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明代釉里红瓷器的拍卖价格和成交记录

酱釉也称为柿色釉、紫金釉，是一种以铁为呈色剂的高温色釉，其釉料中含氧见，因而物华出现始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总量较高，达馆的收藏以及博华代表作5%以上。以定窑酱釉最著名。

酱釉又称：“柿色釉，紫金釉”，是一种以铁为呈色剂的高温色釉，其釉料中含氧化铁和氧化亚铁的总量较高，达5%以上。酱釉的出现始创于北宋的北方窑口，如定窑、耀州窑等窑场中均有烧造，以定窑酱釉最著名。明曹昭《格古要论》中“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具白，其价高于白定”的论述。所谓紫定并非紫色，其釉呈棕红色，实际上与今天芝麻酱色调相近的釉，故而得名。

寄托款最早出现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一五零六至一五二一），仿造明成化瓷，此后寄托款日益增多。明代寄托款以熹宗天启年间（一六二一至一六二七）为最，大多为寄托宣德款。清康熙帝认为，瓷器上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不吉利，由此康熙朝早期瓷器很少写款。但康熙官、民窑瓷器大量寄托大明宣德、大明成化、大明嘉靖等年号款识。从光绪至民国时期，青花、五彩、斗彩等瓷类仿康熙款最为普遍，仿款种类较多，但从字体的题写、款识的颜色上与真品都有差异。道光及以后各朝，也仿造雍正款识。

明成化青花瓷碗如果品相良好的话，价值一般不会低，下面的拍卖能说明：

2013年10月，香港苏富比举行了一场规模庞大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一件青花秋葵纹小碗，以清雅迷人的艺术芳华征服了所有在场的中外人士，最终以1.41亿港币成交，再一次为神话般的成化瓷器增添了一份令人目眩神迷的光环。

也许这样的价格在今天这个拍卖价格屡创新高的时代，你不会觉得惊奇，但是当年这个碗的估价是8000万，以6500万港元起拍，最终成交价加上佣金约是1.41亿港元。

区区一个口径仅为14.5厘米的青花小碗，仅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在当时就缔造出明代瓷器世界第二之高价，成为当时香港苏富比40周年庆典拍卖会上最耀眼的明珠。

民窑与官窑怎么区分？景德镇王掌柜认为主要体现在瓷器产品的制作目的、样式设计、制作场所、原材料选择、工艺标准、成品甄选、以及法规条例等诸多方面。下面，王掌柜简单说说官窑与民窑的区别。

1、制作目的

通常情况下，官窑制作主要有日常用瓷与祭祀瓷两大目的。

与官窑相比，民窑制品也以日常实用瓷为主，只是制作质量相对落后，造型不太讲究。明清时期民窑外销瓷制作空前壮大，并发展到外国商人设计纹样，再由各地窑场按图纸烧制、提供。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明清民窑发展超越官窑的最大亮点。

2、样式设计

明清官窑瓷的样式设计主要包括造型与纹饰两方面，都由内府设计完成。“内府”是皇宫内负责监管制造器具的部门，也称“内务府”。由于统治者对官窑器物样式涉及、过问，导致各自时期的官窑器制作风格也与统治者审美观密不可分。同时，设计者多是画院名手，令图案纹饰“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遗画也”，因此，官窑的设计质量都很高。民窑在样式设计方面相对简单，只要大众喜欢，商家满意，就有发展前途。另外，由于涉及人员少，样式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随时变更调整。因此，与官窑相比，民窑在样式设计方面多了随意，少了拘谨。

3、制作场所

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记载：“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设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大小横窑六种共二十座。” 洪武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厂。

清代除了景德镇御厂制作官窑外，康雍乾三朝还在清宫造办处使用御厂烧制好的填白瓷胎制作珐琅彩，该类制品堪称官窑极品。由于制作时间短暂，制品数量有限，只能算在官窑制瓷历史上的特例。

