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的背景概况~
原始时代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断定中国原始陶器开始于距今七千年左右是不成问题的。最早的彩陶发源地在黄河流域,龙其以陕西的泾河、渭河以及甘肃东部比较集中。甘肃东部大地湾一期文化,不仅在器形上比较规整,而且绘有简单的纹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彩陶文化之一。这一时期已出现陶轮技术,制陶术已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半坡文化的彩陶在略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其纹饰也略为复杂,以几何纹样为主。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文化,彩陶花纹则更加富于变化,以弧线和动感强烈的斜线体现变形的动物形象。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鱼、鸟、猪以及人类自身都被作为装饰纹样。这些纹饰的描绘手法都很生动,布局合理,是原始绘画的佳作,也是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可靠形象资料。
距今约四千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是由半坡文化派生发展的古羌集团的一个分支。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支系是半山文化和马厂文化,是龙山文化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陶瓷,表面都经过打磨外理,器表光滑匀称,以黑色单彩加以装饰。装饰图案以满见长,在钵、盘、碗一类的敞口器物内侧,也都绘有图案。
上古之民,穴居野处,生活中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渔猎饮食,所以最初迫切的发明需要都釜瓮之类。陶瓷上出现装饰,说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有进步,解决果腹问题以外,尚有余力,于是人们开始在满足最低需求之外,追求美的表现。
河西走廊一带的马厂类型彩陶,器形一般较小,有的器皿上留有穿系小孔,便于携带反映出这一地区半农半牧的经济状况。而在半山彩陶瓷上则出现了播撒种子的人形图案,说明农业的发展和人们创造力的进步。
在原始社会,文字尚未完善成熟。图案形象直观性强,在当时具有标志性、装饰性等性能,所以对彩陶图案的研究也会给古文字研究提供佐证。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在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更为繁杂,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需求的文化特徵,它们各自有着代表氏族文化的标志性形象,也产生着不可低估的精神凝聚力量。而随着氏族文化盛衰变化,陶器装饰也出现了不同的内容的形式。
纵观中国彩陶的技术与艺术,历时四千八年。其实它的上限年代还是个难以考据的迷,随考古发掘工八的不断进行,可能还会出现不同的新认识。就目前现有的资料而言,可以说原始陶器不仅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它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辉煌的一章。
商、周时期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时长期定居在中原一带的夏部族,通过联合其他部族形成了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地下考古发堀实物可以印证,在商代之前而存在的夏代是一个历史史实而非传说。加之后来的商代、西周和东周(包括春秋、战国),被统治为“夏、商、周时代”,其间约二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由原始氏族部落发展为奴隶社会,也成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其时,各种手工业渐进渐繁,开始有分工制度,制陶业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且是诸工种中最重要的一种。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 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黄色。
夏代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据考古发现可断定在河南豫西与山西晋南地区。商代的统治范围有所扩大,因此,在陶瓷工艺上也大量融合了中原以外地区的特徵,制陶业从其他农业分工中独立出来。西周在北至北京、南至广东、东抵海滨、西达陕、甘的广大地区,原始瓷器蓬勃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公、私制陶作坊,其产品上多留有文字铭记,据推测可能与制造者或使用者有关,另外,这一时期的大量彩绘陶深受同时期漆器的影响。
夏、商、周时代的烧窑技术也有所改进,馒头窑的出现更加改善了窑内的烧成气氛,对提高陶器品质有利。窑炉容积增大,窑室底部可达1.8米;根据不同产品,烧成温度也有所提高。进入西周以后,窑炉顶部出现了烟囱,这对陶瓷烧造技术的改良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创举,使燃料的燃烧更加充分,热力更有效利用,还可调节空气和火焰的流速,使火焰性质得以控制,烧成温度可达1200oC。所以说,窑炉的改进,是这一时期出现原始瓷器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期
秦赢政13岁继王位,后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始称皇帝。将以往各藩王制度废弃,分天下为郡县,但至二世胡亥,各处大乱,刘邦起事,破秦灭楚,立国为汉。
秦始皇于即位之初便倾天下之力大兴土木,建造大规模的阿旁宫和陵园。所以,砖、瓦等建材和宫殿内所需陶瓷器皿大量烧造。1974年在秦始皇陵东侧出土的大量与真人等大的陶制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墓陪葬品的一部分。从已发掘的三个俑坑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烧陶水平,数量巨大,仅仅挖出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如此巨大的作品,几乎没有变形、开裂的问题,原材料使用当地泥土,凝结性、可塑性强。这一时期的窑炉建设,为适应大量烧制建筑用陶和象兵马俑那样的大型物件,使窑室规模增大,普遍增加了一至三倍。窑炉所设烟囱多已移到后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窑床前高后底(约为7o坡度)的特殊设计,是一项创造性改革,使窑室内温度不均的问题得以改善。
