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与陶瓷绘画变迁的缘由
唐代长沙窑瓷器的装饰开始引入国画艺术,由此瓷器装饰花纹的内容题材大大拓宽和丰富起来了。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的内容有人物、花草、动物、山水云气等多种题材,组成了生动活泼、自然逼真的装饰画面;长沙窑釉下彩花鸟画的表现,与当时画坛发展正盛行的花鸟画工笔宫廷绘画风格完全不同,用笔较率意奔放。例如“青釉山雀纹壶”,简练的几笔一气呵成,将鸟的眼、嘴、颈、腹等所有结构圈出,并用淡色料笔补足鸟的头、腹、尾等结构,有如宣纸的效果,是富有率性的创作。而唐代画坛工笔画风格则力求写真求实、精妙传神,画法勾线细幼工整而傅彩晕染精到。如唐人物画家阎立本的《职贡图》;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古雅沉着,人物神态刻画细致。唐代花鸟画的代表人物有边鸾《花鸟图》、韩湟《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约上的中国画,纸质为麻料,作品造型生动准确,设色清淡古朴,浓淡渲染有别,画面层次丰富,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长沙窑釉下彩山水画深受当时宫廷山水画影响。例如“青釉山水纹瓷罐”所画的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的工笔青绿山水,线条刚硬山石质感、动挺有力,画面布局山峦重叠。
国画,又称“中国画”,主要指以毛笔、墨、国画颜料等在绢、宣纸、帛上通过水墨的韵味达到墨分五色的效果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青花瓷的作画工具与国画一样,都是用毛笔作画,唯一不同的就是所用的材料、颜料不同。
青花瓷是传统四大名瓷之一,与粉彩,玲珑,颜色釉并列为四大名瓷,素有“永不凋谢的青花之称”,被誉为“瓷国明珠”清秀素雅的颜色、妙趣天成的纹饰、不拘一格的构图,有很强的民族艺术特色,青花瓷艺术与中国传统的国画艺术非常接近,绘画创作时都是在单一的色彩中追求浓淡、阴阳、虚实、远近的变化和丰富的艺术效果,其较久的是笔法、意境和气韵,追求笔势飞扬,线条流畅,落笔生根达到了淋漓尽致的效果,使青花形成一种幽静,雅致的艺术风格,中国画艺术与陶瓷艺术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拥有深厚国画功底的艺术家才能在青花瓷上绘出自己所要表达的意境。
现代青花瓷不仅保留了传统青花的技法而且还吸取了国画中的“泼墨法”,在大面积的坯体上泼墨作画,青花大王王步就采用这种技法,在泼料前先用毛笔搅动料色,浓料在料水渗化时,立刻在坯体上泼倒,坯上就会出现奇妙的肌理,会产生酣畅淋漓的效果,用泼墨法作画,需要有扎实的功底,否则就适得其反了。
国画技法在青花瓷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美轮美奂的青花艺术瓷实在令人赏心悦目。
外国的,当然不能算是国画。
世界上陶瓷上比较有名的,
中国的,阿拉伯国家的,希腊国家的。这些都喜欢在陶瓷上做画。
用绘画装饰瓷器,开始于唐代的长沙窑,宋元时期的磁州窑、吉州窑又有进一步发展。题材有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及虫鱼等。从元代起用山水装饰陶瓷极为盛行。明清两代盛行彩瓷,大量采用国画的画法,以粉彩和珐琅彩的山水画最为精美,并出现仿西洋画法。题材包括花鸟人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仙山楼阁及外国人物等。
[摘要]中国瓷器是一项精美的陶瓷艺术,瓷器上的装饰和绘画也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项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瓷器向来有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之称,在中国艺术史上有众多的艺术形式,陶瓷装饰艺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现代瓷器绘画艺术中的水墨画以其画面精美、色彩丰富、工艺独特、创意奇特以及观念的创新,为传统的瓷器绘画增添了新的内涵,以独特的工艺和出色的绘画使陶瓷文化更加具有独特的魅力。本文从瓷器水墨画设计的特点着手,深入探讨了水墨设计风格在现代瓷器绘画中的应用价值及范围,并遥望了一下现代瓷器绘画中的水墨设计未来之发展。
