普遍地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波浪、云纹、蕉叶、团花和婴戏等纹饰；在大窑、金村、王湖、安福等窑址中这类标本都很丰富。早期产品在器形、装饰与釉色各方面与越窑、温州窑、婺窑有相似的特征。龙泉窑在南宋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器物造型淳朴，器底厚重，圈足宽阔而矮。具有稳重感。早期的器物仍继续生产，并出现了炉、瓶、盆、渣斗、塑像等器物，器皿造型很多，每种器物有多种式样，炉有鼎炉、葱管足炉、八卦炉、四足炉、奁式炉等等，瓶有胆式瓶、鹅颈瓶、龙纹瓶、虎纹瓶、带盖瓶等等；釉晶透明如镜，装饰以刻花为主，篦纹逐渐减少，碗口多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多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有的碗分为五等分划线，内划“S”形纹饰，划饰简练快速；碗心印阴文“河滨遗范”或“金玉满堂”，四字也比较多。一种浅式平底小碟，碟时心刻一条鱼尾变卷的游鱼。这类浅碟里心还有刻荷花纹的，无论造型与纹饰均与陕西耀州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耀州窑这类刻花碟出于北宋中期层，北宋未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部以及瓶上饰以浮雕莲瓣纹的较多，龙泉窑不少窑址里也遗留有大量的标本。

龙泉窑瓷器，其造型、花纹虽可与其他瓷窑标本比较，参考断代，但若考虑到龙泉窑兴起较晚，在其未能进入远地广大市场与其他先进瓷窑争胜之前，同样的造型、花纹其实际生产时间可能要比其他瓷窑为晚，至于宫廷、官府烧造成的“官样”瓷器，流行于民间与民窑大量烧造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晚一些。

龙泉窑的兴盛期可能开始于南宋中期，至于通常作为龙泉青瓷的代表作品，成为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的粉青釉、梅子青釉器和烧制成功，则可能始于南宋晚期。窑址遗存的大量瓷片，接其胎色可分为自胎和黑胎两类，而以自胎为主，约占总数十分之九以上。黑胎青瓷可能即是仿南宋官窑的产品，息胎青瓷则是代表龙泉窑系特点的龙泉青瓷。这一时期器物造型更加多种多样，有各类盆、碟、盘、碗、盏、壶、渣斗等到日用品，也有文房用文具水盂、水注、笔筒、笔架、棋子、还有鸟盏与佛前供器的各式香炉以及八仙塑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仿铜器的有鬲、觚、觯、投壶等器，仿玉器的有踪。表明龙泉青瓷工艺上的成就已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重。

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我国烧造青瓷的历史十分久远，浙江地区烧造青瓷的历史遗迹可以追溯到战国、春秋，从原始青瓷到龙泉青瓷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岁月，传统之悠久罕有伦比，历代烧制青瓷的匠师也都十分重视发挥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晋人形容瓯窑青瓷为“缥瓷”，唐人称越窑釉质“如玉似冰”，釉色为“千峰翠色”、“秘色”。但是成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楠峰的则宋代窑工创造的龙泉青瓷，它是巧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

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

为了对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进行科学的总结，1959年，中央轻工业部和浙江省轻工业厅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央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美术学院以及龙泉瓷厂等单位对历代龙泉青瓷的原料、烧制工艺、呈色机理、造型装饰作了专题研究，当下藏品出手及藏品送拍甄选，壹伍贰，伍陆，贰捌，陆玖零肆。伍女士  致力民间藏品出手渠道建设。他们收集了五代至明各历史时期中较有代表性的青瓷标本，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研究。他们研究了龙泉地区的原料，胎釉的化学组成，釉层厚度，烧成温度，气氛性质以及显微结构等等因素对釉色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可大致归纳如下：