汉代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有学者认为是受罗马及欧洲人制造琉璃技术的影响,国为当时的人们与上述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汉代人重视墓葬,成为习俗,殉葬品力求丰富而精细,被称为“明器”,它与祭器之别在于它是专门供死者在阴间所用而非为生者用具。陪葬品中除少量石质品、金属制品、木质漆器以外,被大量使用的为陶制品,因为这种材质可历千年而不腐败。除饮食所用的器皿外,大量摹拟生活场景,加以缩微,如陶制的楼阁、仓房、灶台、兽圈、车马、井台、奴仆等等,营造虚幻环境供死者享用。明器当中的壶、尊、盆、罐之类器皿,一般都在素坯之外敷设一层粉彩,并不与胎体相融,稍摩擦便脱落;小型生活场景模型,外表都施加绿色低温铅釉,这种铅釉有毒性已被当时人们所知晓,所以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并不使用。对陵墓的重视,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建材 “圹砖”。“圹”就是指墓穴,圹砖体积较大,内部为空心,外表饰有图案,可连续排列,也可独立成为画面。砖面图案是模具拓印而成的,这是后世陶瓷器表面印花工艺的雏形。此外,在汉代陶器当中,瓦当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许多器形模仿铜器造型。器物表面施釉烧成温度约在950oC1000oC之间,为低温釉,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汉器表面出现有细微碎纹。到汉代为止,我国北方使用的馒头窑已基本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在南方,此时已出现比较成熟的龙窑,增大窑室的同时也缩短了烧成时间。
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着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 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品质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品质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唐朝末年,受黄巢之乱的打击,天下风雨飘摇,藩镇割据,大唐王朝的盛世已是过眼烟云,只剩奄奄一息。这时,北方由契丹人治理的松漠都督府势力渐大,其祖居地辽西(今辽宁省朝阳市和内蒙古赤峰市一带)尽收帐下。公元907年正月,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872-926年)称帝。于是,当中原和南方四分五裂的时候,一个充满生气的北方契丹王朝(辽)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后来的二百一十八年(907-1125年),以及其余脉西辽延续的百年间,它作为中国版图的北朝,与南朝的五代和北宋分疆而治,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留下了浓抹重彩,其中也包括当时重要生活资料之一的陶瓷及其工艺。
契丹族是北方鲜卑族的后裔,祖居今天辽宁西部的大凌河及辽河上游内蒙古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潢河)一带。晋书载:东晋十六国时,前燕慕容皝七年(343年),慕容皝从燕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攻宇文鲜卑首领宇文归,“尽俘其众,归远遁漠北。皝开地千余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①。如果每落人数按五至十人计算,当有三五十万人以上。这里所说的“昌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和锦州市义县一带;“漠北”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克什克腾和巴林左旗一带。中国历史的前南北朝时期,北朝东北部的宇文鲜卑(也应包括亡国后没归附北魏的部分慕容鲜卑)已演化为契丹族,主要聚集于松漠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土河)流域。流传久远的“白马青牛”故事,形象地表述了契丹人的民族起源。故事的大意为:居住于辽宁西部的宇文鲜卑及部分慕容鲜卑以“白马”为象征,沿老哈河自医巫闾山西端而下,居住于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省围场一带的宇文鲜卑以青牛为象征,沿西拉木伦河自大兴安岭南端而来,两个同族的南北部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从史籍资料里可以看到当时辽西地区大量关于尊崇“白马”的记载,而松漠草原关于“青牛”的习俗也极为久远。至隋唐,前南北朝结束,契丹主动归附。大唐在有效管理下建立起了契丹人的地方政权,唐王朝的主要办法是设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为羁縻州,契丹领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契丹人对中原文化极为仰慕,政治、经济、文化深受影响。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契丹人中成了“明星”,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因崇拜白居易(字乐天),竟然给自己起名“黄居难,字乐地”。唐朝晚期,经过长期的熏陶,契丹已经部分脱离游牧生活,基本适应了半畜牧半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已经成为蕃汉杂居的唐王朝肌体的一部分,汉化程度很深了。一些死盯住契丹早期的异族特征,甚或不把很多契丹居地视同唐朝国土的观点是说不通的。有的辽宋陶瓷论者把契丹逐渐南移当做突然闯入中原的草原异族,实际上是把早期内附的契丹和经过二三百年的洗礼,接受了汉文化并同是大唐子民的契丹相混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契丹人并不是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它生活的中心区域基本上是在中原和草原的结合部,这一广大的文化板块随着东西或南北的强弱而漂移,或者吸收中原的一部分,或者草原元素增加。