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地方有出土唐青花瓷残片？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20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
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
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我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唐代的青花瓷器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在中国范围内，最早发现唐代青花瓷为1970年代，在对江苏扬州唐城遗址的发掘中陆续出土了唐青花残器(片)，解决了“青花瓷”最早是在唐朝还是宋朝出现的争论。以后在杭州、洛阳也陆续发现唐代青花瓷，但多为小件或残片。1980年代初期，考古专家专门对在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进行分析，推断扬州城出土的青花很可能是巩义唐代窑烧制的。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的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当今，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青花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鱼藻纹罐。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殇期。现在能见到的标本有几件.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
成熟的青花瓷出现在元代的景德镇。元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其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实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使景德镇一跃成为中世纪世界制瓷业的中心。
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青花、釉里红，还有各色的彩瓷等,都是先前所没有的名贵品种，代表了元明清三代瓷器的高度工艺水平。
“青花”是指用钻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特点是素雅、蓝白相间。与此前的各种瓷器相比较,青花瓷器的优点十分明显：
(1)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浓，成色稳定,窑内气氛对它影响小，烧成范围较宽；
(2)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色；
(3)青花原料是含钻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等地都出产,也可进口，也可用国产料；
(4)青花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类似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
(5)青花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正是因为青花瓷具有上述这些优点，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传统的装饰手法，如刻花、划花、印花之类的技法， 相继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青花。
元青花三顾茅庐罐
裴格瑟斯基金会藏
此罐将三国中三顾茅庐中的主人公，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都刻画得神乎其神。
如上图，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匧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只见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头戴官帽，着长袍，躬身拜谒。而一旁的关羽和张飞，用窃窃私语状表现出他们内心的愤愤之情。
目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同此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但画面上有所变化。除此外，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件元青花三顾茅庐图大罐，其青花色泽能像此罐，既有青翠艳丽的色泽，又在绘画功力上能够表现的如此精美绝伦。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何时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现在学界较多倾向于青花瓷出现于唐代的说法。虽唐三彩中的蓝彩是用钻呈色的，但唐三彩属陶器,还不能看作青花瓷。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扬州收集到一些唐代青花瓷枕碎片,证实唐代已有青花瓷器制作，但不知道在何处烧造。2006年3月，有媒体报道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认为该处极可能是唐代青花瓷的发源地。（见“唐青花瓷发 源地在河南巩义”,载《新民晚报》2006年3月14日）
与元青花相比，唐代青花还只是处于原始的阶段。“元青花”虽说已经成熟， 但尚未达到精湛地步，所用钻料主要是从波斯进口的“苏渤泥青”，又称“苏麻离青”（音译关系）,色泽浓艳,釉面有黑色斑点称“铁锈斑”。国产的青花料含镒高， 含铁低，色调不如进口料浓艳，也没有黑色锈斑。元青花的釉不十分透明，釉色略偏蓝，故影响到青花光彩，青花色带灰暗调（因火候掌握未能恰到好处），不甚鲜艳，纹饰简单草率。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宣德年制” 四字楷书横款，高48.5厘米，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成交价1.4亿港元。
2016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三十周年志庆拍卖：世纪珍藏”中，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以2200万港元起拍，1.4亿港元落槌。
此罐源自一个法国私人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于20世纪初在中国买下此罐，此后就在其家族中代代流传至今。现任藏家是一位瑞士籍女士，大罐曾是其外祖母M.Legrand女士(1883-1978)的藏品。M.Legrand女士来自巴黎北部，在巴黎度过了大半生，1926年时继承了此罐，后传于其子(现任藏家的舅父)，而这件大罐曾被纪录于一张1981年的清单之中。1997年现任藏家的舅父过世后，由她继承了此罐，并将其置于宅邸穿堂作摆放杖之用，因而曾配有一层金属内里作保护。