1.龙泉地区瓷土原料，有一部公属于瓷石类，它们含有大量石英和一定理的高岭石，绢云母等矿物，另有一部分则属于原生硬质粘土类，其中亦含有大量石英。而高岭石的含量则较前一类为多。用这些瓷土烧制成的瓷胎，其主要矿物组成是石英、绢云母和高岭石等等。因此，龙泉青瓷属于石英—高岭—云母质瓷器，与江西景德镇瓷器是同一种类型的。该地区的紫金土系由石英、长石、含铁云母以及其他含铁矿物所组成。紫金土的含量一般为3—5%，高者可达成15%左右。主要用于配制釉色或胎色较深的制品，如梅子青釉、豆青釉以及黑胎青瓷等。石灰（石灰石）是釉的主要助熔剂，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向老工人调查得来的传统工艺材料、传统釉料是以石灰与砻糖制甩“乌釉”掺入釉内，制成的石灰碱釉。

  2.古代龙泉青釉大体上可分成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面三刀大类。前者见于五代和北宋，后者内陆于南宋和元、明。

3.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因此这类釉一般都显得比较薄。就显微结构而言，这类釉主要由玻璃相所组成，而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则很少。因此釉层显得相当透明，釉面光泽亦比较强，石灰碱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大，即在高温下不元气流釉。这样，釉层就可以施得厚一些，使器物的外观显得比较饱满。南宋的陶瓷工匠们还通过控制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使这类釉的外观获得一种柔和淡雅，有如青玉一样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著名的龙泉窑粉青釉。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粉青釉的釉层中还含有大量小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它们使进入釉层的光线发生强烈散射，从而使其在外观上获得一种和普通玻璃釉完全不一样的别有风格的艺术效果。南宋时期发明的石灰碱釉对青瓷说来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巨大进步。

4.南宋时期，龙泉窑还生产一种其色调可以与翡翠篦美的梅子青釉。通过试验得知，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比粉青釉要高，故釉的玻化程度也比粉青釉高。梅子青釉的釉层略带透明，釉面光泽亦较强。从工艺观点而言，梅子青釉的形成原因除了烧成温度较高以外，还需较强的还原气氛和比粉青釉更厚的釉层。

5.上述粉青和梅子青釉，其所配的胎基本上都是白胎。从近年来大量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看来，龙泉窑除了生产这种白胎青瓷外，还生产一种黑胎青瓷。从出土器物的数量看来，白胎青瓷的产量占主要地位。在发掘时还发现，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混杂地堆积在一个层次里，没有单独的层位，这表达式明这二种类型的瓷器是在同一窑中兼烧的。黑胎青瓷的胎色跟烧成温度有关。烧成温度较高，胎呈深灰，烧成温度较底，胎的颜色也相应变淡。釉的色调和光泽也和烧成温度与气氛密切有关。温度较高的釉呈棕黑色玻璃状，温度较低，釉色也变浅，光泽亦减弱，呈半木光或木光。这种黑胎青瓷，无论在造型、釉色、纹片以及底足的切削形式等方面都和南宋官窑相似，从外观上看，这二类瓷很难分辨。

6.胎的色讯对釉色有一定的衬托作用。古代龙泉青瓷一般都要在胎的配方中掺加一定量的紫金土，其目的就在于降低胎的白度，使胎色在白中略带些灰的成分，甚至成为灰黑色，这样便可使釉色深沉，而不致过于显露。不同类型的釉色所要求匹配的胎色也不一样。如粉青釉要求胎白中带灰，梅子青釉要求胎的白度高一些，或白中略带灰，而黑胎青瓷则要示灰到灰黑色胎。

7.南宋和元、明时代胎釉配方中钾、钠含量很高，无法用现在见到的当地原料配成，这个问题可能由于古代所用瓷石的风化程度较浅，因而含钾较高之故，古代采用“木叶”来烧炼釉灰，也会在釉中引入一部分钾。所谓“木叶”，可能是一种钾含量较高的植物枝叶。

8.古代龙泉青瓷的烧成温度大约在1180—1230℃之间，梅子青则在1250—1280℃之间。胎质都不太致密，介于生烧与微生烧之间。利用还原比值这个概念可以看出古代青瓷在烧成时气氛的平均性质。上品的粉青釉的还原比值约为2——3，即要求强弱适中的还原焰，梅子青釉的还原比值约在10以上，即要求强还原焰，黑胎青瓷的还原比值约0.4左右，即要求弱还原焰。

