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说明台湾的陶瓷艺术与大陆陶瓷艺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这一观点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接、不可分割的。台湾的陶瓷艺术与大陆陶瓷艺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不可分割、相互联接。
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中国陶瓷艺术的共性特征是通过大陆和台湾陶瓷艺术这一特殊性表现出来的。
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大陆和台湾陶瓷艺术尽管各具特色，但都包含了中国陶瓷艺术的共性特征。
我国的陶器究竟始于何时？还难以定其上限的时期，随着考古的不断发掘，不断有新的发现和认识。根据距今约8000年前在河南新乡裴李岗、河北截止安磁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器可知，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已能利用可塑性粘土，将其加入水调合，手捏成坯体，干烧后再用火烧成陶器。至于是否用窑烧成，迄今无发掘资料实证，但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和西盟瓦族保留的原始制陶方法启示，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是采用柴草就地篝火烧陶，此种烧陶方法现称为“无窑烧陶”。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期间，始发现用泥土筑堆的简易穴式窑，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如（图1和图2）。
从图1可以看出，半坡仰韶文化的窑型分横穴和竖穴两咱。这种两窑的结构简单，都是就地用泥挖掘而成，窑室较小，略呈圆形，直径约1m。烧时都是在窑底以柴草为燃料，火焰由窑室四周火道进入，无烟囱，温度人布比较均匀。由于窑内热损失较无窑烧陶要小得多，故烧成温度亦较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的红陶稍高（约1000℃左右）。从热工观点分析，尽管窑型结构还较原始，但有了窑以后，不仅热损失小，而且当燃料燃烧时，进入窑内的火力比较集中，温度易于升高，坯体易于烧结，有利于提高陶器质量。故从无窑到有窑烧陶在技术方面是一大突破。
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基本上都改用竖穴窑烧制陶器，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窑（图2）。窑由火膛、火道、窑室三部分组成，窑室位于火膛之上，火膛较深，位于窑底的火道分三股主火道，两侧的主火道还有支火道，火道上还分布有25个火孔。窑室呈圆形，直径约1m。当燃烧时，由于火膛较深，一次空气供应充足，使柴、草等燃料得以充分燃烧，火焰很均匀地从窑底的火道再进入窑室，使窑内的温度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窑壁上部往里收缩，窑室结构有利于窑内温度的提高（一般为900-1050℃），这对保持窑内温度的均匀以及减小窑内的各部温差是有利5的，也说明这种竖穴窑较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横穴窑又前进了一步。
龙山文化后期，由于烧陶技术不断改进，竖穴窑采用更加普遍，如河南陕县三里桥窑（图3），虽也属穴窑，但在结构上又有新的改进，较庙底沟窑更趋合理，它不仅仅加大了窑室容积，增设了四条间隔均匀的的火道，而且燃烧室（火膛）也设在距窑室较近的前面，这样对于燃料的充分燃烧，窑室室温度的提高和温度的均匀分布更为有利，因此这种窑型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后期。据资料分析，烧成温度可达950-1050℃，窑内气氛也便于控制，故对龙山文化晚期制陶技术的提高有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演变为馒头窑、倒焰窑的设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陶瓷
1、 裴李岗、磁山文化的陶器
裴李岗文化，1962年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发现而得名，据碳十四（c14）测定，距今约八千年。裴李岗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有泥质和夹砂两种，均为手制，器壁厚薄不匀，烧成温度为900-960℃。器表多为素面，少数的有划纹、篦点纹、指甲纹、乳钉纹等。器形简单，仅有碗、钵、罐、壶、鼎等几种。
磁山文化，1976年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磁山。据碳十四测定，距今亦约八千年。磁山文化的陶器绝大部分是夹砂红褐陶，其次为泥南红陶，也属于手制，烧成温度与裴李岗陶器稻相近。器表多为素面或略加磨光，纹饰有划纹、篦点、指甲纹、细绳纹、乳钉纹、席纹，等等。器形较多，有碗、钵、盘、壶、罐、豆盂、四足鼎等。磁山还发现了一片红彩曲折纹陶片。
2、 仰韶文化的陶器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南部和甘肃东部，而以关中、晋南、豫西一带为其中心地区，距今约7千年至5千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表历程。仰韶文化的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灰陶比较少，黑陶更罕见。有的遗址还发现过少量近似白陶者，质料可能是瓷土。仰韶文化的陶器是以彩陶为其特征的。彩是在陶器未烧以前画上运河的，烧成后彩纹固定在陶器表面不易脱落。仰韶文化彩陶的烧成温度在900-1000℃之间。彩绘以黑色为主，亦兼用红色。有些地区如豫西一带，在彩绘之前先涂上一层白色的陶衣作为衬底，以使彩绘出来的花纹更为鲜明。仰韶文化彩陶的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几何图案和少数动物图案。这些花纹多装饰在细泥红陶钵、碗、盆和罐的口部、腹部。彩绘的原料赭红可能是赭石，黑色可能是一种含铁量很高的红土，白彩可以胆一种配入熔剂的瓷土。彩绘工具可能是毛笔。
3、 家窑文化的陶器
马家窑文化，以1924年发现于甘肃省监洮县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五千年。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彩陶特别发达，均为手制。器形有碗、钵、盆、罐、壶、瓮、豆、瓶、盂、杯、尊等，在造型上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夹砂陶的表面多饰以绳纹，少数饰有数道平行、折线、三角或交错的附加堆纹，泥质陶绝大部分都有彩绘，而且常在某些器物（如碗、豆、钵、盆）的里面也绘以花纹。红陶的烧成温度为760-1020℃，彩陶为800-1050℃。马家窑文化分布区域广，可以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四个类型。四个类型的彩陶各具特色。
4、 齐家文化的陶器
齐家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原宁定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是我国黄河上游地区上承马家窑文化，下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一种文化，时代距今四千年。齐家文化的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烧成温度约为800-1100℃，陶器成型仍是为手制。纹猸以篮纹和绳纹最为普遍，前者多施于泥质陶，后者多用的是夹砂陶。另外还有划纹、弦纹、篦纹、锥刺纹、小圆圈纹，附加堆纹等等。吕形主要有杯、盘、碗、盆、罐、豆、鬲、甑等。
5、 龙山文化的陶器
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次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而得名。后来在河南、陕西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与其类似的文化遗存，但文化面貌 有些不同。为了区别其他地域性特征，人们又将他们分别称为河南龙山文化（或后岗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或典型龙山文化）等。山东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我们将在大汶口文化之后介绍。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是继承了仰韶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年代距今四千年，可以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