[关键词]现代瓷器 水墨设计 绘画
一、现代瓷器绘画中水墨画的应用特点
陶瓷绘画水墨画装饰就其内容和技巧来看,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画中水墨画的画法。两者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水墨画为陶瓷绘画提供技法和内容相反,陶瓷绘画又给水墨画提供了新的载体。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和发展。风格上,水墨画的点线面的特征和画法技巧都在陶瓷绘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论是气韵还是笔法,都一一借鉴了过来,流畅的线条、飞动的笔势还有水分莹澈和淋漓酣畅的艺术效果都在瓷器绘画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应。形式和风格上,瓷器绘画以瓷器为载体、瓷釉为颜料,技法和风格完全运用水墨画的表现形式。
水墨画因为笔墨的动态,形成了洒脱豪放的风格,这也正是水墨画与工笔画的不同之处,以水墨的写意代替工笔的写形。由于水墨画的写意特点,所以画家们更喜欢这种绘画方式,用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所想。而也正是由于画家的这种写意画法,更能体现绘画所表达的思想,更能体现出一种飘然的意境,所以水墨画也成为大家争相欣赏收藏的对象。
现代瓷绘即以瓷器本身作为画纸,以釉为水墨,并加入传统的青花等国画颜料作为点缀。瓷器釉彩和宣纸水墨的相似,所以造就了瓷器绘画这种艺术形式。由于瓷器上色可以烧制之前也可以烧制之后制作,所以为瓷器绘画增添了可塑性。既可以使用水墨的技法,也可以试用泼墨和泼彩的技法,除了瓷器本身的白色和水墨的黑色,还可以使用传统国画的五种色彩。其中有一种技法称为“意笔”,俗称为“粗笔”。即以极简练的笔调简单勾勒出事物的形态,而着重刻画所描绘事物的神态和韵味。水墨画中用笔有简有繁,有写形有写意,形简而意聚是水墨画所追求的境界,也是瓷器水墨绘画所追求的。釉彩的动势自由自在,刻画形象简练而不失神态,形乱而意境俱在,更能体现水墨画无拘无束的技法。
二、现代瓷器绘画中水墨的应用
水墨画属于传统中国画的一种表现形式,顾名思义就是以水和墨为绘画材料的一种画法。由于所用的水和墨比例不同,从而达到一种深浅层次各不相同的色调,进而表现出浓淡、焦清等各种不同的变化,以笔触表达作者的情感,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
瓷器绘画的本质特征是在瓷器烧制前后以釉彩为颜料进行绘画创作,其载体本身就是一种立体的有厚度的肌理。传统水墨画基本就是平面作品,所以在瓷器绘画中的水墨画是一种立体的,先有技术后有绘画的艺术。画家以自己独到的笔法和技巧表现自己的思想、人格和社会形态,笔触的轻重虚缓成为绘画的关键,而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以笔触和水墨传达精神。传统的哲学观念,如“实源于虚、有源于无”的思想,更是造就了水墨画写意而不写形的特征。瓷器绘画中的.水墨画技法借鉴了这种思想,对釉彩的虚实运用从而表现所要表达的作者情感。
瓷器绘画以瓷泥为载体,以釉彩为颜料,虽然在笔法和颜料运用上与传统的水墨画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讲还是遵循了水墨画的绘画技巧和形态神韵。可以说瓷器绘画是水墨绘画的一个重要变化形式,也可以说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承的技艺。两者都为彼此创造了更为丰富的绘画载体和多维化的表现形式。
水墨画的笔法和技巧与瓷器绘画的笔法和技巧,就像一种交响乐一样,“纵横变用,在乎笔也”。传统的国画理念和瓷器的制作技巧的结合、社会大众的审美观念,也推动了两者之间的融合与发展。瓷器绘画为水墨画提供的优良载体,水墨画为瓷器绘画提供的高超技法都对瓷器绘画创造了丰富的应用,相似的意趣为艺术的天地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三、水墨画设计在瓷器上的运用和发展