民窑烧制场所非常复杂，明清疆土辽阔，百姓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因地制宜，其中较有成就的民窑就有景德镇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德化窑、博山窑等，数量之多，体系之广，令笔者无法深入探讨。相对而言，明清官窑制作单纯很多，只是景德镇窑系中的一个分支，涉及层面并不复杂。

4、原材料选择

制瓷原材料主要以胎土、釉料以及彩料等为主。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为了体现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与优越性，经常利用手中权力限制民窑瓷器自由制作与发展。

1.胎土

史料证明元代已经出现被统治者垄断使用的“御土”。到了明代，该土又被称为“官土”、“麻仓官土”。由于统治阶层对这类优质陶瓷原料垄断、独享，使得官窑器的瓷胎质量出类拔萃，远优于同时期景德镇民窑制品。

2.釉料以及彩料

官瓷瓷器表面一般都涂有一层薄薄的釉，它是以石英、长石、硼砂、黏土等为原料制成。制瓷者将其加水稀释，涂在瓷胎表面，烧制后形成一层玻璃釉。釉通常具有保护、装饰美化瓷器的功能。因为釉内通常会含有各类微量元素，它们在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不同釉色。于是，制瓷者经常利用这一特点，调整釉内元素成分，改变釉色，以致出现铜红、钴兰、铁黑、金红等釉色。

制作彩瓷时，还需要用到不少彩料。彩料有些被混合在釉内使用，有的则单独使用。彩瓷初创时期，因为制作尚不普及，显得技术先进、造价高昂，只有御厂才有相关技术与财力开发应用。更多情况下，统治者严禁民窑私自烧造色釉。

违反条例者，所受处罚极其残酷。因此，仅就彩料应用，民窑已经失去使用权，更谈不上与官窑竞争，瓷器色彩多样性方面自然无法与官窑器并驾齐驱了。

5、制作工艺

对国家最高统治者而言，不论宫内日常用瓷、赐予群臣及外来使者的赏赉制品，还是国家出面的祭祀用瓷、海外贸易瓷，都关系到国家荣誉、皇权尊严。为此，统治者不得不苛刻要求、不计工本、力求完美，这些因素促使景德镇御厂汇集天下英才。于是，技艺高超的制瓷工匠，使用本朝最优良原材料，以最严谨制作态度，在威严皇权下，必然能够制作出当时最高水准的瓷器。鉴于这些原因，中国瓷器制作史上，历代官窑瓷一直被看做为该时期瓷器制作最高峰，不仅质量凌驾于民窑，纹饰、造型也足以引导全国制瓷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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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窑作为瓷业的主体，整体品质直观地反映着瓷业的兴衰。当下，我们作为标型学研习，时常可以见到众多实践型鉴赏高手面对林林总总的明清瓷器，他们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制瓷工艺及绘画风格等方面特征，为器物作出精准的断代，并有理有据地讲述其历史及发展渊源。本文，笔者将通过对这件明成化庭院婴戏青花碗一己之见，简释其携带的基本信息。

首先，从纹饰意蕴看：此碗弧形碗壁纹饰构图疏朗有致，外壁绘两组姿态各异的婴戏纹，以叶脉清晰的芭蕉配曲廊、枝丰叶茂的柳树配曲廊相隔，其间点缀庭院小景。这种田园诗意般的画片是明代瓷画重要表现手法之一，它反映着古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画面绘相互嬉戏玩耍的孩童共十子，隐寓多子多福。只见他们动静结合，或独立、或两三相聚，伶俐的身姿、夸张的动态、欢愉的神情传达着孩童无忧无虑的天真浪漫。

古人传情达意、放笔直书营造的意境，带给观者清爽之气，令当下钢筋水泥都市中竞争激烈的人们羡慕不已；孩童面庞圆润、五官攒集脸心，头顶“天菩萨”发辫，身着“里外一件衣”，均有断代依据之说；就画片而言，堪称明中期民窑青花庭院婴戏图的代表作。梵文与其他优秀的传统题材一样，各个时期均有着各自的书写风格和特征。

