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著名陶瓷有哪些

妃嫔日用瓷器配额

妃嫔的日常用度包括宫分、铺宫。宫分是上自皇太后，下至贵人、常在、答应等人每年按等级所供应的不同品种、数量的金银、布匹，以及每月、每日所供应的粮肉、菜蔬、副食等，包括绸缎、貂皮、米面、炭蜡等项。铺宫是指皇太后、皇后、妃嫔以及福晋等人宫内所用不同等级、品种、数量的金属器皿、瓷器、漆器等。在等级森严的清宫大内，由于妃嫔的名位不同，在日常用度的数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依其等级而递减。

铺宫中瓷器的配额，主要有各种类型的碗、杯、盘、碟、盅等，在颜色、纹饰和数量上都有严格的等级。据《国朝宫史》“经费”条记载，后宫用瓷共分6个等级：

一、皇后

皇后在后宫的地位等同于皇帝在前朝的地位。先由太后从近支王公大臣的女儿中挑选，再由皇帝册封。一般册封一位皇后(以玉如意为示，得如意者为后)和两位妃。这样册封的皇后地位最高，所生长子一般封为皇太子。其配额的瓷器数量是：“黄瓷盘二百二十，各色瓷盘八十；黄瓷碟四十，各色瓷碟五十；黄瓷碗一百，各色瓷碗五十，黄瓷盅三百，各色瓷盅七十，各色瓷杯一百，瓷渣斗四。”

二、皇贵妃

皇贵妃这一名号始于明朝成化年间宪宗追封宠妃万贵妃为皇贵妃，清朝沿用，在皇后之下设皇贵妃一人。其配额的瓷器数量是；“白里黄瓷盘四，各色瓷盘四十，白里黄瓷碟四，各色瓷碟十五；白里黄瓷碗五十，各色瓷碗五十，白里黄瓷盅二，各色瓷盅二十，瓷缸二。”据清《称谓录》记载：“本朝，皇贵妃位在贵妃上……册封之礼，皇贵妃以册、宝，妃以册印。”

三、贵妃

贵妃，南朝宋武帝时始置，隋至清代一直沿用，地位次于皇后(明清时设皇贵妃地位高于贵妃)。其瓷器配额是：“黄地绿龙瓷盘四，各色瓷盘三十；黄地绿龙瓷碟四，各色瓷碟三十；黄地绿龙瓷碗四，各色瓷碗四十；黄地绿龙瓷盅二，各色瓷盅十五；瓷缸一。”

四、妃

妃，皇帝的妾，清代妃的地位次于贵妃。其瓷器配额是：“黄地绿龙瓷盘二，各色瓷盘二十；黄地绿龙瓷碟四，各色瓷碟八；黄地绿龙瓷碗四，各色瓷碗三十；黄地绿龙瓷盅二，各色瓷盅十二；瓷缸一。”

五、嫔

嫔，皇帝的妾，在清代地位次于妃。其瓷器配额是：“蓝地黄龙瓷盘二，各色瓷盘十八；蓝地黄龙瓷碟四，各色瓷碟六；蓝地黄龙瓷碗四，各色瓷碗二十；蓝地黄龙瓷盅二，各色瓷盅十，瓷缸一。”

六、贵人

据《称谓录》记载：“东汉定制，皇后之下即贵人也。本朝贵人位在妃、嫔之下，而贵人之下即是常在、答应，同此一称，而位之尊卑与东汉时异矣。”其瓷器配额是：“绿地紫龙瓷盘二，各色瓷盘十；绿地紫龙瓷碟二，各色瓷碟四；绿地紫龙瓷碗四，各色瓷碗十八；绿地紫龙盅二，各色瓷盅十。”

七、常在

常在为明、清后宫第六等级的嫔妃，其地位在贵人之下。其瓷器配额是：“五彩红龙瓷盘二，各色瓷盘八；五彩红龙瓷碟二，各色瓷碟四；五彩红龙瓷碗四，各色瓷碗十；五彩红龙盅二，各色瓷盅六。”

八、答应

秀女人宫后，一般封答应。贵人以上得出自世代显贵人家，贵人以下只须从拜唐阿子女中挑选。有的秀女配近支宗室或皇子、皇孙。其瓷器配额是：“各色瓷盘八，各色瓷碟四，各色瓷碗十，各色瓷盅六。

综上所述，《国朝宫史》记述的后宫用瓷主要分为各色釉瓷器、黄釉瓷器(单色釉)、色地龙纹瓷器(花釉)、五彩红龙瓷器(彩绘)等品种与类型。

妃嫔日常吃食定额：

皇太后：猪一口、羊一只、鸡、鸭各一只、新粳米二升、黄老米一升五合、高丽江米三升、粳米粉三斤、白面五十一斤、荞麦面一斤、麦子粉一斤、豌豆折三合、芝麻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两五钱、盆糖八两、核桃仁四两、松仁二钱、枸杞四两、晒干枣十两、猪肉十二斤、香油三斤十两、鸡蛋二十个、面筋一斤八两、豆腐二斤、粉锅渣一斤、甜酱二斤十二两、清酱二两、醋五两、鲜菜十五斤、茄子二十个、王瓜二十条、白蜡七枝（内一枝重五两，三枝各重三两，三枝各重一两五钱）、黄蜡二枝（各重一两五钱）、羊油蜡二十枝（各重一两五钱）、羊油更蜡一枝（夏重五两、冬重十两）、红萝炭（夏二十斤、冬四十斤）、黑炭（夏四十斤、冬八十斤）。

皇后：猪肉十六斤、（盘肉）羊肉一盘、鸡鸭各一只、新粳米一升八合、黄老米一升三合五勺、高丽江米一升五合、粳米粉一斤八两、蜂蜜四两、核桃仁二两、松仁一钱、枸杞二两、晒干枣五两、猪肉九斤、猪油一斤、香油一斤六两、鸡蛋十个、面筋十二两、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一斤、甜酱一斤六两五钱、清酱一两、醋二两五钱、鲜菜十五斤、茄子二十斤、王瓜二十条、白蜡五枝（内一枝重三两，四枝各重一两五钱）、黄蜡四枝（各重一两五钱）、羊油蜡十枝（各重一两五钱）、羊油更蜡一枝（夏重五两、冬重十两）、红萝炭（夏十斤、冬二十斤）、黑炭（夏三十斤、冬六十斤）。

皇贵妃：猪肉十二斤、羊肉一盘、鸡一只（或鸭一只）、陈粳米一升五合、白面五斤、白糖五两、核桃仁一两、黑炭（夏三十斤、冬六十斤）、六安茶叶十四两（每月）、天池茶叶八两（每月）、 干枣一两六钱，香油六两，鸡蛋四个，面筋四两，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八两，甜酱六两五钱，清酱八钱，醋二两五钱，鲜菜十斤，茄子八个，王瓜八条，白蜡二支，黄蜡二支，羊油蜡五支，红箩炭夏十斤、冬十五斤，黑炭夏三十斤、冬六十斤，六安茶叶十四两（每月），天池茶叶十两（每月）