请参考下文：

哥窑与汝、官、钧、定一起，被称为宋代的“五大名窑”，然而，与其他4个已经找到窑址的窑口不同，大名鼎鼎的哥窑，其蛛丝马迹竟然只能在文献中寻找。

根据文献记载，哥窑是出自南宋的一种奇特瓷器，其产地就在龙泉。文献的记载引起了龙泉的盗挖狂潮，据说当年这个不大且僻静的地方，聚集着来自不同国家的古董商，他们将挖掘到的瓷器甚至瓷片一起成堆运走。古董商所运走的瓷器和瓷片中究竟有没有文献中描述的哥窑瓷器，已经成谜。

如今，业内习惯上将具有文献中描绘特征的瓷器称为“传世哥窑”，以便与传说中的哥窑产地出土的瓷器相区别。据天津文博院研究馆员刘渤介绍，哥窑瓷器非常珍贵，传世稀少，据统计全世界仅有100余件，比“元青花”的数量还少。

天津博物馆中，藏有一件传世宋哥窑瓷盘。面对精美的传世哥窑瓷盘，总有研究者和爱好者恨不能穿透历史的重重帘幕，看到它究竟来自何方。

明朝人陆深在《春风堂随笔》中提到，宋朝时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在龙泉的“琉田窑”烧制瓷器。弟弟章生二所烧制的青瓷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而哥哥章生一烧制的瓷器颜色比较淡。因为生一是哥哥，所以他的窑被称为“哥窑”

刘渤说，因为哥窑窑址至今尚未被发现，而哥窑瓷器在历史上又声名赫赫，所以哥窑一直是考古学家、古陶瓷学家和收藏家重视、关注和研究的热门话题。

哥窑被传是宋代名窑，然而迄今所掌握的宋代文献中，却没有任何关于哥窑的记载，这成为有些学者怀疑哥窑是否为宋代名窑的一个理由。

关于哥窑的记录，最早见于明朝人的著作。明代初期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曾提到哥窑。据刘渤说，明代陆深的《春风堂随笔》中也曾谈到哥窑。陆深在随笔中提到，宋朝时有章生一、章生二两兄弟，在龙泉的“琉田窑”烧制瓷器。弟弟章生二所烧制的青瓷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而哥哥章生一烧制的瓷器颜色比较淡。因为生一是哥哥，所以他的窑被称为“哥窑”。

陆深所提到的琉田，即是如今的龙泉大窑，是当地瓷器的中心产区，正是文献中的类似记载，引发了民国初年人们对龙泉的掠夺式开采。这种现象又引起了我国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对哥窑的兴趣，而那时的陈万里，专业是一名医生。

1928年，陈万里来到了浙江龙泉。在他之前，中国陶瓷研究的方法一直是从文献到文献，他是第一位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

那时，经过十几年的盗挖，当地较有价值的瓷器都已经被搜罗殆尽。陈万里从当地人口中听说一个叫大窑村的地方有古代窑址。在大窑村，因为泥土里都是瓷片，以至于他们取土建房时都无法避开，所以院墙上有很多星星点点的瓷片。然而，实地探访的结果却让陈万里大失所望。在古窑址所在地，虽然到处都有散落的破碎瓷片，但他仔细搜寻后，所找到的都是普通的青瓷，并没有传说中的哥窑特征。那么，传说中珍贵无比的哥窑瓷器，到底是什么样？

瓷器有了裂纹本来是一种缺陷，却因为这种缺陷而产生了别样的美感，从而被推上了更高的地位，卖得更好了。马未都曾经说过，“审美的最高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非常态的、病态的美。缺陷美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哥窑就在这样一个地位中诞生了”

刘渤说，据文献记载，传世哥窑胎体较厚，胎质细腻，胎呈黑、深灰、浅灰、土黄等色；釉色有灰青、月白、深灰、青黄和米黄；釉质肥润，有油酥光和缩釉小坑；釉面开裂有不规则的细碎纹片，纹片呈黑、黄二色，浅黄色的为“金丝”，深黑色的为“铁线”，俗称“金丝铁线”——这是传世哥窑最典型的特征。此外，传世哥窑瓷器的开口呈现淡淡的紫红色，足底为幽深的铁青色，在行内被称为“紫口铁足”。

