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瓷器为何如此珍贵

蓝白相映的陶瓷的出现可以追溯至唐朝，学术界称其为“唐青花”和“宋青花”，但无论从质量上或数量都上都未形成气候，可是到了元代，青花突然以一种全新的、成熟的面貌引导陶瓷制造，将中国陶瓷从素瓷带入了彩瓷时代，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甚至对世界陶瓷的烧造也产生过一定影响。追究其现象背后原因，陶瓷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可忽略之外，蒙元统治者蒙古民族所产生的影响是其根本动力。

蒙元时代虽历经百年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首先其统治者是长期居住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游牧生活使蒙古民族在审美观念上形成了以“和谐”为核心的，在审美内涵、审美形态和审美方式上蕴含着一种动态性特征的，具有理性、崇高、悲剧、粗犷、雄壮等情致的审美观念，深深地主导了青花瓷器的创烧和发展，对传统审美心理带来冲击、变异和革新，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审美心理的主要特征。

再者，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外交流最活跃的一段时期，这与蒙古民族善于经营、善于吸收、鼓励交流实行一系列开放政策有密切关系，蒙古、伊斯兰、汉、高丽等多民族融合；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宗教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交流互融，是丰富多彩的继唐朝以后又一开放型朝代。这也必然为元青花广纳多民族文化，成为蕴涵丰富的文化元素的艺术品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本文欲通过运用历史、考古、艺术、民俗、宗教等方面的资料，以元代青花瓷器为研究对象，试从蒙古族审美观念为切入点，结合考古实物、古典文献，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着重从艺术角度来探究元代青花瓷在蒙古族审美观念影响下创烧和发展的原因，同时把元青花瓷艺术的探讨，置于特定的游牧文化背景之上，对元青花瓷器艺术当中蒙古民族的审美体现进行综合性分析。

论文第一部分是对蒙古族审美观念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元青花从自然因素、历史因素、宗教因素三个方面探究蒙古族审美观及形成发展。

第二部分梳理分析蒙古族的审美观念在元青花造型、纹饰、色彩等上的具体体现。 第三部分元代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青花瓷的烧造和发展的作用。

编辑本段概述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发展中具备了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

编辑本段历史

红山，蒙语称：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内蒙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于是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洒在了山上，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它的名字叫桑芝华。他来到内蒙林西（今巴林右旗），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1930年冬，从东北通辽来一位梁启超的儿子叫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开始研究考古学。它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他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内蒙古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结果是日寇枉费心机。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古玉的正式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1971年5月，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发生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

其后不久，在内蒙敖汉轱辘板壕、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西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

1981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孙守道先生等，向大会提交论文：《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又一次确认了上述发现均属《红山文化》。此后，一时造成了世界考古界的轰动。大批海内外学者纷至沓来东北考察。与此同时，已故的中国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确认：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前中华文明的曙光。

编辑本段源流

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目前，学术界大致有四种意见：

一、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

二、红山文化继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细石器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

四、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其它文化影响，

四说并存，各持己见，后者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考古学揭示泥质陶、彩陶、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族徽”性的花纹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在石器中烟叶形、草履行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工艺精湛，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泥质陶中的彩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虽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有各自的异同点（共性与个性）。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是用黑、紫或白色做装饰地的，与红山后陶器类型相比是多彩的，带状纹饰中夹有圆圈涡纹、叶形纹、斜格子纹和绳纹，而且单独配有“S”字型、“X”字型等纹饰，与红山后类型陶器迥然不同。红山后类型陶器中，连点弧线纹是一种坠落形式的，这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是没有的。二者之间也有相似点，红山文化红山后类型的“红顶碗”式的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彩陶之中的平行线形、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它们的相异点，说明各自的文化特征；它们的相同点（或类似）说明年代大体相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支系、地方变体或混合文化等。

红山文化的内涵在西辽河流域也并不单一，它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类型或不同的发展阶段。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遗址、胡头沟玉器墓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就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等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前一类型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红山后类型多见的“红顶碗”式钵器类和三角间涡纹彩陶图案。这说明形成红山文化决非单一的农耕，而是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的经济类型和多样的文化内涵所促成。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红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性质提供了依据。以自身发展为主，文化间的影响曾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文化 影响首先是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考古学家们根据三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我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其中北方古文化又由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这两大文化区系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简单地看成中原古文化的支系或地方变种。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先的任务是在本地区寻找出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83年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

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壕的地层关系，又具有早期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经C14测定年代距今7470+80 ——6895+-205年大大早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前红山文化”，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相同。

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大多陶质粗疏，火候较底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般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以及网格状划纹等。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并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

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址。可以认为是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