贵妃：猪肉九斤八两，羊十五盘（每月）、鸡鸭共十五只（每月），陈粳米一升三合五勺，白面三斤八两，白糖三两，核桃仁一两，干枣一两六钱，香油六两，鸡蛋四个，面筋四两，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八两，甜酱六两五钱，清酱八钱，醋二两五钱，鲜菜十斤，茄子八个，王瓜八条，白蜡二支，黄蜡二支，羊油蜡五支，红箩炭夏十斤、冬十五斤，黑炭夏三十斤、冬六十斤，六安茶叶十四两（每月），天池茶叶八两（每月）

妃：猪肉九斤，羊十五盘（每月）、鸡鸭共十只（每月），陈粳米一升三合五勺，白面三斤八两，白糖三两，核桃仁一两，干枣一两，香油六两，鸡蛋四个，面筋四两，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八两，甜酱六两五钱，醋二两五钱，鲜菜十斤，茄子八个，王瓜八条，白蜡二支，黄蜡二支，羊油蜡二支，红箩炭夏五斤、冬十斤，黑炭夏二十五斤、冬四十斤，六安茶叶十四两（每月），天池茶叶八两（每月） 

嫔：猪肉六斤八两，羊十五盘（每月）、鸡鸭共十只（每月），陈粳米一升三合，白面二斤，白糖二两，香油五两五钱，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八两，甜酱六两，醋二两，鲜菜八斤，茄子六个，王瓜六条，白蜡二支，黄蜡二支，羊油蜡二支，红箩炭夏五斤、冬八斤，黑炭夏二十斤、冬三十斤，六安茶叶十四两（每月），天池茶叶八两（每月）

贵人：猪肉六斤，羊十五盘（每月）、鸡鸭共八只（每月），陈粳米一升二合，白面二斤，白糖二两，香油三两五钱，豆腐一斤，粉锅渣八两，甜酱六两，醋二两，鲜菜六斤，茄子六个，王瓜六条，白蜡一支，黄蜡一支，羊油蜡一支，红箩炭冬五斤，黑炭夏十八斤、冬二十五斤，六安茶叶七两（每月），天池茶叶四两（每月） 

常在：猪肉五斤，羊十五盘（每月）、鸡鸭共五只（每月），陈粳米一升二合，白面二斤，白糖二两，香油三两五钱，豆腐一斤八两，粉锅渣八两，甜酱六两，醋二两，鲜菜六斤，茄子六个，王瓜六条，白蜡二支，羊油蜡一支，黑炭夏十斤、冬二十斤 

答应：猪肉一斤八两，羊十五盘（每月）、鸡鸭共五只（每月），陈粳米六合，白面二斤，随时鲜菜二斤，黄蜡一支，羊油蜡一支，黑炭夏五斤、冬十斤

在“正大光明”匾下，宝座台上设皇帝宴桌。席上珍馐佳肴十分丰盛，并具有满族特色。计有热菜二十品，冷菜二十品，汤菜四品，小菜四品，鲜果四品，瓜果，蜜饯果二十八品，点心、糕、饼等面食二十九品，共计一百另九品。万寿节家宴，大多用铜胎镀金的掐丝珐琅“万寿无疆”盘碗。盘碗底有“子孙永宝”款。元旦，除夕等大宴一般用青玉盘碗。在宝座台下，分东、西两个摆陪宴桌。东边头桌为皇后宴桌，设宝座，皇贵妃以下不设座位。家宴的陪宴者，有皇后，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公主等；宗亲宴的陪宴者，有亲王、郡王、贝勒、阿哥等。设多少陪宴桌，视陪宴者人数而定。皇后独自一桌，其余二人一桌。桌上摆热菜，冷菜，糕点，瓜果等十五品。大宴的菜肴以鸡、鸭、鹅、猪、鹿、羊、野鸡、野猪肉为主，并有燕窝、香蔁、蘑菇、木耳、鲜菜等等。

皇后独自一桌，其余二人一桌。。。

据史籍记载，皇后（包括皇太后）每人应享有金餐具36件，银餐具98件，各种细瓷盘、碗、杯、盅、勺等340件，另有象征身份的“ 位份碗”，黄地黄里暗云龙瓷碗660件。

皇贵妃、皇贵妃及以下无金餐具，银餐具7件、各式细瓷盘、碗、杯、盅、勺等121件；贵妃银餐具6件，各式细瓷餐具64件；妃银餐具6件，各式细瓷餐具64件。她们的“位份碗”分别配有38件、18件、14件

嫔银餐具6件，各式细瓷餐具40件，“位份碗” 是蓝地白里香云龙碗12件。 

贵人（贵人及以下无银餐具）各式细瓷餐具32件，“位份碗” 是绿地白里紫云龙碗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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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各式细瓷餐具26件，“位份碗”是白地白里五彩红云龙碗10件。 

。 

答应各式细瓷餐具26件，无“位份碗”。

贵人用绿地紫龙瓷盘

妃嫔服饰：

      清代女贵族穿着的礼服较为繁琐，同时也更能反映出保留的许多满族服饰旧俗。以皇后礼服为例，除朝冠、朝服外，额上束金约，颈下饰领约，朝服内衬朝裙，外罩朝褂，朝珠戴三盘，又胸前所垂彩帨与耳上所饰耳坠等皆在礼制之内。清制，皇太后、皇后的礼服等级完全一样，皇贵妃礼服稍次一等，贵妃以下袍服皆用金黄色，其余饰品等级递降。

皇后朝冠·

皇后朝冠除中央顶饰三层金凤外，朱纬上还缀一周金凤共7只和金翟1只，位于后面的金翟向脑后垂珠为饰，皇后为五行二就，冠后又垂护领。 

【典 制】

皇太后、皇后朝冠，冬用薰貂，夏以青绒为之，上缀朱纬，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饰东珠各三，珍珠各十七，上衔大东珠一。朱纬上周缀金凤七，饰东珠各九，猫睛石各一，珍珠各二十一。后金翟一，饰猫睛石一，小珍珠十六。翟尾垂珠，五行二就，共珍珠三百有二，每行大珍珠一。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珍珠各六，末缀珊瑚。冠后护领垂明黄绦二，末缀宝石，青缎为带。 

皇贵妃、贵妃所戴朝冠，其质与皇后朝冠相同。冬用薰貂，夏以青绒为之。上缀朱帷。其冠顶、朱纬等之饰，亦与皇后朝冠相同。惟翟尾垂珠，凡珍珠一百九十二颗，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东珠、珍珠各四；末亦缀珊瑚。冠后护领与皇后朝冠相同。 

贵妃之冠服袍及垂绦，皆为金黄色，余制均与皇贵妃相同。 

妃之朝冠，顶为二层，贯东珠各一，皆以金凤，饰东珠九，珍珠十七，上衔猫睛石。朱纬上周缀金凤五，饰东珠七，珍珠二十一；后金翟一，饰物与贵妃朝冠相同。惟翟尾垂珠为珍珠一百八十八颗，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珍珠各四，末缀珊瑚。冠后护领亦与贵妃相同。