中原地区早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色为主，多为手制，口沿部分一般都经过慢轮修整，部分器物如罐类还采用器身、器底分别制成后再接合的“接底汉”成型新工艺。灰陶的烧成温度约为840℃。晚期龙山文化的陶器以灰陶器为主，红陶已占有一定比例，黑陶器数量也有所增加。灰陶和红陶的烧成温度平均达到1000℃。仍以手制为主，但轮制技术昔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部分陶器已采用模制成型。
6、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
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和宁阳县堡头村墓地（遗址和墓地隔大汶河相对，实际上是一个遗址的两个部分）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和江苏北部。距今为六千至四千多年，大约经过了两千年的发展。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以手制为主，晚期有慢轮修整和轮制陶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器为主，有灰陶、黑陶器、少量白陶器等，还有青灰、褐、黄，等等。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是很重视器表的处理，绝大部分泥质陶都经过磨光，部分细砂陶也曾加以打枪磨纹饰陶器和红陶衣和彩绘外，还有划纹、弦 纹、篮纹、镂孔圆圈纹、弧线三角纹以及附加的堆纹等。大量镂孔的出现是大汶口陶器的一个显著特点。镂孔形状有如三角、圆形、文形、长条形、菱形等几种，主要见于豆和高柄杯上。大汶口文化的彩陶数量不多，但很多有自己的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色，有的三种用于同一器物上。采绘一般都在器物的外部。有一部分彩绘是陶器烧成后再绘声绘色绘上运河的，所以彩色较易剥落。有的彩绘前先在陶器表面施工一层白色或红色陶衣。彩绘丰富且别具风格，有圆点纹、圆圈纹、窄条纹、三角纹、水波纹、菱形纹、漩涡纹、弧线纹、连弧纹、花瓣纹、八角是生纹、平行折线纹、回旋钩连纹、带状网纹等。器形也有特色，主要有鼎、豆、尊、单耳杯、高柄杯、觚形杯（三足高柄杯）、高岭罐等。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陶的比例上升，红陶烧成温度达1000℃，白陶约900℃。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以三足器、平底器、圈足器为多，这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7、 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
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和辽东半岛等处，时代距今4千多年。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在制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普遍使用轮制技术。因而器型相当规整，器壁厚薄十分均匀，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以黑陶为主，灰陶不多，还有少量红陶、黄陶和白陶。黑陶的烧成温度达1000℃，红陶950℃，白陶800-900℃。黑陶有细泥、泥质、夹砂三种。细泥乌黑发亮，学者们称为“蛋壳黑陶”。蛋壳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反映了当时高度发展的制陶业的水平。山东龙山文化以素面或磨光的最多，纹饰较少，主要有弦纹、划纹和镂孔等几种。器形较多，主要有：碗、盆、罐、瓮、豆单耳杯、高柄杯、鼎等，还有鬲。山东龙山文化鬼脸式鼎腿、圆环状鼎足最有特色，最为其他文化所罕见。
8、 大溪文化的陶器
大溪文化，因1958年首次发现于四川巫山县大溪镇而得名，主要分布在三峡地区以及湖北省的长江沿岸，时代为距今六千至四千多年。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级的灰陶和黑陶，及个别白陶。手制，少数口沿加慢轮修整。多为泥质陶、细泥陶，夹砂陶很少。陶器表面大多为素面或磨光，只有弦纹、划纹、瓦纹、浅篮纹、篦纹、戳印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还有少量彩陶和朱绘陶。戳印纹是大溪文化特有的纹饰，它用各种不同形状的小戳子印成，主要施于圈足盘、子母口碗和豆的圈足上。彩陶多为细泥陶，以黑色彩绘为主，也有一些中间夹红彩的，彩绘纹饰较为简单，主要有：弧线纹、宽带纹、绳索纹、平行线纹、横人字纹、菱形格子纹、变形漩涡纹等。大溪文化的陶器器形主要有：杯、盘、碗、盆、钵、罐、瓮、豆、壶、瓶、釜、鼎、簋、器盖、支座等，其中的筒形彩陶瓶、曲腹杯、圆锥足鼎形罐等个有代表性。圈足大量应用，也是大溪文化陶器的一个特点。
9、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
屈家岭文化，以1954年首次在湖北京山县屈家岭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省江汉地区，时代约距今4千至5千年。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红陶很少，手制为主。大部分陶器为素面，只有少量饰有弦纹、浅篮纹、刻划纹、附加上堆纹、以及镂孔等，另有少部分彩陶和朱缓陶。彩陶和灰陶的烧成温度均达900℃上下。屈家岭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是高圈足杯、三足盘、圈足碗、长颈圈足壶、折盘豆、盂形器、扁凿形足鼎及带盖和底部附有矮圈足的甑等。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中有一种彩陶胎壁非常薄，厚仅1毫米左右，有蛋壳彩陶之称，主要见于碗和杯。胎色橙黄，表面加灰、黑、红、橙红色等色陶衣，然后以黑彩或橙红彩绘。这是屈家岭文化最富特色的陶器，最能代表当时制陶技术水平。彩绘陶纺轮，也是屈家岭文化很有特征的陶器。
10、河姆渡文化的陶器
河姆渡文化，是1973年首次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浙江宁绍平原以及舟山群岛，时代约为距离今年内7千至5千多年。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以夹碳黑陶的烧成温度为800-930℃，灰陶为800-850℃。陶器的表面往往饰有比较繁密的绳纹和各种花样的刻划纹，也有一些堆塑而成的动物纹和彩绘。器形以釜、罐最多，另有杯、盘、钵、盆、盂、灶、器盖、支座等。河姆渡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比较低，胎质疏松、器壁较厚，造型不太规整。
11、马家浜文化的陶器
马家浜文化是1959年首次在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发现而得名的，有人认为它是继承了河姆渡文化因素而发展起来的，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的太湖地区。时代大约在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多年之间。马家浜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并有一部分泥质红陶、灰陶及少量的黑陶、黑衣陶。红陶的烧成温度在760-950℃之间，灰陶达810-1000℃。陶器成形基本采用手制。器表多素面或磨光，纹饰较少，主 要原因有弦纹、绳纹、划纺、附加堆纹及镂孔等。器形主要有钵、盆、盘、罐、杯、瓶、觚、尊、壶、豆、鼎、勺、支座等。早期釜多鼎少，晚期鼎豆增多。马家浜文化最独特的是一种“腰沿釜”（即腹部有一道宽沿的圜底釜）。鼎足以扁平或铲形（凿形）颇富特征，有的鼎足呈近似鱼鳍形。
12、良渚文化的陶器
良渚文化因1936年发掘了有代表性的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的太湖区域，多数人认为它是继承了马家浜文化因素而发展起来的。距今约5千至4千年之间。良渚文化的陶器，以泥质黑陶最富特征，多属灰胎黑衣陶，烧成温度较低，胎质较松软。但有少数厚胎薄胎黑陶，烧成温度较高，壁厚1.3-2毫米，近似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灰陶烧成温度约为940℃。良渚文化的陶器成型工艺比较进步，普遍采用轮制，造型规整，三足器、圈足器较多，主要器形有杯、碗、盆、罐、盘、豆、壶、簋、尊、釜、鼎、大口尖底器等。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青花、釉里红，还有各色的彩瓷等,都是先前所没有的名贵品种，代表了元明清三代瓷器的高度工艺水平。
“青花”是指用钻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特点是素雅、蓝白相间。与此前的各种瓷器相比较,青花瓷器的优点十分明显：
(1)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浓，成色稳定,窑内气氛对它影响小，烧成范围较宽；
(2)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色；