瓷器上的水墨画风格和传统作用上的水墨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是材质上的不同,相同点在于表现方式。瓷器作为一种工艺品,水墨画技法是其主要的绘画表现形式,由于瓷器烧制工艺的特殊性,使瓷器上的水墨画形式和国画中的宣纸水墨形式又有了很大的区别。宣纸水墨形式在表现时材质比较单调,所以要从宣纸的挑选和笔墨的使用上多用心。水墨的颜色一是表现在施工材料的厚度上,另一方面表现在窑的变化上,水墨技术比国画的宣纸水墨表现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瓷器的艺术魅力的表现点。
综合瓷器水墨风格绘画的未来前景,它可以集国画宣纸的一些成功之处,又能运用自身的优势来发展新的空间形式。在水墨画上有研究的人士颇多,因为瓷器水墨形式和中国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瓷器水墨画形式主要是以中国画的水墨形式为模板,用水墨的效果来表达瓷器绘画艺术的效果。所以,瓷器水墨画一要努力地吸收和模仿中国画水墨的笔法表现形式,还要注重本身材质的优缺点。融合东西方多种多样的水墨艺术技法和风格,尽力地去体现当代水墨画的文化风貌,给忙碌的人们带去一种轻松惬意的艺术享受。
瓷器艺术和中国水墨画艺术继承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象征,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相互交融和渗透,成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界性的语言行业词汇。
这里的陶瓷颜料指可直接用于瓷器表面彩绘的颜料而非专门生产陶瓷用的陶瓷釉料。陶瓷颜料是水溶性的,有较强的附着力,可以在光滑的瓷盘或其他瓷器表面绘画,而后放入烤箱内加热固定,干燥后不溶于水。陶瓷颜料简便易用,适宜于业余爱好者自制艺术瓷绘。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花鸟画当作工艺美术的一部分,常在各种屏风、器物或装饰品中出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花鸟画开始从工艺美术范围中独立出来,已出现了专门从事花鸟画创作的艺术家。据画史记载,梁元帝肖绎曾画有《蝉雀百团扇》,南宋一画家也画有《蝉雀图》。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可作佐证。只是到了隋唐,特别是唐代,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花鸟画,才正式产生了。从此,花鸟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画科登上了画坛。
唐代花鸟画,画种分工也日趋明显,出现了各种专长的画家。最负盛名的是薛稷和边鸾,薛稷是盛唐最受时人称颂的花鸟画家,尤擅画鹤,史称他在官署、寺庙和私邸中画了不少花鸟壁画,他画的鹤被称为一绝。杜甫就有称赞薛稷画鹤的诗句:“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道出了画家笔下鹤的高昂神韵。还有边鸾,他的花鸟画设色鲜明,浓艳如生,能“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研”。他对唐未五代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五代的花鸟画已经有了更多的实物可循。那时的花鸟画已经形成了两种风格、两大流派,一是以西蜀皇帝画院画家黄签为代表的“黄家富贵”体,二是以江南南唐处士徐熙为宗主的“徐熙野逸”体。黄筌是成都人,从17岁入皇家画院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是典型的御用画家。所画题村、手法都反映了宫廷贵族的要求。大多描写禁中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用笔精细、不见墨痕,只以轻色染成,带有一种宫廷的官员气韵,故称之为“黄家富贵”。面南唐的徐熙,出身于江南名族,但他本人却是一个不愿做官的“处士”,史书说他是“志节高迈,放达不羁”。由于他置身于宫廷画院之外,因而摆脱了院派作风的约束,追求以质朴手法表现大自然中的山花野竹、水鸟塘鱼等通俗题材的灵趣,刨“野逸”风格,被称之为“徐熙野逸”。