这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源头。红山文化以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973年敖汉旗小河沿类型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小河沿文化类型是近年新分出的一种文化类型，它和石羊石虎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在器物的器形、彩陶图案、纹饰方面，都具有与红山文化类型不同的特点，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结合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遗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葬群所获得的资料，在考古学上确定为“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其文化特征可归纳以下三点：

（1）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有打制石器，有四边起棱，横截面呈长方形的磨制石斧、石耜、出现磨光石铲，细石器有石镞和骨柄刀的石刃。石刃加工精致。联系陶器上出现的猪首陶塑，反映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

（2）陶器。有泥制红陶、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和泥制黑陶四类。饰细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已初具雷纹特征。彩陶以黑彩为主，有红彩和施白衣，纹饰有斜平行线纹，折线回字纹，有内彩，一种典型绘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三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朱绘已见多例，其器物为夹砂灰陶直筒罐类、钵盆和镂空豆类、壶类以及器座、盂、尊、双耳大口罐型器。晚期出现大平底盆，大敞口折腹浅盘细柄豆，并出现有彩绘陶。

（3）墓地。氏族墓地选择在高山上，墓地内部分区，区内分行，墓室结构为土坑竖穴或洞穴，有墓前用火烧墓坑的习俗，单人仰身屈肢葬男女和葬，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并有束发、佩带项环和臂环的习俗。

小河沿类型与红山后类型目前虽未发现明确的地层叠压情况，但两者之间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的时代早晚和承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河沿类型石器中细石器加工更为精致，圆弧骨柄石刃刀更为普遍实用，反映出生产技术较红山后类型更为进步。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后类型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均有泥质红陶和彩陶，小河沿类型的泥质红陶敛口钵、夹砂灰陶式深腹罐、双耳双口连通壶以及平行斜线的彩陶花纹、刻划纹等，都有脱胎于红山后类型的迹象。泥质灰、黑陶增加，但却不见压印“之”字纹，而被细绳纹及菱形回字纹所代替。其它如镂空豆、尊等多种器类的出现，彩陶图案的几何化，表明制陶业有了新发展。

小河沿类型出现了双间房址和男女和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表现出较红山后类型进步。在时代上应是介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遗存，是由红山后类型直接发展演变的类型。

小河沿文化之后，这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在敖汉旗南台地曾发现小河沿类型晚期文化层被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房址打破的地层关系，一些文化因素已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河，如磨光泥质黑陶增多，朱绘和彩绘出现，绳纹兴起，折腹器、大敞口浅盘细柄豆、大平底盆、镂空圈足器等都具有红山文化时期的特征。这样，由于小河沿类型的发展，填补了红山后类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它们已基本可以衔接起来，从此，距今四千年前，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去向如何，前者涉及到它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它与燕文化的关系。

编辑本段发展

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称史前文化，距今约5000年前。它的宏观环境：地处大兴安岭南缘和燕山北麓地带的西辽河流域，位于东经117°—123°、北纬41°—45°之间。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纵观世界地理，西辽河地区属于亚欧大陆草原通道的东南缘，连接北太平洋西岸。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就确定了自古以来处于辽河西域衔接中国南北和世界东西方的交通要冲，是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交错、多种民族成份杂居和多种文化因素荟萃的中心之一。红山文化就是这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文化。

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发展面貌，可以大体上划分为：早期的农耕文化和后期的游牧文化这两个发展时期。其主要原因是气候环境的变化。农耕文化包括红山诸文化和夏家店文化，时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8000——3500年。此间，西辽河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正经历着全新世中期的气候最适宜期，雨量充沛、空气暖湿、溪沼遍布、草木丛生。

由于地近燕山和大兴安岭夹角之间的浅山丘陵相对高亢的地势条件，为这里的古人类提供了较其它地区更为优越的生存条件。半个世纪以来，从这一地区出土的大量磨制的石犁、石斧、石磨盘、石刀、石纺轮、陶器、骨制品等等，说明了这一时期先后在这里的诸种早期农耕文化，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红山文化鼎盛时期，距今约5500年左右，红山古国的形态就已经出现了。祭坛、女神、宗庙、积石冢，这三种极为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姑且不论。我们有必要提出对玉猪龙的造型探讨一番。内蒙古考古专家布谷先生认为：玉猪龙，国内外收藏不少。其个体造型既形似，又神似，都是红山文化特定产物。已知其分布范围北起赤峰北部，南至辽宁西南部，以此距离为直径的一个圆。

红山文化晚期已出现社会产品分配不均等现象。牛河梁积石冢的大型墓规模大、随葬玉器很多，说明墓主生前居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当时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营建坛庙，牛河梁女神庙遗址经发掘考证，就是红山文化遗址。在喀左的东山嘴遗址，有一座石砌的祭祀建筑基址。它以大型方形祭坛为中心，北翼有两条南北走向的石墙基，南翼有长条形石堆，祭坛前端是石圈形台址和圆形石砌基址。这处遗址中还出土了小型孕妇塑像和大型人物坐像等。根据冶铜业的产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及祭祀用大型礼制建筑的出现，有人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时代；也有人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

