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唐墓中，专家想寻找一块瓷器碎片，却意外发现“神秘”金币

在安徽宣州的一个工地上，有人挖出大量陶瓷器碎片，这里疑似古窑址！于是工人就停工了，这些陶瓷碎片确实有研究意义，专家能够了解陶瓷碎片的年代，能够完善某些朝代的记录。中国曾经经历过很多个朝代，而且中国的国土面积比较大，有很多金银珠宝，有些内容没有被史料记载下来，确实是一种遗憾，所以考古工作人员只能够通过挖掘古墓以及其他的东西了解更多详情。

考古工作人员能够将这些瓷器碎片清理干净，并且将它们放在博物馆，如果发现一些有重大意义的物品，也会有专业修复师修理，那么这件瓷器的完整面貌就能够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些瓷器保留了几百年或者是几千年的时间，在21世纪的时候，现代人揭开了这些物品的神秘面纱。工作人员通过专业仪器探索瓷器的奥秘。

历史学家也会研究这些东西，研究历史故事，意义非常深远。他们只是通过这些碎片了解背后的朝代故事，如果能够和史料记载的事件连接在一起的话，也算是一种成就。可以让他们增长见识，而且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能够将这些材料补充进去，所以后代就能够了解更多关于某个时代的内容。

这些东西即使碎了，但是价值连城，也值不少的钱。很多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些古遗址以及古墓盗取大量的金银珠宝，他们会将这些东西转手卖出去，突然获得大量的资金。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可耻的，这些东西属于国家不属于个人，如果有人发现有不法分子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上报。每一个人都要有国家责任感，这些瓷器当中可能隐藏着大家不知晓的秘密，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帮大家解密。

每次向大家介绍考古的故事时，最后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考古专家们发现了宝贝，欣喜不已；但是，今日所要讲的这次考古，就大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考古史上的“滑稽事件”，考古专家在一座1700多年前的古墓中发掘出了2件瓷器，但是，最后却一秒变脸，将这瓷器给摔了！

竟敢如此“嚣张”？连1700多年前的文物都敢摔，这真是胆大包天！自然，事情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作为考古专家，这种低级的错误基本上是不会犯的，只是，这其中的事情，确实是太“糟心”。

这座古墓位于江西瑞昌码头镇梁公村，是在2014年的时候被当地施工队的工人发现的。当时，这一发现确实是惊动了很多的人，更是引起了当地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并且在第一时间组建了一支研究队伍赶到现象进行勘察。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欣喜的，且根据初步的勘察发现，这是一座西晋时期的墓穴，根据墓室的规模可知，这个墓穴的主人定也不是个平凡人家，想必家中也是比较富裕的。（后续根据整个出土的文物得知，墓室的主人属于西晋时期的一个贵族。）

勘察工作进一步展开，虽说墓室有明显被盗过的痕迹，可考古专家们依旧是努力地在墓穴中找寻一些遗留的文物，用来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除了一些碎渣子，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完整的文物。“诶！这里有两个盘子，没坏的！”一位考古人员激动地叫起来

但是，正当大家兴奋地围过去时，刚才那个叫嚷的专家突然就将手上的盘子给摔了！当下，在场的众人都惊呆了，这好好的文物，怎么说摔就摔了，这下可真是摊上事儿了！

“哈哈哈哈哈哈”，其中一个考古人员走过去，原本想着惋叹一番那破碎的陶瓷盘子，抓住自己的队友问个究竟，却忽地笑了起来。“你们看看这文物，都来看看，这可真是件大宝贝啊！”众人真是哭笑不得，在那被摔碎的陶瓷盘子碎片上，清晰可见的几个英文映入眼帘——“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哈哈哈哈哈哈……”还真是场“闹剧”啊！不知是哪个盗墓贼的“恶作剧”，这盗墓也就算了，还要拿两个假的东西放进来糊弄人，关键是，还假的这么明显。

不过，庆幸的是，这盗墓的人除了有些“调皮”之外，还是没有过于贪恋，在进一步的发掘后，考古队员们还是找到了14件看起来比较完整的文物，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物。但是，话说回来，皮归皮，这盗墓的行为还是要提出批评的，国家法律有过明确的规定