北宋统一,黄筌进入北宋画院,“黄家富贵”开始在北宋繁衍,侃独霸画院画坛。北宋中期,出现了一个同为四川人的赵昌,开始变化“黄家官贵”的风格,他的“没骨”花鸟,色墨融台,开始有了突破,稍后起者,有长沙人易元吉,安徽人崔白异军突起,融“黄家宫贵”与“徐熙野逸”两家之长,结合多种技法,先画出描绘对象的骨骼、体积,再罩以淡色。画面的形象多强调其动感,或见鸳鸳迎风逆水而上,或见野鸭在芦苇荡中因意外惊忧而狂飞。
在北未末期,还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皇帝画家,宋徽宗赵佶。
我们的历史书常骂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那是针对他管理国家来说的,北宋王朝就亡在他手里。但是,在艺术上他则不“无能”,他应该是一个有相当艺术修养和艺术才能的艺术家。由于他对绘画的特殊嗜好,绘画开始正式的列为国家科举项目。同时他还亲手培养画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美术学院。
设立“画学”专业。但学生是不平等的,出身贵族士大夫的,进“士流”班,毕业后可以去做别的行政官,出身平民的学生则进入“杂流”班,则不准做官,只能画画。对于这些学生,据说赵佶常亲临课堂指导创作,要求绘画尚理法,重形似,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所出之画题,也多用古人诗句,构思巧妙者为立。如“乱山藏古寺”,要求要点在于一个“藏”字,有学生画了满目荒山,一和尚在山脚上艰难地挑水。虽然画面上没有庙字,但却用和尚的出现来突出庙字的“藏”在深山之中。所以此画被认为最好。又如一题:“踏花归去马蹄香”,有夺魁者画一群蜜蜂追逐马蹄而飞,突出了马蹄上的花香气。再有一题是“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夺魁者则通过一船夫睡舟尾,横一孤笛,来说明船夫曾为了招揽生意卖力地吹笛,但久吹无游客来应,他困倦不堪,只得将笛子横子舟尾,自己蒙头大睡去。
这种处理,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的双层意思都表达出来了。这种绘画向题的方法,虽然是出于上层统治者愉悦玩赏的需要,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绘画与文学的密切联系,以及促进了画师们去努力思维。如何准确而含蓄地表现富于诗意的绘画境界,成了当时画师们追求的中心课题。
赵佶创办的学院不但培养了大批美术专业人才,繁荣了创作,而赵信本人也是一个诗书画全能的人。他的花鸟画,有不少作品流传,且风格多样,不乏杰作。他的《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瑞鹤图》等,都可以称得上花鸟画的精品。
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江南,其绘画传统多沿袭北宋,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南宋中期以来,画家马远将山水、花鸟与人物结合在一起,使花鸟画在寓意上更加明确,找到了最佳的“以物寓意”的途径。马远的一幅代表作品是《梅石溪鸟图》,表现了溪谷的幽静,梅花的芬芳和群鸟的活跃生命,是山水画与花鸟画的完美结合。再稍后,有擅长于人物画的梁楷、牧溪,借鉴减笔水墨人物画技法,开创了减笔写意花鸟画,又为花鸟画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减笔写意花鸟画笔墨极简,意境却根深远,大有以一当十之妙。如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梁楷创作的《秋柳双鸭图》,就是一幅难得的艺术珍品。
元代的花鸟画与宋代相比,就像人物画一样也有所没落。在花鸟画方面大至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沿袭宋画院的传统,工致艳丽;另一部分则继承了宋代文人画的发展道路,作水墨写意枯木竹石,追求书法趣味。使号称“四君子”的梅、兰、竹、菊为题材的作品空前兴盛。借物寓意,人各一态,风格多样,拓宽了花鸟画的审美领域。最著名的画家则首推杭州人王渊,他的水墨花鸟画被时人称为“当代绝艺”。传世作品有《竹鸡图》,用水墨画成,既有工笔花鸟的精致,又有水墨写意的意韵,干湿浓淡相宜,不施丹粉而五彩缤纷。