嫔之朝冠，顶为二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翟，饰东珠九，珍珠十七，上衔砢子。朱纬上周缀金翟五，饰东珠五，珍珠十九。后金翟一，饰珍珠十六，翟尾垂珠，为珍珠一百七十二颗，三行二就，中间金衔青金石结一，饰东珠、珍珠各三，末缀珊瑚。冠后护领与妃之朝冠制同。

皇后朝服·

皇后朝服与皇帝朝服有明显区别：肩部袭朝褂处加缘，披领及袖皆石青色，不饰十二章，所饰龙纹亦分布不同。 

皇后朝袍是皇后在朝祭之时所穿礼袍。朝袍之制三，皆为明黄色。其一，披领及袖皆石青色，片金加貂缘；肩上下袭朝褂处亦加缘。绣文为金龙九，间以五色云。中无襞积，下幅八宝平水。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其二，披领及袖皆石青色，夏用片金缘，冬用片金加海龙缘；肩上下袭朝褂处亦加缘。绣文为前后正龙各一，两肩行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襞积，下幅行龙八。其三，领袖片金加海龙缘，夏用片金缘。中无襞积，后开裾。余俱如貂缘朝袍之制。领后垂明黄绦，饰珠宝。 

皇贵妃之朝袍均与皇后制同。 

贵妃之朝袍为金黄色，余制均与皇贵妃同。 

妃之朝袍制同贵妃。 

嫔之朝袍用香色，其制亦与妃同。

·皇后朝褂·

朝褂即后妃及贵族女性在朝会、祭祀等仪礼场合套在朝袍外面的礼褂。清代后妃的朝褂形制大致分三种，皇太后、皇后、皇贵妃朝褂饰五爪金龙纹，贵妃、妃、嫔朝褂饰五爪蟒纹。皇子福晋以下朝褂形制只一种，皆饰蟒纹。 

皇后朝褂是皇后在朝祭之时套在朝袍外的礼褂。朝褂制三，皆为石青色，片金缘。其一，绣文为前后立龙各二，下通襞积，四层相间，上为正龙各四，下为万福、万寿之文。其二，绣文为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襞积，下幅行龙八。其三，绣文前后为立龙各二，中无襞积，下幅八宝平水。领后皆垂明黄色绦，其饰之珠宝无定。 

皇贵妃之朝褂均与皇后制同。 

贵妃之朝褂为金黄色，余制均与皇贵妃相同。

妃、嫔之制同贵妃。 

【典 制】

皇太后、皇后朝褂色用石青，片金缘，绣文前后立龙各二，下通襞积四层相间，上为正龙各四，下为万福万寿。领后垂明黄绦，其饰珠宝惟宜。

皇后朝裙·

朝裙为后妃及女贵族在朝会、祭祀等仪礼场合穿在朝袍里面的礼裙。朝裙形制只一种，用料为缎，夏天用纱。朝裙原形制为半身，以带束腰，后为穿着方便，有上连衣褂者。 

皇后朝裙冬用片金加海龙缘，上用红织金寿字缎，下用石青行龙妆缎，皆用正幅，有襞积。夏朝裙用片金缘。 

皇贵妃之朝裙，均与皇后服制同。 

妃之朝裙，均与贵妃服制同。 

嫔之朝裙，皆同妃制。

·皇后朝珠·

皇后朝珠须佩戴三盘，东珠一盘正佩于胸前，另外两盘珊瑚朝珠交叉于胸前，由左右肩斜挂至肋下。且女性所戴朝珠两串记念的一侧在右胸前，与男性正相反。只有皇太后、皇后才能佩戴东珠串成的朝珠。皇贵妃以下至妃为蜜珀1串、珊瑚2串，嫔以下至乡君为珊瑚1串、蜜珀2串。

皇后朝服所配朝珠三盘，东珠一，珊瑚二。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适宜。皇后吉服所配朝珠一盘，珍宝随所御。绦为明黄色。 

皇贵妃朝服所配朝珠三盘，蜜珀一，珊瑚二。吉服朝珠一盘。绦明黄色。 

贵妃朝服所配朝珠，绦为金黄色，余制与皇贵妃相同。 

妃之朝珠，与贵妃服制同。 

嫔之朝珠三盘，一盘为珊瑚，两盘为蜜珀。吉服朝珠一盘。绦用金黄色。 

【典 制】

皇太后、皇后朝服御朝珠三盘，东珠一，珊瑚二。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珠宝杂饰惟其宜，绦皆明黄色。

清代服饰中，有两个不成文的规定。其一：后妃、公主、福晋下至七品命妇在穿便服时，如果服饰上面要织、绣花卉，均应为应季的花卉。例如冬季所穿的便服上，多织绣冬季里开放的花，像梅花、水仙等；夏季里多是荷花、百合、牡丹、萱草、石榴等，春天里多是兰花、绣球、桃花、杏花等，秋天里则是菊花、桂花、秋海棠之类。如果穿了绣有其他季节的的花卉的衣服，就会被认为不合适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贵族出入场合里，贵妇格格互相攀比下，你要是穿错了花卉的衣服，那难看绝对不是一般能够忍受的。

其二：在清代帝后大臣的服饰中，不论朝服还是便服，单、夹、棉、皮都要应其时，顺其节。只要季节一到，无论天气冷暖，都要穿那个季节的衣服。而且换了应季节的衣服之后，不能再穿回原来的衣服。就如现在这样的天气，冬末春初，但一换上春装，天在冷，不能再拿出冬天的棉衣来穿。要是夏末秋初，就算天再热，也不能再穿夏装，否则就是抗旨不遵。而且更搞的是《大清会典》竟然还有明确规定换装的时间：“每岁春季换用凉朝帽及夹朝衣，秋季换用暖朝帽及缘皮朝衣，于三九月内，由部拟旨，预期请旨。”每年三月要换春装，九月要换冬装，只要诏书一下，天气再变化，也不允许换回去。否则这抗旨的罪名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谁也不是傻子，热了还可以忍忍，冷了岂不是要冻死？而且北方的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时候太阳灿烂，暖烘烘的，一早一晚，却凉飕飕的。于是清朝的衣服里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服装。人们在春天的夹衣里塞一层薄薄的棉花，表面上看是春装，其实已经经过了实质的改造。夏装里也是如法炮制，在天气冷下来，但是皇帝还没下诏书换冬装的时候穿，实在是明智。这颇类似于古代的穷人，因为家里没钱，所以刚开春就把冬衣当了求生活，天一冷下来，没有办法只好在春装里随意套点棉花御寒。可怜的后妃格格，王公贵族，一个个弄得跟穷人似的。于是清代的服饰里就出现了这种怪异的隔季服饰，在夏季纱衣里絮棉花

妃嫔住所：

景仁宫,内廷东六宫之一。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曰长安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更名景仁宫。清代沿用明朝旧称，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修，道光十五年(1835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先后修缮。 