其次，从造型工艺看：此碗匀称的造型、轻薄的设计、流畅的线条、规整的修胎、良好的烧结，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用手自上而下抚拭该碗，口沿较薄，厚度逐缓渐增，至足肩处达顶点，挖足过肩（外足墙高0.9厘米，内足墙高1.1厘米）的碗底厚薄均匀。圈足相对较大、较高，足墙与碗底九十度垂直，修足较规整，足底施满釉。北京翰海春拍拍品征集。张。壹巴叁，贰陆零伍。叁柒捌叁。整体呈现出既厚薄适度又坚实耐用的特征。不难看出，明中期碗的圈足基本已摒弃了明初敦实的小足，演进为直壁式或内收式圈足。造型美观、制作精致、胎体轻薄、修足规整、足底满釉已成为民窑主流风格。

第三，从釉面遗痕看：光润肥厚的面釉略闪青，因胎和釉收缩率不同，经五百多年洗礼，釉层已形成一定量的开片纹。换一个角度看待此工艺缺陷，这种岁月锻造的自然古朴之美已成为赏析鉴别的参考特征之一；青花发色较为沉稳、无晕散现象，浓处凝结有深入胎骨的凹陷黑褐色结晶斑。这种看似与宣德晚期浙赣两省产青料相似的发色特征，与成化平等青亦称陂塘青淡雅的发色有本质的区别。难怪有师友认为是成化早期苏料与国产料配制的混合料，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推敲，以求取得共识；另值得一提的是，画片沿用明早期软笔“一笔点画”写意技法，而非成化朝以及后世常见的细软笔或硬笔“双钩填色”技法??

总而言之，明清民窑相对于官窑的鉴识较为复杂，所以在我们研习时须将器物放在历史大背景中严谨而科学地综合分析，只有细心观察、反复揣摩才能获取更多信息和心得，破译更多历史密码。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景德镇具有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这是形成瓷业中心的重要因素。景德镇四面环山，从祁门的大洪山向西贯穿江西的昌江流经景德镇。景德镇位于昌江中下游，距上游祁门140公里，距下游的波阳(曾名鄱阳)90公里。在景德镇附近有东河、南河与西河三条支流。东河源于浮梁东乡的东源山，仝长60公里，流经出产瓷原料和燃料的瑶里、界首、高砂、王港、鹅湖等地，于浮梁旧城注入昌江。南河发源于婺源西南山中，全长45公里，流经盛产瓷土原料和燃料的浮梁南乡之程村、东流、湘河、湖田等地。西河发源于安徽至德县，全长约50公里，经浮梁北乡的祁门、港口、大洲、三龙等瓷料和燃料产地。昌江各支流流经的地方，多为陶瓷原料和燃料产地，在历史上对景德镇的瓷业发展至关重要，是景德镇制瓷原料、燃料供给和陶瓷产品对外运输的重要通道。这可以说是“地利”。

所谓“人和”，是指由于明代全国许多名窑逐渐衰落和北方的战乱以及各种原因，各地身怀技艺的制瓷工匠汇集景德镇；外来人才和当地工匠的融合，迅速地推动了景德镇制瓷技艺的新发展，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构筑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基础。

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御窑厂平时有饶州府的官吏管理，每逢大量烧造时，朝廷便派宦官至景德镇督陶。御窑厂烧造的陶瓷数量很大，不惜人力、物力，追求“至精至美之瓷”。

《明史》记载：“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御窑厂所用的工匠技艺熟练而高超，并且“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因此，御窑厂的制作均非常精致，不惜耗时费力，精美的五彩瓷由此产生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明代五彩瓷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洪武、永乐为初创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为成熟期。

洪武、永乐时期的五彩瓷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产品青花、釉里红的生产。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造声蓄势，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