(3)青花原料是含钻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等地都出产,也可进口，也可用国产料；
(4)青花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类似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
(5)青花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正是因为青花瓷具有上述这些优点，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传统的装饰手法，如刻花、划花、印花之类的技法， 相继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青花。
元青花三顾茅庐罐
裴格瑟斯基金会藏
此罐将三国中三顾茅庐中的主人公，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都刻画得神乎其神。
如上图，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匧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只见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头戴官帽，着长袍，躬身拜谒。而一旁的关羽和张飞，用窃窃私语状表现出他们内心的愤愤之情。
目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同此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但画面上有所变化。除此外，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件元青花三顾茅庐图大罐，其青花色泽能像此罐，既有青翠艳丽的色泽，又在绘画功力上能够表现的如此精美绝伦。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何时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现在学界较多倾向于青花瓷出现于唐代的说法。虽唐三彩中的蓝彩是用钻呈色的，但唐三彩属陶器,还不能看作青花瓷。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扬州收集到一些唐代青花瓷枕碎片,证实唐代已有青花瓷器制作，但不知道在何处烧造。2006年3月，有媒体报道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认为该处极可能是唐代青花瓷的发源地。（见“唐青花瓷发 源地在河南巩义”,载《新民晚报》2006年3月14日）
与元青花相比，唐代青花还只是处于原始的阶段。“元青花”虽说已经成熟， 但尚未达到精湛地步，所用钻料主要是从波斯进口的“苏渤泥青”，又称“苏麻离青”（音译关系）,色泽浓艳,釉面有黑色斑点称“铁锈斑”。国产的青花料含镒高， 含铁低，色调不如进口料浓艳，也没有黑色锈斑。元青花的釉不十分透明，釉色略偏蓝，故影响到青花光彩，青花色带灰暗调（因火候掌握未能恰到好处），不甚鲜艳，纹饰简单草率。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宣德年制” 四字楷书横款，高48.5厘米，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成交价1.4亿港元。
2016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三十周年志庆拍卖：世纪珍藏”中，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以2200万港元起拍，1.4亿港元落槌。
此罐源自一个法国私人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于20世纪初在中国买下此罐，此后就在其家族中代代流传至今。现任藏家是一位瑞士籍女士，大罐曾是其外祖母M.Legrand女士(1883-1978)的藏品。M.Legrand女士来自巴黎北部，在巴黎度过了大半生，1926年时继承了此罐，后传于其子(现任藏家的舅父)，而这件大罐曾被纪录于一张1981年的清单之中。1997年现任藏家的舅父过世后，由她继承了此罐，并将其置于宅邸穿堂作摆放杖之用，因而曾配有一层金属内里作保护。
此罐唇口、直颈、鼓腹、浅圈足，器内外施釉，圈足及底无釉，通体绘青花纹饰，口沿外侧绘云朵纹，肩部绘四兽面纹，中间书“宣德年制”楷书横款，腹部画一条五爪回龙游戏于云朵间，龙作回首状，睁眉瞠目，炬眼炯炯，张牙舞爪，刚劲有力，胫部绘一圈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青翠，浓处有铁锈斑痕。
明清两代，青花瓷发展成为主流。明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 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青花瓷主要用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镒量 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色彩像宝石蓝一样浓 艳，但含铁量高,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此黑斑 无法模仿,属自然形成，与浓艳青蓝色相映成趣。 这黑疵斑点也成为这一时期用进口钻料烧造青花瓷的重要特征。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青花料进口和国产的杂用。青花瓷风格以胎薄 釉白而青色淡雅为特征，所用国产青料叫做“平等青”，含铁量少。正德时期还用 国产青料“石子青”，呈色浓中带灰，不如“平等青”那样淡雅，故正德青花有部分 是浓中带灰的色泽,与成化、弘治时期的有别。
明嘉靖以后，开始部分使用云南产的国产青料“珠明料”。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将从西域进口的“回青料”和国产的“石子青”按一定比例配合使用,青花色 泽一反成化时期的浅淡和正德时期浓而带灰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 浓重、鲜艳的色调（回青料中铁与钻比值低），既无黑铁斑，也无灰色调，又比“平 等青”显色浓艳,故嘉靖青花是明清青花中较佳者。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青花瓷器是当时的最主要产品。嘉靖官窑瓷器烧造的数量十分巨大，据文献记载，朝廷征瓷量庞大，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烧造了近百万件瓷器，青花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瓷器工艺的主流。
嘉靖窑是明代官窑中造型品种最为丰富的，几乎无物不有，风格趋于多样化。继承与创新兼而有之，形体设计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从宫中传世品看，大件器皿明显增多，胎体接痕明显，如：大龙缸、大盖罐、绣墩、大盘等，形体古朴厚重，气韵粗犷。
另外还有各类盘、碗、碟等生活用具，以及瓶、壶等陈设瓷，瓶的耳部多加上圆环能转动。也有精巧的文房用具如笔架、笔山、笔洗、印合、水丞、砚台等。仿青铜器式样有出戟尊、爵杯、鱼耳炉等。还有一些特殊器形，如方斗杯、方形多角盖罐、壁瓶等。最突出的是葫芦瓶的盛行，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天圆地方)、瓜棱形等多种式样。
嘉靖青花纹饰题材十分广阔，装饰技巧高超，总体风格繁缛富丽，构图多层次，生活气息浓厚，形象严谨生动，特征鲜明。采用双勾勒平涂画法，笔划圆润，流利有神韵。常见有植物纹(四季花卉)、花鸟纹(喜雀、孔雀)、动物纹(龙、凤、羊、马、狮子)、人物纹(历史人物、风俗人物)。比较流行的是婴戏图和鱼藻图。
清代康熙时期，对青花瓷用的青料进行加工，并且在烧温技术上已有发展和提高,故青花呈宝石蓝色泽,极为鲜艳,蓝色透底，莹澈明亮，色泽比明代后期的美丽。
康熙青花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说明当时的工匠能成功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 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这在表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图案和人 物故事装饰时尤为重要，故康熙青花装饰有反映文人士大夫风尚的《竹林七贤》、《水浒》、《三国演义》等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青花色彩的浓淡变化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墨分五色”效果。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璎珞纹贲巴壶