宫为二进院，正门南向，名景仁门，门内有石影壁一座，传为元代遗物。前院正殿即景仁宫，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檐角安放走兽5个，檐下施以单翘单昂五踩斗栱，饰龙凤和玺彩画。明间前后檐开门，次、梢间均为槛墙、槛窗，门窗双交四椀菱花槅扇式。明间室内悬乾隆御题“赞德宫闱”匾。天花图案为二龙戏珠，内檐为龙凤和玺彩画。室内方砖墁地，殿前有宽广月台。东西有配殿各3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以旋子彩画。配殿南北各有耳房。 

后院正殿5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施以斗栱，饰龙凤和玺彩画。两侧各建耳房。殿前有东西配殿各3间，亦为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旋子彩画。院西南角有井亭1座。此宫保持明初始建时的格局。 

景仁宫明代为嫔妃居所。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康熙帝生于此宫。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和硕裕亲王福全丧，康熙帝为悼念其兄，再次于此宫暂居。其后此宫一直作为后妃居所，乾隆帝生母孝圣宪皇后、咸丰帝婉贵妃、光绪帝珍妃均曾在此居住。

承乾宫，内廷东六宫之一。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曰永宁宫，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更名承乾宫。清沿明旧。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修，道光十二年(1832年)略有修葺。现在未对游客开放，平日里总是大门紧闭，外人难睹真容。 

宫为两进院，正门南向，名承乾门。前院正殿即承乾宫，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檐角安放走兽5个，檐下施以单翘单昂五踩斗栱，内外檐饰龙凤和玺彩画。明间开门，次、梢间槛墙、槛窗，双交四椀菱花槅扇门、窗。室内方砖墁地，天花彩绘双凤，正间内悬乾隆皇帝御题“德成柔顺”匾。殿前为宽敞的月台。东西有配殿各3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旋子彩画，崇祯七年(1634年)安匾于东西配殿曰贞顺斋、明德堂。 

后院正殿5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施以斗栱，饰龙凤和玺彩画。两侧建有耳房。东西有配殿各3间，均为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饰以旋子彩画。后院西南角有井亭一座。此宫保持明初始建时的格局。 

此宫在明代为贵妃所居。清代为后妃所居，清顺治帝皇贵妃董鄂氏，道光帝孝全成皇后、琳贵妃、佳贵人，咸丰帝云嫔、婉贵人都曾在此居住。

延禧宫，是东六宫中比较冷僻的宫院，受宠的妃嫔都不选择在这里居住。延禧宫东有苍震门，是宫中太监和匠役勤杂人员出入内廷的唯一门户，所以关防难以严密。 

500年间，这里频频发生火灾，延禧宫成了重建次数最多的一座宫院。宣统元年，继承了慈禧财产的隆裕太后斥资百万，要在这里修建一座水晶宫，派太监小德张主管。方案是在院中砌一个直径数丈的水池，在池中建起一座三层的圆形宫殿。以铜铁为梁柱，以玻璃为墙壁，地板也都以玻璃砖为之，屋顶上安放玻璃鱼缸数口。这样就完全可以抗拒火灾了。但是，工程只进行到一半，溥仪就退位了。

永和宫， 

内廷东六宫之一，位于承乾宫之东、景阳宫之南。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初名永安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更今名。清沿明旧，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修，乾隆三十年(1765年)亦有修缮，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修。明代为妃嫔所居，清代为后妃所居。清康熙帝孝恭仁皇后久居此宫。其后，道光帝静贵妃，咸丰帝丽贵人、斑贵人、鑫常在等先后在此居住。光绪大婚后为瑾妃居所。 

宫为二进院，正门南向，名永和门，前院正殿即永和宫，面阔5间，前接抱厦3间，黄琉璃瓦歇山式顶，檐角安走兽5个，檐下施以单翘单昂五跴斗栱，绘龙凤和玺彩画。明间开门，次、梢间皆为槛墙，上安支窗。正间室内悬乾隆御题“仪昭淑慎”匾，吊白樘箅子顶棚，方砖墁地。东西有配殿各3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旋子彩画。东西配殿的北侧皆为耳房，各3间。 

后院正殿曰同顺斋，面阔5间，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明间开门，双交四椀槅扇门4扇，中间两扇外置风门，次间、梢间槛墙，步步锦支窗，下为大玻璃方窗，两侧有耳房。东西有配殿各3间，明间开门，黄琉璃瓦硬山式顶，檐下饰以旋子彩画。院西南角有井亭1座。此宫保持明初始建时的格局。

翊坤宫，内廷西六宫之一，明清时为妃嫔居所。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始称万安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为翊坤宫。清代曾多次修缮，原为二进院，清晚期将翊坤宫后殿改成穿堂殿曰体和殿，东西耳房各改一间为通道，使翊坤宫与储秀宫相连，形成四进院的格局。 

正殿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檐下施斗拱，梁枋饰以苏式彩画。门为万字锦底、五蝠捧寿裙板隔扇门，窗为步步锦支摘窗，饰万字团寿纹。明间正中设地平宝座、屏风、香几、宫扇，上悬慈禧御笔“有容德大”匾。东侧用花梨木透雕喜鹊登梅落地罩，西侧用花梨木透雕藤萝松缠枝落地罩，将正间与东、西次间隔开，东西次间与梢间用隔扇相隔。殿前设“光明盛昌”屏门，台基下陈设铜凤、铜鹤、铜炉各一对。溥仪逊帝时曾在正殿前廊下安设秋千，现秋千已拆，秋千架尚在。东西有配殿曰延洪殿、元和殿，均为3间黄琉璃瓦硬山顶建筑。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经济、文化与政治中心南移。

越窑勃兴，达到瓷业新高。

东晋人赵慨，先后在闽、浙、赣为官，因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官宦沉浮，被贬于赣，隐居新平，将其在浙闽了解的越窑制造技艺，引荐于此，又对胎釉配制，器物成型与焙烧工艺进行系列改革，对新平瓷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赵慨导引新平师法越窑，成为景德镇制陶向制瓷进化之始。

其功高勋重，被后世人奉祀为“制瓷师主”。

明洪熙元年（1425年），镇民在御器厂内修“佑陶灵祠”（师主庙）奉祀，詹珊曾作《师主庙碑记》对此有所记述，赵慨被尊崇为景德镇制瓷开山之祖。

南朝陈叔宝登基建康，大造宫室，至德元年（583年）令新平为华林园烧制陶瓷柱础贡朝。

新平瓷业“自陈以来名天下”。

隋代，建筑业生产跨入新阶段。

大业年间（605—617年），景德镇所烧制的两座师象大兽贡于朝，为隋皇显仁宫所用，标志着新平瓷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唐代景德镇窑业有了新发展，“陶窑”和“霍窑”是其佼佼者的代表。

《景德镇陶录》称：“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壕，体稍薄，色素润，镇中秀里人陶氏所烧造”。

故“陶窑”为陶玉所开，所产瓷器载入关中，进贡于朝，称为“假玉器”。

霍仲初开的“霍窑”，所产瓷器，“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

因瓷器精美，贡于朝，受唐高祖钟爱，武德四年（624年）朝廷设新平县，置陶政，监陶进御。

这是景德镇最早设置官家督陶官员。

后来，柳宗元的《进瓷器状》称“艺精埏埴，制合规模。

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若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