对于文物，是不可以私自占有的，更何况是通过偷窃的手段持有。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要遵纪守法，好好保护文物，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

在《中国文物常识》这本书中，介绍了很多的文物，通过文物，也介绍了相关的文物鉴赏知识，是一本实用性加知识性的书籍，还是比较受用的。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青花、釉里红，还有各色的彩瓷等,都是先前所没有的名贵品种，代表了元明清三代瓷器的高度工艺水平。

“青花”是指用钻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特点是素雅、蓝白相间。与此前的各种瓷器相比较,青花瓷器的优点十分明显：

(1)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浓，成色稳定,窑内气氛对它影响小，烧成范围较宽；

(2)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色；

(3)青花原料是含钻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等地都出产,也可进口，也可用国产料；

(4)青花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类似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

(5)青花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正是因为青花瓷具有上述这些优点，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传统的装饰手法，如刻花、划花、印花之类的技法， 相继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青花。

元青花三顾茅庐罐

裴格瑟斯基金会藏

此罐将三国中三顾茅庐中的主人公，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都刻画得神乎其神。

如上图，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匧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只见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头戴官帽，着长袍，躬身拜谒。而一旁的关羽和张飞，用窃窃私语状表现出他们内心的愤愤之情。

目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同此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但画面上有所变化。除此外，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件元青花三顾茅庐图大罐，其青花色泽能像此罐，既有青翠艳丽的色泽，又在绘画功力上能够表现的如此精美绝伦。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何时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现在学界较多倾向于青花瓷出现于唐代的说法。虽唐三彩中的蓝彩是用钻呈色的，但唐三彩属陶器,还不能看作青花瓷。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扬州收集到一些唐代青花瓷枕碎片,证实唐代已有青花瓷器制作，但不知道在何处烧造。2006年3月，有媒体报道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认为该处极可能是唐代青花瓷的发源地。（见“唐青花瓷发 源地在河南巩义”,载《新民晚报》2006年3月14日）

与元青花相比，唐代青花还只是处于原始的阶段。“元青花”虽说已经成熟， 但尚未达到精湛地步，所用钻料主要是从波斯进口的“苏渤泥青”，又称“苏麻离青”（音译关系）,色泽浓艳,釉面有黑色斑点称“铁锈斑”。国产的青花料含镒高， 含铁低，色调不如进口料浓艳，也没有黑色锈斑。元青花的釉不十分透明，釉色略偏蓝，故影响到青花光彩，青花色带灰暗调（因火候掌握未能恰到好处），不甚鲜艳，纹饰简单草率。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宣德年制” 四字楷书横款，高48.5厘米，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成交价1.4亿港元。

2016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三十周年志庆拍卖：世纪珍藏”中，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以2200万港元起拍，1.4亿港元落槌。

此罐源自一个法国私人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于20世纪初在中国买下此罐，此后就在其家族中代代流传至今。现任藏家是一位瑞士籍女士，大罐曾是其外祖母M.Legrand女士(1883-1978)的藏品。M.Legrand女士来自巴黎北部，在巴黎度过了大半生，1926年时继承了此罐，后传于其子(现任藏家的舅父)，而这件大罐曾被纪录于一张1981年的清单之中。1997年现任藏家的舅父过世后，由她继承了此罐，并将其置于宅邸穿堂作摆放杖之用，因而曾配有一层金属内里作保护。

此罐唇口、直颈、鼓腹、浅圈足，器内外施釉，圈足及底无釉，通体绘青花纹饰，口沿外侧绘云朵纹，肩部绘四兽面纹，中间书“宣德年制”楷书横款，腹部画一条五爪回龙游戏于云朵间，龙作回首状，睁眉瞠目，炬眼炯炯，张牙舞爪，刚劲有力，胫部绘一圈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青翠，浓处有铁锈斑痕。

明清两代，青花瓷发展成为主流。明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 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青花瓷主要用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镒量 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色彩像宝石蓝一样浓 艳，但含铁量高,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此黑斑 无法模仿,属自然形成，与浓艳青蓝色相映成趣。 这黑疵斑点也成为这一时期用进口钻料烧造青花瓷的重要特征。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青花料进口和国产的杂用。青花瓷风格以胎薄 釉白而青色淡雅为特征，所用国产青料叫做“平等青”，含铁量少。正德时期还用 国产青料“石子青”，呈色浓中带灰，不如“平等青”那样淡雅，故正德青花有部分 是浓中带灰的色泽,与成化、弘治时期的有别。

