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各朝代陶瓷器有什么特点

1、元明两代瓷器的砂底，露胎处均可见星点装或大片火石红斑。这种火石红斑，自元代开始出现，经明代，沿续到清代乾隆以后才完全消失。

2、釉面多为青白色，色泽清雅、柔和悦目。

3、所绘龙纹，不如元代凶猛，多为五爪龙。元代所绘的折枝或缠枝莲叶纹的叶形较大，为大花、大叶，到洪武时则明显缩小。

4、瓷器底足中心乳钉状突起，是元代器足遗传。

5、明代早期纹饰，大多简练娴熟，豪放生动。官窑器的纹饰精细秀丽，或多或少流露出元代风格。

永乐时期瓷器的鉴定：

1、在我国的陶瓷工艺史上，此时的鲜红釉、甜白釉和青花瓷器独树一帜，占有特殊地位，成为明清两代的典型。

2、永乐瓷器的造型清芳、圆润、灵巧。

3、永乐时胎土淘炼精细，胎体轻重适度，尤其以白砂底之细腻而著称。

4、釉面肥厚，莹润平净，无桔皮纹。臼釉器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归白色或黄色，手聚处闪浅谈和虾青色。

5、青花器造型工整精致色调凝重古雅，绚丽鲜艳，体态优美俊秀，用进口“苏泥勃青料”，烧造时有自然的晕散，形成浓重凝聚的结晶斑点，呈凸凹不平状。

6、圆器中的口沿，以手试之有锋利感。而后仿的口沿多圆润，不见棱角。这种器口特点，是我们断定年代初区分真伪的主要依据之一。

7、琢器胎体接痕微露，不及元代与明初时期明显。

8、常见器足有:里直外收式圈足、齐平式圈足、高深外撇式圈足，圈足露胎处多泛火石红斑。盘碗类，器心多 微下凹，器底外凸，呈塌底状。

9、永乐时，开始书写帝王年号款，均为四字篆书。

宣德时期瓷器鉴定：

1、永乐为明代瓷器的开创和发展时期，而宣德则为鼎盛时期。陶瓷界有青花首推宣德的说法。宣德青花以其胎土精细，釉汁均净，造型工整，凝重浑厚，胎质细腻，多细砂底，器形多样，青花浓艳，纹样优美而久负盛名。琢器接口少见，胎体比永乐时厚重、坚致。

2、釉面特点为桔皮纹。青花器釉面，呈亮青，前期与后期釉面稍白，中期为青白色，釉面均很细润。

3、青花用三种色料；①进口苏泥勃青料，②国产料， ③进口和国产混合料。青花自然晕散，形成浓重的凝聚结晶斑，深入胎骨。宣德青花可谓青花之冠。

4、矶红彩始于宣德，瓷釉为宣德创新品种之一，仿哥釉也是从宣德时开始的，黄釉是宣德时烧制成功的，青金兰釉又称“雪花兰”或“洒兰”，为宣德时景德镇能工巧匠又一杰作。

5、纹饰一改永乐时的纤细风格，显得粗重豪放，笔法苍劲。尤以龙纹狰狞凶猛

太多了，写不下

梅瓶是中国古瓷中常见的一种造型，是对小口、短颈、丰肩、窄胫一类造型瓷瓶的统称。梅瓶的近足处微外撇，形成了修长优美的S形曲线，因而受到人们长久喜爱，其造型还远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了有大量梅瓶实物保存下来，在古代绘画和雕塑里也有一些反映古人使用梅瓶的场景。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在当时出现了许多新品种。宋代梅瓶各地瓷窑都有烧制，但以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

梅瓶最初是作盛酒或其他液体物质的用器，其造型挺秀、俏丽，宋时称"经瓶"，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宋代梅瓶图

元代梅瓶较宋瓷器型更为硕大而厚重。造型特色为小口、丰肩、敛腹、配盖，瓶口一般呈上窄下宽的圆台型，也有一些是直口型。还有少部分梅瓶是八棱形制式。

元代梅瓶图

明代的梅瓶造型，比例偏低；口部圆浑厚实，没有明显的线角转折；肩部向上抬起，线条饱满而有力；腹部之下，呈垂直状，有的微向里收；在足部的结束部分，稍向外撇。有的白釉梅瓶肩部有青花楷书“内府”二字，当属宫内用器。

明代永乐梅瓶

清代的梅瓶，肩部抬高增宽，由于造型比例不当，给人以不谐调和不完整的感觉，不及明代的水平。

清代梅瓶图

我国古陶瓷装饰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其烧制工艺虽原始，但彩陶纹饰却极富艺术创造，纹饰的变化单纯而色彩艳丽。稚拙、淳朴、豪放的彩陶其基本构成是点、线、面的符号组合。如在黄河流域的彩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水波纹、旋涡纹的组织与色彩，看到它们，似乎看到了滚滚而来的卷着泥沙旋涡的黄河水，让人激动感怀。其它如；方格纹、编织纹、谷叶纹及鱼纹、蛙纹、人纹等纹饰，这些题材，全是从生活中来，又用于生活，创造性地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物象表现为瑰丽优美的图案，给装饰艺术奠定了第一个里程碑。

奴隶制社会时期的商代，出现了白陶，白陶花纹繁缛，形制美观，青釉硬陶具有瓷器的特征，从造型和装饰看，这时期的陶器吸收了青铜工艺的特点，烧制了刻纹白陶，使陶器装饰与当时的青铜艺术互相辉映。

汉代是我国陶瓷工艺史上，从陶到瓷的孕育成熟阶段。

秦汉时期，国力开始强盛，经济初现繁荣，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精神与物质方面的有利基础。