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铏之德”，大文学家的赞美更增添了景德镇瓷器的风采。

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产品以碗、盘类为主，青瓷釉色青中带灰，白瓷釉色较白。

采用支烧法，碗、盘器内和底有一周长形支烧痕。

以胜梅亭，湘湖为主。

陈朝时制瓷已有一定名声。

五代所烧白瓷，白度达到70%以上，透光度也接近现代标准。

宋代时烧青白瓷为主，有名的湖田窑就在景德镇的湖田村，器型有碗、盘、合、瓶、壶、罐、枕等。

装饰上有刻花、划花、印花、篦划纹等技法。

纹饰有龙纹、凤纹、婴戏纹、海水纹、缠枝花纹等。

北宋后期在定窑的影响下，采用复烧法，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有“南定”之称。

其中湖田窑的产品质量最好，釉色似湖水之淡绿，纹饰也精美。

元代时开始烧青花瓷、釉里红和其他品种，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同时还继续烧制青白瓷。

产品有梅瓶、玉壶春瓶、罐、碗、盘、匜、炉和高足杯等。

元代著名制品有釉里红、青花，所烧卵白釉器，色白微青，器内有“枢府”字号，人呼“枢府窑”。

明代时景德镇已成为瓷都，青花瓷大大发展起来，被称为“国瓷”，同时还烧有釉上彩、斗彩、五彩、素三彩和各种单色釉瓷。

清代时烧瓷技术大大提高，品种有青花三彩、粉彩、珐琅彩，还有各类象生瓷和仿玉石、木纹、漆、铜釉色等，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说起宋代的五大名窑，名声响亮的无人不知，而耀州窑虽然作为民窑没有入选，但是也因为起独有的特色，它的传世作品的名气丝毫不落这些「 ”国企制造”。 耀州窑在宋代北方的青瓷窑场中颇负盛名，堪称翘楚。在茶圣陆羽的眼中，鼎州（即耀州）出产的青瓷茶碗仅次于越窑，质量是非常好的，因而历来有「 ”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美称。 北宋 耀州窑青釉印花小碗 《茶经》：「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共州次……” 耀州窑效仿越窑的技巧，博采各地青瓷优点，与南边的龙泉一道，成为了那个时期最为著名的两种青瓷。也正因它有别于龙泉的那种粗犷中带着一点细腻的美，有时也会入选服务宫廷的行列。 《宋史·地理志》：「 ”耀州贡瓷器”； 《元丰九域志·卷三》：「 ”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一处民窑，如何入得了采办皇家器皿的官员法眼？这文献是不是真事儿？我们先来看一个物证。 1984年，陕西省铜川市（古代耀州）第四中学操场「 ”五代黄堡窑遗址”挖出了10多片「 ”官”字款残片。北宋时期，刻「 ”官”字款的瓷器有很多窑口，比如耀州窑、龙泉窑、越窑等等，其中以定窑为最多。 「 ”官”字款出现的年代集中在晚唐、五代和北宋。古瓷爱好者通常见着「 ”官字款”，心里基本有个底（当然，是在排除了后人作伪时）——那就是这曾经就是在北宋为宫廷御用生产过瓷器的证明。 发掘出的耀州窑古窑场 那么，作为民窑的耀州窑为何能为宫廷烧造贡瓷呢？其实历史上，贡瓷从来就不一定是官方创立的窑口，史料证明，在北宋之前，都是没有官窑这个概念的。 在官窑产生之前，皇家御用瓷称为「 ”贡瓷”，这类瓷器都不是官办瓷厂，而是民办窑厂，基本就是两种供货方式——地方官员从民窑中挑选、采购一批批出窑的精品，进贡宫廷；宫廷直接下单某窑口派专员对接「 ”贡瓷”生产事宜，相当于「 ”外包”。 金 青釉印花缠枝纹碗 这种贡当然不能是白给，朝廷是要花银子的。不过史料中暂时还未见现银支付的，都是走「 ”赋税减免”的形式给民窑付款订购产品。 贡瓷烧制的款式、品种以及验收的质量标准都得由朝廷说了算，由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提供图纸和具体要求，到验收时，再派专员到当地验货，只有品质合格的才会被带走，记在账上，这才算是真正被朝廷购买了。 北宋 耀州窑青釉人物诵经形茶壶 到了京城时，一般还需要再挑选一遍，尖货中的尖货，才能拿去给皇帝嫔妃使用，稍差一点的，就在宫门口卖了创收，由于这些瓷器的品质千挑万选，手头宽裕的贵族和富商都会愿意购买。 除了生产贡瓷，耀州地区窑场承接得最多的业务，还是烧制生活实用器。说得通俗点，只要你画个图纸或给个样品，然后手头有银子，匠人们就能完美打造出你要的瓷器。 北宋 耀州窑青釉刻花带碗执壶 五代到宋期间，皇宫和百姓家中都有耀州窑，只是品质不同，这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少有的，可以说下接地气，上有贵气的一种瓷器。 耀州窑是如何做到的？ 除了青色，它究竟还有什么难以替代的特点，不分贫富贵贱地征服了所有消费者？ 今晚21:40广西卫视《收藏马未都》，听马未都先生跟您讲讲耀州窑的传奇故事。

景德镇制瓷的历史悠久。我们从文献记载，制陶，新平冶陶,始于汉世。从考古资料看，从唐代中后期到现在一直做瓷器，有窑可考的，它的制瓷历史一千多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是世界上乃至全世界、全中国仅有的一个城市。

它从宋代开始，一直为皇家宫廷生产瓷器，景德镇这个名字来源就是宋代生产了如许似玉的影青瓷，有“假玉器”之称，宋徽宗就把景德年号赐给了景德镇，过去的昌南镇从此就是景德镇，1004-1007年，已经一千多年的制镇历史。

元代、明代、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宫廷用瓷、皇家用瓷，我们现在政府的国家用瓷都是景德镇生产的。所以，景德镇这些御窑的瓷器，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珍藏，而且视为世界瑰宝。所以，这也是形成景德镇瓷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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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瓷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景德镇陶瓷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景德镇瓷雕制作可以追溯到一千四百多年前，远在隋代就有“狮”、“象”、大曾的制作。

当代的景德镇，瓷雕工艺精湛，工艺种类齐全，有园雕、捏雕、镂雕、浮雕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装饰丰富，有高温色温、釉下五彩、青花斗彩、新花粉彩等；

艺术表现力强，有的庄重浑厚，有的典雅清新，有的富丽堂煌，鲜艳夺目。　青花、玲珑、粉彩、颜色釉，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薄胎瓷称神奇珍品，雕塑瓷为我国传统工艺美术品。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景德镇陶瓷大师揭示陶瓷的秘密

唐代主要著名的是青瓷与白瓷，其光洁如玉，蕙质秀雅在那个时代分别用“类冰 类雪”来形容。而相对于白瓷，唐时期的青瓷无疑在特色和艺术性上更为知名。

青瓷可以说是唐宋时期瓷器的代表，其美感，质感，光泽程度上确实要比白瓷更为优秀。然而现在，中国的青瓷可以说是不怎么常见了，现在中国瓷器的发展，主要是以清代的青花，粉彩，珐琅为主体。

