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一个小故事 关于一个数学家发现了玻璃或瓷器摔碎后碎片的规律

毕加索（1881～1973）

毕加索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对于他的一生，世人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毁誉褒贬兼而有之。但对于他的作品以及他对艺术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人们还是一致认同的。也正是因此，毕加索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

由于他的勤奋，毕加索成了一位多产画家。他逝世后，人们花了 5 年的时间对他的作品进行了整理。据统计，他的作品包括：油画 1885 幅，素描 7089 幅，版画 20000 幅，平版画 6121 幅，总计近 37000 件。

在毕加索一生的道路上，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早年的“蓝色时期”和“红色时期”的画风有德迦的影子。随后，在 1909 年，他与法国画家乔治·希拉格一起创立了立体派，进入了他的“黑色时期”。这种立体派创作方法，对西方美术的现代流派影响很大。被誉为“２０世纪美术的一位最伟大的大师”。他于 1907 年创作的《亚威农少女》，吸收了东方艺术和西班牙民间艺术的一些表现形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绘画的表现手法，追求比现实还要真实的“理念中的真实”。

1881年10月25日生于西班牙马拉加，1973年4月8日卒于法国木甘。

毕加索之父是一位相当学院派的素描教师。毕加索自小便显露绘画天分，父亲任其自由发展。他主要在巴塞罗那受教育。

1900年至1903年蓝色时期

由1900年起毕加索一直往来于西班牙及巴黎之间。1904年在巴黎定居，住在著名的“洗衣坊”。在巴黎，他结交了马克斯·雅各布、范唐吉、隆尔蒙、阿波里耐和拉平·阿吉尔的东主的女儿马德莱娜，他为马德莱娜绘了几幅肖像。其时他的作品仍受到在巴塞罗那大行其道的象征主义影响。

毕加索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又受到德加、雅西尔与土鲁斯·劳特累克画风的影响，加上在西班牙受教育时染上的西班牙式的忧伤主义，这时期的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的蓝郁。

1904年至1906年粉红时期

1906年毕加索结识了马蒂斯。其后又认识了德兰和布拉克，与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在蒙马特同住。其时他的经济已好转，生活比前愉快，画作用色变为轻快的粉红；绘画对象亦由蓝色时期的乞丐、瘦弱小孩和悲戚妇女转向街头艺人、杂耍艺人及风华正茂的女孩。

1906年至1910年非洲时期

1906年毕加索从德兰的非洲面具中得到启发，直至年底，其作品一直受非洲面具影响，此即为毕加索的非洲时期。他笔下的人体健硕而深沉，这种特征，在1907年的《阿威农的姑娘》中显露无遗，由不同组件组成的人体可从几个角度来观看，揭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时期的来临。然而，整个时期仍有受塞尚影响的痕迹。

1910年至1914年分析立体主义

毕加索大部分的艺术家朋友都由蒙马特迁到蒙帕纳塞，他亦随他们迁居。其时的立体主义体验达到巅峰。雅克·比斯这样评论他：“作品由素描建构，色与调弱化到最起码的灰色与浅暗橘黄色；形体是几何图形化与综合而成的，造成迹近压抑其可辨认身份的效果，闯出桎梏，最终与形体剥离。”仿如从一面棱镜的焦点去看一个单一影象的多元角度。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然而毕加索把它延伸到肖像上。他与布拉克制作出第一批拼贴画。

1914年综合立体主义

1914年，战争使立体主义画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毕加索重拾自由与个人在色彩上的品味，还有那旺盛的精力。无论从风格与绘画的对象上，他的“立体印象派”创作变得更加自由。纵观他的所有作品，他并未把自己局限于立体主义，而是继续从各方面探索。例如，1915至1916年的作品是自然主义的；1917年的却是现实主义。

1917年至20年代新古典时期

毕加索居于意大利，刚为迪亚希列夫执导的俄罗斯芭蕾舞剧《游行》设计背景与服装，其时邂逅了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科赫洛娃。1918年他与科赫洛娃结婚，婚后诞下一子。这段较安逸生活正值毕加索创作生涯的新古典时期，1921年与1926年他继续制作立体主义作品，1923年的作品却走现实主义路线。

1925年至1932年，毕加索进入超现实主义时期。1933年至1934年逗留西班牙期间，牛首人身怪作品出现。1927年他邂逅了极年轻的玛丽·泰蕾兹·瓦尔特，她成为他的模特儿，且为他诞下女儿马姬。此时，毕加索并没有与妻子离婚，却又与一名热情女画家兼摄影师多娜·马尔同居，他为马尔绘过几张画。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差不多十年。在大奥古斯丁路的新工作坊内，毕加索创作了大型制作《格尔尼卡》，其间做了许多筹备制作工作。

1943年，他结识了法兰丝娃·季洛，与她在昂蒂布的米迪同居。1945年他在瓦洛里斯绘画了一系列的静物画，并创作陶瓷。他的儿子克洛德于1947年出生，1949年再诞下女儿帕洛玛。他的作品中除了显示这种简单家庭生活的快乐之外，还表达了他对政治的承担：1944年绘制《骸骨的藏室》，1947年有《为了法国而死的西班牙人》。他继续绘画静物、风景、肖像……1950年，库尔贝的《塞纳河边的女人》启动了他的围绕名家大师作品的变奏创作。

1954年，法兰丝娃·季洛离开毕加索。毕加索在瓦洛里斯结识了贾桂琳·罗克，之后便与这女人共度余年。1959年之前他们居于康城，他在康城为德拉克鲁的《阿尔及尔的女人》与贝拉斯克斯的《宫女》埋头作画，同时继续《画室》的后续工作。他先搬到沃韦纳盖斯，然后在木甘附近的娜特丹·德·米城堡定居，继续他的变奏系列创作。由1960年到1972年，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仅在这13年内，在目录中记载的作品已超过千件，种类分别有版画、素描和油画等。毕加索于1973年逝世，终年92岁。

毕加索的作品，无论质还是量，都是惊人的，约达六万件之数。这位天才横溢的艺术家“在极其漫长的创作活动的每一刻，似乎想做的都让他准确无误地作到了。为何有此能耐？他自己都不能解答。结果是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皆能。”

在毕加索的画中，人们还可以强烈感受到他的爱憎。他反对战争，希望和平安宁。 1937 年 4 月，为抗议希特勒轰炸西班牙北部城市格尔尼卡，他画了著名的大型壁画《格尔尼卡》。为抗议美国入侵朝鲜， 1952 年他又创作了壁画《战争》、《和平》。至于他的《和平鸽》，更是世人所熟悉的名作。

毕加索的生活与艺术都离不开女人。毕加索的代表作与女人题材相关甚多。主要有：《三舞女》、《在红色椅子熟睡的女人》、《玩球的浴女》、《公鸡》等。

1973 年 4 月 8 日 ，这位欧洲画坛的巨匠带着和平的愿望在法国南部的穆丹逝世，长眠在地中海边的墓地中。

打碎花瓶是常有的事，人们一般将其一扔了事，不曾思考过什么。

这里头有规律吗？

答案是肯定的。丹麦科学家雅各布•博尔则是将碎片按大小排列并称过质量之后，碎片重量之间有着严整的倍数关系：最大碎片与次大碎片，次大碎片与中等碎片，中等碎片与较小的碎片，它们之间的比例均为16：1。于是，雅各布•博尔便将此规律用于考古或天体研究。只要有这个规律在，便可由已知文物、陨石的残肢碎片推测它的原状，从而迅速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