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随着清初顺治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初步稳定，至康熙时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而康熙皇帝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潜心于汉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在瓷器的生产烧制方面，清政府首先于顺治二年宣布:“除辖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废除了明代以来的匠籍制度。而后又于康熙二年实行“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和工匠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上的束缚，促进了陶瓷业的长足发展。但由于瓷器的主要产地江西，一直处在南明抗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再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三藩战争的影响，陶瓷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首先恢复了御器厂，陶瓷生产也逐渐走向正轨，而后又实行了将一定量宫廷官窑瓷放置于民窑里最好的位置中烧制，即所谓“官搭民烧”。这种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民窑瓷器也同样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康熙民窑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与官窑瓷器相比，虽然总体质量逊于官窑，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绽放着旺盛的生命力。官窑瓷器的烧造，虽有种种限制，但由于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优秀的工匠常被聚集起来，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表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创造出美的作品。正如《清史稿》卷五O五中记录的那样:“参股今之式，运从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稚鸡牡丹纹凤尾尊
康熙年间烧造的瓷器，品类之盛，数量之多，流传之广，蜚声海内外，可谓空前。
例如十七世纪末的德国国王奥古斯特·斯，特别喜爱中国瓷器，他曾买过约两万余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这批瓷器编号入库。这还不够，他立志要效仿中国烧制瓷器，因为烧制瓷器需要特殊的土，当时德国还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四处寻找，并参与设计瓷器样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烧制成功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德国麦森瓷器就是这位喜爱中国瓷器的德国国土领导研制的。这位外国国王尤其偏好康熙青花瓷，他曾经用他军队中的一个兵团向奥地利国土交换了一组清代康熙青花瓷器。这组瓷器，至今仍保留在德国它们包括两个大罐，两个瓶和一个尊。这里借用瓷器鉴赏家耿宝昌的话来形容它们“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这时瓷器的生产，正如前文所述，仍以青花瓷为主，艺术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点亦可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依据。例如:“硬彩、清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节录自《饮流斋说瓷》中的“说彩色第四”一节)。清代人陈浏在其著作《陶雅》一书中称:“雍(正)、乾(隆)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熙)青虽不及明(代)青浓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按照《中国陶瓷史》中的观点理解，那就是:从浓美角度讲，康熙青花是否一定不如所有的明代各朝青花，还可以再研究，但康熙青花却可以“独步本朝”。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胎釉精纯，发色青翠，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这是清代历朝青花瓷器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是如此，自清朝末年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崇尚康熙青花瓷的浪潮。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元年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则不如康熙时期的那样艳丽，雍正青花多为仿明代和嘉靖时期的作品，雍正青花器中以青花黄彩和青花金银彩为名贵。
从文字的演变来看，“磁”是“瓷”的俗称（经典的文字工具书基本都有这样的解释），“磁”字演绎成可以作为“瓷”字的俗称是从“磁器”开始的，“磁器”原本指磁州窑所产的瓷制品，逐渐演变为可以泛指瓷制器具。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著名民窑，窑址在今河北邯郸磁县附近，磁县宋代属磁州，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并达到鼎盛，南宋、辽金元、明清仍继续烧制，历史悠久，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流传下来的磁州窑制品也多，对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国影响较大。而在台湾将一个俗称的“磁”字全面替代“瓷”字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是日本对台湾长达 50年（1895-1945）的统治，在日文的汉字中一般称china 为“磁器”，类似的还有“陶磁器制の”、“陶磁器工业”。
“瓷”字一直是陶瓷行业从业人士、甚至每一个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一个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对应的英文是“china”，历史上都认为瓷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至于“瓷砖”这个词，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也仅仅是一个概念性名词，而不是一个严格的专业技术术语，国家标准gb/t9195-1999《陶瓷砖和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中也没有瓷砖这个词汇，而是用标准术语“陶瓷砖”（细心的读者也许会看到近几年我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用术语“陶瓷砖”来描述一般我们所说的瓷砖行业、产品等），今年一月份在广西北海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修订的国家标准《陶瓷砖和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也是如此。
说起“瓷”这个字，总让我想起一个关于陶瓷分类的小故事，那是在20多年前（大概是1984年），那时我研究生刚毕业，我的导师刘振群教授（时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去参加有关陶瓷分类标准的会议回来，谈及会议要将瓷的定义在吸水率小于0.5%，结果与会的一批老专家都反对，他们认为如此定义，则瓷就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了，所以最后有了国家标准gb5001-85《日用陶瓷分类》，标准将陶瓷分为两大类：陶器与瓷器，而将瓷器的吸水率标准定为“一般不小于3%”，当然又将瓷器类分为三类，其中细瓷器的吸水率要求是“一般不大于0.5%”，在国家标准中用如此不够严谨的“一般不大于”、“一般不小于”的描述是比较罕见的，而且这个标准一直延续至今，据悉该标准正在修订之中。在陶瓷砖方面，2006年9月1日起实施的gb/t3810.1~.17-2006《陶瓷砖》国家标准是1999年版的修订版，是与国际标准iso13006《ceramic tiles — definitions,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arking（陶瓷砖－定义，分类，性能和标记）》等同使用的国家标准，标准中严格按吸水率将陶瓷分为五大类，分别为：瓷质砖、炻瓷砖、细炻砖、炻质砖、陶质砖，明确规定瓷质砖的吸水率不大于0.5%，而将吸水率0.5%