汉代的釉陶中的低温铅釉和薄釉硬陶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风格。

南北朝的青瓷器，其釉色装饰典雅秀丽，温润柔和，器皿造型独具特色，既饱满深厚，又端庄挺秀，装饰手法上常见有压印花、附加堆纹和划花等；由于当时佛教的影响，青瓷纹饰上出现了佛像、飞天、忍冬纹和莲瓣纹等新的题材，这些外来文化被吸取到瓷器的装饰上来，并予以融化与发展。

隋代的白瓷烧成在我国陶瓷史上有着重大价值，它给后来的彩绘瓷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形成了著名的邢、越二窑，北方邢窑的白瓷，胎质细洁，釉色白润；南方越窑的青瓷，胎质坚硬，釉色莹润，纯净如翠。除釉色装饰外，还有印花、划花、堆贴、捏塑等装饰手法。图案内容较以前大为发展，花鸟题材不断增多。而且还出现了低温、色彩鲜丽的“三彩”釉，它运用黄、绿、褐等釉色，烧做成色彩绚丽、缭绕变幻的艺术品。还有淋漓豪放的花釉和精巧别致的纹胎、纹釉瓷器，大大丰富了陶瓷制品的装饰。

从原始社会的彩陶一直到唐代的瓷器，可以说陶瓷艺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技艺和材质的提高，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其间虽受到某些工艺的影响，但不同的时期都反映了不同的装饰风貌与特色。

宋以后，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文人、士大夫对美术的热爱形成了艺术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对瓷业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走向了立足于观赏角度的审美境界。宋瓷的美学风格，以沉静雅素为特色，表现为含蓄而不外露，自然而不雕琢，这主要在于宋瓷重装饰的釉色之美，更追求釉的质地之美。如景德镇青白瓷的釉色晶莹如玉，龙泉青瓷釉色的青翠晶润，这些釉色装饰，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美追求及审美意念的提高，以及从尚新的审美意识与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宋瓷的装饰美不光体现于釉色的装饰，还包含刻、划、剔或镂空装饰、化妆土的装饰及彩绘装饰。彩绘装饰是中国陶瓷艺术中最重要的一种装饰方法，宋代瓷的彩绘装饰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元代青花瓷的烧制成功，瓷器上的刻、划花和印花装饰技法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而让位于彩绘。元青花瓷装饰十分讲究布局、构图，讲究青白相映、疏密相间、虚实相生，尽管其装饰层次多、画面满，有的装饰圈达十几层之多，然而却层层有别，主次分明且浑然一体，使人感到丰富而不繁杂，饱满而又分明，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与形式美感，深受人们的珍视与喜爱。

明、清两代除了生产青花瓷外，还大量生产了彩绘瓷和各种颜色釉瓷。出现了明前期釉上红彩、黄彩和金、银的彩瓷，成化斗彩瓷、正德素三彩，浓艳的嘉靖青花五彩瓷、清宫廷御制的珐琅彩瓷等等，真是灿烂辉煌，至精至美。其陶瓷制品的产量之多，工艺之精，品种之丰富，装饰之多样是前代所无法可及的。

纵观历史长河，陶瓷艺术的发展，在各个不同的朝代都有一定的进步、发展与提高，在各个历史时期也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装饰风格与艺术特色。与人们的审美情趣相一致，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相融合。七千多年的陶瓷工业的发展壮大，陶瓷装饰艺术的丰富与提高，形成了我国陶瓷艺术的独特魅力。

五代时期的青瓷和白瓷

如果说，唐朝之前的景瓷生产情况还只限于文字记载，那么唐末，五代之后的景德镇瓷器生产就有充足的瓷器实物证明了。本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市区的黄泥头、白虎湾、胜梅亭、盈田等地发现了很多的五代窑址，挖掘出了大量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确切地证明了那个时期这里烧造的瓷器是青瓷和白瓷，而且以青瓷为多。这个时候生产的瓷器器型主要是盘、碗、壶、水盂、 、碟等。

瓷胎有厚有薄，釉色是被称为"蟹壳青"的青釉，近似越窑的色彩，有些瓷器略带绿色，与玉器很象，被称为"假玉器"是很贴切的。唐末，五代时，这里除烧制青瓷外，又是南方烧造白瓷最早规模最大的窑场，仅白虎湾一处就有30多座。从现存的大量出土资料看，白瓷色调纯正，洁白度高达70度，吸水率、透光度都达到现代瓷的标准，瓷质超过越窑，冠于当世。

"景德镇"名称的由来

对景德镇来说，宋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朝代。在宋代之前，景德镇曾有过好几个名称：新平镇、昌南镇、陶阳镇。历史发展到宋代，南北名窒林立，突出的有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而当时的景德镇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唐末、五代就有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影青瓷）这时更成为全国的代表产地。由于这里拉制的瓷器"土白壤而填，质薄腻，色滋润"，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赵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由于"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从此以后，这里就叫"景德镇"，名称延用至今，到现在已有近一千年的历史。这件事在蓝浦所著的《景德镇陶系》中说得很清楚。

宋瓷有突破性进展

公元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由于战事频起，北方诸名窑相继陷落宋室南迁之后，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制瓷技艺更向景德镇集中，在瓷业生产上集南北名窑之大成，工艺水平有突破性进展，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从而使景德镇制瓷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成为"业陶都会"。据蒋祈所著的《陶记》称，当时的景德镇有窑300余座，形成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胜景。祖籍今乐平市的南宋文学家洪迈，在他的《 斋隋笔》中就有"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的记载。当时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洁白细腻，体薄透光，青中有白，白中显光，所以有"琼玖"、" 饶玉"的美称。在品种方面，有日用瓷、化装用具、弈具、博具和瓷雕等等，而且造型精巧，刻印花纹生动清晰，质量很高。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一）

元代统治中国时间并不长，但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看，元代却是一个创新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景瓷生产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是创制成功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