噬菌体（phage）是侵袭细菌的病毒，也是赋予宿主菌生物学性状的遗传物质。噬菌体必须在活菌内寄生，有严格的宿主特异性，其取决于噬菌体吸附器官和受体菌表面受体的分子结构和互补性。噬菌体是病毒中最为普遍和分布最广的群体。通常在一些充满细菌群落的地方，如：泥土、动物的肠道里，都可以找到噬菌体。

基本介绍中文名 ：噬菌体 外文名 ：Phage 别名 ：细菌病毒 学科 ：分子生物学 发现者 ：F．d′Herelle和F．W．Twort介绍,生物学性状,种类,蛋白质结构,核酸特点,繁殖特点,发现历史,细菌防御方法,套用, 介绍 噬菌体(bacteriophage, phage)是感染细菌、真菌、藻类 、放线菌或螺旋体等微生物的病毒的总称，因部分能引起宿主菌的裂解，故称为噬菌体。本世纪初在葡萄球菌和志贺菌中首先发现。作为病毒的一种，噬菌体具有病毒的一些特性：个体微小；不具有完整细胞结构；只含有单一核酸。可视为一种“捕食”细菌的生物。噬菌体基因组含有许多个基因，但所有已知的噬菌体都是细菌细胞中利用细菌的核糖体、蛋白质合成时所需的各种因子、各种胺基酸和能量产生系统来实现其自身的生长和增殖。一旦离开了宿主细胞，噬菌体既不能生长，也不能复制 。噬菌体是病毒的一种，其特别之处是专以细菌为宿主，较为人知的噬菌体是以大肠杆菌为寄主的T2噬菌体。跟别的病毒一样，噬菌体只是一团由蛋白质外壳包裹的遗传物质，大部分噬菌体还长有“尾巴”，用来将遗传物质注入宿主体内。噬菌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生物体，而且经常都伴随着细菌。通常在一些充满细菌群落的地方，如：泥土、动物的内脏里，都可以找到噬菌体的踪影。世上蕴含最丰富噬菌体的地方就是海水 。 生物学性状 噬菌体的体积小，其形态有蝌蚪形、微球形和细杆形，以蝌蚪形多见。噬菌体是由核酸和蛋白质构成。蛋白质起著保护核酸的作用，并决定噬菌体的外形和表面特征。其核酸只有一种类型，即DNA或RNA，双链或单链，环状或线状。 种类 蛋白质结构 无尾部结构的二十面体：这种噬菌体为一个二十面体，外表由规律排列的蛋白亚单位——衣壳组成，核酸则被包裹在内部。 有尾部结构的二十面体：这种噬菌体除了一个二十面体的头部外，还有由一个中空的针状结构及外鞘组成的尾部，以及尾丝和尾针组成的基部。 线状体：这种噬菌体呈线状，没有明显的头部结构，而是由壳粒组成的盘旋状结构。 迄今已知的噬菌体大多数是有尾部结构的二十面体，这是因为正多面体是多面体里最简单的结构，搭建起来最容易，所以病毒喜欢采用正多面体的结构。而正多面体一共又只有五种，分别是正4, 6, 8, 12, 20面体，其中正20面体是最接近球形的，也就是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需要更少的材料，更为节省。 核酸特点 ss RNA：噬菌体中所含的核酸是单链RNA。 ds RNA：噬菌体中所含的核酸是双链RNA。 ss DNA：噬菌体中所含的核酸是单链DNA。 ds DNA：噬菌体中所含的核酸是双链DNA。 繁殖特点 1.毒性噬菌体 指在宿主菌体内复制增殖，产生许多子代噬菌体，并最终裂解细菌。毒性噬菌体的增殖方式是复制，其增殖过程经历吸附穿入、生物合成和成熟释放3个阶段。 进入菌细胞内的噬菌体核酸首先经早期转录产生早期蛋白质，并复制子代核酸，再进行晚期转录产生噬菌体的结构蛋白。子代噬菌体达到一定数量时，由于噬菌体合成酶类的溶解，菌细胞突然裂解，释放出的噬菌体再感染其他敏感细菌。 2.温和噬菌体 感染宿主菌后并不增殖。其基因整合于细菌染色体上，即前噬菌体，随细菌染色体的复制而复制，并随细菌分裂而分配至子代细菌的染色体中。温和噬菌体有溶原性周期和溶茵性周期，可偶尔自发地或在某些理化或生物因素地影响下，整合的前噬菌体脱离宿主菌染色体，进入溶菌性周期导致细菌裂解，并产生新的成熟噬菌体。 发现历史 初期：1915年-1940年 1915年，弗德里克· 特沃特（Frederick W.Twort）担任伦敦布朗研究所所长。特沃特在研究中力图寻找用于天花疫苗的痘苗病毒（vaina virus）的变异株（variant ) ，这种变异株可能在活细胞外介质中复制。他在一项试验中将一部分天花疫苗接种给一个含营养琼脂的培养盘。虽然这种病毒未能复制，但是细菌污染物在琼脂盘中生长很快。特沃特继续进行他的培养并注意到，一些细菌菌落显示出“带水的样子”（即变得比较透明）。这样的菌落做进一步培养时也不再能复制（即细菌被杀死）。特沃特把这种现象称为透明转化（glassy transformation）。他接着证明用透明转化原理感染一个正常的细菌菌落会把这种细菌杀死。这种透明实体很容易通过一个陶瓷过滤器，可被稀释一百万倍，当放在新鲜细菌上的时候就会恢复它的实力，或者说滴度。 特沃特发表了一篇描述这种现象的短文，认为对他所观察的结果的解释是存在一种细菌病毒。由于服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特沃特的研究中断了。返回伦敦后，他没有继续进行这项研究因此在这个领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贡献。 与此同时，加拿大医学细菌学家费利克斯· 德赫雷尔（Felix d’Herelle）当时正在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工作。1915年8 月，法国的一个骑兵中队驻扎在巴黎郊外的梅宗-勒菲特（Maisons-Lafitte) ，一场严重的志贺氏杆菌引发的痢疾对整个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德赫雷尔对患者的粪便进行过滤，很快从过滤的乳状液中分离出痢疾杆菌，并且加以培养。细菌不断生长，复盖了培养皿的表面。德赫雷尔偶然观察到清楚的圆点，上面没有长出任何细菌。他把这些东西称为乳样斑（taches vierges）,或称为噬斑(plaques）。德赫雷尔跟踪观察一名患者的整个感染过程，观察何时细菌最多，斑点何时出现。有意思的是，患者的病情在感染后的第四天开始好转。 德赫雷尔把这些病毒（virus ）称为噬菌体（bateriophage) ，紧接着他发明了病毒学研究领域的方法。他将噬斑进行有限的稀释，测定病毒的浓度。他的推论是出现斑点表明病毒为颗粒或称为小体（corpuscular）。德赫雷尔在研究中还证明病毒感染的第一步是病原体附着（吸附）宿主细胞。他通过把病毒与宿主细胞混合后共沉淀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证明，上清中不存在这种病毒）一种病毒的附着只是在细菌对与它混合的病毒敏感时才出现，这表明了一种病毒对宿主细胞的吸附有特定的范围。他还用很清楚的现代术语描述了细胞溶菌（lysis ）的释放。德赫雷尔在许多方面是现代病毒学原理的创始人之一。 到1921 年，越来越多的溶原性菌株（lysogenic bacterial strain） 被分离，在一些实验中已经不可能把病毒与它的宿主分开。这使布鲁塞尔巴斯德研究所的朱勒斯· 博尔德特（Jules Bordet)认为，德赫雷尔描述的传染性病原体只不过是一种促进自身繁殖的细菌酶（bacterial enzyme）。虽然这是一种错误的结论，但是它相当接近于朊病毒（prion）结构和复制的看法。 在20 世纪20-30 年代，德赫雷尔重点探索他的研究成果在医学上的套用，但是毫无成果。当时进行的基础研究常常受该领域个别科学家的强烈个性所产生的解释的影响。显然有许多不同的噬菌体，一些为溶菌性（lytic）而另一些则是溶原性（lysogenic ) ，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定义不明确。这个时期的重要发现是马克斯· 施莱辛格,他证明纯化的噬菌体最大直径（linear dimension )0.1 微米，质量大约4x10克，它们由蛋白质和DNA 构成，比例大体上相等。1936 年那时没有任何人清楚地知道如何利用这种观察结果，但是，它在随后的20 年里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代：1938 年-1970 年 马克斯· 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 ）是吉廷根大学（Gittinge）培养出来的物理学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柏林威廉化学研究所，在那里他与一些研究人员积极地讨论量子物理与遗传学的关系。德尔布吕克对这个领域的兴趣使他发明了一种基因的量子机械模型（guantum mechanical model of gene ）。1937 年，他申请并获得了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的奖学金。