我们的陶企在选择用“××瓷砖”或“××磁砖”作推广时，有些企划人员这样讲，“磁”字是石字边，暗喻我们的磁砖坚如磐石，而“瓷”字有次于瓦的型构，其实这完全是片面理解，“瓷”字的型构含义是瓷的诞生晚于瓦，我们是先发明了烧瓦，在烧瓦基础上发明了烧瓷。诚然是用“瓷砖”还是用“磁砖”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希望我的这篇短文对你的取舍定夺有参考。不是每一个大陆女艺员都要学林志玲扮嫩装嗲的。
2.瓷器的起源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它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3.瓷器的特点 ：一般利用当地一种或几种粘土配制而成的硅酸盐人造石。吸水率很低，热稳定性高，烧成温度一般在1150℃至1450℃。
4.瓷器的种类：主要分：1.日用陶瓷 2.艺术陶瓷 3.卫生洁具陶瓷 4.工业陶瓷 5.特种陶瓷
5.未来的发展{个人观点}：陶瓷产品区域化，个地有个地的特色，比如：景德镇陶瓷就已经开始以艺术陶瓷为主，唐山以骨质陶瓷为主。
说起陶瓷，相信大家和小编一样都为我国的陶瓷感到骄傲，陶瓷它就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它是我国一种非常美的工艺品。我国的陶瓷它风格差异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它有朴实的彩陶和黑陶，然后陶它是一种粘性较高，可塑性较强的粘土，它具有不透明，有细微气孔和微弱的吸水性等等一些化学品质，我们敲击它的时候会感觉到他的声音是浑浊的，而瓷器是以粘土、长石和石英制成的，它的化学性质是半透明，不吸水，抗腐蚀，当我们敲击它的时候，它的声音是脆的，我国的陶瓷工艺品流传了很多年，是我国历史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它具有非常高度的艺术价值，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文明。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瓷器它在我国是如何发展的。
首先，中国的陶瓷发展历史是非常漫长的，应该说从最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原始的陶器，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技术和艺术都在不断的进步着，这些进步都是为了适应人们的生存和生活中的各种需求，然后我们从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的陶瓷，它都具有不一样的特点，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每个朝代的一些风格，比如说秦汉时期的陶瓷非常的豪放，隋唐时候的雄阔，宋代时候的儒雅，明清时候的精致，所以陶瓷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闪烁着属于它自己的光芒。
其次，陶瓷它的样式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的变化，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他虽然只是一种生活用品，但是它里面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科学和艺术内涵是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宝贵历史文化，陶瓷它从生产到原材料，然后再到成品的转化过程，它也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是创造性的开发和逐步形成传统工艺的过程。
最后，以上内容仅代表小编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敬请谅解。
1、我国瓷器最早产生于商代
2、原始青花始于唐代，成熟于元代
3、苏泥勃青料、土青料、回青料、浙料、平等青料、石子青料。永乐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宣德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和国产青料。成化早期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中后期用平等青。嘉靖回青、石子青及两种青料混合使用。万历前期使用回青料，万历24年起用参合国产青料的回青料；万历34年起完全用国产青料，以浙料为主。
4、康熙中期的瓷器绘画深受明末清初的画家董其昌、陈洪受、刘伴源，华磊及四王等人的影响。构图舒展、意境深远。
5、云龙、赶珠龙、对向龙、顺向龙、独龙、双龙、立龙、海水龙。
6、绘、刻、印、堆贴、镂雕、瓷塑等。
关键词：现代陶瓷艺术史 艺术史研究 心理分析 现代陶艺 瓷艺
[引言]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意义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门研究陶瓷艺术的发展现象及其规律，研究陶瓷历史的演变过程、研究陶瓷理论及其批评的科学。也就是说陶瓷艺术史学要研究陶瓷艺术家、陶瓷创作、陶瓷鉴赏、陶瓷活动等陶瓷发展现象，同时也要研究陶瓷思潮、陶瓷理论、陶瓷美学、陶瓷艺术发展史、陶瓷技术发展史等本身的历史。陶瓷艺术史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考古学、美术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涵盖着其它的学科研究，而不应成为一个简单的考古史料发掘或一门单薄的技术发展史，并可形成许多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中国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陶瓷研究。陶瓷研究意义比较宽泛，涵盖专门的陶瓷考古、陶瓷历史、陶瓷科学、陶瓷美术，考古学家注重探讨中国古代陶瓷的时代特征和历代窑址以及窑具状况；历史学家偏挚于中国古代陶瓷经济史、技术史的历程；自然科学家致力于历代陶瓷的胎质和釉层内部的物理??化学结构，力图揭示恢复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精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发展方向；陶瓷美术则侧重于历代陶瓷的装饰画面，试图寻找它与中国书画艺术某种渊源关系。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新兴学科。陶瓷艺术史学涉及的具体重要方向为陶瓷艺术史的研究原则、观念和方法、研究工具、鉴定手段等，和陶瓷艺术史的研究著述，即陶瓷史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学是指在1985-2002年的这一段时期所产生和发展的陶瓷艺术思想，陶瓷艺术的观念和理论，以及相应的批评。这一时限的划分也是为了确定陶瓷艺术的科学与理论建立和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学需要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学发展的情景中考虑，在进入20世纪后，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翻译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创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八十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说、女性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归入艺术史研究的概念及范畴。对西方艺术史学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渐成规模，艺术史鼻祖温克尔曼(J?J?Wincklemann)在1764年《古代艺术史》对特定的艺术作品系统的阐述，详尽地勾勒了古代艺术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历史逻辑，其思想的深度和研究的深度开启了艺术史学研究的大门。【1】从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沃特?佩特(Walter Pater)至罗杰?弗莱(Roger Fry)、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再到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他们优美的语言、对艺术作品细腻的审美能力以及敏锐的批评判断力极大的丰富了艺术史的语言。再如德国艺术史家从鲁谟(Rumohr)、沃尔夫林、到维克豪夫(Wickhoff)、李格尔(Riegl)、德沃夏克(Dvorak)、直至潘诺夫斯基(Panofsky)，尼古拉乌斯?佩夫斯纳终其一生，力图揭示艺术史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况且国内艺术史学者范景中、杨思梁对贡布里希进行专门的研究，对国内艺术界影响很大。另外一位学者曹意强对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学术的诠释也有利于中国艺术史学方法论的发展。