虽然青瓷在中国已不再出名，却在韩国生根发芽，青瓷也早已成为韩国的国宝韩国的专利。

再说白瓷，白瓷洁白如玉，色泽胜雪，从唐代瓷器中可见一斑 古人好玉，凡事不是喜其华丽，而是喜其清洁如冰，进一步引申为人的性情德行如白壁无瑕，清洁不染，清凉无为。这点和后期崇尚繁琐奢侈的华而不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后世的玉，不是与传统精神相符的简洁明快，而是多为繁乱华丽的玉雕，过于强调人为修饰，从而忽略了玉质朴的天然本质。所以，从根本上说，玉和瓷器一样，已失掉了它原有精神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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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

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而薄，器型稳厚、线。唐三彩分布在长安和洛阳两地，在长安的称西窑，在洛阳的则称东窑。唐代盛行厚葬，不仅是大官贵族，百姓也如此，已形成一股风气。

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大致上较为人喜爱的是马俑，有的扬足飞奔，有的徘徊伫立，有的引颈嘶　，均表现出栩栩如生的故种姿态。

至於人物造型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根据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性格和特征贵妇面部丰圆，梳成各式发髻，穿著色彩鲜艳的服装，文官彬彬有礼，武士刚烈勇猛，胡俑高　深目、天王怒目威武、雄壮气概，足为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朝瓷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代瓷器

陶器，仍然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王赏赐给康叔的殷民七族中有陶氏，大概是以烧陶为其职业的。可见，西周时期的陶业生产已经有了专门的行业。最近，在陕西岐山扶风发现了两处西周早、中期的宫殿遗址，其中一处就是使用瓦的建筑物。这种瓦虽然仅是使用于奴隶主贵族的宫室上，但是，它在中国建筑史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原始瓷器的生产，在商代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等地的西周墓中均有原始瓷器发现。在淬西张家坡遗址中也发现了极少量的原始瓷器，表面有青色或黄色的釉，能够看出器形的有豆和垒两种①。这就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西周时期已经掌握了陶瓷工艺的高度水平。

西周时期的玉器使用更加普遍。它不仅用于奴隶贵族服饰或其他佩带物上，而且又是他们区别尊卑的礼器，如璧、环、瑷、璜、圭、璋、琮以及戈、斧、刀之类的仿兵器仪仗用品，等等。这些玉器都很精细，并有专门的作坊进行制作。在西周沣西遗址中，曾经发现有大量的纺陶轮和少量的石、骨纺轮以及骨、角、铜制的锥、针之类的工具，说明纺织业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当时的纺织品遗物或遗痕，在那时的大小奴隶主贵族墓中时有发现。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中期墓中新发现的一批有关蚕、丝的实物和遗痕，为研究西周丝织和刺绣提供了重要资料。

据《尚书·禹贡》所记，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青州厥篚丝。贡品都是各该地方的特殊物产或著名物产，以丝织品上贡，标志着丝织品的产量之大或织作之精。齐是周代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史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②。齐国的丝织业在西周初年己开始发展起来，当太公初封营丘时，由于地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故齐能冠带衣履天下③。车，除了用于战争外，也是当时重要交通工具。西周时期的车，形制更加精巧，种类更为增多。制造一辆车，要有木工、金工、漆工和皮革等多种工匠的合作，构成了一种综合性手工业。西周时期的大小奴隶主贵族，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往往随葬其真车真马。从已经发现的西周车的构造看来，较之商代虽然多少有些改进，但基本上承袭了商制。

西周时期的青铜艺术是典型的奴隶主艺术，有着明显的阶级特性。但是它的工艺技巧，却充分体现了当时手工业者和奴隶们的聪明才智。我国青铜艺术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都是世代相传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

宋代。

在宋代御赐殊荣，即皇帝宋真宗将年号景德赐给景德镇，于是景瓷驰名天下。之后，历元明清三代，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至清康、雍、乾三朝，瓷器发展到历史颠峰。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青白瓷）著称于世。这种影青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

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其得以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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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特点：白如玉

景德镇陶瓷全身洁白无瑕，宛如天然生成的美玉一样，又像纯洁的天使，给人一种美的体验。若是在家中摆放一件景德镇陶瓷，既能培养情操，缓解疲劳，又能体现您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精神气质。

第二大特点：明如镜

将一件景德镇陶瓷放在面前，细细品味，将会看到它表面炫丽的光泽。仔细看景德镇陶瓷的花纹，花纹整齐划一，线条粗细均匀，色泽均匀分布，图案丰富多彩，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精美图案。

若是放在灯光下，效果更加明显，它的表面像湖面一样波澜不惊，像明镜一样光彩照人。仔细看的话，发现自己的影子也映照在了景德镇陶瓷之上，那种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呀。

第三大特点：薄如纸

景德镇陶瓷工艺精湛，其中薄如纸的特点更是让它吸引了世界诸多陶瓷爱好者。看景德镇陶瓷的外表，就感觉它和其他的陶瓷不一样，像西湖中的仙子，体态婀娜多姿；又像古代宫廷中的舞女，轻歌曼舞。当今的景德镇陶瓷最薄的只有5毫米，最厚的也不会超过1厘米。

正是因为它的轻，它的薄，世界陶瓷爱好者才会更加的喜爱它。这种工艺更为复杂，难度系数更大，这也成为了景德镇陶瓷远超其他陶瓷的一大亮点。

第四大特点：声如磐

景德镇陶瓷的第四大特点～声如磐。古装剧中，里面最生动的画面莫过于乐师演奏的悦耳的音乐了吧。而景德镇陶瓷便具备这样的声音，如果你用一支笔轻轻的敲一下景德镇陶瓷，便会听到“叮”的声音，清脆，响亮，悦耳，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原因在于景德镇陶瓷是用上等瓷土经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再经过各种繁琐复杂的各种工艺所烧制出的上等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景德镇陶瓷

据文献记载及专家考证推论，北宋官窑自大观元年（1107年左右）在京师开封设置，至靖康之难后（1125年）开封沦陷，窑口存世的烧造时间，算起来前后也不过短短的十余年间，其创造历史的夺目光华以及光耀中天的岁月，实可谓灿如烟花和流星，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迅捷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今念来，徽宗亲设、内府制样、大匠考工、兵士供役的北宋官窑，虽独得天赋，贵为皇室直属企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异常雄厚，扎实，但缔造它的帝国，尚且被金兵用弯刀长弓一举摧毁，又何遑论一个小小的窑口？不过，尽管徽宗的北宋官窑这个曾经光照天下的美好事物，为残酷的战争所终结，致使北宋官瓷的烧造年华因此屈指可数，但以“温润如玉，紫口铁足及纹犹鳝血”的艺术风韵达至中国青瓷瓷釉烧制巅峰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凭藉着自身天才的禀赋和创造，以及惊世的艺术品位和高度，从其创制便傲然卓立于有宋一代制瓷盛业的潮头，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轫意义和毋庸置疑的历史地位。北宋官窑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亲设的窑口，开一代先河，为中国官府（国有）企业留下了一个典范的陶瓷官窑制度，成为后世官窑制度的滥觞，其在全面提升和发展中国青瓷烧制技术、制作工艺及审美品位等方面，举国之力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独具魅力的艺术创造和贡献，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中国陶瓷特别是南宋官瓷包括龙泉青瓷等窑口和窑系，都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称徽宗北宋官瓷为中国青瓷历史上一座至尊的巅峰，也一点都不为之过。