元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釉色装饰贫乏，因此青花瓷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很高水平。

与青花同时，元代的景德镇瓷工还发明了釉里红瓷，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项目。釉里红瓷在高温还原焰中烧成，纹饰在釉下呈现红色，烧制难度较大。此外，元代景德镇还烧成了红绿黄三彩瓷、卵白釉、铜红釉、霁青釉等 新品种，使景德镇瓷器装饰丰富多彩。

元代景瓷生产的创新（二）

元代景瓷生产的另一创新是在工艺方面瓷土配方的改革。过去，瓷土原料配方单一，可塑性低，变形率高。元时，在景德镇东北部高岑村的山上发现了新瓷土，将这种瓷土与过去的瓷土配合，变一元配方为二元配方之后，由于增加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型率，使瓷器质量有显著提高，并且为制造大型器创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由于土出高岑，世界上就把这种瓷土统称作"高土岑"。高岑村也就成了"高岑土"的命名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278年） 朝庭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为皇家烧造瓷器。由于此事是朝庭官府机构枢密院所管，许多瓷器上标有"枢府"两字，釉呈卵白色，所以被称为卵白釉枢府器。这种瓷器胎体厚重，色白微青，光泽度好，比以前的青白瓷质量又有很大提高。

明代-产瓷中心

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的景德镇瓷业有更快的发展。这时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销路也很广。 明时的科学家宋应星在他著名的《天工开物》上就写道：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另一明代的官员王世懋，在他的《二酉委谭》中也说："在另一段记述中则显得更加形象和幽默。他说，景德镇"为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明确认识到明代景德镇瓷业生产之辉煌。

明代的瓷器

明代是景德镇瓷业生产飞快发展时期，而且成为全国制瓷行业的中心，不论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等方面，都成为当时中国瓷器的翘楚。就装饰而言，除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问世，发展势头很快。《中国陶瓷史》就曾指出："彩瓷的发明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品种上，明瓷异彩纷呈，这个时期又创制成功了薄如蛋壳，轻若绸纱的薄胎瓷，以及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纹饰丰富的瓷板画，还有精妙无比，可以乱真的各种仿古瓷。

明代景德镇建立了官窑，所以这时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分成官窑和民窑两种，官窑为皇家制造宫廷用瓷；民窑的粗瓷供应广大群众，细瓷则供中上层地主富商所用，同时运销国外。商祚繁盛，甚至现"官民竞市"的局面。制瓷人员多达10万多人。

御窑厂的建立

在景德镇制瓷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的宫廷用瓷，明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宋、元两朝景德镇监造选购皇家用瓷的基础上，专门在景德镇 设置御器厂，派遣督陶官，为皇帝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御器厂凭借帝王之威势，汇集大批精通瓷业生产，擅长制瓷技艺之工匠，投入大量资金，占用最好原料，对产品精益求精，因此制造 出许多瓷器精品。这些瓷器不仅品种兼备，风格齐全，而且质量上乘，不少成为传世珍品。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这个建立于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御器厂，初建时有窑20座，以后增至58座，最多时达80座。代代相传，一直延续明、清两个朝代。据统计，御器厂历经27个皇帝，共500余年，对景瓷生产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起有巨大的作用。

景瓷鼎盛时期-康、雍、乾

由于明末的战乱，清朝初期景德镇瓷业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处于停滞状态。可是到了康熙19年（公元1680年）以后，不仅恢复过来，而且在明代的基础上飞快发展。经过当时广大瓷工和艺人们的不懈努力，景瓷生产突飞猛进，以其取得的光辉成就，形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跃上了历史的巅峰。瓷器"品质之精，造型之多，彩釉之丰富，无不登峰造极"。产品畅销国内外。清初的沈怀清说："昌南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当时有一个叫"殷弘诸"的法国传教士，他在康熙51年（公元1712年）9月1日在饶洲发出的一封信中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象是被火焰包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

清代的瓷器

清代的景德镇瓷器，不仅明代的工艺和品种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许多发明创造。青花瓷的色彩呈宝石蓝，比明代的更鲜艳纯净，别具风格；釉上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墨彩，比明代的更丰富多彩，纹样清新，着色鲜明；斗彩的品种也比明代的多。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成功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如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以"玻璃白"为填料，使画面色彩柔和、富有立体感的粉彩；引进国外彩料，专作宫廷御器的 彩；直接用黄金装饰瓷器的金彩；在单色釉中添加其他不同成份，使之在高温烧炼中流淌变幻，形成流光溢彩，色彩奇幻，斑烂绚丽的"窑变"花釉等等。其他如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胭脂红等等也都应运而生。此外，康熙期间，还恢复生产了明代中期以来几乎失传的铜红釉，其中尤以郎窑红、缸豆红最为著名。

唐窑和唐英

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镇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就说："中国瓷器，到了唐窑，确实集过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这表现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以及制瓷技术方面"。瓷器装饰仅高、低温颜色釉就有57种；彩绘方面"山水人物花鸟写意之笔，青绿渲染之制，四时远近之景"无所不有，而且"规抚名家，各有原本"；造型设计上，则从"古札器尊 鼎卤爵之款制，到瓜瓠花果象生之作"，应有尽有。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

近代的景瓷生产

花有荣枯，月有圆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后，景德镇瓷业生产就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现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雅片战争之后，战乱很多、政局动荡、外资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推残。延续500多年的御器厂也随着清祚的倾圯而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陷入低谷。一直到解放前夕仍无起色。不过，在这不景气的年代里，瓷业生产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技术上有所革新，出现了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施釉等。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景德镇陶瓷业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而且有不少创新，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煤代柴烧造等。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中国历代名窑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赤峰窑: 也称"缸瓦窑"。在今辽宁昭乌达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 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附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东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I 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 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旬邑窑: 在陕西旬邑，故名。地距黄堡镇耀州窑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黄釉残片，碗里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器特征相同，应属金代产物。