关于哥窑瓷器最有特色的断纹来历，龙泉当地演出的戏剧里存在这样一种说法：章氏兄弟都烧制青瓷，虽然品质都很好，但因为哥哥忠厚，所以他烧制的瓷器销量更好。弟弟嫉妒哥哥的生意，为了出气，偷偷往哥哥的窑洞里泼凉水，于是出窑后的瓷器上出现了这种奇特的断纹。收藏家马未都在说起断纹时，说还有一种说法，即弟弟在釉缸里放了一把黏土，由此导致了瓷器开裂。在马未都看来，这是外行的传说，实际上这种断纹烧制的工艺极其复杂。

瓷器有了裂纹本来是一种缺陷，却因为这种缺陷而产生了别样的美感，从而被推上了更高的地位，卖得更好了。马未都曾经说过：“审美的最高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非常态的、病态的美。缺陷美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哥窑就在这样一个地位中诞生了。”

就是这种具有缺陷美的传奇瓷器，点燃了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热情。从1928年起，陈万里8次去龙泉。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次考察中，他发现了一小片具有清晰断纹的瓷片，非但如此，瓷片还具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不久后，在距离大窑十余公里处的溪口乡的古代窑址中，发现了更为精致的同类瓷片。陈万里的这一发现，实际上与文献中哥窑出自大窑的记载相矛盾。与此同时，陈万里发现当地人竟然能够仿造足以乱真的哥窑瓷器。

其实，仿制哥窑瓷器，古已有之。明仁宗当年为了得到珍贵的哥窑瓷器，曾经明确下令仿造，如今传世的哥窑瓷器中，就有明清的仿制之作。因为当地的窑址已经在盗挖中被严重破坏，陈万里无法通过地层学进行断代，无法确定找到的瓷片是否为后人的仿造之作，由此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中。

如今，虽然文献资料不断被发现，科技在考古方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然而，对于哥窑的研究，因为缺乏宋代的资料，而且后世的记载都不成系统，甚至还存在互相矛盾之处，而考古发掘的结论与文献又无法互相印证，哥窑的神秘面纱仍旧未被揭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相关部门组织了考古队前往龙泉进行挖掘。在那之前，故宫博物院等处已经有多件瓷器根据文献记载被认定为“哥窑”瓷器，这些瓷器被称为“传世哥窑”。

“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龙泉县的大窑、金村窑址进行发掘，发现了黑胎片纹青瓷，绝大部分是生活用器，器物有碗、盘、盏、杯、洗、瓶、觚、盂、盒、灯及炉等，但出土黑胎青瓷与内府所藏哥窑瓷器的造型、胎、釉和片纹不一样，实属两类。”刘渤告诉记者。

传说中的哥窑产地出土的瓷器与被认定的传世哥窑瓷器不一致，让哥窑产地更加扑朔迷离。其实，关于哥窑的产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为杭州的凤凰山。明代高涟在《燕闲清赏笺》中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并说二者都在杭州凤凰山取土，在修内司中烧制的为官窑，在私人处烧制的为哥窑。修内司为南宋的官窑之一，至今窑址也未被找到。明代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说得更直接：“官哥之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认为哥窑的产地是凤凰山。

上世纪90年代，一场暴雨过后，一位文物爱好者在凤凰山下发现了被冲刷出的古旧瓷片，其上的断纹和馆藏的“传世哥窑”上的断纹极其类似。考古队其后进行了发掘，却在遗址中意外发现了元代所用的窑器，于是甚至有人因此怀疑哥窑其实始于元代。哥窑窑址在凤凰山的说法，也未得到证实。

如今，虽然文献资料不断被发现，科技在考古方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然而，对于哥窑的研究，因为缺乏宋代的资料，而且后世的记载都不成系统，甚至还存在互相矛盾之处，而考古发掘的结论与文献又无法互相印证，哥窑的神秘面纱仍旧未被揭开。