明嘉靖以后，开始部分使用云南产的国产青料“珠明料”。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将从西域进口的“回青料”和国产的“石子青”按一定比例配合使用,青花色 泽一反成化时期的浅淡和正德时期浓而带灰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 浓重、鲜艳的色调（回青料中铁与钻比值低），既无黑铁斑，也无灰色调，又比“平 等青”显色浓艳,故嘉靖青花是明清青花中较佳者。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青花瓷器是当时的最主要产品。嘉靖官窑瓷器烧造的数量十分巨大，据文献记载，朝廷征瓷量庞大，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烧造了近百万件瓷器，青花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瓷器工艺的主流。

嘉靖窑是明代官窑中造型品种最为丰富的，几乎无物不有，风格趋于多样化。继承与创新兼而有之，形体设计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从宫中传世品看，大件器皿明显增多，胎体接痕明显，如：大龙缸、大盖罐、绣墩、大盘等，形体古朴厚重，气韵粗犷。

另外还有各类盘、碗、碟等生活用具，以及瓶、壶等陈设瓷，瓶的耳部多加上圆环能转动。也有精巧的文房用具如笔架、笔山、笔洗、印合、水丞、砚台等。仿青铜器式样有出戟尊、爵杯、鱼耳炉等。还有一些特殊器形，如方斗杯、方形多角盖罐、壁瓶等。最突出的是葫芦瓶的盛行，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天圆地方)、瓜棱形等多种式样。

嘉靖青花纹饰题材十分广阔，装饰技巧高超，总体风格繁缛富丽，构图多层次，生活气息浓厚，形象严谨生动，特征鲜明。采用双勾勒平涂画法，笔划圆润，流利有神韵。常见有植物纹(四季花卉)、花鸟纹(喜雀、孔雀)、动物纹(龙、凤、羊、马、狮子)、人物纹(历史人物、风俗人物)。比较流行的是婴戏图和鱼藻图。

清代康熙时期，对青花瓷用的青料进行加工，并且在烧温技术上已有发展和提高,故青花呈宝石蓝色泽,极为鲜艳,蓝色透底，莹澈明亮，色泽比明代后期的美丽。

康熙青花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说明当时的工匠能成功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 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这在表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图案和人 物故事装饰时尤为重要，故康熙青花装饰有反映文人士大夫风尚的《竹林七贤》、《水浒》、《三国演义》等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青花色彩的浓淡变化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墨分五色”效果。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璎珞纹贲巴壶

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随着清初顺治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初步稳定，至康熙时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而康熙皇帝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潜心于汉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在瓷器的生产烧制方面，清政府首先于顺治二年宣布:“除辖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废除了明代以来的匠籍制度。而后又于康熙二年实行“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和工匠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上的束缚，促进了陶瓷业的长足发展。但由于瓷器的主要产地江西，一直处在南明抗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再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三藩战争的影响，陶瓷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首先恢复了御器厂，陶瓷生产也逐渐走向正轨，而后又实行了将一定量宫廷官窑瓷放置于民窑里最好的位置中烧制，即所谓“官搭民烧”。这种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民窑瓷器也同样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康熙民窑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与官窑瓷器相比，虽然总体质量逊于官窑，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绽放着旺盛的生命力。官窑瓷器的烧造，虽有种种限制，但由于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优秀的工匠常被聚集起来，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表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创造出美的作品。正如《清史稿》卷五O五中记录的那样:“参股今之式，运从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稚鸡牡丹纹凤尾尊