编辑本段艺术

（1）陶塑艺术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徵；在辽宁省建平、凌源二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也是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2）石雕艺术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像。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的窗口。从目前大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收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编辑本段文化遗址

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终于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辽宁省朝阳市的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 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自80年代以来，系列红山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辽宁西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沙拉乡茶海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类型。经过年代测定：距今8000年前。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辽西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西林郭勒盟所属各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尤为辽宁大学古文化应用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黄康泰先生，积数十年对古文化的研究和田野考查的经验，在有关专家指点下，征集了千余件红山文化系列玉器。其中除了含盖上述各类型制的玉器外，当以“万年雌雄玉龙”为佼佼者。今辽宁著名古玉收藏家齐人先生，积数十年之辛，其收藏之红山古玉器中堪为一绝的是5000年前的一对雌雄玉龙，雌龙高48厘米，雄龙高42厘米，青玉质，褐沁斑，手感油润，神采奕奕，可视为国之瑰宝。

红山文化近年不断有新发现，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先后发现了牛神庙、积石冢和祭坛。2003年在红山后新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红山遗址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把原来以夏代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1、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陶瓷的四大特点。

2、瓷器胎质轻薄，滋润透影，宛若蛋壳，薄如蝉翼，轻若绸纱。

3、胎质清脆，用指轻扣，能听到“咚”的脆响，宛若乐器奏出的优美磐声，扣人心弦。

4、与陶相比，瓷的质地坚硬、细密、严禁、耐高温、釉色丰富等特点。

5、青花瓷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不易磨损，而且没有铅溶出等弊病。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扩展资料：

分类：

日用陶瓷：如餐具、茶具、缸、碗等。

工艺陶瓷：如花瓶、雕塑品、陈设品等。

建筑一卫生陶瓷： 如砖瓦，排水管、面砖，外墙砖，卫生洁具等；

用于各种现代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特种陶瓷制品，有高铝氧质瓷、锆英石质瓷、锂质瓷、以及磁性瓷等。

粗陶是最原始最低级的陶瓷器，一般以一种易熔粘土制造。

精陶按坯体组成的不同，又可分为：粘土质、石灰质，长石质、熟料质等四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陶瓷

古董的价值在于人文的结合，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具有明显的双重特性，即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

元代青花瓷器，主体纹饰为“鬼谷子下山图”，描述了孙膑的师傅鬼谷子在齐国使节苏代的再三请求下，答应下山搭救被燕国陷阵的齐国名将孙膑和独孤陈的故事。该器物于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举行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为1568.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2.3亿，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鬼谷子下山图罐

鬼谷子下山图罐外型特征：罐高27.5cm，口径21cm,腹径33cm，足径20cm。素底宽圈足，直口短颈，唇口稍厚，溜肩圆腹，肩以下渐广，至腹部下渐收，至底微撇。使用进口钴料绘出青花纹饰，共分四层，一层颈部饰水波纹，二层肩部饰缠枝牡丹，三层腹部为“鬼谷子下山”主题纹饰，四层下部为变形莲瓣纹内绘琛宝，俗称“八大码”。

这只元代青花大罐在拍卖前曾到北京和上海展出，引起收藏界的高度关注。当时人们估计其有可能创造中国瓷器拍卖世界纪录，佳士得公司人士估计，其身价将达到1000万美元，而事实大大超出人们预计。

这只大罐上的“鬼谷下山”图案为传世元青花瓷器中的绝品。图案是鬼谷子坐在一虎一豹所拉的车上下山。故事来自于元代版画《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它表现了战国时代齐、燕交战中，孙膑被燕国囚禁，他的师傅鬼谷子下山营救徒弟的故事。罐上图案栩栩如生，画工细腻，出自画家而非工匠之手，这使得瓷罐非普通的青花瓷可比。

同样的一件元青花“锦香亭图”罐，2005年在香港佳士得也拍出了4900万人民币的高价。该罐上所绘场景出自元代著名剧作家王仲文杂剧《孟月梅写恨锦香亭》，表现了唐玄宗时期才子佳人陈圭与孟月梅曲折的爱情故事，此两罐是稀世珍品——元朝人物故事青花罐八件中的两件。两罐绘画中的主题人物故事虽不一样，但器物的高度、直径等却大致相同。颈部、肩部也都分别绘上了相似纹饰。只可惜“锦香亭图”罐的罐口有了修补，其价值便大大低于“鬼谷子下山图”。