洪武时期的五彩瓷器很少见，主要原因是洪武朝御窑厂设置较晚，当时所造瓷器应为民窑所烧。1964年在南京明故宫遗址所发现的洪武时期釉上红彩龙纹残片，“盘壁表里各画五爪红龙两条及云彩两朵”。其构图动感十分强烈，笔意潇洒劲利，龙纹图案空间安排疏密得当，云朵画法也生动活泼，充满意味；胎壁匀称，轻且薄，对光透映，里外龙纹叠合为一，表现了明初高超精致的制作水准。器物虽小，但图案纹样布局合理，是明初釉上彩制作成就的展现。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

另外，明洪武五彩束莲纹玉壶春瓶，也具有鲜明的承上启下的印迹。它在造型上缺少明代中期的隽永秀美而显得比较粗犷，在尺度、比例上一些细节处不够严谨，装饰上还留有元代的多层装饰的遗韵，莲纹画得粗放活泼，但从整体看已和元代造型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永乐时的釉上彩瓷，过去未曾发现过釉上五彩，只有釉上红彩，如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永乐红彩龙凤纹墩式碗、红彩云龙直口碗。1986年，冯先铭先生曾在景德镇“见到一些新发现的永乐彩瓷，这批瓷中有白地釉上红彩、青花红彩、白地孔雀绿彩、白地刻填酱彩、白地刻填酱彩加绿彩、黄地绿彩等。冯先生认为，这些彩瓷品种的发现，说明了明后期的多数彩瓷在永乐时期已经开创。

宣德至正德时期的五彩瓷　宣德窑生产的瓷器品种之多是空前的，单纯的釉上彩有釉上红彩和五彩。有文献记载：“彩瓷始自宣德。”但从考古发现，洪武时已有红彩出现。然而宣德时所烧红彩，较之洪武红彩更加鲜艳，并且色调有浓重和浅淡之分。“宣窑五彩深厚堆垛”，也许就是指这种色调浓重的红彩。河北安次县曾出土明宣德红彩缠枝八吉祥三足炉，其红彩色呈黑紫，深暗凝厚，表面无光，纹样线条粗犷。宣德时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宣德以后，明代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共28年。这一时段，在陶瓷史上称为“空白期”，在传世作品和非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一件可以确认为这三朝的官窑瓷器。《明史》记载，英宗于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曾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窑厂亦曾停烧。

《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三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景泰五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从这些文献来看，正统时期对景德镇烧造瓷器有严格的限制，其他两朝也在减免瓷器的烧造。这些举措，对景德镇陶瓷在这三朝期间的发展必定产生影响。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不少学者加强了对明代这三朝的研究，推断这时期陶瓷发展大概有几种状况：其一，宣德末年留有未完成的瓷器在三朝完工而仍书宣德款或不落，这一推断来自于成化早期官款器的胎、釉的情况及彩绘图案和宣德官窑并无太大区别。其二，政治的不安定，宫廷内乱以及社会经济的衰退，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三，上层统治者在兴趣爱好方面的转向，也可能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景泰年间特别流行一种铜胎掐丝珐琅器，这种工艺历史已很久远，但在明景泰年间制作最精，最为著名，后世便以“景泰蓝”来称谓这种铜胎掐丝珐琅器。综其所述，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在官窑瓷器的烧造方面，的确存在停滞的现象，但从其他资料来看，民窑烧造的瓷器从未间断过。1988年，景德镇在明御窑厂遗址西侧，发现了明正统官窑堆积层。这一发现将随着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认识更多的问题。

明成化朝共23年历史，但在景德镇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的数量却很大。《明史·食货志》云：“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