康熙年间烧造的瓷器，品类之盛，数量之多，流传之广，蜚声海内外，可谓空前。

例如十七世纪末的德国国王奥古斯特·斯，特别喜爱中国瓷器，他曾买过约两万余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这批瓷器编号入库。这还不够，他立志要效仿中国烧制瓷器，因为烧制瓷器需要特殊的土，当时德国还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四处寻找，并参与设计瓷器样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烧制成功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德国麦森瓷器就是这位喜爱中国瓷器的德国国土领导研制的。这位外国国王尤其偏好康熙青花瓷，他曾经用他军队中的一个兵团向奥地利国土交换了一组清代康熙青花瓷器。这组瓷器，至今仍保留在德国它们包括两个大罐，两个瓶和一个尊。这里借用瓷器鉴赏家耿宝昌的话来形容它们“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这时瓷器的生产，正如前文所述，仍以青花瓷为主，艺术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点亦可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依据。例如:“硬彩、清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节录自《饮流斋说瓷》中的“说彩色第四”一节)。清代人陈浏在其著作《陶雅》一书中称:“雍(正)、乾(隆)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熙)青虽不及明(代)青浓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按照《中国陶瓷史》中的观点理解，那就是:从浓美角度讲，康熙青花是否一定不如所有的明代各朝青花，还可以再研究，但康熙青花却可以“独步本朝”。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胎釉精纯，发色青翠，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这是清代历朝青花瓷器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是如此，自清朝末年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崇尚康熙青花瓷的浪潮。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元年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则不如康熙时期的那样艳丽，雍正青花多为仿明代和嘉靖时期的作品，雍正青花器中以青花黄彩和青花金银彩为名贵。

9月中下旬，由中国古陶瓷学会、河北省文物局和磁县人民 *** 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国际磁州窑论坛召开，从论坛上获悉专家在磁县冶子窑遗址中发现了唐代地层中的瓷器实物，这把漳河流域磁州窑中心窑场的创烧历史由过去的五代提前到了唐代中晚期。

2015年5月冶子窑遗址发掘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磁县文物保管所联合组织，发现了漳河流域磁州窑最早的地层――唐代地层。唐代地层中出土了白釉黑绘花等工艺瓷器实物，釉色多为青白釉，应属隋青瓷向唐白瓷转化中的过渡色，另外唐黄釉、黑釉瓷标本出现也较多，器物底足多为饼足和玉璧足。此外，冶子窑遗址还出土了一批北宋中晚期的棕黄釉印花瓷器，有的题写“刘氏”“何氏”字款。

据了解，1987年北京大学、河北省文研所和邯郸地区文管所联合对观台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最早的地层为五代，但只出土了少量的瓷片标本，所以把漳河流域观台磁州窑烧造年代的上限认定在北宋早期及五代。冶子窑址发掘发现了唐代地层，明确地将漳河流域磁州窑烧造年代的上限提前到了唐代。

截至目前，冶子窑址发掘开探方10个，发掘面积296平方米，共发现窑炉2座、遗迹16个，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瓷器近1万件，各类瓷片标本近6万片。出土器物及标本所表现的特点是，器形规整，胎质细腻，胎体坚薄，受火温度高，釉色光润，皆为上乘之作。观台窑址和冶子窑址出土瓷器及标本的精美度进行比对，冶子窑址的瓷器质量远胜观台窑址，从而确定了冶子窑为当时漳河流域的中心窑场或领军窑场。

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这次的新发现一方面将观台窑烧造区域的烧造上限前提了一个年代另一方面则告诉我们，对漳河流域磁州窑窑址的考古发掘还不够，需要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以期获取更有价值的资料。”

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2006年磁州窑烧瓷烧制技术入选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因为真正的瓷器文物已经被盗了，留下的不过是几个假的赝品。后面还有“made in China"这样的字样。考古专家气愤不已，知道自己还是来晚了,所以当场直接把赝品摔碎。

其实挖开的时候早就已经可以预判出，此墓已经被先前的盗墓者所开过了，因为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只剩下几个瓷器，而且墓碑上的墓志铭和这个墓的主人的尸骨已经不见了。这很有可能是盗墓贼直接将其搬走的。

江西这个地方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经常可以出土许多珍贵的文物，施工人员正在施工的时候，挖着挖着，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空洞，往里面看有很多青砖堆砌而成的小建筑。根据经验他们就知道这个建筑肯定非同一般，后来专家过来初步判断，这个墓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因为墓地的规格也不小，墓地的主人应该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本以为里面有什么珍贵的东西。激动人心的以为可以给中国的历史添上新的一笔，没想到可耻的盗墓贼还是先了一步，里面的珍贵文物已经被盗走，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留下了几个现代盘子，以此来嘲笑真正的考古学家。