此罐唇口、直颈、鼓腹、浅圈足，器内外施釉，圈足及底无釉，通体绘青花纹饰，口沿外侧绘云朵纹，肩部绘四兽面纹，中间书“宣德年制”楷书横款，腹部画一条五爪回龙游戏于云朵间，龙作回首状，睁眉瞠目，炬眼炯炯，张牙舞爪，刚劲有力，胫部绘一圈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青翠，浓处有铁锈斑痕。
明清两代，青花瓷发展成为主流。明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 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青花瓷主要用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镒量 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色彩像宝石蓝一样浓 艳，但含铁量高,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此黑斑 无法模仿,属自然形成，与浓艳青蓝色相映成趣。 这黑疵斑点也成为这一时期用进口钻料烧造青花瓷的重要特征。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青花料进口和国产的杂用。青花瓷风格以胎薄 釉白而青色淡雅为特征，所用国产青料叫做“平等青”，含铁量少。正德时期还用 国产青料“石子青”，呈色浓中带灰，不如“平等青”那样淡雅，故正德青花有部分 是浓中带灰的色泽,与成化、弘治时期的有别。
明嘉靖以后，开始部分使用云南产的国产青料“珠明料”。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将从西域进口的“回青料”和国产的“石子青”按一定比例配合使用,青花色 泽一反成化时期的浅淡和正德时期浓而带灰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 浓重、鲜艳的色调（回青料中铁与钻比值低），既无黑铁斑，也无灰色调，又比“平 等青”显色浓艳,故嘉靖青花是明清青花中较佳者。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青花瓷器是当时的最主要产品。嘉靖官窑瓷器烧造的数量十分巨大，据文献记载，朝廷征瓷量庞大，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烧造了近百万件瓷器，青花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瓷器工艺的主流。
嘉靖窑是明代官窑中造型品种最为丰富的，几乎无物不有，风格趋于多样化。继承与创新兼而有之，形体设计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从宫中传世品看，大件器皿明显增多，胎体接痕明显，如：大龙缸、大盖罐、绣墩、大盘等，形体古朴厚重，气韵粗犷。
另外还有各类盘、碗、碟等生活用具，以及瓶、壶等陈设瓷，瓶的耳部多加上圆环能转动。也有精巧的文房用具如笔架、笔山、笔洗、印合、水丞、砚台等。仿青铜器式样有出戟尊、爵杯、鱼耳炉等。还有一些特殊器形，如方斗杯、方形多角盖罐、壁瓶等。最突出的是葫芦瓶的盛行，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天圆地方)、瓜棱形等多种式样。
嘉靖青花纹饰题材十分广阔，装饰技巧高超，总体风格繁缛富丽，构图多层次，生活气息浓厚，形象严谨生动，特征鲜明。采用双勾勒平涂画法，笔划圆润，流利有神韵。常见有植物纹(四季花卉)、花鸟纹(喜雀、孔雀)、动物纹(龙、凤、羊、马、狮子)、人物纹(历史人物、风俗人物)。比较流行的是婴戏图和鱼藻图。
清代康熙时期，对青花瓷用的青料进行加工，并且在烧温技术上已有发展和提高,故青花呈宝石蓝色泽,极为鲜艳,蓝色透底，莹澈明亮，色泽比明代后期的美丽。
康熙青花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说明当时的工匠能成功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 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这在表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图案和人 物故事装饰时尤为重要，故康熙青花装饰有反映文人士大夫风尚的《竹林七贤》、《水浒》、《三国演义》等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青花色彩的浓淡变化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墨分五色”效果。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璎珞纹贲巴壶
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随着清初顺治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初步稳定，至康熙时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而康熙皇帝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潜心于汉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在瓷器的生产烧制方面，清政府首先于顺治二年宣布:“除辖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废除了明代以来的匠籍制度。而后又于康熙二年实行“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和工匠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上的束缚，促进了陶瓷业的长足发展。但由于瓷器的主要产地江西，一直处在南明抗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再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三藩战争的影响，陶瓷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首先恢复了御器厂，陶瓷生产也逐渐走向正轨，而后又实行了将一定量宫廷官窑瓷放置于民窑里最好的位置中烧制，即所谓“官搭民烧”。这种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民窑瓷器也同样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康熙民窑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与官窑瓷器相比，虽然总体质量逊于官窑，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绽放着旺盛的生命力。官窑瓷器的烧造，虽有种种限制，但由于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优秀的工匠常被聚集起来，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表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创造出美的作品。正如《清史稿》卷五O五中记录的那样:“参股今之式，运从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稚鸡牡丹纹凤尾尊
康熙年间烧造的瓷器，品类之盛，数量之多，流传之广，蜚声海内外，可谓空前。