元青花“锦香亭图”罐

元青花瓷器的装饰纹饰大多为牡丹、竹梅，龙纹、莲纹、花鸟等，因此，青花瓷器上历史人物故事的出现，就显得更为珍贵。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的前收藏者是一位荷兰人，其曾祖父在北京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时，购下此罐。这只青花罐在这个家族中已经流传了4代。近几年来，那户人家用这只大罐盛放DVD光盘。佳士得公司几年前曾去他家中看到，当时仅认为价值2000美元左右。直到佳士得专家再次拜访，才发现这件瓷器珍稀无比。

据悉，和此罐一样绘以人物故事的同类青花古董传世者仅有八件。罐颈上画的波浪纹可以在其他六件上看到，都被大卫得基金会收藏。八件珍宝中有三件肩上画有缠枝莲纹，包括此件。波士顿博物馆所藏罐肩上及足部均未加纹带。此罐是八件古董中唯一一件足部莲瓣内绘有吉祥纹的，和大卫得基金会收藏的青花瓶很相似，其余六件莲瓣内均含下垂如意纹。值得一提的是，该罐上的牡丹纹与大卫得所藏的瓶上画的也非常相近。由波浪纹、牡丹纹与吉祥纹这三道和大卫得基金会所藏瓷瓶十分相近的纹带推测，罐的制作时期极可能在1351年左右。

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中国部专家连怀恩说，通常有人物故事的瓷罐多为中国本土定造、烧制，其他品种才外销中东等地区。本土订造的数量很少，且烧造的青花花色漂亮，画工精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很多都在博物馆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佳士得收到瓷罐两、三个月后，连怀恩在图书馆研究调查时，非常凑巧地找到了1321-1323年间印制的版画，而罐上的装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版画影响，而且还没有任何其他瓷器上绘有同样的场景。这样，瓷罐具备了藏家看中的“所有品质”，也正因为此，伦敦的拍卖显得尤其珍贵。

稀有归稀有，但此罐并没有很多珍稀艺术品所有的那种曲折来历。瓷罐是20世纪初荷兰人范·赫默特男爵(Haron van Hemert tot Dingshof)在中国购得。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1913-1923期间在荷兰海军服役，被派驻北京担任荷兰使节护卫军司令，且负责德国及奥匈帝国等使节及领地的安全。赫默特爱好艺术，收藏广泛，对中国瓷器的喜爱可从他当年北京旧宅的相片上窥见一斑。有趣的是，他购买这个罐时，元代还未被认定能做出如此精品瓷器，因此他一直以为此罐是明代作品。

蒙古统治时期，青花瓷件数少，易被人遗忘。西方收藏家一直到1968年克里夫兰美术馆举办 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展览后，才开始青睐元代瓷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元代青花渐渐受到重视，但没有发现多少堪称传世之作的元代青花。赫默特的后代和他一样并不知道瓷罐如此之贵重，因而多年来并没有对它有什么特别关照。60年代时瓷罐曾被赫默特的第一代后人拿去估价，但专家也误以为是明代青花瓷。传至第三代时他的家族又让佳士得拍卖行估价，瓷罐的珍贵价值才被发现。有趣的是，该罐在大将军家里，一直未受到重视，多年被放在墙角处当作容器，用来盛放杂物等。

连怀恩介绍说，历来古董商非常看中物品来源。此罐来源明确，自1913年至今一直在一个家族收藏，并且以前未被世人所识，是行家眼中的“新鲜货”，因此一旦披露，市场兴趣很高，深受藏家重视。加之今年三月开始，瓷罐相继在纽约、日本、香港、上海、北京、台湾、荷兰、法国等地巡回展览，使得人们对藏品的感性认识不断增加，估价自然也水涨船高。

拍卖前，专家对瓷罐的估价为100万英镑，也有人说拍出500多万英镑没有问题。连怀恩自己的估计是600万-800万英镑之间。

虽然瓷罐最终由伦敦古董商朱塞佩·埃斯凯纳齐竞得，但竞拍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中国竞拍者的加入更令竞拍险象环生，也使得价格一升再升。

最终拍得者埃斯凯纳齐是世界上经营中国早期艺术品的主要古董商。此次，他替一位海外私人收藏者竞拍。他在标价达到1350万英镑时才加入。他和一位电话竞拍者经过持久角逐才将宝物收入囊中。拍完后，埃斯凯纳齐说，他被现场的紧张气氛耗尽气力，并承认：“我已经到了我的极限，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元青花瓷罐的天价拍卖表明，近年来，中国藏品在国际市场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此前中国艺术品最高拍卖价格纪录保持者是2001年3月由纽约佳士得以530万英镑(当时合930万美元)拍卖成交的公元前十世纪西周时期的青铜方揽。