一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他就开始与另一位研究员埃默里· 埃利斯（Emory Ellis）合作。埃利斯当时正在研究一组噬菌体-T2 、T4 、T6 ( T-偶数噬菌体）。德尔布吕克很快认识到这些病毒适合研究病毒复制。这些噬菌体是探索遗传信息如何决定一种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的一个途径。从一开始，这些病毒就被视为了解癌症病毒，甚至了解 *** 如何使卵子受精并发育为一种新生物体的典型系统。埃利克和德尔布吕克设计出一步生长曲线试验。在这项试验中，一种受感染的细菌经过半个小时的潜伏期（latent period）或称为隐蔽期（eclipse period ）之后释放了大量噬菌体。这项试验给潜伏期下了定义，即病毒失去传染性的时候。这成为这个噬菌体研究小组的试验范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尔布吕克留在美国（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见到了义大利难民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E . Luria ）。卢里亚逃到美国避难，当时在纽约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T1和T2噬菌体。他们是1940 年12 月28 日在费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见面的，并在随后的两天里策划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试验。两位科学家将招聘和领导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重点研究利用细菌病毒作为了解生命进程的一个模型。对他们的成功起关键作用的是1941 年夏天他们应邀到冷泉港实验室做试验。就这样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和一位义大利遗传学家在二战期间一直进行合作，周游美国招聘新一代的生物学家，后来这些人被称为噬菌体研究小组。 此后不久，新泽西州普林斯顿RCA 实验室的电子显微学家汤姆· 安德森（Tom Anderson ）见到了德尔布吕克。到1942 年3 月，他们第一次获得了噬菌体的清晰照片。大约同时，这些噬菌体变异株第一次被分离和鉴定。到1946 年，冷泉港实验室开设了第一门噬菌体课程，1947 年3 月，第一次噬菌体会议有8 人出席。分子生物学就是从这些缓慢的开端中发展起来的。这门科学的重点是研究细菌宿主及其病毒。 随后的25 年（1950 年至1975 年）是用噬菌体进行病毒学研究硕果累累的时期。数百名病毒学家发表了数千篇论文，主要涉及三个领域：(a）用T-偶数噬菌体进行的大肠杆菌溶菌性感染研究；(b) 利用λ噬菌体进行的溶原性研究，以及(c）几种独特噬菌体的复制和特性研究，例如ФX174 （单链环状DNA ）、RNA 噬菌体、T7 等。它们为现代分子病毒学和生物学奠定了基础。本文不可能一一介绍所有这些科学文献，只能提及一些有选择的重点。 到1947年至1948年，用生物化学方法研究噬菌体感染细胞在潜伏期发生的变化开始盛行。西摩·科恩（Seymour Cohen ）最初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欧文· 查格夫（Erwin Chargaff）一道研究脂质和核酸，随后又与温德尔· 斯坦利研究菸草花叶病毒RNA ,1946年在冷泉港实验室主修德尔布吕克的噬菌体课程。他利用比色法（colorimetric *** isis ）研究被噬菌体感染的细胞中DNA 和RNA 水平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被噬菌体感染的细胞中大分子合成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a) RNA 的净积累在这些细胞中停止。[后来，这成为发现多种RNA 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证明了信使RNA 的存在]。（b) DNA 合成停止了7 分钟，随后又以5 倍至10 倍的速度恢复DNA 合成。（c）与此同时，蒙诺德（Monod）和沃尔曼（Wollman)的研究表明，噬菌体感染后一种细胞酶——可诱导β-半乳糖苷酶（galactosidase）的合成受到抑制。这些试验把病毒的潜伏期分为初期（在DNA 合成之前）和晚期两个阶段。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病毒可能改变受感染细胞的大分子合成过程。 到1952 年底，两项试验对这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赫尔希和蔡斯利用标记病毒蛋白(SO）和核酸（PO）跟踪噬菌体对细菌的附着。他们能用搅拌机去除病毒的蛋白质衣壳，只保留与受感染细胞有联系的DNA 。这使他们能够证明这种DNA 具有再生大量新病毒所需的全部信息。赫尔希-蔡斯的试验和沃森与克里克一年后阐述的新DNA 结构共同构成了分子生物学革命的奠基石。 病毒学领域的第二项试验是1953年由怀亚特（G.R.Wyatt）和科恩（S.S.Cohen）进行的。他们在研究T-偶数噬菌体时发现一个新的碱基，即5‘羟甲基胞嘧啶（hydroxymethylcytosine）。这个新发现的碱基似乎取代了细菌DNA 中的胞嘧啶（cytosine ）。这使科学家们开始对细菌和受噬菌体感染的细胞中DNA 的合成进行了长达10 年的研究。最关键的研究表明，病毒把遗传信息引入受感染的细胞中。到1964 年，马修斯（Mathews）等人的研究证明，未受感染的细胞中不存在5‘羟甲基胞嘧啶，并且必须由病毒为之编码。这些试验提出了脱氧嘧啶（deoxypyrimidine）生物合成和DNA 复制方面的早期酶学概念，提供的明确的生物化学证据表明可以编码一种新的信息并在受感染的细胞中表达。对这些噬菌体的详细遗传分析后确认了编码这些噬菌体蛋白质的基因，并绘制了基因图使概念更完整。实际上，对T-偶数噬菌体的rⅡ 和B 顺反子（cistron ）的遗传分析成为研究最充分的“遗传精细结构”之一。利用噬菌体变异株和提取物体外复制病毒DNA ，对我们当代了解DNA 如何自我复制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通过对噬菌体装配的详细遗传学分析，利用噬菌体突变株体外装配的互补性阐明了有机体如何利用自我装配的原理构建复杂结构。对噬菌体溶菌酶的遗传和生物化学分析有助于阐述突变的分子性质，噬菌体突变（琥珀突变）提供了在分子水平研究第二位点抑制突变（second-site suppressor mutation）的明确方式 。DNA的环形排列、末尾冗余（引起噬菌体杂合体）结构可以解释T 偶数噬菌体的环形遗传图。 病毒和细胞蛋白质的合成在受噬菌体感染的细胞中发生明显变化，这一点是在早期研究中使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一聚丙烯酰胺凝胶（sodium dodecyl sulfate (SDS)-polyacrylamide gels)而被戏剧性地发现，结果表明病毒蛋白质的合成有特定顺序，分为早期蛋白质和晚期蛋白质。这种一过性的基本调节机制最终发现了调节RNA 聚合酶和授予基因特殊性的∑因子。几乎每一个级别的基因调节（转录、RNA 稳定性、蛋白合成、蛋白处理）的研究均是通过对噬菌体感染性研究得出的原始数据揭示的。 虽然溶菌噬菌体（lytic phage）研究取得如此显著的进展，但是仍然没有人能清楚地解释溶源性噬菌体（lysogenic phage）。这种局面在1949年发生了变化，当时，巴斯德研究所的安德烈· 勒沃夫（Andre Lwoff） 开始对Bacillus megaterium 及其溶源性噬菌体进行研究。通过使用一种显微操纵器将单一细菌分割多达19 次，从未释放出任何病毒。当从外部对溶源性细菌进行溶解时，也没有发现病毒。但是经常出现一个细菌自发地发生溶解并释放出许多病毒来的现象。紫外线能诱使这些病毒释放是一项重要的发现，这种观察可以概述一种病毒与其宿主之间的奇妙关系。到1954 年，巴斯德研究所的雅各布( Jacob）和沃尔曼（Wollman )得出重要的研究结果，即一种溶源性菌株（Hfr ，λ）与非溶源性受体在结合之后的遗传杂交（geic cross ）导致病毒的诱发。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合子诱导（zygotic induction ）。