例如十七世纪末的德国国王奥古斯特·斯，特别喜爱中国瓷器，他曾买过约两万余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这批瓷器编号入库。这还不够，他立志要效仿中国烧制瓷器，因为烧制瓷器需要特殊的土，当时德国还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四处寻找，并参与设计瓷器样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烧制成功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德国麦森瓷器就是这位喜爱中国瓷器的德国国土领导研制的。这位外国国王尤其偏好康熙青花瓷，他曾经用他军队中的一个兵团向奥地利国土交换了一组清代康熙青花瓷器。这组瓷器，至今仍保留在德国它们包括两个大罐，两个瓶和一个尊。这里借用瓷器鉴赏家耿宝昌的话来形容它们“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这时瓷器的生产，正如前文所述，仍以青花瓷为主，艺术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点亦可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依据。例如:“硬彩、清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节录自《饮流斋说瓷》中的“说彩色第四”一节)。清代人陈浏在其著作《陶雅》一书中称:“雍(正)、乾(隆)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熙)青虽不及明(代)青浓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按照《中国陶瓷史》中的观点理解，那就是:从浓美角度讲，康熙青花是否一定不如所有的明代各朝青花，还可以再研究，但康熙青花却可以“独步本朝”。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胎釉精纯，发色青翠，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这是清代历朝青花瓷器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是如此，自清朝末年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崇尚康熙青花瓷的浪潮。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元年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则不如康熙时期的那样艳丽，雍正青花多为仿明代和嘉靖时期的作品，雍正青花器中以青花黄彩和青花金银彩为名贵。
青花瓷是以氧化钴为着色剂的釉下蓝彩瓷，为中国人所发明，它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陶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釉下施彩技法，首先是1983年在江苏南京雨花台吴末晋初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青瓷釉下彩带盖盘口壶，绘画羽人、鸟兽仙草云气①。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釉下彩绘瓷器，说明在三国时瓷匠们已掌握了釉下彩工艺技术。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为后来的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绘瓷的出现开了先河，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隋代白瓷的烧制成功，唐早期唐三彩的出现，都为唐中期以后的唐青花烧制提供了条件。所以唐代青花的出现不是偶然的。1949年建国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宋代青花也相继在浙江地区发现。之后元、明、清各代青花窑址在我国南方各省也都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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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烧阶段的唐宋青花瓷器
1?关于唐青花瓷器，未见文献记载，过去不为人所知，1975年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人员，在扬州唐城遗址发掘中发现一块唐青花瓷枕片，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胎釉和青花的测试分析，认为属低锰、低铜、低铁的钴料，与国产高锰钴料明显不同，但却和河南巩县窑烧制的唐三彩蓝料接近。这种唐青花瓷片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初在上述地区又陆续出土数十片，除扬州外，据河南轻工业部门的科技人员讲，多年来他们在巩县窑址中也曾采集到很多蓝釉和少量青花碎片。20世纪80年代在洛阳地区还出土过一件唐青花盖罐。香港冯平山博物馆亦藏有一件唐青花三足NB035?，据已故著名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考察认为，胎釉特征与河南巩县窑接近。很可能产于巩县窑。美国波土顿泛美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绘有三叶纹和点纹的唐代青花碗，1978年我的英国朋友吴英先生告诉我，丹麦哥本哈根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件画有鱼纹和点状纹的唐代青花罐。通过对上述资料的研究和科研单位的全面理化测试及光学显微镜观察表明，唐青花烧成温度普通偏低，多在1170至1210℃，而巩县的白瓷烧成温度一般都在1150℃左右，两者基本相同，胎釉的化学成分也大体相同。唐青花的色料化学成分为低锰、低铁、低铜钴料与国产高锰钴料完全不同，而却和巩县窑唐三彩上的蓝料基本一致，因此，对唐青花产地，陶瓷界普遍认为产于河南巩县窑是没有问题的。唐青花的纹饰，常见有棕榈纹、菱形加散点纹、圆点纹、梅花点纹和不规则的斑点纹等。这些纹饰在我国传统的陶瓷器物上并不多见，而常见于伊斯兰的陶器上②。这种风格的唐青花除扬州和河南地区外，在我国其它地区的考古工作中极为罕见。笔者认为这种唐青花主要不是供官府和国内群众生活所用，而与对外贸易有关，扬州当时是我国四大港口之一，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波斯商人来往于扬州，他们把波斯钴料带进，再把唐青花从这里运走，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唐青花主要是为对外贸易所需烧制的。从其产品质量讲，都比较粗糙，反映了早期青花的特点。?
| 小题1:（2分）C。原文信息是“上述的青花瓷器，不论是出土物，还是传世品，从其制作的质量及生产的数量来看，基本表明，唐宋时期应处于启蒙时期”，是说由青花瓷器的特点可推断唐宋是青花的启蒙期，而选项信息却“因果倒置”，所以不正确。 小题1:（3分）①宋代人未掌握青花瓷釉下彩发色的技术和火候；②宋代青花呈色不稳定，呈色不理想；③元代青花多姿多彩、永不脱色，深受世人广泛欢迎。（每点1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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