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

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

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

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

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征，而景德镇又是这个瓷器之国的代表。莹莹白玉瓷，漫漫瓷都路，作为被人们称为“瓷都”的景德镇，不仅制瓷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造出的瓷器驰名世界，享誉九洲。“江南雄镇记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

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原系浮梁县治。东晋时期名叫新平镇，唐朝改为昌南镇（又号陶阳镇），宋代景德年间始称景德镇，一直延用至今。

据史书记载，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已有二千余年，“新平治陶，始于汉世”。就在这个时候起，景德镇地区就已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到了晋代，据载有个名工巧匠趟慨，曾为当时景德镇地区瓷器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被后人尊称为“师主”，历朝立庙祭祀。随着时代的进展和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景德镇制瓷技术也有所提高，产品运销各地。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会的庭壹楼阁，诏令这里的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不久，隋朝建立，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都说明，当时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也有了较大的影响，以致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短促的隋朝倾圮之后，强盛的唐帝国继立，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又叫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据志书记载：“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陶玉是镇里的钟秀里人，他所烧的“陶窑”瓷器“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这些文字记载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时的景德镇地区从汉到唐，不仅一直从事陶瓷业生产，而且经过近千年来的探索和追求，早已从制陶阶段进入制瓷阶段，唐代的瓷器已有相当成就，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代饶州刺史元崔写了《进瓷器状》赞颂了这里瓷器的美好。当然，上面所述的这些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著名的陶窑、霍窑，遗址也还没有被发现，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景德镇市区周围黄泥头、白虎湾、腾梅亭、湖田等地发现的五代窑址，以及挖掘出来的大量碎片，却以实物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出来的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且以青瓷为多。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碟等。瓷胎有厚有薄，釉色近似越窑的色彩，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可见一斑。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纯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远远超过了越窑，冠于当世。

对景德镇来说，宋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因为延续至今的“景德镇”名称是在这个朝代产生的。这事在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五中说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宋代，南北名窑林立，突出有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唐末五代就有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又叫“影青瓷”），这时成为全国的代表产地。由于这里烧制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趟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由于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景德镇遂由此而得名。十一世纪末期到十二世纪初，由于战争频仍，北方诸名窑相继衰落，宋室南迁之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集南北名窑技艺之大成，工艺水平有突破性进展，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业陶都会”。据蒋祈所著《陶记》记载，当时景德镇有窑300多座，形成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盛况。著名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佳节又重阳，玉枕纱窗，半夜凉初透”的吟咏，词中的“玉忱”就是景德镇的产品。

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看，元代是一个创新时期。这个时期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一只标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铭款的景德镇青花云龙象耳瓶。实物表明，公元十四世纪初期，景德镇就已烧制成功质量很高的青花瓷器。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因此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到很高水平。

一树绽开并蒂花，兴青花同时期，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是以铜红釉在坯胎上绘制花纹后，再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上呈现红色。釉里红兴青花一起绘制所制产品叫青花釉里红瓷器，画面红蓝相映，别有一番风韵。由于烧制难度较大，元代产量不多，留传器物也很少。我省保存的一件有“至元戊寅”款的青花釉里红器，是元代釉里红器中唯一带纪年而流传至今的瓷器珍品。此外，元代景德镇还烧成了红、绿、黄三彩瓷，卵白釉、铜红釉、齐蓝釉等新品种，使景瓷装饰丰富多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卵白釉枢府器，它是元朝廷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象鹅蛋，釉色比以前的青白瓷又有很大提高。在制瓷工艺方面，元代一个重大改进就是把制瓷原料从原有的瓷石一元配方改为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方从而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烧成中的变形率，为制造大型器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元代统治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期间的景瓷生产发展却很突出。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的景德镇瓷业就更加突飞猛进。这时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行业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品种多，销路也很广。仅就装饰而言，除了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面世，而且“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使人惊奇不胜。《中国陶瓷史》所指出的：“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确实，明代的景瓷的确是艳压群芳，不论数量、质量、花色品种等方面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著名的《天工开物》中就写道：“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另一明代官员王世懋的《二酉委谭》中也说：“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另一段记述则更形象，他说：景德镇“为天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明确认识到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之辉煌。在品种上，明瓷的异彩纷呈也是空前的。这个时期，又创制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书。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技艺绝伦，名震遐迩的陶艺家，如以制“卵幂杯”、“琉霞盏”闻名于世的“壶隐道人”吴昊十九，他所制的薄胎瓷“卵幂杯”被誉为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瓷器之一。仿古瓷制作名家周丹泉所制的仿古瓷器，使人无法辨其真假，以致一件精品问世，四方重价追求，千金竞市。另一仿古名家崔国懋声名更大，他所仿宣德，成化窑的瓷器号称“崔公窑”，名噪当时，四方争购。由于景德镇在制瓷方面的名气大，因此在明时就与湖北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

在景德镇制瓷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早在元代就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的一所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到了明朝的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宋、元两代皇室于景德镇监造选购皇家用瓷的基础上，钦命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凭借帝王威势，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的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出许多瓷器精品。这些瓷器不仅品种兼备，风格齐全，而且质量上乘光彩夺目，精美绝伦，使人一见而爱不释手，不少成为传世珍品，在世界上也产生巨大影响。这个建立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御器厂，一直延续明、清两代，历经27个皇帝500余年，对景瓷生产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是有巨大作用的。与明代御器厂相关，还产生过一个“童玉跳窑”的故事：明朝浮梁里村人童宝，在太监潘相于景德镇督造大器青龙缸期间，因久烧不成，以身赴窑，后被封为“风火仙”，立祠祭祀。