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选择的期限是1985?2002年，与古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相比不仅从时间段上有所不一，并且在批判标准和研究方法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段历史迫使我们在看待现代陶艺史的强烈热情之上，再冷静地运用历史的能力，对此作一番反省，在着手描述现代陶艺同时树立科学的史学观。上限之所以为1985年，不仅在于此时期文学艺术思潮极为活跃，如“八五思潮”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革新意义；同样在当时不为人注意的陶瓷艺术领域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陶瓷革命运动。1985年5月全国首届部分陶艺家研讨会(湖北蕲春)具有启蒙的开端??“什么是现代陶艺”，“如何发展现代陶艺”这系列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与传统陶瓷艺术发展不同的宏伟勾划，表明陶瓷艺术界第一次以群体共识开始寻找新的艺术语境、文化思想。由此形成的这种潮流已经改变了陶瓷艺术在观念和风格方面的整体格局，并迅速席卷到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大风暴中。【2】其下限为2002年，从广义可以延伸到现在，作为史学研究规范而言，采用一种紧慎的态度，以2002年9月陶艺作品作为独立于雕塑和设计类之外的单独门类被邀请参加彭德、李小山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三年展”为止，说明陶瓷艺术在现代艺术领域内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位置。【3】在这段时限中，关于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研究和著述颇丰，但形成系统理论形态鲜见，本文将从艺术史学的范纳对这一特殊时段理论的探索作出客观的评价，并尝试用心理研究的视角来扩充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它研究方法一样来共促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
一、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的史学观念
艺术史是一门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和理解人类所创造的视觉产品的学科。它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是所谓的“历史”大家族的一员。而“历史”一词源于古希腊，意即“探索”，也就是理解人类过去所发生的，或想象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因果关系。可见历史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智性形式，而艺术史正是这种智性形式的表现。正是人的求知欲，促使我们想了解经典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创造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情境。而这种知识，对于发展和理解当下的艺术十分具有意义。人类凭借象征符号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并记录这些活动，艺术无疑是这个图像符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施纳泽是西方艺术鉴定学的先驱，对艺术的“本体”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时代的艺术……类似一种图画和文字，一种专论，披露了特定民族的秘密本质。一部连续不断的艺术史，展现了人类精神持续进化的景象。[4]事实上，“艺术史”即不是专业实践者的创造，也不是历史学科的附属。它是19世纪欧洲伟大的史学发展的有机部分，并为这个整体运动提供了新的视野。当时将艺术风格视为特定民族和特定时代的社会与精神的索引，是19世纪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做法强调了传世艺术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往昔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艺术史以哲学的基础。并且就以形成为历史研究可凭借的材料有文献载籍，图像遗物，风俗习惯和口述历史等。英国批评家拉斯金将之概括为“言辞之书”、“行为之书”和“艺术之书”，他断言这三部书合成了“伟大的民族自传”，而“艺术之书”是最值得信赖的史料。[5]可见，艺术史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必要形式，是我们认识过去与现在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知识分枝。艺术史即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从尽可能宽阔的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探索和理解其视觉产品，而以此种方式研究艺术创造史又可增加我们对人类其他历史和创造性的理解。于此，艺术史必定是一门人文科学。
同时在整个西方艺术史学史的研究中呈现不同的方法及状态??内部艺术史和外部艺术史及关注个体艺术家的艺术史。内部艺术史一般指鉴定、形式和风格分析和材料研究，被成为艺术史之父的沃尔夫林认为艺术史的真正目的是研究风格而非个别艺术家的历史，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探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所理解的人类心理学或“心性”，希望从风格转变背后读解出精神的“征候”，读解出人类文化表现的“统一原则”或“基本态度”，解释一种风格就是将其置于一般的历史背景里，并证明它与其它学科所持的共鸣。沃尔夫林的视觉分析是受了当时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知觉研究上的新发现的影响。[6]著名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也是受了这种新发现的激励而采纳了类似的视觉分析模式，如李格尔的“形式意志”，更明确的把艺术视为人类知觉与精神进化的坐标系。并注重艺术史的每一个阶段，对以往所有被贬斥或忽视的艺术时代，罗马艺术、早期基督教艺术、手法主义和巴洛克艺术等，作了重新评价。在19世纪“历史思潮“影响下的鲁莫尔倡导注重殊相的研究模式：即重视收集个别事实，对具体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的批评研究。这种方法使鉴定学成为19世纪艺术史的一种主流，并出现三位代表人物：意大利外科医生莫雷利为鉴定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其方法通过仔细研究画家描绘眼睛、耳朵和指甲等细节的惯用笔迹，辨别真伪；美国艺术学者贝伦森采用莫雷利的方法鉴别了15世纪意大利绘画，和德国艺术史家弗里德兰德也对尼德兰绘画作了同样的研究。所谓的外部艺术史则是指社会学和相关的政治和文化史探索。汉堡学者瓦尔堡认为内容重于形式，对艺术内容也就是主题开始研究。通过考察风格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知识和文化实践，去理解古典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延续的意义和原因。这种方法标志着图像学研究的新阶段。[7]潘诺夫斯基是瓦尔堡学派的一座台柱，他抵制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的理论，对照复杂的视觉和文献资料，力图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别作品作出整体论读解。并对哲学、宗教和传统人文主义的强调，与之特别具有相关性。二战后，学术环境与观念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史学家，他们认为艺术史研究应当与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知识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包括一切传统方法的新取向：新马克思主义、新的精神分析、女性研究、符号学及其可名为解构主义的东西。艺术史的研究也从而走向“世界艺术研究”，[8]萨义德等学者不断的强调要摆脱将西方的标准强加于其它文化的做法，将世界各地区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