刘渤说，如今所认定的哥窑器都为“传世哥窑”，以仿三代铜器造型为主，常见有胆式瓶、贯耳长颈瓶、弦纹瓶、八方贯耳瓶、葵花口盘、葵花口洗、双鱼耳炉、三足炉、菊瓣口盘和圆口碗、盘等，仅收藏在少数博物馆中。天津博物馆所藏的这件宋哥窑盘，高3.2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5.6厘米，胎骨呈土黄色，釉色为米黄色，布满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开片纹，“金丝铁线”纹路清晰，为“传世哥窑”的典型器物。

在浙江西南部的龙泉，邻近浙江的丽水，武义等县，附近许多县村都烧青瓷，统称为龙泉窑系。但最好的龙泉瓷则主要出自金村，大窑和溪口三个窑。

特点是器物一般制作平整光滑，纹饰以刻花为主，饰样繁多，早期产品与越窑非常象。北宋中期后龙泉窑取代越窑成为青瓷最主要的产窑。

北宋中晚期，龙泉与北方的耀州瓷有相似处。

在釉上，北宋用石灰釉，南宋用石灰碱釉，前者施的釉薄，后者釉厚。粉青釉即后者，可取得如玉般的效果。

它的胎有白色和黑色两种，黑胎里是加了紫金土，不同的胎色对釉色也会起反衬作用。

烧成温度在1180-1230度左右。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是宋代著名的瓷窑之一。创始于五代，继承越窑传统，烧造青瓷，至南宋而鼎盛。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元代龙泉窑大量销往海外，瓷窑范围扩大至丽水、永嘉等地；明代仍然继续烧造，清代中期以后衰落。龙泉窑瓷器土细质厚，翠青色，无纹，紫骨铁足。龙泉窑古瓷窑1960年曾加发掘，现已发现300多个窑址，依龙泉山而建，其中以大窑地区最多，大窑龙泉窑古瓷窑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广交藏友 要积极参加收藏组织，参加收藏会所的学习，这是一条少走弯路的捷径。藏品想送拍一线拍行（北京翰海、北京保利等），壹陆陆，，38.17..详情（8073）

北宋

北宋时施石灰釉，釉层薄而透明，光泽较强。早期产品胎薄而较白，施淡青釉，器物以盘、碗、壶为主，罐、盆等少见。中期以后胎呈灰或浅灰色，釉色青黄；装饰普遍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团花、波浪、蕉叶纹等纹饰。盘、碗内常刻团花和波浪纹，内填篦纹，外壁常划篦纹和直条纹。瓶、执壶腹部常见刻牡丹纹。图案花纹一般对称。

南宋

南宋以后施石灰碱釉，釉层厚，柔和淡雅。南宋胎色白，深中泛灰龙泉窑青釉塑贴四鱼纹洗 龙泉窑青釉塑贴四鱼纹洗

。除继续生产北宋原有器物，出现了八卦炉、鼎式炉、奁式炉、盆、塑象、渣斗、胆式瓶、五管瓶、龙虎纹瓶等等，五管瓶腹部呈多节葫芦状，瓶上部的竖管, 三至七管都有，以五管多见。碗、盘器底较厚，挖足一般很浅，圈足宽矮，外底露胎。装饰以刻划花为主，线条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也有内划“S”形纹饰的，碗心印阴文“金玉满堂”或“河滨遗范”四字的也较多见。北宋末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壁较多使用，至南宋晚期，莲瓣纹变得短而宽，互相紧靠 ,瓣中脉线突起。

南宋可分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

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釉色白中泛青，釉层丰厚柔和，以粉青、梅子青釉最佳，足底露胎处呈紫色，俗称朱砂底。器物造型除碗、盘、碟、水盂、香炉等，还出现不少仿古器物,如鬲、觚、琮等器。纹饰以莲瓣、弦纹为主，南宋末出现双鱼、龙纹和贴花牡丹纹等。黑胎青瓷胎薄釉厚，胎色灰黑，俗称铁骨。釉色青,多纹片，部分器物的口沿隐露胎色，呈紫褐，圈足底端则呈铁黑色，俗称紫口铁足。器形以瓶、炉、尊、洗、笔筒、灯为主，纹饰少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共同之处。