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不少青黄釉碗残片，碗里 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 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特特征相同，应 属金代产物。

华亨窑: 在今甘肃华亭，故名。最早见于明李贤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土产条记有黑瓷器出平凉、华亭二县；镇堡条也有安口镇出瓷器记载，可知明代前期华亭县安口镇产黑瓷。经调查在安口镇发现瓷窑遗址一处，遗留物为青黄釉盘碗标本，器里有印花、刻花装饰，器心多一圈无釉，乃适应迭烧需要而致。器物纹饰与烧制特征和陕西耀州窑相同，属金代，为耀州窑体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产条，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德清窑: 在今浙江德清，故名。是浙江地区发现的两处黑瓷产地之一。烧瓷于东晋至南朝。共发现窑址四处， 同窑烧制青瓷和黑瓷，造型大体一致。窑址标本与浙江地区墓葬出土瓷器有的完全相同。

余杭窑: 在今浙江余杭，故名。是继德清窑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早期黑瓷产地。窑址共发现两处，所烧器皿与德清窑近似；黑釉鸡头壶地面遗留较多，有大中小三种形式，当时产量较大。

修内司官窑: 也称"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十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洋，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一 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 (郊坛窑即"修内司官窑"。)

萧山窑: 在今浙江萧山，故名。共发现窑址三处，一在进化区茅湾里，是浙江地区战国时期原始瓷产地，碗里有螺旋纹，江浙地区战国墓葬出土的不少这类器物中，即有茅湾里的产品；其余两处在戴村区上董村、石盖村，遗物有褐斑及划花莲瓣纹装饰，具有东晋、南朝时期特征。

绍兴窑: 在今浙江绍兴，故名。已发现窑址两处:一在富盛区长竹园一带，时代属春秋战国，遗物有原始瓷碗钵等器，器里有螺旋纹，是浙江早期窑址之一；一在下蒲西一带，出土罐壶等遗物多印有带状网纹及铺首装饰，具有吴、西晋时期典型特征。

越窑: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慈溪窑: 在今浙江慈溪杜湖滨湖地带，故名。为新发现的一处青瓷产地，与余姚毗邻。产品以壶类较多，壶有多种式样，腹部多有刻花与划花装饰，肩部多带双系，系面也有多种纹饰；釉色多呈青灰，色调特殊，但瓷质松脆易破。

宁波窑: 在今浙江宁波，故名。已发现郭堂岙、云湖及小洞岙三处窑址，以郭堂岙窑烧瓷历史最早，东汉后期即烧青瓷、黑瓷，与上虞、小仙坛窑近似。云湖与郭堂岙隔岭相望，烧瓷始于东晋终于南朝，以青瓷为主，有少量褐釉。小洞岙窑标本具唐代特征，以碗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数印有双鱼纹；有于碗口里外饰以半圆形褐色斑点者，与金华地区唐婺州窑有相同处。

勤县窑: 在今浙江勤县，故名。已发现小白市、沙叶河及郭家峙三处，以小白市窑历史为早，烧瓷在东晋、南朝时期；另两处均为五代、北宋时期。造型、纹饰及支烧方法与余姚上林湖越窑极其近似，所烧瓷器多供吴越王钱氏进贡之用。

上虞窑: 在今浙江上虞，故名。已发现窑址达三百处以上，是国内发现窑址最多的县。烧瓷自东汉迄于宋。东汉小仙坛窑址出上标本，已具备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 当时除烧青瓷外，还烧黑瓷。三国、两晋、南朝窑址也发现很多，江苏墓葬出土有上虞窑带纪年铭文的瓷器。五代到宋代窑址最多，所烧瓷器与邻近地区余姚、宁波、勤县等窑关系密切，造型、纹饰有共同点，同属以余姚上林湖越窑为主的越州窑系，吴越王钱氏用以供奉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取给于这些瓷窑。

象山窑: 在今浙江象山，故名。据明清著录谓烧白瓷，似定窑瓷器而粗；经查，判明唐已烧青瓷。遗址面积不大，遗留标本不多，所烧以盘碗为主，直口平底碗的造型与浙江丽水、吴兴、余姚等窑相同，属唐代前期流行式样。

东阳窑: 在今浙江东阳，故名。六十年代发现窑址九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始烧于唐而终于宋，其地属婺州，所烧瓷器属婺州窑系。

婺州窑: 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始烧于东晋，五朱堂窑有青釉褐斑标 本。唐代遗址共发现四处，以生产茶碗出名，造型有习见各式碗，多角形短流壶及双系罐，有黑渴釉及青釉褐斑装饰。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评语。

武义窑: 在今浙江武义，故名。文献未见记载，近年经调查在境内发现青瓷窑址数十处，绝大部分均属宋代，烧瓷以碗较多，碗里多刻花篦点纹装饰，外部刻复线纹，这类碗盛行于宋元时期，在浙闽瓷窑发现最多。元代遗址多烧龙泉釉盘碗，器里中心多印阴纹花卉，偶有带八思巴文者，为数不多。

临海窑: 在今浙江临海，故名。共发现窑址两处；均烧青瓷。一在五孔岙，烧瓷在南朝到初唐之间，所烧瓷器以碗为主；一在许市，烧瓷在五代到北宋之间，器物胎簿，釉色青绿，有雕镂极精的香薰，属越窑系。

黄岩窑: 在今浙江黄岩，故名。烧瓷于五代未到北宋。五十年代发现竺家岭、牌坊山等八处窑址，以生家岭窑遗址面积最大，遗物最为丰富，属越窑系。器物纹饰题材以刻花花卉为主，鹦鹉纹在越窑系瓷窑中比较常见，但多为细线条划花，黄岩窑为刻花线条粗放，纹饰生动，富有特色。