尽管艺术史家看法有多大的差异，他们的侧重点只是在构成艺术史的两个要素间滑动，艺术和历史。这取决于个别艺术史家的知识装备和秉性，同时又取决于普遍的知识环境，以及他所面临的艺术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艺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盛行往往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运动同步；[9]总之，艺术史研究对现实艺术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
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高铭潞于此为基点，将历史学的观点纳入中国当代美术史的研究之中[10]，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非常有借鉴作用。现代陶瓷艺术本来就是当下的艺术活动，“现代陶艺”的语汇是一种语定俗成的现象，是用于同传统陶瓷艺术区别的语言状态。对现代陶艺的界定为：它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体，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表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这种审美价值重视挖掘的主要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表现形式，将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视觉化，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和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多种认知。[11]传统陶艺是历来陶瓷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现代陶艺却是作为个体的陶艺家的独立创造。传统陶艺多以实用为目的，注重技术性且有着严格的分工及规范，但远不及现代陶艺创造主体的自由发挥。现代陶艺在此基础上不仅从外观改变了陶艺的审美形象，而且在功能上走向一种纯粹的艺术创造，将陶瓷作为现代艺术实现的媒介，它创造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化的“瓶罐”，并将崇尚精致、规整、对称的古典陶瓷审美趣味转向随意自由、更富想象、更具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它和当代其他艺术样式因此具备了同种表象特征：一、作为创作主体对当代文化的整体关注；二、创作者对个体出发，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三、对作为精神载体的材料语言和形式语言不断完善形成各自的风格。[12]从语义革新上现代陶艺以特殊的面貌出现，它是陶瓷艺术在现代发展中一个新的艺术形态，其艺术观念、审美意识均反映了当代艺术新的趋向，它和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是同一历史产物，将现代陶艺纳入艺术的范纳其意义不仅在于确认现代陶艺在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地位，还在于它自身也有同样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现代陶艺的称谓，本文在此对杭间先生的理解持有不同的看法。杭间先生认为陶瓷艺术与陶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杭间先生如果从“观念陶艺”这一角度自然有合理性，但他将赫伯特。里德对陶器的理解为：“明眼人可以看到赫伯特。里德的‘陶器’实际上就是‘现代陶艺’”。[13]本文并非断章取义，这实际上易引起对现代陶艺理解的误读，现代陶艺只是现代陶瓷艺术的缩读，不应从文字为理解为陶器艺术，从而生硬的否决瓷器艺术或让它在当代艺术情景中消失。赫伯特。里德对西方陶艺的经典注释：陶器是一门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艺术。它与文明的需求紧密相关；作为一种艺术媒介，陶器必然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表现。凭借陶器我们便能对一个国家的艺术，即情感作出评价；毫无疑问，陶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的标准。陶器是纯艺术，是一门不带有任何模仿意图的艺术。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在用形式来表达人的意愿时，雕塑比陶器更具有局限性；陶器在本质上是一门最抽象的造型艺术。[14][这段对陶器论述几近完美，但只能表明现代陶艺发展中陶器的一面，解读瓷器艺术的当下作用还需放置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中。众所周知，瓷器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瓷器艺术是造型、装饰、材质、技术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特征。从形式上，颜色釉、釉上装饰、釉下装饰[15]的成熟运用和现代艺术观念的结合，也极大的丰富了现代陶艺表现的语言。80年代以来，以秦锡麟为代表的陶艺家汲取和借鉴明清民间青花率真简约的艺术特色，使青花艺术既具传统的民族风格，又富有现代审美意识，并为现代陶艺如何从形式上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立下开创意义。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根据这近20年内重要的陶艺事件、陶艺家、陶艺作品和陶艺思潮。理顺这一发展过程也是陶艺理论研究之必要，纳入艺术史学研究方法，试图从艺术史的定位来客观看待现代陶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它是一种心灵或精神的生活，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体现，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卡尔。波普尔也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16]
二、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心理视角
一门学问的核心往往是基于对人的知识探求和基本信条确证的批判性的反思。在此意义上，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也是对它们的有效性、可信性、可能性和价值性等的反省，因而它更是一种思想的方法论。它不仅是有关陶瓷艺术史本身的实证与清理，而更是对陶艺史这一学科的相关的概念、方法以及研究的倾向等的评判和再思。尽管这种理论的反思和研究之研究在今日的艺术领域中取得相应的重视已不再是什么新问题了，但是现代陶艺史学者是否已完全确立一种理论的、反思的积极意识却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如何以我们这一时代的理性思考来观照、估评以往陶艺实践中的诸种研究前提，不管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产物，殊非易事一桩。
就如许多陶艺家依然固执坚持，现代陶艺的领域不能给理论以一席之地，陶艺史拒绝自我的反省，有意回避理论性的思考，以保持陶艺史的应有之态，正是理论意义的确失才使其自身拥有文化学的意义。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曾说：“对于可理解性的追求绝不是在历史研究中偃旗息鼓的，仿佛历史研究便是这种追求的终点。相反，正是历史研究去成为任何对于可理解性的寻求的出发点”。对陶艺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是完全自足而与理论无涉的学术行为，它应是理性的重要驿站，是思想的积聚，在人文科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中成为一道特别耀眼的风景线。
诘问现代陶艺史的历史，一方面是处于时间概念过程中的艺术史本体，是人所创造或经历的一切艺术活动，是过去了的一种精神的特殊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主体对于这种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等。当后者成为自觉的专业行为时，它就在其独特的领域成为所谓“陶艺史”这一学科。如何确证人对陶艺史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似乎变成一种关键问题。无疑，越是接近这种陶艺史本体的叙述就愈有可信度和有效性。这种剖析的眼光不应只停留在个别而又具体的比较上，它力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剖析陶艺史研究的范式问题。这种陶艺史的本体并非一目了然的存在，反思陶艺史研究中的“重演”方式，就显得很为必要。没有对陶艺史研究的真正反思，便没有足够自觉的陶艺史研究，这样也会与“范式”相距甚远。现实有效地把握、设定或者调整陶艺史本体及其具体研究之间的必要张力，正为方法论的旨落实处。同时，陶艺史本体对于各种阐释的规范化，有助于制约、归正和范纳；事实上对于陶艺史本体的把握也总是主体化了的结果和经过心灵上的重演。美国著名的学者盖伊(Peter Gay)所言：“历史学者无论作什么选择都面临种种窘境。如同所有探求知识的人一样，他必须在两种同样有说服力却又相互矛盾的理论之间找到自己的途径。第一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同的，有待研究和理解的，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现实；第二个理论则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我们的身份、民族性、性格、宗教以及所用的语言等都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17】这也恰如其分的揭示了陶艺史的本体与陶艺史研究之间的辨证关系。