事实上溶源性噬菌体或称原噬菌体（prophage）在其宿主大肠杆菌的染色体中的位置，可在遗传杂交之后用标准的中断交尾实验绘图。这是在概念上了解溶源性病毒的最关键试验之一，理由如下：( a ）病毒的行为就像一种细菌的染色体上的细菌基因一样；( b ）它表明病毒遗传物质由于负面的调节而在病毒中保持静止的试验结果之一。当染色体从溶源性供体细菌传递到非溶源性受体宿主时，该病毒遗传物质丢失；( c ）这有助于解释雅各布和沃尔曼早在1954 年就认识到的酶合成以及噬菌体生成的诱导是同一现象的表现”。这些试验为操纵子模型（operon model ）和协同基因调控（coordinate gene regulation）的性质奠定了基础。 虽然在1953 年阐述了DNA 的结构 , 1954 年描述了合子诱导，但是溶源现象中细菌染色体与病毒染色体之间的关系仍被称为附着部位（attachment site ) ，当时也只能从这些角度考虑。后来，坎贝尔(Campbell)根据噬菌体标记的顺序在整合状态下不同于复制或生长状态这一事实，提出DNA 与细菌染色体进行λ整合的模型，至此，病毒与其宿主之间的真正密切关系才得到认识。这导致分离出λ噬菌体的负调节基因或称抑制基因，这是对溶原菌免疫特性的清楚了解，也是对基因如何进行协同调节的早期范例之一。对λ噬菌体生命周期的遗传分析是微生物遗传学领域的重大学术探险。它值得所有分子病毒学和生物学学者进行详细的研究。 诸如鼠伤寒沙门氏菌(Salmonella typhimurium)P22 这样的溶源性噬菌体是一般性转导（transduction ) 的第一个例证，而λ噬菌体是特殊转导的第一个例证。病毒可能携带细胞基因，并把这样的基因从一个细胞转移到另一个细胞，这不仅提供了精确遗传绘图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病毒学中的一个新概念。随着细菌的遗传因素被更详细地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溶源性噬菌体研究发展到附加体( episome）、转座子（transposon）、反转录转座子（retrotranspon ）、插入元件（insertion element ）、逆转录病毒（retrovirus）、嗜肝DNA 病毒（hepadnovirus ）、类病毒（viroid ）、拟病毒（virusoid ，又称类病毒viroid-like指一类包裹在植物病毒颗粒中的病毒，译者注），以及朊病毒（prion ）研究，这一切使得遗传信息在病毒与其宿主之间的定义和分类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从噬菌体研究中得出的遗传和生化概念使病毒学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溶菌和溶源性噬菌体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常常随着对动物病毒的研究而被人们重新学习和修改。 细菌防御方法 细菌防御噬菌体的主要方法是合成能够降解外来DNA的酶。这些酶被称为限制性内切酶，它们能够剪下噬菌体注入细菌细胞的病毒DNA。细菌还含有另一个防御系统，这一系统利用CRISPR序列来保留其过去曾经遇到过的病毒的基因组片段，从而使得它们能够通过RNA干扰的方式来阻断病毒的复制。这种遗传系统为细菌提供了一个类似于获得性免疫的机制来对抗病毒感染。 套用 作为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试验工具 噬菌体是遗传调控、复制、转录与翻译等方面的生物学基础研究和基因工程中的重要材料或工具。遗传学中的转导作用就是以噬菌体作为媒介，在2株细菌间传递遗传物质。 用于细菌的鉴定和分型 噬菌体只能侵染相应的细菌，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可用于细菌鉴定。同时，噬菌体具有型的特异性，可对细菌进行分型鉴定。可以利用噬菌体对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伤寒菌等进行分型。 噬茵体展示技术和噬菌体抗体库 噬菌体展示技术是一种强有力的基因表达筛选技术，1985年首次由美国科学家SmithMl在(Science))杂志进行了阐述。噬菌体展示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将外源蛋白的基因克隆到噬菌体的基因组DNA中，从而在噬菌体的表面表达特定的外源蛋白。Ellis SEp等指出利用噬菌体展示多肽库可以筛选和确定线虫疫苗的抗原，这是疫苗抗原鉴定的一种新方法。近年来随着流行性病毒引起的疾病逐渐增加，抗病毒多肽被认为是预防和治疗疾病极有希望的方法。Castel G等指出噬菌体展示技术特异性表达的重组多肽可以套用到抗病毒研究及药物开发中。 在噬菌体展示技术及PCR克隆技术基础上，英国科学家Winter等率先在(Nature))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噬菌体抗体库技术。该技术是将抗体重链和轻链可变区基因与噬菌体的外壳蛋白基因重组，将抗体片段Fab或scFv与噬菌体外壳蛋白以融合蛋白的形式展示于噬菌体颗粒表面，进而快速高效筛选并富集针对某种抗原的特异性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单抗制备流程。Krishnaswamy等利用噬菌体抗体库技术筛选到抗白色念珠菌HM一1杀伤毒素的scFv—C1阳性噬菌体抗体，该噬菌体抗体比单克隆抗体结合抗原的特异性高60倍。刑佑尚等报导了噬菌体抗体库技术在生物寄生虫检测、病毒检测、转基因产品检测、药物残留检测等领域的套用，指出此技术在检验检疫领域具有天然的契合优势和光明的前景。噬菌体抗体库技术必将成为抗体生产的主要技术，将给人类在疾病诊断、肿瘤研究、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基因治疗、疾病防治和发病机制等方面带来极为广阔的前景。 用于检测和控制致病菌 食品和环境中存在许多致病菌，研究表明噬菌体能够检测和控制食品和环境中致病菌及腐败菌的生长。Bmvko LYu等讨论了噬菌体检测致病菌的优缺点，指出利用噬菌体检测食品安全及加工制造过程等方面存在的致病菌具有极大的套用前景。姜琴等指出利用噬菌体可以实时、快速而准确地检测食品中的沙门氏菌，在公共和食品卫生、畜牧兽医和121岸检疫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刘心妍认为噬菌体不仅可用于检测食源性致病菌，还可以套用在原料采集环节杀灭病原菌、生产或加工环节对设备等进行消毒、延长食品储藏期、消毒新鲜水果蔬菜等方面。 噬菌体疗法在各领域中的套用 噬菌体在宿主细胞中生长繁殖，能够引起致病菌的裂解，降低致病菌的密度，从而减少或避免致病菌感染或发病的机会，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即噬菌体疗法¨“。此疗法已广泛套用于兽医、农业和食品微生物学等领域。 （1）噬菌体疗法在畜牧业中的套用 国内养殖业尤其是养鸡业常常受到畜禽肠道腹泻病的困扰，此病主要是由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微生物引起。随着耐药性细菌的大量出现，用具有专一性强、不易产生抗性等优点的相关噬菌体来治疗细菌疾病受到重视。Smith和Barrow等利用噬菌体疗法可以降低羊羔、仔猪和雏鸡患大肠杆菌肠道疾病的机率。 （2）噬菌体疗法在水产养殖中的套用 爆发性疾病的频繁发生给水产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细菌性疾病噬菌体疗法在水产养殖业具有良好的套用前景。Park等在治疗Pseudomonas plecoghssicida等病菌引起的细菌性血型腹水感染时，通过喂食含噬菌体的食物可以有效清除致病细菌。 （3）噬菌体疗法在治疗人类疾病中的套用 噬菌体疗法首先在人类疾病治疗中得到套用。1921年，Bruynoghe和Maisin率先用噬菌体制剂治疗葡萄球菌引起的皮肤感染。此后噬菌体广泛套用于耳喉科、口腔科、眼科、皮肤科、儿科及肺部疾病等的治疗。随着抗生素的出现，噬菌体疗法被渐渐忽视。Kutter 等报导噬菌体疗法治疗或预防人类疾病具有极大的潜力，指出通过实践和试验等方法最终使噬菌体疗法商业化是避免此疗法被忽视的关键。随着细菌抗生素耐药性的广泛存在，在许多领域使用噬菌体控制致病菌的生长和扩增。噬菌体治疗能够避免肠道菌群失衡，保持机体的正常免疫力，被认为是替代抗生素的一种安全、有效和有潜力的微生态制剂忸。