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记述：“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博物要览》记述：“成窑上品，无过五彩。”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成化时御用瓷器烧造数量很大，二是五彩瓷的质量愈加精美。但是成化窑瓷器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斗彩。关于斗彩将另篇叙述。为研究之方便，我们根据约定俗成，将以青花色作为一种颜色用于陶瓷装饰中的作品称为五彩瓷。 成化时的五彩，己相当成熟。英国达维德基金会所藏的明成化五彩莲池禽戏纹盘，内外两面都用红色的颜料画轮廓，没有用青花勾线，而盘面图案中的莲纹采用色泽明艳的进口青料。图案以鸳鸯莲纹为主，构图精巧活泼，彩绘技巧纯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画面中使用了不少黄彩，主要图案以黄彩打底，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件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非始于嘉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明弘治朝的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其中最有特色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将其用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的瓷器上施彩并用低温烧烤即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弘治款五彩云龙纹盘便是典型一例，龙纹在釉下胎上刻成，釉上用孔雀绿、矾红、黄等色彩绘，它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黄地绿彩器娇黄地堆花绿彩赶珠龙高足碗，侈口窄唇，深碗壁，高圈足；碗外壁堆饰双龙戏珠，间饰云纹；内壁光洁无饰，薄胎黄釉，花纹以绿彩填饰。碗心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款，加填绿彩。这些白地绿彩、黄地绿彩为弘治时最主要的品种。 明正德时烧造的彩瓷，其造型、装饰除继承前代传统外，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朝独特的风格。正德五彩是在白釉器上直接另绘五彩纹饰，这种工艺，采用较广。正德白釉五彩器制作精细，使用较多的是红、绿、黄三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绿色浅且闪黄。有些器物重用黄绿彩，红彩做点缀，或以套色来烘托纹饰，增加装饰画面生动活泼之感。

正德五彩瓷的装饰，除传统的花鸟和穿花龙、翼龙纹饰外，还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成为正德五彩瓷又一鲜明特征。

嘉靖、万历时期的五彩瓷

明代五彩瓷器经过数朝的发展，到嘉靖、万历时已是相当成熟，质量和数量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在陶瓷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嘉靖朝瓷器生产量在明朝最多，由于采用“官搭民烧”的做法，出现了官窑民窑竞烧的局面。同时瓷器的对外输出也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陶瓷品种的创新。《景德镇陶录》记载：“制作益考，无物不有。”嘉靖釉上五彩以红、绿、黄、紫、孔雀蓝、黑彩描画图案，其中红、绿、黄为三主色，亦有金彩等多种色彩的五彩器。嘉靖五彩云鹤纹罐，造型圆浑饱满，纹饰粗犷豪放，通体以青花加红、绿、黄三色彩绘；黄鹤均先以红彩勾画轮廓线，再填以黄彩，杂宝及朵花点缀其间，主题纹饰上下分别绘变形莲瓣纹及蕉叶纹，整个画面热烈而不浮躁，非常典型地显示了嘉靖五彩的特点。

嘉靖五彩瓷器的装饰内容丰富，有以龙凤为主体并配以水波、祥云纹的图案，也有以花卉、禽鸟为主题的图案，还有以婴戏或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图案。五彩天马纹盖罐造型端庄，胎坚釉润，主体纹饰绘四匹天马，形象夸张简练，极富动态，其他配衬纹饰有彩云、海水纹，整个画面不使用青花，属纯正釉上五彩作品。

在世界许多博物馆中，嘉靖五彩瓷传世品很多，其中大器较多，如大罐、大缸、大盘等。嘉靖五彩器，多数有六字青花楷书款。 明代万历窑的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没有新的创造。万历时五彩的装饰改变了前代构图清新疏朗的风格，以图案纹样满密为胜，特别是采用镂空工艺。装饰的内容仍以龙凤花草为主，并有婴戏、八仙、百鹿等图案。也有用雕塑手法来表现的，并带有道教色彩。另有以吉祥内容为题材的，如福、禄、寿这些祝福的吉语用得较多，更显出了平民化、市俗化的意味。《博物要览》载；“漏空花纹，填以五彩，华若云锦。”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是五彩瓷在明代出现的新品种。万历款五彩镂空云凤纹瓶是典型的镂空五彩装饰。该器运用镂雕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手法，纹样繁密，多而不乱，镂雕工艺与施彩搭配得巧妙无比，色彩热烈，红、黄、绿、青花等诸多色彩把整个器物烘托得艳丽华美。