其实盗墓又损害墓的事情在考古界时有发生，大多数都是为了牟取私利。这种可耻的行为，让人着实痛心，还有望相关政府能对此下手处理，严厉打击这些不法盗墓贼，还中国考古环境一片净土。

这个瓷窑遗址的发现不仅延长了山西的烧窑历史，同时其选址的特殊性也对研究古陶瓷具有独特价值。山西晋阳古城建立于春秋时期，后于979年被夷为平地。也就是说，该遗址所属年代是春秋到五代这段时期。晋阳古城遗址最初被发现于1955年，后于1960年展开考古工作。晋阳古城遗址因为埋葬厚的缘故，整体保存得比较好。再加上晋阳古城的地理特殊性，该遗址拥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考古人员在晋阳古城遗址内曾陆陆续续发现过些许瓷片和窑具。不过直至数日之前，考古人员才真正在此处遗址内发现瓷窑遗址。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展开，晋阳古城遗址被划分为了1号、2号以及3号建筑基址，其中新发现的瓷窑遗址位于2号与3号之间。根据目前的考古分析结果，新发现的瓷窑遗址所在位置属于宫城区，共包含3处瓷窑炉遗迹。

就地理选址来说，这处瓷窑遗址与其余大多数瓷窑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也意味着此处瓷窑存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此外有关此次瓷窑遗址的所属时间，考古人员根据瓷窑中所发现的遗迹以及瓷片等遗物分析得出该瓷窑应是隋唐时期的。如此一来，这处瓷窑遗址便成为了目前山西省内历史最为久远的瓷窑遗址，山西的烧窑历史也因此得到延长。

话说，考古人员在新发现的这处瓷窑遗址中共出土了近万件瓷片，其类型主要是青瓷与白瓷，器形则包含碗、盆、瓶、罐、杯等多种样式。再有就是，此次瓷窑的使用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烧制技术却是比较高的。随着后续研究的展开，这座隋唐时期的瓷窑遗址应该会带来更多的信息，而这对于古陶瓷研究来说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巩义白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唐朝至明清中国瓷器发展以及特点如下：

唐代瓷器有了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瓷器是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烧制而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形要通过在窑内经过高温（约1280℃-1400℃）烧制，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温度的不同从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烧结的瓷器胎一般仅含3%不到的铁元素，且不透水，因其较为低廉的成本和耐磨不透水的特性广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所使用，是汉文明展示的瑰宝。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谢肇制在《五杂俎》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如银称米提，墨称腴糜之类也。”当时出现的以“磁器”代窑器是由磁州窑产量最多所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使用瓷器称谓的史料。