巴伯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出生在西班牙马加拉，法国共产党党员，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他和他的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毕加索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37000件，包括：油画1885幅，素描7089幅，版画20000幅，平版画6121幅。

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在1999年12月法国一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位画家之首。对于作品，毕加索说：“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全世界前10名最高拍卖价的画作里面，毕加索的作品就占据4幅。

毕加索一生中画法和风格几经变化。也许是对人世无常的敏感与早熟，加上家境不佳，毕加索早期的作品风格充满了早熟的忧郁。早期画近似表现派的主题；在求学期间，毕加索努力地研习学院派的技巧和传统的主题，而产生了象《第一次圣餐式》这样以宗教题材为描绘对象的作品。德加的柔和的色调，与罗特列克所追逐的上流社会的题材，也是毕加索早年学习的对象。在《嘉列特磨坊》、《喝苦艾酒的女人》等画作中，总看到用罗特列克手法经营着浮动的声光魅影，暧昧地流动着款款哀伤。毕加索十四岁那年与父母移居巴塞罗那，见识了当地的新艺术与思想，然而正当他跃跃欲试之际，却碰上当时西班牙殖民地战争失利，政治激烈的变动导致人民一幕幕悲惨的景象；身为重镇的巴塞罗那更是首当其冲。也许是这种兴奋与绝望的双重刺激，使得毕加索潜意识里孕育着蓝色时期的忧郁动力。

迁至巴黎的毕加索，既落泊又贫穷，住进了一处怪异而破旧的住所“洗衣船”，这里当时是一些流浪艺术家的聚会所。也正是在此时，芳华十七的奥丽薇在一个飘雨的日子，翩然走进了毕加索的生命中。于是爱情的滋润与甜美软化了他这颗本已对生命固执颓丧的心灵，笔下沉沦痛苦的蓝色，也开始有了跳跃的情绪。细细缓缓地燃烧掉旧有的悲伤，此时整个画风膨胀着幸福的温存与情感归属的喜悦。

玫瑰红时期的作品，人物表情虽依然冷漠，却已注重和谐的美感与细微人性的关注。整体除了色彩的丰富性外，已由先前蓝色时期那种无望的深渊中抽离。摒弃先前贫病交迫的悲哀、缺乏生命力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百态充满兴趣、关注及信心。在《穿衬衣的女子》中，一袭若隐若现的薄纱衬衣，轻柔地勾勒着自黑暗中涌现的侗体，坚定的延伸，流露出年轻女子的傲慢与自信。鬼魅般地流动着纤细隐约的美感。整体气氛的传达幽柔细致，使得神秘的躯体在氤氲中垂怜着病态美；拼贴艺术形成的主因，源于毕加索急欲突破空间的限制，而神来一笔的产物。实际上拼贴并非首创于毕加索，在19世纪的民俗工艺中就已经存在，但却是毕加索将之引至画面上，而脱离工艺的地位。首张拼贴作品《藤椅上的静物》与1913年的《吉他》，都是以拼贴手法实现立体主义的最佳诠释。

后期画注目于原始艺术，简化形象。1915-1920年，画风一度转入写实。1930年又明显的倾向于超现实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毕加索作油画《格尔尼卡》抗议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北部小镇格尔尼卡进行狂轰滥炸。这幅画是毕加索最著名的一幅以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手法相结合的抽象画，剧烈变形、扭曲和夸张的笔触以及几何彩块堆积、造型抽象，表现了痛苦、受难和兽性，表达了毕加索多种复杂的情感。晚期制作了大量的雕塑、版画和陶器等，亦有杰出的成就。毕加索从十九世纪末从事艺术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毕加索是整个二十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的作品对现代西方艺术流派有着很大的影响。

毕加索是个不断变化艺术手法的探求者，印象派、后期印象派、野兽的艺术手法都被他汲取改选为自己的风格。他的才能在于，他的各种变异风格中，都保持自己粗犷刚劲的个性，而且在各种手法的使用中，都能达到内部的统一与和谐。他有过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作品不论是陶瓷、版画、雕刻都如童稚般的游戏。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特定的老师，也没有特定的子弟，但凡是在二十世纪活跃的画家，没有一个人能将毕加索打开的前进道路完全迂回而进。

他静静地离去，走完了九十三岁的漫长生涯，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一生。

毕加索艺术活动年表

1900年至1903年蓝色时期

由1900年起毕加索一直往来于西班牙及巴黎之间。1904年在巴黎定居，住在著名的“洗衣坊”。在巴黎，他结交了马克斯?雅各布、范唐吉、隆尔蒙、阿波里耐和拉平?阿吉尔的东主的女儿马德莱娜，他为马德莱娜绘了几幅肖像。其时他的作品仍受到在巴塞罗那大行其道的象征主义影响。

毕加索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又受到德加、雅西尔与土鲁斯.劳特累克画风的影响，加上在西班牙受教育时染上的西班牙式的忧伤主义，这时期的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的蓝郁。

1904年至 1906年粉红时期

1906年毕加索结识了马蒂斯。其后又认识了德兰和布拉克，与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在蒙马特同住。其时他的经济已好转，生活比前愉快，画作用色变为轻快的粉红；绘画对象亦由蓝色时期的乞丐、瘦弱小孩和悲戚妇女转向街头艺人、杂耍艺人及风华正茂的女孩。

1906年至1910年非洲时期

1906年毕加索从德兰的非洲面具中得到启发，直至年底，其作品一直受非洲面具影响，此即为毕加索的非洲时期。他笔下的人体健硕而深沉，这种特征，在1907年的《阿威农的姑娘》中显露无遗，由不同组件组成的人体可从几个角度来观看，揭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时期的来临。然而，整个时期仍有受塞尚影响的痕迹。

1910年至1914年分析立体主义

毕加索大部分的艺术家朋友都由蒙马特迁到蒙帕纳塞，他亦随他们迁居。其时的立体主义体验达到巅峰。雅克?比斯这样评论他：“作品由素描建构，色与调弱化到最起码的灰色与浅暗橘黄色；形体是几何图形化与综合而成的，造成迹近压抑其可辨认身份的效果，闯出桎梏，最终与形体剥离。”仿如从一面棱镜的焦点去看一个单一影象的多元角度。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然而毕加索把它延伸到肖像上。他与布拉克制作出第一批拼贴画。

1914年综合立体主义

1914年，战争使立体主义画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毕加索重拾自由与个人在色彩上的品味，还有那旺盛的精力。无论从风格与绘画的对象上，他的“立体印象派”创作变得更加自由。纵观他的所有作品，他并未把自己局限于立体主义，而是继续从各方面探索。例如，1915至1916年的作品是自然主义的；1917年的却是现实主义。

读了下面的，感觉他是自己学的.