元代

造型高大，胎体厚重

胎色与南宋基本相同，釉色青中泛黄。仿古器物少见，新创器型 有高足杯龙泉窑 龙泉窑

、菱口盘、环耳瓶、凤尾尊、荷叶盖罐等等，高足杯足较短，上下大小基本一致，元竹节装饰，足内空心且较深。装饰采用划、刻、印、贴、镂、堆等多种方法，以划花为主，划花纹粗略,线条奔放，并出现了褐色点彩。器物普遍饰有花纹，纹饰题材以云龙、飞凤、双鱼、八仙、八卦、梅、菊、马上封侯等多见。此外，还大量出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盘、碗外壁的莲瓣纹长而窄，排列较疏，瓣中间一般无脉线突起，不同于南宋。盘、碗底足一般挖足较深,有的深过外墙壁,外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露胎泛红 ,中心有釉。到元代晚期有的底足内全无釉，中心有乳丁状凸起。

明

与元代基本相同，但趋于粗糙。

胎较粗,釉色青灰,釉薄而透明，光泽较强，盘、碗器底一般不施釉，也有如元代底足中间刮去一圈釉的。器物以高足杯、菊瓣纹碗、玉壶春瓶、执壶、盖罐多见，高足杯的足较高，有竹节装饰，一节或多节，挖足粗率且较浅。纹饰有人物故事及花托吉字、福、寿、金玉满堂等字。

器底特点

（1）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采用圈足内放垫饼垫烧,足端无釉.碗、盘底较厚，与此装烧方法有关；

（2）北宋早期用托珠垫烧,器底留有托珠痕；

（3）元代中期以后采用盂形垫具，器物外底中间一圈刮釉，中心有釉，似涩圈；

（4）南宋晚期至元中期采用垫饼托住整个器足垫烧，足端无釉，普遍为朱砂底；

（5）明代又恢复圈足内放垫饼垫烧，外底无釉。

从造型上看，要掌握不同时代的典型器物，以及同一器物在不同时代的造型特点。以鬲式炉为例，这种造型在宋代较为常见，宋代炉一般较矮，轮廓鲜明，板沿口外伸，束腰，腹部突出，三足紧收，廓线起伏明显，整体造型优美细腻。而明代的同类炉整体造型较呆板，廓线不够流畅。从细部看，宋代炉器足底部较圆，而明代炉器足较平呈蹄形。龙泉窑青釉执壶 龙泉窑青釉执壶

从胎体上看，宋代龙泉窑器物胎土颜色为白中泛灰，足露胎处可以看到桔红色窑红，胎体适中，较元、明时期的胎体要轻薄得多。明代龙泉瓷胎体厚重，胎色灰黄，底足露胎处显现赭褐色窑红。

从釉色上看，典型的宋代龙泉瓷釉层较厚，釉色青翠，光泽柔和，釉层中有气泡，分布大且稀。明代龙泉瓷釉层比较薄，玻璃化程度高，透明度好，表面光泽强，釉色或绿中带棕，接近艾绿，或黄中带灰，二者都很不悦目。

从纹饰看，宋代龙泉窑器物纯以釉色取胜，纹饰装饰极少，即便有纹饰也多是刻花装饰辅以篦点和划纹，以及波浪、云纹、蕉叶等图案，构图极为简练，手法生动。而明代器物上的纹饰，装饰较为繁复，图案带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是明代龙泉窑器物比较常见的装饰手法。

釉色

龙泉窑青瓷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迷人釉色上。北宋时期的龙泉窑青瓷的釉色虽然已经不同于以往青瓷深绿、暗绿的釉色，但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个时期的青釉属于石灰釉，这种釉在高温中的粘度比较小，容易垂流，因此烧成以后器物的釉层相对较薄，釉色不够莹润。到了南宋时期，窑工们发明了石灰碱釉，这种釉在高温中粘度比较大，不容易垂流，烧成以后釉层较厚，釉色莹润如玉，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粉青釉和梅子青釉。

粉青釉是以铁的氧化物为主要呈色剂，烧成后釉色为粉润的青绿色，这里的“粉”并不是粉红的“粉”色，而是指淡淡的粉白色，如半透明的青玉一般，釉面的光泽度较弱些。粉青釉要经过窑火1180℃—1230℃高温还原焰烧成，适当的温度和还原气氛使釉色温润柔和淡雅，类冰似玉。