温州窑: 在今浙江温州西山一带，故名。遗址面积较大， 烧瓷在唐宋时期。所烧瓷器受到瓯窑和越窑一定影响，胎釉色调较浅，保留了早期缥瓷固有传统；粗线条划花以及支烧方法与越窑有共同点。宋代盘碗多带刻花划 花装饰，支烧工具亦与越窑系大体相似。

丽水窑: 在今浙江丽水，故名。已发现窑址二十余处，早期遗址在吕步坑，始烧于南朝后期到唐；元代窑址发现较多，均属龙泉窑系，保定窑器里心多印蒙古官书八思巴文；龙泉大窑、安仁口及武义等三处窑址也有这类文字出土，多为阴文，印于花卉纹饰之中，保定窑为大字。

泰顺窑: 在今浙江泰顺，故名。烧青白瓷，复烧窑具口大底小，是完整的整体，装坯时先装小器，依大小可装九件，上面一件口径最大。所烧器物釉色偏灰，器里有简练的刻花纹饰。

江山窑: 在今浙江江山，故名。烧瓷从宋代到清代，因地距江西较近，受景德镇、南丰两窑一定影响。宋元时期以青白瓷为主，造型纹饰与江西有近似之处，同时兼烧少量青瓷、黑瓷。元末以至明清两代烧青花瓷，经过测定分析，所用钻矿与江山县产者近似。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兄所烧者曰"哥窑"，弟者曰 "弟窑"。两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此后有关两窑的著录渐多，均源于此。哥窑多仿三代铜器式样，釉开片形如冰裂，纹片星黄黑二色，因有金丝铁线之称。传世品较多，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龙泉窑经多次调查与发掘，迄未发现传世哥窑标本，哥窑是否属于龙泉窑系统的问题还有待于证实。(弟窑即"哥窑")

萧县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始烧于唐代，烧白、黑、黄釉器物；宋代主要烧白瓷。白土镇曾采集到白瓷瓶一件，瓶身刻 "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三十六宇，由此得知金代此窑仍烧白瓷。

宿州窑: 在宿州境内(今安徽宿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辉出疆时见虏 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泅近处所出，非真也"。可知宿州白瓷有定窑作风；明清两代文献著 录宿州窑者多来源于此。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泅州窑: 在泗州境内(今安徽栖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著名。最早见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谓泅州 窑在洒县附近，所烧瓷器也属定窑系。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寿州窑: 在寿州境内(今安微淮南高塘湖滨湖一带，唐属青州)，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共发现隋唐 窑址六处。管家咀最早，隋代开始烧青瓷，有贴花、划花装饰；余家沟遗址出土物以碗为多，此外有注子和枕，器物多平底，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釉多黄色，与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寿州瓷黄"特征吻合。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故名。始烧于宋代，五十年代在繁昌柯家冲发现青白瓷窑址十一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胎较薄，釉光润，无纹饰者多。安微合肥、桐城、铜陵、枞阳及宿松等地宋墓出土的青白瓷，有的来自景德镇，有的为繁昌窑产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故名。共发现窑址十余处，烧瓷多在唐至五代，为唐代重点瓷窑。品种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绿釉和白釉等；装饰有釉下彩绘、印花、贴花和彩色斑点几种。釉下彩绘创始于长沙窑，中唐时开始出现单一的釉下褐彩，后演进列褐绿两种彩色；以彩色斑点作装饰的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相葡萄，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长沙窑瓷器唐时畅销海内外，在今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地都有出土，南朝鲜出土两件带铭文注子，一书。"卞家小口天下有名"，一书"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富有商品宣传特色。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 一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 隋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盘心纹饰即达三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窑的一部分。鸟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

景德镇窑: 在今江西景德镇，故名。据记载始烧于唐武德(618一626)间。建国后发现遗址多处，以杨梅亭、石 虎湾、黄泥头最早，均为五代时期，烧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白瓷釉色纯正，达70度。宋代已发现有湖 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等遗址，均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青白瓷，杨梅亭等三处窑址也改烧青白瓷，有盘、碗、瓶、壶、罐、盒、枕等器，装饰有刻花、印花、蓖花、蓖点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复烧法，产量大增。元代创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装饰新品种。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景德镇青白瓷及枢府型五千余件，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明代一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青花瓷器有很大发展，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造，彩瓷品种更加丰富，色调一致，既能仿制宋代名窑瓷器，又能仿烧玉、石、 漆、铜以及干鲜果品，几可乱真。南宋起产品就远销海外，如日本、南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

丰城窑: 在今江西丰城寺前山--带，故名。始烧于东晋，历经南朝至唐代，早期所烧器物与江西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物近似。隋代高足盘心印有多种花叶纹饰，其造型纹饰与各地青瓷大体相同。唐代釉有青、褐二色，与陆羽《茶经》记载"洪州窑瓷褐"基本一致；唐时丰城属洪州，故此窑即唐代的洪州窑。

南丰窑: 在今江西南丰，故名。最早见于元代蒋祁《陶纪略》一书，谓与景德镇竞争者有此窑。六十年代发现，七十年代再作调查，判明为专烧青白瓷单一品种的瓷窑。 始烧于宋代，所烧器物以盘碗为主，尚有注壶、盏托、盒子与枕，装饰以刻花居多，有剔刻月梅纹的，有酱口刻花碗，为其他青白瓷窑所不见。