嘉靖、万历五彩器的共同特点，即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而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瓷之间的重要区别。

明代的五彩瓷博取中国陶瓷艺术近千年的精华，从初创到发展以至成熟，从洪武、永乐到嘉靖、万历，无论是五彩瓷的颜料，还是彩绘工艺、烧成工艺都已达到历史上的高峰阶段，为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市场上出现的万历五彩瓷器不在少数，其中大多是景德镇的仿品，一般小作坊制作的比较粗糙，漏洞百出，比较容易辨别。还有一部分是具有相当专业能力的窑场制作的高级仿品，很多行内的高手都难辨真假，杀伤力很大。很多收藏爱好者因此承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爱好收藏的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我们在购买藏品前不仅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也需要多听听行家的意见。明代青花五彩瓷器1.器形：

万历朝五彩瓷器器形多样，除盘、碗多见，各式盒较多(圆盒、方盒、六方、八方等)，颇有特色，造型上简洁，敦厚。但由于当时烧造工艺的不成熟，造型上往往不太规整，有歪斜、微小的凹凸等瑕疵。总体上说万历五彩瓷产量不高，小件多，大件很少。

赝品的器形多过于规整，造型呆板，无古拙之气。常出现臆造品。

2.胎体：

万历朝五彩瓷器胎质厚重，胎土淘洗不很精细，由于使用脚踩泥拉胚成型，胎中多有气孔，烧制时不易炸裂。露胎看上去比较干。大件器物多为砂底，修胎不规整，衔接痕迹显露。

赝品的制胎工艺不同，使用胎土不同，淘制较细，多用煤气窑烧成，胎土油性略重。

3.釉面：

万历朝五彩瓷器釉质莹润，釉面微闪青，光泽柔和，有自然的使用痕迹和氧化皮层。

赝品的釉面多发白，常使用人工方式除去火光(酸浸、机械摩擦、土埋等作旧方式)，赝品的釉面上常有不自然的小黑点。

4.青花五彩：

万历朝五彩瓷器使用天然进口回青料绘制青花，发色蓝中闪紫，浓艳、淡雅者皆有。五彩使用天然矿物颜料，红、绿、赭、紫等，颜色沉着，纯净，长期使用有自然脱落。

赝品：使用现代化学料，青花色浮，有时太过浓艳。彩料不同，色不纯，无使用痕迹。

5.纹饰绘画：

万历朝五彩瓷器较多采用开光图案，绘画技法幼稚古朴，图案不规整，线条虽细却以繁密为重。主题纹饰多为龙凤纹、花鸟、人物故事、婴戏等。画工豪放，笔法写意，纹饰生动。

赝品的纹饰绘画因为现代画匠的绘画，其技艺根本无法与古人的境界相比，画工一般较呆板，人物造型刻画得不准确，古意不足，仔细观察多有败笔之处。

明代宣德（公元1426―1435年，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以其古朴，典雅的造型，晶莹艳丽的釉色，多姿多彩的纹饰而闻名于世，与明代其他各朝的青花瓷器相比，其烧制技术达到了最高峰，成为我国瓷器名品之一，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瓷器：“诸料悉精，青花最贵。”