1917年至20年代新古典时期

毕加索居于意大利，刚为迪亚希列夫执导的俄罗斯芭蕾舞剧《游行》设计背景与服装，其时邂逅了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科赫洛娃。1918年他与科赫洛娃结婚，婚后诞下一子。这段较安逸生活正值毕加索创作生涯的新古典时期，1921年与1926年他继续制作立体主义作品，1923年的作品却走现实主义路线。

1925年至1932年，毕加索进入超现实主义时期。1933年至1934年逗留西班牙期间，牛首人身怪作品出现。在大奥古斯丁路的新工作坊内，毕加索创作了大型制作《格尔尼卡》，其间做了许多筹备制作工作。

1945年他在瓦洛里斯绘画了一系列的静物画，并创作陶瓷。他的儿子克洛德于1947年出生，1949年再诞下女儿帕洛玛。他的作品中除了显示这种简单家庭生活的快乐之外，还表达了他对政治的承担：1944年绘制《骸骨的藏室》，1947年有《为了法国而死的西班牙人》。他继续绘画静物、风景、肖像……1950年，库尔贝的《塞纳河边的女人》启动了他的围绕名家大师作品的变奏创作。

1959年之前他居于康城，他在康城为德拉克鲁的《阿尔及尔的女人》与贝拉斯克斯的《宫女》埋头作画，同时继续《画室》的后续工作。他先搬到沃韦纳盖斯，然后在木甘附近的娜特丹?德?米城堡定居，继续他的变奏系列创作。由1960年到1972年，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仅在这13年内，在目录中记载的作品已超过千件，种类分别有版画、素描和油画等。毕加索于1973年逝世，终年92岁。

毕加索的作品，无论质还是量，都是惊人的，约达六万件之数。这位天才横溢的艺术家“在极其漫长的创作活动的每一刻，似乎想做的都让他准确无误地作到了。为何有此能耐？他自己都不能解答。结果是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皆能。”

捷克著名旅游城市布尔诺的旅游景点

1、绿色广场

绿色广场在车站和自由广场之间，与马萨里克大街位置平行。这个广场上每天开设早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在这里出售，十分热闹。早市散了之后，又立刻安静下来。广场中央有建于17世纪的帕尔纳斯喷泉。

2、布尔诺自由广场

自由广场是布尔诺的主要繁华区，周围有许多商店、咖啡店和餐厅，也是观光客三三两两聚集谈天的地点，展现无限活力。广场周围是古建筑荟萃之地，这里的杰特里赫斯特尼宫（现为摩拉维亚博物馆）和建于1600年的'布尔诺剧院均为典型的古代建筑。从Masarykova街到自由广场之间，有许多贩售纪念品和服饰的商店，著名的波西米亚水晶当然在此也能找到踪迹，主要的服饰品牌也都设有分店，其它如刺绣、陶瓷、绘画，或是银行、咖啡店、餐厅都比肩相邻，您能在此找到满足所有旅途中的需求。

3、摩拉维亚博物馆

摩拉维亚博物馆不仅是捷克最大、最古老的摩拉维亚博物馆，也是整个捷克第二大博物馆。保存了摩拉维亚王国首都数百年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摩拉维亚博物馆完整而有系统地展现所有摩拉维亚地区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过程，特别着重于史前和中古时期，矿石遗迹、生活工具、建筑房舍的演进等都非常详细，虽然都以捷克文呈现，在这里参观您仍可在标本模型的辅助下有概括的认识和了解。

4、圣雅各布教堂

圣雅各布教堂是建于13世纪的教区教堂。14世纪后半期到16世纪后半期被改建成为现在的样子。改建时加了一个92米高的哥特式尖塔，十分醒目。从自由广场出发，进入向北延伸的拉欣街，教堂在街右侧。内部有19世纪新文艺复兴式的祭坛和圣器室，十分美丽。还有建于1525年的石造布道坛，其周围有浮雕。此外，这个教堂的十字架圣像绚丽多彩。

5、圣保罗大教堂

位于山坡上的圣彼得与圣保罗大教堂是布尔诺最显著的地标，从城内任一角落都可看得一清二处，两个高耸的尖塔是其新哥德式建筑的最佳标记。圣保罗教堂每到上午11点就会敲响12下。如果要居高临下欣赏布尔诺市景，可以爬124个阶梯登上教堂塔顶。进入教堂的欣赏重点是教堂正面的彩色玻璃以及另一面的壮观管风琴。

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们会在考文垂乡村图书馆感到宾至如归，这是一座砖砌的都铎复兴和雅各布风格的建筑，坐落在考文垂路和欧几里得高地大道交叉口附近的一个缓坡上。这座建筑有许多历史细节，包括一个大壁炉、工艺瓷砖和中世纪的灯具。约翰H.格雷厄姆公司设计的

在近十年前也为费尔蒙特长老会教堂绘制了平面图，考文垂乡村图书馆于1926年作为克利夫兰高地的主要图书馆开放。图书馆和考文垂学校是德明发展过程中唯一的非住宅建筑，建于格兰特W.德明森林山住宅区的土地上，1961年被命名为

，克利夫兰高地大学高地图书馆系统拥有全国第二高的图书发行量在同等大小的城市。这两个郊区的发展使图书馆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因此在1968年，图书馆董事会在李路开设了一个新的大型主图书馆，将考文垂降级为分馆。图书馆在李道设施开放后萎靡不振，年久失修。

图书馆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始于1974年该建筑出售给费尔蒙特创意和表演艺术中心，这是四年前在俄亥俄州新奇城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艺术组织。费尔蒙特中心希望将其范围扩大到更多的人口，并利用图书馆为CH-UH和东克利夫兰学校系统提供美术服务，并为卡霍加社区学院和伊利湖学院开办舞蹈课程。费尔蒙特中心将两个主楼层的房间租回图书馆，因此考文垂仍然开放。

的居民表示，随着时间和服务的缩减，他们越来越不满意。由于未能获得长期租约，有关市民在雪莉凯悦的号召下，在1979年的一份 *** 书上收集了2000多个签名，要求图书馆回购其建筑。然而，图书馆董事会认为这座建筑已经破旧不堪，并希望通过该市获得联邦社区开发区拨款（CDBG），在开发商刘易斯·齐普金（Lewis Zipkin）位于欧几里得高地大道对面的考文垂购物中心（Coventriard mall）开发项目中开设一座更大的图书馆。两个因素——市议会拒绝将CDBG资金分配给图书馆和费尔蒙特中心日益恶化的财政困境——共同促使董事会在1980年回购考文垂图书馆。

“KDSP”经过1981年的大规模翻修，考文垂村图书馆重新开放。然而，它作为美术中心的作用并没有消失。高地艺术家和工匠协会的陶器合作社（后来改名为克利夫兰陶艺厂）从费尔蒙特中心购买了陶瓷工作室设备，包括一座窑炉，并继续充当陶器制作中心。考文垂乡村图书馆保留了它作为社区中心的长期作用，提供音乐和戏剧表演（包括聋人表演）、诗歌朗诵以及社区会议和公共讲座的论坛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上下册套装）》