吉州窑: 也称"永和窑"。在吉州境内(今江西吉安永和镇)，故名。是江南地区名瓷产地之一。共发现窑址二十余处，始烧于五代，宋元时期有较大发展。品种丰富，有青白瓷、黑釉、青釉、酱釉、绿釉及白地黑花等。复烧方法与印花装饰借鉴于北方定窑，白地黑花来源于河北磁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以及窑变花釉是其特色，剪纸贴花纹饰题材有双龙、飞凤、梅花、朵花以及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四字古语。六十年代以来江西地区宋墓出土不少此窑瓷器，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墓葬出土的莲花纹炉及奔鹿纹盖罐，对于判断窑址及同类出土器物的烧制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

赣州窑: 在今江西赣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烧青白瓷，有刻花纹饰元代烧青白瓷、黑釉及龙泉釉。发现的高足怀与柳斗杯有地区特色；杯里施釉，外部划刻柳斗纹，不施袖，颈部有凸起白色乳丁一周。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元代沉船一艘，打捞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还有赣州窑柳斗杯及吉州窑白地黑花瓶等。

陶窑: 唐代景德镇陶玉主持的瓷窑。始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陶窑，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 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但景德镇发现古瓷窑遗址，最早为五代时期，未发现唐代遗址《景德镇陶录》所记陶窑尚待证实。

霍窑: 唐代景德镇霍仲初主持的瓷窑。最早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 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

宋青花（960—1279）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这十余片宋青花瓷片，都是碗的残片。胎质有的较粗，有的较细。纹饰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青花发色前一处的较浓、发黑；后一处的较淡。发色较黑者，应是外罩透明釉太薄的缘故。浙江省本身就有着丰富的钴土矿，这些青花瓷应该就是使用了本地的钴料。它们与唐青花并无直接的延续关系。

元青花（1271—1368）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的胎由于采用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胎中的Al2O3含量增高，烧成温度提高，焙烧过程中的变形率减少。多数器物的胎体也因此厚重，造型厚实饱满。胎色略带灰、黄，胎质疏松。底釉分青白和卵白两种，乳浊感强。其使用的青料包括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为高锰低铁型青料，呈色青蓝偏灰黑；进口料为低锰高铁型青料，呈色青翠浓艳，有铁锈斑痕。在部分器物上，也有国产料和进口料并用的情况。器型主要有日用器、供器、镇墓器等类，尤以竹节高足杯、带座器、镇墓器最具时代特色。除玉壶春底足荡釉外，其它器物底多砂底无釉，见火石红。

元青花的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笔法以一笔点划多见，流畅有力；勾勒渲染则粗壮沉着。主题纹饰的题材有人物、动物、植物、诗文等。人物有高士图（四爱图）、历史人物等；动物有龙凤、麒麟、鸳鸯、游鱼等；植物常见的有牡丹、莲花、兰花、松竹梅、灵芝、花叶、瓜果等；诗文极少见。所画牡丹的花瓣多留白边；龙纹为小头、细颈、长身、三爪或四爪、背部出脊、鳞纹多为网格状，矫健而凶猛。辅助纹饰多为卷草、莲瓣、古钱、海水、回纹、朵云、蕉叶等。莲瓣纹形状似“大括号”，莲瓣中常绘道家杂宝；如意云纹中常绘海八怪或折枝莲花、缠枝花卉，绘三阶云；蕉叶中梗为实心（填满青料）；海水纹为粗线与细线描绘相结合。

明初青花概述

明清时期是青花瓷器达到鼎盛又走向衰落的时期。明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以制作精美著称；清康熙时以“五彩青花”使青花瓷发展到了巅峰；清乾隆以后因粉彩瓷的发展而逐渐走向衰退，虽在清末（光绪）时一度中兴，最终无法延续康熙朝的盛势。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官窑器制作严谨、精致；民窑器则随意、洒脱，画面写意性强。从明晚期开始，青花绘画逐步吸收了一些中国画绘画技法的元素。

明初（洪武朝1368--1402）的青花器有大小盘、碗、梅瓶、玉壶春瓶等。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前者有一部分有晕散现象。纹饰布局仍有元代多层装饰的遗风，题材也变化不大，但许多细节已有变化：如蕉叶的中梗留白；花瓣留白边较之元代更明显清晰；牡丹叶子“缺刻”部位较深，不如元代的肥硕；菊花绘成“扁菊”，花芯以方格纹表现；龙纹仍是细长身，但除了三、四爪外，已出现五爪，爪形似风轮，气势不如元龙凶猛矫健。辅助纹饰的如意云头由元代的三阶云改为二阶云；莲瓣纹内多绘佛家八宝（元代多绘道家杂宝）。碗、小盘多绘云气纹，仅绘于器物外壁的上半部。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永乐、宣德青花

永乐、宣德（1403—1435）的青花瓷器呈现出了较高的工艺水平。此期所用青料，以苏泥勃青为主，多见“铁锈斑痕”。也有部分国产青料。但即便是国产料，发色也相当好。器型有盘、碗、壶、罐、杯等。尤其是出现了一些僧帽壶、绶带扁壶、花浇等非汉文化的器型，反映了这一时期与外域、外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纹饰多见各种缠枝或折枝花果、龙凤、海水、海怪、游鱼等。胎质较以前细腻致密。釉质肥润，多见橘皮纹。两朝的器物相比，永乐的器型较轻薄、秀美，青花发色较浓艳、铁锈斑痕更重，纹饰较疏朗，描绘更细腻，底釉较白，器物多无款，仅见“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宣德器器体较厚重，纹饰较紧密，底釉略泛青，带款器较多，有四字或六字年款，并有“宣德款布全身”之说。总的说来，宣德青花数量大、品种多、影响广，故有“青花首推宣德”之说。