宣德瓷器有什么特征？分为以下九点1、永乐为明代瓷器的开创和发展时期，而宣德则为鼎盛时期。陶瓷界有青花首推宣德的说法。宣德青花以其胎土精细，釉汁均净，造型工整，凝重浑厚，胎质细腻，多细砂底，器形多样，青花浓艳，纹样优美而久负盛名。琢器接口少见，胎体比永乐时厚重、坚致。2、釉面特点为桔皮纹。青花器釉面，呈亮青，前期与后期釉面稍白，中期为青白色，釉面均很细润。3、青花用三种色料；①进口苏泥勃青料，②国产料，③进口和国产混合料。青花自然晕散，形成浓重的凝聚结晶斑，深入胎骨。宣德青花可谓青花之冠。4、矶红彩始于宣德，瓷釉为宣德创新品种之一，仿哥釉也是从宣德时开始的，黄釉是宣德时烧制成功的，青金兰釉又称“雪花兰”或“洒兰”，为宣德时景德镇能工巧匠又一杰作。5、纹饰一改永乐时的纤细风格，显得粗重豪放，笔法苍劲。尤以龙纹狰狞凶猛之状，可为明、清两代之最。6、宣德瓷器署有年款的，较永乐时显著增多。一般为六字楷书款，亦有四字的，书写部位不定，全身均可书写，亦采用篆书。曾有宣德款识“满器身”的说法。7、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年号款。以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为常见，其次为青花“宣德年制”楷书款。宣德官窑楷书款，好似出自一人之手，清秀端庄，浑厚遒劲。“德”字沿袭汉碑中的古体，字的右半边“心”上没有一横，而成“德”字。而且双人旁的两撇，斜度较大。字体风格深受明初书法家沈度的影响。款识料色浓淡不匀，刚朴肃穆，富有永乐官窑四字篆体款的遗韵。8、宣德款，落款位置变化多，或底足，或器内心，或口沿，或肩部，正如孙瀛洲先生所说：“宣德款识遍器身”。多为双行竖排，外围双圈。双圈是用毛笔借助旋转陶车在圈足上写就，显得工整规矩，但圈线的色料浓淡不一，圈线的粗细也不一致。如果落款位置在器壁上，则多采用单行横排，外面不加圈栏。9、器足、琢器多细砂底，无釉、无旋痕，泛有火石红斑。盘心微有下凹。雍正仿斜坡盘底，于足脊处滚圆如“泥锹背”状。

明宣德青花瓷器拍卖成交：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带盖大8800-8800万万2010-07-18明宣德青花海水白龙纹扁8000-8000万万2011-11-25明宣德青花暗花【海水游5000-8000万万2012-04-04明宣德青花「鱼藻纹」棱4000-6000万万2011-04-07明宣德青花云龙纹扁瓶3800-5700万万2014-01-05明宣德青花梵文出戟盖罐3600-3600万万2013-10-27永乐宣德青花之别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诸多专家论述，领悟探求永乐至宣德青花器二者之间微妙不同之处，我最后归纳试得出以下结论：一、宣德时期瓷土选料，是景德镇附近麻仓山所产“麻仓土”。同类器物相比，永乐稍轻薄，宣德显厚重。此碗“露胎部位瓷质润白，呈现浅淡火石红，无旋纹痕。”二、宣德青花瓷“釉面一般都能见到像橘子皮似的橘皮纹。”检验青花碗，确实从釉面上看到这种和永乐器截然不同的差异。器物表面显示出的细微现象，为我们鉴断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三、用放大境观察，此碗釉面“可见大中小不同、间距的气泡群”。这也正是鉴断宣德青花瓷的有力佐证。皆因“凡气泡密集而整齐者，大多非宣德瓷”。四、宣德青花瓷不及永乐器细致，坯接胎痕比较明显。此碗底足相连处，则呈现出一线浅短的接胎痕。“圈足断面呈倒梯形，无法用手抓起，足背有棱角感”。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局部特征。我国许多古瓷鉴定家，根据实鉴经验还认为：明清瓷器鉴定纹饰的意义大于造型意义。纵观永宣缠枝花卉纹样，虽然花叶均富写实趣味，蔓草逶迤婉转轻盈，展现出古朴飘逸的风彩。但是，宣德青花瓷一改永乐隽永秀丽的画意，笔力苍劲雄健、恣肆纵横、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从此碗心描画花卉纹便能看出两种瓷绘风格各具其异。壁外图饰时代特征更为明显。永乐青花线条纤细，不像宣德粗犷繁密，所以很少呈现如此深沉浓紧、浑融成片黑褐色的铁结晶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