元青花《昭君出塞》

连怀恩介绍说，过去，藏家多喜爱中国彩瓷，因其色彩丰富，装饰规律。但随着时间转移，人们逐渐发现彩瓷重色，但不太能耐得细细品味。而青花虽只有蓝白两色，却十分典雅，况且青花瓷普遍重画工，能够表现自然的品性。这几年青花瓷拍卖结果都很好。2003年，纽约一家小拍卖公司--朵尔拍卖公司拍出的元代青花朝圣龙纹扁壶拍出了中国瓷器最高价--583万多美元，成为当时的世界记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自中国本土的藏家对中国藏品的需求也在增加，毕竟此类藏品有中国历史背景，加深了藏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这种需求也拉高了整个市场的价格。不仅如此，中国藏品的收藏门类也在更新。过去不受外国人重视的竹雕、犀角雕、文房四宝如今价格也在上扬，原先局限于亚洲收藏家的山水等书画类也受到国外藏家关注。过去，香港是中国艺术品最重要的拍卖地点，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改变。此次拍品因收自欧洲，卖家家族希望可以在欧洲亲自参加拍卖，佳士得伦敦拍卖行也希望能借此带动欧洲市场的中国藏品拍卖。

元青花缠枝牡丹云龙纹罐

关于元青花，不仅普通民众，甚至于一辈子与瓷器打交道的瓷器专家对它也知之甚少。江西景德镇虽然成功烧制出元青花，但由于史籍缺载，又缺乏有明确纪年的实物佐证，600多年间，世人对元青花的认识与了解一片空白。中国到底有没有元青花?它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元代为什么会出现器型高达70厘米的葫芦瓶、口径达50厘米的大盘?为什么元青花装饰多达9层?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里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那些被誉为"世界上最精美的元青花"，何以跋山涉水、纷纷在异国王宫安家落户……所有这些历史之谜使得元青花倍受收藏界的瞩目。

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在《东方陶瓷》上率先披露了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瓶颈上用青花书写了长达62字的题记。至正十一年为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的年号之一。在元代以前，中国瓷器还没有形成书写纪年款识的惯例，这件青花瓷第一次向世人宣称，中国元代景德镇烧造过青花瓷器。

元青花缠枝牡丹云龙纹罐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位博物馆馆长波普博士以这对带款青花瓷为标准器进行对照研究，得出一个令世界文博界震惊的消息:伊朗阿特别尔寺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旧皇宫托普卡比博物馆秘藏着上百件令世人叹为观止的中国元代青花瓷精品，正名曰"至正型"器。波普这本32开的黑白图集，一举改写了世界陶瓷史。到了上世纪80年代，英国、日本也先后出版了土耳其所藏中国瓷器著作。

2001年3月底，在土耳其总理特批下，托普卡比博物馆迎来了费伯良、李辉柄、汪庆正、刘新园、许明等7位陶瓷专家。据说一连三天，大展厅旁的临时库房中，荷枪实弹的土耳其军警站立一旁，大批元青花国宝被一件件小心翼翼地打开。

这些藏品中元青花达40件，而且器形硕大，花纹清丽典雅，堪称世界之最，为国内出土器罕见。中国专家们纷纷忘了不能上手的约定。追寻元青花大半辈子的老收藏家费伯良不胜感慨:"初看再看咽声细，一抚再抚赞不停。"

元青花云龙纹梅瓶

"元青花是元朝政治思想、宗教信仰、治国方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雷从云说。

"元代有数字崇拜，成吉思汗起兵时树9面旗，任命9名大将，他警告下属们:'将来不要犯9种错误'。"中国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推断元青花装饰多达9层的谜团。

元朝统治得到巩固之后，民族关系十分的复杂，元政府实行民族等级政策，蒙古族原是游牧民族，本族风尚很难被汉族士大夫接受。一部分士大夫苦闷地走向山林，做起隐士。社会科学报社长兼总编辑、美学博士许明认为:"不少文人为生活所迫，完全有可能流落到景德镇去画瓷瓶，因而元青花之画与其他朝代那些匠人之作有天壤之别。也正是因为元代为外族统治，明人不仅鄙视元人文化，更不承认它的艺术成就，导致史书上没有记载。直到民国时期，古玩家还普遍认为元代不重视古陶瓷生产，更不会欣赏青花。"