陶瓷艺术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发展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和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是处在新旧更替之中，这是陶瓷艺术史的普遍和无可抗拒的规律，是我们把陶瓷艺术史看成人类的文化发展的特殊印迹的第一根据。比较而言，古代陶瓷艺术研究确实未能揭示出现代陶艺所呈现出的个人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现代陶艺从附属的、装饰的成分成为一种卓然独立的艺术样式，在新的形式之中，陶艺家们也塑造出以往陶瓷艺术所无以企及的自然美、具体甚至人性化了的对象。并且陶艺史过程本身是最为具体不过的现象群落，充满着诱人的哲学思考。
值得认真对待的还有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那种先铺陈某一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再以一般的社会发展框定陶瓷艺术史的诸发展阶段的文本模式，不仅既远离了对陶瓷艺术史本身的独特规律的深入发掘，而且也无形之中使陶艺史的研究沦为至多是社会政治史的某种附庸而已。这种“史”的过于扩张的趋势客观上也把陶艺史研究的某些外围要求，如与陶艺本身的性质相关甚少的考证，无意地提高到了不恰当的重要位置上。应该确证的是，陶艺史毕竟不只是求证一般的史实甚至其中的繁缛环节。陶艺史更为根本的旨归还在于揭示通过视觉化载体表达的人类审美的特殊追求的历程及其内在的诸规律。否则，陶艺史将很难显示自身独立的特定品质。确认陶艺与社会方面的特殊关联的关键，在于由此深入到陶艺史本身的“内在机制”与“形式意义”的生成的认识，才不至于人为地排斥或贬低内容与形式的联系，而能逐步走向陶艺史的整体面貌。相反，一方面是貌似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塞满了与社会政治史中所运用大同小异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罗列。前者所视而不见的正是陶艺史本身的历史机制的话，后者却是对陶艺家及其作品的生命个性的相对漠视。后者的情景更为影响陶艺史研究的质量提升。陶艺家在创造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独特的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其中有十分具体的痛苦、欢乐、悲哀、赞颂和欲望等。不能切入他们的个性世界及其作品的独特生命世界，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承诺。1550年意大利的名画家瓦萨里在《名人传》中写到：当我着手撰写这些人的生平时，我并不想通过艺术家作品的清单对艺术家们只作一种罗列而已……我不仅努力叙述艺术家的所为，而且还竭力要把平庸的作品与好的、更好的和最好的作品加以区分，同时又不无审慎地注意画家与雕塑家的诸种方法、习惯、过程、行为与心理等，探求……艺术完善化与衰微的种种原因和根源……。【18】这种自觉的觉悟体现了艺术史很早就被认定是一种理智的追求。然而，在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中还表现出学者们总是羞于理论，很少阐明他们借以展开研究而必须确信无疑的理论：历史变迁的理论、形式作用的理论、相关性理论、功能的理论，以及致关紧要的检验理论。这种负面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当代的研究情境之中，并且造成了体制化的结果。这样陶艺史不知不觉地在理会、整理与描述四件事情：一件陶艺作品的形成；一个陶艺家的生平；所谓陶艺运动的轮廓；以及与上述相关的某一主题的重现。这种几近套路的研究同样在现代陶艺史领域里有所表现。我们若要改变这种负面性，强化和提升陶艺史学者的理论意识，获得一种超越的动力，那么反思现代陶艺史方法论的要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而且陶艺史研究者的焦灼感极为引人关注，这种双重性在于既不满足研究的现状又刻意超越前人。看待于此，必须用一种批评的眼光审视那些运用哲学理论阐述陶艺史问题的激进学者。这当然有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要从哲学理论切入，经过文学理论和批评，再回到艺术史问题上。但这种迂回的方式可想而知又难以达到尽可人意的水准。另外一个让人苦思所想的问题，后代的陶艺家如何超过前人的创作与技巧，陶艺的携助与陶艺的创作的关系，陶艺品的真伪问题，何种渊源或是引发了后来的作品，为何导致一种风格走向另一种风格的有序进程，等等。如果陶艺史研究所需的就是诸如此类问题以及无数次的重复的话，又势必会把人们引向一种狭窄而又封闭的陶艺史观。
从陶艺史学的相关性方向看，关涉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前者侧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外部性(他律的、社会的和形式的性质)来探讨问题，后者偏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内部性(如自律的、心理的和内容的性质)上做文章。陶艺史学中的心理分析处于两者之间。1958年，美国的历史协会主席威廉?L.郎格曾经号召学会的成员把心理分析的方法作为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因为在他看来，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起到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六十年代以后，心理学的影响长驱直入于历史学的广泛领域。至七十年代，所谓的“心理史学”几乎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时髦。【19】尽管心理分析理论并不等同于整个心理学科，而且它和历史之间的互渗甚至也不是主要倾向，但是，毫无异议，心理分析对艺术史学科的启迪和推进应该是另人刮目相看，且在某些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将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纳入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中，不仅仅高于它对一般史学的贡献，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构成了历史性意义的事实，心理分析的具体阐释正日益和文化的、社会的眼光融合在一起，进而把它本身和陶艺之间的内在可能性和深化的启示程度推向新的境地。心理学说能够提供为陶艺史打通了指向无意识“隧道”的可能性，从而把陶艺史过程中的偶然性、隐蔽性和主体性更加具体至微地凸现出来，并且试图像某一学科分支那样能够涵盖和解释陶艺主体常态和异态的全景现象。沃尔夫林认为，对视觉的种种基础的揭示，包括对决定不同视觉方式的心理条件的揭示，都应看作是艺术史学者的基本任务。【20】陶艺史学者理应去研究一种内在而又神秘的流向或集体性的精神，因为正是这种潜隐的心理统摄了知觉的模式或梦幻的图象；应注重与人的认识心理的发展这一角度来审视整个陶瓷艺术史的运行轨迹。这种神秘的律动直接窥视陶艺创作主体的深层心态。在阐释陶艺作品上，心理分析甚至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作为，给人一种颇有意味的提示，引起对陶艺作品中向来被忽略特征的关注。比如从创作之维上探究陶艺心理的内在视角，陶瓷艺术创作的心理特征涉及到直觉、灵感、情感、意志及理性等重要特征，陶艺作品正是这些心理过程及其陶艺家创造力的物质化。灵感在陶艺创作中属于一种扑朔迷离而又不可或缺的奇特思维状态，艺术直觉是不同于普通感觉和理性认识的另一种生命本能，一旦在意识中呈现往往能洞悉、认知、认识对象的某种特殊的本质，为主体创造获取特殊的信息与能量，从而帮助陶艺家解决创作中重大难题。
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
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
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
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
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