梅子青釉，顾名思义，釉色就如同刚刚熟透的青梅的绿色一般，浓翠莹润。这种釉色是在窑火1250℃—1280℃的高温下，经过较强的还原气氛烧成的，釉面的玻璃化程度高，光泽度较强。

粉青和梅子青釉都是在南宋时期烧造成功的龙泉窑典型釉色，色泽一浅一深，在古代青釉瓷中独树一帜，别具风范。

器型

南宋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琮、投壶、瓶等应有尽有。 

龙泉窑的器型多样，以盘、碗、瓶、罐、炉等日常器物多见但是，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古代名窑，除了以釉色取胜之外，独特的器型也同样成为它闻名天下的因素之一。上文提到的多管瓶就是龙泉窑的独特器型之一。多管瓶，顾名思义，就是瓶的肩部各面分布着直立的多棱形管或圆形管而得名常见的多管瓶为五管瓶，还有六管瓶、八管瓶、十管瓶，更有多至十五管的。多管瓶是龙泉窑独有的器型之一，其他地区和窑口很少见到。

多管瓶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唐、五代时期的多角瓶，这种多管瓶造型奇特，用途也颇让人猜疑。多管瓶的管从上面看是中空的，但是在大多数器物上，这些管与瓶体其实是不连通的，这种器物好像不是日常用器。多管瓶的源头多角瓶，是从三国、两晋时期的谷仓罐演变来的，那么多管瓶应该也与谷仓罐有关。这一点，从浙江地区出土的一件五管瓶上可以得到证实，在这件五管瓶的瓶盖上有几行墨书题记“张氏五娘，五谷仓柜，上应天宫，下应地中”，这一墨书题记，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多管瓶就是谷仓罐。这种五管瓶常常与盘口瓶和执壶同出于当地的墓葬中，而且成为了一种常见器物组合，应该代表了某种意义，这也是当地葬俗的一种具体体现。

龙泉窑的发展很久远，下期说龙泉窑的鉴别年代和真伪方法。

在我国数千年陶瓷发展历史上，哥窑瓷器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被列为制瓷业兴盛时期的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但它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它是在哪里烧制的。迄今为止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哥窑瓷器在元末明初还在烧制，并且有新旧之分，新哥窑是元末烧的，而旧哥窑烧制的地点和时间还不清楚，但以后大量的史料证明哥窑的窑址在浙江龙泉县。然而事实并不像史料记载的那么简单。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龙泉县的大窑、金村遗址进行了挖掘。在大窑和溪口等五处窑址都发现了一种身带耳片的黑胎青瓷器，其特征与史料中的哥窑特征非常相似，而同各大博物馆收藏的那种传世哥窑瓷器完全不同，这说明传世哥窑瓷器不是在龙泉烧造的。根据这一发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龙泉胎青瓷、景德镇仿哥窑等瓷片进行了化验、分析和考究，结果表明，史料里所说的哥窑是龙泉窑的哥窑，而不是烧造传世瓷器的哥窑。这样，烧造传世瓷器的哥窑究竟在哪里，又成了一个考古学家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它可能在江西景德镇，因为明清两代景德镇哥瓷烧得很成功，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宋元时的传世哥窑也在那里。也有人判断也许在吉州窑的产地江西吉安，因为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里提到该地有一个“碎器窑”，但直到现在还没发现这个碎器窑。在另一个明代人高濂《遵生八笺》里谈到哥窑取瓷土于杭州凤凰山下，好像是指瓷窑在这里，有人以此来推断窑址在杭州。目前关于哥窑窑址究竟在何处，人们众说纷纭，考古学家们还在探究，希望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

龙泉是个小县城，汽车站只有一个。你到龙泉青瓷博物馆和宝剑园区都可以乘坐公交车，宝剑园区1路、2路都可以到达。大窑窑址在小梅镇，在汽车站坐去小梅的车，和司机说一下，会告诉你在哪里下，下来后还要乘坐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

住你自己找就是了，都不贵。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龙泉窑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一、第一辉煌期——五代到北宋早期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到目前为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第二辉煌期——北宋后期到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现在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现在的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从现在来看，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第三辉煌期——元到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从目前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