1206年，孛尔只斤·铁木真（1162～1227）在斡难河召开「 ”忽里勒台大会”，正式成为蒙古各部大汗，尊称「 ”成吉思汗”，这也标志着大蒙古国的正式建立。大蒙古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不断开疆拓土，最终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帝国的组成包括大汗之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 ”大元”，从此元朝即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之国）和四大汗国。13至15世纪，龙泉青瓷作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行销于国内外市场。就目前考古资料看，四大汗国中除窝阔台汗国外均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龙泉青瓷。把这些青瓷与故宫博物院藏品比对，可进一步认识元代龙泉青瓷在四大汗国的流布和使用情况。 龙泉窑瓷器在伊利汗国的发现 伊利汗国（1256～1335/1258～1336），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西征后建立，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的大国，既为欧亚两洲文化荟萃之地，又是重要交通枢纽。 目前在伊利汗国境内发现的龙泉青瓷片大多集中在伊朗境内，阿富汗、伊拉克也有出土。伊朗的列伊（Ray）遗址、基什（Kish）岛北部的Harrieh遗址、布什尔省（Bushehr）北端的Mafruban遗址、英格兰考古学家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藏品和斯拉夫（Siraf）遗址均发现13～14世纪龙泉青瓷片。 收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元代龙泉青瓷来源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藏瓷。该神庙始建于14世纪，是为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先祖、苏菲派圣人谢赫·萨非丁修建。此后，随着苏菲派不断强大，神庙被不断扩建。1611年，萨法维王朝的沙阿·阿拔斯二世钦赐1162件皇室瓷器，藏于神庙辅宫——覆盖原达拉维叙广场的「 ”瓷宫”壁龛内，其中有58件龙泉青瓷，包括5件波斯仿品，这些瓷器多数都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译为「 ”圣王的奴仆阿巴斯向沙阿·萨非丁的门栏捐献”。 经历了王朝更迭和战争洗礼，1935年，辅宫中的750件瓷器由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在萨法维王朝统治期间，1513年，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一世曾对其发动过战争，掠夺包括龙泉青瓷在内的金银财宝无数，这批瓷器现收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因此，伊利汗国遗存的龙泉青瓷精品多数集中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1272），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就已经形成了登州（今蓬莱水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的远洋航线。据此推测，龙泉青瓷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航线从大汗之国（元朝）运至伊利汗国的。对比伊朗国家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以求对上述推测进行例证，现择典型器物介绍如下。 图1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瓶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2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尊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瓶（图1、图2），瓶口呈喇叭形，长颈，溜肩，弧腹下敛，胫部外撇。通体施青釉，颈部刻凸弦纹多道，腹上部刻划缠枝莲纹，腹下部凸刻莲瓣纹一周。这种喇叭形大撇口形如凤尾，故有「 ”凤尾瓶”或「 ”凤尾尊”之称，是元代龙泉窑创烧的一种瓶式，体形高大，多用作陈设器，明代延续烧造。这种凤尾瓶的底部大多是后接而成，即大瓶成型后，再加一块泥板粘釉黏结而成。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近足处刻有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 图3 龙泉窑青釉刻花玉壶春瓶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4 龙泉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刻花玉壶春瓶（图3、图4），瓶撇口、长颈、垂腹、圈足。外壁施青釉，颈部刻划莲瓣纹，腹部刻划缠枝花卉纹，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腹下部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玉壶春瓶得名于宋代，初为盛酒器，完整的玉壶春瓶是带盖的，至元代，玉壶春瓶仍作为盛酒的实用器皿。明清时期，玉壶春瓶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陈设器，因此不附器盖。 图5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罐身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6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图5、图6），元代龙泉窑多生产青釉罐，其中，荷叶盖罐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分大、中、小三式，造型基本一致。国内外考古和收藏资料所见很多，如内蒙古集宁路城址、蒙古国哈喇和林城址、韩国新安沉船等国内外重大考古均有发现，与故宫博物院藏品基本一致。 图7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8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图7、图8），罐敛口，短颈，溜肩，腹部上丰下敛，胫部微撇，后接圈足，通体施青釉。腹部刻划花卉纹装饰，胫部多饰莲瓣纹。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胫部刻有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从造型上看，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和故宫博物馆藏品基本一致，应属同一时期产品。 图9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10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图9、图10），炉呈筒式，直壁微斜，下承以三足。内、外均施青釉。外口沿和底部均微出两道宽弦纹，腹部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圆肩，足尖圆形，足底无釉，露灰白色胎。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的腹壁下方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从造型、纹饰、工艺方面看，两件藏品相似度极高。 上述之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与故宫博物院藏品在造型、纹饰、工艺上的特点基本一致。结合前述至元九年已开通从蓬莱到伊朗基什岛（伊利汗国境内）的远洋航线，以及元朝与伊利汗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可以推断，当时伊利汗国与元朝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龙泉青瓷作为元朝宫廷的赏赐品和大宗商品广泛流传在伊利汗国的宫廷和地方。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907期《蒙古四大汗国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瓷器》 作者：张涵