正统、景泰、天顺青花

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朝，由于政治动荡、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导致了经济的衰退。而且从正统初即多次下令“禁造官样瓷器”，故这一时期瓷器数量较少，被称为陶瓷史上的“空白期”。总的说来，此期器型主要还是瓶、罐、碗、杯、盘等几类。所用青料仍有部分是“苏青”。青花发色有的浓艳，与宣德器相近似，有的淡雅，与成化器较接近。釉面多泛灰。胎体较厚重。底足修削不细腻，有敦厚感；多见浅宽平砂底，有的有粘砂现象，有的见火石红。正统时的瓶、罐器口为直颈形，与宣德器一致；天顺时的则是象梯形的上窄下阔形，与成化时相近。瓶、罐的身体均是丰肩、圆腹、下收、足稍外撇；梅瓶的器身较宣德的修长。纹饰以一笔点划为主，有人物、花卉、龙凤、孔雀等。人物的背景多画大片云气纹。瓶、罐边饰喜画海水纹或蕉叶纹，其蕉叶中梗留白，叶面较宽大，像小树一般。款识正统的是福字款；景泰开始款识从器心移到器底，除福字外，还有“太平年造”、“太平”、“大明年造”等；天顺有纪年款、梵文款等。

成化、弘治、正德青花

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三朝处于明中期。成化和弘治中期以前使用平等青，发色淡雅。弘治晚期与正德则发色灰蓝。但此期也有个别器物发色浓艳，有铁锈斑。

成化多淡描青花。纹饰布局前期疏朗，后期繁密，多画三果、三友、九秋、高士、婴戏、龙穿花等。花叶似手掌撑开状；叶子多齿边，花叶均无阴阳正反；鱼藻的水草飘似海带；山石似钥匙状无凹凸感；边饰较简单，碗、盘、杯等口沿、圈足仅用弦纹装饰；龙多为夔龙，鼻子长长的像象鼻；十字宝杵、阿拉伯文等伊斯兰教内容的纹饰多见。胎质细腻洁白，釉极细润有玉质感，但稍微发青。器型有罐、梅瓶、洗、盏托、盘、杯、碗等，炉为三乳足筒式或鼓形炉。款识除“天”字罐外，还有“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单、双行款；图记款主要有方胜、银锭等。

弘治器物早、中期大致与成化同，甚至比成化更纤巧柔和。后期与正德器接近。花叶纹细而密，梵文图案增多，龙纹纤细柔和，人物洒脱。款识为六字、四字楷书款都有。

正德仍用国产料，前期用平等青，发色灰蓝。晚期始用回青。有的晕散。其器物的器型、胎质、釉质与弘治接近，气泡密集。深腹碗、带座器等流行。后期多见大器。纹饰常见的有凤穿花、鱼藻、狮子绣球、庭园婴戏、树石栏杆、莲托八宝等，绘画较弘治的粗。碗盘底心下蹋，碗出现鸡心底。器底多见窑红、粘砂、跳刀痕等现象。年款有四字和六字楷书款，个别用“造”字。

嘉靖、隆庆、万历青花

明晚期的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三朝中，以嘉靖的时间最长，故此朝的器物发色不尽相同，早期的与正德器相近，发色灰蓝。但此期独具特色的是使用回青料。纹饰除传统的仍流行外，道教色彩的纹饰大量增加，如云鹤、八仙、八卦、道家八宝等。花组字为独具特色的纹饰。此外还有婴戏、高士、鱼藻图等。婴戏图的娃娃头前额突出明显。胎、釉均是小器细、大器粗。大器较多。八角形、四方形、六角形、上圆下方式葫芦瓶等异型器多见。朝珠盒为此朝独特器型。款识“制”、“造”均用，以“制”字居多。器底心书“金录大醮坛用”为祭祀用器。还有东书堂、东萝馆等堂名款。隆庆朝由于时间短，因而器物也少，大器、带年款器则更少。青料用回青，呈色稳定、纯正，蓝中泛紫（不像嘉靖器般紫得厉害）。纹饰与嘉靖朝相近。因以小件器为主，胎、釉较细腻。多六角、八角等造型。官窑器的款识有“大明隆庆年造”和“隆庆年造”两种，不见“制”款；民窑器款有“隆庆年造”或“制”四字款；吉语款有万福攸同、福寿康宁等，颂语款有富贵佳器等。

万历早期用回青，中晚期用石子青及浙料。多淡描青花。纹饰除传统的外，还流行锦地开光纹饰；纹饰布局繁密，主题不清；另外福禄寿字为纹饰的也多见。瓶类较多见镂空、套活环等工艺。器型除传统的外，新出现了壁瓶。胎质较粗，釉白中泛青。款识多见“大明万历年造”，也有“大明万历年制”、“万历年造”；多伪托款，有宣德、成化、嘉靖的。总的来说工艺水平较前退步。

天启、崇祯青花

明末天启（1620—1672）、崇祯（1628—1644）时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百业凋敝，陶瓷业也萧条冷清。天启十九年以后朝廷即无下令造官窑器，因此天启年款器甚少，以“大明天启年制”为主，也有“天启年制”款。民窑器中各种图记款、堂名款、吉语款、颂语款增多，如玉堂佳器、万福攸同等；多伪托款，有永乐、宣德、成化、天顺、正德、嘉靖等朝的，其中伪托天顺款的惟有天启。纹饰仍以传统纹饰为主，但道教内容的纹饰较万历时少，画意粗率。此期的纹饰较疏朗，生活气息较重。胎体厚重、胎质粗松、器形不规整、器底粘砂、塌底、跳刀痕等已成时代特征。崇祯无官款器。器型不多，以钵式炉多见，此外还有碗、杯、瓶、花觚等。青料有石子青、浙料等。发色粗者多晕散、精者稳定。纹饰图案除传统题材外，高士图尤其多见。婴戏图小孩头大脚小比例不谐调。山水人物图（高士图）中秋草、括号云、小太阳等为典型特色。胎质粗疏。釉白中闪青，有的发灰。