1206年，孛尔只斤·铁木真（1162～1227）在斡难河召开「 ”忽里勒台大会”，正式成为蒙古各部大汗，尊称「 ”成吉思汗”，这也标志着大蒙古国的正式建立。大蒙古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不断开疆拓土，最终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帝国的组成包括大汗之国（1271年，忽必烈建立「 ”大元”，从此元朝即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之国）和四大汗国。13至15世纪，龙泉青瓷作为中国瓷器的代表，行销于国内外市场。就目前考古资料看，四大汗国中除窝阔台汗国外均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龙泉青瓷。把这些青瓷与故宫博物院藏品比对，可进一步认识元代龙泉青瓷在四大汗国的流布和使用情况。 龙泉窑瓷器在伊利汗国的发现 伊利汗国（1256～1335/1258～1336），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西征后建立，东滨阿姆河，西临地中海，北界里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湾的大国，既为欧亚两洲文化荟萃之地，又是重要交通枢纽。 目前在伊利汗国境内发现的龙泉青瓷片大多集中在伊朗境内，阿富汗、伊拉克也有出土。伊朗的列伊（Ray）遗址、基什（Kish）岛北部的Harrieh遗址、布什尔省（Bushehr）北端的Mafruban遗址、英格兰考古学家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藏品和斯拉夫（Siraf）遗址均发现13～14世纪龙泉青瓷片。 收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的元代龙泉青瓷来源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藏瓷。该神庙始建于14世纪，是为伊朗萨法维王朝的先祖、苏菲派圣人谢赫·萨非丁修建。此后，随着苏菲派不断强大，神庙被不断扩建。1611年，萨法维王朝的沙阿·阿拔斯二世钦赐1162件皇室瓷器，藏于神庙辅宫——覆盖原达拉维叙广场的「 ”瓷宫”壁龛内，其中有58件龙泉青瓷，包括5件波斯仿品，这些瓷器多数都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译为「 ”圣王的奴仆阿巴斯向沙阿·萨非丁的门栏捐献”。 经历了王朝更迭和战争洗礼，1935年，辅宫中的750件瓷器由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在萨法维王朝统治期间，1513年，土耳其苏丹塞利姆一世曾对其发动过战争，掠夺包括龙泉青瓷在内的金银财宝无数，这批瓷器现收藏在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因此，伊利汗国遗存的龙泉青瓷精品多数集中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和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1272），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就已经形成了登州（今蓬莱水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的远洋航线。据此推测，龙泉青瓷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航线从大汗之国（元朝）运至伊利汗国的。对比伊朗国家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以求对上述推测进行例证，现择典型器物介绍如下。 图1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瓶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2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尊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划花缠枝莲纹凤尾瓶（图1、图2），瓶口呈喇叭形，长颈，溜肩，弧腹下敛，胫部外撇。通体施青釉，颈部刻凸弦纹多道，腹上部刻划缠枝莲纹，腹下部凸刻莲瓣纹一周。这种喇叭形大撇口形如凤尾，故有「 ”凤尾瓶”或「 ”凤尾尊”之称，是元代龙泉窑创烧的一种瓶式，体形高大，多用作陈设器，明代延续烧造。这种凤尾瓶的底部大多是后接而成，即大瓶成型后，再加一块泥板粘釉黏结而成。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近足处刻有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 图3 龙泉窑青釉刻花玉壶春瓶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4 龙泉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玉壶春瓶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刻花玉壶春瓶（图3、图4），瓶撇口、长颈、垂腹、圈足。外壁施青釉，颈部刻划莲瓣纹，腹部刻划缠枝花卉纹，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腹下部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玉壶春瓶得名于宋代，初为盛酒器，完整的玉壶春瓶是带盖的，至元代，玉壶春瓶仍作为盛酒的实用器皿。明清时期，玉壶春瓶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陈设器，因此不附器盖。 图5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罐身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6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荷叶式盖罐（图5、图6），元代龙泉窑多生产青釉罐，其中，荷叶盖罐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分大、中、小三式，造型基本一致。国内外考古和收藏资料所见很多，如内蒙古集宁路城址、蒙古国哈喇和林城址、韩国新安沉船等国内外重大考古均有发现，与故宫博物院藏品基本一致。 图7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8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刻花罐（图7、图8），罐敛口，短颈，溜肩，腹部上丰下敛，胫部微撇，后接圈足，通体施青釉。腹部刻划花卉纹装饰，胫部多饰莲瓣纹。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胫部刻有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从造型上看，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和故宫博物馆藏品基本一致，应属同一时期产品。 图9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 伊朗国家博物馆藏 图10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 故宫博物院藏 龙泉窑青釉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炉（图9、图10），炉呈筒式，直壁微斜，下承以三足。内、外均施青釉。外口沿和底部均微出两道宽弦纹，腹部凸刻缠枝牡丹纹。三足圆肩，足尖圆形，足底无釉，露灰白色胎。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的腹壁下方镌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献铭文。从造型、纹饰、工艺方面看，两件藏品相似度极高。 上述之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品与故宫博物院藏品在造型、纹饰、工艺上的特点基本一致。结合前述至元九年已开通从蓬莱到伊朗基什岛（伊利汗国境内）的远洋航线，以及元朝与伊利汗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可以推断，当时伊利汗国与元朝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龙泉青瓷作为元朝宫廷的赏赐品和大宗商品广泛流传在伊利汗国的宫廷和地方。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907期《蒙古四大汗国发现的元代龙泉窑瓷器》 作者：张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