准确地说元朝是青花瓷的兴起时期

青花瓷器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重要品种，初兴于元代的景德镇。元代之前，青花瓷器所呈现给人们的面貌并不清晰。在中国古陶瓷界，有“唐青花”和“宋青花”之说，即根据出土的瓷片和器物，断定中国在唐代和宋代时已经出现了青花瓷器。从不断出土的器物来看，唐代青花瓷器是否存在尚未定论；宋代青花瓷器问题却也玄而未决，即使目前中国古陶瓷界还在争论不休，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青花瓷器的初步兴起是在元代时，而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盛行并取得了较高的工艺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工艺基础的，这就是说，在元代之前，必定存在着青花瓷器形成的工艺因素，这种因素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积淀着青花瓷器达到成熟的工艺养料。然而从潜移默化到成熟之间，需要某种动力，这个动力即有工艺上的，也有人文文化上的。

在工艺上，元朝的白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蒙古族认为白色是吉祥的象征，是万物之母，象征着纯洁。崇尚白色也成为元朝统治者的重要精神追求，所以元朝对白瓷的要求很高，所以“高岭土➕瓷石”的二元配方也由此而产生。

人文上则是和藏传佛教有着密切联系。我们知道，青花瓷器的色调是蓝色，而蓝色在藏传佛教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在《宗喀巴大师密传启请文》提到：“色如蓝宝极鲜青，美妙如虹网光明，圆形之中文殊身，至尊法王亲见明，具德上师前启请。” 可见，蓝色在藏传佛教中被赋予庄严与神圣的意义。而在熊寥《元代青花瓷器装饰》中说到：“元代青花瓷器与同时代各个部类艺术相比，显得更加不可遏制地从蒙、藏喇嘛教文化吸收营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元代中前期烧造的青花瓷器，主要是为佛道供器或殉葬明器而制作的……”。既然为宗教所用，所以会大量烧造。

较高的白瓷工艺水平，加上波斯、叙利亚地区引进的青花钴料（此结论有待进一步探讨），还有宗教的文化背景，元青花想不火都难。

相当于宋代来说，元朝景德镇的青花瓷更加的完善。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

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

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

扩展资料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

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

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元青花瓷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205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万多年的灰陶、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6000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4000多年的商代白陶、有3000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但是陶器始终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亨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明珠，也将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珍重。

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是有着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再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瓷器状态，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共330多年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如北方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南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形成“北白南青”的两大窑系。同时唐代还烧制出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及贴花装饰等品种。

宋代是我国瓷器空前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出，品类繁多，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耀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好局面，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统理窑务，发明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烧制出大型瓷器，并成功地烧制出典型的元青花和釉里红及枢府瓷等，尤其是元青花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金时战乱后遗留下来的南北各地的主要瓷窑仍然继续生产，其中龙泉窑比宋时更加扩大，其中梅子青瓷是元代龙泉窑的上乘之作。还有“金丝铁线”的元哥瓷，应是仿宋官窑器之产物，也是旷世希珍。

明代从洪武35年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200多年来烧制出许许多多的高、精、尖产品，如永宣的青花和铜红釉、成化的斗彩、万历五彩等都是希世珍品。御窑厂的存在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景德镇的青花、白瓷、彩瓷、单色釉等品种，繁花似锦，五彩缤纷，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还有福建的德化白瓷产品都十分精美。

清朝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发展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景德镇瓷业盛况空前，保持中国瓷都的地位。康熙时不但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朝以来所有精品的特色，还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并烧制出色泽鲜明翠硕、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郎窑还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技术，郎窑红、缸豆红独步一时。还有天兰、洒兰、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等都是成功之作，另外康熙时创烧的珐琅彩瓷也闻名于世。

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制瓷工艺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乾隆朝的单色釉、青花、釉里红、珐琅彩、粉彩等品种在继承前新的基础上，都有极其精致的产品和创新的品种。

乾隆时期是我国制瓷业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到嘉庆以后瓷艺急转直下。尤其是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竭，制瓷业一落千丈，直到光绪时稍微有点回光返照，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寿终正寝。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陶瓷发展史，并至此落下帷幕。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古陶瓷发展史，它虽然是以衰退而告终，但是它给后人留下的这份珍贵而又丰富的遗产，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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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已能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其中有较为典型的仰韶文化、以及在甘肃发现的稍晚的马家窑与齐家文化等等，解放后在西安半坡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令人叹为观止。相传尧传天下于舜，舜传天下于夏禹，禹则传给其子，开始了所谓的“家天下”。夏传至桀，暴虐无道，商汤将之放遂，自立为帝，所以以征讨得天下者，自汤开始。商得天下后统治达六百余年（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前后），一直到纣王。后被武王征伐，纣王自杀，于是天下归于周。周朝的统治时期大致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事实上的有效统治在公元前771年就已结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称为战国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崛起，大一统之中国开始，但秦王朝只持续到公前206年，就被汉朝所取代。在这千数百年间，除日用餐饮器皿之外，祭祀礼仪所用之物也大为发展。