应该承认，由于明末战乱，清初的景德镇瓷业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甚至停滞不前。到了康熙19年（公元1680年）以后，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不仅恢复过来，而且有旭日东升，在明代的基础上飞快发展。经过当时的广大瓷工和艺匠的艰苦钻研和不懈努力，景瓷生产突飞猛进，以其取得的光辉业绩，形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从而跃上了历史的巅峰。清初的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还有那个叫“殷弘绪”的法国传教土，他于康熙51年（公元1712年）9月1日在饶州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唐英在他的《陶冶图说》中更进一步明确地说：“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籍此食者甚众”。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继承了明代的工艺和品种，而且还有不少的发明创造。比如康熙时的青花瓷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增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珐琅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下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斑谰绚丽奇观的“窑变”等等。其他如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豇豆红最为著名。总之，清代的景瓷，其品质、造型、釉彩都达到空前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在清代景瓷的发展过程中，为景瓷作出突出贡献的督陶官唐英功不可没。他在景德镇督陶15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著的督陶官。15年中，他不以“官”凌驾陶民头上，而以“民”虚心向陶民学习，与工匠打成一片。到镇之初，于制瓷一无所知，就杜门谢客，悉心钻研陶务，与工匠同食息三年，终于变外行为内行，掌握了制瓷方面的各种知识，并身体力行，与瓷工们一起从事工艺钻研。同时，对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特别是《陶冶图说》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成了陶瓷工艺史和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重要文献。他督陶时的瓷器产品世称“唐窑”，其制造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人蓝清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厂窑至此，集大成矣”。晚年，他把自已的诗文收集成册，名为《陶人心语》，完全以陶人自居。除唐英之外，还有几位督陶官，对景德镇制瓷器业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如从清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驻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臧应选，该时期出产的官窑瓷器被称为“臧窑”，产品诸色俱备，尤以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为佳，鲜红色更为著名。清康熙年间任江西巡抚的郎廷权，在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年的七年中，兼负景德镇督陶之责，他热心于瓷器的研究，突出成就是郎窑红（也叫宝石红）的烧制成功，还有素三彩等。年羹尧于雍正四年来景德镇兼管御窑厂窑务，此后十年官窑所产瓷器称为“年窑”，釉色发明甚多，以胭脂釉最著名，还有“雨过天青”等色釉也很突出。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外国图家也曾为景德镇瓷业作出贡献，他的中国名字叫郎世宁，意大利人，1715年作为传教土来到中国，并被招进宫廷，成为一名专职画家。他曾在景德镇为宫廷创作了大量的瓷板壁书和其他陶瓷作品，他的中西结合绘现风格给后人有较大影响。

随着岁月的更迭，世事的变苍，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景德镇瓷业生产也遇到了挫折。清乾隆之后，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景瓷生产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战事频繁，政局动荡，外贸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摧残。延续500多年之久的御器厂也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遭受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生产陷入低谷。不过沙漠中也有绿洲，在这个不景气的时代里，瓷业生产在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如出现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吹釉等较先进的方法。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显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家公司在设计上比较多元化，而且有不少创新，制作也十分精巧，同时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以煤代柴烧造等，有较大的促进力。民国期间，瓷业改革者杜重远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改革倾注了心血，他力主重新振兴景瓷，成立陶业管理局，自任局长。从外地招揽人才，培训瓷业工人，制订改革陶瓷工业的各项措施，促使景德镇瓷业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陶瓷美术方面，随着清末民初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追求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之后，汪晓棠、潘?宇等又以粉彩颜料绘瓷，大大扩大了色彩领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王琦、王大凡、邓碧珊、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徐仲南、田鹤仙等八人在珠山定期聚会，切磋陶瓷美术，研讨装饰书艺，被称作“珠山八友”。这些文人艺友当时都有较高技艺和声望，各有专长，风格迥异，名噪海内外，把景德镇的粉彩艺术推向一个新高峰。

中国是最先发明瓷器的国家，因此外国人把我们称作“瓷器之国”，英语中“CHINA”既名瓷器，又称中国。作为“瓷都”的景德镇瓷器，早在唐、宋就已向全国各地伸展，特别是镇名改为“景德”之后，影响力、竞争力大增，可以与当时的官、汝、定、哥、钧五大名窑产品争奇斗艳。蒋祈在《陶记》中说：“蜒埴之器，漂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瓷，能泉青秘，相竞奇矣”。到了元代，景瓷更为畅销，不仅与“真定红瓷，能泉青秘”成鼎足，甚至还有垄断市场之势。进入明、清，景德镇瓷器就成压倒优势，在全国瓷器市场上高踞主道地位，所以《江西省大志》记述：“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有史料记载，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市有一个国际性市场，瓷器这种新商品使许多来华的外国人大感兴趣，他们纷纷购买。景瓷当时以“假玉器”称誉长安，当然也在购买之列。唐以后到宋朝，中国瓷器有两条路输往国外，一条是伴随“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一条是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所称“瓷器之路”的海上航线。景德镇瓷器最先是销往亚洲各国。据成书于南宋理宗时代的《诸蕃志》记载，当时亚洲的56个国家和地区，用瓷器作交易主要产地就是景德镇。同时，景德镇瓷器也已到达欧洲，荷兰人于南渡口宋时到福建泉州贩运景德镇瓷器。由于元、明、清景德镇瓷业生产大发展，外销瓷越来越多，元代发明的青花瓷也远销国外，菲律宾、印尼、印度、日本、马来西来都出土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残片。明朝初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先后到达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等30多个国家，船上的景德镇青花瓷是其重要商品。当时随同郑和出航的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就有不哇的“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的记载。此外，美洲、非洲、澳洲的人也非常喜爱中国瓷器。据记载，在明代隆庆年间，每年仅墨西哥银行银元流入中国的就有一二百万，其中相当部分是用来购买景德镇瓷器的。所谓“九域瓷商上镇来，牙行花色照单开。要知至实通洋外，国使安南答贡回”，就是景德镇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的真实写照。山有起伏，花有荣枯，尽管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有兴衰的变化，但千年窑火不断，2000多年制瓷历史所形成的漫漫道路，却是始终绵延不断、迤逦向前的。为什么能这样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水土宜陶”，优越的自然条件是景瓷生产发展的先决因素。景德镇地处江西省东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水源、光照充足；境内山峦起伏，有丰富的森林资源；附近高岭村出产的“高岭土”是烧制瓷器的优质原料，全世界此类瓷土均以此命名；境内河道纵横，东河、南河、西河和小北港河汇集昌江，然后自北向南流经市区，通向鄱阳湖往入长江。这样就从气温、光照、水源、原料、燃料以及运输上，全面为烧制瓷器解决了问题，促进了景瓷的发展。由于制瓷历史悠久，代代相传，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技术全面而高超。工艺分工精细，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窑炉经不断改造，烧成质量越来越好。同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全面大批制瓷工匠流向景德镇，如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的汝、定、钧等名窑的工匠逃到景德镇；其后元兵南进，南宋灭亡，各地瓷窑被破坏，很多技术工匠又逃到集到这里来。这样，景德镇在自已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又不断吸引外来技艺，相得益彰，锦上添花，以至集天下制瓷技艺之大成，促使产量、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品种的丰富多彩。

景德镇的人口组成被称为“五方错亲”指的是以景德镇为中心周围的都昌、乐平、祁门、波阳、抚州、南昌、余干、余江、上饶等府县的农村闲散劳动力汇聚到景德镇谋生，形成了“五府十八帮”的盛况。这些地区的人员为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促使景瓷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宋之后，景德镇瓷器由于产量、质量不断提高，名声越来越大，不仅市场扩大，而且引起皇家的重视和索取，“且贡于朝”，并在景德镇长期设置御器厂，将大量皇室资金投到景德镇。这样就从市场瓷商和皇室两个方面为景德镇制瓷提供了资金来源。更重要是景德镇瓷器扬名世界，大批瓷器销往国外，获得大量国外货币。由于资金较充足，使景德镇瓷器得以不断生产、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优越自然条件，制瓷技艺高超，人才劳力充足，资金来源丰富，是促使景德镇千年窑火不断的几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