顺治青花

清初顺治（1644—1661）朝时间不长，但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为后来康熙时期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顺治青花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器型较少，主要有炉、觚、瓶、大小盘、碗、罐等。胎体总的来说较粗糙，大器如炉、大盘、觚等胎体厚重，小器如小盘、碗等胎体则较轻薄。但也有个别器物胎质细腻、致密的，可见糯米状。底釉多白中闪青，有的还略显泛灰，釉层稀薄。青花料应是浙料和石子青两种并用，致使发色有的青翠、有的青蓝。其中炉的青花发色多显青翠，其它器物的发色多显灰蓝。纹饰多见花鸟、山水、洞石、秋草、江上小舟、怪兽、瑞兽、芭蕉、云气等。大盘喜欢在口沿处画一青花线圈，再在圈内画主体纹饰；小盘多在盘面一侧画一片梧桐叶，另一侧书“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等相近的诗句。瓶、觚、罐等大器也喜欢用青花线作纹饰的分隔。画法以勾勒、平涂、渲染、线描相结合。绘画笔调随意，虽然比晚明时工整，但仍未见康熙时的严谨、细致的作风。画面布局较丰满，尤其是大盘、罐、瓶、觚等类器物。开始出现皴法和浓淡色阶的变化，但尚不成熟。瓶、觚等多平砂底。盘、碗、罐等底部多见缩釉点，底足粘砂较常见。碗的底部多跳刀痕。民窑器多、官窑器少，而且有年款的器物甚少。

康熙青花

康熙（1662—1722）朝时间跨度长，器物类型丰富，工艺水平高超。此期使用浙料和珠明料，青花发色前期较灰暗，中期以后青幽翠蓝、明快亮丽。画法早期以单线平涂为主，气势粗犷；中期以后则勾勒、渲染、皴法等并用，绘画精细，并以青花色阶（即所谓“青花五彩”）而备受推崇。纹饰题材多样，有山水人物、龙凤花鸟、鱼虫走兽、诗文、博古等，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冰梅、耕织图、刀马人、双犄牡丹等。图案留白边较其他朝明显。胎致密细白，呈糯米糕状。釉硬，与胎结合紧密，见桔皮或棕眼，早期白中闪青，中期以后亮白。器型除日用器外，观赏瓷大量增多，典型器有盖罐、凤尾尊、花觚、象腿瓶、笔筒等。器物的底足也有极强的时代特征：琢器多二层台底；笔筒多玉璧底；圈足早期的多是两边斜削的较尖的“鲫鱼背”底，中期以后基本上是圆润的“泥鳅背”底；大盘类多双圈底，这种底从明末和顺治时出现，流行至康熙中期。款识种类多样，早期多用干支款，年款多用楷书，中期以后各种堂名款、图记款、花押款流行，并流行至雍正。仿款、伪托款也较多见，尤其以仿嘉靖款居多。

雍正、乾隆青花

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期青花器多仿明永乐、宣德的苏麻离青，但没有进口料，以笔端点染铁锈斑痕。其次是仿成化的淡描青花。仿明器物除了从胎、釉、青料等方面区别外，器型也是重要的区别点：明器的胎接口是上下接，清器是前后接。

雍正时工艺精细，修胎讲究，民窑器则粗糙、有旋胎痕。乾隆时尤其是后期工艺开始走下坡路，除了继承前朝的品种外，还有创新的品种青花玲珑瓷。纹饰内容也较雍正时多样，但总的来说以寓意吉祥的图案为主。款识除年款外，雍正时较多见的有杂宝款、四朵花款、动物形款等，堂名款较康熙少。乾隆时堂名款又较雍正的多，年款多篆书，也有四朵花款。

嘉庆青花

嘉庆（1796—1820）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

光绪青花

光绪（1875—1908）时青花瓷一度中兴，仿康熙器水平较高，但胎体较轻，白釉较薄而发涩，修胎也不够精细。其他器物则无论胎釉和造型均与同治相近。青花加料彩器多见。款识除年款外，还有“长春宫制”、“坤宁宫制”、“储秀宫制”等；伪托款多见“康熙年制”、“若深珍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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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仿瓷需要一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力”，如果你能从以下方面入手，便可以把仿古瓷和现代瓷区别开来。

一是要注意器物的造型，一般说来老瓷古朴、形制自然，并具有某个时代的风格特征，如康熙时特有器型观音瓶、棒槌瓶等；

二是要细看釉面光泽度，古瓷釉面往往湿润，无现代瓷器上的刺眼浮光，部分瓷器还有蛤蜊光。如康熙时五彩人物棒槌瓶等。

三是要分析色料，古瓷用料与现代仿瓷不同，彩瓷更为明显。如康熙青花是采用国产浙江料，色彩十分艳丽，具备了青花分五色的特点。

四是要看画工是否精致，古瓷釉面富有层次感，花卉、飞禽栩栩如生，人物神态朴拙，带有时代韵味，形神兼备。如雍正时的鸡翅凤、壮婴图等，这是雍正瓷器独有的特色。

五是要掌握底足的特点，古瓷底足往往露胎，其胎质坚硬；胎表面可见米黄色护釉胎，有自然磨损痕迹，底足相对规整，圈足圆滑。如康熙时的“泥鳅背”和“糯米胎”尤为明显。而仿瓷底足露胎松散，无护胎釉，有人为地沾上污迹的现象，底足过于规整，大多见于平足，平足也是现代仿瓷的常见手法。

六是要识别落款的方式，不同朝代的官窑底足有不同的款识。如康熙和雍正时大部分为六字楷书蓝款，也有少量的篆书红（蓝）款。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

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

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

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

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

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

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

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

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

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

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

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

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

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

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

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

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

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

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

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

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

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黄色，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

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

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

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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