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之间的汉朝，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作材料不再以玉器和金属为主，陶器受到了更为确切的重视。在这一时期，烧造技艺有所发展，较为坚致的釉陶普遍出现，汉字中开始出现“瓷”字。同时，通过新疆、波斯至叙利亚的通商路线，中国与罗马帝国开始交往，促使东西方文化往来交流，从此一时期的陶瓷器物中也可以看出外来影响的端倪。佛教也至此时传入我国。

六朝时期（公元220年——581年），迅速兴起的佛教艺术对陶瓷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此季作品造型上留有明显痕迹。公元581年隋朝夺取了权力，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但它只统治到公元618年就被唐所取代。

唐代（公元618年至公元970年）被分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陶瓷的工艺技术改进巨大，许多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它们也算得上是真正的优质瓷器。唐末大乱，英雄竟起，接踵而来的是一个朝代争夺局面，即五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60年。连年战乱中却出现了一个陶瓷新品种——柴窑瓷，质地之优被广为传颂，但传世者极为罕见。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以钧、汝、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有各自特色的名窑在全国各地兴起，产品在色品种日趋丰富。由于东北的（辽）契丹族和（金）女真族的入侵，宋的统治者被迫南迁，再后则被蒙古族所灭。公元1280年，元朝建立，枢府窑出现，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陶瓷产业中心，其名声远扬世界各地。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与釉下蓝色纹饰形成鲜明对比，青花瓷自此起兴文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也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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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尽管世界各民族对美的鉴赏千差万别，但是，却都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对美的享受。 远在九千多年前，中国先民在从事渔猎、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不但开始可最原始的建筑活动，并且随着火的发明和使用，在改造大自然的长期劳动实践中，伴随着无数次时间与成功的体验，开始制造和使用成为中国古文化之一的艺术创造物陶器，并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石器时代”。尽管因时代、地区或民族的差异，由于其他条件的种种影响，陶器的形式、风格发生过多样变化，也各自产生了很多特点，但却都表达着自己的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新石器时代首先表现在陶器的器形与纹饰和质地的感觉上。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制陶业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彩陶艺术，各个地区文化彼此影响、相互交流、或继承发展，再中国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共同又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美来自于生活，制陶者正是从表现生活的角度，有寓意地，间接表现了人的思想和感情，或直接描绘了现实生活的风俗和风貌。 以彩陶为文化的仰韶文化之后，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的另一类文化遗存方式出现。这个时期制陶业的突出成就就是黑陶艺术。龙山文化灰陶器面，不求无益的崇饰。全凭器体自身的黑色取胜，它以“通体漆黑”闪闪发亮为最佳境界，器体有时略加点缀凹凸璇纹或镂孔与塑造烧制结合，体现出一种单纯的质朴美。进入商代，模仿同时期青铜器纹样与器型的白陶出现了，在当时它是比青铜器更为豪华的工艺，器形几乎全是礼器。尤其富有特点的是波状雷纹、勾连雷纹和一种怪异人形云雷纹。是人类文化上罕见的工艺美术品。商周时期的制陶工艺没有显著的进步，艺术性也没有多少发展，从战国时期开始，我国进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空心砖的生产是战国陶工的一项重要创造。 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土地广袤，各地因地理位置或其它因素的不同而陶瓷用品也有很大差别，从质地来看，我国东南海沿海一带的百越地区，盛行灰陶、印纹硬陶和原始陶器，而其它地区则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次之。 在日用陶器中，主要是泥制灰陶。灰陶的陶土含有一定的砂粒，烧成温度高，陶质坚硬，多呈灰色或黑灰色。与此同时，在长江下游的地区和珠江流域的广东、广西等地区普遍使用着印纹硬陶。但由于印纹硬陶质地粗糙，不宜作饮食器皿，故极大多数是容器。 “六王毕，四海一“。秦汉时期也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秦代陶俑以其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逼真的神态，深刻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表明了我雕塑艺术现实主义传统的久远和我国古代制陶水平之高，并且还为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深沉雄大的民族风格。 在彩绘风格方面，汉代彩绘陶一改战国彩绘陶流丽生动，热烈奔放之作风，转而崇尚凝重精雅的神韵。画面铺天盖地，色彩富丽绚烂。 到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长期稳定和民族意志的高昂，是唐代的各个方面无不空前的繁荣和提高，陶瓷艺术最能表达这种盛唐气象的就是唐三彩釉陶。三彩陶俑和三彩陶器，就是制造它的那个时代的艺术记录和唐人生活情趣的风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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