比起人物画和山水画来说,花鸟画真是一个晚熟的生命,尽管她最初的出现比人物画和山水画都要早得多,但至唐代,她才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诞生于画坛。丽在表现形式和技法上的每一点突破却又都是以山水画为先,花鸟画只紧紧跟随其后。但机遇终于来临至明代,随着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这号称“吴门四家”在江南的崛起,水墨写意花鸟之风便大兴。吴门四家在艺术上是画坛上难得的多面手,诗书画全能,山水、人物、花鸟皆精,虽然人们常把他们的成就归结到山水画系列,但花鸟画中,他们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笔情墨意,井强调对象神态与画家情趣的统一。此后,在明代另两位花鸟画大师陈淳和徐谓用心血、情感、笔墨的溶铸之下,花鸟画最终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陈淳是江苏人,曾投在吴门四家的文征明门下学画,深得文氏的赏识,从此声誉鹊起。他的花鸟画属文人秀雅一路,在题村上不求奇花异草、珍禽怪石,而多表现庭园中和自然界的普通花草、动物,在表现上,不追求浓妆艳饰。而尚简捷的笔情墨趣,在技巧上则进一步发挥了水垦的功能,对宣纸性能的熟练把握,使笔墨水份在形象的塑造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种种微妙的变化。这是他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其传世作品有《松菊图》、《牡丹图》、《设色花卉》。陈淳之后,徐渭则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把写意花鸟画加以进一步发展。徐谓本出身于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自幼就博览群书,又好弹琴、击剑、骑射、学佛学道,并深通甫词北曲,并投得名师学画,才华横溢,但好景不长,随着他父母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他本想靠仕途获取功名,却又屡试不中,因此,他一生是境遇坎坷,生活动荡不定,最终成为了愤世嫉俗的封建札教的反抗者。徐谓在绘画上以写意花卉为主,在艺术上敢于冲破藩篱,大胆创新,把水墨写意花鸟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在作品中借题发挥,把恣意纵横的笔墨与题跋诗结合起来,抒发心中的不满与愤懑。他的代表作《墨葡萄图轴》,用墨干湿并重,苍润相问,不求形似,而重生韵,并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置闲抛野藤中”。把其英雄失落、怀才不遇、投门无路、一生潦倒的境遇以及由此升起的愤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徐谓的绘画和风格对清代写意花鸟画的扬州画派有着直接的影响。
清代在山水画中派系众多,各有所长,而在花鸟画中,则只可数得上扬州画派。
扬州画派的成员有郑板桥、汪士慎、金农、黄慎、李凶、罗骋、李方膺、高翔等8人,因为他们都活动在扬州地区,而且他们还敢于突破清初六大家崇尚摹古、追求笔墨形式的“正统派”画风,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主张师造化,注重创作,他们在生活上也安于清贫,不迫名逐利,常用书画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因此人们又称他们为“扬州八怪”。扬州画派最终以一种清新的生气勃勃的姿态振奋了中国画坛,在中国画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动荡也带来了艺术的变化,中国画也开始了改变,吸收了西洋画的色彩明快,形象真实生动等特点,一些赴日、赴欧的留学画家开始了中西艺术结合的尝试。活跃在上海的海派画家和活跃在广东的岭南画家也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贡献,留下了不少新颖的作品。中国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既显示着成熟,也面临着新生。