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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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全球处于革命的新社会的影响下时，也为全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

三、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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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被载入史册。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这样做时，他们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建造修道院，他们将新拓居地的边界推进到了北欧和东欧的森林中，而且，他们还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方法。

四、发展中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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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是刚出现，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框架中，所以市民们从开头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六、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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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反映在学术成就和教育中。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之父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尔卡，即彼特拉克（1304—1374年），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修养的手段和社会行动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成立的新寄宿学校，并不培训牧师，而是培养商人的子弟。学校课程注重的是古典作品研究和体育运动，其宗旨是要教育学生们快乐、健康地生活，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四、历史上的美洲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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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美洲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非洲的力量对比。地理环境，较少的人口，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所有这些都对印第安人不利，使欧洲人能占领美洲；而这时在非洲，欧洲人仅在沿海地区占有几个不稳定的小立足点。虽然美洲印第安人不能有效地抵抗欧洲入侵者，但事实依然是，他们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贡献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培育了如今已成为全世界日常饮食支柱的多种植物。最著名的是玉米、马铃薯、大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南瓜、西红柿和可可。总之，美洲培育出来的植物与整个东半球几乎一样多——这是一个真正非凡的成就。今天，美国50%以上的农产品都源于原先由印第安人培育的植物。美国是向世界市场提供食品的主要出口商，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美洲印第安先驱者，今日世界的总人口数实际上会低一些。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历史上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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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3]

一、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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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人类通过这一过程将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作为提高人均产量的手段。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的更大的兴趣，一种把人类事务看成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趋势，以及直至晚近才建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益处的信赖。

二、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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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他或她是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需要专心于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所固有的潜能。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年）写道：“人们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他本人的成就充分证实了这一格言。这位佛罗伦萨的贵族不仅是剧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风琴演奏家、歌唱家，而且是建筑师、数学家、考古学家，并且年轻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跑步、摔跤和登山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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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精神十分鲜明地表现在它的艺术中。因为教会不再是唯一的资助人，艺术家们受到鼓励，把注意力转向不同于传统的圣经主题的事物。乔托（1267—1337年）的绘画标志着向自然主义的过渡。这种趋势被马萨乔（1401—1428年）更进一步向前推进；马萨乔掌握了独具特色的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的创作。与中世纪的绘画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强调光和阴影的效果，表现人物和景物的景深。

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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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中世纪早期，货币还处于边缘，很少被人使用，但是，到中世纪晚期，它已为欧洲日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仅仅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较好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利润被用来再投资，以增加用于生产的资本量。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他们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概括成一句话：“只要我能赚钱，就让我赚钱吧。”

第七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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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三大革命，须特别提到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它们互相依赖，相互之间不断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也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2]

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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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伟大变革都源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回顾历史，似乎这两大革命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农业革命使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做出进一步的贡献。科学技术则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断地稳步发展。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记住过去数世纪的科学成就和它现今日益加快的发展速度，那么，我们对科学的惊人的可能性和意义即使不了解，也可以正确估价。此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全体的。由于科学以客观的研究法为基础，关于科学的种种提议已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相关的技术，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因此，从前的从属民族如今正力求通过弄清楚西方对人类做出伟大而独特的贡献的秘密来矫正现有的不平衡状态。

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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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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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特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不过，若无西欧有利的社会氛围，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在这个环境中，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被缩小。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特别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像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营。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差悬殊。文艺复兴时期工匠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他们各自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断及工序。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炸性的联合。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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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和底层的多数人的收入的增长，使得消费社会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在英国出现成为可能。消费的欲望并非特殊之事，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曾经提到：流行的衣服永远比人们能穿破的衣服要多（“fashion wears out more apparel than the man.”）。因此，18世纪的英国所独有的不是消费的欲望，而是大多数人消费的能力。在此前的人类社会中，大众的收入太微薄，以致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收入必须用来购买食物。剩余的极少的钱还得购买其他必需品，因此，根本不剩钱去买一时兴起想买的东西或时装。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时装并不像现在这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和服、印度的腰布、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宽松裤、拉美的披肩几个世纪以来都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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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研究这一新消费主义的学者断定：“新消费主义使得各阶层开始购买它们从前从未有机会购买的，甚至比以前更大范围的商品……社会模仿的巧妙使用使本来只买‘体面商品’的人购买‘奢侈品’，使本来只买‘必需品’的人购买‘体面商品’……事实上，时尚及其利用者提高了人们‘金钱准则’的水平。”[7]大众消费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的，它已变成全球20世纪的社会标志。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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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9]无疑，罗马人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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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初期，西欧有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以及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意识形态——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所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三、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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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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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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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八、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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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集体的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三、欧洲的文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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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入侵不但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这时智识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和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则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下面这段回忆是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在1925年写下的，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第八编 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与成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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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矛盾的趋势是互相加强的。全球的一体化前所未有，导致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正以加速度扩散。但是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扩散逐渐削弱了1914年之前似乎不可侵犯的西方全球霸权。诸殖民地民族正在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因此，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既是西方成功的历史，又是西方衰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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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来的几十年中，西方一面在衰落一面又在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两种表面矛盾的趋势是互相加强的。全球的一体化前所未有，导致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和制度正以加速度扩散。但是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扩散逐渐削弱了1914年之前似乎不可侵犯的西方全球霸权。诸殖民地民族正在有选择地采纳西方文明来对西方进行更有效的抵抗。因此，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既是西方成功的历史，又是西方衰落的历史。

五、对全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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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热烈讨论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尤其具有反讽意味，这种可能性恰恰出现在人类大脑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事物似乎都能通过人类技术来获得的时代。然而，这种自相矛盾却与我们对人类进化的检视相符合，正是过去的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的暴力从个人间的争斗逐步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成为可能（见第二章之后的“人性的本质”。）只要人类是食物采集者，他们就既没有动机也没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直到人类的技术改进到他们已积累了值得为之争斗的财富的地步，他们才获得这种手段，拥有这种动机。这是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出现的，农业和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创造出了与此前存在的所有社会都截然不同的富足文明。它们被耕种的土地、满满的谷仓和充满财富的城市中心都是掠夺者宝贵的奖品。因此，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具有地方性——从沙漠和草原蜂拥而出的游牧民、寻找新行省进行掠夺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用火枪和十字架侵占几大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以及他们那些用炮艇和机枪及新近用直升机和计算机赢得全世界诸帝国的继承者，都发动过战争。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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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命运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已故的宇宙科学家卡尔·萨根提到了这一品质的意义。[1]他说，当今的高科技已使人类摆脱了遭到灭绝的双重威胁：绕地小行星的爆炸和早已形成的新冰川纪的袭击。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我们可以使那些被发现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用核导弹将它们炸碎。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巨型行星太阳镜集中太阳的热能来温暖冰冷的地球，利用太阳能防止或缓冲新冰川纪的到来。这种行星伞和行星加热器的结合为人类提供了某些安全感，防止他们成为宇宙蝇拍的牺牲品，尽管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蝇拍会扼杀地球上的生命。人类不久将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这将使人类成为第一个多星球的物种，以此获得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这是一个可以重新提供极称心的保险以防御未来灾难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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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类迄今为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少抑制蠢行这个事实，这一推断是很难让人心安的。但另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人类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一个优势是逐步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全球性的供应过剩。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的贫穷，他们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生活。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财富更少，而从我们几千年来不断积累起来的技术本领和科学知识中得到的财富则更多。因此，能分的馅饼不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再注定要为生存无情地争斗——不再注定要实行赢家通吃的强权政治。然而，传统的强权政治远还没有被取代，这一点在上述揭露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数据中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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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建立在设计者材料的洪流之上，由科学家们从分子以上的物质中定制。由于是定制的，它们也就能够根据需要比金属更强、更便宜，它们可以用来建造飞机、汽车和所谓的“生物材料”（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来制作髋关节、骨植入体、人造动脉，甚至整个人造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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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与内在自我、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求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个事业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无可比拟。它还要求那个知识的王冠带有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为它提供方向和目的。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醒人们注意它的潜力，并提防它的危险。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谦卑和仁慈”地进行，不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竞争，或为了比别人优越，或为了利益、名誉、权力，或任何这类劣等的东西；而是为了生命的利益和效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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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水位上升迫使整个群落在一起工作，且这样做时能使他们超越过去的恐惧和偏见，所以转变才是可能的。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水位正在全球上升，正在促进全球的超越。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大机构逐步衰退，促进了这种转变，迫使个人取代日益机能失调的体制。职责和功能不再能安全地委托给控制中心，不论是白宫、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必定正在收回权利和管理工作，为重建他们的社会而创造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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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善良的人们不保持沉默而选择做一些事情，他们应当做什么呢？这里也有当代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智慧之语来指导我们。爱因斯坦在晚年越来越关注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在下面的结论中，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几个世纪前所断言的基本伦理的前提。对培根来说，科学是一个工具，服务于“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同样，爱因斯坦坚持认为，“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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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20]