基于此,从考古发掘实物看,契丹人很早就掌握了陶瓷技术,特别是契丹人的祖居地辽西一带,和唐王朝山西、河北一带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最迟到唐晚期,作为生活日用品和建筑构件的陶瓷生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唐末辽初,华夏大地四分五裂,中原藩镇割据,互相争夺,人民灾难深重,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仅以人口为例,唐王朝中期全国有5292万人(公元755年),唐武宗(841-846年)时剩496万户。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开始,中国进入后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才恢复为200万户。在中原陷入动乱的时候,祖居辽西、松漠的北朝契丹政权所辖人口超过南朝,势力日渐强大,雄踞北方,中原各藩镇为拉拢竞相趋附。这时的契丹政权其实为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其领地逐渐扩大、南移,并进入中原。从唐初开始,契丹民族长期浸淫于汉文化,唐会昌法难后,一直到后周世宗毁佛,100多年的时间里,佛教势力在中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但却以各种方式向契丹领地转移,契丹领地成了佛教的东方乐土,大批佛教徒的进入势必加剧中原文化在辽地的滥觞。另外从唐末开始,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大批汉人迁居契丹政权领地,契丹统治者将大量的汉族人口视作财富和国力的来源,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建立了以契丹族和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更进一步加剧了汉民的北迁。许多汉族名士加入契丹政权,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藩汉共事局面,政权日益强大。于是,比唐朝(618-907年)正式灭亡早三个月,耶律阿保机登位,公元907年,契丹(辽)王朝建立。契丹王朝采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双国号制,有时称“大辽”,有时称“契丹”,也有时并用。与此同时,作为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陶瓷生产在辽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辽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始终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这个区域和史前红山文化中心区域大体一致,史前这个区域的陶器生产十分发达,具备陶瓷生产的一切条件,延续到唐末辽初,与中国北方其他区域陶瓷的生产水平基本同步。但由于史籍材料很少,一些史家把它当成蛮荒之地或理解为草原游牧区,这其实是一种时空的错乱,离历史的真实甚远。北国陶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它对唐代风韵的继承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南朝的五代和北宋。
辽瓷可归纳为五大窑址:
临潢窑,辽时临潢府,今林东,即巴林左旗、阿旗一带,窑址不断出现;
松山窑 辽时松山州,今赤峰市松山区猴头沟乡缸瓦窑村;
燕京窑 辽时南京析津府,今北京门头沟区龙泉镇龙泉务村;
辽东窑 辽时大定府,其时延续“辽东”盛名,今辽宁省辽阳县小屯镇冮官屯;
大同窑 辽时大同府,今山西省浑源县青磁窑乡界庄村。
建筑陶瓷的快速发展让人侧目。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建筑陶瓷产业才开启了第一轮发展高潮,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建筑陶瓷的产量已开始稳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更是占据全球半壁江山。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城市化发展的良好时期,不但城市建设需要大量建筑陶瓷产品,随着广大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城镇居民消费不断升级换代,对建筑陶瓷的需求也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今后十年至二十年内,国内市场的强劲需求,仍将保证中国建筑陶瓷行业的稳定发展。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建筑陶瓷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显示,2012年,我国建筑陶瓷行业规模以上企业1597家,共实现销售收入2900亿元,同比增长27.1%实现利润总额230亿元,同比增长34.8%。当年年建筑陶瓷总产量75亿平方米,实现了“十一五”规划五年间年均13%的增长速度。2013年全年建筑陶瓷总产量接近85亿平方米,占全球总产量的68%左右。
16世纪~17世纪,欧洲航海业获得空前的发展。来自东方各国的珍贵文物,诸如瓷器、玉器、漆器、织物、象牙雕刻等源源不断地运至欧洲各国,尤其是光润柔美的硬质瓷器,更为王公贵族及整个上层社会所珍爱,致使瓷器的价值一度超过黄金。瓷器已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掀起了竞相仿制瓷器的热潮。
一、我国的艺术陶瓷创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陶瓷艺术家队伍像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特别是国家关于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举措,使陶瓷传统工艺进一步得到保护和发展。目前,历史窑口的恢复更趋普遍,并从政府行为延伸到个人对陶瓷技术与艺术的探索和追求。比如正在逐步恢复开发的南宋官窑、北宋官窑、越窑、邢窑、铜官窑、寿州窑等都有人在研究和恢复生产。
二、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更是给最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陶瓷行业巨大的推动。目前各陶瓷产区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时纷纷打出陶瓷文化牌,很多产区都在兴建或者完善陶瓷博物馆、陶瓷园区、大师园区等等,陶瓷已然成为各产业最为靓丽的文化名片。
三、陶瓷产业的发展推动了陶瓷教育的发展。目前,有陶瓷或陶艺专业的高等院校从原来的三五所发展到近百所,产区原有的职业教育、中等教育发展都很好,有些已经升格。陶瓷教育的发展为陶瓷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力量、设计力量,同时壮大了职业陶瓷艺术家与设计师的队伍,仅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在校生就达万人以上 。