大约在北齐,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唐代邢窑白瓷撑起了半壁江山;五代到北宋白瓷以邢窑、定窑为代表;凭借景德镇洁白如雪的高岭土,元代的枢府釉、明永乐的甜白釉,均领一时之风骚。17、18世纪,福建德化白瓷异军突起,大量出口欧洲各国,“中国白”之名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
黑釉
黑瓷早在东汉就已出现。东晋的德清黑釉率先举起一面大旗,至唐代黑釉烧造已不再有技术障碍。宋之黑釉首推建盏,其原因在于宋代饮茶习俗的改良。在大环境影响下,辽金元的渔猎文化中也见黑釉。康熙一朝,景德镇烧造出著名的黑釉——乌金釉。以质量论,乌金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青釉
宽泛地说,商代已出现原始青瓷。唐代越窑青瓷被茶圣陆羽誉为如冰似玉,并最终成就了传奇的秘色瓷。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都属青瓷;此外,北方耀州青瓷和南方龙泉青瓷堪宋代民窑青瓷之代表。清代青釉按色差由深及浅,可分为豆青、东青、粉青。单用一种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
酱釉
严格意义的酱釉在宋以前未见实物,仅见褐釉。宋代酱釉迅速崛起,定窑中有名为“紫定”的品种;耀州窑亦大量生产酱釉,与定州酱釉在颜色上近似,但略显清亮。明代酱釉少见。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烧造酱釉,因使用紫金土,得名为“紫金釉”。至此,酱釉获得了其历史上最高的地位。
黄釉
汉代的铅黄釉首开黄釉装饰之先河。隋唐黄釉分两类,低温以三彩为主,高温以寿州窑黄釉为代表。辽代尚可见黄釉,而宋金元时期少见。按传统说法,明代黄釉以弘治"娇黄"首推第一。明清各朝将官窑黄釉的标准烧造延续下来,成为皇家规范。内外普施黄釉的瓷器被尊称为"黄器",又称"殿器"。
红釉
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红釉;宋代钧窑之玫瑰紫色在当时可算最红的颜色;而真正意义的纯正红色诞生在元代。明代红釉首推永乐的“鲜红”和宣德的“牛血红”。清代红釉除大名鼎鼎的“郎窑红”外,还包括祭(霁)红、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盖雪红、窑变红等等。
绿釉
两汉及唐、辽重视厚葬,绿釉大部分充当了冥器角色。宋金绿釉首推定窑,称为“绿定”。元明时期对绿釉态度淡漠,直至清代康熙中期,郎廷极创烧著名的“郎窑绿”。清代绿釉包括瓜皮绿、湖水绿、苹果绿、葱心绿、松石绿等等。此外,孔雀绿釉属于一种特殊的绿釉,又称“孔雀蓝”,色彩独特。
蓝釉
唐代早期的三彩上首次出现了蓝色,入宋后则只有钧窑的天蓝釉可以贴近。元代景德镇重新以钴为呈色剂,烧造出纯正的蓝色。明代蓝釉以宣德朝的“宝石蓝”、“雪花蓝”最为著名。康熙时期的霁蓝、天蓝、月白,其釉色依次减淡。康熙朝复烧“雪花蓝”,雍正朝创新“青金蓝”,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釉
唐代邢窑之“盈”字白瓷与越窑之“秘色”青瓷,是官釉瓷器的开端。北宋汝窑与官窑出现的灰蓝色调,标志着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形成,这一标准延续至南宋之官釉及宋末元初之哥釉。明清时期,景德镇以青花、彩瓷占据了官制瓷器的领地,宋以来形成的官釉理念就此基本终止,仅烧造少量仿制品,供宫廷怀旧。
色斑
唐以前,陶瓷不见标准意义的色斑作品,仅见点彩。入唐后色斑作品大增,统称为“花瓷”。宋金磁州窑在黑釉之上以大片色斑装饰,称为“铁锈斑”;钧窑的民窑系统亦出现大量色斑作品。元代龙泉窑发明以褐斑装饰青瓷,日本称为“飞青”。清代康熙时期的“虎皮三彩”、乾隆时期的“桃花洞”,均为创新品种。
仿生
唐代绞胎、绞釉陶瓷的诞生,使人工之器向着相反的自然美学追求迈出了一步。宋代之兔毫、油滴、玳瑁、鹧鸪斑,以其高度审美层次,为仿生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清代乾隆时期是仿生瓷的高峰,出现了仿木、仿玉、仿竹,仿石,仿古铜,仿剔红,仿金银等等。乾隆朝的仿生瓷已由仿釉至仿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