标注 (粉色) - 位置 14772

这些标语说明了印度人对政府进行核试验的不同反应。这种不同支持了爱因斯坦的论点，即人类不应“听任那残酷、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换句话说，21世纪并不是预先注定的，它将是我们创造的样子。这一结论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示威者成功地说服了他们的政府在1998年9月宣布，它们将签署一个禁止核试验的国际条约。[22]

多伦多国家塔

加拿大

多伦多

1976/6/26 OPEN

553m

国家塔于 1976 年开放。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和独立结构的塔建筑，塔高 1,815 英尺（553 米），有多于三分之一英里高于云端。七层空中结构中包括了室内和室外观景台，其中的“生态舱”(EcoDek) 是 1994 年 12 月开放的新的互动环境景点，世界上最高的玻璃地板，高达 1,122 英尺（342 米），“地平线”(Horizons)，世界上最高的酒吧，以及 360，世界上最高的 400 座位的旋转餐厅。另外，对于那些想到更高处的游客，我们还提供了太空舱，可达 1,465 英尺（447 米）。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公共观景廊。

奥斯坦金诺广播电视塔

俄罗丝

莫斯科

1967/11/14 OPEN

540m

莫斯科奥斯坦金诺广播电视塔于 1967 年建成，是世界上第二高的独立建筑。其建筑重量超过 55,000 吨。奥斯坦金诺电视塔高达 1,771 英尺（540 米），对于一个不是以摩天大楼著称的城市来说算是一个建筑奇迹。游客到达塔的观景台只需 58 秒。观景台位于离地面 1,105 英尺（337 米）的高空，从这里可以用全新的视角欣赏莫斯科。观景台下面是“第七天空”餐厅的 3 个用餐室，在这个餐厅中可以享受到欧洲美味和俄罗斯传统菜肴。奥斯坦金诺广播电视塔不仅仅是一个观光景点，同时还通过无线电讯网络发射着 11 个电视台、12 个广播电台和 17 个卫星电视节目的信号。

东方明珠塔

中国

上海

1995/1/1 OPEN

468m

上海东方明珠塔，高于地面 468 米，是亚洲第一高塔，世界第三高塔，仅次于国家塔和奥斯坦金诺电视塔。

上海东方明珠塔位于陆家嘴末端，黄浦江畔，与世界著名的上海外滩遥相呼应。鉴于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天才的设计者设计了 11 个大大小小不同高度的球形建筑，以及一些球形的设施，矗立于绿树青草之间，营造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

约翰汉考克中心

美国

芝加歌

1970/3/3 OPEN

444m

约翰汉考克中心于 1970 年开放。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综合使用建筑。约翰汉考克中心座落于伊利诺斯州 (Illinois)，芝加哥市区“华丽的一英里”，从地面到顶部的双天线足有 1,455.5 英尺（443.6 米）。

这个 100 层建筑由 2,802,147 平方英尺组成，其中包括商务写字间、703 个住户共有公寓、零售店、餐厅、观景台、广播设施和一个有 750 个车位的室内停车场。

帝国大厦

美国

纽约

1931/5/1 OPEN

443m

帝国大厦，是现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是纽约城最令人激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有 900 多个租位商业的摩天大楼，又是纽约的标志。这个世界著名建筑是国家的陆标，它完工于 1931 年：建筑过程仅花了 1 年零 45 天！

帝国大厦耸立于曼哈顿 (Manhattan) 市区，高达 443 米（1,454 英尺），在上面可以日夜像“金刚”(King Kong) 一样环视四周的地平线的美景。天气晴朗时，游客可以从 102 层观景台和 86 层观景台外步行道眺望五个州。

吉隆坡塔

马尼西亚

吉隆坡

1996/10/1 OPEN

421m

到吉隆坡不到吉隆坡塔，这样的旅游绝对是不完整的！吉隆坡塔位于金三角的中心腹地，吉隆坡的商业和娱乐区，高达 421 米/1,403 英尺。吉隆坡塔的所在地，咖啡山 (Bukit Nanas) 本身就已经高出海平面 94 米。此塔如今是亚洲的第二高塔。

整个塔建筑包含 3 层基座。最下面一层中是控制/维护室和防火用的蓄水池。第二层是 86 米长的步行购物区，紧接着是主入口，入口的中心是一个沉思池。

天津广播电视塔

中国

天津

1991/1/1 OPEN

415m

天津广播电视塔简称“天塔”，位于天津西南，四周是 210,000 平方米的湖。“天塔”以水上天塔而著称。“天塔”高为 415 米。在塔的 248 米和 278 米之间是一个七层的飞碟型的建筑。飞碟结构的总面积为 4,500 平方米。除了广播间和电力间(260m-378m)之外，还有三层覆盖了大约 1,300 平方米的面积。第一层中是仙客来餐厅（248 米），这里提供中餐、宴会服务和卡拉 OK 包间。可同时容纳 100 人。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塔

中国

北京

1992/9/30 OPEN

405m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塔位于北京的西三环路，邻近 15.4 公顷的玉渊潭公园。该塔高 405 米，顶部覆盖面积为 5,905 平方米，而底部占地面积 12,143 平方米。电视塔可以同时发射 7 个频道的 FM 立体声广播和 8 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极大地扩展了广播覆盖面积，提高了接收质量，这要归功于它的先进广播设备。塔基处提供了向公众开放的电视和展览厅，还有会议室、电子游戏室、环幕电影院、康乐中心，以及餐厅和纪念品商店。

塔什干塔

乌兹别克斯坦

塔什干

1985/1/15 OPEN

375m

塔什干塔是一个独特的建筑。塔高 1,200 英尺（375 米）。它综合了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和现代建筑风格。塔中配有广播、电视和其他类型的通讯设备。游客可以游览观景台和两个餐厅：蓝色餐厅和红色餐厅。塔中的气象站为农业部门提供有关天气变化的信息。高速电梯能在 30 秒之内将您送至最高层的餐厅。

柏林电视塔

德国

柏林

1969/3/3 OPEN

368m 电视塔高 1,197 英尺（368 米），是柏林最高的建筑。在塔上您可以观赏到与城市中完全不同的景色，从上面欣赏柏林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从很远的地方，您就可以看到电视塔像城市的标志一样，从地平线升起。几十年来电视塔被东德政府赞誉为社会主义的标志，而现在，电视塔是新柏林的陆标。它象征了重新统一的德国首都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